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读后感精选10篇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是一本由杨鹏著作，书海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读后感(一)：帮助国人追根溯源、仰望天国的一颗启明星

　　杨鹏老师在这本书中向中国乃至全世界分享的不仅仅是他的研究成果，更宝贵的是上帝给他的启示。这说明上帝爱他，更爱这本书的对象——所有华夏子孙。

　　本书内容之详实，考证之严谨，对各家观点之包容，无不反映出杨鹏老师学识之渊博，品格之高尚。

　　相信作者观点的批评者，在读完全书后，也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偏见的消除才最宝贵的收获。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昊天上帝不是西方的上帝，而是中国道家传说中的众神之一。在读完《"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后，不难得出结论，导致后世多神崇拜乃至毫无敬畏之心的，正是几千年前就开始的对祖先至高神信仰的离心离德。正如圣经所记录的，人类的罪就是从不顺服神开始，发展到不认神，背叛神、甚至想取代神。

　　我去年有过一次受神启示的经历，也和作者分享过。然而可惜的是，那时我并不真正认识主耶稣，还是个可怒之子、骄傲之子，一个贪慕神的恩典与大能，内心却充满自义和虚荣的违逆神的罪人。

　　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人能靠自己行出义来。就像我本想对这本书有所帮助，却差点给作者带来麻烦。感谢神，让我由衷欣慰的是杨鹏老师的心愿一年后终于成书出版。

　　更感谢耶稣的大爱对我的拯救，没想到一年来让我在苦毒中拼命反抗的，正是主耶稣最深沉的爱、最甜美的恩典以及最伟大救赎和牺牲。

　　我希望用我的见证忠告同样仰望天国的书友，敬畏耶和华只是智慧的开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藉着上帝的儿子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到达天国。天国并不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的手中也建立不了天国，上帝要救赎的只有灵魂。

　　ow I surrender all to Jesus, my king, my lord, my savior...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读后感(二)：基督教是邪教！

　　水帝子周武、陽帝子梁彝珠、陰帝子劉碧城在《歸宗》——《陳攖寧仙學文選》跋文（澳门出版社）中寫道：若论及基督教，有关耶稣的预言和神迹若发生在中国，不算稀奇，天主的独生子这一概念不会被夸大神吹从而垄断神权、制造迷信。因为中国从古至今有很多这类神異之事，道经对天地人之关系的阐述也很全面。其实每个人都是小天主，心胸中都承载着天主（大道、道炁）的一点道炁，但这种承载有厚薄清浊或曾经轮回转世之不同。每个人都能直接与天主沟通融合，并不需要依靠宗教以及教主的帮助，不要让他人在自己头上装神弄鬼，不要让他人成了自己的救世主，不要丧失了自己的神权。（详见前文“若论及宗教”、“若论及宇宙最高神”、“若论及邪教”和后文“若论及宗教信仰的原理”。）

　　基督教宣扬只有依靠耶稣才能被救赎到天堂，此符合邪教第一大特征“惟我独眞”。殊不知去到天堂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可谓是殊途同归，例如中华的仙学不仅能使自己去到天堂，而且能把自己还原成小天主，并能与天主合为一体。

　　基督教宣扬人有原罪，把人迷惑得一辈子就是为了赎罪与蒙主恩召上天堂，此符合邪教第二大特征“棄实求虚”。殊不知《道德经》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是四大之一，何罪之有？天主不停地无中生有、有又还无地周而复始运转变化，做人久了必回归天主，做天主久了必生出人，“反者道之动”，人类最后都会随大势回归天主的怀抱成为天主，此乃有又还无，接着“物极则反”，天主又开始无中生有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知人的出现是大自然的规律，就算不信教不修炼最终也会回到天主的怀抱，回归太初混沌。事实上何处不是天主的身体？地球就是天主的身体局部，就是天主的怀抱，上天堂一事可谓是骑驴找驴。

　　基督教宣扬人类到了末日，天主将要审判人类，并以此来恐吓人们，使人信教避灾，此符合邪教第三大特征“弘扬末世论”。殊不知人类的末日就是人类进化成神仙……'

　　欧洲在古希腊时代就有民主与科技之发达、社会之繁荣，自从基督教统治了欧洲便使欧洲进入了黑暗残暴的中世纪。基督教铲除希腊文化包括处死希腊学者、焚毁古书、摧毁图书馆、摧毁希腊神庙、禁止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等，基督教残害異端、異教徒、哲学家、科学家（其中包括了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ZYMZ人士、犹太人，导致几千万人由于基督教而被屠杀，可以说那时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直到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摆脱了基督教的神权DC后，欧洲才渐渐走向文明社会。

　　不仅佛教是邪教，基督教也是邪教，还有哪些宗教或组. 织是邪教？大家可根据邪教三大特征“惟我独眞”、“棄实求虚”、“弘扬末世论”将邪教对号入座！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读后感(三)：专访《“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作者杨鹏：“上帝”与“天”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高之魂

　　作者：施迦南 王新毅 来源:基督时报2015年02月02日 09:02

　　去年，一本书引起了学界与基督教界的共同关注：《“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这本书的作者是学者杨鹏，他不是基督徒，但却坦言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他感受到上帝的启发。

　　作者藉助于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的信息进行梳理和分析后提出， “上帝”这个概念并非是近代、外来的基督教的概念，本来是中国本土宗教的概念，在商朝的甲骨文里“上帝”就已经存在了。

　　他还提到，这本书是他的一个初步的尝试，因为从‘上帝’这个角度去看待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很少，他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上帝学’、‘上帝神学’。”

