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无光集》读后感10篇
《无声无光集》是一本由张晖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2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声无光集》读后感(一)：无关的评论
88页，“大学生会什么要去延安”，当为“为什么”
也看过作者的朝歌集。他对现实世界的态度，或正面或不经意的带出，都表现着直接的苦闷与对抗。朝歌集的序，提到哪吒的剔骨血肉，问出哪一种人生才是正确的选择；这本书的序更是直指这无声无光的世界。这世界的残酷与冷漠，一方面表现在斯文不再，对文化的漠视，另一方面是个人学术道路上的踽踽独行，另外隐而未彰的是贫寒学者在大城市生存的窘迫。第一点和第三点是表层和客观的，第二点是深层和心理上的。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如果没有学术上的追求和理想，第二点可理解为个体生命的孤独感。
怎么抵御人生存于世上与之俱来的孤独？作者在本书序中写到“正是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文学正是一途径。在姜白石的爱情一文中，提到白石的合肥情事是他失意人生永远的安慰，“他的词作，既是对爱情的歌颂，也是对真我的执着，直到黑暗的现实吞没他的生命，直到他没有办法再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止”。爱情也是一途径。
其实，我常常想的是，如果没有任何外物的凭借（金钱，地位），或精神上的倚靠（宗教，文学，爱情，家庭），只凭这一具日渐衰老的肉身，如何抵御这漫长岁月的孤独，活出丰腴宽广的人生？
《无声无光集》读后感(二)：若我即声光，又何惧黑暗之寂
入手多时，近日终于有空将它读完。从维舟写的文章中开始得知张晖的名字，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谈论他。我也一直从心底里敬佩这个人。作为一本随笔书籍，该书分为四辑。第一辑是有关中国古代诗歌当中作者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第二辑是对于几位近现代学者的研究，还有一篇怀念高华老师的文章。第三辑是作者对于几部文学书集或者的古典文集的看法和批评。第四辑则是与几位学者的访谈录了。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与自己在香港念书时的导师陈国球的对谈。可以看出，张晖也在一直寻找关于文学的意义。他的怀疑超出了个人生活层面，而是文学或者学问对于整个社会国家人生的意义。
《无声无光集》读后感(三)：學問之道
張暉老師《無聲無光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此書都是功力積累，無論是小如字句「商略」的思索，或是大到訪談陳國球先生時談到對文學此一學科的憂心與理念，都看得出他的思索不僅僅只在學術，更包含對人文的探尋。每篇文章都讓人拍案叫好，讚嘆不已，他切入的角度總與人不同，如〈我們怎樣理解黃侃〉寫黃侃對當時新史學重視新材料的態度不以為然，寫黃侃對主流學術保持疏離與警惕；〈徘徊在文化與政治之間——汪偽時期詞人龍榆生的活動〉特地強調龍榆生「詞人」的身份，又細細敘述他暗中從事的救國活動，我在張暉老師的文字中不斷比較朱祖謀與龍榆生這對師徒，二人保存文化的心志相同，但一絕政治，一擺盪在文化與政治之間，不禁感嘆那種種不得已。張暉老師有不少輯佚的小文，可見他讀書之豐廣與仔細，所以讀他的書評也挺有意思，他能說出別人的好，並指出不足之處，這種不足常常是資料上的不足，如兩篇關於《陳維崧集》與《陳維崧年譜》的書評。而輯四的三篇訪談，則可見前輩學者學習歷程，甚至指出向上之路，讓人對文學所的學風感到嚮往。這本書值得推薦學界朋友去讀！
《无声无光集》读后感(四)：閒來翻書：張暉《無聲無光集》
今年三月張暉的去世，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震動。海濱兄以為張暉之死於其之家人固是極大痛苦，而於其本人則未必非善，此則他人難言之。張暉之遭際，固一大事因緣，有天命存焉。同爲青年學人，雖不在高校或研究機構，亦不免心有戚戚焉。然而，我對持續一個多月鋪天蓋地的“消費”卻有些不滿。張暉確實有才，但讀罷此書，我卻也不覺得他有多麼有才，有多麼超出倫輩。我所認識的與他年紀相仿的人之中，就不乏比他高明的學者，至少不比他差的也不少。我以為對他的“吹捧”過了。現在，在一波頌揚與歎惋的激情漸漸消釋以後，有些似乎是“刺耳”的話或許可以表達而顯得不那麼“不合時宜”。
學歷史學的人基本都知道，一個人去世以後，由親戚故舊所撰寫的行狀、墓誌銘以至神道碑、國史傳，往往有爲親者、尊者諱的情形，這就常使得人物的形象表現得相當完美，即使有不足也是白璧微瑕。但與同時代“他者”之紀錄相對比，其間恐怕不無矛盾之處。綜合來看，人物之形象便不那麼“清晰”，甚至會使人困惑。但透過這些記載的歧異，這種複雜性卻恰恰顯示出一個活生生的人之不同面向，反而更能貼近其人。
