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忧伤读后感精选10篇
《民国的忧伤》是一本由祝勇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国的忧伤》读后感(一)：真的是走进民国那些人物
写这个书评是因为我参加的读书会最新的主题是“春天的阅读”。奈何我翻了下我看过的书单，真的没有太符合主题的书。所以决定交流这本，原因是就历史进程来说，民国很像春天，一个挣扎着发芽的时代，所有的东西都像树木一样争抢水分，抢到了就枝繁叶茂，否则就是枯死的命运。
祝勇写历史的书既不想纪实文学那样干枯乏味，像教科书那样内容虽多，但是满满一堆知识点，让人读起来很痛苦。也不像《明朝那些事儿》那样，语言调侃有入木三分。他的书让你读起来能感觉那些以前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名字的民国人物，是你所认识的，有血有肉的，祝勇融了很多感情进去，让你可以看见这些人物内心的挣扎。
看完以后你会说，哦，原来袁世凯面对称帝是既爱又恨，他也面对给这样的压力；原来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做的是这样的委屈窝囊；看到宋教仁到处奔走，落得个被暗杀的结局，心里反应也很复杂；感叹原来孙原来也这么热衷于revolution；蒋年轻的时候也看过socialism的内容。等等
《民国的忧伤》读后感(二)：一个乱世的理想与现实：民国时期的宪政路
机缘巧合下读了这本书，不禁令人惊异，也许是因为总是浸淫在传统历史书的枯燥与乏味中太久，初读此书便被吸引，难以自拔，大概是因为这本书是一本非虚构类型作品，而非史学专著，以人为中心展开相关事件极其影响，同时运用时间先后几个历史事件的对比突出历史发展脉络，并结合当时历史背景与后续影响给予相对客观准确的评价，应该说是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再加上语言富有感染力，因此魅力十足。也许因为这个枯燥单调的第一段，大家会失去读下去的兴趣，但我必须说上述理由确实是我为此书吸引人找到的原因，大家可以结合书仔细想想我是否说得有理。
民国宪政的道路上，出现了极为影响深远的人物，然而却不能说他们的影响是好是坏，因为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凭借某一件事而武断地判定孰好孰坏，孰对孰错，是不负责任的阅读态度、思考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因为当我们面临选择时我们必须选择权衡，而最后结果如何，一在人为，一在天命，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那个面临选择的人，或者说是哪个等待是否被时代选择的人。而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健康的理性，一种谦虚的冷静，一份切实的思考，一种认真、从大局出发的态度，要知道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看问题，很有可能会看到不同的结论。
在本书以宪政角度所讲述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袁世凯与孙中山。
毫无疑问，二者是具有共同点的，否则也不会在辛亥革命中就很多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二者的差异又是显著的，也正是这显著的差异使这两个历史人物走上不同的领奖台，显然地，孙一定会被评为“民国最佳革命者”，而袁则必定会“荣膺”“民国最差卖国贼”，而这个最显著的差异，也是导致历史发展方向转变的最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孙中山为人敬佩而袁世凯为人唾弃的原因，即孙中山“天下为公”，而袁世凯则一心登极。
袁世凯自不必说，自始至终都是大独裁者，我无法也无意给他翻案，但孙中山，一代革命导师，领导了辛亥革命、建造了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山先生却为什么实行专制呢？
这还要从袁世凯称帝开始说起。
袁世凯登极前就解散了国会，修改了宪法，并且改为终身总统世袭制，为下一步称帝做条件，与此同时，他为了争取日本对自己称帝的支持，签署了由著名的“二十一条”修改协定的《四月提纲》，举国震惊，毛泽东曾作诗：四月九日，民国奇耻。何以雪恨？在我学子！（怕是具体字记不清了，多请见谅。）在这之前，袁世凯本是想邀请当时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前去会谈，共商国是，共谋民主宪政，但蹊跷的是宋在前往谈判地点的路上被刺杀于起点处，虽说此案尚无定论，但当时人皆以为此事为袁一手策划。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得到此消息悲痛欲绝，愤怒冲冠，遂带领革命军发起“二次革命”，国民党与袁彻底决裂，而这次战争显然是失败的，我认为原因主要如下：
1、孙中山意气用事，缺乏对时局的正确把握和了解。当时袁世凯所统帅的北洋政府已经掌握了全国大部分地方，凭孙的实力，难以与袁产生正面有效对抗。