　　日前，基督时报同工邀请学者杨鹏分享他与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分享了他的创作经历、以及研究心得。

　　问：在中国，从史料的角度详细阐述“上帝这个词和上帝信仰在中国已经源远流长了”专著并不多见。请问，最初是什么原因激发了您想要写《“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这本书呢？在写这本书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

　　答：写《“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是受了启示。人类知识有两类，一类是理性的知识，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代表，以理性寻求自然的规律，揭示自然的奥秘。从历史发展看，古希腊是理性知识最具代表性的起源。另外一类是启示的知识，传达神的启示，以宗教知识为代表。从历史发展看，启示的知识上，犹太－基督教最具代表性。中华文明中本是有启示的知识，但是，中华启示知识的传统被误解、被排斥、被压抑，人们心理上不太认可启示的知识。理性思维的功用是明显的，但也有限的，能使我们认识世界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对启示知识缺少理解，本是心灵和生命的缺陷。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这本书，是用学术的方式、理性的方式来传达启示的内容。本质是启示降临，形式是理性表达。这样做，是为了跟知识界好沟通。一些朋友对此书的形成很有帮助，他们有的是基督徒，有的不是，他们都有生命终极关怀和社会关怀。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只是一个开始，是为另一本更重要的启示性著作做的前期理论准备，上面这些朋友都知道这事。《“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这本书，我自己是不满意的，我承接了启示，但却没有充分表达好，有一种负疚感。有些启示内容虽然被呈现了，但从神圣启示转化为一本学术著作，中间有许多缺陷和错误，我要深化和重写这本书，改正因我个人知识不足的因素造成的缺陷。写书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表达，总感到表达不准确。要让中国知识界几百年来被宋明儒学、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塑造出来的头脑对“上帝”产生认知和亲和性，这对表达能力挑战很大，我并没有做好，辜负了启示，要用一生的努力来让自己配得上这不断而来的启示。对启示降临的感受，我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启示-启示-启示，默祷中，神的光降临！火的热浪！光的辉煌！明光照亮夜空，细雨滴落大地。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串串火，一串串光，从神而来，穿过灵魂，层层光，层层义，层层通向上帝。谁能虔信？谁能理解？深，再深-再深-再深，深向光的中心，深向生命之源，深向命运之根，抵达至高者的地方。谁能深入到最深？谁能上升到最高？虔信者何人？虔行者何在？文字，光之彩石。句子，光之道路。心里涌出的颂诗，神的力量隐藏。跟着光之彩石，顺着光之道路，亲见至高者之辉煌。信仰之光瀑流而下，启示出现于世，铺就光明之道，通到每个灵魂面前，等着你迈步，等着你飞翔，等着你上升，等着你向上抵达至高者神圣的地方，等着你向下改变无知者世界的苦难。至高之神啊，启示由祢而来，力量席卷心灵，世界因此改变。至高之神啊，此时此地，我向祢交出我的命运，生死攸关，事关重大。至高之神啊，此时此地，光明之子觉醒，生死无畏，追随祢的道路。

　　显然，诗中这种认知，文字背后的那神圣力量，在《“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中没有能充分展现出来。《“上帝在中国”源流考》的学术形式，使其内在本质难以呈现。中国“诗”的象形文字，左边是“言”，右边是“寺”，意思是“祭坛上的话”，这就对了。诗，常常是宗教情感最方便的表达形式。未来的日子，我要全力寻找更确切的表达方式。

　　问：现代人认为“上帝”这个词是属于基督教所有的，也有人指出，基督教选用“上帝”这个词是最初利玛窦这个明朝的天主教传教士出于基督教汉化等策略的思考，把圣经的“YHWH”翻译为“天主”、“天”、“上帝”、“天帝”，因此认为，基督教语境中的“上帝”与先秦古典中的“上帝”不是一回事。您是如何看待的呢？您觉得这两者说的“上帝”是一位吗？为什么？

　　答：这个问题许多人问过我，我自己也无数次问自己，花了许多精力去认真比较。我现在哈佛游学，修的主要课是宗教课，修了犹太教、基督教及世界其他宗教的课。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都有对造物主的认识，都表达过造物主与自己关系的看法。不同的族群给造物主取了不同的名字，从不同方面去描述造物主。犹太人给造物主取了好多个名字，例如YHWH，这是不能发音的。还有Elohim、Adonai、Elowah、El Elyon, 还有与中国“上帝”发音很接近的Shandai和Deity。我问过哈佛大学研究犹太教的Shayer Cohen教授，他解释说不同名称，是为了称呼上帝的不同特征。中国也一样，称为“帝”、“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皇天”、“天”、“上天”、“天帝”等。我在阿拉善做环保时，知道蒙古人称为至上神为“长生天”或“腾格里”。认真比较各主要宗教或民族文明中对“造物主”的描述及人与造物主的关系的界定，我认为在最高层面上，诸教归一，各主要宗教的根本认知，都源于这个至高之源。

