《不公正的审判》读后感精选10篇

　　《不公正的审判》是一本由萨达卡特·卡德里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5，页数：45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公正的审判》读后感(一)：人类从未停止追寻公正，即使恶被冠以善良之名

　　大约在一千年多年以前，神职人员用一种名为“冷水裁判法”的方式来判断犯人是否有罪。

　　审判开始后，神职人员会把犯人五花大绑，浸泡在已经驱魔的河水或井水里。他们并不会对犯人进行例行问询，而是用一根杆子去戳浸在水中的犯人。如果犯人浮在水面，神职人员会做出有罪的判定，反之，则做出无罪的判定。

　　在蒙昧时代，神职人员相信“冷水裁判法”可以昭示上帝的意愿。上帝会对一切罪恶做出最公正的裁决。衡量正义的准绳有千百种，当时的人们选择了迷信的一种，并对此深信不疑。后来，人们开始思考司法存在的意义，在惩罚犯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人们犯罪的意图，逐步放弃了“冷水裁判法”。

　　然而，数百年后，当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日耳曼的法官重新采用了这种方式进行审判。即使在当时，陪审团制度与大陆法系已经普遍适用于各个国家的法庭。

　　在《不公平的审判》中，作者萨达卡特•卡德里梳理了人类漫长的审判史。纵观欧洲国家两千余年的审判史，每个时期都有出现了不同的审判方式，亦存在引发人们争议的案件。“冷水裁判法”只是人类文明史中诸多审判的方式之一，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人们从未停止过关于公正的思考。审判制度的反复无常与重复使用体现了司法制度的发展轨迹，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对完善的司法制度所抱有的期待。令人悲观的是，西方司法制度的发展往往由不公正的审判所推动。

　　弗朗西斯·培根写：“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还严重。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诚如培根所言，不公正的审判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危害比犯罪本身更令人发指。然而何谓公正？法律的存在是为让人们成为善良的人，最大限度的抑制犯罪事件的发生，还是仅仅为了惩罚罪恶？

　　两千多年前，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一方面将法律推向了理想化的神坛，一方面也激发了人们对理想法制的思考。柏拉图称苏格拉底是那个时代最勇敢、最聪明、最正直的人，然而完美如他，亦是被法律制裁，服毒自裁的人。有语言的地方，必然存在被曲解的可能。如果罪恶果真无处不在，无分昼夜游荡在古老的广场上，那么，最终拯救人们的是良知还是法律？

　　柏拉图认为，这是一次错误的审判。错到要了苏格拉底的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然而，错误的审判并不只这一次：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巫术审判中，数以万计的人们蒙冤死去；莫斯科审判案也是一个亦被人们称为一场审判秀……所谓公正，像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要了无辜者的性命，也令人们人心惶惶，不知所措。

　　古埃及人笃信人们在死去后，会在冥界接受奥西里斯的审判。通过审判的人可以获得永生，而没有通过审判的人则会经历第二次死亡，永远消亡。

　　奥西里斯用天平称量的方式进行审判。天平的两边分别放有亡者的灵魂与正义女神玛特的真理之羽，越是善良的灵魂越有重量，善良的人获得永生，罪恶的人将被阿密特吞噬。

　　古老的传说揭示了人们对公正的渴望。从遥远的古埃及时代，人们便期盼审判能够被一种法律公平的对待，希望在法律面前，贫穷与富有的人可以被平等的对待，社会地位的高低也无法左右审判的结果。这场审判将在数十位神灵的监督下公开进行，而审判的唯一标准，是灵魂的善与恶——法律存在的意义便是惩恶扬善。

　　萨达卡特•卡德里认为，人类审判史中一切正义与复仇、秘密与公开、迷信与理性的纠缠，都在于为什么把无形的怀疑，而不是“真理的羽毛”作为理性的正义指路标。并指出谴责有罪者的重要意义是展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进而起到“公共治疗的作用”。所谓“公共治疗”，指审判的公开性。知善恶，而后选择从善，是公开审判的意义所在。如果法律失去了公正的准绳，善良的人被惩罚，罪恶的人则被宽恕，公开便会变得毫无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延伸阅读》中，萨达卡特•卡德里为读者列出了一些关于审判主题的网站，供感兴趣的读者继续阅读。

