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我呼喊时的读后感10篇
《谁，在我呼喊时》是一本由[法] 克洛德·穆莎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19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谁，在我呼喊时》读后感(一)：随记 • 书单
hoah，“受厄”：
1948 《骨灰罐里的沙》
1951 《以利》
1966 《火迷》
* 1958 《夜》
1949 《与一颗星同生》 Jirí Weil
1947 《别了！玛利亚》 Tadeusz Borowski “死亡戏剧”
1945 《维尔纽斯隔离区》 Avrom Sutzkever
1972 《生命之树》 Chava Rosenfarb
战争浩劫：
1949 《14年的人》 Maurice Genevoix
* 1921 《铁的暴雨》 Ernst Jünger
* 1937 《无名战士之诗》 曼德尔施塔姆
* 1949 《俘虏记》 大冈升平
1951 《野火》
1951 《原爆诗集》 及峠三吉
1994卢旺达胡图族民兵，图西族屠杀
“‘营'文学”：
1947 《在人类之列》 Robert Antelme 昂代姆
1947 《如果这是一个人》 Primo Levi
1935-1937 《沃罗涅日笔记》
* 1954-1973 《科雷马纪事》 Varlam Chalamov
* 1973 《古拉格群岛》
1951 《一个别样的世界》 Gustaw Herling-Grudzínski
1952 《则卡国之旅》 Julius Margolin （“则卡”：劳改犯）
* 1949 《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徒》 Margarete Buber-Neumann
* 1990 《为一个不会出生的孩子哭祷》 凯尔泰斯
1985 Shoah 浩劫 (Claude Lanzmann)
文学研究：
Claude Lefort
雅克•德里达
让-吕克•南希
hilippe Lacoue-Labarthe
Giorgio Agamben
aul Friedländer
Enzo Traverso
François Rastier
Yolande Makagasana
1995 《迫害、灭绝、文学》 Sem Dresdon
1996 《接纳灭绝》 Lawrence Langer
* 《杜伊诺哀歌》
昂代姆：1925《授课草稿•箭》
“身体的无力与思想的权力之间存在着一个矛盾...既无翅膀，亦无缰绳，这就是人。”
《痛苦》 杜拉斯
《人的特性》 Fethi Benslama
“‘非特性化'比死亡来得更凶横。”
《黑暗》 Geoffrey Hill
Tristia《哀怨》 奥维德
Tristia: 1891-1939
策兰
“谁是‘见证者的见证者'？”
* 《由一场戏剧到达彼岸》 于坚
《谁，在我呼喊时》读后感(二)：我的良心是一只歪扭的鞋
《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是一本关于见证文学的评论集。见证文学是自传文学的一个分支，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幸存者，通过文字记录下自己经历的文学形式。它在一战之后广泛出现，主要包括三种类型——“战争惨祸”“种族灭绝”和“营文学”（分为“奥斯威辛文学”和“古拉格文学”），代表作家有保罗·策兰、内莉·萨克斯、普里莫·莱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凯尔泰斯·伊姆莱等。
书写受厄是一件严肃而痛苦的事情，写下的文字是历史的证据，是为那些死难者建筑的永久纪念碑，是对罪行本质的反思，是对极端情形下人性所暴露的恶之思考。活下来的作家要直面良心的诘问，历史的责任在鞭策着他们。
很多人认为“苦难成就伟大”，在这本书里，作者克洛德·穆沙引用沙拉莫夫在《科雷马纪事》中的文字告诉读者，苦难本身不会带来任何意义。“过度的苦难，只会瓦解人的自我，使他与别人的关系崩溃，那里面没有任何‘教益’可寻。有些东西，人最好永远也不要看到。无论是在漫长的监禁期间，还是在那之后的岁月里，都不会有任何‘经验’形成，把曾经的苦难转化为一种智慧”，带来意义的是见证者的思考自觉和有意识地冷静观察。见证文学不是流于廉价眼泪的“苦难文学”，哀哀申诉自己的委屈，希求他人的同情，这很可能模糊真相。它记录亲眼目睹的恐怖，思考恶行产生的土壤，以及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书写‘受厄’或20世纪其他浩劫的作品，应该与它们书写的对象保有一定的距离，并且透过这种距离，挖掘这种距离，把它当作本身的一个向度，引入文本内部的空间中。特别是，它应该远离那张由‘良好意愿’编织成的哀婉动人的网，始终保持独立和冷静”。