2、孙中山指挥失当。客观来说，孙中山自始至终就不是很擅长战略战术，而只是一直凭着激情和牺牲来开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一个可悲又可怕的人。
3、军事力量弱小，经济实力不足。自古以来，打仗拼的就是钱和人心，共产党得人心所以取胜，但孙中山当时不屑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因此此战必败无疑。
但最终，孙中山把所有的原因归结到没有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他自己）身上，导致了队伍的涣散，致使战争失败，因此他逃到日本后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并且要求党员绝对忠诚于领袖（也即他自己），孙中山的专制自此成型，一直延续到他逝世后的蒋介石。
然而，我们必须依旧承认，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爱国，就是天下为公，就是因为他的理想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大同社会！而袁世凯自始至终只为家天下，即便他曾在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阶段表现出极强的施政才能，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独裁只为他个人的统治，为他个人的野心与“梦想”，而非代表百姓的疾苦与呼声，而这样的自私与腐败，终将为人民所唾弃。
因此，我们做什么不重要，程度怎样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愿意给予别人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愿意为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去做些什么，这样我们才算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及早跨过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那条鸿沟，不再让民国的悲剧重演，真正到达一个理想世界！
【第一次在豆瓣上写书评，还是不太好把握的历史书籍，写的不是很好，请大家批评见谅！】
《民国的忧伤》读后感(三)：民国人物的侧写
这本书是在一次偶然逛书店的时候发现的，当时拿起来随便翻了翻，内容和文笔都挺喜欢的。买来后却在书架上搁了一段时间，打开读起来倒是很快，一个周末就差不多全看完了。拿在手上，书本身给人感觉不错，无论是开本的大小，纸张的质量，印刷的排版，都能给人以流畅阅读下去的快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个章节的末尾，都附上一些民国时期的老照片，或是人物，或是事件，印刷质量还都很不错，很多还是彩色照片，算是个意外的惊喜吧。
这本书与其说是民国初年的宪政小历史，不如说是一个个民国人物的侧写，从唐绍仪到袁世凯，从黎元洪到段祺瑞，从孙中山到宋教仁，从鲁迅到胡适，还有蒋介石和毛润之，结合作者对中国民主宪政曲折发展的感慨，有点历史散文的感觉。
晚清或者民国初年最大的遗憾，就是虽然建立起了现代国家的架构，但是却未能实现共和的宪政，这其中很难归结为某一人某一派的过失，还是经济实力、国民素质的欠缺，或者仅仅是时机上的错失，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遗憾的巨大代价却是要全体中国人民来承担的。这个代价之大，结合今天的中国现状，回看当初他们的宪政理想，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从作者笔下的一个又一个生动而感性人物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关键时机和机会：
清廷1911年的立宪，本是清廷自我救赎的最后机会，也是中国在历史上离君主立宪最近的时刻，但是“皇族内阁”的问世，彻底击碎了改良者“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的良好愿望，把大多数原本支持和平立宪的中间派，彻底推到了孙文暴力革命的一边，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成为了引燃辛亥革命的烽火的导火线。作者在这里也是一针见血：“专制者都是一毛不拔的，舍不得出让一点权力给人民，所以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他们即使粉身碎骨，也博不得丝毫的同情。他们不给人民机会，自己也得不到丝毫的机会。”
