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读后感10篇
《江村经济》是一本由费孝通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65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012-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江村经济》读后感(一)：初读江村经济
开完整天一会议后，导师仍于感恩节傍晚带着我们读完这本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经典作品。不敢再让读书收获被时间冲淡。
费老在捕捉现实问题、组织现有材料以清晰陈述事实及平衡事实与评述的比例上功力，是再读此书需要进一步学习之处。
读书先抓主脉。本书除去第一章前言，与最后一章提出中国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剩余部分可作如下划分：
1.首先是对江村社会背景的介绍，具体包括作为基本单位的家，家中的财产与继承关系，亲属称呼作为社会纽带的建立与体现，由地域相近的户构成的邻里关系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政制度。这一部分作为社会活动开展的背景，为消费、农业、贸易活动及其社会影响的分析进行铺垫。
2.其次是江村的经济生活。这一部分的划分读书会内部略有分歧。作者首先讲了村民的消费，消费不会产生职业区分，而生产则会导致职业划分，此后介绍了农历（劳作日程）。此三部分没有深入生产过程，但是是作为生产活动的前提，因此可以视作经济活动这一部分的前提背景。劳作日程章节的重要性在于其将农历与公历对比，体现了西方化（现代力量）在村庄的影响力及与传统的交织—农民生产劳动及情感记忆均与农历相关，而企业均采用公历来计时。这种新旧力量的交融及张力在后文的描述中得以凸显。
未完-.-
《江村经济》读后感(二)：书中的人物就是你我
《江村经济》—费孝通 作者通过短时间内的调查就能把农村的一些问题看的这么清楚，并能总结出很多农民一辈子都理解不了的一些规律，让我不得不再次佩服有文化的人，也再次为自己的文化水平着急。这本书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一个江南村庄的方方面面，你仿佛能透过书本看到村庄里的各种村民活动。书中的村民无疑是勤劳的，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生产资料养家糊口，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在读这本书的某些瞬间我能想到我一个大学同学写的两句诗“我是你河边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这些农民被安排在这个村子里面重复的干着同样的事情，他们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他们更多的人可能也不会去考虑我是不是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很少去接触外面的世界，他们连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信息都没有。他们更多的人还会给自己设限 认为自己只会种地。当变局发生，脆弱支撑他们的土地和蚕丝不足以填饱他们肚子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养羊。如果把他们带入现在的这个社会，放佛就是我们。扛着锄头去田里变成了拿着笔记本电脑去上班；在田里翻地变成了坐着写PPT ；傍晚巷头村民聊天变成微信群聊……农村妇女们养蚕变成现在女性微商。我们以为自己很牛逼，其实什么都没变，只是换了个马甲。八十年前村里有人田间地头看书，他会成为大部分村民的笑柄，现在你们单位如果有人下班去参加补习班你可能嘲笑人家是傻逼。我感觉被嘲笑的人就算是尝试失败也值得钦佩，因为他们在尝试变化，让自己变得有判断力而不是像书里的大部分村民一样勤劳、善良、狡黠、固执、怀疑、愚昧、容易被利用和一直温饱线上挣扎。
《江村经济》读后感(三)：《江村经济》读书笔记
由于工作单位的原因，我选择了读费孝通的这本《江村经济》，关注中国的土地问题。结果发现这本书中所写的当时的土地问题，到今天已经完全变了样。
首先，作者写一个村民说道：“地就在那里摆着。你可以天天见到它。强盗不能把它抢走，窃贼不能把它偷走，人死了地还在……传给儿子最好的东西就是地，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光的，可地是用不完的。”而这在今天，土地已归国有或集体所有，所谓“耕者有其田”也只是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所谓“强盗不能把它抢走”，但是政府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把它征走建高楼大厦，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是“用”得完的。
其次，书中提到的“不在地主”概念，在今天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有的将家里的田地荒废，有的干脆包给别人耕种，成为了新的小型的不在地主。
