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读后感精选10篇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是一本由陈怀宇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5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读后感(一)：当我们在谈论陈寅恪时，我们是在谈论什么？
提到陈寅恪，多数人脑海里立刻浮现的是他非同寻常的家世、他的风骨、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他的冷冷清高的劲儿、他的瘦削、他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名头、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的铜塑像。
第一次听说陈寅恪是中国历史—隋唐段的课上，“哦，治唐史的专家”，仅此而已，没有下文。确实，如果是隋唐史研究者，陈寅恪是会被问到的。问题一般是这样的“请你说说隋唐史研究的名家及著作”，回答者一定会说到“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能接着再往下细说他的其他研究主题及渊源的是很少的。真正完整读过他的书、读懂他的书的人更少。和陈寅恪的再度相遇已经是3年后了，《柳如是别传》，竖排繁体，完全是《二十四史》的排版章法，拿起来几次，读读前言，就再也读不下去了。
知道点陈寅恪，似乎也能抬升些许自己的品味、见地和涵养，“你看，我是知道的，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没有流于俗气的”，不管是真心尊重也好，附庸风雅也罢，知道比不知道总是好的。
对于陈寅恪的讨论有几次“热潮”，1996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2005年前后的“国学院热”、2012年《先生》纪录片的拍摄……这些自然是极少涉及陈寅恪的学问的，宣扬的都是他的那种劲儿，陈寅恪被推向了神坛，出版商、国学机构、视频机构是无不欢喜的，只有这样才有关注度，才有市场，陈寅恪才能走入寻常阶层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对于陈寅恪的某些特质是当时当下很多人需要的，他是众人对于社会现状婉转的表述。
学术界是社会潮流影响最弱的领域，即使受到影响都很难直接察觉得到，它有着“学统”的坚持，它要求在学理中去论述，它很少追逐时髦，倒是它其中的某些研究在很多年后才会有肤浅的分析和认识。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梵高的《星空》，“20世纪，有些理论物理学家发现，它跟物理学里面的湍流理论有很高的契合度，一个19世纪的画家，预见到了20世纪物理学的重要进展。2004年，美国宇航局公布的一张哈勃望远镜拍到的照片，照片上的星系离地球足足有两万光年，看上去跟梵高的《星空》差不多。2011年8月，澳大利亚的摄影师，采用长曝光技术，拍了本迪戈艾佩洛克湖边的星空，曝光了十五个小时后拍出来的照片跟《星空》几乎一模一样。梵高在125年前画了《星空》，它的杰出之处直到现在还在逐渐地被认识过程中。”
陈怀宇的《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是一本颇为严肃的学术著作。他自己受余英时影响颇深，余英时有本很著名的书《论戴震与章学诚》，他的新作力图向这本书致敬。
《论戴震与章学诚》其实是一本从内在理路研究清代思想史的著作，是从“满清压迫说”“市民阶层说”之外说明清代思想界的变化和转向，藉分析戴东原和章实斋的思想交涉，以及他们和乾、嘉考证之风之间的一般关系，展示儒学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书分内篇和外篇，内篇探讨戴震对章学诚的影响，及各自的学问理路。外篇则主要分析二人与其他思想史学者、历史哲学家的关系及异同，外篇的比重比内篇略重，因此书名虽为“论戴震与章学诚”，但欲探讨的是清代思想史。
同理，陈怀宇的著作也是如此，陈寅恪只是研究留学西欧和北美的近代人文学者人群的线索。陈寅恪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德国游学，游学学习以东方学为主，选他做剖面是合适的。陈书集中于他1918年的美国哈佛游学和1921年的德国游学，力图以“了解之同情”还原一个完整的青年陈寅恪形象，一如作者非常强调的陈寅恪受赫尔德的影响——“了解之同情”。赫尔德对民国学人的影响在一书当中比重也略重，全书一共11章，占了3章的篇幅。这也是作者最初的想法，想把书名定为“论陈寅恪与赫尔德”。藉对陈寅恪学术理路的分析，要展现的是从哈佛到柏林、从西方学者到在西方学习的东方学者(主要是日本)的人文思想和学术方法在民国“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脉络。所以陈书的编排并没有严格的按照时间顺序，他也不期望大家按照从前到后的顺序去阅读，相反，他鼓励大家自己去找出散落在书中的“珍珠”，然后把它串成线。
这本书55万字，厚厚一本，作者虽已经尽可能地去寻找史料论证自己的种种观点，但书中猜测之处还是过多。因此，此书可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视角和史观，厘清陈寅恪的游学生活、他的住处、他选过的课、他的室友、他的交游、他同时期的学人、他后来获得的学术荣誉……
“哈佛园中多英杰”，给大家讲述了当时留学哈佛的牛人们，跟牛人们比，陈寅恪真的算是比较普通的。例如，陈寅恪当时在哈佛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好，当时哈佛有9个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陈寅恪、俞大维、林语堂、张歆海、顾泰来、吴宓、汤用彤、韦卓民、洪深，他们都拿有奖学金;两个人拿到博士学位——俞大维、张歆海。当时在哈佛留学的中国学人，只有陈寅恪没有拿到学位，只有陈寅恪没有拿到奖学金，也可以说他完全不在乎，沉浸在读书的世界当中。在这9位之前进入哈佛读书的还有赵元任。赵元任是奖学金拿的频繁的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是俞大维。赵元任是非常聪明的，且有着录音机一样的听力，比较夸张的说法是有一次他坐船去日本，在船上听人说日语，下船就能用日语讲话了。陈寅恪的英语相比较赵元任、俞大维、韦卓民也是不那么好的。
关于“陈寅恪20世纪40年代获得英美学术荣誉”，原来是汤因比、陶育礼等人的“还礼”。他在40年代曾经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通讯院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大约相当于外籍院士的声誉。英国学术院和英国皇家学会是英国两个最高的学术机构。至于为什么会选他，是因为曾在中国做传教士的修中诚促成了一次抗战期间英国学者对撤退至西南一隅的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访问，陶育礼和李约瑟在这次来中国的学术交流之后被聘为中研院的通讯研究员，修对于陈的学术是非常了解的，修与陶育礼又是好朋友，这样就有了“还礼”，汤因比的太太是陶育礼恩师的女儿，因此汤因比和陶育礼联名推荐也就不奇怪了。北美汉学界对于陈寅恪的评价则基于在陈当选之后陶育礼的访美带去的中国学界的消息，在战时，交通和交流不畅通的年代，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的研究观点贯穿全书，使得我们可以穿透“巨人”的外壳，窥视整体和全貌。拨开崇拜、神化的云雾，见到客观。学者亦凡人，亦有他的时代性，学者的研究也不都是空穴来风，是都可以找到出处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至于学者的风骨和个性，也都和他的家世经历密切相关，是模仿不来的。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3-7 ，作者：宋旭景
1969年陈寅恪与夫人死于中山大学，次年台湾即举行了追思会，主持者俞大维正是陈寅恪的表弟兼同学。十年后，陈寅恪文集由蒋天枢整理出版。八十年代初，余英时读到《柳如是别传》与《陈寅恪诗集》，在《明报》开始探讨陈寅恪晚年心境。柳斯奋受胡乔木委托，化身为“冯衣北”在《明报月刊》上与余英时商榷。余英时后将此时的文章结集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后者也将两人商榷的文章合为《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八十年代末，中山大学也曾举办过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论文集，但似乎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真正让公众了解到陈寅恪的是九五年十二月出版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部书通过调查中山大学的档案与知情人的口述，编织了一部民国知识分子的挽歌。这部书中哀婉的文笔与煽情的语言，使人们对于陈寅恪产生了无比的同情。三联书店趁机再版了《陈寅恪文集》，诱发了新世纪人们对于陈寅恪的热情。公共媒体以谈论陈寅恪为时尚，致使易中天专门就此撰文《劝君莫谈陈寅恪》，对媒体热炒陈寅恪加以针砭。
从学术界走向公众，陈寅恪不再仅仅是一名中古史学者，更加成为一名倡导“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公共知识分子，人们对于他的热情也从读其文集转向关于他的周边及八卦。既有出版界的炒作，又有传媒的宣传，对于陈寅恪来说，未尝是一件幸事。在鱼龙混杂的出版中，依然会有陈寅恪研究的作品问世，最早有汪荣祖的《陈寅恪评传》、蒋天枢的《陈寅恪编年纪事辑》，近些年出版的卞僧慧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以及手边这本《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这些书从各个方面，对于陈寅恪的平生、诗文进行了探讨，对于深入了解陈寅恪有很大的帮助。
从读余英时的《论士衡史》关于陈寅恪的论述，阅读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到阅读陈寅恪文集，掐指算来已经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中，陈寅恪的形象逐渐分裂为倡导“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笃守书斋的学者形象，前者广为媒体传唱，后者则为学者们不断梳理出的历史。随着研究的深入，陈寅恪身上的光环也逐渐淡去。那么，陈寅恪对于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通过跟随他游学的步伐慢慢了解。
陈寅恪的西游记
如果说玄奘西游，带回了中印两国交流的美谈的话，那么陈寅恪及同时代留学运动，对于中国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呢？从晚清曾国藩李鸿章洋务运动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其中著者有严复、辜鸿铭等学者，他们不仅带回了军事技术，更带回了现代政治学说。这些学说对于晚清政治变革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也影响到了新一代的留学生，在借助美国庚子返款，有更多的中国青年能够到新大陆游历。在这其中就包括了陈寅恪这一代学者。陈怀宇根据他们在海外留学的档案记录，跟随陈寅恪求学的步履，重新考察了二十世纪初欧美高校学术的发展，以及对于中国留学生们产生的影响。因此，他的目的就不仅在于对陈寅恪个人学术的评论，更试图“将其背后生产的历史文化背景揭示出来”。
寅恪作古已四十余年矣，其生平行事涉及亚、欧、美三大洲，一生学术兴趣与取径亦颇多转移，欲从中条理出所谓单一之系统，虽有可能，但并无必要。因此本书也不预先设立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框架，这样每一章亦不必削足适履放入一特定框架之中。导 论005
既然，陈怀宇不准备将陈寅恪作为整本书的传主，而是以其游历作为线索，考察二十世纪欧美学术界的境况，那么就不可能将其学术视为单一的系统，而是根据陈寅恪自身的经历与交往，随时进行考察与反思，因此这本书从整体上看是缺乏整体系统的。具体的章节，也不过是对于陈寅恪具体交游和学术关怀的探讨而已。
再取佛经
陈寅恪早期研究的重心在于中印佛教的比勘，通过对比不同语言版本的佛经，来探讨中印文化交流的实况。这种研究方法，一方面来自于清代学术的传承，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欧洲汉学的传统。因此，尽管陈寅恪留学欧美，但是其关注研究的重点则仍然在东方-中国。这让他既与晚清的严复、辜鸿铭不同，也与后来的胡适、冯友兰有很大的差异。那么，陈寅恪到西方取的是什么经呢？
在他看来，伯希和学术有两大特色，一是娴熟使用各种东方语言，这是法国汉学奠基人雷慕萨留下的传统；二是批判地辨别史料。第二章 陈寅恪与德国早期学术联系新证77
这里虽然是陈寅恪评论伯希和的学术路径，但是不妨看作他对于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总结，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陈寅恪所接受的学术训练的传统。我们回过头来看陈寅恪的研究思路，也许会有很多启发。