战俘加斯卡尔记录的微末小事
皮埃尔·加斯卡尔的作品《死亡的时代》属于其中的“营文学”，和常见的犹太人集中营和政治犯劳改营稍微不同的是，加斯卡尔是一个战俘，两次出逃失败后被关入德军设在乌克兰拉瓦-罗斯卡的惩戒集中营，他无意中站在了历史的交叉点上，目睹了德军的暴行和苏联的集权。这本书包括获得1953年龚古尔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死亡的时代》和他死后出版的同名回忆文章，小说里没有惨绝人寰的迫害事件，一切都在平平常常地发生，死亡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加斯卡尔每天的工作就是埋葬死去的难友，他记述劳动的细节，安静认真仿佛日常上班。集中营的生活条件很差，瘴疠横行，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但他们还能向德国牧师叙述物品的奇缺，向红十字会的调查人员要求更好的待遇。
运送犹太人的火车在不远处驶过，火车是通往地狱的活的意象，“犹如一只被抛入无底汪洋的鸟儿，这些被投入无穷苦难之中的人，他们的呼声随风起落飘荡，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只剩下万里晴空，依然是一片碧蓝，纵然有千千万万惊慌的鸟和垂死的人，也永远不会因之褪色。”作为旁观者，他竟有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情”。小说里还有一个出逃失败的士兵，加斯卡尔和难友每天偷偷在墓穴里放入食物，早上就会收到他用铅笔写的感谢纸条，直到一天他们突然发现墓穴里只剩下一件上衣；以及一个好心的德国牧师，他因为同情犹太姑娘而被调离。加斯卡尔记录下这些微末小事，人性的信任与善意在死亡边缘闪烁着微光。
加斯卡尔记载了德军打算将犹太人墓碑上的文字刮掉，用作埋葬法军战俘的墓碑的故事。他敏锐指出，盗窃犹太人的墓碑，是逼迫犹太人和法国人双双放弃信仰的卑劣行径，但这是有意识地利用，在战争审判中提到这个细节时，“双方都会认为某种‘人性’超越了残暴的兽性，把彼此联系到一起，所以，我们富有田园风光的公墓对武装对抗的两个民族而言，必将成为某种道德竞争的对象”。
在战后，因为一位哥萨克女士的来信，加斯卡尔发现法国士兵的墓园已经被乌克兰接管。在墓碑上的宣传语里，乌克兰微妙地植入了本国的分离意识，将二战结束的年份写作乌克兰解放的1944年而非苏联官方认定的1945年，将这些无名死者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当初德军用犹太人的墓碑修葺法军士兵的坟墓，和现在乌克兰的利用，其间有多大差别？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这变动间，本身的真相却无人得知。身在乌克兰，加斯卡尔目睹过当地士兵的摇摆，他们并非全然忠心于苏军，顽强的民族意识让乌克兰不服从苏联的统治又怀恋一战前的辉煌，这种暧昧地位一直延续到今天。
凯尔泰斯的集中营记忆
在具体事件的见证背后，曾经的受厄像一场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成为作家挥之不去要抵抗的对象。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的作品多聚焦于集中营记忆，他的随笔集《船夫日记》正是这样一本书。穆沙的书中提到伊姆莱时说：“从整体上说，《为一个不会出生的孩子哭祷》不能算作见证文学作品，然而，在这部小说中，过去的时间——流放与种族屠杀的时间——是决定性的，它触碰着、传染着所有后来的时刻，制约它们的可能性，制约站在其上回顾的人”，这句话表明了在那些并不直接描写集中营的作品里，集中营的记忆依然是重要的思考线索。《船夫日记》是伊姆莱几十年的日记节选，我们可以在其中时时看到奥斯威辛的影子，“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犹太人的话，他们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人；所谓的‘犹太人’，实际是一种在极权主义下的境遇”，这点可以联系到《死亡的时代》里皮埃尔的见证，他发现唯独对犹太人，户籍上却点明是“犹太男”和“犹太女”。
这部作品是在隐喻的哲学层面思考集中营、大屠杀与犹太人身份，尤其可以看到这些因素对伊姆莱创作的影响。他的日记诚实地面对自我，是片段思绪的汇总与融合，儿时的集中营记忆是不断复制的梦魇，催动着伊姆莱一次次将思想当做武器，写出一部部自传体小说，反复阐释同一个主题，用以抵御它的侵袭，并走入它的内部，试图挖掘它的根基。