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才一个月的唐绍仪的出走，带动了10位内阁总长中的四位同盟会总长集体辞职，袁世凯和蔡元培“代表四万万人请诸位留任”和“代表四万万人请总统批准我们辞职”的对话，一来一去，固然颇有涵养和骑士风范，不过，拱手让出内阁和国会的事实，客观上给袁世凯回到专制行了方便。作者是这样批评了同盟会阁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声讨袁世凯，不如检讨同盟会阁员自己。这些理想主义者，把民国政治想的过于‘理想’了，稍有‘不理想’，他们就洁身自好，挂靴而去，草率地放弃了内阁这一平台，接下来由放弃了整个国会，把他们拱手让给了袁世凯。他们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既没有斗争的耐心，也没有前赴后继的决心和勇气，最终连制约袁世凯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凯的权力欲望一天天的膨胀，在忍无可忍之际，重新祭起暴力革命的大旗，以千倍万倍的牺牲，弥补从前的过失，辛亥革命的成果，终于被推倒重来；而集体辞职时的那份礼貌，都因后来的血腥厮杀而变得毫无意义。”
1913年，宋教仁的遇刺恐怕是民国最可惜的一人一事。遇刺后，宋被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在椅子上，留下一公一私两道遗嘱。他告知于右任三事：“一事，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事，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古人为我照料；三事，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劲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他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每读至此，无不为宋教仁人格的纯粹和理想的真诚而潸然泪下。
宋案的复杂，完全可以单独写一本书。宋案主谋至今成谜，历史学家们也是各持观点，莫衷一是，袁世凯、赵秉钧、孙中山、陈其美纷纷牵涉其中。但从今天回看当时，不管是真正的幕后黑手也罢，还是愤慨难当的革命同志，抑或是纷纷其扰的旁观看客，恐怕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宋教仁的遇刺，关上了最后一丝和平实现共和宪政的大门，把每一个人都牵扯到了此后无尽的纷争当中。中国的民主宪政，也从此和宋教仁一样，成为了一个纯净、美好却逐渐远去的理想的意象。
1917年的府院之争，黎元洪借助张勋赶走了段祺瑞，没想到是引祸水入京师；段祺瑞以武力赶走了张勋，用冯国璋取代了黎元洪，可是府院之争却延续了下来；梁启超的进步党，携手段祺瑞，将国民党赶出了国会，无限风光地占了新内阁的大多数席位，可是在徐树铮的一番灰色运作之下，“安福国会”粉墨登场，学术大师梁启超这才明白，在精明世故的小徐面前，自己在政治上不过是个小学生。这一番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戏，无非是你能用破坏规则的非法手段赶走别人，那别人自然也可以破坏规则下流办法来赶走你，宪政的游戏规则始终未能建立，民国初年的政坛就这在这样的纷纷闹闹中一点点堕落。作者在这里不由得感慨：“梁启超绝对没有想到，进步党的价值，是依托国民党而存在的。在民主政治这个平台上，任何政党，包括敌对党之间，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当进步党帮助北洋集团将国民党赶出国会，它的使用期也就过了。…国会本身就是不同政治派别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只有尊重和保护不同政见者，自己才能得到尊重和保护，也才能使政治博弈在一个正常的规则下进行。而那些党同伐异和企图将对手赶尽杀绝的人，必将逼起暴力反抗，将自己逼上绝路。”我想，这就是伏尔泰所说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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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毕竟还是历史散文，作者参考了很多很有价值的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地加以推测和想象，并投射了自己的个人理想和内心愿景。如果想要全面客观地了解这段历史，还是得去看陶菊隐的《北洋统治时期史话》或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作者在书中也引用了不少民国时期的天津、上海的报纸，一方面从侧面表达了当时的社会上的真实观点和意见，另一方面也是管窥了民国初年的社会风气和言论自由的程度，对比当下，只能唏嘘。
全书最后半部分感觉稍差，阅读的快感不再。不知道是作者驾驭文字的水平有限，还是编辑砍掉了很多“根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结果未予显示”的内容和观点。我猜，还是因为时间上太接近现当代，对某些人物和事情描述受限太多。
《民国的忧伤》读后感(四)：《民国的忧伤》：当下民主实践的一面镜子