寅恪正是从印欧比较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问）入经学（佛教文献学）再入史学（佛教文化史），只不过他以现代的“小学”入现代“比较校勘学”，而进入现代史学，所以从提出问题假说，到论证问题，提出解释，更显得视野宏阔、论证严密。当时能做出很高成就的学者都是能将吾国传统之旧学和西洋传人之新学衔接起来并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学者，王国维如此，寅恪也是如此。第三章东方学、西学与历史学： 陈寅恪的学术世界113
这里陈怀宇描述陈寅恪学术的路径，不妨可以与伯希和相对比，所谓印欧比较语言学或者现代“小学”，都是指能够娴熟使用各种东方语言。至于所谓的现代史学即是指批判地辨别史料。可以说，陈寅恪从欧洲学习的正是伯希和所倡导的法国“汉学”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伯希和与陈寅恪并没有接受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即没有从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于历史进行诠释。因此，陈怀宇将伯希和的“汉学”与清代学术传统进行比附是不错的，但是将其作为现代史学则不免张冠李戴。
取经的另一面
陈寅恪在欧洲取回了汉学传统之外，还接受了德国所特有的文化传统，这一点并不为人所知。陈怀宇独具慧眼，比较了德国赫尔德与陈寅恪的史学。这个见解是独到的，但是陈怀宇并没有将其中的底蕴挖掘出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中国史研究缺乏对于西方理论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忽略了德国文化所特有的传统。陈怀宇曾对国内赫尔德研究加以评述，认为国内缺乏相关的研究。从这点上，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并不熟悉国内西学研究的情况，特别是对于德国浪漫主义的研究。仅举一例，八五年刘小枫在北大的硕士论文《诗化哲学》中，就曾经对于德国浪漫主义进行过介绍与评述，其中就有关于赫尔德的内容。另外，伯林的《反潮流》和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国内均已翻译，其中都有关于德国浪漫主义的评述。但是在陈怀宇的综述中并没有看到，这样就影响到他对于赫尔德及其所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史学的理解。
赫尔德倡导的浪漫主义史学，其实是面对英法启蒙运动产生的反动，后者高扬理性和文明价值，试图以此来改造世界。赫尔德则根据卢梭浪漫主义观念，提出了相对文化观念，理性与文明观念指向的是物质文明，而文化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这一观念继续发展出相对史观，即不同时代与不同民族均具备高度的文化，却不一定拥有高度的文明。他这种比较文化观通过对于希腊和德语的赞颂来完成，在二十世纪影响到了文化人类学。在这里，我们不妨追问这与中国研究何干？
他（陈寅恪）仍主张学术乃与民族文化之存亡紧密相连，毕竟如他所说，中国学者乃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发扬学术，乃可保存民族文化传统，这又与标榜纯粹客观之欧洲近代东方学者之志业区别开来。寅恪先生在其学术论著行文之中，可见其此种微妙心理。一方面他极力主张客观问学；另一方面，他在写作形式和风格上刻意追求传统特色。他对域外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有一方面欣赏借鉴，一方面却有民族自尊上的不甘心。导 论010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陈寅恪深受德国文化观念的影响，一方面她接受了法国汉学中理性主义的传统，但是在文化观念中，则不免透露出接受德国文化观的影响。即区分文明与文化，前者可以通过理性来研究，而后者则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特征，试图将客观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结合起来，这就是赫尔德影响下产生的比较文化观的影响了。可以说，德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在哲学上力图阐释的德国文化特征的心态，也影响到了陈寅恪将其运用到中国文化的探讨上来。
汉学征服中国
翻开二十世纪学术史，我们可以看出占据舞台中央的恰恰是陈寅恪以及同时代的海外留学生们，他们开创了民国学术史的新篇章。这种欣羡促使当下的我们继续派遣留学生“群趋东邻受国史”，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虽然，胡适对此曾有《非留学篇》，提出留学的目的就在于终止留学这种行为。但是，我们看到直至今日留学运动方兴未艾，这对于百年前的留学生来说不啻是一个讽刺——他们并没有终结留学，反而成为了现代留学生的榜样。这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在海外究竟学了什么内容呢？陈怀宇通过陈寅恪研究，向我们展现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的一个背影。
有些中国学生后来学成回国，与寅恪齐名。1919年在哈佛学习人文的学生包括陈寅恪、俞大维、林语堂、张歆海、顾泰来、吴宓、汤用彤、韦卓民、洪深九人，这九人均是学有所成的知名人物；而这之前有1918年毕业的赵元任，之后有1920年入学的李济，这真是一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第一章 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44
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纷纷成为国内学术界的领袖，成为各个高校的校长，成为引领时代风气者。
前述九人之中只有寅恪未拿学位，俞大维、张歆海两人分别拿到哲学和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其他人则拿到硕士学位。其中九人之中张歆海、汤用彤、韦卓民三人后来分别担任过光华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华中大学校长。林语堂1 954年曾被新加坡聘为南洋大学首任校长，但未赴任。第一章 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44
似乎可以说，这些这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不仅仅在学术上对国家的现代性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暗示国内的学子，只有通过洋科举才能真正飞黄腾达。这种心理暗示的作用是巨大的，尽管这些留学的学者尝试用在海外学习到的文化观念来论证自身文化的价值，但是却无法改变国人对于洋学术的崇拜。这就好像对于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无法改变传媒对于陈寅恪形象的塑造一样。那么，在西方取回了“汉学”与“文化史观”的陈寅恪，真的将理性和文化自信带给国人了吗？我想，陈怀宇这部著作并没有带给我们答案，或者依然再重复着陈寅恪及其同时代留学生的悲剧。人们所期盼的陈寅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事实上陈寅恪更像是一部悲剧，现代留学生们依然代代上演。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读后感(三)：王晴佳老师的推荐语
本书构思新颖，发人之未发，论述详尽，材料完备，是近年陈寅恪研究中观点独特、内容精湛的一本好书。作者显然想突破最近陈寅恪研究的瓶颈，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入探讨陈先生治学的西学成分，并在仔细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新颖的见解。这些见解，也许有些见仁见智的地方，但拙意认为，这正是该书值得出版之处，希望该书出版之后，能激起一些讨论，为陈寅恪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出发点。
——王晴佳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读后感(四)：葛兆光老师的推荐语
陈寅恪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与文化史上的地位，似乎不用多说。陈寅恪十八年留学期间，究竟是如何学习与研究的，受到了哪些影响，这一方面却仍然研究者甚少，即使有所提及，也是较为简单。陈怀宇此书，发掘了相当多来自西文的新资料，把陈寅恪放在欧美当时的东方学背景中，让我们可以更深切地理解陈寅恪的历史学，甚至可以更深切地理解国际学术背景下，中国学术如何逐渐转型与变化的轨迹。这部书史料价值很高，作者研究也很细致，作者学风之严谨，没有在西方的研究条件，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认为，它应当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现代学术史研究著作。
——葛兆光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读后感(五)：在西方学术世界发现陈寅恪 zz
宗亮
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7月24日 10 版）
陈寅恪游学海外十余年，足迹遍及亚、美、欧等大洲，与西方学术世界有着较密切的联系。陈寅恪在西方的经历，一直是研究者关注重点，只是囿于留下的材料不多，相关研究一直不能获得较大进展。为了弄清陈寅恪在西方生活的基本样貌，学者们作了许多努力，刘桂生、张国刚、程美宝、林伟、张伟等发掘出了不少原始档案材料，但这些都还仅限于单篇文章，如果要论第一部系统阐发陈寅恪与西方学术联系的专著，则非陈怀宇的新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莫属。
正如作者所称，撰写这部书有几个方面的目的，一是要在西方文献中发现陈寅恪;其次是要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史中重新评估陈寅恪的早年学术;最后是要在西方学者对东方学的反思中理解陈寅恪的学术。应该说，作者的这三个想法在书中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无论是对陈寅恪在哈佛、德国生平事迹的钩沉，还是对陈寅恪著述中西典的揭示，以及对陈寅恪文献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论说等，都很有新意，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陈寅恪成长的国际学术背景，换言之，即弄清楚在西方“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在书中的一些见解比较深刻，特别是对于东方学相关内容的陈述更是具有专业性，这是一般陈寅恪研究者难以企及的。而对于一般研究者来说，他们往往更关心的正是作者为陈寅恪研究提供了哪些西文新资料，于是该书的第一至第三章反倒更容易被接受。通读这部分内容，不难发现作者的用力之深。作者为了弄清陈寅恪在西方学习时的生活环境，搜罗了众多材料，甚至把哈佛大学所在地的房地产信息都调出来了，作者还曾亲临这些场所，“对历史进行同情之理解”。作者发掘出的这些材料其实并非珍本秘籍，都是校报、注册手册、学会会刊等公开出版物，但作者善于从中发现蛛丝马迹，进行合理考论，提出新的观点。从看似不起眼的材料入手，这对将来想在西方发掘陈寅恪事迹的学者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的许多提法都具有独创性，譬如他推测陈寅恪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是受了《约翰福音》中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的影响，又指出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是受了德国学者赫尔德的启发。虽说作者的这些观点尚需更多材料予以支持，但其能够拓展对陈寅恪思想渊源的探究是毋庸置疑的。作者的许多观点，常常也可以在中文文献中得到印证。
作者在论说陈寅恪之学的西学背景时，称“寅恪对希腊思想和文化似乎也情有独钟”，并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作者所举陈寅恪受希腊思想影响的几例主要来自陈寅恪著作的零星片段，其实还有一些可以补充。1933年，在叶公超的宴席中，陈寅恪谈西书善本，就说到了有《亚里斯多德集释》一种;后来，陈寅恪又谈到“普鲁士教育部曾选希腊文选一部，由委员会选定，历多年而成，牛津大学即采用之”。(参见《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02、263页)可见，他对涉及希腊文化的典籍确实很关注。