　　即使这世间最大的恶，被冠以善意之名存在，人类也从未停止追寻公正，亦不会停止追求完善的司法制度。

　　《不公正的审判》读后感(二)：导言

　　1792年8月，法国大革命骤然进入恐怖时期，巴黎出现了大恐慌。来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正向巴黎推进，试图复辟国王路易十六的统治，激进分子则以屠杀上百名保护国王的瑞士护卫队队员作为回应，并逮捕了王室成员。伴随着皮靴声、鼓声、钟声，全体动员的巴黎已经意识到，如果路易十六的人受到任何伤害，入侵军队必将报复每一个巴黎人。德国人抵达了位于巴黎东部一百英里外的凡尔登，一场大屠杀逐步逼近。恐惧蹿上每个人的心头，而大革命的宣传者们又发现了一个比普鲁士军队更迫在眉睫的威胁： 大约一千多名被囚禁在市政监狱中的保皇党人和传教士。“你们让叛国者待在你们的怀抱中！”丹东警告大家，“没有他们，战争将马上结束。”“监狱里到处都是反叛者，”人民的演说家吼道，“我们的第一场战争将在巴黎城墙内展开。”马拉说得最为明确：“人民的责任就是用剑戳穿叛国者的身体。”

　　局势很快变得明朗了，许多巴黎人都倾向于这么做。9月2日，当一列马车押解着大约二十个被捕的神父缓缓穿过沸腾的首都时，其中一位神父不知是受到蛊惑还是出于绝望，不顾一切地挥舞起棍子。这一行动是致命的。被棍子击中的一个人跳上马车的踏板，用马刀对准车门连砍三刀，然后向咆哮的人群亮出明晃晃的刀刃。马车里的一些囚犯被切成了肉块。当到达目的地阿贝义监狱时，一群暴徒打碎了监狱的门，朝着幸存者挥动长矛和刺刀。谋杀者引发了一场大屠杀。大约一千二百多名囚犯在接下来的四天四夜里遭到杀害，监狱内回荡着他们的尖叫声，大街和桥梁上尸体成堆，血流成河。这是充满暴力的大革命中最极端的一场暴行。它之所以著名，却不仅仅是因为规模巨大。几乎在这起事件一开始，巴黎的领导人就做出了指示。他们警告说，人民的敌人不能如此之快地处决，因为他们首先要接受审判。

　　第一个面对大革命法律的是陆军军官弗朗索瓦·茹尼亚克·德·圣梅阿尔，9月4日早晨，他从阿贝义监狱被带到一个黑屋子里。那里大约有十二个人。一些人站在犯人周围，身穿带血的衬衣、围裙，腰上挂着弯刀；其他人在旁边打着哈欠。远处的法官席后面，冒着烟的火把照亮了一个人憔悴的面容，他又高又黑，身体弯曲着，这个人就是二十九岁的老兵斯坦尼斯拉斯·马亚尔，曾参加过巴士底狱起义，他担任审判长。圣梅阿尔被两把马刀架住。一位醉醺醺的无裤党人正将一个七十岁老人7的档案交给马亚尔。马亚尔置之不理，“这些人是叛国者，没有什么价值。”他咕哝着，“我洗手不干了，把他带走。”那个老人被拖向后边时，猛烈地挣脱开抓住他的士兵，“这是可怕的！”他抗议说，“你们的判决简直是谋杀！”面向大街的门打开了，外面的人群鬼鬼祟祟的，像盯着屠宰场的饿犬一样。他们一看到大门打开，便兴奋地挤成一团，很快吞噬了他们的猎物。马亚尔继续迅速翻阅着他的文件。“下一个。”他喊道。

　　士兵将圣梅阿尔拖到屋子中央，被告和法官们隔着桌子对视。桌子上杂乱地堆放着烟斗、墨水瓶、剩下一半饮料的瓶子。他们的影子在灯光下晃动着。“你为什么会被捕？”马亚尔问。圣梅阿尔回答说，有人诽谤他编辑了保皇派的报纸。一旁有人斥责道：“说谎立刻送你上西天。如果你是无辜的，为什么会遭到指控？”

