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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读后感10篇

2018-08-06 05:56:01 作者: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读后感10篇

  《思想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是一本由雅诺什·科尔奈 (Janos Kornai)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页数:466,特精心网络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大家能有帮助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读后感(一):读《思想的力量》

  y严搏非

  几年前,科尔奈的这部思想自传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以后,曾引起很多朋友关注,一次在北京,还听到一位朋友说,读了这本《思想的力量》,觉得科氏已 不仅仅是位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思想家了。虽然这个评论不见得准确,但科氏在完成了《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后,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伟大思 想家却是无疑的了。这部《社会主义体制》六年前由中央编译出过,当时我们书店的读书会还专门做过一场讨论可惜,它并没有在国内学界引起足够的、与此书叙 述的问题相称重视。科氏这本《思想的力量》在回溯自身思想历程时,便大量地回到《社会主义体制》。

  科尔奈在80年代就为国内学界熟知,这位前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参加了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派的重要会议:巴山轮会议。他那本描述计划经 济的名著短缺经济学》也随之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当时的知识界几乎人手一册,也不管你是读经济学的还是读历史学、哲学甚至文学的。《短缺经济学》指出,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关于“短缺”的再生产体制,也就是说,在短缺的经济中,计划的对象其实是“无”,是“不存在”——是对“短缺”的计划(或 对短缺的控制)。这一分析和论断,在那个还是可以相当自由争论的年代,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求”的社会主义 计划模式,无疑是一个完全的解构。此书在80年代出版,产生影响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在科尔奈看来,《短缺经济学》只完成了30%的工作,对社会主义体制 的完整分析,要到10年以后,直到《社会主义体制》一书的完成。因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科尔奈才完成了他对这个体制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制 度自身演化的完整分析。

  最近两年来,由于某位高官推荐,很多人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大革命》,其实,人们不妨再读一下科氏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是更为直接的系 统分析,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整体,它是不能改革的,它只能是“整体转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意味着天然的杂交性和不完整性”。科尔奈 论证说:“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我用几百页的篇幅支持这一假定,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内部改革,无法拯救制度本身。相反,这种改革会削弱制度的基石。政 府的压迫越是缓和官僚管制越是放松,旧的权力关系越难以维系”。这段论证,表面上很象托克维尔的“改良引发革命”,但区别则是,托氏的大革命来源于旧制 度的合法资源的丧失,而在科尔奈那里,“崩溃”却是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体制”自身演化的必然结果,无幸免可能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读后感(二):将学术生命碰撞融合的大学者

  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度洛阳纸贵,出现了“短缺”,但这是在价格体系下的暂时性的短缺,而科尔奈本人的学术历程则更是充满了传奇,是时代与学术的大碰撞与大融合的结晶

  科尔奈是匈牙利人,父亲是精通三门语言博士,为德国的匈牙利大使做法顾问,社会地位高,收入亦非常丰厚。但是纳粹的上台以及匈牙利当局的妥协投降政策使得匈牙利的犹太人天堂跌入深渊,科尔奈的父亲被关押而最后不知所踪。科尔奈因之对赶走德国人的苏联红军及其实行的共产主义政策一度狂热,并进入共产主义报社工作,仕途一路凯歌。在此期间由于斯大林的逝世引起的关于斯大林体制的讨论及匈牙利相应的变革使科尔奈本人开始反思共产主义体制,并为当时的匈牙利总理纳吉的书籍撰写书评,鼓吹新思潮。

  苏联的坦克不会允许匈牙利另起炉灶脱离自己的控制,随着纳吉发动的匈牙利革命被镇压,科尔奈本人也被调离了报社,进入研究所工作。此时的科尔奈并无深厚的学术功底,但是通读过《资本论》并做了详尽笔记,在匈牙利经济大学的博士学位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在职博士,其博士论文《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化》一经发表,即引起强烈反响,科尔奈指出了在管理过度集中的情况下,努力激励相背离的情况,并讨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短缺”。