到了近代，傳播媒介更加多元，也有更多的人可以表達自己的聲音。在眾聲喧嘩的背後，充斥著意識形態、話語權等等的爭奪與博弈。即使不提到那樣的高度，人們也往往出於自己的目的、以自己的視角觀察他人與世界。就“張暉事件”來說，即有很多人在借題發揮，譴責體制對於體制內青年學人的摧殘。學人早逝，之前即有，之後不久也有，但張暉尤為引人注意。其原因，一方面在於他年輕有為，才30出頭，另一方面，也由於維舟等人對他的“塑造”，使得人們更痛惜於“天才”的英年早逝。在維舟的筆下，張暉是個相當純粹的學者，讀之令人動容。他所說之真實性究竟有多少，我不做過多地懷疑。但通過其他的記載，我卻覺得張暉並沒有那麼單純。與張暉同處社科院文學所的楊早在訪談中曾提及，張暉對於每年一次的年終述職非常重視，還特別勸即將外出訪學的楊早留下來述職之後再走，因為這會影響到評職稱。在這個細節之中，我看到的是張暉對於職稱的重視。在現有的體制之下，職稱與收入掛鉤，與機會掛鉤，乃至與學術地位掛鉤。以前某位老師是副教授時向某期刊投稿，編輯得知其職稱後直接拒絕；後晉爲教授，該編輯竟主動約稿，其間之差別與冷暖不難窺見。張暉身處體制之內，求職稱之晋升似無不妥。但他對此過於看重，其病逝與此壓力不無關係。在我個人的私見，講師如何，副教授如何，教授又如何？有學問與否與職稱無關，若真心追求學術，吃得甘苦，一輩子講師又如何？不為人認可又如何？學問是自家事，是天下事。百年以後，自有公論。大浪淘沙，惟真金可得存。
另一方面，在此書他回憶高華的文章之中，高先生曾對他說“北京住長了，容易讓人長袖善舞”。高先生看到或是聽到了些什麽，我們不清楚，但通過張暉這些年的個人活動，卻可窺見他並不是一個甘於寂寞的人。爲各種報刊寫稿（其中不少恐怕都是“人情稿”），組織各種活動，他建立起了屬於自己的“學術圈”。所謂“學術圈”，並沒有多麼高不可攀，也很好理解，就是通過開會等方式，聯繫更多的學者彼此認識，然後彼此提供機會，這樣就可以形成一個“圈子”。能擠進過去已有的圈子或是創建新的圈子並為人所認可，便可以算是“學界”中人了。這與一個人學問之高下是全無關係的。以前bbs上看過某版盛讚一首新詩寫得好，有人調侃說我們也可以把版上隨便某位的作品捧成“佳作”。學術圈其實也有相似之處。而這樣的“學術圈”，我並不覺得與真正的學術有什麽關係。
曾在與旭輝兄的郵件中討論及張暉之事，其中言道：“弟之志，在吾華夏文化生命在當下之暢遂，而渙齋師嘗言，此必自一身生命之暢遂始。莊生養生之旨，形體固不足計矣，遑論聲名外物？張暉兄每不免爲生計所迫，然不知其能否外物而上通於天道。若知天命之在己，則物不足與計焉。雖通權達變，與時消息，而道固在己，顏子之樂不難至矣。若長鬱鬱不已，則未免落於下乘。此弟姑妄言之，而益堅素志而已。”海濱兄所謂學問之第四重境界，有志者當勉之！
2013年7月9日
《无声无光集》读后感(五)：关于姜夔的爱情词和俞平伯的诗论
这本书是我在豆瓣购买的第二批电子书中的一本，是作者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先看了几篇最感兴趣，有点疑问和体会，可惜无法和作者交流了。阅读文字写点心得，也是对逝去作者最好的纪念吧。
第四篇，《姜白石的爱情》 33－34页: “那一年(按：指1197年)五月，姜白石一下填写了五首《鹧鸪天》词。反复诉说他心中隐秘的悲伤。其中第四首最为出名：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 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这五首《鹧鸪天》是姜白石在作品中最后一次提到他的合肥情人。”
这一段当是从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附录中《行实考 合肥词事》而来：“二词（按：《鹧鸪天》中的两首）乃怀人最后之作。时白石已四十三岁，距最后一次别合肥，已经六年，距二十三岁初遇之时已二十年左右矣。”
以前读这一段的时候有点疑惑，因为《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卷五，就在这五首《鹧鸪天》后的《月下笛》：
与客携壶，梅花过了，夜来风雨。幽禽自语。啄香心，度墙去。春衣都是柔荑剪，尚沾惹、残茸半缕。怅玉钿似扫，朱门深闭，再见无路。 凝竚，曾游处。但系马垂杨，认郎鹦鹉。扬州梦觉，彩云飞过何许？多情须倩梁间燕，问吟袖弓腰在否？怎知道、误了人，年少自恁虚度！
夏笺：“此亦追念合肥人词, ....., 本年元夕又有所梦，作鹧鸪天；玩此词，尚惹残红，再见无路，扬州梦觉诸句，一往情深，前后辉映。”那么《鹧鸪天》就不能说是“怀人最后之作”，“在作品中最后一次提到他的合肥情人”。
另外，夏承焘首先提出“合肥情事”，对其所定的十九首词，也有不同意见。比如俞平伯在《唐宋词选释》中《疏影》《暗香》的注释中说“夏氏怀念旧欢之说，在本词看来不甚显明。”
第八篇，《俞平伯的淑世情怀》，66页: “1931年9月19日，俞平伯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云：“近来大做其文章，题名‘诗的秘密’，脱稿尚须时日。以‘蟋蟀鸣懒妇惊’这个年头儿忽有此兴，此未始不在老人意表外耳。”（《俞平伯全集》第九卷，第229页），世事的纷扰反而促使他更加努力地思考诗歌的本质，他在《诗的秘密》一文中，想要回答的大约就是诗歌如何面对人生和表述人生等重大问题，可惜该文从未刊布，也不知是否完成？”
俞平伯写完了这篇文章，并且发表在1932年的《清华周刊》上，题目改成了《诗的神秘》，后来收在《杂拌儿之二》里。全文甚长，是俞早年文学和诗歌思想的重要文献，《俞平伯全集》收录在第二卷。
《无声无光集》读后感(六)：终归于无声