最后，作者仔细算了一笔账，多生小孩的家庭在分家时每家得到的土地将会更少，造成穷者更穷的陷阱。而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下的现代农村，这个问题已不复存在，中国早已解决了13亿国人的温饱问题，2020年即将全年进入小康社会（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
——读费孝通《江村经济》
费老的《江村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史中的名著，最初脱胎于作者于1936年7-8月在江苏省开弦弓村的参与观察留下的记录。作者通过自己的观察描绘了一个典型中国江浙乡村生活中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经济制度，并且透视了西方工业文明日益进入中国时乡村社会系统的变迁与适应过程，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提供了独特的反思角度。
一.研究选题与现实关怀
《江村经济》一书的成文似属偶然，实际上是一个更宏伟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致林耀华》中，费先生提出了“型式”的概念，以归纳中国不同区域文化的不同特点并把它们分类。费先生在《江村通讯》中提到，“我们不能回答究竟有什么型式……现在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实地观察中先把各地的状态加以描写叙述，然后，将来等到这些材料充足之后，再来分别型式。”费先生妻子去世前，两人正在为一本《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型式》做准备，最后没有成型；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里，又重提江村是许多农村共同的“类型和模式”。从这里可以看出，瑶山、江村的研究，包括之后要进行的研究，实际上都服务于一个根本目的，通过对在中国各地搜集的关于社会生活的资料归类，来全方位总结中国农村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的不同类型。虽然真正的田野调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它的前期准备很成熟，在整个理论系统内的位置也很明确；关于研究主题——乡村生活和社会组织，实地调查之前都读了很多文献，也有别人或者自己做的别的地区资料可以用于对比。不过，尽管研究大方向很明确，但是调查地点、时间、侧重点都由很多偶然因素决定。在书中费先生也提到，“这次调查不是有计划的，是出于当时社会新事物的启迪而产生的自发行动” 。
本书以描述为主，主要是介绍乡村的经济制度和近代的变迁。作者关心的主要领域是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核心变量是外部世界的经济状况和江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但他并不是在研究中探求因果关系，而是通过“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 来将这一社会变迁的整体图景呈现于读者面前。可以说，本研究有很强的人类学研究的特点。
虽然作者自称本书的成书有很大偶然性，但作者在本书中体现的视角仍然体现了其严肃的现实关怀。1936年正是抗战前夕，也是中国旧有的社会经济结构遭到西方经济与文明的冲击、新的社会结构尚未建立的历史时期。《江村经济》的写作过程，实质上是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过去与未来的一次反思，在其中可以看见作者对中国未来出路的探求与追索。
二.田野选择与研究方法
费先生制定了两个月（1936年7-8月）的研究计划，这是受到他离开中国的时限的影响；地点选在开弦弓村，原因一是“它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 ，二是具有语言和人际关系的便利条件，研究可以实施；同时考虑到了主题契合性和研究便利性，这个个案选择得非常成功。
本书运用的主要方法是人类学常用的实地调查。费老把文献研究作为辅助方法，从书中可以看到他用许多人口普查、之前的研究成果佐证他的描述。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定性研究。从研究性质来说，这个研究的分析单位是整个乡村，属于个案研究；按照研究时段，属于横剖研究（到了后期写重访/三访乡村的时候已经收集了几十年资料，可以算是纵贯研究），但在行文中也追溯了一些制度的历史沿革。分析方法主要是归纳。
本书的研究设计可以说是非常完备的，但在进入田野时并没有太鲜明的目的性。费老的博士论文本来定的不是这个题目，如果真的要整理发表，按原计划很可能拖到花蓝瑶的研究出版之后。在研究设计阶段，费老似乎仅仅是打算进入田野、收集资料以备日后参考，没有对资料分析、撰写论文甚至发表有什么成型的想法，这也给之后的资料整理造成了一定困难。
作者进入田野之后，主要通过观察、和提供信息的人攀谈、参与农家活动来收集资料。收集到的材料包括如下几种：一是数据和图表，如农田的数目、蚕丝价格、住房简图、农田结构图等；二是习俗制度，一般通过情况介绍人得到；三是具体事例，比如航船船主周福生的轶事；四是二手文献，包括之前的人口普查资料和相关研究；五是社会事件，比如政府变革继承法的法令颁布；六是对人们观点态度的记述。几种资料交叉使用，宏观与微观对照证明，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理论背景与材料分析