  此后科尔奈自学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通过与数学家交往增强自己的数理能力。加之其对社会主义体制的通透理解,其论文很顺利地见诸《经济计量学》等顶尖经济学杂志,受邀到剑桥、哈佛等名校访学,在国内的地位也蒸蒸日上,在满足匈牙利当局平衡正统候选人与非正统候选人的条件下当选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科尔奈到哈佛大学经济系做了终身教授,钱颖一、许成刚等都是他的学生

  纵观科尔奈的学术生涯,可遇不可求的一种珍贵品质是将自身的学术追求祖国命运、社会的变迁融合起来。从二战战争创伤中倒向共产主义,再到接触到共产主义体制的真相进行深刻地反思。咒骂共产主义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解释这种体制的运行机理并给人以启发的鲜见,后者实际上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的使命

  科尔奈从实际现象出发,提出颠覆性的观点并用精密的梳理模型论证,是勇士才可能有的壮举,但实际上普通人也有所感知,但未进行深入。以科尔奈提出的著名的“软预算约束”为例,我自己也曾感觉这个和父母子女之爱导致的子女在消费以及决策上的软约束是一样的,但我止于观察,甚至没有进行粗浅的分析。实际上,科尔奈的灵感正来自于家庭决策中的”预算约束“并将之用于对国营企业的分析,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司空见惯的基本假设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天然背景的,但是在匈牙利以及广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并不是这样的,理论现实差距往往会产生新的理论,科尔奈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父爱主义与政府挽救亏损企业的做法连接起来提出了”软预算约束“的分析框架

  此外,科尔奈关于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实证方法“之间的判断也深得我心,”就我的经验来看,数学经济学的泰斗们都非常清楚认识认知过程复杂性以及研究的角色分工。我从来没有听说阿罗或者库普斯曼对那些表达不准确或者不完全准确但是包含真知灼见的观点不屑一顾,也没有听说他们会贬低这种观点的创造者。‘大致的正确总比精确错误来得强’”。

  但是目前的学术发表体制下,那些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而且不完整的原创作品难以有机会成熟的作品一同出现在顶级学术刊物上。科尔奈对此持鲜明批判态度,因为这会使得“刚取得博士学位急于在工作中迅速获得提拔的学者不会尝试着提出革命性(但是没有经过提炼)的新观点”,而是在研究中使用学术界里广泛得到认可的理论以及经过实际检验的数理模型。对理论和模型的略作修正就可以短平快地出很多成果。这实际上对研究精神的一种背离。

  总之,对于有志于做研究的人来说,尤其是生活在转轨国家中做发展问题的研究的年轻人来说,科尔奈的思想自传是一笔巨大而珍贵的财富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读后感(三):换一种时代的“语气”——评科尔奈《思想的力量》

  在我的私人阅读史中,有一些东欧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直到现在仍然像海浪一样冲撞着我的心灵深处,总是让我生出“休戚与共”的切身之痛感。比如波兰的米沃什。在一首叫《致N . N 的哀歌》诗中,他这样动情地写道:“人怎能生活在那个时代,我真的无法说。”他说的“那个时代”,具体是指“二战”到“东欧剧变”之前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米沃什看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东欧国家,往往不乏的是两种被人漠然处之的东西,即“蜜一样的黑暗”与“可怜骨灰”。对于这样沉重感触与判断,身临其境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想必会深表认同。尤其是,当后者“意识到墙的存在,知道墙在哪里”之后。

  虽然他们关注的领域贡献出来的作品不同,但科尔奈与米沃什在这一点上是共通的:他们一起“见证”了过去那个被畸形的政治权力体制扭曲了的时代。对于科尔奈而言,能够体现这种“时代见证者”作用的,莫过于他的自传之书:《思想的力量》。不过,或许仅仅只有“见证”还是不够的。尽管能够“见证”,为后人留下一段真实个人记录与社会记忆,已经蕴含着一种“让过去点亮未来”的力量所在;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过去之光”如果没有“现在之人”的“追认”或“后观”,其是否存在,是否可以照进“未来”,则另当别论。换言之,“往者不可鉴,来者尤可追”,这一点是我们事先应该考虑到的。可以想见,后人很可能做的两件事是:要么会无所用心地忽视或抹去了前人在历史中的复杂面相,要么会理所当然坚持让他们为那些不堪的历史问题负责。这一切,要大概归于历史当事人的不作为。这不是科尔奈所欲的。

