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全集（全十六卷）》的读后感10篇
《汪曾祺全集（全十六卷）》是一本由汪曾祺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750，页数：488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汪曾祺全集（全十六卷）》读后感(一)：【书摘】汪曾祺集
摩登伽女母亲走后，佛陀又对摩登伽女说：“你既一心与阿难成婚，我意拟与成全。唯阿难已是沙门比丘，你如愿嫁，也须出家一次。你须精进修行，待你之道心能与阿难相比，我当为你们主婚。”
摩登伽女满心喜悦，高高兴兴，剃发染衣，为比丘尼，精进修行，不敢懈怠。摩登伽女逐日听闻佛法，心渐平静，服膺佛说，五欲乃众苦之源，犹飞蛾投火，春蚕自缚，愚痴自取。去除五欲，乃能清净。反思往日，迷恋阿难，乃不善不净业行。遂伏跪佛前，流泪忏悔：“伟哉佛陀，我已从糊涂梦中醒来，不会再如往昔，愚痴胡为。我自觉此时所修证圣果，或已超过阿难比丘。佛陀为度化我辈众生，用尽苦心，与诸方便。请佛陀慈悲怜悯，许我忏悔，我愿生生世世永循佛陀足迹，播种真理。”佛陀欣然称善。
尊者！我名莲花色女，是德叉尸罗城中长者女儿。十六岁时，父母为我招赘夫婿。不久，父亲去世，寡母竟与我丈夫私通。我知道时，肝肠寸断。其时我已与丈夫生一女孩。我一气之下，即舍弃女儿离家出走。离家之后，转徙漂泊。数年之后，又改嫁另一丈夫。双栖有日，亦颇和谐。一次，丈夫出外经商，由德叉尸罗城回来，瞒我耳目，以数千金，纳一小妾。初守秘密，藏之于朋友家。我渐有闻，乃大哭闹，必要看看此女，长得如何娇艳，何以竟能夺我丈夫对我爱情！尊者尊者！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当即闷绝：原来此女，是我与前夫所生女儿！
汤显祖《邯郸梦》写吕洞宾度卢生，即有名的“黄粱梦”故事。吕度卢生，事出有因。东华帝君敕修蓬莱山门，门外蟠桃一株时有浩韧刚风，等闲吹落花片，塞碍天门。先是吕洞宾度得何仙姑在天门扫花，后奉帝君旨，何仙姑征入仙班，需再找一人，接替何仙姑扫花之役，吕洞宾这才往赤县神州去度卢生。何仙姑扫花，纯粹是汤显祖想象出来的，以前没有人这样说过。不过《扫花》一折，词曲俱美，于是便流传开了。何仙姑送吕洞宾下凡，叮咛嘱咐，叫他早些回来，使人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错教人遗恨碧桃花”，这说的是什么呢？腔也很软，很绵缠的。
齐白石一小方幅，画浅蓝色藤花，上下四旁飞着无数野蜂，一边用金冬心体题了几行字：“借山吟馆后有野藤一株，花时游蜂无数。孙幼时曾为蜂螫。今孙亦能画此藤花矣。静思往事，如在目底。”（白石此画只是匆匆过眼，题记凭记忆录出，当有讹字）这实在是一则很漂亮的小品文。
写字总得从临帖开始。我比较认真地临过一个时期的帖，是在十多岁的时候，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暑假。我们那里，那样大的孩子“过暑假”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读古文和写字一个暑假，我从祖父读《论语》，每天上午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都是祖父给我选定的。祖父认为我写字用功，奖给了我一块猪肝紫的端砚和十几本旧拓的字帖：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褚河南的《圣教序》。这些字帖是一个败落的世家夏家卖出来的。夏家藏帖很多，我的祖父几乎全部买了下来。一个暑假，从一个姓韦的先生学桐城派古文、写字。韦先生是写魏碑的，他让我临的却是《多宝塔》。一个暑假读《古文观止》唐诗，写《张猛龙》。这是我父亲的主意。他认为得写写魏碑，才能掌握好字的骨力和间架。我写《张猛龙》，用的是一种稻草做的纸。
《三希堂法帖》收宋以后的字很多。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向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以为中国的书法，一坏于颜真卿坏于宋四家。一种以为宋人书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宋人宗法二王，而不为二王所囿，用笔洒脱，显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有人一辈子写晋人书体，及读宋人帖，方悟用笔。我觉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但是，二王书如清炖鸡汤，宋人书如棒棒鸡。清炖鸡汤是真味，但是吃惯了麻辣的川味，便觉得什么菜都不过瘾。一个人多“读”宋人字，便会终身摆脱不开，明知趣味不高，也没有办法。话又说回来，现在书家中标榜写二王的，有几个能不越雷池一步的？即便是沈尹默，他的字也明显地看出有米字的影响。
吴其濬在《图考》中把葵列为蔬菜的第一品。他用很激动的语气，几乎是大声疾呼，说葵就是冬苋菜。