初讀張暉文字是高華先生去世不久，網上紀念文章不少，張暉也寫了一篇＜＜怀念高华老师＞＞一文。當時草率了了不甚在意，只記得高先生善意提醒學生在京城住久了，容易長袖善舞等數語。後再讀其文己是張暉因病早逝某報刊載了其一篇演講，大嘆！前几日，遇堂兄在微信上發了篇讀書札記，便也尋了本無聲無光集來讀。今早醒來便看到此時，掩書不免再感慨一番。張氏說古典，遠不同苦水先生名士派頭瀟灑，近不合張宗子一池疏影碎葉點點。他依是學院作風扎扎實實朴素論詩鑒史，几近汪荣祖，如中國的詩史傳統等文。評點人物如黃季剛龍榆生等也是循其學術文化脈絡逐一展，其中對黃侃帶學生一節著墨甚重，＂死而不亡者壽。學有傳人，亦屬死而不亡。＂斯人已逝，唯留其文以作念想。特此记。又：張暉與我同歲，時年三十六。
这是张晖生前所出的最后一本书，随着他的猝然英年早逝，或许也已成了他最为世人所知的著作。和他别的著作不同，这是他惟一的自选论文随笔集，其中不仅可见其学问的关注重心，事实上也处处透露出他自己的学术情怀。
贯穿全书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即他一年前在香港的主题发言中曾说的，乃是“寻找古典文学的意义”。因为，中国古典文学最严重的危机，正是这一研究本身的无意义感。不仅一般大众对此疏离，甚至学术研究者自身也常抱有这样的自我怀疑，即研究古典文学在当下究竟还有何意义？这非仅古典文学如此，按余英时先生所言，在现代社会，中国传统已成了无可附丽的“游魂”。在此情形下治古典文学最易出现的取向便是将它视为一种已死的古董、一种丧失了生命的文献或材料，但这正是张晖所最为反对的。
书中他回忆当年高华先生提醒他“学古典文学的人也要关注当下”，这句话之所以对他有如当头棒喝，乃在于正契合了他内心对学术的危机感。刘铮在评张晖论著的《境遇与情怀》一文中指出他常着力于“古人生存处境与个人情感之间的互动”，可谓深论。的确，在《无声无光集》的四辑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无论所述的人物与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他存在多大的距离感，但给人的始终是一种连续感而非断裂感：他不仅是感前人之所感，在论及师长时更有一种接续学术传统的自觉与关怀在。所谓“寻找意义”，即蕴含有在此似有若无的微茫中使之不绝如缕的努力，而无此“寻找”和“接续”，也就不可能有他一直致力的“重建”。
何以如此？最简明的回答恐怕是：在他看来，古典文学研究须有自我超越的认识，也就是说，古典文学并不只是“古典”，更重要的是“文学”，它所刻画的核心最终乃是不同时代人的处境，而这本身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过时。古典文学有何意义？这就是他的回答。
这一点，在书中文章里随处可见。即便是古代诗词，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所谈元稹、姜夔的诗词，基本上不是他们的代表作和名篇，但却是最令我感动的篇章。这些诗词曾深深进入我的生命，我希望用我的文字将作品的价值和美感表述出来”，这正是因为他本人感受到了这些文字超越性的力量。王小波曾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张晖来说，这个超越性的诗意世界就存在于古典文学之中，他也因此相信它仍具有永不枯竭的意义。如他的博导陈国球所言，文学自有安顿心灵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知识的掌握，更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物质文化的限制。人对文学的爱好或者体现了人超越自我的追求”，“而我们的教育之所以还需要文学，就是要把学生领到这个精神世界中，让学生领悟这精神世界的力量。”
在谈及黄侃、俞平伯、龙榆生、高华等人的文章，明着是谈他们的“境遇与情怀”，深一层看，也是他自述心志。尤其《俞平伯的淑世情怀》一文，他征引俞平伯1921年的一段话：“在钻营贿赂时代，学问便做求功名的幌子。有了这个幌子便可以‘吹牛’出风头，大抖而特抖了！除掉这么一用之外，学问是什么？问问他们曾经想过吗？”他随后评述俞“只是为学问在教育中的利禄化而深深担忧，而并不是怀疑学问本身”，这实在无异于夫子自道。包括俞平伯对人文知识及其意义的悲观、无力感和危机感，以及龙榆生对“文化可以超越政治”的天真想法，如无进入前人生命的深切感受，是不易体会其中沉痛的。
其能如此，自非偶然。俞平伯、龙榆生都是他自少年时代起就极关注的学人。还在大一时他就来函说“弟搜刮四处，俞平老著作，今仅《论诗词曲传著》（上海古籍，1983）一书无之。其余书信集、散文集已略齐”（1996年5月21日函），不久又花400元买下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1996年10月8日函）并为之编撰年谱。也正因他尽心于此，遂在龙榆生主编的《同声月刊》中发现俞平伯散佚的词作，寄示吴小如先生后补入《俞平伯全集》，“弟尊崇俞老久矣，今日方得尽了一份心力”（1998年4月16日函）。此后又因整理龙榆生往来书信等，发现陈寅恪佚作，“陈寅恪全集今夏由三联出版，弟提供三诗一函与陈美延，故得先知也”（2000年1月3日函）。发现这些佚作并非易事，也因此吴小如先生当时才“误判”他是青年教师，及知其还在读本科时极感惊讶。而他也并非单纯搜集材料，他不仅是进入了前人的生命，事实上这些前人的精神也进入了他的生命，借用他怀念高华先生的文中所言，“这些观念已经内化为我看待世界的一些基本态度”。