替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发声
每个有过受厄经验的人，他们的过往都是建筑在空中的坟，埋葬着未能走出的死者。“我活下来了”这句话本身包含着羞耻：“我”为了活下来，向刽子手妥协过，那些无法活着的人们才是背负苦厄的殉道者，因此“我”有什么资格替他们申诉？亚沃罗姆·苏兹科维尔将这一矛盾描述为“我的良心是一只歪扭的鞋”，这鞋固然已受过历史的摧残，但依旧应该坚持不懈地将见证之路走下去，缝补残破不堪的语言，替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发声，为他们争取真相，正如苏兹科维尔的诗所呼告：
“语言在哪里倒下？又躺在何方？
是在哭墙那边吗？
如果是，我就要走到那里，
像一只狮子，
张开口，
把这即将死灭的语言吞下去，
而后抬头，吼叫
唤醒世世代代。”
□书评人：鹿鸣之什
20世纪的见证文学小书单
保罗·策兰
《死亡赋格曲》
罗伯尔·昂代姆
《在人类之列》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古拉格群岛》
切斯拉夫·米沃什
《被禁锢的头脑》
大冈升平
《俘虏记》
《谁，在我呼喊时》读后感(三)：浩劫之后，见证何为
黄夏/文
“见证文学”，指的是战争、大屠杀和集中营（劳动营）的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核心撰写的虚构和非虚构文学作品。不消说，20世纪是盛产此类文学的黄金时代。法国诗人克洛德•穆沙从“见证文学”浩如烟海的创作中，撷取罗伯尔•昂代姆、曼德尔施塔姆、保罗•策兰、凯尔泰斯•伊姆雷、沙拉莫夫、大冈升平等人的小说和诗歌，辑成一卷批评集《谁，在我呼喊时》。该书书名来自里尔克的诗句“谁，在我呼喊时/会从天使的行列里转身回顾？”穆沙讨论的问题很明确，这些“见证文学”见证的事实，在当代语境下还能引起“回顾”和反响吗？
因为，这些战争、大屠杀和集中营，在一个想要甩掉历史包袱、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时代中，显得太沉重、太不合时宜、太“脱节”于人们对当下问题的感知、关注和思考了。人们将它们请进博物馆、档案馆，在纪念日、解放日、胜利日来临之际，再把它们抬出来，观瞻一下，缅怀一下，似乎就可以了，除非它们还另有政治、外交等宣传任务，一般来说，它们就此应当“盖棺定论”了。毕竟，凯尔泰斯在集中营中喝到的一口蔬菜浓汤，跟时下火烧屁股的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这个危机那个危机，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哇。
对此，穆沙没有直接作出解答，而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容和思想谈起，一步步挖掘其在当代的社会批判价值。比如穆沙讨论法国作家昂代姆的小说《在人类之列》，就充分体现出这种屡试不爽的“曲线救国”评论法。昂代姆是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丈夫，因反抗德国占领而被投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获释后写出这本集中营小说。穆沙对它的高度评价，主要在于其“超越了囚犯们的无能为力，超越了由这种无能为力而生的对思想万能的空想”。
“思想万能”，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但对穆沙而言，这种“敌人统治得了我们的人身，但统治不了我们的思想”的想法，不过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既慰藉着自己，也麻醉着自己。换言之，这是一个客观上无能为力，但更主要的是主观上放弃“有能有为”的人的意淫。穆沙赞美《在人类之列》，就是因为他从昂代姆在小说中就视觉、听觉、想象、思考的换位写作中，看出了后者力图颠覆“看守”与“囚犯”一成不变的权力控制体系。原来纳粹本身，也是一群受内急与外患等生理物理胁迫的凡夫俗子。他们并非无所不能，他们“狂妄地、毁灭性地追求着的无限权力”，是不存在的。
因而，反抗就孕育于对纳粹既不是神、也不是魔，而是普普通通的人的认识之中。这种认识，经由话语在囚徒们之间分享和传播。纳粹覆灭的前夜，集中营中有人举事起义、顽强自救，也有人死水一潭、坐以待毙，就是有无这种认识的不同表现。而话语的力量既促成反抗的实现，拒绝人们在思想上缴械投降，也敦促幸存者在浩劫之后，担负起言说的责任。