　　宗教创始人如同登珠峰的人，他们都登上了珠峰，都因此接近了至高神，但他们个性不一样，走的也不是一条道，也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点登上珠峰的，当他们回来时，他们留下的登珠峰记录并不太一样。宗教创始人之间，往往是相互敬重的，应当是好交流的。他们都到过山顶，但他们知道自己只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见到了上帝，他们乐于分享自己不同的登峰经历。但是，他们的弟子拿到的，是不同的记录，那个记录是真理？弟子们就吵开了，甚至打开了。不愿首先开放心灵去理解别人，只强调自己的真理性和重要性，其实这是弟子们自己的利益在作怪。其实，从更高层面上，伟大宗教创始人留下的记录，都有真理在其中，但却是风格不同的真理表达。利玛窦用“上帝”或“天主”来翻译《圣经》中的GOD，他并不仅仅是策略上的考虑，他是真诚的，他真诚认为两者是相通的。读利玛窦《交友论》、《天学实义》、《二十五言》，他认为中国传统中本有上帝之言，他为中国学者逐渐失去对上帝的认知能力而痛心疾首。我研究到现在，越来越明白中国的“上帝”、“天”，就是《圣经》中的“上帝”。“上帝”或“天”、YHWH或LORD，衪是造物主，无形无色，不生不灭，无所不在。衪是自然秩序和历史命运的决定者。衪关爱生命，惩罪扬善。个体生命对生死苦难的超越，核心在于认识衪，与衪建立联系，遵从衪的道。这些根本性的特征，是普世的，是各主要宗教的核心概念。宇宙之中，只有一个终极创造者，只有一个至高者，只有一个本原力量，这是生命、光明与爱的力量。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深刻认识到“爱”的力量。生命难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环境危险的世界中。茫茫宇宙，到处都是虚无与黑暗，到处是死的阴影，但是，有神圣力量进入，虚无中出现了万物。黑暗中出现了光明，死亡中出现了生命。生命难得，带来生命与光明的力量更难得，所以要“爱”，“爱”生命之源和维系生命系统的力量。要相互关“爱”，因为我们都是生命，我们都是死亡＼黑暗＼虚无的战胜者，我们是真正的战友，生命的战友。所谓邪恶，就是对生命有害。所谓正义，就是对生命有益。“爱”，就是“爱”生命之源，“爱”维系生命的力量。所有宗教创造人，都是从这点出发的。同一个“上帝”，在不同民族选择了先知，通知先知来传达他的信息。这种选择，是天意。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限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先知，传达方式不一样。当然，更严重的，还因为先知本身也是人，有人的缺陷，就有可能有一些不妥当的传达，造成了误解。例如，耶稣认为，最重要的原则只有两条，一是信上帝，二是爱邻居。按此两条根本准则行事，是和平与爱。按此行事，宗教之间矛盾并不大。但许多人，在这两条至高的上位原则下面，多加了其他烦琐的下位标准，是那些下位标准，造成了矛盾和冲突，偏离了“爱”这个核心原则。为了特定仪式而忘了共同之本质，孔子和耶稣都批评过这种现象。敬畏上帝这创造生命的力量，爱护生命的美好延续，实现生命对死亡与黑暗的超越，世界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与此矛盾的都是有问题的。

　　从最高层面看，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与《圣经》中的“上帝”，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等描述的抽象的“上帝”，本质相同，是不同的人对同一本源的不同表达。寻找共同点的心灵，与寻找差异点的心灵，会看到不同的景象。当我们从创造与爱的角度去看，当然会看到那唯一自在的造物主。“道法自然”中的“自然”，原义就是“自己本来这样”，宗教或哲学式的翻译就相当是“自在”，“道取法于那自在的力量”。宇宙之中，“自在”的力量是唯一的。《金刚经》中的“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若见若相非相，即见如来”中的‘如来’，即是“自在”。《心经》中的“观自在菩萨”，就是“观察自在”的菩萨。“自在”在英文《圣经》中，名称就是“I am I am "。宇宙之中，只有一个力量可以称为“I am I am”，其余的一切都是非自在的，是要依赖其他条件而存在的。我想借《“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英文版出版之机，在哈佛大学组织一次讨论，就讨论各文明中所描述的“造物主－我们－人类”的关系。在这个主题下，容易看到那统一的造物力量。中国周朝的“敬天保民”，孔子的“畏天命”与“仁”，与耶稣的“敬畏上帝”与“爱邻居”，你认为会是完全对立吗？

　　问：您曾说过，您本来不是研究宗教文化的，但在您对中国历史文献追根溯源之后发现上帝与中国渊源的关系，发现上帝在几千年前中国的启示，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答：最大的感受是：上帝是普世的，人性是相通的。对造物主，对造物力量的认识、敬畏与感恩，是普遍的。对人类生命的珍惜与爱，是普遍的。这是上帝放在人性深处最宝贵的东西。创造与爱，这就是天命，这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我曾写过一首诗如下：

　　知道得越多，越感到自己的无知。在浩瀚神秘的宇宙中，我向神低下了头，充满着对上帝的敬畏。在浮燥竞争的社会里，我向人群抬起了头，充满着对上帝的信赖。

　　问：您的这本书里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中国本来是有上帝信仰的，但因为皇权与祭祀权垄断等原因，老百姓们越来越不知道上帝，中国失落了上帝信仰。并且看后来的话，中国各种民间迷信和偶像崇拜越来越多，现代更多国人是一种鬼神都不相信的一种心态。您觉得这本证明上帝在中国文化中的根源的书对处于如此环境下的中国百姓会产生怎样的思考和影响？