确实如此。书中有不少观点，即便并非出自他本人，但他倾向于赞同的，常常正是他早已存有或接受的观念。如谈及陈垣史源学时说“通读此书之后，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陈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读书还是要重视常见书，如重视正史”，这正是他所赞赏的黄侃治学思想，因为黄侃就极重视“发明”而非偏重“发现”，强调从寻常材料中深挖而获不寻常的感悟与所得。又如他谈到胡文辉“崇尚专家精微之学，认为大凡才力阔大，博涉多门的学者，其实际成就往往不如由博返约者，读到类似这样的一些大判断，我总感到心有戚戚焉”，以及后面引吴庚舜言钱钟书强调“治学要先有立足点，然后向其他方向发展”，这些都是他自身的写照。他从治学之初起就致力于某些专门领域（尤其红学、钱学与词学），后施蛰存先生嘱他要“先求博，后求深”，去香港读博士之后视野也更为开阔，但就个性而言，他向来不求博涉多门。
近百年前，周作人曾说：“别人离了象牙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是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这恐怕也可用作对张晖的写照。现实中“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无处不在，如果说文学能引入一个超越性的存在，赋予内心对抗现实的强大力量，那张晖本人至少就真诚地实践了这一点。六年多前他编成《量守庐学记续编》后赠我一册，扉页录黄侃先生语作题签，与我共勉：“日月自明，山岳自高。”他做到了。
自他踏入学术殿堂的那一刻起，在和我的晤谈中，他常自我拷问和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所做的这些究竟有何意义？如何寻求其意义？这乍看是学术反省，实际上也是他的对自我人生的终极追问。在他的生命中，学术与人生本就已不可分离。在他不幸离世后，他的著作及可见于其中的治学精神，又使他得以永生，一如书中所引黄侃先生的话：“死而不亡者寿。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对一个学人而言，自己的著作能比自己活得更长久，这也就是他人生的终极意义了吧。
又及：
一、《无声无光集》今将再版，初印4500册已将售罄。但当时张晖签的是稿费，因而再版也无法给家人带来更多版税收入。他生前想来也万未料到自己这本著作会有这么高的销量。
二、现著页75，有提及龙榆生门人钱仁康，其生卒年作“（1914－）”。事极巧合，钱氏于今年3月15日下午3时45分去世，比张晖早了仅仅半个多小时。
《无声无光集》读后感(八)：境遇与情怀
文无定法，研究文学亦无定法。大体而言，心细如发者，喜校订事实，勘察情伪；思接千载者，喜阐发奥义，创立架构；擅长推理者，好做种种假设；眈于藻翰者，独重文字功夫。张晖研究古典文学，其着力处，实在古人生存处境与个人情感之间的互动，概括言之，一则境遇，一则情怀。
人生于世，不能不有所遭逢，有所遭逢，不能不有动于中，有动于中，不能不发为歌哭，歌哭的精致形式，歌哭的升华，即为文学。就算不了解张晖学术研究的整体范围，只读《无声无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张晖特别重视诗人在特殊境遇中的特殊感受。比如《诗歌中的南明秘史》谈钱澄之在南明的流亡小朝廷里无奈无助无告的情绪，比如《徘佪在文化与政治之间——汪伪时期词人龙榆生的活动》谈“落水文人”立身之难以及内心在慷慨与悔咎间的拉扯。我们再看他另一篇有代表性的学术文章《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小说月报〉刊登的诗词为中心》（收入吴盛青、高嘉谦主编《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辛亥前后的文人、文学、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11月版），所谈的仍是“两截人”，是在现实中、更是在精神上遭逢天崩地坼的大变故的人们的文学发抒。明遗民、清遗民、“落水文人”的特殊境遇，是他们特殊感受的前提，张晖所欲考察的，便集中在这一前提之上。
这种接近文学的路径，便与比如钱锺书先生这类修辞家的路径截然不同。钱锺书先生当然不是隔膜于那种境遇、那种情怀，只是在他眼中，重要的不是前提，而是结果，重要的不是你遭逢了什么，不是你在遭逢时感受了什么，而是你如何表现你的境遇与情怀。设使你没能对你的境遇与情怀加以高度艺术化的表现，那么，至少在文学这一维度上，你的境遇与情怀就失去意义了，甚至，我们也可能就无从了解你的情怀是什么了，既然文学家的情怀总不免要借由文字体现出来。
我几乎没见过张晖对文本做纯技术的赏鉴，这当然不是说他没有这种能力，只能说明，他志不在此。《无声无光集》里有两篇文章显得与别不同，一是《唐诗中的酒价》，二是《“商略”创造的情境》，我将这两篇看作张晖为自己划定边界的文字。“划定边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此为止了，不逾于此了。前一篇是对将文学作品视为事实材料的倾向的一种反拨，后一篇实际上是给仅在词句层面上赏鉴文学的做法打了一个问号，文章虽短，却都透露出张晖看待文学研究的一种宏观的眼光，是颇能以小见大的。