然而冬苋菜又是什么呢？我到了四川、江西、湖南等省才见到。我有一回住在武昌的招待所里，几乎餐餐都有一碗绿色的叶菜做的汤。这种菜吃到嘴是滑的，有点像莼菜。但我知道这不是莼菜，因为我知道湖北不出莼菜，而且样子也不像。我问服务员：“这是什么菜？”—“冬苋菜！”第二天我过到一个巷子，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在井边洗菜。这种菜我没有见过。叶片圆如猪耳，颜色正绿，叶梗也是绿的。我走过去问她洗的这是什么菜，“冬苋菜！”我这才明白：这就是冬苋菜，这就是葵！
那么，这种菜作羹正合适。从此，我才算把《十五从军征》真正读懂了。吴其濬为什么那样激动呢？因为在他成书的时候，已经几乎没有人知道葵是什么了。
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葵本来是中国的主要蔬菜。《诗·豳风·七月》“七月烹葵及菽”，可见其普遍。
薤叶极细。我捏着一棵薤，不禁想到汉代的挽歌《薤露》：“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还复落，人死一去何时于归？”不说葱上露、韭上露，是很有道理的。薤叶上实在挂不住多少露水，太易“晞”掉了。用此来比喻人命的短促，非常贴切。同时我又想到汉代弋的人一定是常常食薤的，故尔能近取譬。
北方人现在极少食薤了。南方人还是常吃的。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都有。这几省都把这东西的鳞茎叫做“藠头”。“藠”音“叫”。南方的年轻人现在也有很多不认识这个藠字的。
对于年轻的读者，需要作一点解释，“紫薇花对紫薇郎”是什么意思。紫薇郎亦作紫微郎，唐代官名，即中书侍郎。《新唐书·百官志二》注：“开元元年改中书省曰紫微省，中书令曰紫微令。”白居易曾为中书侍郎，故自称紫薇郎。中书侍郎是要到宫里值班的，独自坐在办公室里，不免有些寂寞，但是这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谋得到的差事，诗里又透出几分得意。“紫薇花对紫薇郎”，使人觉得有点罗曼蒂克。
川剧有些手法非常奇特，非常新鲜。《梵王宫》耶律含嫣和花云一见钟情，久久注视，目不稍瞬，耶律含嫣的妹妹把他们两人的视线拉在一起，拴了个扣儿，还用手指在这根“线”上嘣嘣嘣弹三下。这位小妹捏着这根“线”向前推一推，耶律含嫣和花云的身子就随着向前倾，把“线”向后杶一掩，两人就朝后仰。这根“线”如此结实，实是奇绝！耶律含嫣坐车，她觉得推车的是花云，回头一看，不是！是个老头子，上唇有一撮黑胡子。等她扭过头，是花云！车夫是演花云的同一演员扮的。这撮小胡子可以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胡子消失是演员含进嘴里了）。用这样的方法表现耶律含嫣爱花云爱得精神恍惚，瞧谁都像花云。耶律含嫣的心理状态不通过旦角的唱念来表现，却通过车夫的小胡子变化来表现，化抽象为具象。
《汪曾祺全集（全十六卷）》读后感(二)：我读的不是全集
第一篇读的是《侯银匠》，而后是《黄油烙饼》。
他的文章别具一格。很多作者写文章都有“好为人师”的倾向，文章的结尾总少不了几句“人生哲理”，汪曾祺的文章却从没有，这让我记住了他。
汪曾祺曾在西南联大读书，师从沈从文先生，他的创作也深受沈从文先生的影响，记得有一次他把写好的小说给沈先生看，那篇小说有很多对话，他精心雕琢，写得很美，沈先生看后只说，“你这不是对话，而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这话他记忆甚深，他明白了“修辞立其诚”的道理。
他写他身边的生活，他并不试图从这些身边的事中总结出什么，他只用笔描绘出他所见的生活。
汪曾祺主要写短篇小说，最长的不超过一万七千字。有人对他说，你的某某文章只要稍微抻一下，就能写成长篇了。他说，为什么要写成长篇。他写短篇，不是刻意为之，只是恰到好处，就像苹果就是苹果，把它“抻”成香蕉就不成样了。
他的短篇写得很有好，如《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珠子灯》、《昙花、鹤和鬼火》等等。
我只说其中一篇名为《星期天》的。汪曾祺在上海的一所中学教过书，这篇写的是他的同事。
他用了很多的笔墨描写这些同事的生活，只是描绘，并未作出任何评价，有几位读着还挺有意思的。在故事的后半段，引出了两个人，一个叫王静仪，一个叫赫连都。
王静仪是那所中学的校长赵宗浚所看中的人。那个校长只是一个普通人，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四十多岁的年纪，想找个老婆。他看中了王静仪，找过谈过几次。他表示愿意帮助她的妹妹读书；还表示他已经是这样的岁数了，不可能再有那种火辣辣的感情，但是他懂得怎样体贴照顾别人。王静仪客客气气地表示对赵先生的为人很钦佩，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没再说什么。
赵宗浚为了王静仪，在某个星期天举办了一场舞会，当然是为了王静仪，还邀请了赫连都。
赫连都是个电影演员，却没演过什么片子。他长得高大、挺拔，很有男子气。虽然住在一间暗无天日的房子里，睡在一张破旧还发了霉的小铁床上，出门里却总是西装笔挺，容光焕发。他一早出门，很晚才回来。他到一个白俄家里去学发声，到另一个白俄家里去学舞蹈，到健身房练拳击，到马场去学骑马，到剧专去旁听表演课，到处找电影看，除了美国片、英国片、苏联片，还到小电影院去看德国片，研究却尔斯劳顿和里昂·巴里摩尔...