虽然本书有着独特的观察视角，但费老在进入田野之时并没有学院化的理论线索，这给后来的资料整理和分析造成了麻烦。他提到，“二十五年在江村实地调查时，我还是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 ；“在写《江村经济》时，常常感觉到痛苦。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做导线，所得到的材料都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 这就给后期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分析资料时，费先生把全部资料整合为两大部分来描述乡村生活状况：社会群体联系（包括家、亲属制度、村、户等）和经济生活（包括职业分化、劳作、农业和副业、近代变迁、贸易、流通等），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两个部分的内部都遵循由基础到复杂的顺序。每一个小标题之下都围绕这个中心用相关资料进行全面的描述，力求完整。理解复杂的现实可能需要简单现实的铺垫，这种方式一步步地构建出乡村生活的全貌。
费先生在分析资料时继承了功能主义的传统，认为社会是一个系统，制度本质上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这很可能是到了英国受马氏影响产生的结果。作者在文中指出：“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 因此，他对社会制度的功能非常注意，比如对溺婴现象，注意到了其防止贫穷的潜在功能，注意到了婚姻的扩大亲属关系和人际互助的功能。
四.反思与存疑
从他的研究中，作者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程度，人民饥饿；开弦弓村的经济萧条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衰落；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法在于增加农民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这些结论大部分还是描述性的，建立在作者的所见所闻之上，是全文逻辑顺理成章得到的结果。这一结论的优点在于生动形象、说服力强，因此容易让人接受，缺点在于不如很多解释性研究得到的结论深刻，许多问题上缺乏进一步的追问和质疑，对很多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做了相对简化的处理。作者最后给解决中国土地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不过我个人认为在解决经济效率问题上的实际作用和可行性并不是毫无疑义的，有进一步对比和研究的空间。
对于本书，我的质疑有二。
第一个质疑是，中国幅员广阔，不同的地区之间，农村的风俗和制度有着比较大的差别；而作为其中一种类型之代表的“江村”，其覆盖范围有多大、与其他模式是什么关系，都是未知数，形成了研究结论中的一个空白。费老在面对一些针对研究代表性的质疑时，提出“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中国许多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 ，固然有其合理性和立足点。然而这个“江村模式”的前因后果，该模式的覆盖边界，与其他模式的对比，其社会结构的形塑过程，在本研究进行之时都没有得以呈现，事实上是本文的一个遗憾。
据说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与民间的社会思考之区别往往在于，社会科学内的任何理论皆有其边界和解释的范围，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学者们也会指出自身的局限。学术之城即起于这样的一砖一瓦的积累和堆砌。以费老的明智和博学必然知道这一点，但《江村》经济成书之时其农村类型学并未完成，因此大概也是出于不得已而留白。
第二个质疑是，对一个村庄的经济现象的描述，是否就能够反映农村的经济秩序？不可否认这个研究对了解中国农村经济有很大意义，然而一个秩序的运转必然有其各因素之间的因果联系和内在机理，这些都很难用肉眼直接观察，更难通过观察呈现出来。费老的结论与判断很大程度上基于对现象的直觉，分析线相对来说比较短，具有人类学民族志的特色，但社会结构和制度分析似乎并不是其强项。这也是我在读书的时候面临的一个疑惑。
不过，本书至今有重大的价值，这是不能被否认的。中国目前面临三农问题，很多时候倾向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解决方案，忽视的正是传统秩序、社会的自运转逻辑等维度，农民上楼等项目至今仍然有深远的弊病。费先生的这个研究是这个方向的尝试。他自己也提到，自己的研究是实用主义的，是为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提供参考。这正是现在的中国比较稀缺的材料，以后需要更多的研究。