　　圣梅阿尔正准备回答时，一位神父被拖到屋子里，麻木的圣梅阿尔注视着他，看着他被连珠炮似地质问着，被判处死刑，然后一路哀求着被拖了出去。法官们让圣梅阿尔继续回答。怎样才能让他们相信自己上交的文件不是伪造的呢？圣梅阿尔很希望他们暂时休庭来审核文件。这时审理又被打断了。一位狱警脸色苍白，十分害怕地冲进屋子里，报告说，一个囚犯爬到了烟囱上。马亚尔冷酷地发出指令： 如果这个囚犯试图逃跑，狱警可以将他打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这出新的闹剧上。当枪声在烟囱上响起，一大堆麦秆在壁炉里被点着了。逃亡者落入壁炉中时，身上着了火，被打死在壁炉中。审判继续进行。法官之一提示说，你多次告诉我们，这不是你做的，但是，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圣梅阿尔极力称自己是爱国者，他解释自己完全没有谋划反抗法国大革命，他甚至觉得大革命太软弱了。对于这些以革命的名义实施谋杀的人来说，这是大胆的言论。看上去没有法官相信他的话，他们多数都无动于衷，有些好像睡着了。但是，他们不可测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

　　“我准予他获得自由。”马亚尔宣布。他的同事们表示赞成。从他们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们是高兴地做出这个决定的，并非不情愿。惊讶的圣梅阿尔被他的狱警拥抱。手持火把的士兵簇拥着他走到大街上，老百姓们自觉分开让他通过，同时呼喊着“国家万岁”的口号。

　　圣梅阿尔的经历远不是唯一的。阿贝义监狱的囚犯中大约有七分之一的人得到了宽恕，他们的无罪宣判一再得到法官、士兵和市民们的欢呼，甚至感动流泪。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审判的典型特征是虚假，但又是可以被理解的。问题就是——谁被愚弄了？圣梅阿尔努力试着相信，这种诉讼程序是值得尊敬的，它能够成功挽救自己的生命。从一开始法官们询问他被捕的原因到最后的释放，那些法官既是他的伙伴，又差不多是他的对手。每个人都不愿故意拉开一场谋杀审判的序幕，只渴望实现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梦。幻想，变成了现实。

　　如今，法律与理性审议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有时很难想象刑事审判除了调查，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是，刑事审判的功能从来都不仅仅是确认谁对谁做了什么。历史上，最初的审判者是祭司，他们的惩罚既是献祭也是刑罚。自此，法律一律声称拥有神般的力量，能重新恢复宇宙的良好秩序。从古希腊时期以来，人类就会找方法宣称什么是对的——即使找不到人类被告来谴责。在现代欧洲早期的法庭上，从甲壳虫到公牛等生物都时常被控诉、辩护、定罪，而由公众来支付相关的费用。几个世纪之前的英国陪审团，曾判处从干草堆到火车头等各种邪恶的物品触犯杀人罪。法律家们依据民众的喜恶与恐惧，不断发现从叛国者到狼人的新犯罪种类。法律程序的长臂甚至伸至坟墓中： 近五百多年间，犯罪者的尸体可能被带到法庭上由证人进行控诉，由辩护人为其辩护，假如被证明有罪，将由刽子手行刑。

　　僧侣的衣服变成了法袍，而咒语变成了法律术语。但是古老的冲动仍然振动着每个法庭。现代刑事审判中，每个案件都以理性思考和逻辑辩论为特色，但是，以杀婴及恶魔崇拜为名将巫师处死的情形，在20世纪80年代又以“邪恶性虐待”的形式复活了。虽然动物和尸体不再作为审判的对象，但无视被告的精神状态而惩罚他们的强烈欲望仍然存在，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起诉就是如此。或许人类持续相信法律全能的最好例子，是如下这件不曾真实发生的案件。1949年春天，以色列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摩西·斯莫伊拉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一系列请愿书。他们要求重新开启犹太最高法院的诉讼程序，推翻给耶稣基督的定罪。9而此时以色列建国还不到一年，而且刚击退阿拉伯联军。但是这些请愿者似乎一点也不怀疑他们请求的紧急性，也没有人怀疑这个犹太国家的合法性。

　　2000年，我在伦敦加快写作这本书，那时我已经当了七年刑事出庭律师。大约在十年前，我住在革命后的布拉格，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似乎以谴责别人来逃避自己在过去岁月的过错。我暗自思考这种思想是否可以写进一本关于替罪羊的书中，但很快我就认定这不合适。不过，自从我为有罪的和无罪的罪犯辩护以来，我就一直对告发与羞辱之间奇异的动态关系很感兴趣。2000年，我再次试图尝试。这一次，我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架构，即通过描述刑事审判的历史，以故事而不是理论为核心来构思本书。