他被请来当舞蹈老师。那场舞会上，他跳了很多舞，王静仪跳了两首后就一直在边上坐着。舞会快要结束时，王静仪找到赫连都，要和他跳。当飘逸的探戈舞在舞会上跳起时，其他人都停下来了，只痴痴看着。
当旋律结束时，越宗浚明明白白知道：他的追求是无望的。他第一次苦涩地感觉到：什么是庸俗。他本来可是另外一种人，过另一种生活，但是太晚了。他为自己的圆圆的下巴和柔软的、稍嫌肥厚的嘴唇感到羞耻。他觉得异常的疲乏。
舞会结束了。美的东西总是那样短促，但是似乎也够了。
《汪曾祺全集（全十六卷）》读后感(三)：如何写出汪曾祺那样风格的小说？
小弟不才，读汪有年，在这个事儿上偶有所得，写出来，请高明指点。 汪曾祺的文章，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自有风格，有极高的辨识度。只要你对他的风格熟悉，在一堆文章里，很容易就能看出哪篇是汪的。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有的文体家，少有的创出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 所谓文学风格，就是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境相结合所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它是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特定融合，是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其作品达到较高艺术造诣的标志。 我以前一直以为，“风格”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想学习模仿汪曾祺的风格并没有具体的有可操作性的做法，只有通过反复读他的作品，来感受，来深入，来浸染，最终化到自己笔下。后来悟到，“风格”虽虚，但其实有其构成的要件——就像一个人的气质，最终是由这个人的长相、衣着、谈吐、修养、行事作风，构成并呈现出来的。 想要学习模仿汪曾祺的风格，也有几个很具体的着手处。 一、首先就是语言。汪曾祺是现代汉语的大师，他本人对语言的重视在当代作家中无出其右。汪曾祺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在哈佛耶鲁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他说过：“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语言风格同样也很虚，但也可以落到实处上。比如句式的选择——长句还是短句？整句还是散句？比如词语的选用——多用外来词还是尽量选用本土习用的词？雅驯的词还是通俗的词？动词？形容词？哪个用得多？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等。 从语言的外在形态上，我们可以看出汪曾祺文学语言的几个特点： 第一，多用短句——“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少用长句，但并不排斥长句——“语言耍来耍去的奥妙，还不是长句子跟短句子怎么搭配？有人说我的小说都是用的短句子，其实我有时也用长句子。就看这个长句子和短句子怎么安排。”长句短句交错使用，有参差变化之美，语言的节奏韵律变化也就由此而来。 第二，多用散句，少用整句，偶尔会用对仗。汪曾祺一旦用对仗，那对句就给人极深的印象。比如“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汪曾祺对个对句很得意。再比如：“一庭春雨，满架秋风。”语言简淡，韵味却悠长。 第三，少用形容词——这倒不稀奇，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会告诉你形容词是大敌。少用成语，尤其不要用成语来写景。汪曾祺在一文中讲到他和他老师沈从文聊天，谈到一个青年作家，沈老说，他写景喜欢用成语，这怎么行？——有人以为在行文中堆叠成语可显出自己高明，这是外行之见。用成语写景写人，终究是隔了一层，“不够贴”。 第四，在汪曾祺极个别文章中，甚至出现过词语的单列，这是有些诗化的语言。汪曾祺还喜欢用叠词——“陈相公脑袋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厚的，说话生气粗粗的。（《异秉》）”也常用拟声词——“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了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这些词的使用都可以让行文口语化，通俗化，也很有表现力。 第五，汪曾祺的语言总体上比较质朴平淡，但有时也会峭拔陡峻，亮人眼目，比如《胡同文化》的结尾：“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最后这一组四字句，如奇峰突起，有文言的内在韵律，给全篇大白话的语言增加了别一种感觉——就像在清炒大白菜里撒了几粒虾米——更有味儿了。 汪曾祺一般尽量少用洋化的词，他擅长将俚言俗语和现代白话文，文言与口语，浑然天成地揉合地一起，形成一种又俗又雅，真正“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 以上只是撮其大要，汪曾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语言风格，跟他自幼以来的古典文学修养——特别是文人笔记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上下的功夫，以及建国后他在《说说唱唱》编民间歌谣的工作经历，在反右期间深入民间学老百姓的语言，和他对北京话的借鉴吸收都有关系。有意学习汪曾祺语言者不妨从这些方面入手。 二、叙述模式和情节结构 简单说六个字，“随便，顺其自然。” 王安忆说过，“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确实如此，汪曾祺在叙述模式上几乎从来不玩什么花样，除了早期的几篇作品用了些意识流手法之外，他很少用倒叙，插叙，也绝少用闪回，蒙太奇，拼贴等现代派手法，很少打乱叙述的时间线——他总是从头讲起，娓娓道来。 