不论是最初搜集梳爬龙榆生的生平史料，还是最终下大气力呈现南明的诗歌历程，包括中途探讨“诗史”概念，张晖的重心始终落在诗的创造者自身的境遇上。中国诗的高下，始终与诗人境遇的顺逆脱不了关系，这恐怕也是中国诗歌固有的一个特征，虽然不妨说，是一个悲剧的特征。我猜，张晖也未必真不想做钱锺书先生式的品鉴家，只是替古人钩沉往迹、发皇心曲犹不暇，吟味与商略，究竟要往后推一推了罢。
《无声无光集》读后感(九)：吉光片羽的智与勇
“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张晖在自序中如此说。本书四辑文章，批评、论学、书评、访谈，是作者“辑录文字世界的吉光片羽”的收获。他无意在这本小书中做太多学理的讨论，读者从中读到的也更多是背后的心情和冷暖。
如《唐诗中的酒价》一文，从杜诗、诗史互证，说到读诗的（不可取）方法，看似平常，却有以小见大的契机。
本来“诗史互证”可以是很高明的做法（无论是作善对还是考证），只是若把杜诗读成唐实录，未免太唐突。但长久以来把诗文作为“实录”的阅读习惯、评价标准似乎更容易褒扬文学的“记录”和“反映”的功能/价值。以此估量唐代酒价倒还好，把诗句读成政治材料便是把这种读法推到深处而已吧（同样是宋代，发生乌台诗案想来也有必然之处）。直到今日，我们对意识形态的解读方式依然非常熟悉，一面是新文学以来现实主义的传统，一面也有“诗史”传统的痕迹吧，也许二者本来就是一脉相承，或是因为有如此传统使我们更乐于接受“现实主义”的“杜甫式”的文学。哪怕反映论已经被批驳得体无完肤，它依然固执地扎根在文学和非文学的读者头脑之中。这已不仅是读一首诗的问题，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想起有一次参加果壳的线下活动，看到他们做的一期视频——分析史矛革如何能喷火。头头是道，不知所云。当时以为是geek脑袋的症状之一，现在看恐怕也是“诗史”传统阴影的一个佐证吧。
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化并非完全不好，尤其是在一个有着不短的相关历史的文化里。解释历史当然是一种权力。因为和权力的距离很近，这种解释路径似乎更容易演化成“强制阐述”。而张晖对美学功能的重申，乃至引入“抒情传统”，至少在丰富多元阐述的可能性上是十分必要的，就像陈国球先生所说“文学史不应是定于一尊的书写”，在不同的侧重下看到观念的演进，进而看到文学如何与时代和个人的生命发生关系。
但张晖在下面这段话中表达了他的困惑：
《无声无光集》读后感(十)：《天妒英才之“无声无光集”》
《天妒英才之“无声无光集”》
先闻其人其事，才阅其文其篇。
其书：
我是受到梁文道的《20130703开卷八分钟》推荐，才注意而购买再阅读！
http://v.ifeng.com/news/society/201307/094aacef-58a5-4546-b4dc-38d7533d1d17.shtml
更是因为梁文道评述其
“他用功的程度到了后来，在大三那一年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做一个很重要的当代中国的词人龙榆生的一个年谱，这个龙榆生为什么重要，我们接下来还会跟大家讲，做他的年谱做了这么一个研究，然后这个研究呢居然让北大的教授以为是一些青年教师的作品，没想到是个大三学生的学期论文”
事情是：
到张晖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原先一直以为他是青年教师，此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以至于当时有人说“南大文强班出了一个张晖，办得也就值得了”。
关于《无声无光集》
其为【六合叢書 一辑】之一！
全9册 ：
高峰楓《古典的回聲》；
張治《蝸耕集》 ；
高山杉《佛書料簡》 ；
呂大年《讀書紀聞》 ；
張求會《陳寅恪叢考》 ；
劉錚《始有集》 ；
艾俊川《文中象外》；
胡文輝《洛城論學集》 ；
张暉《無聲無光集》。
丛书作者大都是如今風頭正健的中青年學者，或者說是讀書人。因為他們很多並非專職研究人員，大都屬於胡文輝所謂“業餘”學者。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發現這套書的文章都很好玩。當然，這裡頭的文章也並非遊戲文字，很多都是認真的考證文章，發覆之作與解蔽之作並存。
《无声无光集》共收文章二十二篇，都是近几年作者在《读书》《文史知识》《南方都市报》都发表的评论或学术观点、研究点滴。
这些文章，学界给予评论为：绝大多数为学术书评，不仅评骘允当，往往还能深入腠理，片言解纷，是张晖学术成绩的重要方面。还有不少文章未被作者录入本集，请查阅笔名“闻幼”的遗稿。
“闻幼”之第一篇书评，为《沉迷于细节的〈晚唐〉》，对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著作《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 860)》提出了批评意见。张晖提出，“《晚唐》一书在宏观视野和全局把握上似乎远逊于早前的《初唐诗》和《盛唐诗》，这应该是作者过分沉迷于细节所导致的”。张晖依据英文原著立论，提出的见解相当深刻，非行家不能道。这篇文章在张晖的学术书评中颇具代表性：一方面持论平允，不故作惊人之语，另一方面，不因为所评的对象是权威或名家而守不住立场；尤为难得的是，总是宏观判断辅以微观解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对于本集的装订，张君也有一言。