　　别处发生的事件能更清楚地勾勒出本书结构的轮廓。到布拉格之前，我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并成为美国纽约州的律师。移居美国的想法似乎很自然，或者至少是令人兴奋的。我于2001年夏天来到纽约，同年8月中旬，我被安置在一个小工作室内，那是观察曼哈顿金融街区的极佳视角。因此，在“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透过窗户看到了世贸中心双子塔起火并倒塌的情景。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漫步在这个充满悲恸的城市里，写不出只言片语。除了对刑事审判进行分析之外,我几乎不能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又在美国待了两年半，心情终于平静下来。对于其他上层人士而言，“9·11”事件留下的精神创伤有着持续的影响，他们不断地表达着关于刑事程序多余的悲观想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我就读法学院以来所熟悉的景象似乎渐渐消失。一些法律评论家们建议取消宪法规定的沉默权；我曾经很尊敬的一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提议，应该代之以刑讯逼供权。其间，乔治·布什政府开始执行一项新政策，即不论犯罪嫌疑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能受到无限期的羁押，且无法享受向法院申诉的权利，更不用说接受公开审判的权利了。

　　自从异端和巫术出现以来，国家经常动用紧急状态法来对付严重的犯罪。事实上，21世纪的评论家们建议重新采纳被18世纪的检察官抛弃的手段，这很快让我再次确信，从历史视角来观察审判是恰当的。同时，“9·11”的结果也使本书所关注的焦点更加清晰。我一直期望，本书的主题会是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冲突，一个在每个法院里上演的冲突。但是，在新情势下，一个更为基本的与之相关的问题走向台前： 究竟为什么会进行审判？同时，数百人在没有被起诉的情况下成为被告人，官方谈论司法甚至是“无限司法”渐成强者。政府不是刑事司法制度的唯一组成部分，但是，他们试图逃避法庭审判的原因，日益与审判所发生的原因一样具有重要意义。秘密、公开和透明度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本书的主题。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选择做访谈。像死刑和反恐战争这样的当代主题，可以从各种角度来探讨。对审判的探讨潜在地需要来自被告人和法官等参与者的贡献。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更别说历史学家和法律家们，他们可能会讲述其他有价值的事情。找到专家们均匀覆盖每一个主题的资料，是超出我的时间和兴趣范围的。这本书所引证的资料包括许多编年史、小册子、抄本和新闻报道，但我将通过自己的声音使所有的资料协调一致。

　　在我开始写作时，面临的任务令我望而生畏。我试图去讲述的故事几乎与时间共起始，横跨数个世纪。我叙述的主题非常隐秘，从虐待儿童到恐怖主义，但又只能如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无法展开来详尽叙述。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苛求。为了满足这个要求，本书使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框架结构。这种结构有别于编年体，因为后者缺乏灵活性，收录太多概要，可能我自己都会觉得厌烦，更不用说是其他人了。我把这本著作分为八个主题章节，按照大略的历史进程编排。它们从古希腊的祭神仪式、蛮荒世界开始，结束于今天的审判场景和21世纪司法的几个具体方面。幸运的是，它们互相衔接，构成了一个意义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

　　不少思想贯穿于这些章节中，但是，一个简单的主题可以连接所有的部分，那就是刑事程序蕴含的惩罚的渴望和对误判的担心之间的紧张关系。法院已经尽可能消灭他们认为应该谴责的人，但是，刑事司法一直不仅仅只是瞄准暴力。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法律是由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制定的，该法律就担心非正义，因此甚至规定撒谎的证人和那些真正的罪犯一样应受到严厉的惩罚。尽管在所罗门王时期，正义之剑就已出现——所罗门王遇到两个妇人声称拥有同一个小孩，于是，他要求将小孩切成两半，聪明地识别出那个同意的妇人就是冒名顶替者——但司法使用另一个工具的时间更长。四千五百年前，当汉谟拉比王朝还不为人知，雅典黄金时代还在沉睡——犹如它埋藏在地下到现在那么久远，埃及的祭司就已经开始敬奉正义女神玛特了，她的天平能还死者以正义。传说在由猫、鳄鱼、河马的混血产物——凶狠的阿米特看守着的真理大厅中，玛特女神将那些刚刚死去的心脏放在天平的一端，把从她身上拔下来的代表真理的羽毛搁在另一端。如果羽毛那端下沉，死者的灵魂将赢得通往天国的道路；如果羽毛那端上升，它的重量不及逝者的心脏，那么阿米特将吃掉死者的心脏，而心脏的主人则被抛弃至遗忘的角落中。