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他会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这些都是典型的线性叙述讲故事的方式。线性叙述可以说是最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的叙述方式。线性叙述不在叙述时序上设置任何障碍，这样的叙述当然是最容易进入的。 如果说叙述是一棵树，汪曾祺总是习惯从树根讲起，慢慢讲上来，讲到主干，再往上讲。讲着讲着，主干上会分出些小的枝杈，长出些旁枝。汪曾祺在叙述时绝对不会为了主干限制这些枝杈的发展——有时他的小说甚至没有真正的主干——他总是饱含深情地凝视他们，抚摸他们。 汪曾祺的小说在结构方最特出的例子有：《大淖记事》，前面一大半都是讲大淖这个地方的风土民情，后来主角才出场，基本上看起来一半是散文，一半是小说。再比如《异秉》，就是一个散点透视的保全堂风俗画。再比如《八千岁》《岁寒三友》，很像一个册页，都三个主要人物接连出场，最后收拢。还有《侯银匠》，谁是主角，是主要的情结线索？是侯银匠，还是侯菊？都是。花开两朵，两枝都要表表。 周作人在《莫须有先生传》的序文中曾这样形容他爱徒废名的文体：“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了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汉港弯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再往前走去。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 其实这也很像汪曾祺小说的结构，汪曾祺也说过他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影响。汪和废名相同的另一点是，他们的小说的内部结构并不是以情节来组织的——或者说情节性（矛盾冲突性，戏剧性）都并不强。与其说他们写的是故事，不如说写的是意境——他们的小说其实是诗。 比方《受戒》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有人说是小和尚恋爱——嗐！有讲恋情的萌发、成长，中间的纠缠，最后的结果吗？——完全没有，完全不符合一般爱情故事的情节结构。再比如《异秉》讲了什么故事？王二的发家史？也不是！——《异秉》讲的是俗世众生相，情节更淡到几乎没有。 小说其实大致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戏剧性故事性的小说，一种是散文化诗化的小说——汪曾祺走到自然是后一条路。这两种类型并没有高下之分，都能写出杰作。汪曾祺的选择跟他的文学追求有关，他希望能打通散文和小说的界限；也跟他的才具有关，他曾坦言:“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 所以，要想写出像汪曾祺这样的小说，你一定要走第二条路。 三、观察表现生活的角度和立场 汪曾祺对他笔下人、事都是平视的，是地地道道的平民视角。他并不有一般作家的居高临下，也不会刻意仰视拔高笔下的人物。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汪曾祺还说过，他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就是他观察表现生活的立场角度。 他是人道主义的，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人。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绝大部分是抱有同情理解的态度。同时他是抒情的——他笔下的生活并不一定就是最现实的生活——这里面可能有美化，有作者本人美好心灵的投射。所以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么样的感情？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总体来讲，汪曾祺对生活是抱着一份温爱的——并不是热爱——“热”字太过份了。但对一些丑恶的人和事，他也不是没有激愤和批判——比如《黄油烙饼》《天鹅之死》——但他褪尽了火气和躁气，把隐痛藏得很深…… 最后我要说，本文标题党了——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跟他自身的脾气秉性，天赋才华，成长环境，人生遭遇，时代环境，文学追求密不可分，更不可重现。 我们只能学汪曾祺，但最终还是很难学到他的真味……
《汪曾祺全集（全十六卷）》读后感(四)：与杜生商榷兼谈汪曾祺的语言
五月份汪老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瓣上出了不少纪念文章，着实热闹了一番，挺好。不过，我也看到一些“高论”，尤其是远在美国的杜生之论，高得让我目瞪口呆之余，竟不想置一词。眼下长夏无聊，溽暑难消，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想就杜生之论，谈谈自己的看法，也顺便谈谈汪曾祺的语言。
杜生说：“汪曾祺成了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和江青编样板戏，搁古代就是吕后武瞾身边的文学弄臣，当然闻一多说屈原也是文学弄臣。“最后一个”也是滥调，《末代皇帝》直译过来就是“最后一个皇帝”没问题，汪曾祺最后一个士大夫，张充和最后一个闺秀，都啥啊，咱们干脆拥立阿北为“最后一个理想主义青年”吧。”
汪曾祺是不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当然不是。可汪曾祺是不是“文学弄臣”？建议杜生先查史书，大致搞清弄臣的意思，再读读汪曾祺在文革中，文革后的遭遇，看看“弄臣”这顶高帽子戴在汪老头上合不合适。政治的事情就不多说了，不能多说，也无甚趣味。就此打住。
杜生还说：“继续得罪友邻说两句：热题把沈从文和汪曾祺放一起，可徒弟实不及师傅。文体，师的奇崛被徒化为平坡，口语白开水变成准绳，杂可用不用的文言；趣味，不脱明清小品文人画。五四后现代文学不好看，首先是语言关过不去找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语言，鲁迅沈从文好容易开出新境，汪曾祺阿城们却又退了回去。”