“校阅完了《无声无光集》最后的稿子，和爱人张霖略微牢骚了句，说自己近来出的两本集子封面都太素淡，为什么古典学术的书封面一定要这样？他喜欢“洋气”一点的。”
不过我们看见亦然素谈！
2012年可说是张晖书评写作的高峰时期，评论的对象包括朱季海《初照楼文集》、《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陈匪石先生遗稿》、王文生《诗言志释》、《傅斯年遗札》、李剑亮《民国词的多元解读》、村上哲见《宋词研究》、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邓之诚文史札记》、徐雁平《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严志雄《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吴小如讲杜诗》等。张晖的博闻多识，在这些书评中得以充分发挥作用。
还有未发表的，比如2012年岁末，《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策划“赞弹榜”的年度特刊，向张晖约稿。张晖慎之又慎，只推荐了《杨宾集》一种，而于“弹”的方面，特意为编辑写了一段针对宇文所安新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的短评，但表示思虑恐有未周之处，并不准备发表。现将这段评语抄录如下：
如同《初唐诗》、《追忆》等著作一样，宇文所安的这部书在美国同样获得了很多的赞赏。但对中国的读者来说，这部书带来的巨大困惑却是早前的《初唐诗》等著作所没有的。《初唐诗》等书对古典诗歌尽管有不少误读和常识性错误，但拿捏的分寸尚属恰当。《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于经典文本的认知。其实《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的总体论述并不是说没有道理。宇文所安刻意强调我们现在所见的早期经典的样态并不是经典诞生时的样态，而是经过后代编纂而形成的，编纂时则有政治权利、文学意识等诸多后起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假如话讲到这里，自然是有十分道理而让人信服的。但宇文所安在论述的过程中，夸大了中国传统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夸大了古典诗歌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否认了传统学术自刘向、刘歆父子以来的严谨求实的“校讎”传统……这些，都是较为熟悉中国传统学术的读者所不能理解的。在今日汉学对于本土学术、传统学术形成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中国读者对于此书的不满意很难通过平等的对话加以完整、全面地表述，所以便做一些情绪化的发泄。这是令人叹息的。
在短短的论评之中，亦可见张晖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思考所在。
我们看《无声无光集》第二篇《唐诗中的“酒价”》也可以感受到其研究的侧面与不惟重古的方式。
历史长河，长河历史，浩瀚文卷，尺牍充栋！千年以来，文笔刀刻，多少修改在日间，多少润色在月晕。星移斗转，境变人换，岂能要求“历史”皆真实，又有谁能幻化“真实”为历史啊！
就算离开我们当今不远的汪伪时期、十年x革时期，又可以有多少真实变为历史，又能多少历史是真实。（本集第九章就有考据、有感叹与循迹。另，张君指明有，罗久蓉《历史情境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
所以，充分质疑，且考且据，通达隽语，史为今用，算是上乘吧！
另，梁文道诠释张君的价值曰：
这就是一个常常在想到的做学问是为了什么的一个年轻学人，他自己常常想这个问题，他大概就发现在这个没有声没有光的世界里面，他觉得对他个人而言，能够活的有意义的就是做这个文集里面的东西，而这个文集里面写了一些什么呢，里面有一些文章我们一看就会发现，其实他真的是在探索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些新的范畴，而这些新的范畴又跟今天很多搞理论的人不一样，许多从理论出发的人也许欠缺的是一个扎实的古典基础，但是张晖却是先有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才回过来进入一个当代的各种的文学史研究的新观念新理论的范围，于是出来的结果就相当精彩，比如说这里面第一集谈的就是他对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比如说其中开篇第一篇，就谈中国的诗史传统，诗史是什么，我们之前给大家在讲杜甫的时候，也许大家就知道，但是在这里张晖更加关注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