  在《思想的力量》一书中,科尔奈真诚地回顾和反思了他在“那个时代”的个人作为。他不仅想让人知道,他们“见证”了“那个时代”,而且他还想让人明白,他在“那个时代”并没有与“蜜一样的黑暗”彻底同构在一起。他至少在黑暗的“铁屋子”中发出了自己的不一样的声音。他或许还无法打破“铁屋子”,但他通过自己的专业研究(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范式”的细部分析与整体考察,比如《短缺经济学》《社会主义体制》等,实际上做到了对“铁屋子”的“内在批判”,或者说是一种解构性的工作。不过,正如他在这本书中自承:在“政治参与和学术研究中”,在“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中,他总是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在我看来,造成他内心纠结、让他始终念念不忘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知识人,如何恰当地摆正自己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位置呢?如果知识人的本分只是“在智识上保持诚实”,那么,这种“诚实”是否会因为仅仅局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而远离或自外于时代的基本问题,而对之鞭长莫及,难以发挥出多么大的影响力

  这就涉及一个具体的界线问题。科尔奈对此也是不好把握的。他如是说道:“问题很显然,在政治家和具有社会责任感与社会良知的学者角色之间,有一条分界线。我不能接受自己扮演前一角色,但是我想要成为后一种人。有时,我感到我已经越过了自己规定的界线,有时我又觉得自己与这一分界线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这条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呢?”我个人觉得,常常向自己问出这样的问题,能够具有这种自觉的“界线意识”的知识人,已经难能可贵。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科尔奈在“东欧剧变”之后说出这番疑虑时候,他与过去那个在政治高台或悬崖上“梦游”的自己的心理距离是如此之远,前后之别是如此之大。我们看到,科尔奈在1947-1955年这段时间就职于匈牙利的党报《自由人民报》。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坚定相信社会主义体制的共产党员。他“毫无恐惧”地认为:“我们之所以傲慢,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不会犯错,其根源在于,我们认为自己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还有在《自由人民报》的地位。”而如今呢?是什么让他犹疑和“觉醒”,不再那么傲慢和信誓旦旦,最终彻底改变了时代曾经贯穿他的“祈使式”的“语气”呢(非上述的“疑问语气”)?

  我认为,读这本《思想的力量》,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的即是上述这一问题。科尔奈在事后认为,那是因为自己内心的信仰世界观经历了一次“重组过程”。他为此提供了一个形象比喻:“这一过程就像把铁屑撒在下面放着一块磁铁的纸上,铁屑本身可以形成各种因素,但如果移动磁铁,图案就会发生变化。”不过,在“那个时代”,谁会怀疑自己只是一点微末的“铁屑”呢?当我们被某种东西所吸引,我们只能会备感“与有荣焉”,哪里会去质疑,那吸引我们的东西是一块太小的“磁铁”,还是一个太大的“梦境”?就算是放到今天的语境,我相信,也很少有人会去追问:那个能把我们真正凝聚在一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或者那个让我们发生“移动”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我想,科尔奈这个比喻或许还能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启示:“凝聚”或静止只是一种表象,而“移动”或改变,才代表实质关键所在。