作者在论述陈寅恪的“少数主义”时，指出“寅恪是一位关心时事且对东西方政治均十分敏感的历史学家”，“他对于苏联的历史和现状应当十分了解”。有关陈寅恪对苏联了解情况的材料有一些，《傅斯年遗札》中收有一则签注，也可以做一佐证。1931年2月23日，为了商量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转来的“拟定总理纪念周时讲读遗教办法二条”，傅斯年函询史语所三个分组主任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的意见，陈寅恪批注的意见是:“似可探查现在俄国科学院如何办法再酌办。又前清翰林院……”(《傅斯年遗札》，第348页)由中国的“总理纪念周”联想到苏联对其领袖的纪念，不难看出，陈寅恪对苏联的政治现状的确是有比较多的了解。
书中比较出彩的一处即作者发掘出了1944年陈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及1947年获选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的事迹。陈寅恪所获的这两项学术荣誉，此前的研究者均未曾多加注意，作者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之功。根据作者的考证，英国学者修中诚、陶育礼、汤因比、库克在陈寅恪当选为通讯院
士的过程中发了重要作用，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陶育礼。作者据陶育礼所撰回忆录已经比较合理地推测了他和陈寅恪之间的学术联系，即陶育礼不仅在英国推荐了陈寅恪，而且在后来访美期间也很可能在一些场合提到了陈寅恪，“北美汉学界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关于英国学者对寅恪先生的第三方评价”。
事实上，陶育礼与中国学者的因缘，还有值得一说的材料。旅居英伦的陈源曾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提到陶育礼，说自己与修中诚、陶育礼等学者都非常熟悉。陶育礼将受罗氏基金会的聘请，去美国调查该国的远东研究状况。陶育礼向陈源询问到美后应见的中国学者，陈源指出胡适、赵元任和杨振声三人不可不见。陶育礼则说，胡适“过去来英时，曾在其家住过一晚，故是熟人”。(《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第136B137页)这不但可印证《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指出的陶育礼在陈寅恪当选两项荣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引得笔者推测———陈寅恪的当选除了西方学者的因素，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是不是也在其中发挥了影响？毕竟陈源、胡适、赵元任既与陈寅恪颇为熟悉，又能够与海外汉学家搭得上话。
陈寅恪当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时，因各种原因并不能在场，但他和一些美国汉学家颇有互动。曾是东方学会会员的加州大学教授宾板桥曾于1947年到清华大学拜访了陈寅恪(参见《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79B280页)，宾板桥亦治唐史，著有《唐朝的建立———隋亡唐兴初探》，那次见面中，双方或许有学术上的切磋。
诸如此类的材料，常常能说明作者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具有启发作用，正如作者在“导论”所言，“宜以域外之胡语文献、寅恪自身之撰述、寅恪师友所传之掌故三类资料相互参证”，才能“更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寅恪学术之世界背景”。书中作者已经做了相关实践，尽管一些研究结论或许有失误(《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的失误，高山杉先生已经指出一些，参见《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7月14日刊登的《关于陈寅恪的几位德国师友》及高先生在该书“豆瓣网”主页的“读书笔记”。另需指出，第11页“《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应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42页“孙毓堂”应为“孙毓棠”)，但它的确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可以凭借的思路(如作者探讨日本学者玉井是博对陈寅恪的影响，按此思路还有不少人可以探讨，如陈寅恪与桥川时雄等)，故我们应当对这本著作多予肯定。
作者曾说由于“种种不利因素，目前只能围绕我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就身边能找到的材料略加提示，无法兼顾复杂的历史语境”，希望能有机会进一步深入研究。作者正当学术研究的盛年，又有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地利之便，无疑还有机会在此一话题上继续开拓，为我们提供更多更新的成果，这是让人十分期待的。(例如新出的2013年第3期《文景》杂志中，刊登了作者的《赖世和:学术世家与国际联姻》，其中又有不少文字涉及陈寅恪)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读后感(六)：虎兄谈新书
陈寅恪与赫尔德
本书以陈寅恪和赫尔德为重点，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外思想与学术发展的一些线索，特别关注中国近代人文学兴起的世界学术背景。
寅恪先生在亚、欧、美多所学术机构受过十分严格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训练，因而他的学术应放置在一个广阔的世界学术史背景下考察，要用不同语言的文献材料等多重证据来进行辨析。
本书特别关注的是寅恪学术之养成、发展、变化及其背后的语境，除了特别考察寅恪之学术发展之外，亦关注寅恪之前辈学者、学界同人之学术活动及其思想背景，以及寅恪与他们之间的思想和学术联系，比如烈维、白璧德等人的人文主义及其与佛学之关系，王国维、周作人等人对赫尔德之理解及其思想文化背景等。
寅恪先生中年即开始饱受失明之痛，后来又经历内战、南迁、历次政治运动，但在此艰苦卓绝之条件下，“衰病流离，撰文授学，”在生命最后20年陆续写出《论韩愈》、《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传世之作，其人格之伟岸、毅力之坚忍，惊天地、泣鬼神，堪称近世最杰出的中国人文学者。
自1996年以来，随着所谓“陈寅恪热”的兴起，寅恪先生的生平和学术研究不断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广泛注意，本书的目的是选取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中一些富有旨趣的议题加以溯源和阐说，试图通过研读新材料，并发掘旧材料中之新议题，提供一些思考和看法，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所以本书在内容上将尽量略人所详，详人所略。
目前学界对有关寅恪先生的汉文材料搜罗甚为丰富，也对这些汉文材料作了非常详尽的解读。不过，寅恪在海外游学16年，相信留下的印迹亦当不少，故而要了解寅恪的学思历程，不可不重视西文材料。
要了解寅恪先生的学术和思想，仅仅依靠学理的、逻辑的推演来理解其思想和学术，也是不够的，知人论世，要对“知”和“论”的对象有了解之同情，因此我认为自己的留学经历实际上也有助于了解寅恪早年的思想和学术。我在本书中试图将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中的相关文献进行相互参证，以期对以寅恪为中心的中国近代思想和学术发展史上一些断片获得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解。
读家：陈怀宇
原载《北京晨报》2013-06/09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读后感(七)：追寻陈寅恪的本相
追寻陈寅恪的本相
谭徐锋
2013-09-05 16:10:09 来源：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
陈寅恪无疑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学术史的一段传奇。这一传奇，因着陈寅恪本人显赫的家世与杰出的学术成就，因着后来者有意无意间的过度尊崇，因着思想界以先贤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之故伎，越发显得云山雾罩。久而久之，陈寅恪的本相渐失，眼看不少人已经将陈氏捧进中国学术之全神堂。陈怀宇先生《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一书，则对陈氏一生尤其是早年游学经历与学术源流做了真切的讨论，堪称近年不多见的力作。
本书主要研究陈寅恪学术研究的世界学术背景，特别关注陈寅恪时代国际东方学与西学对其学术之养成、发展、变化的影响。作者追访了陈寅恪留学欧美的历史踪迹，尽量重返历史现场，围绕陈寅恪留学时代的交流与师承，展开了颇为有趣的学术侦查。第一章勾勒出陈寅恪哈佛留学的生活与学术环境，特别通过爬梳哈佛出版物的记录、重访陈寅恪在哈佛附近的迁徙路线，追寻了陈寅恪在剑桥颇为动荡的生活，以及他在哈佛的诸多同窗好友，大大加深了我们对陈寅恪早年生活世界的了解，堪称陈寅恪研究的极大推进。
第二章，作者利用新材料，推进了陈寅恪早期与德国学术界的联系的相关研究，说明陈寅恪从1921年秋入学柏林大学一直到1926年回国，一直作为德国东方学会成员参与学会活动，作者还对陈寅恪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的学术交游进行了考察，尤其注意从欧洲汉学史发展的脉络，强调了陈寅恪的唐史研究与学术选择，极有可能受到白乐日的影响。
第三章，作者以三个议题为中心讨论了陈寅恪周遭的学术世界，将其纳入当时的东方学谱系，对其所处的地位进行了评估，并探讨了其论著中所反映的西典，以及他的历史学研究成绩在欧美所获的荣誉，穿插了很多有趣的考证，也揭示了陈寅恪所获殊荣背后的其他因素。
第四章追溯陈寅恪早期在清华开设的所谓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在德国学术史上的源流，极为细腻，堪称学术史与书籍史结合的精心之作。第五章讨论受到欧洲思想影响的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如何关注“东方”佛教，认为这种关注改变了19世纪以来传教士普遍以殖民主义立场看待“东方”文化的视角，而这一变化的背景，则是20世纪初欧美出现了理性主义的危机。作者相信，这种新人文主义的视界也对当时留学异国的中国青年学者产生了影响。第六章提示了佛教作为欧洲宗教的他者如何在学术史上被发现、重视、构建的历史，并以王恩洋为例探讨了当时佛教与欧洲流行思想源流之关系，还尝试着与日本佛教界的情况进行比较，为下一章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深度的铺垫。
第七章以陈寅恪为例，试图说明作为一位在欧美接受现代思想和学术熏陶的学者，陈寅恪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看待佛教、从事佛教研究。作者认为，陈寅恪的学术立场兼具欧洲东方学文献主义与近代欧洲文化民族主义的双重特质。一方面，陈寅恪在欧洲受到很好的近代东方学训练，对佛教史料保持了一种疏离的客观的观察和研究态度；另一方面，佛教作为陈寅恪自身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他研究的客体对象，他对佛教的论题选择仍反映了其中华中心主义的人文关怀。在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也试图发掘自身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历史定位和价值。这一说法，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陈寅恪学术立场的交错复杂，这在此前王汎森先生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中的学术与道德之关系时曾有相关的精彩解释，今后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可能需要更加重视这种学术立场与个人因子的复杂状况，方能更上一层楼。
如果说此前七章是以陈寅恪为中心，关注其在西方的心路历程的话，那么第八、九、十章除了梳理陈寅恪与赫尔德之学术相关性之外，更加关注西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侧重以中国近代的史学、美学、民俗学为例，来讨论近代中国学者如何利用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重心放在以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这一看似与全书主体关联度不太紧密的考察，其实提示了近代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另一条思路，即民俗学、外国文学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需要更加多元的视角。