　　答： 现实世界，光明与黑暗，造物与虚无，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总在冲突中。这是一场早已开启，但尚末终结的冲突。传播“爱”的，站在宇宙的光明面和生命面。传播“恨”的，站在宇宙的黑暗面和死亡面。人性之中，爱恨交织，光明与黑暗相混。“恨”，常以“爱”的名义行动，“恶”，常以“善”的外貌呈现，所以老子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爱恨之间，善恶之间，很难分清。信仰世界中，有属灵的选择和冲突。在自由、和平、开放的状态下，光明的、正确的、强大的自然会淘汰黑暗的、错误的、病态的。中国各种民间迷信和偶像崇拜盛行或者是不信鬼神，一是因为无知，对无知造成的缺陷，应当宽容，无知会在真知的传播中逐渐改变。人类的许多思想冲突，背后是知识与视野的差异。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应是暴力，而是知识的自由开放与普及。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理性知识的普及，也需要启示知识的普及。“五四”运动，只讲“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其实，还应当加上“福”先生（Faith）。二是因为宗教不够开放。公正法治下的自由竞争，是区别宗教真知与宗教无知的最好环境。这个世界中的自然力量，是趋向光明与爱的，是“止于至善”的，在和平的自由竞争中，光明与爱的力量一定会取得优胜的。这本书，只要能提醒大家，“上帝”是普世的，“上帝”与“天”崇拜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高之魂，就起到作用了。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基本做到了。

　　问：一些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比如何光沪教授都提到过的一点是，近百年来中国，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是抵触的状态。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印象就是“洋教”，提到上帝也觉得跟中国人无关。您这样一本追根溯源探讨上帝与中国的关系的著作，您希望它对于中国的普罗大众产生一种怎样的影响？对中国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又希望激发他们怎样的思考和认识？

　　答：1+1＝2，直角三角形两边的平方和＝斜边平方，E＝MC2，现在没有人会把它当成“洋科学”，大家只会把这些数学关系当成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不分中外，这是普世真理。公众有这种普遍的科学认知，这是因为科学的知识开始普及了。这个世界上，存在普世的客观真理。宗教知识，也有一个普及的需要。宗教知识中，一样有普世的真理。等大家对“上帝－生命－爱”有了足够的认知后，今后大家就不会再认为“上帝”只是“洋教”。科学不分中外，今后宗教也不会分中外。不管是谁，是洋人还是中国人，只要揭示真知，带来了生命的意义和光明，我们都以开放的心态来面对。

　　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抵触的心态，不仅仅是近代百年的事，这是过去二千多年形成的某种心态使然，这是一种排斥启示性知识的坏传统。老子、孔子、墨子等人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演变，是一个日趋远离“上帝”和“上天”的过程，是一个由上到下跌落的过程。可怜的事，这种跌落，是君王垄断了上帝祭祀和与上天的沟通权，是知识分子被剥夺了“敬天”的权利，是知识分子失去了直接面对“上帝”的心态，是知识分子失去了探索“天命”知识的心力，但却被一些人阿Q般的自我美化。对外在的客观力量和规则的敬畏，是自然科学、上帝信仰和制度研究的前提，自“上帝”信仰和敬拜“上天”被天子垄断后，中国知识界就逐渐开始走了一条内在化的路，从上帝回到自己，从上天回到自心，从自已心中找本源，结果成了变种巫术，自慰的巫术，以自己之心为世界本源，敬仰自己内在本质，以自我之心为宇宙之心。看起来很自我，很自美，很自牛。我自己也曾落入这种精神状态，现在想起来很羞愧脸红。但事实是，本来就只是一个水泡，却把自己当成了大海。真实情况是，恐惧强权，害怕世界，关起门来却自以为是，以求一种精神的平衡与自慰。结果是，放在世界范围看，汉朝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宗教信仰、基础科学和社会制度的知识增量上几乎是毫无建树，对人类精神成长没有任何新的重大贡献。敬拜上帝，敬奉上天，这本是中国没有中断的精神传统，中国甲骨文、《诗经》、《尚书》及二十四史中线索清楚得很，为什么大家会漠视这明白的存在呢？是历史上不存在，还是知识人心中缺这双眼晴呢？如果知道中国人本崇拜那超越一切的造物主，为什么要拒绝人类其他民族关于造物主的信息呢？面对自然规律的奥秘，不懂就要学。面对信仰领域的奥秘，不懂就要学。面对世界的中国，既要面对世界的科学，也要面对世界的宗教。既要学习世界的科技来发展自己的科技，也要学习世界的宗教来发展自己的信仰。江海之为大，以其善下之，这才是全球化的中国应有的宏大心态。中国人把真理说成是“真谛”，“谛”，左为“言”右为“帝”，真理就是上帝之言，这可是造中国字的老祖宗留下的象形信息！见不到上帝，心中就缺了“真谛”，就体会不到那源源不绝的爱的洪流在支撑生命系统。看不到上帝，就缺少爱的信仰，就缺少服务生命的精神与创造的力量。

　　（本文由基督时报网站邀请学者杨鹏作答，并经受访者本人审定。文中观点属受访者意见，基督时报网站保持中立。独家稿件，欢迎个人分享并注明来源与链接，其他媒体与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读后感(四)：杨鹏：要在信仰基础上重建中国的新文化

　　采访：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在《“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中，学者杨鹏对中国典籍中的“上帝”崇拜进行整理，并以此视角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一次特别角度的分析，这在中国思想史分析中可能还是第一次。日前，杨鹏在参加完《“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新书沙龙后，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据了解，杨鹏的研究领域为古典哲学与公共治理，著有《成为上帝》、《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亚经济发展论》、《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和《为公益而共和》等作品。

　　“上帝”信仰主要体现在儒墨两家

　　《文化广场》：“上帝”在中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人们一般都认为“上帝”是属于西方的神，您为何会想到来寻找中国的“上帝”？