奇崛也好，平坡也罢，风格不同而已，就是这么好比高下的？请问粤菜清淡，川菜浓烈，哪个更好？江南秀丽，塞北苍凉，哪里景色更美？好的文学语言，好文笔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像海明威那样简洁是好语言，像雨果那样繁复也是好语言。汪曾祺是好语言，冲淡自然，钱钟书也是好语言，调侃睿智。但你无法想像用钱的语言去写汪的小说。总之，跟内容越协调，风格越纯粹，就越是好文笔。
汪曾祺的文学语言是“口语白开水”吗？我武断地说一句，对汪曾祺语言境界的判断，可以作为一个人文学修养高下的简单直接的标准（另一个很简单直接的标准就是对路遥《平凡的世界》文学价值高下的判断）。
汪曾祺是当代汉语写作的大师，语言造诣之高，高山仰止。说个最直白的指标，汪老逝世这二十年，他的书，特别是散文集不知道出了多少个版本，人们为什么那么喜爱汪曾祺的书，他的书为什么耐读耐看，可以一读再读？很重要一点，就是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已入化境，读来唇齿留香，回味悠长，甚至可以抚慰当代人日益骄躁干渴的心灵。
汪曾祺阿城们的文学语言是对鲁迅沈从文开出的新境的回退吗？这话说得很没有历史感，好像鲁迅沈从文之后紧接着就是汪曾祺阿城似的。别忘了，这中间还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阶段，“十七年”（1949-1976）文学。
这十七年间的文学语言变得革命化，口号化，意识形态化。语言的文学表现力和魅力都有严重的倒退。八十年代初，汪曾祺阿城们的出现，恰恰是对十七年文学语言的一个极大挑战，回拨。这不但不是回退，却是另一种“革命”。事实上，历史上的很多革命行为，一开始正是以复古的面目出现的。唐代有韩愈的“古文运动”，欧洲有近代的“文艺复兴”，凡此种种，难道仅仅可以观其皮相，一句“回退”就打发了的？
说到语言，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到底有什么特点？渊源魅力来自何处，也借此略作申说。从语言的外部形态上，可以看出汪曾祺文学语言的几个特点：
一，多用短句。少用长句，但并不排斥长句。汪曾祺说，“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语言耍来耍去的奥妙，还不是长句子跟短句子怎么搭配？有人说我的小说都是用的短句子，其实我有时也用长句子。就看这个长句子和短句子怎么安排。”
长句短句交错使用，有参差变化之美，语言的节奏韵律变化也就由此而来。
二，多用散句，偶尔会用对仗。汪曾祺一旦用对仗，那对句就给人极深的印象。比如“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汪曾祺对个对句很得意。再比如：“一庭春雨，满架秋风。”语言简淡，韵味却深长。
三，少用形容词，少用成语，尤其不用成语来写景。汪曾祺在一文中讲到他和老师沈从文聊天，谈到一个青年作家，沈老说，他写景喜欢用成语，这怎么行？——有人以为在行文中堆叠成语可显出自己高明，这是外行之见。用成语写景写人，终究是隔了一层，“不够贴”。
四，在汪曾祺极个别文章中，甚至出现过词语的单列，这是有些诗化的语言。汪曾祺还喜欢用叠词——“陈相公脑袋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厚的，说话生气粗粗的。（《异秉》）”也常用拟声词——“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了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这些词的使用都可以让行文口语化，通俗化，也很有表现力。
汪曾祺的语言总体上比较质朴平淡，但有时也会峭拔陡峻，亮人眼目。比如《胡同文化》的结尾：“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最后这一组四字句，如奇峰突起，有文言的内在韵律，给全篇大白话的语言增加了别一种感觉，就像在熬白菜里撒了几粒虾米，更有味儿了。这是可有可无的文言吗？
汪曾祺一般尽量少用洋化的词，他擅长将俚言俗语和现代白话文，文言与口语，浑然天成地揉合地一起，形成一种又俗又雅，真正“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而这种风格极富魅力。
汪曾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语言风格，跟他自幼以来的古典文学修养，特别是在文人笔记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上所受的熏染，以及建国后他在《说说唱唱》编民间歌谣的工作经历，在反右期间深入民间学老百姓的语言，和他对北京话的借鉴吸收都有关系。
对汪曾祺的这种语言特点，杜生在广播里摘引了一段黄灿然的话，似乎也有些微词：
“白话文和短句是一种不用脑的文字，它的节奏是一二三。一个民族在这种语言中生活久了，智力是会退化的……杨绛、汪曾祺、阿城，是现当代文字最好的作家，但也都是小作家。我还可以进一步说，阿城是一个我只要花三五个小时就能消化掉的作家，而鲁迅是一个我花一生也消化不完的作家。”
这就的的确确是惊人之论了。杜生生活在美国，应该知道，华裔在美国是平均智高最高的民族，大量母语是汉语的第一代和一代半华人移民看来智商并没有退化很严重。
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好用“不用脑”的短句，其实短句正正是汉语的正统，是汉语最适合的句子形态。杜生在美国长期接触使用的是英语，跟英语相比，汉语并不会有很多很长的从句结构，句子当然不会太长，那种嘟嘟噜噜的累赘长句并不适合汉语（这里面有很复杂的语言学方面的原因）。这是由汉语的本质所决定的。
任何民族和地区的语言，都是由当地的地理历史文化所决定形成发展的，并没有所谓优劣之分，语言上并不应该有什么种族主义。长句有其表现力，短句也自有其表现力，举明张岱《湖心亭看雪》为例：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句子短不短？真短！好不好？真好！事实上，文学风格是多样化的，人的审美偏好也是多元的。不能用一种风格是否定另一种风格，用个人的偏高，来否定别人的偏好。尊重多元，正是现代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走笔至此突然脑子里冒出刘慈欣的一句话，“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权且收尾。