《江村经济》读后感(五)：中国乡村社会的变与不变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江村经济》，可以说是非常有名，国内国外皆是如此。书写于七十多年前，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此书可算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作为外国观察中国农村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而广受赞誉，作者也因此书而广享盛名，奠定其一生的学术地位。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此书在中国的出版，却是英文版出版三十多年之后。其中的缘由，在前言之中，费孝通先生说得已经很清楚。先是因为日本入侵，后又因内战，战乱频仍，作者也是颠沛流离，自然没有出版的条件。后来则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在当时的政治情形之下，此书的出版已是相当的不合时宜。
作者写作此书时，还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子；当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人看到此书时，作者已是白发苍苍，且已从学术界转往政坛。他一生中曾多次再访江村（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开弦弓村），也重新写过关于此村的文章。在他的内心深处，会如何看待开弦弓村的变迁呢？这个村是费孝通先生将其展现于世人的面前，同时也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看完此书，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在地图上去寻找这个村，想知道这个村庄在这诡谲变幻的政局之下，会有怎样的影响？半个多世纪的风云是否已将它大浪淘沙？还好，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它，这个太湖边上的村庄，仍在城市的边缘，未像其他曾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村庄那样，消失于不断扩张的城市的汪洋大海之中。村庄依然如开弦之弓，两条河流蜿蜒而过，将村庄分隔为南村北村，总算还是保持了旧时模样。
读完《江村经济》，读者会在头脑中勾勒出这个村庄的大致轮廓。毕竟费孝通先生在书中，对于这样一个江南小村做过细细的解剖。从村里的土地关系，到婚姻习俗；从生产经营情况，到家庭内部关系；从农副业的现状，到蚕丝业的的兴衰；从村民的日常生活，到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都做了相当深入的描写。让我们能够对上世纪三十世纪中期，一个江南村庄有了深刻的印象。并进而从费孝通先生的分析之中，对于当时中国农村的生活及习俗，有了一定的了解。费孝通先生就像一个高超的摄影师，将在抗战前夕的一个普通中国乡村定格，留给世人一幅全息影像，让后人可以去比较去研究。
开弦弓村确实只是中国的一个普通乡村，直到现在仍然普通着，远离着繁荣苏南的耀眼光环。尽管它离繁华也就一步之遥，却如三十年代费孝通初见它时那样，仍然是农耕与织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只是在开弦弓村里缓缓地流过，未有刻下深深的痕迹。费孝通选择这么一个村庄，作为他田野调查的对象，除了他在书中坦言的便利条件之外，恐怕他也更想从这种普通之中，构造出一幅普通中国乡村的场景。
开弦弓村也是一个并不普通的乡村，它地处在中国最为富庶的苏南水乡，自然条件在中国算是首屈一指，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这里紧靠太湖，土地肥沃，水网交织，又靠近着苏州与上海，有着极其便利的交通条件，相比中国广大的内陆，更是得风气之先。这里的乡村工业也颇为发达，特别是蚕丝业，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这里是中国内地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开弦弓村也号称是中国首家股份制蚕丝企业所在地。当时这里的蚕丝合作社搞得红红火火，费先生的姐姐即在此主其事，因此也才有了费先生的江村之行。
在读《江村经济》时，对于普通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个村庄的一切，虽然时间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差距，也有着东西南北地域上的差异，不过仍有一种熟悉感扑面而来。费孝通所记录及分析的开弦弓村，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的劳动，他们的习俗，他们的生活，我们都似曾相识，并没有隔膜的感觉。有很多恒常不变的东西，依旧在中国内地的各个乡村中起着作用。这是一种传统，一种与政治甚至与时代无关的传统，也许在某个时代会让传统失常扭曲，但终久会重新回到惯常的轨道上来。传统强大顽固得让人害怕，不过不变的传统也让普通村民生活有了一种安定感。