这是祝勇转型为学者后的一部力作。文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苦心孤诣和倾注的心血。因为祝勇是新散文的代表作家，他笔力超卓，《民国的忧伤》里面一个个可读性极强的人物、轶闻、史实又以他在故宫成为一位学者的知识结构为基础，把民国的历史做了一次彻底的重构。读罢，让我清晰理性地知道，清末的积重难返，革命的成功也对其无法改变或有所改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现代的国家架构和多党政治，却不等于就此建立了现代的民主制度。一个对话的、调和的、服从的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值得深思。也许这就是今天读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自序
滴血的宪政
本书是《辛亥年》的姊妹篇。两书的承继关系，是历史本身赋予的，即民国初年建立宪政的各种努力，可以被认为是晚清新政的延续，甚至许多人物都是重合的。尽管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他们对各自的立场进行了调整，比如梁启超这个曾经的君主立宪论者，已经成为民主立宪的代表人物，与杨度（从前的盟友）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势不两立，但建立宪政仍然是中华民国未完成的使命。清末的积重难返，不会因革命的成功而有所改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现代的国家架构，建立了多党政治的平台，却不等于就此建立了现代的民主制度。一个对话的、调和的、服从的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宪政文化和专制文化的冲突一如既往。宪政与专制、宪政与革命、民主立宪与君主立宪之间的斗争，远比清末更加惨烈，民国的政治版图也远比清末更加纷乱和复杂。当年出洋考察宪政的清朝官员端方在与罗斯福总统会见后，一语道破了皇帝和总统的区别——“惟以一身事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但到了民国时代，无论是孙中山这位激进的革命者，还是袁世凯这位激烈的立宪派，都不愿意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让人想到清朝皇帝的那句名言，“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也证明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著名判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至少证明了革命的限度，即革命不是特效药，它只能把矛盾遮蔽起来。就像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就职的时候，那些在几个月前还势不两立、拔刀相向的人，心情复杂地站在同一个队伍里（见本书《传奇一》），这使这个新兴的国家至少在视觉上给人愉悦感。但这些深刻的矛盾终究是遮蔽不住的，它们很快就会暴露出来，展开新的厮杀。
民主的脆弱，赋予革命以正当的理由，这一点，与清末如出一辙。于是，20 世纪的中国史，便被革命不断推动和翻新，成为“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历史。中国历史的现代化框架，也被革命书写所置换，革命与否，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中华民国国民鲁迅在《小杂感》里写：“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他以调侃的口吻，表达了对于革命的怀疑。在我的成长经历中，蒋介石一直是革命的对象，是“反革命”，后来从事历史研究，越来越多地看到蒋介石的讲话、日记，惊讶地发现，这位“最大的反革命”居然时时刻刻以革命者自居，动辄大谈革命。在革命的流水线上，一个旧的革命者必然会成为新革命者的革命对象。本书并非要对革命作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只是意在强调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新的专制，而是为宪政的展开铺设一个更好的平台。否则，革命就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走向了异化，证实了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做出的革命必然导致混乱，而混乱又会被新的专制所终结的判断。
对于这个有着坚硬的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只有宪政，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因为只有宪政，才能追求一种更优越的民主生活，实现社会利益的最普遍化。宪政与革命，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也不应水火不容。从《辛亥年》到《民国的忧伤》，从晚清到民初，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证明宪政在晚清以来中国历史中的贯穿性意义，尽管这一意义经常性地被革命打断和遮蔽。与革命相比，政治改革更加艰难，需要更大的勇气、更长远的眼光和更细致的操作，以超人的耐心和理性，控制和支配各种不确定性。