《汪曾祺全集（全十六卷）》读后感(五)：汪曾祺：不是士大夫，却是真名士
在对汪曾祺的诸种评论中，有一个标签总是遇到，真是绕也绕不开——“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汪的这个说法，滥觞于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当时复出文坛，以《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作品震动文学界。他的老友林斤澜给他张罗了个作品研讨会，会上几个北京的青年学者给汪曾祺定了个位：“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此说后来陈陈相因，遂成定论。孙郁有一本谈汪的书，书名径直就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我初见此说，倒没感觉到什么；这十年来读书渐多，越想越觉得这个说法似乎大有可讨论的余地。今年就是汪老逝世二十周年，人文社也会重磅推出新版的《汪曾祺全集》。这个标签在汪老身上也贴了三十多年，我真心觉得有必要好好辨析辨析！故不揣浅陋，谈一孔之见，就教于方家。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是不是“最后一个”，实在太不好说，先说“士大夫”。 “士大夫”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概念。《辞海》“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阶层，旧时也指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总而言之，士大夫是古代对于社会上具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之统称。
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 士大夫可以是知识分子、读书人，也可以是官吏——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传统，读书人和官吏二者之间，通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官吏在未踏上仕途之前也是读书人——但他们都应该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也即“影响力”。像蒲松龄这样的困居穷乡僻壤声名不扬的书生，就不能算是“士大夫”。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科举考的都是儒家典籍，中国的官员和读书人绝大部分都是儒生，信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士大夫”这个概念还有个隐性的内涵——好像必须是心怀社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人才担得起“士大夫”这个称号。
比如，从感性上说，屈原就是士大夫，但宋玉就不太像；司马相如是士大夫，东方朔就不像；杜甫是士大夫，李白就不是；韩愈柳宗元是士大夫，李商隐就不像。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辛弃疾，岳飞，文天祥都是士大夫。袁崇焕是士大夫，钱谦益就真有点儿不太像。
进入现代社会，“士大夫”这个阶层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但若用来比附近现代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胡适、钱穆都是士大夫，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钱钟书就不大像……
汪曾祺呢？汪老读书很广，杂学旁收，但并不以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面目名世。早有人指出，要单论学问，汪曾祺可能连他的好友黄裳都比不上。汪老有一段夫子自道：“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这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知识分子。
再说官员身份。四九年以后，汪曾祺行政级别不低。主持《说说唱唱》编辑工作期间，五七年有一次出差，他坐的是软席卧铺车，这在当时，已经叫享受“高干”待遇了。但待遇归待遇，汪曾祺显然不是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者，他只是业务骨干。我们想到汪曾祺，也绝不会把他跟“官吏”这个词联系起来。
以思想倾向论，汪曾祺说：“……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思想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
汪曾祺的儒家思想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家国情怀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并不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思想——他是竹篱茅舍，小桥流水人家式的儒家思想。对儒家的伦理政治理想他不大在乎，他在乎的是“很美的生活态度”，在乎的是其中的人道主义——汪曾祺真是一个非典型的儒者。
如果把汪曾祺和上文提到的诸位士大夫置于一列，我感觉别扭，总觉得汪老和他们并不是一路人。本来给一个作家贴标签，总归是一种简单粗疏的做法。但如果非要给汪曾祺来个相对准确的定位，该是什么呢？
以出身论，汪曾祺1920年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士绅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拔贡，写得一手好文章，还兼具一点儿诗人气质。祖父对汪曾祺极为宠爱，亲自教授他古文和书法。