开弦弓村我未有去过，但苏南的乡村我也曾留下足迹。为了看看这个村庄的现状，我在网上也做了一番搜索。这是一个有名的村子，关于它的信息非常多。粗略浏览了一下，颇让我惊讶。除了在谷歌地图上的形状，与费孝通书中手绘的地图没有差异外，村民的生活其实也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里照样还是过着农耕织作的生活，衣食无忧，也并不富裕。同样以务农为主，村里有着几家小工厂。且这些工厂从彼时到此时，同样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费孝通调查之时，村里的蚕丝厂已见衰微，原因在于国际需求减少。而现在的开弦弓村的工厂，仍是相当不景气，其原因也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虽然过了这么漫长的岁月，土地仍然是村民的命根子。土地还是不属于耕作者，只是以前属于城市里的富人，而如今属于村集体。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只是缴纳地租的关系。与过去一样，他们仍然只是土地上的附着物。村里与城市的关系仍然较为遥远，虽然离吴江区只有区区三十公里，却无公交车直达，只有两路车到达最近的镇上。心理的距离则更远，一道鸿沟将村民与城市人分成了不同的人。直到如今，小村里的人仍像当年一样向往着城市，村里这些年出了一百多年大学生，却无一人留在村里。
当然，时间毕竟走过了七十余年，总有些变迁会发生。村里有了农贸市场，村里人不再像以往那样，靠着航船到城里去购物。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最赞赏《江村经济》里写蚕丝业的那一章，他认为此章证明了社会学需要研究社会工程的有关实际问题，会成为中国及其他地方另一些研究的起点。我则更喜欢关于航船与零售店的那一章，因为从衣食住行上，最能了解到村民的实际生活。航船的制度，没有官方的参与，完全由村民自己运转，且只能靠信用来建立。同时，又靠着市场而生存，在经营者能赚到钱的同时，也带给了村民相当大的便利。这种制度现在当然是不存在了，不仅是因为村里有了农贸市场，更主要的从官方的层次到村民信用的层次，都已经不允许这样的系统存在了。
当时的开弦弓村只有一个村长，还有一个镇长，他是以前的村长，后来被上级看上，让他当镇长去了，但仍住在村里，对村里的大事亦有话事权。他们都是本村里有文化让人信赖之人，所干之事也相当繁重。村里人都认识他，他们的书信之类及其他文书，均由村长代读代写代办。村里的一切杂事，均由村长来办理。即使外面来个生人，也由村长接待。不过，他却没有直接的经济报酬，只是有了在村办工厂里做事的特权。而现在的村，无论是开弦弓还是全国其他地区，均有一个较为庞大的村委班子，权力也比当时村长大得多，但所做之事似乎就差远了。建国之后，他们就成为了农业生产的组织者，而放弃了公共服务的职能。在过去，生产与经营是村民自己的事，村长只是协调而已。
村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同是在务农或做工，收入应该是远高于费孝通先生调查的时代。据媒体报道，开弦弓村村民的老房子均已经拆掉，现在差不多家家盖起了小砖楼。很多家庭还买起了小车代步。当然也还有一些变化，如村里的公共设施再也无人管理，那两条陪伴他们上千年的河流，里面也堆积着垃圾。环境相比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应该说是变得相当恶劣了。开弦弓村的形状未变，但内中的情形已然大变。在西方，这么一个小乡村，如果不被城市侵蚀的话，它会将原貌保持得相当好，不仅是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几百年也不会变化。而我们却是一个求新求变的社会，旧的东西转瞬即逝，一切皆是日新月异。太快的变化，让乡村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好在传统还在，它牢牢地扎根于乡村社会中，想要彻底地消除它，还真不容易。
这一点，从开弦弓村这几十年的变化中即可看出。一个国外的汉学家说，毛最大的功绩在于他彻底地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无意中为邓小平之后的改革开放扫平了道路。其实毛本人都不见得能接受这个誉扬，他对斯诺说过，说我改变了中国，其实我那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最多也就改变了北京周边这一小块地方。从他当政之日起，即致力于不破不立，朝着一切的中国传统开炮。折腾了数十年，将中国弄得满目疮痍。在他死后，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虽然他给传统留下了深深的毛式烙印，但传统就是传统，浑身是伤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开弦弓村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动荡之中，无疑受到强大甚至致命的冲击，每个时代每种政体都会给它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它亦会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步变换着自己的脚步，也会享受着经济大潮给自己带来的实惠，但只要它不消失，没有被城市这头怪兽吞噬，它仍然会有着自己的节奏，也会有着自己的轨迹。一个慢节奏的乡村社会，一个讲究亲情的家庭，一套惯常的礼仪规范，一套娴熟的办事程序，虽然在不断地调适，却也安如泰山依旧统治着乡村社会。一个成熟的社会，有快速变化的区域，也会恒常不变的地方，这才会让这个社会的人感觉到安稳。