第十一章又回到陈寅恪，以其为个案探讨近代中国知识人在个人和民族曲折命运中所面临的自由与生存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解说。可能会让以陈寅恪为酒杯浇胸中块垒者失望的是，作者在论述陈寅恪的“自由”言说时，显得平实而克制。时常一袭长衫与布袍的陈寅恪，写旧诗，做文言，然而实质上却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现代学者，其学术表述最大限度地遵循了现代学术制度。作者强调陈寅恪的“自由”观与其家世、性情、儒家与道教的影响皆有关系，尤其注意到迥异时流的陈寅恪对于少数群体与边缘群体的关切。作者对于圣经、周一良字号、周一良母校——燕京大学校训与陈寅恪晚年谈话中的今典的解读，极具洞察力，让人眼前一亮。
作者有别于一般陈寅恪研究者的优势在于，他既从事中古历史研究与佛教研究，又关注中西交通史与敦煌学，对于陈寅恪的学术路径相当熟悉，不是一味去“仰观陈寅恪”，而是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对陈寅恪的事迹与学术成就据实直书。这使得有的陈寅恪崇拜者或许会比较失望，因为本书中所呈现的早年陈寅恪，至少从其留学经历与学业成就来看，或许并非那么优异。
在评估陈寅恪的受学经历与学术造诣上，作者尤其强调海外学术制度的形塑作用，他注意到哈佛的学术制度对陈寅恪学习的影响，也观察到哈佛学术聘用制度对钢和泰学术生涯的影响，对欧美东方学的学会制度、欧美的佛学研究制度之发展进行了详细说明，这使得读者在惊讶于作者的判断时，又不得不深深佩服作者分析之有力。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非死于字下，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更展开了合理想象，在悉心梳理欧美当时的学术流派之后，将陈寅恪与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进行了深入的比较，这一探讨，使得陈寅恪的种族文化观等学术支撑点，有了更深入的解释。这一观察，使得读者对于陈寅恪的学术源流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握，可以说远远超越既往陈寅恪研究者之上。
正如标题所揭示的，这一研究也给后来者提示了一条研究历史的坦途，比如日本时期的梁启超、美国时期的胡适、英国时期的罗隆基，等等，以及罗素、杜威、泰戈尔在中国，这些题目当然有人注意过，不过像作者这样细腻而多元的勾勒，似乎还有待于来者。
世人都极为熟悉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甚至成了一些人解读陈寅恪的十字箴言，其实陈寅恪还强调过的“批评态度”，或许就不太为世人所知了。陈怀宇此书很重要的一点是，提示我们怎样以陈寅恪的态度来研究陈寅恪，以“批评态度”来面对一切历史对象，哪怕是俨然已被某些人神圣化的事物。
陈怀宇 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读后感(八)：陈怀宇 我的研究和陈寅恪热没多大关系
陈怀宇 我的研究和陈寅恪热没多大关系
2013-07-20 02:30:38 新京报
陈怀宇
1974年生，江西樟树人。旅美历史学者，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古代史、宗教史、近现代思想学术史。200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曾在日本、欧洲游学。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再见陈寅恪·寻觅
余英时在《陈寅恪的史学三变》文章中，将陈寅恪的学术分为三个阶段——“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古之降民族文化之史”“心史”，形象地概括了陈寅恪一生治史的变化历程。1998年，余英时在普林斯顿大学遇见了来自中国内地的博士生陈怀宇，他将自己两本最看重的著作签名送给了这位年轻的学生。也许余先生不会想到，陈怀宇会就此接棒，也走上了陈寅恪的研究之路。陈怀宇的新作《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在诸多汗牛充栋的陈寅恪研究著述中，独辟蹊径地利用他在海外的资源优势，更深入地挖掘陈寅恪早年在西方留学时的师承、同窗以及思想源流，并破除寄托在陈寅恪身上的种种不切实际的“神话”与传说。对于已经被演说过多的陈寅恪热，也许有正本清源的“清热”之用。
■ 对话
我是想从全球史角度看陈寅恪成长的历程，和他对学术的理解，把他放在二十世纪初整个世界学术坐标里。人们把陈寅恪当做知识人的典范，但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学术。
“只是对他的学术很感兴趣”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陈寅恪，产生研究兴趣的？
陈怀宇：应该是1992年、1993年，有二十年了。当时我在北师大读历史系本科，老师施建中是做隋唐史的，他是王永兴先生的学生，王永兴就是陈寅恪的学生。我那时候就已经接触到陈寅恪的学术，但真正研究他是从2005年才开始。
我那时博士刚刚毕业，恰逢清华大学纪念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请人演讲，我看大部分人都在讲陈寅恪和他的学生怎么杰出，我就讲了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和白璧德的交往。那时他和吴宓都在哈佛留学，吴宓的日记讲到他们去白璧德家谈论佛理佛学。因为这样的机会我进入到陈寅恪的研究。
新京报：你写到当时在普大留学时，跟余英时有交往，启发了你书中的一些想法。
陈怀宇：我去普大时他还没有退休，在课下跟他有很多谈话。我问余先生，您觉得哪一本著作比较得意，余先生就说《论戴震与章学诚》，还有写陈寅恪的书在他的生命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余先生把两本书签名送给我，我对这两本书特别在意，后来我用他研究《论戴震与章学诚》的思想方法，研究陈寅恪和赫尔德，这是对我的影响。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陈寅恪热？
陈怀宇：我觉得陈寅恪热和国学热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学热的一部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所关注的重点有一个转移，很多学者从西方思想开始转向对国学的关注。包括季羡林先生，他本人的领域其实和国学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也加入到这个合唱中来。
大家看到他晚年不屈不挠的那种精神，以这种精神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安慰，把他当成知识人道德的典范。我的研究，其实和陈寅恪热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对他的学术很感兴趣。我很关心他那个时代到底和世界学术有没有脱节，或者说有没有接轨的问题。现在的学者都在谈接轨，国际化。
“我是想从全球史角度看他成长的历程”
新京报：陈寅恪在德国学的主要是东方学，和季羡林的学术路线很相似。
陈怀宇：季先生其实是因为受陈寅恪影响走这条路线。他当年是学德文专业的，去听陈寅恪的课，因为当时大家都很崇拜他，有精通十几门语言之类的传说。还有周一良先生，当时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听说陈先生在清华开课，就到清华去听陈寅恪讲佛经翻译文学。后来，季羡林去了德国读印度学，周一良去了哈佛，读佛教学。
新京报：你后来是怎么样设想把陈寅恪放在早期西方的学术大背景下来做考察？
陈怀宇：我是想从全球史角度看他成长的历程，和他对学术的理解，把他放在二十世纪初整个世界学术坐标里看他的地位。很多人谈陈寅恪时，基本是讲他个人，他当然很杰出，但我想考察他和世界学术之间的联系，或者差距，或者他超出世界学术的地方。
后来我追溯他的思想从哪里来的，也和我的专业有关。他是中国史现代研究的奠基人，以前传统的古代史研究沿袭乾嘉考据，注重名词、典章文物的研究。他提出当时人看来有点石破天惊的想法，是讲种族和文化的问题。另外，我想他是第一个把当时唐朝帝国的位置放在亚洲史中来看。就像梁启超说的那样，看中国历史要从三个层次来看，从中国看中国，从亚洲看中国，从世界看中国。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我觉得陈寅恪、梁启超这些人都已经做到这一点。
新京报：这本书的主线是写陈寅恪跟赫尔德的关系。
陈怀宇：赫尔德在德国是很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老师是康德，同学是歌德，康德和歌德比他的影响大多了，他的光芒已经被掩盖了，但实际上他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本书我主要讲的是中国学术史上很重要的思潮——文化民族主义。我觉得像陈寅恪、王国维、周作人、宗白华这些人，他们那个时代的学者有很强的中华文化的关怀，他们所面临的是强势文化，包括日本学术、欧美学术对中国的优越感，他们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就是说我们中国民族文化，民族学术要往哪里去，怎么才能赢得一席之地。这一点其实受赫尔德的影响，因为赫尔德所处的时代和陈寅恪所处的时代在某些方向是相当接近的。
赫尔德在法国游学时，法国当时发生启蒙运动，发生革命。法国把他们当成欧洲文化的中心。德国人认为法国人的普世价值其实是法国人的价值，德国人不一定要认同接受。德国的思想家都对法国的思想优越感有很强的戒备心。当时在中国的一些学者，他们面临的是日本的挑战，陈寅恪曾说到中国学生跑到日本“群趋东邻学国史”，有很强的屈辱感。
新京报：还有哪些人对陈寅恪影响比较大？
陈怀宇：我的书里提了几个人，作为线索。比如白璧德，他有一本书叫《大学与美国教育》，里边专门讲到赫尔德怎么认识历史的，要回到当时历史现场，就像自己活在古代一样去认识当时人的心理。我当时一看，这不就是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的思想吗？
还有日本学者玉井是博，是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还有一个学者白乐日，匈牙利裔的汉学家，是陈寅恪1923-1925年在柏林大学的同学。1930年陈寅恪接待过玉井是博，两人有学术讨论。1931年他退出德国东方学会，这是他学术转型很关键的年代。
新京报：基本上不管哪个学者，陈寅恪都不愿意直接引用，这给后人研究造成了困难。
陈怀宇：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学术研究不是很规范。陈寅恪和钱钟书这些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似乎很不愿意提他们同时代的人，我认为是旧时代文人的一种清高吧。
“在西方至少隋唐史还是受他影响很大”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陈寅恪对当今西方学术界的影响？
陈怀宇：在西方至少隋唐史还是受他影响很大，剑桥中国史第三卷有专门提到他对隋唐史研究的贡献，而有些西方学者，比如蔡涵墨，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写了一本关于韩愈的书，说把这本书献给陈寅恪。现在还有好几个人，比如叶文心、舒衡哲正在研究陈寅恪对女性文学、女性史的贡献，主要是《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著作。
新京报：陈寅恪的那句被引用过多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没有考察思想来源？
陈怀宇：我对他一些说法的西学渊源特别有兴趣。有些话可能有圣经的背景。中国科学院派他的学生（汪篯）劝他来北京做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然后他有个答复，里面有提到，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我认为那句话是从《圣经》里来的，是对周一良先生说的。
周一良先生有一个字，但是很少人知道，叫“太初”，这个字会让人想到《约翰·福音》第一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约翰·福音》里还有句话，耶稣对犹太人说：“你若听我的话，你就是我的门徒”。后面那句话更有名，“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获得自由”。陈寅恪这么跟周一良说，他知道周一良会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周先生是燕京大学的校友嘛，燕大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与服务”，显然是从《约翰·福音》来的。寅恪先生不是基督徒，他只是用这个典故。
陈寅恪是近代学者中罕见的在论著中经常提到“自由”的学者。不过，我觉得很难看出陈寅恪对政治自由有什么认识。他对政治自由的认识是比较隐讳的，他强调思想的自由，不受限制去考虑思想上的问题。
新京报：即使现在，一般大众对陈寅恪的学术也并不是很了解,跟他的文本有很大关系吧？
陈怀宇：他的写作是比较晦涩难读的，我始终觉得不是特别规范，不是现代学术写作的典范。包括《柳如是别传》，我从来没有读完过，只是查找里边相关的东西。
我的书里还有一些地方反思他的学术，这主要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学术选择，以帮助我们今天如何认识学术的发展方向。