  是的,人们不可能总停留在“那个时代”。无论怎样,那个“大规模的政治压制”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种“根本性的困难”产生了。科尔奈长达50年的研究表明,这种“根本性的困难”在于,那种“父权型社会”或“保姆式国家”的体制,就算在内部或整体上可以实现一时的自洽或协调,但这种“均衡体系”,总有一天可能被自己的“孩子们”所打破。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想,我们无须再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样,被迫或者有意使用“祈使语气”来回应“这个时代”。也就是在这个否定的意义上,科尔奈的《思想的力量》一书,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并不遥远的“他者”而言,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与截然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至少,在该书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终于可以坦然地对过去“那个时代”,使用“陈述语气”和“疑问语气”,甚至是“条件语气”了。在我看来,这已经是“这个时代”的某种“剧变”,而其只能归因于那些看似内在的“思想的力量”。是时候,换一种时代的“语气”,来言说我们这个谁也“无可逃避”的时代了。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匈] [匈]雅诺什·科尔奈著, 安佳 张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版,定价 98元)

  念兹在兹

  文/孙守飞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读后感(四):天赋与命运的结合

  只读了前10章,后面内容大多结合研究内容,我不做经济学便略过了。他年轻时的故事让这本传记戏剧色彩颇浓。按照章节顺序简单谈点感受。

  他显然来自一个能提供良好教育的家庭。少年时代陷于二战却能活下来,上天眷顾。

  据说语文能力,写作与演讲,决定人生高度。通过作者自述,他并不是一个善于演讲的人。但是他20岁左右就在dang报展露头角,迅速登上核心位置,这一定是由于非同寻常的写作能力。接近高层的位置让他拥有更多资源,在其个人发展中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在报社遭遇政治变故,即使贬黜也是到了经济研究所,开启了他的学术之旅。博士论文成为令人瞩目的政治新闻,有几人能有这般待遇。历经政治冲击,没有逃亡,没有自杀,而是自学经济学,一边接受审查一边读了那么多艰深著作。我读到这些心里暗骂:真tm天才。作为一个野生经济学家,跟数学家合作,第一次投国外刊物就发Econometrica,这又是何等传奇。第一次出国开会,往来者皆学界大牛甚至诺奖得主,最后还拿到哈佛教职。多希望这就是个文学故事,可是又不得不承认他是个真实存在的人。

  他的天赋不容怀疑,但是也应当看到时代赋予他的机遇。科尔奈也承认当时西方对计划经济好奇,他敢为天下先,从墙里打洞出来,因而受到极大关注。我联想到的是吴敬琏和厉以宁等改革初期的经济学家。他们做的不是漂亮的数理模型,但是对中国经济改革起到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或许“经济家”更适合他们的角色。

  另外的感慨是在大清洗中人们面对生命威胁,求生本能暴露无遗,友谊变得不堪一击。即使事过境迁,人们还是不愿提起甚至不愿想起那些令人尴尬的往事。

  乱世易出英雄,前提是要能活下来。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读后感(五):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成功—— 科尔奈《思想的力量》读后

  原载于腾讯.大家

  文北望

  在阅读出身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师们的作品中,我时常有一些莫名的亲切感和隐秘的痛感,及至快感,比如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又如《波兰斯基回忆录》。虽然书中描述的异国他乡及其历史事件都与自己相去甚远,但书中许多情境和对人的命运的困惑与反思,却又让人感同身受。

  作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集大成者,科尔奈这本《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不但又给我了那些如约而至的感受,而且不经意间解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成功?

  答案肯定不是什么“成名要趁早”,或者“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之类——这些格言金句恐怕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成功而不是应该如何成功。是的,尽管书中关于学习研究和学术生涯发展的宝贵经验俯首皆是,比如:如何自学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如何不受干扰专心地从事研究,怎样开始博士论文和开展同行交流,哈佛大学如何聘任教授,等等,但传主最大的贡献并非总结这些成功秘籍,而是通过回顾如何成就经济学术生命的同时,展现了具有价值判断维度非常规的“智识之旅”。

  对经济学而言,价值判断是个古老而敏感的话题。樊纲十多年前在《读书》上发表的《“不道德”的经济学》一文掀起的轩然大波,以及后来张五常倡导的“经济解释”对青年学子的巨大影响,这其实都涉及了“应该如何”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张曙光先生在《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中梳理得比较到位:在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相互关系的争论中,始终存在着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它只涉及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不包含人们的主观评价,主张保持价值中立;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价值判断具有不可或缺性,经济学的观点与所有的科学观点一样,都是充满价值判断的。