　　杨鹏：“上帝”是中国本土宗教概念，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文中，是殷商君王祭拜的最高的神，中国的至上神。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君王都祭祀“上帝”。明末清初，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他们认为中国经典中的“上帝”内涵，与《圣经》中耶和华内涵相同，因此他们用上帝来翻译了《圣经》中的至上神。随着基督教的流传，“上帝”逐渐成了基督教的至上神概念。我来寻找中国的“上帝”，是启示的结果。“上帝”是超越性和普遍性的，对“上帝”的认识，在犹太人中转化成了《圣经》。古代中国人，对“上帝”也有认识，这些认识的元素散见于中国经典之中。

　　《文化广场》：其实中国是有着传统的上帝观，比如又将上帝称为“天帝”、“天神”、“皇天上帝”等，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上帝”在中国经过了怎样一个演变过程？

　　杨鹏：殷墟甲骨文中，称之为“帝”或“上帝”。周朝典籍《尚书》、《诗经》中，称之为“天”、“帝”、“上帝”、“昊天上帝”。中国二十四史等典籍中，混称为“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上帝”、“天”、“上天”等，偶尔也称“天帝”。周朝称“天”、“上帝”以来，几千年没有多大变化。

　　《文化广场》：您在书中主要梳理了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那么，儒家、道家、墨家对“上帝”的信仰分别有何差异？

　　杨鹏：“上帝”信仰或“天”信仰，主要体现在儒家和墨家之中。孔子和墨子，都是信“上帝”的。孔子与墨子的不同，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超越了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孔子的信仰精神已向“天”一神崇拜发展，但墨子还沉迷在殷商以来的“上帝崇拜+自然神崇拜+祖先崇拜”的多神宗教信仰中。老子是“敬天尊道”的，但总的来说，道家后来形成以“道”为尊的思想，不敬天，不尊帝。

　　君王垄断“敬天”带来特权与压制

　　《文化广场》：“昭事上帝”的学问大概在董仲舒以后就基本停息了，但其仪式仍在延续，您认为这种仪式对中国文化信仰的构建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杨鹏：周朝的治国理念，是“敬天保民”。“敬天”，就要祭祀皇天上帝，“保民”就要抓军事国防，以后历代王朝，都遵守这一传统。历代王朝，祭祀上帝是君王义务。北京最壮观的古代建筑，一是长城，这是“保民”，二是天坛，这是祭祀皇天上帝的所在，这是“敬天”。

　　《文化广场》：就我的阅读范围，很少看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真正对“上帝”做过详细的探讨，这是为什么呢？

　　杨鹏：这与天子垄断上帝祭祀有关。天子是奉天承运的上天之子，天命在身，是上帝选择来治理天下万民的，是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君王在祭祀上帝时，是以臣自居的。某种程度上，天子是唯一的大祭司，只有君王才有权与上帝沟通，也只有君王才能传上天之意。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天子门生，是替天子办事的臣仆，他们无权与上帝沟通，无权传达天命。你会看到，《圣经》中，先知或祭司是直接与上帝沟通的，是先知和祭司在传达上帝旨意。《圣经》中，是政教分离的，但中国历史是政教合一的，君王即是上帝之子，既是世俗权力的代表，也是宗教权力的代表。知识分子之上有君王，知识分子揣摩的是君王之心而非上帝之心。君王隔开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上帝的联系，长期下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只善于向君王写折子建言，不会向上帝献颂诗，更不会以上帝之名纠正君王。

　　《文化广场》：“敬天崇祖”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但有时也被统治者所利用，以致压制了老百姓的身心自由，您如何看待这种“上帝”崇拜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的影响？

　　杨鹏：“敬天崇祖”，这是中国的信仰传统。之所以可能会成为压制百姓自由的东西，是因为君王对“敬天”的垄断，这是最大的特权，信仰的特权。全中国，天坛只有一个，只属于君王。不是“敬天”带来不平等不自由，而是君王垄断“敬天”带来的特权与压制。平等，要从宗教开始，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开始。人人皆有权信上帝，人人皆有权成为上天之子，人人皆天子。

　　“天人合一”的核心是“信仰上帝”

　　《文化广场》：提到“上帝”，肯定也离不开对“天人合一”的讨论，您将“天人合一”理解为“崇拜上帝+顺应自然”，如此解释是不是忽略了对人的重视？

　　杨鹏：“天人合一”的两层意义，就是“信仰上帝，顺应自然”。正是因为对人重视，才希望人能够“信仰上帝+顺应自然”，这是对人的生命的最大护佑。

　　《文化广场》：自古至今，“天人合一”的思想可谓是东方文明普遍的表述，而钱穆先生曾讲到“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您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至今对人们仍有哪些启迪意义？

　　杨鹏：钱穆对“天人合一”只理解对一半。钱穆不明白，“天人合一”的核心是“信仰上天”、“信仰上帝”。追求“天人合一”，是因为“天人分离”了。天人分离了，人与上帝分离了，人与上帝的自然之道分离了，生命空洞而危险，所以要“天人合一”。

　　《文化广场》：如今随着科技愈加发达，社会上似乎出现一种离开“人”来讲“天”的思想，我觉得从人类生存角度来讲，这种思想潜伏着巨大的危险。不知您如何看？

　　杨鹏：唯物主义认为，一切宗教，一切意识形态，都只是人的生理和物质需要的反映。唯物主义，就把人唯物了，把人当成了动物。唯物主义不理解，人性之中，有灵性的一面，超越物质的一面，有与超越性力量合一的一面。人是灵与肉的结合体，唯物主义只看到肉，结果就只把人导向肉。

　　《文化广场》：当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暴露出中国人信仰缺失的问题。您认为这种精神信仰缺失的根源出在何处？有没有办法可以挽救？