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读后感(九)：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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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
——陈寅恪的学术“前世”与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
关于陈寅恪，我们不是说得太少，而是说得太多。
从十八年前，陆键东充满人文气息的传记风行海内，到思想界、知识界将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为一种民国学术的风骨与标杆，也暗暗对而今的“当代史”有所讽喻和指涉，再到各类充斥着八卦和琐事的传记文学，错漏百出、刻意拔高的微博段子，以至于“劝君莫谈陈寅恪”（易中天）的故作惊人语，诞生于十八年前的“陈寅恪”，已经跟钱锺书、季羡林一样，成为了一个文化坐标、国学昆仑。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借陈逸闻趣谈的他人酒杯，浇其暗有所指的自家块垒。
而在学术界，囿于大部分本土学者的学术背景，大量关于陈寅恪的研究，被限定在了史学、学术史和文化研究的中国框架之中，大抵勤于从陈回国以后的隋唐两稿、元白诗笺和《柳如是别传》，以及一些重要的文章篇什中，或考订细节、阐发幽微，或反思其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而海外学者，如余英时、汪荣祖、施耐德、陈弱水，则更加从思想史、史学方法的角度，对陈“隋唐史转向”后的学术流变和史识史观予以关注。
在汗牛充栋的学界严肃论著和民间人士的“集体狂欢”之后，貌似陈寅恪一切可说的都已说尽。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教授的新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以下简称“陈著”）另辟蹊径，从陈早年的留学生涯入手，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对陈的师承、同窗、学术训练和早期思想的形成，系统地进行了梳理，借重海外的文献、档案、资料，从西方学术（尤其是东方学）的视角，对陈的早年学术思想背后的民族身份、意识焦虑、西学史观，深挖剖析，并以他为线索，试图由小见大来阐发，西方的人文思想和学术方法在民国“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脉络。
十八载“今生”谈遍，而今来追索“前世”
相比而今已蔚为大观的陈学论著，多数着眼于陈寅恪的“中国史研究”和回国后的生平，陈著则对陈寅恪早年的边疆史地研究和留洋生涯更为关注。如果说现在大部分的陈学研究，关心的是陈寅恪一生最为主要的隋唐史、文化史和个人经历这些“今生”问题的话，那么陈怀宇的论著，则把重心放在了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德国柏林大学时代的学术训练，思想、方法的源流，师承前辈的影响，这些所谓学术“前世”的议题之上。
陈著的一大特色就是翻检了陈在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就读时大量的档案资料，力图真实还原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留美的方方面面。从居住环境，到选课念书，通过作者不厌其烦地细细检索，我们可以清晰地构建出，民国初年一代天之骄子——不仅有陈寅恪，还包括赵元任、俞大维、汤用彤、吴宓——在欧美读书学习的境况。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甚至还利用谷歌地图，将陈寅恪留学时期的历次搬家、去老师家拜谒做客、平日里读书生活的路线图一一标出，生动鲜活地再现了陈寅恪和他的朋友们在波士顿的交游行止，让人耳目一新。
与此同时，陈著不厌其烦地厘清了陈早年的师友、同窗的学术背景，对可能对陈的学问思想产生影响的人物，一一点明，无论是如白璧德一样的学界巨擘，还是似乎已被学界渐渐遗忘的白乐日。这种勾连虽然伴随着极大的猜测性，但却有效地勾画出了陈寅恪所接受的西方学术训练和治学研究的大环境。
陈寅恪的家学渊源深厚，旧学功柢扎实，著述行文典奥，又以考据见长，看似是非常传统、中式的治学路数；可实际上，陈无论在学术视野、关怀和方法上，都带有着强烈的西学训练的痕迹。从早年利用历史语言学来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到后来提出“关陇集团”、民族融合等大问题，以及其明晰的提出假说、严密论证、批判反思的论述取向，无不具有鲜明的西学色彩。而陈著对陈寅恪早年师友，如兰曼、吕德斯和钢和泰等人的列举、考索，极具启发性地加深了我们对陈寅恪早期的治史思路（历史语言学的手法）、学术视野（边疆史）和学问关怀（民族问题和扎根文献）的理解。
陈著通过对陈寅恪早年的留学生活和学术环境的考察，为我们描摹出了寅恪留学欧美的“前世”。我们约略可以从二十世纪之初西方汉学/东方学的学术版图中，看见陈寅恪的很多学术思路和价值关怀形成、嬗变的原因。这也是为何本书虽有许多猜测性判断，但在分析角度和手法上，却仍然极具启发性和创建性的原因。
关于“大师”的袪魅与新说
近年来，关于陈寅恪的轶闻，渐渐已有“传说”演变为了“神话”。从多少有些根据“精通十几门语言”，到完全胡扯的“能背诵十万首唐诗”，与所有新近册封的“国学大师”一样，陈寅恪的声名、生平和学术，无一不被现代传播的种种手段所消费和重新书写。而陈怀宇则以学者的亲身经历和认知，在学术训练和西学背景的向度上，对近二十年来陈寅恪身上的种种神化进行“袪魅”。
最为典型的袪魅，就是对“精通十几门语言”这一传闻的考察。众所周知，学习一门语言，有听说读写不同方面，而陈寅恪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多聚焦于“读”这一个层面，通过阅读各种文字的文献来立论举证，而于其余的听、说、写方面，则没有明确证据。虽然陈所学习过的许多文字都是不必学会听、说、写的“死语言”，但就传说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言，除了英语、德语和日语外，陈对别的语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证。而且当时许多西方人从中小学就开始学习古典语言（主要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到大学入学时也难自称精通，遑论在美只有短短数年学习经历的陈寅恪了。论述至此，陈著并未止步不前，相反进一步借寅恪亲友的论述，点出陈的语言能力止在中国学界的独步地位，也反向衬托出当时国际学者对西域语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极富创见的是，作者并未满足于仅仅对一些江湖八卦进行袪魅，而是最后点出陈寅恪早年关于西域和边疆问题的研究中，只是利用多种域外语言进行旁证、比对，其问题的核心，仍然有着面向中国本土、汉文化圈的学术关怀。陈对历史语言学和“死文字”的运用，并非专注于通晓语言本身，更非是将学习外族文字作为奇巧淫技式的学问展示，他更多的还是借用语言为辅助工具，其学问的核心关照，还是海内文明、中土史地。从某种意义上，陈与“殊族之文”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也预示了陈四十岁之后的治学转型。
正是藉此，陈著阐发了陈寅恪的佛学和史学研究背后存在的某种民族主义心态。不同于欧洲东方主义语境下，东方学研究的那种“他者”心态，也不同于从佛法、教义等学理内部对宗教进行阐释分析的弘法学者，陈寅恪更为注重在中外关系中的文化本位、中国的民族性、印度佛教对中国的影响，等等。这些学术兴趣转向，一方面反映了陈寅恪后来学术转型背后，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关切；另一方面，也很难说没有与观点犀利的日本汉学家，如白鸟库吉等，一争高下的文化焦虑、民族动机。正是这两方面的作用，使得陈寅恪的学术取向，从早年以中亚、西域文献为佐证，来看待中外交流等课题，最终转向在中国内部来研究中国。也正是因此，陈寅恪经过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却因其民族心态，并未沾染过多东方主义的偏见，相反取西学方法先进之所长，补民族主义的某些偏狭之所短，炼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治学本领。
民国时代的“西学东渐”
陈著并没有简单满足于梳理陈寅恪的早年生平和学术，而是更为深层的去发掘民国一代学人对欧美学术思想的借用和揄扬。最有趣的就是以赫尔德和白璧德为例，展现了陈寅恪、王国维、吴宓、周作人、朱光潜等人，如何借他山之玉，攻中学之石。
其中陈寅恪对赫尔德“了解之同情”的巧妙借用，几乎贯穿在前者一生的主要研究之中。陈对历史芜杂斑驳一面的追寻，对将历史条分缕析、规划分明的学者式总结的质疑，对历史人物心态和当时情景的倾力还原和神游冥思，还有对自身民族地位认同的某种矛盾和焦虑，无一不暗含了先哲的智慧和身影。而对于朱光潜、周作人等其他民国学人来说，赫尔德在美学、民俗学，乃至于学科建设上，对中国都产生了不为人知却不可小觑的影响。
不同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时，单纯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引进、学习，也不同于清末民初之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全盘西化”之风，赫尔德、白璧德等学者哲人对中国的影响，更多是从思想、关怀、方法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展开了一场精神上的“西学东渐”，其潜移默化的功用，至今仍在慢慢发酵，泽被后人。
陈怀宇教授此书，以陈寅恪为线索，以二十世纪之初的欧美学术史为背景，力图向我们展示中国近现代的留洋人文学者们，如何在西洋与中土之间寻找民族心理的平衡、学术方法的突破和对本土历史文化的内省，同时又努力、却不自觉地试图摆脱东方主义的藩篱。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也许并不是一本关于史学家陈寅恪的研究专著，相反，它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重返民国现场，回到那些留洋归来的学人之中，试着从西方学术和思想的角度，重新审视这群天之骄子对他们故土和本民族思想、文化、学术的卓绝贡献。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读后感(十)：导论
导论
本书主要以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 1744年8月25日--- 1803年12月18日）两人为重点探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外思想与学术发展的一些线索，特别关注中国近代人文学兴起的世界学术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本书着重讨论了寅恪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若干重要议题，特别是寅恪先生与欧美近代思想学术传统的关联、寅恪先生早年学术在世界学术坐标系中的位置，同时也以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所受德国思想家赫尔德思想影响为基点，讨论了德国近代思想家赫尔德对中国近代人文学之影响。以史料而言，本书旨在探讨西文文献中所见寅恪先生及其学术与中文文献中所见赫尔德及其影响；以主题而言，本书试图发现二十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的世界学术史上一些中外学者在思想和学术上相互关联的网络。值此成书之际，我想略述本书之缘起，让读者在进入正文之前对本书所关心的主要议题、材料运用之范围、全书写作与结集之经历、所受前辈学者之影响、全书主要内容有所了解。
寅恪先生早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西思想和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寅恪先生在亚、欧、美三个大陆多所学术机构受过十分严格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训练，因而他的学术，无论是早期的 “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研究还是后来的中古史研究，均应放置在一个广阔的世界学术史背景下考察，而且需要用不同语言的文献材料等多重证据来进行辨析。广义上，虽然殖民主义时代的“东方学”也包括在欧洲人看来作为研究他者对象的“汉学”，本书所讨论的寅恪学问中的所谓“东方学”却主要指寅恪文中所谓“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实际上主要指寅恪早年利用中亚出土新文献以比较历史语言学进行的文史研究，并不包括寅恪以自身文化传统所进行之中古史研究。换言之，在本书所构建的寅恪先生的学术世界中，“东方学”主要指比较历史语言学为方法、以中亚和塞外出土语言文献为主要史料的学问，特别是寅恪先生早年关注的佛学、蒙藏、西夏之学，而所谓“汉学”不算在内，涉及中国之研究在他的学问中应被理解为历史学，即对中国历史之研究，亦所谓寅恪从四部学的角度提及的“乙部之学”，而他中年时期特别注重的是中古史研究，晚年则转向明清史研究，出版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论著。