他的父亲是汪菊生，字淡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这样描述父亲：“父亲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个画家，会刻图章，他会摆弄各种乐器……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更难得的是，他父亲可没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而是把儿子当朋友看待——喝酒时给儿子也倒上一杯，抽烟时给他也分上一支，而且先给他点上火——汪曾祺十几岁初恋时写情书，他父亲竟然在一边出谋划策…… 这样的成长环境极深地影响了汪曾祺的气质和性格——喜爱自由散漫，懂得平等，善于发现和欣赏平常生活中美和乐趣。
以个人才具论，汪曾祺能诗能酒全能艺术家。受父亲影响，他也爱画画，少时“以画名”；他还有很深的书法修养，临过《麻姑仙坛》、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褚遂良《圣教序》、颜真卿《多宝塔碑》……文革刚结束一段时间，汪有一阵子心情很不平静，重拾画笔，借丹青抒怀……汪的画属于文人画，以意趣胜。汪曾祺晚年，甚至想出一本书画集。
汪曾祺年轻时还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参加过曲会，还唱了一阵昆曲。右派摘帽后，汪曾祺到北京京剧团工作，竟然成了专业编剧，代表作是现代京剧《沙家浜》，里面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人一走，茶就凉……”那时脍炙人口，传唱全国。
生活中，汪曾祺好抽烟，嗜饮酒，更是个美食家。解放初他在北京文联工作，和同事把北京有名的饭馆也吃了个遍。汪曾祺不但会吃，还会做。据有幸品尝过其手艺的人如聂华苓、陈怡真讲，那简直是“好吃极了！”汪曾祺那一系列谈饮食的散文，更是一绝！
汪曾祺也多情，在联大读书时失恋过，很苦，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老伯生怕他想不开……对待学业，他倒是马马虎虎。他喜欢到处逛，泡茶馆，跑图书馆，可“不爱上课”。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比如朱自清的课，他就不听。汪曾祺喜欢在街上逛，书店、裱画店……无目的地闲走，闲看。
汪曾祺年轻时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他曾写过一个历史系的同学，跟他住上下铺，可一学期下来几乎没见过面。那个历史系同学作自息规律，白天上课，早睡早起；而汪曾祺黑白颠倒。等他天亮回来就寝，该同学已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有时心情不好，汪曾祺晚上就在学校大树下幽幽地吹笛，吹到很晚，来往过路的同学觉得他是怪人。
汪老晚年回忆为什么会报考西南联大时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我寻找什么？ 寻找潇洒。”——这个说法本身就“潇洒”得可以——真正的士大夫之流是绝说不出这样洒脱的话来。
汪曾祺的小说散文，读来温润多情，让人顿生亲近之感，但他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毫无个性的人。早年间跟他有过交往的叶兆言曾说，“汪曾祺骨子里是个狂生”，“我伯父也谈过对汪的印象，说他这人有些让人捉摸不透，某些应该敷衍应酬的场合，坚决不敷衍应酬，关键的时候会一声不吭。”——这可以叫“不合时宜”，也可以叫“傲气”——汪曾祺不懂这些人情世故吗？他只是有时很率性，不想或是不屑配合而已……
综合以上种种，汪曾祺的思想脾性作派无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士大夫，倒是更像中国传统社会的另一种人物——名士——他更像是阮籍、嵇康、袁枚、李渔……多才多能，自然真实，不苟流俗，在庸常的哪怕是困苦的日子里都要活出生活内在的诗意……
可惜的是，汪曾祺身逢革命年代，他身上的名士气并没有得到充分酝酿发挥的土壤。因为个人际遇的关系，他的身上后来倒加了些“平民气”——这是汪曾祺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我觉得汪曾祺是一个平民作家，一个生活的抒情诗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真名士”！ 汪曾祺去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脉，名士文化，终成绝响！
今年的五月十六日，是汪老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旧文，修改重发，作为纪念文章之一
《汪曾祺全集（全十六卷）》读后感(六)：读汪曾祺作品时注意到的几点
汪曾祺的全集在他身故后，由北师大出版社出过一次，此后好像就没有再版过。现如今市面上能买到的都是各种选本，选来选去都是那些文章，不过因为喜欢汪曾祺的文字，我每次在书店看到自己没有的选本，还是会掏钱买一本回来。
现在已经颇有一些人开始研究汪曾祺，关于汪本人关于他的小说的文章也多了起来，其中颇多的评，我在这里就不掠美引用了，写写自己在看他文字时注意到的几点。
首先就是关于汪曾祺的名士气。汪曾祺是富家少爷出身，大学又是上的名校，读书期间经由不少名师点拨，自己的老师还是沈从文，他自己也很有才华，有点名士气也在情理之中。这种名士气也带到了文章里，他笔下的人物，奇人和畸人颇多，我想吧，这倒不会是有意求奇以此来吸引眼球，而是希望写一些有性格有棱角的人。