　　杨鹏：当年经济缺失，是因为经济不自由。信仰缺失的根源，在于信仰不自由。坚守《宪法》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陈述，开放各种宗教的探索，无论是老宗教还是新宗教，只要不违背法律，应有自由的空间。有了宗教自由，才有宗教精神的发展。

　　原刊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2014年7月22日版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读后感(五)：宗教与文化的易筋经

　　一本小书，说明了中西宗教的一体性：耶教中的上帝，与商周文献中的上帝是同一个人格化的神。周之后，皇权压制了神权，上帝信仰被局限于皇家，中国人的上帝信仰逐渐式微。孔子恢复周礼，根本目的在此，但收效有限。董仲舒借势而起，但出手旋即收手，后世再难有突破。

　　一本小书，说清了诸子百家的根本与发展脉络：儒家的终极理想是祭司，负责沟通上帝与人，理想是与皇权并列，但最终受制于皇权；宋明理学的核心是将道家思想引入儒家，将神学演化为自然规律；阳明心学将佛教引入儒家，鼓吹“心之力”。现代儒家，则引入西方自由、平等观念，成效有待观察。墨子、荀子、韩非子等思想脉络，本书也有直陈。

　　一本书说清了古今中西，连起众多知识点，对现今国人理解历史文化脉络，似有易筋经功效。

　　本书不是简单的吹捧耶教、儒家，只是站在“信”的角度上，打通了两者。有意于思考现代中国文化走向的童鞋，可以参考。现今传统国学、圣贤文化等等复古的动向，其未来究竟如何，看过本书应有大致推断。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读后感(六)：杨鹏你认错主人啦！中国典籍里的上帝，不是你信的那个上帝

　　看到杨鹏如此认真地探讨“上帝在中国”，还请来王石、王若雄作序推荐，而且还说要写一本严肃著作，我只能叹一口气，又是一个糊涂的信仰者。

　　以下三段是该书简介

　　【古往今来，中国君王大多举行昊天上帝的崇拜仪式。上帝崇拜自古延绵不绝，但从周朝以来，上帝崇拜就逐步被君王垄断了。中国历史上的上帝信仰不是全民宗教，而是皇家宗教。

　　“上帝”崇拜（天崇拜），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君王朝廷的宗教传统，在政治上属于中国最高的宗教，是中国宗教传统中最具政治性的宗教。君王垄断了“上帝”崇拜（天崇拜），其他宗教皆没有取得与上帝崇拜同等重要的政治地位。

　　本书对中国典籍中的“上帝”进行整理，并以此视角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一次特别角度的分析，这在中国思想史分析中可能还是第一次。】

　　作为一位信奉“上帝”的基督教徒，杨鹏的意思是，中国古籍里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中国皇家秘密掌握了上帝崇拜才得以国祚绵长，但不肯跟普通人分享这好东西。也就是杨鹏以为，中国古书里的“上帝”二字，就是欧洲传教士带来的那个“上帝”。实际上这些说法完全是难以自圆其说的野狐禅，既弄错了中国典籍里的意思，也没搞清楚基督教崇拜里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信仰。

　　我看基督教

　　作为科学青年，我不崇拜任何宗教，但愿意跟任何宗教的朋友交流，理解他们的想法，顺带探讨一下宗教这种历史比科学还要悠久的文化。实际上，先祖父就是一位乡村传教人，信奉并传播基督教（即新教）信仰逾一甲子，广受乡邻尊重。基于这样的家庭背景，我得以近距离体验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形态。

　　记得某一年复活节，爷爷家里贴对联（没错，红对联颂扬圣子降世），念经讲道唱赞美诗，信众中午一起喝丸子汤。傍晚就有收酒瓶子的小贩来敲门，我们说没有酒瓶子，他说你们贴对联不是娶媳妇嘛，怎么没有酒瓶子？哈哈。更令人喷饭的一个故事是，某年地区大会在我家开，邻乡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娘问我爷爷：“孙先生，我都信了这么多年主了，为啥我儿子还没娶上媳妇呀！”

　　第一个事情意在说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有年，许多形式已经中国化（可以说是利玛窦政策），但其内核在中国背景下依然十分突出，一经询查，就可以发现差异。

　　第二个事情意在说明，大多数信仰者，其实只是在“信仰缺失”的时代，寻找一种精神慰藉，即使是虔诚的信仰者，也未免带来几分目的性（在他们眼里奉献意味着现实回报）。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我从小就熟悉《圣经》，小时候是听爷爷讲故事；认字之后就自己看，因为其他读物很少，很快就看了好多遍，只觉得是本很不错的故事书（《圣经》本来就是以故事见长）。长大之后，学习科学，对世界历史和多种文化都略有涉猎之后，回头过来反观基督教信仰，才觉察出一些诧异出来。

　　首先是我这本童年读物《圣经》的历史，自中东诞生，随着以色列民族和罗马兴衰，基督教的传播，近代中国的百年曲折，最后陪我在那个偏僻的农村度过童年，这可以说每个人的生命史里其实都承载着大历史。

　　其次，对比了各种宗教形态之后，尤其是在“科学与宗教”，“现代性与宗教”等话题之下，可以觉察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极大不同。现代科学乃至现代社会诞生在基督教欧洲，这未必有强烈的必然性，却是实际发生过的历史。因此有学者认为，基督教是最接近理性的宗教，（信仰基督教的学者，如在北大任教的德国天主教徒雷立柏干脆认定是理性的基督教引领科学的成长）。一神论宗教可以说在宗教信仰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消灭了多神教的非理性情绪（当然没有完全消灭），把所有的未知和神秘托付给了唯一的全能的上帝。