费孝通先生在写作此书时，满怀着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忧虑。他认为，他当时所见的开弦弓村已经体现了乡村社会的衰败，这种衰败与着当时的政治体制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他甚至认为，也许最后是一场暴力革命可以改变这一切。那时，他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满是忧国忧民之情。后来，果然来了一场暴力革命，且革命的时间如此的漫长。当他在五十年代再次造访开弦弓村时，他不再是个学者，他的学术生涯与其他学者一样，其实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结束了。他那时已是个政治人物，某个参政党派的负责人。他听了该村的介绍后说，为什么农业增产了六成，还是有人感觉日子没有二十一年前好过呢？那时候他还有些学者情怀，反右中成为右派。在59年至61年，该村人口净减将近百分之八，这在肥沃的苏南地区，是难以想像的。
当费孝通八九十年代多次重访开弦弓村时，他已属国之重臣了。不知开弦弓村的发展，是否属于他所期待的方式？抑或是在他内心深处认为，开弦弓村依旧还在原有的轨道上，印证着他的这本《江村经济》的调查成果？
《江村经济》读后感(六)：科学与传统间的张力
《江村经济》一书，给予我的阅读体验非常奇妙。它所力图描绘的那个江南小镇，开弦弓村，正与我的家乡隔着太湖遥遥相望。费先生是上世纪生人，故而书中某些成分，今日我已经无缘亲历，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是我童年所惯见的景象，或长辈口中时时念叨的过往。有时，明明是冷硬术语构成的句段，也能让我一下岔开思绪，陷入遐想中去。就这一层面来说，本书于我，倒很有些风俗小品文的味道。
但越读到后来，这种感觉似乎越是在慢慢消散，学术的一面占据了上风。这本书毕竟不是文学作品，而是社会科学著作。
费先生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实地调研，他自己一开篇就明说了。开弦弓村是一个相对小的社会单位，利于研究者进行密切全面的观察，且他自己本就是吴江县人，容易融入，也更能够切中要害。同时，正如佛偈中所谓“芥子须弥”，开弦弓村规模虽小，却极具典型性，是很好的用以研究江南村庄的样本。
除了在当地的调研，费先生也查阅了一些前人的文献。既存的文献对于该村的针对性并不强，但可以充当很好的对比材料，让我们略微了解当时社会的平均状态，人民整个的生活水平，和风起云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然而对于研究方法，我仍存了一些疑问，有关具体的调查手段。其中大多是费先生没有详细写明的。
从文本中看，除了观察以外，费先生也进行了一些访谈。
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是“陈”、“周”，两位村长，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个人。选择这两个人进行访谈很有必要，相对普通村民，他们俩对于整个村庄的运行，显然更有发言权，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费先生接触他们的缘由。书中引述他俩的言论时，基本都直接点明了姓名。周福生是当地最主要的航船主，沟通村庄内外的贸易，关于他的访谈集中在第十四章，我们借此也很容易知晓相关信息的来源。其他人却无如此好运。书中很多直引村民言论处，都未给出姓名，有时甚至连身份也未点明，只笼统冠之以“村民”一称。所以在访谈对象的信息，与选择访谈对象的方法方面，费先生似乎没有给出足够的信息。
他是否有意识地去接触了各行业和各圩的人物？还是他倾向于从熟人处入手以保证信息的可靠？他在访谈时的具体情境如何——一本正经地采访还是较为随意地闲谈？调查某一具体主题（如土地占有，蚕丝业等）时，他是着重接触几个重要人物，还是采访了所有利害相关方，甚至那些不直接相关但对此也有了解的村民？这些都是我感到好奇的部分。
这些问题或许有求全责备之嫌，但它们最终指向了同一点：研究方法方面，费先生写得并不太充分。或许这与他此次调研的突发性有关——这本是他暑休期间的经历，在旅欧航程间整理，又偶然被导师挑中作为博士毕业论文。可见真正成书时，即使资料有不完备处，也很难补救了，这或许是他援引其余著作的原因之一。
但总体而言，费先生的材料堪称完备，数据也相当翔实。我通过他，接触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注视我曾经习以为常的村庄图景。传统的江南农村，以往在我眼中可能更像一幅风景画，有很浓的世俗生活色彩，但费先生却是以冷静的、学术化的目光观察着。他的身份其实是抽离的，作为观察者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吴江后生，而是一个外来者、旁观者，试图在种种表象之下，挑拣出村庄运行的脉络。
他论述的很多内容，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已惯见的现象，但既然是面向西方人（起码一开始）的学术著作，他却必须对此作出有效的说明。在书中，他采取的主要方法，是用数字把这些现象量化。这一做法难度相当大，因为村庄里数据稀少，村庄的生活于依赖传统习俗所提供的惯性，村民中文盲的比例又很大，人们缺少记录的意识。国民党上台后，虽然尝试着统计，就连最普通的人口普查数据，也颇值得怀疑。
但费先生的数据，大体上还是足够表明现实。定量研究的数据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证明了某种已知共识的正确性，一种修正了既往偏见。
不妨在家庭问题中各举一例来看。