除此之外，他的文章里还有比较好玩的一点，就是有不少软广告，比如有一篇云南游记，前面还是记述在云南游历时的所见所感，后半段干脆就直接写褚时健的卷烟厂出的烟卷如何如何好，套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画风突变”，而且这类文章还不止一篇。受了人家招待，写篇文章说点好话，古往今来都很常见。只不过他的文章里做起软广告来特别直接痛快，不矫情不造作，有种拿了钱肯定办事的爽利劲，让人读来不禁莞尔。这个痛快劲，让我想起了他写栀子花的那么一段话——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不过他在生命最后几年里的文章，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重复太多。不仅是题材的重复，很多时候是直接把以前文章里大段大段的话拿来放在另一篇文章里用，用自己的旧作自然不算文抄公，但偷懒是肯定的。我想这一来是因为他当时年事已高精力难免不济；再者他当时名气已经不小，社会活动多了，每天迎来送往在所难免，少有时间潜心写字；约稿的也多，为偿文债，自然是萝卜快了不洗泥，能偷个懒也就偷个懒了。
还有就是汪曾祺对自己的老师沈从文，总是不吝惜溢美之词的。沈从文器重这个学生，汪曾祺敬爱这位老师，夸一夸自己的老师也属正常，同时为亲者为尊者讳在他的笔下也很明显，写到沈从文是这样，写到其他人也是如此，试举一例。和汪曾祺私交甚好的京剧名家裘盛戎生前鸦片烟瘾很大，裘盛戎五十几岁就病故，和抽鸦片有很大关系，这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而汪曾祺对此一直是不提的。
总觉得汪把自己老师夸得太过了一些，你要问我说怎么个夸得太过了呢？我老是感觉沈从文的文字没那么好。可不管是文学史教材还是评论文章，都把一大堆桂冠给了这位湘西老人。我也只好说，那就是沈的文字不太对我胃口吧。
其实最让我感兴趣的，倒是汪曾祺与江青的往事。关于这段往事，史料不多，汪曾祺写到这一段的时候，笔下的文字也有点含糊。他在文革前没受太大冲击，文革期间因为笔杆子硬，被江青看中调去写《沙家浜》，也算是被保护了起来。他最难熬的日子反而是文革刚结束的头几年，毕竟能得到当时第一夫人的垂青（现在也有人戏称江为江麻麻了），汪是说了很多表忠心肯卖命的话。这让他在那几年尤其的不好过。对此评判优劣对错很难，我只能说不管是违心的还是主动的，普通人在时代大潮里想要保持人格独立，想要独善其身，真的太不容易。
在此不妨举个类似的例子，知名红学家周汝昌曾得到一代奸雄康生的赏识，所以周在文革里受罪很少，其著作还能以高规格正常出版。我在天津上学期间，有几位老师年轻时和周有些来往，说康生葬礼上，周汝昌因为觉得痛失伯乐，嚎啕不止，连磕了十几个响头，也正因这事，周在文革后受了多年排挤。此事是真是假已难验证了，周汝昌已经离世，把这件事说给我听的几位老师也不在了。既然当不得信史，就当个故事听吧。
《汪曾祺全集（全十六卷）》读后感(七)：读汪曾祺十年记
大概十年前了吧，刚到单位上班，人在异地，手上的业务又不很熟，我大约很是有些苦闷。
每天五六点钟下班，到食堂吃了晚饭，我就把自己关在单身宿舍里。出单位门一百多米是个十字路口，靠东路边上有对老夫妻摆的摊子，卖些水果、瓜子、粗制的点心，都装在长筒的厚塑料袋里，搁板车上。我常去称上一斤葵花籽，用一次性黑胶袋子装着，拎回宿舍。
到宿舍里，用烧杯烧点儿开水，泡杯清茶，扭亮台灯，打开正看着的书，一边看一边吃瓜子。口干了，就端起杯子喝里面温热的茶。 夜渐深了，单位里一片寂静。我宿舍房间正对着几栋单元楼，一片片窗户里都透出昏黄的光。偶尔听到一两声婴儿的啼哭声……
天地间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感觉有点儿寂寞，又觉得这样的夜晚倒也不坏。 瓜子壳撒了一地，杯子里的茶也喝白了，我就洗洗爬到床上，沉沉睡去。
星期六星期天要是天气不错，我会坐一块的公交车，三四站路，到市中心逛逛。公交站旁边有个不小的新华书店，是我常流连的去处。 一次在书店墙角书架的第二层，看到两本装帧完全一样的书。我有些好奇，抽出仔细一看，是《汪曾祺小说经典》《林斤澜小说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两个人的书为什么用相同的装帧，又同时出？这其中自然有些缘故，我后来读了更多汪曾祺的文章就明白了。
说不上为什么，我只拿了《汪曾祺小说经典》，到收银台付了钱，坐车回单位。晚上在宿舍拆了塑封，打开书细读——这一下子就沉浸到汪曾祺笔下民国小城的生活里……这是我买的第一本汪老的书，也是我成为汪曾祺铁杆粉丝的发端。
这本《汪曾祺小说经典》并不厚，我翻来覆去不知道读了多少回。里面的故事早已明白（其实汪老的小说也没多少故事），人物早已熟悉，可就是忍不住一遍一遍地读，不觉得腻；反倒感觉读一次就是对内心的一次按摩，有着最好的疗愈效果。
我在日记中写道：“读汪老的书总是这样，随便从哪一页哪一句读起，就读进去了。不知不觉已经读了好几十页，好几个故事，惊觉时间过得真快。有事情忙，也放得下。再次展卷如逢故人，一种熟悉而温暖的感觉泛上来……他有一支的妙笔。寻寻常常的事，平平凡凡的人，简简单单的食物，经他一描述，一点染，就那么活灵活现有滋有味……读后很平静，很充盈，看人看事都带上了几分温度，觉得这生活这人世毕竟还是有美好……”
在单身宿舍里的一个个枯寂的晚上，汪曾祺的书常常是我最好的伴儿，就像一位饱经世事的老头儿，跟你聊天，给你娓娓道来当年的那些故人往事……
一个夜晚读到这书里的一个短篇，眼前浮现出些童年旧影，才发现我和汪曾祺早有缘分。
那时上小学，寒假里，早上醒了躺在床上，只要一听到爸妈出去上班时关门的声音，我就赶快穿着拖鞋跑到他们卧室，钻进被窝里，里面还是暖和的。爸爸卧室里有个大书柜，里面满满当当都是书，我喜欢从里面抽出一本躺被窝儿里看，那份快乐真是童年美好的回忆。
那时最喜欢看的是《连环画报》，里面有个故事印象很深，二十多年都不能忘记。民国小城产科医生陈小手竟是个男的，他手小又特别细嫩，接生的功夫一流。陈小手还有匹挂着銮铃的白马，接生时骑，人称“白马陈小手”，救活了很多人命。可一般人家等闲还是不愿请个男人给自家的女人接生。 有一年，城里来了联军，有个团长的太太要生产，可身上的脂油太厚，生不下来，只好请陈小手。陈小手跟这个胖太太较了半天劲，小孩终于生下来，母子平安。事情完了，陈小手拿了酬劳骑上白马没走出多远，就被这个团长从背后一枪打了下来……
印象中，这个故事画得粗陋，但看了《连环画报》上那么多故事，就这个始终不忘，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团长那看似出人意料的一枪。读了《汪曾祺小说经典》才知道，这竟然是汪老的同名短篇小说《陈小手》改编的。 汪老说过，他追求的是和谐，不是深刻，但他的小说散文里从来不乏深刻处。团长的那一枪写出了人性中最幽微黑暗的地方，下笔看似轻，分量其实很重。更值得玩味的是，汪曾祺后来回忆说，在他家乡陈小手实有其人，他也确实救过一个团长的太太，但那团长并没有给陈小手一枪。从这里可以看出，汪曾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