　　在西方世界中，天平被认为是正义的有力象征。但是，当它从埃及和巴比伦，经过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及野蛮民族来到现代欧洲时，它的象征意义有了决定性的变化。20世纪早期英国著名的大律师爱德华·马歇尔·霍尔勋爵的生涯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马歇尔·霍尔是爱德华·劳伦斯的辩护人。1909年，爱德华·劳伦斯被指控枪杀他的情人。可以说他在进入被告席前，一只脚已经跨上了绞刑架。他曾经向警察承认，自己开枪杀死了她，而且声称他“乐意”这样做，因为他的情人是“邪恶的”、“该死的”。但是，到审判快要结束时，被告人的话听起来似乎不那么无情了。劳伦斯在证人席上说，他是在与被害人拉扯枪支时，意外地将她杀害的。他三次重复表演了她的挣扎，非常有说服力，以至于法官们甚至在私下里被说服了，认为他是无罪的。二十多位证人向陪审团讲述，被害人脾气很坏，多次威胁劳伦斯。到马歇尔·霍尔作辩论总结的时候，这件原本黑白分明的案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他站起来，伸出胳膊，要求陪审团想象“一个伟大的正义女神雕像，公正地手握天平”，并开始系统地仔细核查有利于和不利于他的委托人的证据。他告诉陪审员，首先是这一边好像更低，然后是另外一边好像更低，天平一直摇摆着，几乎不可能分清哪一边比较接近地面。在陪审员的注视下，马歇尔·霍尔妙语连珠：

　　在一个天平中，在一个被告人的天平中，有个肉眼无法观察到的沉甸甸的砝码，那就是无罪推定的砝码……你们的职责就是记住这个无形的事物所显现的无形的重量。

　　伴随着这些话语，他将一只手臂“砰”的一声放下。陪审团在二十分钟之后做出了爱德华·劳伦斯无罪的判决。

　　从真理大厅到位于英国老贝利街的中央刑事法庭有一段很长的旅程。它从雅典的大理石法庭绕到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神明裁判之所，经过宗教裁判所的酷刑房，到达17世纪90年代萨勒姆和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的司法剧场。这一路上，正义与复仇、秘密与公开、迷信与理性不断纠缠。但是，这本著作的路线是直截了当的。每当政府不确定刑事审判究竟是不必要的遗物，还是自由的试金石时，它便开始探究，西方社会为什么把无形的怀疑，而不是“真理的羽毛”当作一种理性的正义指路标。

　　本书关注的只是西方的法律传统。尽管在前几章的某些细节中提及了大陆法系的法律，但本书的现代焦点集中于英美的陪审团审判和战争犯罪审判。假若试图扩大本书讨论的范围，将会使内容过分简化或增加一倍的篇幅，甚至两种结果都会出现。西方司法制度相比其他文明中的司法制度是好还是坏，这恰恰是我所回避的问题。本书的主题是探讨西方制度的野蛮或者高贵，以及这种制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所推崇或者反对的观念。

　　《不公正的审判》读后感(三)：以正义之名

　　萨达卡特•卡德里说：“审判这个被人们所尊崇的仪式，供奉着一个崇高的理想：人们应该在实施惩罚之前暂停一下，让深思熟虑凌驾于直觉之上。” 2017年1月，萨达卡特•卡德《不公正的审判》出版，映照出普世的对于司法公正的呼声。

　　从古至今，刑事审判无处不在，然而真相往往是：在诉诸正义之名的同时，审判者的双手却沾满无辜者的鲜血。《不公正的审判》跨越西方两千多年的审判史，每个时期都出现不少理想与现实错位、罪与罚不对等的案例，其中不乏或滑稽透顶或迷雾重重的冤案。历史的烟尘中，累累白骨上，有意无意间，多少判决以正义之名，结出不公之果？