　　不过在中东，“上帝”也是从公元前后，即罗马帝国时代，才从以色列人的民族信仰，被改造为包括外帮人的信仰。我们所谓的“公元”纪年，就是基督教以耶稣诞生那一年开始的纪年法设立的（当然后来历史学家考证，即使按照《圣经》等基督教文献，耶稣也不是在元年诞生的）。按照杨鹏的说法，中国人早在商周先秦就知道并信奉了“上帝”，那么中国的帝王们完全可以做教皇的大师兄了，入门更早嘛。不过无论从那种角度考察，杨鹏这种说法都站不住脚。实际上，杨鹏根本没理解宗教到底是什么。

　　宗教和巫术

　　传统教育里，按列宁引用（改造）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把宗教称为统治阶级麻醉劳动人民的鸦片。其实马克思的原话是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里的有情物,是没有灵魂的处境里的灵魂。它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表述虽然还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去说的，但其实充满了悲悯和同情。不过要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去考察，宗教是没有什么阶级性的，“统治阶级”并不是以此欺骗劳动人民，他们自个也相信这些说法。 因为宗教是古人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从三观到道德风俗，无所不包，可以说，现代人们认识、信奉的宗教其实是古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反映的古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风俗法律、伦理道德等等观念，可以说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集合体。（举个栗子，《圣经》里的宇宙观念是天圆地平，但基督教接受了古希腊科学关于地球观念和地心系统的认识，所以把地心说和上帝推动天球作为正统学说，这就是宗教吸收了当时先进的科学成果。——没错，地心说在今天看来不正确，但在当时却很先进。）所以对于宗教，很难用传统上的对/错/好/坏这样简单的标签来衡量。

　　从宗教发展来看，最初产生的拜物教、萨满传统，是人类尝试解释世界的第一步，宗教起源自巫术，即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与控制。最后是在中东这个文明交汇之地，产生了一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又统称为亚伯拉罕诸教）。即使是一神教，也是从多神教时代发展过来的，这一点从《圣经》文本，亚伯拉罕诸教的习俗里，都能够看到痕迹，这一点已经有许多讨论，当然神学家们也发展出了无数的解释来自圆其说（至于哪种观点更令人信服，跟当事人的立场有关）。而且作为后起宗教，必然吸收了其他宗教、民族文化里的许多成分，比如诺亚方舟、巴别塔等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找到其来源。

　　在《圣经•出埃及记》中，上帝的代表摩西和法老的巫师们曾经比拼巫术（法术），值得注意的是巫师们也是本领高强，能显示奇迹，只不过作为配角必须被主角轻松拿下。这一点说明，作为超自然信仰的一种宗教，基督教并非一概排斥巫术，而是巫术的行使权必须垄断在上帝及其代理人手里，这才中世纪为什么要大张声势地搜捕和烧死“女巫”。这么严肃的对待女巫，实际上表明承认“女巫”和巫术是真实存在的（要是假的，教育改造就好了，不用烧死），只是这侵犯了教会的垄断领域。

　　一神论vs多神论

　　正如基督教与中国农村背景对比如此之强烈，一神论宗教与其他宗教或民间信仰的对比也同样的强烈。顾名思义，一神论就是宇宙仅仅存在唯一的真神，不存在其他神灵，也不许信奉。在旷野上流浪时，摩西曾经杀掉了崇拜金牛犊的族人三千人，毫不留情，因为崇拜假神会导致上帝的怒火。从某种程度来说，一神论是相当理性的，把所有的未知归结为一个X（这个X叫啥名字，各教派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比身边整天围绕这一群神灵XYZ要好多啦。

　　但是人类又忍不住要崇拜与X（如上帝）相关的事物，就像今天某某明星就餐处都可以作为景点，某某领导人做过的椅子都可以成为文物一样，与上帝有关的就更加受到追捧，这算是严肃一神论宗教对于多神倾向的世俗信仰进行的妥协吧。传说中耶稣的面纱，盛过耶稣血的圣杯，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都成为圣品，保佑世人（天主教和东正教注重圣母崇拜，新教则不注重）。天主教更弄出来一个教会/教皇无错论，当然了，上帝的代言人怎么可能有错误呢，如果你承认它/他代表上帝的话。

　　一神论的普罗大众尚且忍不住泛滥的崇拜，那多神论就更加一切都可成神了。在道教、印度教、佛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神灵漫天飞，六丁六甲二十八星宿，三千诸佛五百罗汉。更不要提民间崇拜里从玉皇大帝到狐仙都能奉上神坛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结果，又让这些神灵在寺院道观里“和谐共处”，满足善男信女从求姻缘求子嗣、升官发财到求祛病长生的各种需要，超自然崇拜在这里实现了一家亲。

　　中国的“上帝”vs基督教“上帝”

　　基督教的“上帝”（Deus/God）中文名来自利玛窦借用的中国古代典籍里的“上帝”一次，这里杨鹏没有说错。但杨鹏弄错的一点，也是利玛窦当初耍了小花招，即把二者等同起来了。利玛窦这么做，是为了让中国人能够比较容易接受这位舶来的神灵（一开始他还打扮成和尚的样子，因为修道士跟和尚行为方式类似，后来经中国弟子指点才改儒生装扮），并不代表利玛窦觉得二者真心是一样的。只是这个翻译实在是“信、达、雅”。