  科尔奈显然秉承后者,尤其是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他逐步完善了价值判断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协调。在科尔奈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从淡化价值判断到重拾价值判断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的人生观。

  在从博士论文研究到70年代的早期研究阶段中,科尔奈还是以在调查、访谈、数据基础上进行理论一般化的实证主义为主。甚至正是因为摈弃了不切实际的、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价值判断,从现实中得出经过反复推敲的新的理论,保持了思想的原创性,科尔奈才摆脱了陈腐的教条束缚,与匈牙利同行们将理论变成说教、宣传式的不同,他在研究中避免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行话,而是从经验中学习,使用中性的技术术语,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产生了过度集中、突进增长、反均衡论、短缺经济学等丰硕的理论成果。

  科尔奈在书中提到,从1954年到1959年,他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弄清楚未来的生活方式,最终做出了完全尊从学术事业的抉择。正如科尔奈所言“我无法看透他人的灵魂或者决策过程,我只能审视自己的内心”。不禁让人联想到同时代的顾准先生,他当年振聋发聩地提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其本质上也是回归科学精神。正如胡适先生所言:第一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第二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

  也正因为如此,科尔奈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批评者,另一方面也能客观地指出:“社会主义催生了不成熟的福利国家。”他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也在获得在被匈牙利左派和右派夹攻尴尬遭遇的同时,却赢得了东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认同和赞誉。

  通过理性、实证来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的获得,这是经济学家成功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

  在科学原则下,科尔奈在秉承实证分析的同时,又逐步重拾、强化了价值观。甚至在其学术生涯中,效率与社会主义道德甚至成为贯穿其研究的一条主线,并著有《社会主义伦理的效率和原则》等经典文章。在其自传中,科尔奈鲜明地表示,“我尤其强调自由、人权、人的尊严和人的自主权这些价值观,尽管我极力让自己的表述更为客观,但是我认为,违背上述价值观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中,科尔奈一方面呼吁结束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模仿行为,支持私人部门的有机发展;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加速强行推进私有化,而是采取渐进、公正的转轨进程。他坦言道:“两种战略选择的背后是价值观的选择。整体发展观的倡导者们特别强调社会的重新分层和资产阶级化的过程,这样才能产生由业主和企业家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而信奉无偿分配计划的人,则更看重制度转轨速度。”事后观之,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过分追求速度的而忽略社会正义的改革贻害无穷,而接受了科尔奈渐进策略的匈牙利不但避免了国家资产迅速集中在寡头手中的厄运,而且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甚至到了1998年,在研究医疗体制改革时,科尔奈干脆与当时通行的先解决问题后考虑道德的思路背道而驰,“从一套为公众所接受的价值体系和伦理原则入手,以此为基础,推导出使用的改革途径”。他不仅强调了个人主义原则,而且与那些单纯努力弱化国家作用的自由主义立场不同,同时将团结原则作为重要前提,认为只要国家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就可以允许国家拥有再分配职能。根据这一研究最终出版的《转轨过程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东欧国家医疗部门改革》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著作。

  科尔奈在经济学界相应领域可谓执牛耳者,在国内学界和思想界及政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并有不少名声鹊起的中国学生介绍、传承其学说,但与预算软约束等理论广为人知并行不悖的是,他学术生涯中关于价值观、伦理的这条线索却为大多数人忽视了。这也折射出,在中国改革的实践和理论都面临着重大突破的当下,国内学界对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汪丁丁语)反思和探索还远远不够。

  国人对经济学研究的认识过多停留在知识、技术、应用层面和实用的工程师思维上,而忽视了起更关键作用的科学精神和价值判断,因此基于两者之上的原创性贡献就极为罕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杨小凯先生曾忧心忡忡地警告过的“后发劣势”陷阱。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是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探讨科学创造的道德标准和心理过程的专著。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它回答了“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成功”,而且也让人们懂得真正成功的社会科学家是为何如此稀少而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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