是的，关于大屠杀和集中营，人们听得耳朵起了老茧，内心生了逆反，但这种言说，仍然是必要的。穆沙援引昂代姆的书信写道：“在人可以说的话和他所不能说的话之间，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做出分别。在地狱里，人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恰恰是这一点，使我们能够看出地狱是一个地狱。对我而言，正是它让我醒悟到我所处的地狱的性质。相反，在我们平常的世界里，人总是有选择地说话。我现在觉得我已不再懂得什么是选择了。”
对昂代姆来说，已经不再懂得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可能是个无法挽回的悲剧，但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这难道不是一件幸事吗？因为，有一个人在耳边喋喋不休地提醒你那些曾经通往纳粹主义和集中营的情由，总要好过躺在待煮沸的温水里睡大觉、却还以为身处天堂的那种甜蜜的浑浑噩噩罢。同样，苏联作家沙拉莫夫的劳动营小说《科雷马纪事》，不就在于撕破极权制度与治下的人民达成的默契吗？这种默契，体现为威胁性的权力不仅必须被每一个人时刻感知到，而且，也绝不能使之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不能让人拥有一个讨论它、调查它、判断它的空间。而无声的谋杀，就在此种默契中进行。
或许，今天的“见证文学”所要面对的，已远远不再是一个权力机制扼杀讨论空间的问题，而是因时间流逝、见证者主观偏向，以及在与公共话语与集体记忆互动时产生的不适和摩擦，而倍增其“闭绝”于自身的危险性。毕竟，要让人感同身受地理解幸存者的苦难，已经不太可能了。对此，穆沙开出的药方是，提升“见证文学”的文学品质，尽可能让作者消灭一己之“自我”，将其见证从“直接的告白和吁求”中解脱出来。同时，作者应当努力关注和呈现历史中“一些十分细切的层面”，这些层面“因时、地、人的不同，各有差异。而见证一旦触及到它们，它的话语就会产生许多新的向度，获得文本的力量。”
穆沙坚信写作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力量，只是，他没有考虑到，作为与写作相呼应的阅读的力量，如今已经大大削弱了。阅读行为的消失，可能是闭绝写作从而闭绝见证者记忆的一把屠刀。或许，凯尔泰斯在集中营中品尝到的一口蔬菜浓汤，要比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这个危机那个危机，来得重要得多，但这口浓汤，可能败给如《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这类在凯尔泰斯眼中扭曲、简化、粉饰历史的电影。今天，人们大概更愿意以眼睛来看、而不是用脑子来读，关于过去的历史了。
《谁，在我呼喊时》读后感(四)：诗歌与红歌——此时此地的隐蔽浩劫
诗歌与红歌
——此时此地的隐蔽浩劫
gt; “权力的威胁，应该被每一个人时刻感觉到，又绝不能成为一个“话题”，不能让人拥有一个讨论它，调查它，判断它的空间。因而，科雷马的劳改犯们，对于“普通人”来说，既存在着，又不存在。而这种暧昧，沾染着所有其他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由国家机器维持着的消失。对于它，社会只能缄口不语，用一种沉默甚至默契加以包裹。”
看完《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时，有点儿不知如何描述阅读感受，它有很多细腻但也算宏大，它对我很触动但又保持距离，我只能在朋友圈里这么描述：“它十分强大地联结我零散的思考”。
过去的20世纪太宏大和波澜壮阔了，在世界大战、内部战争和集中营中，有太多的东西被湮灭和不见。继续上溯，十九世纪和更早，如果发生种族或者群体的灭绝，那么它可能真的不见诸于文字，消失在历史里，因为权力者掌握了语言的生成和流传；20世纪最大的不同是已经有了国际政治，已经进入现代文明，语言的流传非常快速，所以“屠杀”是被铭刻的。更有意义的是，在20世纪，在历史文本之外，还有大量的“见证文学”，以传记、诗歌甚至小说的形式，将个体经验和感受深刻铺陈开来，改变了一些议程，并参与到人类的潜意识结构中去。