前一部分的典型，是他用数据来论证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由于溺婴，尤其是溺死女婴现象的存在，开弦弓村的新生儿性别比例达到了悬殊的135:100。对女性的压迫显然不仅限于幼儿阶段。成年妇女在经济与文化中的劣势地位不消多说，连她们的生命权也受到了威胁。这个威胁主要出现在生产后得不到精心照料的阶段。村中26-30岁、41-45岁两年龄组妇女人数明显下降，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处运用追踪法似乎说服力更强，但囿于时间与精力，无法实现，且农村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同期群的比较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
后一部分的典型，则是家庭规模的研究。此前我们想象中的中国家庭，总有一个特点是“大”，几世同堂，近亲一家，但在开弓弦村，平均每家仅有4人，这不仅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4-6人），更远远低于我们想象中的规模。深究下去，费先生提出，家庭规模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物质和钱财的富足，是维持大家庭的前提之一，因此家庭规模会在在城镇间出现分野。
定量研究作为某种工具，可谓十分有效，它帮助研究者挖掘了寻常处的不寻常。它在说明生活水平、开支明细、贸易来往、借贷体系等种种经济因素时，尤为有力，相关章节（第七章，第十到十五章）的数据也最为丰富。
但定量力所不能及处仍旧存在，且为数甚多——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村对习俗有很大的依赖，这是人们生活的惯性，或许很难用数据来说明。如“香火”问题中，费先生用寡妇数量来说明养儿防老观念的意义所在。村中145名寡妇生活无虞，因为她们都有成年子女赡养。但这里说服力并不甚强。香火历来只有男性可以延续，这里的数据却未体现出成年子女的性别，无法说明对生养时儿子的重视。并且“香火”的概念，牵扯到继承、继嗣、领养等一系列问题，背后支撑的逻辑来自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这是单纯数据很难表现的。
总体看来，费先生的定量研究，大部分是用以支撑定性的结论。同时，在两者的取舍间，我们还可以看见某种倾向性：定量被用于描述现实状态，而定性则用于解释因果关系。如今的研究，若要说明因果或相关性，常常涉及到变量的选取与测量，收集到数据后，再用统计方法来处理。但费先生的时代，计算机尚未出现，T-检验，相关系数之类的概念大概也无从谈起，所以我们无法用现今的标准来进行衡量。何况此书本系人类学著作，似乎并不需过分执着于此。
本书所涉十分驳杂，有时竟显得过于细碎，解释链也往往较短。虽然各章间偶有牵连，却很难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分析框架。唯一能找到的贯穿始终的成分，大概只有两股力量——一是强大顽固的传统，二是日渐深入的西方体系。
《江村经济》光看书名，应是力图描绘出一幅完整的经济生活图卷，但若要真正理解其间的运行逻辑，却不免要看到村庄背后传统力量的支配。而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即使是在这个破败农村，也已显现出西方资本渗入的后果，它击溃了村庄所赖以维系的传统贸易体系，使以往种种冲突日渐尖锐地浮现，也迫使村庄开始寻求改变。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特殊中介来认识上述两股势力的交缠——民国法律法规。国民党政府推出了类目繁多的西化法律，试图明确人民的权利与义务，从而规范整个社会的运行。但白纸黑字只作虚言，民间自有其运行逻辑。单说土地产权一项，便长时间得不到落实。
科学与传统间横亘的巨大矛盾，也给研究造成了阻碍。费先生进行的科学研究，像是一幅细描工笔画，而中国传统，很多却是写意的，个中神韵难以用科学术语进行描摹。
事实上，抛开具体内容，本书自身简直已是一重绝妙隐喻：一颗西方科学和传统文化同构的头脑，研究一个西方贸易入侵的传统小农村庄。
《江村经济》读后感(七)：你知道“洗裆爹”在过去是怎么叫的么？
过去十几天因为北京上海大连来回跑，所以书读得很零碎也很慢，但好在读的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每一章都自成系统，且言简意赅。虽然介绍的是上个世纪上海周边的开弦弓村，但还是对现在的我们有很大意义。结合最近的metoo运动，说一个小侧面：过去的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很低，低到丈夫可以休你、婆婆可以赶你、小叔可以气你，但你只能“一哭二闹三上吊”，但随着蚕丝工业在农村的发展，妇女可以通过出卖劳动力而对家庭预算有直接贡献，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逐渐起了变化。一个在村中工厂工作的女工因为下雨时丈夫忘记给她带伞，竟会公开责骂她的丈夫。经济独立，会带来人格独立，也会影响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我支持metoo运动，我敬佩每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机智]（P.S.“洗裆爹”在那个时代也有，被唤作“黄泥膀”，地位惨到我不忍细述，千万别被包养，无论男女，这是历史的血泪教训）
《江村经济》读后感(八)：一本记述中国农村的五星读物