后来主要围绕着杜甫形成一种就是拿诗当史的这么一种批评观念，这种观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他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趣，因为他慢慢的变成一个大家凭借一首诗是不是好诗的标准，居然是看这首诗够不够的上反映或者记事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又或者甚至把诗完全变成一种史料来看，这种看法会不会使得我们忘了诗始终有文学的一面，或者忘了诗有自己其他的文字体裁上面的限制，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氛围在里面。
其他更多评价，我想读者应该从《无声无光集》自己获取，若能点燃一些余光，无疑有益国文，有益国人。
当然，我的上述言论，都是文史、考据门外汉的胡言乱语，看张君的文字，尤其集中文字提及的历来大腕、顶尖的缜思细考，我都茫然无知，暗夜伏地。
中国的学问，在学界，确实深邃！
感叹啊！
多一些张君，多一些高华老师，多一些大众正史，是多么需要和急迫啊！
尤其，大学为西学，大学为文凭，大学为官院的当下；
这里再摘录本集第十六章《文章之道与思想表达》P128一段，做结：
熟悉古典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古典文学研究目前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一方面，五四以来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的研究模式已逐渐僵化，从问题到方法论，已需要全面的推陈出新。另一方面，古典文学研究的门户日益狭窄，受到“文学”框架的束缚，学界长期在所谓的文学研究中自说自话，很难培育和生长出较为重要的理论思考。刘宁一定是敏感地意识到了学界目前的困境，试图打通学科间的壁垒，提出新问题，并试图给予回答、解决。
是啊！再看一段张君好友追忆文的描述。
1998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这是我们在少年时所憧憬的圣殿，进去不久他遇到一件事：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影，社里很急，他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到这里时边笑边摇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而一些人将学术资料俨然据为自己领地的做法，也让他有些愤然。数月后我去南京看他，他带我去“军俱”，那里的书市上书像白菜一样堆在地上卖，他笑着说：“震撼吧？我们当年在乡下对每本书那么宝贝，到了这里才真觉得书就是一种商品。”
-----您颇为感叹吧！
《无声无光集》为何是“无声无光”？
其实就是说到其中一点他说他住的地方附近，有个50米高的慈寿寺塔（位于北京海淀区玉渊潭乡。清光绪年间寺废，仅存塔），这个塔是明朝的时候建的，过去檐角挂有风铃三千多枚俗称铃珑塔，微风拂过，清脆之声遍及禅院，撒落四周人家，如今慈寿寺已毁，风铃早已不存，有声的宝塔碎成无声的沉默，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的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无声无光，于无声无光处，其于无声无光处！
其人：
天妒英才！
张晖，(1977.11—2013.3)，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哲学博士(2006)、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2008-200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文学遗产》编辑部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近代文 学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分会秘书长。大学三年级即出版《龙榆生年谱》，后又有《诗史》、《中国诗史传统》等，编有《量守庐学记续编》，《无声无光集》为其遗作。
同乡、同龄、同蟹～～
惭愧，张君文字，我读来一知半解，恍若盲人啊。
关于张君具像描写，有一篇网上流传甚广的文章就是他的好朋友维舟，一个非常重要的书评人，他写的一篇文章叫《平生风义兼师友》，大家可以参考！维舟文笔之下，二个岛居少年，跃然纸间。比如“作文水平在上升，语文能力在下降”，我看到此句，喷水大笑。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03/24/content_1827381.htm
关于张君之死：
梁文道评述其