所谓见证文学，指的是“那些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人，作为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内核，写出的日记、回忆录、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诗歌等作品”。作者克洛德·穆沙对见证文学做了大量研究，20世纪的历史提供给了他充足的研究文本，以至于在这本书里集纳的近十篇文章，已经能够体现他对“见证文学”已经形成了一套分析框架，同时我们也能从这样的文学与分析中，看到权力，看到幸存者；看到“见证”以何种方式开始，何种方式经历，何种方式书写；看到人格和语言是如何被消泯、被保存和重新复苏。
我看到了作者隐藏在文学批评里的这个分析框架，这并不基于我的阅读能力，而是依赖于我的感同身受。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同身受，因为它要求你有经历某种“浩劫”。
以1949年为界限，我们有经历“浩劫”吗？文革是被官方承认过的“十年浩劫”——虽然现在我们讨论它并不被鼓励，偶尔不被允许。但我并没有经历。五三五被定义为“事件”，当时在广场上的很多人，永远在广场上，每一天都无法摆脱“此时此地”。但我也没有经历，除了参观共和国卫士展览以外。
我的感同身受，来自于一种长期的“此时此地”，和其他劫难具有同样结构同样方法，以隐藏的、庞大的、缓慢的、花枝招展的形态进行。
在我看来，文革没有被真正意义的被公开、反省、清算，人们没有为此承担责任。这意味着，它从来没有结束，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着。我的“感同身受”，恰好是在过去这些年里，时刻跟这潜在进行的劫难碰撞，被它阻挠、切割。在真正的文革纪实文学会成为禁书，且在每时都在删贴的“今天”，这种劫难其实更加现实和深沉——它通过教育系统，通过媒体宣传系统，隔绝文化、哲学、逻辑，拉远人们与真实的距离，削减人们思考、获取信息的能力；然后再将人丢入到无穷尽的以“钱”、“成功”为中心的功利现实里，重新组织了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的文学不可获得。
评论者克洛德·穆沙这么评述灾难文学的获得：
gt;“这个见证者，不仅遭受了浩劫带来的苦难和戕害，还要有相当大的承受力，能够从苦难和戕害中活过来，在浩劫之后书写浩劫；相当执着的记忆与思考的欲望，不是用忘怀痛苦来追求新生，而是毒蛇恶鬼一样纠缠于往事；相当成熟的写作技巧，能把被自己内化的浩劫诉诸笔端，使其变成一种存活于作品的文学经验。一言以蔽之，作为见证文学之见证者的我，必须足够我，才能在一场以消灭我为目的的浩劫中真正在场，才能在浩劫后处于也许无谓的坚贞，当着鲁镇中听故事的人，把那一种过往的在场讲述出来。而这一足够我的要求，大概是他们人生中最沉重的负担，甚至比浩劫本身所强加的肉体苦楚，还难以承受。”
我们没有这样的作者。随想录显然不是，干校六记也不是，牛棚杂忆也不是，这些文本恰好是隐蔽的深沉的劫难的开始，写作者已经没有能力去执着、痛苦，而是想忘怀，想决裂，想交代以后快速逃开，以让自己不再痛苦，融入到同样的统治结构里面，且换得了被体制尊重的新身份。
新生活可以迎接，也没有什么可以迎接的，如果“我”消泯了的话。
那个“我”消失了、裂变了，或者更糟糕的，被填塞了。因为一代人在反省文革时，也被提供了一套话语模式——这套话语模式和文革的话语模式有同样的内在的结构，小心翼翼隐藏在那里。如果你选用了新的言语，如果你想试图在语言里放入“自我”，想让语言和叙述真实，那么就会成为《上海生死劫》或者《一滴泪》，被封禁在大众的后（新）文革状态之外。
朋友留言：“有的民族可以出现把苦难消化成史诗的作家。有的民族就不行了。”
如今，我们对文革的论述，我们日常的语言，恰好有一段文字，可以夸张一点儿，成为我们的日常：
gt;“语言泥化了，变得软塌塌的。从这些嘴里再也说不出任何有条有理、坚强得足以留存的东西。只剩下一团软麻布，磨得越来越薄。句子互相跟随着说出来，又彼此矛盾，像一个个悲惨的嗝，一股词的胆汁。（……）话没有遮拦地说出来，那个家伙非把自己倒空不可。不到晚上，他绝不肯善罢甘休。地狱肯定就是这个样子吧，就是这样一个所有词语、所有表达都等同的地方，被一张醉汉的嘴呕吐出来。”
其实就是绝望，因为我们的思维、语言，一直一如既往地被控制着。区别在于，我们以前拥有被允许的一千个词，今天我们被允许使用一万个词。超出了这个范畴，你还是会被删帖。
当我看到这样一段话是，不仅感伤泪下：
gt;“这些囚犯被所有人，甚至被他们自己忘记了。当他们的亲人不再惦念他们，当人对人最基本的支持不复存在，但他们对自己的顾念也随之消散乌有，诗却悄然来临，凝视着他们。它以一种简约的温柔，沿着这些被遗弃者的摸索的手，塑造出空气渐渐静止的曲线，让我们听到存在于“那里”的沉默，听到它的蜿蜒和变化。”
只是我们的当下，没有诗歌，只有欢腾和红歌——拥有文革最深切记忆的那一代年轻人，现在在广场上跳舞唱红歌，红得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