但寅恪早年所着重研究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是否也带有“东方主义”的色彩呢？欧洲东方学有复杂的思想和政治背景，不是铁板一块，在英、法、德、俄表现不一。有些学者认为欧洲东方学特别英、法地区的东方学带有很强的殖民主义、福音主义色彩，有些学者则认为德国的东方学带有很强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但是基本上欧洲东方学很强调以东方传统语言、文献的研究来认识东方的历史、宗教、文化、语言传统，至少是带有很强的文献主义色彩，即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重新构建已经“故去”的东方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在有些国家，也许这些历史、宗教、文化传统被看成是与欧洲近代文明相比显得落后、愚昧、低人一等，但在有些国家，这些历史、宗教、文化传统却被浪漫主义化，被塑造成更为原始、朴实、生动的文明。那么寅恪先生的东方学研究有没有以语言文献学术研究来构建所谓“他者”呢？就文献主义角度而言，应该算是有的。在二十世纪初，塞外民族对于大多数中原地区尤其是南方的汉人比如寅恪先生来说，仍然较为陌生。虽然晚清以来西北史地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研究西北史地似乎一时成为风气，但当时一些重要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仍主要从文献角度进行研究，并没有亲身去西北和塞外地区考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从文本中来重塑研究对象的形象，这也是一种对他者的好奇付诸文本研究进而以学术构建出来的“想象的他者”。寅恪先生后来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乃是试图将塞外与中原两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相互影响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理解和阐释。不过，他的这一说法，也可以看作是以研究“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来重新认识“中原文化颓废之躯”，而这实际上是以构建他者的形象来重新认识自身的形象。寅恪先生其实和欧洲东方学者有一点类似，这便是以所谓科学的客观的历史语言学来建立他自己有关塞外地区的知识权威。只不过他关注的中心是中原，而非欧洲，塞外对中原来说，正是所谓他者。换言之，他研究边疆塞外之史乃在于更好地理解中原地区的历史。就这一点而言，他其实也继承了德国东方学的传统。
寅恪本人并不太用“汉学”这样的字样，但他自柏林大学和哈佛大学所受训练而从事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无疑是他早年治学之重点，他回国后也在清华开讲所谓东方学之目录学。他用“比较校刊学”（即校勘学）称梵、藏、汉文文献的比较研究，有时则用印欧比较语言学。这两者实际上均指他在柏林大学、哈佛大学所学习的“东方学 (Oriental Studies/Orientalistik)”，其实更具体而言应是东方语文学（Oriental Philology），侧重于所谓“东方”地区发现的古代语言与文献研究。在我看来，寅恪先生早期从事东方学研究所走过的路颇似张之洞所说的从小学到经学再到史学。印欧比较语言学，对寅恪而言，相当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而佛教文献学则相当于经学，寅恪最终的着眼点仍是史学。他早年的东方学研究正是因为继承了吾国传统之旧学，并与近代之新学进行衔接，从而能发挥两者的长处，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另外，寅恪青年时期的学术发展时代似可谓经学逐渐衰落、史学开始凸显的时代。他的祖父陈宝箴参与了维新运动，父亲陈三立和梁启超等人来往密切，显见寅恪的家庭教育背景带有很强的新学色彩。而他自青年时期负笈海外，更深受欧美学术的新风气薰陶。他早年学术关注于语言和宗教，也注意种族和文化的关系，这些研究主题其实便是当时德国东方学研究的治学重点。
本书特别关注的是寅恪学术之养成、发展、变化及其背后的语境，除了特别考察寅恪之学术发展之外，亦关注寅恪之前辈学者、学界同人之学术活动及其思想背景，以及寅恪与他们之间的思想和学术联系，比如烈维、白璧德等人的人文主义及其与佛学之关系，王国维、周作人等人对赫尔德之理解及其思想文化背景等等。寅恪所成长的时代也正是中国传统士人向现代学者转化的时代，寅恪及其同时代的学者如何在这一进程中对各种政治、文化、思想、学术的变化作出反应，如何对自身的思想、文化、学术进行定位，如何对自身的思想、文化、学术与当时政治、社会之变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作出反应，均值得考察，本书仅就其中部分富有旨趣之议题加以讨论。
先前学界一些学术史论著对寅恪先生本人成名以后的学术成就及其对后世学术的影响讨论较多，而对他成长过程所处的世界学术背景注意并不充分，这大概是因为研究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的学者主要以华人学者为主，所利用的资料亦以汉文材料为主。虽然很多学者也注意到寅恪先生之学术有着广阔的欧美背景，但对西文资料的发掘仍然存在不足。我们挖掘西文资料，并非说寅恪先生本人多么重视西文学者对其学术的研究和评价，而是需要利用这些资料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文化和学术史背景来看待寅恪先生的学术成长历程及其成就，从而在世界学术史的坐标系中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以材料而言，重视西文史料，实际上是以域外之胡语文献与吾国固有之汉文史料相互参证，以期更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寅恪学术之世界背景。这大约也可以看作是研究寅恪学术思想之二重证据法。具体而言，欲研究寅恪之学术，宜以域外之胡语文献、寅恪自身之撰述、寅恪师友所传之掌故三类资料相互参证，可谓三重证据法。
一些重要问题因有新史料、新角度之出现，值得继续进行深入讨论。第一、九十年代中叶以来出来了所谓“陈寅恪热”，学界对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的研究有了许多丰富的成果，但仍有许多可以推进的余地，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文文献中仍有不少有关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之记录，值得发掘和考察。第二、余英时先生曾提出寅恪先生一生史学之三大变化，其中包括从东方学转向中古史研究，而这一转向也应放置于世界学术背景下再加考察。寅恪先生的学术旨趣、学术训练、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在当时整个世界学术坐标系中如何定位也值得探讨，这个问题与前一问题也密切相关。第三、当前西方学术界出现研究东方学学术史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也可借鉴，将引起我们在近代思想和文化史背景下重新对寅恪先生早期学术进行观察和反思。
本书对这些问题力图用新材料从新角度放在新视野中来进行讨论，不仅提供了寅恪早年留学时期和步入中年之后与国际学界互动的一些材料和看法，包括他早年留学的老师、同学背景以及他中年以后获得欧美学界荣誉的记录；也力图从所谓学术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角度探讨寅恪先生学术在近代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如其早年学术在世界东方学谱系坐标中的定位等等。总之，本书将寅恪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放置于一些域内与域外之语境之中试图提出一些新议题。
寅恪先生中年即开始饱受失明之痛，后来又经历内战、南迁、历次政治运动，但在此艰苦卓绝之条件下，仍能克服各种干扰，“衰病流离，撰文授学，” 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陆续写出《论韩愈》、《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传世之作，其人格之伟岸、毅力之坚韧，惊天地、泣鬼神，世界学术史上极为罕见，堪称近世最杰出的中国人文学者。自1996年以来，随着学界和民间所谓“陈寅恪热”的兴起，寅恪先生的生平和学术研究不断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广泛注意，此后出现的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除中文外，西文相关文献亦极多，这些论著皆有其贡献，使得重写一本全面探讨寅恪学术的著作并无必要。有鉴于此，本书的目的并非全面地、系统地探讨寅恪先生的国学与西学，而是选取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中一些富有旨趣的议题加以溯源和阐说，试图通过研读新材料，并发掘旧材料中之新议题，提供一些思考和看法，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所以本书在内容上将尽量略人所详，详人所略。
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寅恪作古已四十余年矣，其生平行事涉及亚、欧、美三大洲，一生学术兴趣与取径亦颇多转移，欲从中条理出所谓单一之系统，虽有可能，但并无必要。因此本书也不预先设立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框架，这样每一章亦不必削足适履放入一特定框架之中。我并非专攻近代思想文化史之学者，一开始也未曾打算写一部近代思想文化史专著，只是在浏览阅读一些书籍过程中注意到一些值得考虑的问题，提出来分别加以讨论。可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又被看到的新材料吸引，从而又发现一些新问题。诚如王汎森先生在一篇访谈中所感叹，“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新问题总是随着新材料和新想法不断出现，很难去预测其行程和终点。写作和出版是有截止日期的，我经常和友人开玩笑，写书是个“双规”的经历，即在“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写出符合学术规范的作品，“规定的时间”指一件学术作品的完成当有一个截止日期，不可能无限写作或修改下去，“规定的地点”包括图书馆、书房、办公室。而学问本身并不可能有真正到达终点一说。无论多有价值的学问，出版之后终究只是旅途中的一个驿站而已。基本上，我一开始虽主要探讨寅恪先生的生平和治学，后来逐渐随着新问题的提出而进入了德国近代思想家赫尔德对中国学术影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陆续撰写相关章节，到现在终于形成了本书现在这样的规模。
其实做学问和写书稿好比是攀登寻宝的过程。一种通常的专著型做法是全书提出一个大问题，将其分成若干次要问题，每章逐一进行相对平行或递进深入式讨论，最后在结论部分提出总解答。如果要了解作者的主要观点，读者可翻到最后结论部分直接发现答案，而可忽略中间论证过程。这样好比在攀登山峰寻宝时，直接上山顶找出全部宝物。而在本书中我采用另一种做法，试图将宝物藏于各章之中，寻宝路线也不循着一定之规，让读者随着阅读不同风格、性质的材料、内容、分析不断改变路线，沿途欣赏风景之余，也能次第发现一些目标。而要发现全部目标，则非读完全书所有章节不可。
这里稍微回顾一下本书的写作历程和结集经过，或许对读者理解本书的学术旨趣有所帮助。本书并非一开始即构建了一个框架，而是随着对史料的阅读和认识，不断迂回前进写成，因此现在书中各个章节的安排也并非按照写作先后顺序来编辑成书，而是按照其内容的特点与逻辑相关性重新进行编排。在西文学界，一部专书要求有一个鲜明的、系统性的、强有力的论述。除了极少数学者是例外，大多数学者几乎不可能出版各种小观点散杂的论文集，因为出版社常常以不愿重印已刊论文为由拒绝出版论文集。不过，一次写成的专著虽然可以有单一清楚的逻辑可寻，但有时亦难免枯燥、单一，而且其中一个弱势在于书稿仅最后由审稿人一次看过，提出的意见较为有限。在中文学界，通常的做法是每个章节以单篇形式作为阶段性成果先行发表，最后再一总结集出版。这样或许每个章节能在发表之后获得较多读者的反馈，而自己重新阅读时，亦可不断发现不足之处，从而在收入书稿时进行增补。本书的章节大多数都曾幸运地以单篇形式发表于各类刊物，而我在准备本书书稿时将这些已刊论文内容根据读者的反馈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补充和订正，文字也略有调整。另外，在各章节相关部分加了注释，以便使全书内容前后有所衔接和贯通。但不设结论一章，也给读者留下一点回味、思考、想象、继续讨论的空间。
具体来说，本书最早写成的文章其实是第五章，这一章主要讨论白璧德的佛学兴趣和佛学研究及其对哈佛数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这篇文章完成于2005年，当时受邀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会议，在会上简单介绍了此文的主要宗旨。当时写作此文乃是有鉴于中国学界更多注重寅恪先生本人的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而我想要更多了解他老师一辈的思想和学术传承，故此文主要讨论白璧德对于佛教之兴趣与研究。白璧德乃是一位学术阅历极为丰富的学者，青年时游学欧洲，追随法国东方学家烈维问学。提起学界耳熟能详的知名学者，读者一般会注意这些学者成名后的成就和形象，很少会注意大学者成名之前的求学历程，本书将对寅恪先生及其同时代学者的求学经历略费笔墨，以期读者对大学者们的学术成长过程有所留意。