我们不能设想有一个“纯洁”的时代（所谓的“条件成熟”）来安放宪政梦想，因为这样一个“纯洁”的时代是永远不存在的，宪政需要通过打破现实利益的屏障来实现。时代的迷局各有不同，而迷局永远存在。本书始于“迷宫”，而这，也是对今天的写照。今天的中国，是晚清以来国人为建立现代制度而奋斗努力的一个延续，韦森教授在他新近出版的《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中表示：“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不受任何实际约束的政府，可能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在长期来看更容易出问题，甚至可以讲更加危险。在无宪政民主政制的政府的治理之下，民众的福利肯定不会太高，且该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绩效也可能比计划经济体制更为糟糕”，势必导致普遍的腐败困境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吴敬琏先生最近也说：“在当今的中国，如果不能采取果断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来制止权贵对国库和各阶层人民的掠夺，纾缓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发生顾准所说的‘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而某些枭雄式的人物正好可以利用这种情势，用‘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极端‘革命’的口号，误导深受权贵压榨因而热切希望获得公平正义的大众，把他们引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歧途，使建设现代中国的进程遭到中断。” 温家宝曾经在深圳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为了避免重新陷入历史怪圈，韦森一针见血地指出，宪政的首要问题是政府守法，而不是公民守法。“政府守法，受预先制定的规则约束，就是宪政。”如此，当我们回顾民初那段民主探索的时候，内心就不会再感到痛苦和纠结。
本书不是一部学术著作，而是一部历史非虚构著作，延续了《辛亥年》以人写史的写法，把人物放在历史舞台的中心，去体会他们的欢笑与悲哭，使历史重新拥有情感的温度。历史不是教科书，历史是用生命和血肉铺垫出来的。钱穆先生说：“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无味，无可讲。而且已是明日黄花，也不必讲。”本书以无比同情的心情回望民初宪政那段历史，回望那些在民初的混乱局面中为实现宪政梦想而努力挣扎的人们，领会和理解他们的痛苦和纠结。他们的功绩，丝毫不逊于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只是以革命为主导的历史叙述没有给他们一个合适的地位。那些人，不是消逝了的人，而是现实中的人，举手投足，都可以耳闻目见。或者说，这些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他们生命中的所有际遇与抉择，
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是为序。
祝勇
2013 年3 月17 日于北京
《民国的忧伤》读后感(五)：筆記
﹣書買了一陣子了，這兩天趁往返廣州終於把書讀完了。其中一個感覺其實是，蠻想看看港版有沒有不一樣，因為書中不少對民國的專制或憲制不能落實說得很白，但文章就停在1949年了。以古諷今在內地版做得很含蓄，就不知道港版如何了。
﹣跟《辛亥年》一樣，這本書祝勇其實是用他的文字功底，將史料montage成十分有電影感的閱讀經驗。同樣地，書中挑的照片也是十分有歴史感，很震撼。但是照片的caption的舖排很奇怪，很別扭。
﹣ 從書所羅列的參考資料，作者應該是找了很多參考及原始資料。但在內文時則感覺祝勇經常引用幾個資料，像芮恩施，陶菊隱，唐德剛，張鳴......反正祝不是歴史學家，他也說他不是要寫歴史，這樣子的資料引用應該也是可以理解吧。
﹣ 與《辛亥年》‘一樣’，書本花了很多精力介紹民國時期北方的政治，從袁世凱到段祺瑞到皖直奉系軍閥之爭，這某程度上也是補充了在‘政治正確’的歴史中對孫中山、蔣介石脈的重視，而無視國體／政府在蔣北伐成功前其實一直是座落在北洋政府那兒。
﹣ 關於憲政之無法落實，當年政局走向黑暗與歴史對今天的‘嘲諷’，這肯定是不難讀出的弦外之音。
﹣我喜歡看梁啟超、周氏兄弟與胡適的片斷。日益對政治‘厭倦’、‘畏懼’，雖知自己不學無術，但從知識份子的學養及處世之道學習，倒是自己一生可努力的東西。國家機器之惡，終生不願與之拉上關係。
﹣剛好昨天吳清源逝世了，讀到段祺瑞與他的一重關係是，覺得閱讀嘛還真有點‘玄機’，偏偏在我讀到段與吳的關係的一天傳來吳仙遊的消息。
- 讀完書不久就發現一些史料的'歧異', 比如段祺瑞究竟在'三一八慘案'後有沒有到現場下跪, 與及傅斯年究竟是否五四運動當日的搞手..... 看來要弄清史實, 還是要自己多點功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