　　作者萨达卡特•卡德里说：“从真理大厅到位于英国老贝利街的中央刑事法庭有一段很长的旅程。它从雅典的大理石法庭绕到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神明裁判之所，经过宗教审判所的酷型房，到达1690年代萨勒姆和1930年代莫斯科的司法剧场。这一路上，正义与复仇，秘密与公开，迷信与理性不断纠缠。”

　　从俄瑞斯忒亚到苏格拉底

　　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几乎是人尽皆知。这部法庭剧重述了俄瑞斯忒亚的古老神话，首演于公元前458年。埃斯库罗斯的立场，反映了古代社会中始终相持不下的两种正义观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种观念认为，只有故意作恶才应当承担责任；另一种观念是，如果要阻止众怒，作恶者不论意图如何都应当受到惩罚。

　　到了苏格拉底审判，雅典已经进入相对文明的法院起诉时期。起诉发生于公元前399年。当年苏格拉底已经七十岁。罪名是引入新神灵和腐化雅典青年。苏格拉底在死囚老方待了一个月之后，不肯接受越狱计划，他最终接受死刑判决，并亲自执行了刑罚，饮了一杯毒酒送自己上路。根据柏拉图的描述，雅典人的这次审判是个可怕的错误。

　　巫术审判下的冤魂

　　暗黑的巫术审判持是所有审判形式中最令人发指的，它续了两个世纪之久，吞噬了六万到十万人的生命。巫术审判在中欧寂静的修道院和刑讯室中产生，在萨勒姆案的高潮中寿终正寝。

　　1692年2月，萨勒姆村的两个小孩——11岁的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和9岁的伊丽莎白•帕里斯开始抽搐，诊断结果是被人施了巫术。由此造成一块蛋糕引发的血案，最终所有被指控的被告统统被绞死。当她们站在绞刑山上等待处决时，所有人都声称自己是无罪的。

　　1692年这场大审判，绝对是一场以正义之名施加的迫害。然而，这一阴谋迫害却扮演了驱邪的角色。有人将此解释为父权制的大屠杀，有人认为是毒品作怪，他们发现穷人吃的裸麦发霉产生真菌，吃了会产生幻觉。萨达卡特•卡德里写道：“这一现象跨越了两百年，辐射了五千英里，牵扯到农民、国君，让无数女性加害其他女性，它绝不仅仅是以性别歧视及毒素产生的幻觉为基础的。”

　　巫术审判中迷失的正义，在动物、尸体和物品审判中更是沦为笑柄。更为可悲的是，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加州麦克马丁幼儿园性侵幼儿的事件，像是穿越回了16世纪。审判从1987年开始，持续两年半事件。“它是美国第一次被电视转播的审判，也是加州这个充满闹剧的州里上演的最可悲的审判。” 萨达卡特•卡德里对此评价说。“被告们疲倦而愤怒地证明自己的无罪，同时，他们的律师也尽力反驳可能确认的起诉案件的方方面面。”

　　好在，经过历史上最长的审判后，得出的结论相当公正。随着历史的进展，正义的天平在不断重新校准。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从不缺席。然而，在这一历时的进程中，仍然有无数宝剑和天平偏斜的时刻。在许多重大历史时刻，宝剑出鞘，天平失衡，淹没了对公平的诉求。

　　莫斯科审判的悲剧

　　莫斯科审判人所共知。被告身份的反转在一夕之间。从拥趸到密谋背叛之间，隔的是一场刑事审判。而往往，刑事审判从定义上说是立法者与违法者交锋的地方。一种体制的消亡和另一种体制的产生经常由法庭的提讯标示出来。

　　1936年莫斯科十月大厅被告席上的被告人，都承认自己有罪。检察官把他们看作狡猾的骗子，如果他们在回答问题时稍有迟疑，马上就会遭到猛烈的攻击。罪犯们主动要求最为严厉的惩罚。这样反常的举动无异于精神病患。

　　最为惊人的是九十几个天文学家的悲剧。他们至少有29个被逮捕，被指控因未能预言日食和太阳黑子而破坏了农业生产，所有人都受审并被定罪，至少四人被立即处决。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曼德尔施塔姆》中说：“每个在这种空气中呼吸的人都遭到了厄运，大家都是被害人——不只是那些死者，还包括杀手、思想宣传者、同谋者和马屁精，他们闭上了眼或者清洗他们的手。”