后来我又从白璧德与欧洲的学术联系进入到东方学兴起之前、兴起之时欧洲的思想和学术状况，试图找到寅恪先生思想与学术在欧洲的背景，但我主要集中讨论了他与赫尔德在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上的关联，这便是本书第八章。接着我再通过白璧德与欧洲东方学的联系这一线索来看寅恪先生的佛学与欧洲东方学的联系，试图将其放在当时欧洲东方学坐标系中来看其早期佛学研究中所反映的文献主义与民族主义特点。
因在阅读史料过程中收集了不少关于赫尔德的材料，又接着写了赫尔德对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在民俗学、美学等方面的影响，因为寅恪先生早期师友如清华同事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柏林大学同学宗白华（1897-1986）等人都对这一重要的德国学者有所了解，这实在可以看作是近代世界学术史的一个因缘网络，这一网络将不同学术领域之学者联系在一起。最后，我又回到寅恪先生早期的求学和学术生涯，发掘了一些西文中有关他求学经历和海外学术联系的记录，撰成数篇文章，分别探讨他在美、德留学生活与学习史事、他中年所获欧美学术荣誉及其反映的欧美学界对其学术的认识、他与钢和泰的交往以及他对钢和泰学术评价之深层意义、他所提示的《东方学之目录学》在欧洲的源流等议题，并在文中也提示了这些议题所反映的欧美思想学术史语境，这些文章构成了第二、三、四章的基础。
在进行这一研究的过程中，我强烈感到寅恪先生和赫尔德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些共同点。其关键是，从一个世界史角度而言，他们各自所处的民族、语言、思想、学术处境有些类似。赫尔德虽然生活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交，但当时欧洲逐渐开始形成所谓近代民族国家，而法国因为启蒙运动的发展，在思想、文化、学术上占据欧洲之中心地位，这对于熟悉和热爱普鲁士民族文化的知识人赫尔德来说，不能不说在精神上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歌德的“世界文学”之论说均可以看作是德国学者对当时法国思想、文化、学术、文学在欧洲领袖群伦地位的一种反应。当二十世纪上半叶寅恪在欧美游学时，其所处之政治、文化情境也约略类似，当时东亚地区虽有西方列强染指，而日本却隐隐然有霸主气象，因为它在明治维新以来，开始脱亚入欧，已逐渐在思想、文化、学术上引领亚洲各国。这一状况对寅恪等当时有强烈危机感的中国知识人来说，当是一个极大的思想压力。章太炎、鲁迅、周作人等人在日本感受尤为明显，这可从他们的著作中看出许多端倪。
寅恪先生早年曾短期留学日本，青年时期则主要在欧美留学，虽远离亚洲，但对日本在东亚日益取得政治和军事霸权这一局面十分敏感，加上从陈宝箴、唐景崧等祖辈留下来的国恨家仇，才会在诗中感叹青年学子“群趋东洋学国史”。我们要理解当时寅恪先生的心境，亦不得不考虑当时知识人所体会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质言之，当时寅恪先生所面临亚洲中、日之间的微妙处境类似于赫尔德所面临欧洲德、法之间的微妙处境。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寅恪有强烈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赫尔德有强烈的反法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他们分别借鉴了不少日本和法国的思想和学术资源。
此外，以两人教育、学术之背景和养成而言，也有很多类似之处。赫尔德原本受过很好的欧洲旧学教育，在神学和古典学修养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过，他后来的研究虽然有很强的神学影响，自己也曾身负神职，但他本人并未专注于神学研究而成为一位神学家，甚至在思想倾向上也与基督教信仰有一定的距离。也正因为他当时在欧洲处在一个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的转化时期，后来他更关注史学、语言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而寅恪先生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自小受传统私塾教育，熟读《十三经》和《皇清经解》，有很好的经学和小学修养。他十五岁时，满清政府宣布废弃科举制度，经学教育不再以参加科举为目标，因此他青少年时其实主要是受新式学堂的教育，后来更负笈西洋达十余年之久，大概这样的求学经历使得他对经学并无特别的研究兴趣，而是从经学、小学进入比较语言学和史学，而最终在史学上取得极大成就。寅恪先生身上尽管带有很多旧时代的烙印，但无疑算不上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儒者，而是一位身负人文思想的现代学者。总之，一位是从神学转到史学，一位是从经学转到史学，赫尔德和寅恪先生从幼时基础教育到成年后从事近代学术研究走过了非常相似的道路，他们所做的语言学、语文学、史学研究大体上可算是德国学术传统中的所谓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实际上便是所谓近代人文学。
从现代学术史发展来看，赫尔德所处的时代乃是现代德国学术学科萌芽分化的时代，而寅恪所处的时代也是中国传统四部之学逐渐解体而被西方传入的现代学术分科所逐渐替代的时代，在这一大背景下，考察两人对学术新发展的态度十分重要。正如我们在本书后面一些章节中看到的，赫尔德虽然深受神学影响，但对现代民俗学、人类学和美学的发展，均有奠基性贡献。而寅恪先生的学问虽以经学启蒙，但却在史学上取得成就最大，并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奠基者之一，尤其开创了中古史研究的新范式。
寅恪先生作为近代学者，禀受近代历史学术中客观主义的影响，以追求真理作为学术之主要目标，与中国传统士人所谓通过“道问学”来“尊德性”，从而弘扬所谓圣人之道的理想，已经有所不同，但他仍主张学术乃与民族文化之存亡紧密相连，毕竟如他所说，中国学者乃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发扬学术，乃可保存民族文化传统，这又与标榜纯粹客观之欧洲近代东方学者之志业区别开来。寅恪先生在其学术论著行文之中，可见其此种微妙心理。一方面他极力主张客观问学；另一方面，他在写作形式和风格上刻意追求传统特色。他对域外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有一方面欣赏借鉴，一方面却有民族自尊上的不甘心。他虽欲师夷长技以制夷，却不太愿意显露其治学之西洋因素，只偶尔有所流露，故其文章中偶尔也能发现柏拉图、黑格尔、卢梭、歌德之踪迹。
仅以寅恪先生的学术事业而言，他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现代学者。和他的同时代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陈垣等人相比，他完全是个异数，他几乎不写学术论文以外的政论、时评、杂撰。他最主要的著述基本上局限于学术论文和著作，从不写书评。他对同时代学者的评判仅限于为人作序。尽管他给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被后人收入文集之中，但这类文章极其罕见。他对政治的看法，如同余英时先生等学者指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诗。他之所以作诗，自然与现代学者的作风较为不同，但这一方面主要是继承了其家庭的文化传统，如父亲陈三立便是一位诗人。寅恪先生也从不专门撰文与同行进行学术商榷，在文章中与同行讨论也非常规范，针对作品而非作者。他虽然是位杰出的学者，但几乎很少犀利地批评他人。他似乎特别谨受现代学术的规范，一心一意钻研自己的发现和发明。在日本和欧洲，内藤湖南、福兰阁作为寅恪老师辈的学者，都曾做过记者，留下了一些时评、短文，而他们的学生如玉井是博、白乐日则已成为纯粹之现代学者，所留下的文字多限于学术论著。以这一点而言，寅恪和他同时代的学者玉井是博、白乐日则多有共同之处。
以现实的层面而言，本书的写作深受余英时、张广达、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等诸位学界前辈的启发。当年在普大求学时，和余英时、张广达先生的谈话直接启发了本书中的一些想法，很多文章在思路和方法上均受到两位先生的影响。他们的谈话常常涉及古今中外之史学与史家，这使我时常提醒自己要超越“中原关怀”而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近代学术发展的框架下来思考中国思想与学术史的发展。
实际上，余英时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直接影响我关注十八世纪以来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章学诚和赫尔德是同时代人，他们在史学思想史上有不少类似之处。原本想为拙稿取名《论陈寅恪与赫尔德》，以示致敬之意，又恐有狗尾续貂之嫌，遂放弃。而余先生《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中对寅恪先生史学和心境变化的论述亦直接对本书的研究深具启发性。其中余先生书中论述的以下两点看法尤其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一是余先生论述寅恪先生在诗文中惯用古典和今典，即寅恪善于将史书中的故事和现实关怀密切结合起来；二是余先生强调寅恪先生史学经历了三大变化，以彰显其一生不愿逐队随人的学术性格。
余先生特别指出寅恪先生早年在哈佛留学时即对世界史感兴趣，购买了《剑桥史》进行学习。他还通过考察当时《剑桥史》的出版状况，提示寅恪可能购买了《剑桥史》的部分卷册。他也指出寅恪中年以后开始退出东方学领域，转向中国中古史研究。本书一些章节一方面试图补充余先生的论述，比如用新资料补充了寅恪在哈佛早年留学时的一些细节，以论证寅恪先生之史学所受德国近代学术之影响；另一方面也试图拓展余先生开辟的领域，比如本书提出寅恪不但用了中国的典故，可能也用了西典。我也提出了寅恪早年东方学中的中国文化本位倾向，比如其佛学研究，实际仍限于议论禹域之内的主题。即寅恪的佛学既反映了其所受欧洲东方学影响有文献主义的一面，又反映了其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的一面。
近年来，欧美学界出现了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侧重分析塑造、养成学科、学术兴起与发展之文化因素与背景，特别是对东方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文化偏见有所反思，使得人们对十九世纪以来欧美学术的政治和文化语境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考察寅恪先生早年的东方学研究，亦不可不关注这些欧美学界的最新进展。本书将寅恪先生的论著作为文本（texts），试图勾画出其背后的诸多语境（contexts），也将其论著视为文献（literature），将其背后生产的历史文化背景揭示出来。所以全书的讨论始终围绕文本、文献和历史的语境展开讨论，故不仅仅限于寅恪先生的著述，而试图提出一些更为广阔的语境进行讨论。
和许多中国古代史学者一样，我最早接触寅恪先生的学术是其中古史研究，特别是《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本科时我曾上过唐代政治制度史和《资治通鉴》专题研究，正是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接触到寅恪先生的隋唐史研究两稿，只不过彼时尚谈不上治学。但就我自身的治学经历而言，原本学习中西交通史，后转入佛教史，时段更主要集中在中古时代。因为受张广达先生和业师荣新江教授的影响，在我接触的范围之内，中古史研究又常常和敦煌、西域研究密切相关。但是，这两个领域之间在中国学界内部对寅恪学术与世界学术的联系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中古史研究会强调寅恪以现代方法开辟中古史新轨范的贡献，比如寅恪对地域集团、民族关系、宗教势力、社会阶级、婚姻集团、经济制度、武力消长、胡汉互动等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在中古史学界内部学者们对寅恪先生中古史研究的思想渊源和背景看法不一，看法颇为多样。而敦煌、西域研究学界则常常更多强调寅恪的多种语言能力以及这一学术在国际东方学领域之预流，有关寅恪语言能力惊人的各种议论在学界流传很广。我原本从中西交通史专业背景来学习敦煌和西域文献，赴美以来逐渐将治学重点转到中原，于是从不同的距离和角度来观察这两个领域的不同发展，也因此对寅恪先生的学术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本书部分内容无疑反映了我近年来的一些思考。