“大家都看好他，这是个大有前途的一个青年学者，非常非常的刻苦，但是居然急性白血病死的那么早，而他死的那么早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生活压力太大，精神压力太大，一个人要照顾已经不在工作的父母，养着一个太太还有一个小孩，而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副研究员他的薪水就三四千人民币一个月，如何去撑起这一大家子呢，在今天其实我们都觉得好像很多大学教授日子比以前好多了，有些学者甚至十分的风光，赚钱赚的很多，但是我们忽略的是其实还有很多像张晖这样子二三十岁的一些青年学人，里面当然也有一些很良莠不齐的品性各方面都不是很好的人物，我们也都见的多了，但是也有像张晖这样子非常的谦逊非常的刻苦非常认真要做学问的人，而且真的是做的好的人，但是他们永远就在这个学术金字塔或者学术动物园里面是放在一个被猎食者的地位，等着可怜巴巴的机会，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一级一级的往上升。”
写得冷酷而现实，目视房价百万起，几人胸中百万兵！
大概对于张君而言，最好的时节是
“那时则去香港科技大学师从陈国球先生，那里的学术环境也很单纯，在香港的三年半在精神生活上是他相当愉快的一段时光。并非不重要的是，物质上也空前缓解，因为那时他每月有一万五千港币的奖学金。”
当然，其疾患，或许也有心因吧。
好友维舟追忆道“在北京的这最后三年，他过得并不轻松。他虽然也做古籍校点和文献学意义上的整理，具一流的文献整理功力，可他却怀有一个日渐增长的“异类”抱负：不把古典文学视为已死的文本、文献，而是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能感受当时人呼喊与悲喜的文学。作为一个自幼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对自己遭受到的误解难以超然，相反，他内心久久难以平息。”
无声无光的现实和有声有色憧憬，或许现当下，还是太远，尤其对于年轻、资历浅的张君而言。
最后，好友曾诚选了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D 956)第二乐章作为他的哀乐。那写的是一个年轻艺术家哀伤的一生中的坎坷与幸福。天才的舒伯特在31岁时早逝，去世前一年里，他谱写了其一生中最为闪光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这首弦乐五重奏。
临终前的舒伯特说，“属于我的音乐，可惜没有时间写出来。”好友维舟道，“张晖会喜欢这首曲子的。”
关于高华老师：
张君特在本集中第十章《怀念高华老师》，阐述其作为南京大学当年一生，与高华老师之故，之交，念及师生情谊与谈古论今，多叹息亦深念。
文末赞：高华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他以他的才华、学识和人格，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给予我们勇气和信心，继续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勇敢前行。
另，他进南京大学时正逢第一期文科强化班，文史哲打通来教，教授们极为重视。第一堂课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张宏生、张伯伟、莫砺锋等各位先生一一登台自我介绍，昔日在书刊上只见其名的海内著名学者，竟然都在眼前。台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名字，台下新生纷纷提笔记下，只有张晖端坐不动，有人问：“你怎么不记？”他很吃惊：“这还用得着记？”对他而言这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名字。
叹息一声，张君落笔一年后，也追随其师而去，独留下我们在“冰冷的世界”念忆！
祝张君在那边和高华老师，可得真谛！
附：
记录下我自己学习高华先生的只言片语。
2年前，当高华先生故去，世间纷传各类的时候，被推荐和自己搜寻，看了些高华老师的东西，未动笔有记录。
今次一起了结。
关于学习历史：
先看张君好友回忆文中一段
“一次又若有所思地突然来了一句：“历史毕竟还是浅。”在他看来，人最深的感情还是得以文学来表达。何谓文学？一切文字皆可为文学，但具文学性才能深深地展现人性。文学不是一个狭窄的学科门类，乃是弥漫于文字世界的一种方法。”
我目前的历史观是：史为今用！
以历史为鉴镜，求人性之根本，达社会本源道。为谋生、为谋事、为谋业，立参照，树尺度，冀得艰险中一坦！
因此，我只是实用主义，有很大概率最后衍化为无用主义。
张晖也曾多次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学问能否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
张晖的博士生导师陈国球说，张晖初到香港时，曾因为两地学风差异，花了一段时间来适应和调整。他爱逛书店，泡图书馆，而且对学问有着整体性的掌控。他觉得张晖的未来，不仅仅是一个熟悉课题的专家型学者，而是一个大学问家。
“我们的学问能否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
陈国球认为，在古代文学专业做学问是很容易成为书斋式学者的，但张晖显然不是。他很像一些西方的学者，把生命和生活经验相联系，和他完全投入的学术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