　　在不同的文化交流时，借用对方的既有的字词来表达自己，这是常有现象。比如在我们常用语里面有许多来自佛教翻译、日本/西方翻译而来的词汇，大多数借用中文里有相通之义“字”创造的新词，比如“世界”“民主”等。但这些旧词（字）和新词之间表达的含义又是不一样的（如世、界与世界，民之主与民做主）。

　　基督教的“上帝”是唯一真神（“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耶稣也是以“三位一体”的位格才能存在，即圣父、圣子、圣灵本是一体。但中国古代文化里的“上帝”概念大不相同，它只是最高的一批神灵，没错，不是一个，是一批。中国“上帝”这个名字我们比较陌生，但它的形象我们实际上很熟悉，这就是“五帝”。“五帝”的具体名字有多种说法，但都是五个不同的人（神灵或伟人），不是一个神的化身；另一种说法跟五行概念相关，即青、赤、黄、白、黑五帝，对应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

　　秦立国之初，因地处西方，所以立庙祭祀“上帝”之一的白帝。可当时的秦国还是个弱小的国家，中原诸侯为此很不高兴，指责秦国没有资格祭祀“上帝”。后来秦国强大起来了，诸侯国也就无可奈何了。汉高祖刘邦起义之初，曾经在路上杀了一条白蛇，就造声势说，蛇是白帝之子，这预示刘邦将要取代秦而据有天下。楚汉相争时，汉高祖刘邦出汉中占据咸阳，问秦国“上帝祠”祭祀的都是谁？回答说是青、赤、黄、白，刘邦觉得奇怪，“吾闻天有五帝，而（这里只）有四，何也？”过一会儿他自己笑了，这第五个是等着我来添上去呢，于是增加了“黑帝祠”。

　　虽然中国“上帝”有哥们儿五个，但毕竟也是“最高级”的神，既然是最高级，那当然就得由现实中最高等级的权力拥有者来祭祀。所以杨鹏论述皇家垄断“上帝/天”崇拜，这是事实，但并不支持他的结论，远东和中东所产的“上帝”是一个。

　　中国皇家虽然祭祀“上帝”，但并不排斥其他等级的神灵崇拜。要是中国皇家早就认识到“上帝”是“唯一真神”，却还乱搞各种“邪神”和偶像崇拜，按照“上帝”的暴脾气，早就把这邪恶的皇帝劈死无数回了，哪里还能执掌天下。

　　上帝vs儒家

　　“礼仪之争”是关于中国社会主流的祖宗、孔子崇拜，以及是否要对皇帝磕头等仪式是否属于宗教（异端）崇拜的问题。实际上，虽然有人称“儒教”，孔子在激动之时也喊“天啊”，但儒家确实缺少宗教的一些必要成分。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也不谈死后的事情“未知生焉知死”，对祖宗崇拜也止于敬“祭如在”，这种诚实质朴接近无神论。利玛窦时代来中国的传教士多数认为中国士大夫多数是无神论者。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可以称为儒家具有“理性”，这是儒家的一大优点，但在古代却可能也是一大缺点。为什么的，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存在神秘力量，而“子不语怪力乱神”，缺少对神秘力量的必要解释，这儒家作为意识形态来说的一大短板。“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的失败有其个人因素，也跟儒家本来就不擅长鬼神这个话有关。所以后来中国形成儒释道三教合流，道家、佛教的神灵崇拜系统填补了儒家在这方面的空白。

　　佛教、道家的玄妙之论和略显粗糙的多神崇拜系统已经让中国士大夫迷恋不已，待到利玛窦挟中东和希腊两大神学-哲学系统集合而成的精致的一神论来到中国，用一个全能的上帝搞定世人对宇宙人生的一切疑惑，如此剧烈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立刻让中国士大夫再次拜倒在地，徐光启等上层士大夫纷纷拜倒在基督教的麾下。没办法，中国人没见过具有如此严密逻辑的“上帝”思想系统。

　　但是即使利玛窦也不会认同中国传统里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利玛窦只是认为是古代使者（先知）在为真正的上帝铺路。一神论与多神论/萨满传统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是根本的矛盾。所以即使在今天，基督教徒在中国民间传统仪式上仍然极其特殊而显眼的（比如不跪拜不烧纸等）。

　　结语

　　杨鹏被一神论这种精致的神学体系所折服，投入上帝的怀抱，这无可厚非，因为在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今天，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你爱咋信就咋信，你爱咋说就咋说。但从他纠缠于字眼而忽视“上帝”这个词背后的崇拜体系背景，这种出于狂热信仰而进行的论证，没有任何说服力。或者说，适合于任何狂热信仰，只要是狂热的，信啥都不重要，反正都是超自然力量的代表，任何名字都同样有效。

　　我想对杨鹏说，中国典籍里的上帝，不是你信的那个上帝。信得稀里糊涂，还不如不信呢，您这是典型的走火入魔啦。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读后感(七)：对人文精神的背叛

　　真看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这些自称“自由主义者”“启蒙者”的人，怎么会这么自相矛盾？一方面高举“理性”“自由”的大旗，另一方面又同时投入了上帝的怀抱。启蒙精神的核心是对中世纪神权禁锢思想的批判，对人本身的理性与价值的肯定，那么，怎么能既自称“启蒙者”，同时又如此大张旗鼓地背叛人文精神呢？

　　中国自孔子开始，就在不断地对将人从神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以人文精神不断地去昧、解蔽。这本书的立意，是要否定两千多年的人文精神传统，把中国引向原始的蒙昧中去？试想一下，假如两千多年前的荀子，以及东汉的王充，看到这本书之后，会不会被活活气死呢？

　　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