1999-2002年张广达先生在普林斯顿访问三年，我常常去拜访他和徐庭云老师，和他们谈话不仅心情十分畅快，更获得诸多新识。张先生对欧洲东方学的思想史背景极为熟悉，对法文、俄文、日文学界有关近现代学术、思想的第二手研究极为熟悉，他所论有关王国维、内藤湖南、沙畹、巴托尔德等人的文章均极具启发性。在与他谈话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到，不仅研究敦煌、西域史要留意多种古代语言文献和当代不同语言的研究，研究近代学人的思想和学术也应注意多个国家、多种语言文献的材料。具体到寅恪先生的思想和学术，必然涉及到他所游学的欧、美、日本等不同语言建立的学术背景。如果仅仅依靠汉文材料来讨论、解释寅恪的学术历程，显然是不够的。
记得早在1995年，上荣老师的读书课，学期一开始他便给我们发过一份他在莱顿汉学院留学时使用的东方学主要西文期刊目录，并逐一介绍这些期刊发表论文和书评的范围，嘱咐我们有空常去图书馆翻阅这些期刊的目录，以便了解世界学术之进展。我当时的确常去北大和北图翻阅其中所列出的部分期刊。赴美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我已不再专门去图书馆浏览这些期刊目录，而是直接在这些期刊的主页上订阅其新目录通讯。当初也因为帮荣老师编辑欧美所藏吐鲁番文书总目，在北大健斋108室荣老师研究室抄过一些西文相关论著目录的卡片，整理抽印本和复印的西文论文，可算是敦煌、西域研究的基本功训练，这帮助我熟悉了过去和现在欧美主要东方学家的研究领域、方向及其论著，也更深切体会了寅恪先生所谓“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一说。后来我在看德国早期东方学期刊《东方学之目录学》以及其他西文刊物时，不时看到一些自己还算熟悉的早期东方学家的名字，不由得会心一笑。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积累，才使得我对早期东方学学术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目前学界对有关寅恪先生的汉文材料搜罗甚为丰富，也对这些汉文材料作了非常详尽的解读。不过，寅恪在海外游学十六年，相信留下的印迹亦当不少，故而要了解寅恪的学思历程，不可不重视西文材料。不要说特别难找的珍藏文献，即便一般出版物也蕴含丰富的信息。如本书第一章提到的哈佛新材料其实并非特别的珍本秘籍，都是注册手册、目录、校报等校方公开出版物，只是因为其中可找到有关寅恪先生的记录而变得重要。而我讨论寅恪先生与欧美学界的互动时也利用了《德国东方学会会刊》、《英国学术院院刊》、《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等十分常见的公开出版物中有关寅恪的记录，这说明常见出版物经过细读仍可发掘富有学术旨趣的论题。
同时我也感到，要了解寅恪先生的学术和思想，仅仅依靠学理的、逻辑的推演来理解其思想和学术，也是不够的，知人论世，要对“知”和“论”的对象有了解之同情，因此我认为自己的留学经历实际上也有助于了解寅恪早年的思想和学术。我感到对研究对象不仅要以事证之，以理证之，也要以心证之，这三证法不仅与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暗合，其实亦是人文学的精要所在。因此，若干年来，我甚至也试图在寅恪先生早年游学过的地点一一徘徊，体会他当时在战争威胁下游学四方的心情。这种经历也让我对他当年的所思所想十分好奇。当然，要想重建当时的场景是不可能的。我深信寅恪先生的内心和学术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这些印记也可能会在不同语言文献中留下“事证”之痕迹，而这些痕迹正是后代史家赖以理解他的基本史料。所以我在本书中试图将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中的相关文献进行相互参证，以期对以寅恪为中心的中国近代思想和学术发展史上一些断片获得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解。
本书的一些想法无疑也深受我的中国思想史老师裴德生先生的影响。在我进入普大之后，虽在宗教系主修中国宗教史，亦在东亚系选择中国思想史作为副修专业。当时余英时先生已接近退休，所以我选择跟裴公念思想史。裴公在杜希德先生去世之后负责《剑桥中国史》的编纂，对欧美汉学之发展颇为了然。我有幸和他上一对一的读书课，我们虽然也讨论了一些原始文献，但花了很多时间议论世界学术史的过去和未来。记得那时候刚进他办公室，他就指给我看办公室墙上王汎森先生所赠墨宝。他又和我谈到在美国治西洋史出类拔萃的华人学者，比如夏伯嘉先生，因当时夏先生正好在普大历史系戴维斯中心访问。现在想起来，十多年前裴公和我谈到的这两位学者其实均研治近代史，而我现在也写近代思想学术史，也算是一桩往事因缘了。
裴公也告知他年轻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刘殿爵先生念书的经历。与他的谈话让我感到他是北美学界中罕见的对中国传统博雅之学有着同情式理解的学者。虽然我们在课上主要讨论古代思想，但裴公一直认为我跨海而来算“带艺投师”，经常和我讨论中、西方近现代学术同异，特别是理论和方法、思路的同异。受这些讨论和思考的激发，我的学术兴趣也不断拓展，其中即包括中国和欧美近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之比较和联系这一议题。随后在研读十九世纪以来思想学术史发展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寅恪先生的著述其实是了解近代中国不同思想、学问传统发展的一个极好切片，从而也发展了自己新的学术关注点，注意到一些相关的新材料和新问题。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本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关注中国近代思想和学术与美国、德国学术的关联，这是因为寅恪的学术训练主要还是在美国和德国，而赫尔德当然在德文思想界影响更大。尽管在法文、俄文学界也有很多讨论，但读者应参考张广达先生对沙畹、巴托尔德等学者的研究。总而言之，我对围绕本书一些论题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深受裴公思想史课程上课讨论的启发。特别是我课外阅读了一些西方近代思想和学术著作，助益甚大。但在具体论述上因为主题和材料的不同，本书和这些著作在关注点和内容上较为不同。
这里也简单提示一下本书的学术旨趣和基本内容。全书总体上包括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乃是一些较为正式的研究论文，或钩沉史料、考镜源流，以帮助读者获得历史的一些细节，以及时代的学术史背景；或进行一些学理论证和分析，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在写作上本书以考证、叙述、分析等诸多方法交互为用，试图给读者提供一些史实、观点、推测，以备读者参考。附录是三篇小文章，是和正文有一些关联、从正文所使用材料中延伸出来的讨论。正文部分又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七章主要讨论寅恪与现代西方学术特别是东方学和佛学的关系，中间第六章穿插介绍现代西方佛教学的兴起及其在日本的发展。后面几章则主要谈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对中国学术之影响。
具体来说，第一章勾勒出寅恪早年在哈佛留学的生活及其所身处的学术环境，特别通过研究哈佛出版物的记录追寻了寅恪在剑桥镇动荡不安的生活，以及他在哈佛的诸多同窗好友。第二章利用新材料补充了他早期学术生涯中与德国学术界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他从1921年秋入学柏林大学一直到1926年回清华任教这段时间一直作为成员参与德国东方学会活动，并曾在1927年捐赠石刻拓片给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也对他在柏大求学期间的学术联系进行了考察，特别注重他和白乐日对于现代唐史研究的奠基所产生的影响，并对他三十年代转向唐史研究的学术史背景提供了一点个人推测。我认为寅恪先生先是着重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后来逐渐转向研究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胡汉关系，特别关注边疆民族对中原历史发展的影响，如五胡乱华、六镇之乱、安史之乱等重大事件，以及佛道之间的所谓夷夏之辨，然后再逐渐转向重点研究唐史，特别唐代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之变迁，这是一个逐步有序地从域外向中原移动的研究历程。我也提出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三位重要的学者，即内藤湖南、陈寅恪、白乐日，正是他们奠定了世界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范式，开创了新局面。他们三位分别在日本、中国、欧美影响了当地唐史研究的方向，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唐宋史研究学者多半出自这三人门下，或受其影响。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影响后来也扩展到欧美，而内藤、白乐日对欧美唐宋史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实际上这三位学者之间颇有一些学术联系，本书也有一些小节对此进行了探讨。
以上这些内容主要集中于寅恪早年在美国和德国的留学生涯，但涉及的主题实际上主要是寅恪留学经历，同时也介绍了寅恪所身处的哈佛学习制度以及德国学会制度，说起来这约略反映了邓广铭先生所说的治史入门之四把钥匙中的三把，年代、历史地理、制度。只有落实了寅恪生平中的关键年代，了解寅恪生活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以及寅恪面对的海外学术制度，方可理解寅恪当时所处学术大环境，设身处地，对寅恪予以了解之同情，从而加深对他生平和学术的认识。学术制度作为议题在本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不仅提示了哈佛的学术制度对寅恪学习之影响，哈佛学术聘用制度对钢和泰学术生涯的影响，也对欧美东方学的学会制度、欧美的佛学研究制度之发展等等做了相应说明。
第三章以三个议题为中心讨论了寅恪先生所处的学术世界，主要讨论他在东方学谱系中的地位，他的论著中所反映的西典，以及他的历史学研究成绩在欧美所获的的荣誉。第四章追溯寅恪先生早期在清华开设的所谓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在德国学术史上的源流。第五章讨论受到欧洲思想影响的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如何关注“东方”佛教，这种关注改变了十九世纪以来传教士普遍以殖民主义立场看待“东方”文化的视角，而这一变化的背景乃是二十世纪初欧美出现理性主义之危机。这种新人文主义的视界也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影响。白璧德一方面吸收了欧洲近代佛教学者烈维的人文主义思想因素，另一方面也对追随他学习的中国近代学者们在人文主义思想方面有所熏陶。烈维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学者，不仅是欧洲少数很早便注意大乘佛教研究的学者，其本人亦曾游学东亚，并对西洋、东洋学者如白璧德、寅恪等人有学术上的影响。第六章提示了佛教作为欧洲宗教的他者如何在学术史上被发现、重视、构建的历史，并以王恩洋为例探讨了当时佛教与欧洲流行思想源流之关系。
第七章以寅恪为例，来说明一位在欧洲、美国受近代思想和学术熏陶的学者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看待佛教、处理佛教研究。我认为他的学术立场兼具欧洲东方学文献主义与近代欧洲文化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在欧洲受到很好的近代东方学训练，对佛教材料保持一种疏离的科学、客观、冷静的观察和研究态度；另一方面，佛教作为他自身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他研究的客体对象，他对佛教的论题选择仍反映了其中华中心主义的人文关怀。在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也试图发掘自身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历史定位和价值。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赫尔德的思想对中国近代人文学术之影响。如第八、九、十章以中国近代学术的历史、美学、民俗学为例与来看近代中国学者如何利用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这些章节特别以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为核心来展开论述。第十一章又回到寅恪先生的处境，但主要以寅恪为例来探讨近代中国知识人在个人和民族曲折命运中所面临的自由与生存问题，通过细读他的著作，分析一些关键性想法，我提出了一些新的解说。
考虑到种种不利因素，目前只能围绕我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就身边能找到的材料略加提示，无法兼顾复杂的历史语境，希望以后继续研究以增补和改正本书留下的错漏，以弥补种种遗憾。很明显，学术的进步依赖于几代人的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