　　集体与个人的混淆

　　无论我们对正义的诉求多么强烈，潜在的非正义依然存在。纽伦堡审判中，“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没能明确划分开来。审判的焦点就是针对被告席上的个人，即法院不该把集体的责任加诸个人之上，“但是，该原则在纽伦堡审判中一再被蔑视，使德国被审判的感觉弥漫于整个诉讼程序之中。”

　　萨达卡特•卡德里写道。1946年10月的判决和处刑没有对那些把德国带向毁灭的人表示多少同情和尊重，更没有提醒德国人思考类似战争罪恶这样的抽象概念。西方盟国最后集体绞死了四百多个罪犯，每绞死一个人，就让德国保守派对整个战争犯罪审判程序的敌视增加一分。

　　而且，纽伦堡审判中确立的具体犯罪，从来没有适用于美国领土。只是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越战时期的美莱事件，射杀无辜平民的威廉•加里被判处终身监禁。此事震惊了美国，白宫的尼克松总统也十分关注此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虽然被判处终身监禁，但威廉•加里只在监狱服刑三天。三十多年后，美国最终对真相做出了让步。当初发现真相的休•汤普森和其他两人一起，被授予军人勋章。然而，对于罪犯，美国仍然不愿意审判。

　　本文已刊发于《新民周刊》

　　《不公正的审判》读后感(四)：正义天平与复仇之剑

　　一本值得耐下性子看的好书，卡德里用流畅的笔触深入浅出的梳理了跨越两千多年的西方审判史。

　　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法律源于神意是历史上全人类都曾相信的少数事情之一，古老文明都同样确信制裁违法行为的权力掌握于诸神之手。在《俄瑞斯忒亚》这部最古老的法庭戏剧中，借助神明，复仇成为主旋律。到了苏格拉底之死时，起诉作为一种有效的报复形式得到公认，即使在人不可信赖的时候，规则是可以信赖的，但是规则是由人类所定，不完美的人如何制定完美的制度？所以上下两千年的审判史，其实是人类追寻正义与避免错惩的走钢丝之旅。

　　人们只有故意作恶才应当承担责任与无论意图如何，作恶就要受惩，不同的正义观念带来不同的审判效果。从共誓涤罪、神明裁判，到酷刑折磨、秘密审判的纠问式审判，从证人进入审判庭、供述成为证据之王到公开审讯的陪审团审判，从辩护律师的出现到禁止公开绞刑，人类文明的进步从不是一蹴而就，迷信、暴力、血腥充斥在审判史的每一个角落，追求正义伸张的诉求也会带来偏见和不正义。怜悯和严酷是同一道德硬币的两面，人类发自内心的惩罚欲望究竟缘何而生，不得而知。担心有罪的被告不用接受审判的人数是担心无罪者受审判危险的人数的三倍，我们每个人都是萨勒姆案的参与者。

　　如序言所说：尽管人类审判制度仍然不理想，而且反复无常，但刑事审判其实展现了人类尊严的含义，展示一种文明尊敬地对待最卑劣的敌人—-假定他们是无罪的，让他们能够平等地对抗，给予他们辩护人为其辩护。

　　在1692年萨勒姆村女巫案发生之后，1983年美国麦克马丁幼儿园被诉性侵案，读来似曾相识。在人们歇斯底里的情绪与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如何理性思考，如何抑制偏见和惩罚的欲望大概是一个永不过时的命题。

　　《不公正的审判》读后感(五)：钩沉稽古，发微掘隐

　　弗朗西斯·培根在《培根随笔集·论司法》中说过一句鞭辟入里的名言，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

　　《不公正的审判》这本书非虚构类的法学书籍即聚焦于时间长达两千多年的西方审判史，其中既阐述了纠问式的大陆法系诉讼制度，也探讨了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并以后者为重点。在这本书中，主要讲述了苏格拉底审判、萨勒姆女巫案、纽伦堡大审判、莫斯科审判和辛普森案等重点案例，并以此为轴，并钩沉稽古，发微掘隐，表达作者的思考和观点。其中既可以窥见作者渊博的学识，也体现了作者深刻的思考和洞见。

　　弗兰茨·卡夫卡在其著作《箴言集》中说：“仅仅是时间概念让我们称其为最后的审判，实际上这是一种紧急状态法。”对于何谓不公正的审判，作者提供了多重视角和维度，但同时还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值得探索和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