有很多朋友上来先介绍了费先生的生平。说他在新婚的妻子意外身亡，国家面临劫难，自己即将远赴海外攻读博士的特殊时期，利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本巨著。但是我读书，还是相信每一本书对社会的影响应该仅仅停留在书本所要表达的思想上。费先生在写作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和体现出来的精神，应该另作为我们评价他这个人的品质，而不是书本身的依据。
首先，得肯定的费先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这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且不看他对开弦弓村环境、村民生活、社会组织等一系列大的方面的详细记录，我只举书中我自己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
57.“例如在工厂做工的女孩通常不把她的工资交给父亲而是交给她母亲保存，以备她将来之用。”私以为这小小一个例子，组建作者研究的深度和文笔的纯熟。因为如果不是对当地乡村生活有足够深入的了解，是绝对不会对家庭活动细节有这样生动的记录的。这个例子，一方面直接说明了作者在此处所要论证的，在家长权威下的农村家庭里，一个个成员会为了各自的生活做出一些“自私”的行为。而同时这个女孩把钱留给母亲，难道母亲不是家长么？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本书更前面部分所论证的，妇女权利在一个家庭中低下的地位有关。母亲自然是家里的长辈，但是真正的一家之长却只有父亲一个，只有他的手里才握有对这个家庭的最具分量的决定权力。不仅是作为妻子的母亲，当一个男子成家生子，他自己的父母亲老去之后，他对整个家庭的决断能力甚至会超过自己的父亲母亲。这就是一个传统中国家庭里的权力秩序。
书中这样经典的例子比比皆是。
也正是这些例子，才让我能够勉强读完这本本来不厚的书。这么说可能是对费先生的不敬，但是实话说对书中记录的大部分乡村习俗和得出来的结论，作为一个从农村里出来的草根百姓，我基本上都有所了解。如果说自己还有不足的话，主要在缺少对这些乡土规则的总结。这是优秀的学者要做的，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更在意的是像上面那个例子那样有血有肉的生活，而不是硬邦邦的研究。
总结就是，如果你真想了解乡土中国，到乡下去，到田里去，到养育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泥土里去。
《江村经济》读后感(九)：极高明而道中庸
从费老的《乡土中国》一路读过来，给我的第一感受是费老的书真的很友善，这是一本大多数人都能看懂的社会学学术著作，没有太多的晦涩和专业术语，全文流畅而精准，这是一本写给所有人阅读的书，感谢费老。
农村和城市是两个有着很大差别的社会，当前好了很多，两者逐渐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有些东西在老一辈身上仍然可以清晰的看见。江村是东南富裕地区蚕丝业、水路运输都很发达的村落，已经代表了农村比较舒适、安逸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喜悲在中国大地上大多数农村地区都能放大。
首先说说婚姻关系
从文中提到了农村常见的两种婚配方式说起，“上山丫头”和“回乡丫头”。当时读着有点绕，现在我用《红楼梦》里的角色类比一下，如果王熙凤嫁给贾宝玉那就是“上山丫头”，如果林黛玉嫁给了贾宝玉那就是“回乡丫头”。不管是在古代大家族还是农村小家庭，婆婆是新媳妇头上的一座大山，但婆婆对娘家人还是很好，对小姑子的女儿那就一般是苦大仇深了，林黛玉如此，江村亦然。婚姻关系的变化来自整体社会经济收入手段的变化，穷时“童养媳”，经济发达女性的硬气程度跟今天区别也不大。
底层人民的智慧
书中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农民更加丰满的角色，他们迷信而实际，猜忌而信任，愚蒙而聪慧。一改一般文学作品对农民角色脸谱化的印象，更加立体饱满。八字合婚在当今社会还是时候看见，但早在80年前的开弦弓村，八字就仅仅是农民们作为拒绝的理由，而不是不少人想的那样，是指导下一步的重要依据；兄弟之间互有猜疑，但在整体劳作和村内交易中又能保持高度一致的信任；对待教育总是以前短的目光打量，但面临经济转型却又能毅然参与。这种智慧饱经生活考验，是当时农民最务实的生存之道。
对土地的依恋
到我们这代人大多数无法体会到土地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了，一般会觉得房价高，或者是认为地皮贵，但生于斯，死于斯，一生与土地相连的羁绊已经断裂了。书中有大量对土地使用、归属、流转、性质的描述，我能够读懂文中关于土地的每一段话，但无法代入体会到文中农民对土地那种特别的感情，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大概可能类似于一生的伴侣，一生一世，生死相依，但又不完全一样，土地传及子孙，对于农民，他同时扮演了母亲、伴侣、子女的多重角色。
这本书不是一遍两遍可以读好的，易入门难领悟，望多年后再拿起这本书，能有更多深层次的领悟。
《江村经济》读后感(十)：个人记录
此书(Peasant life in china)是费孝通的博士论文。以开弦弓村为切口深刻剖析了中国农村的家庭结构、权力分配、生产方式和财务流通等方面，分析了诸多社会学现象。
他指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关系，一旦经济平衡被打破则会导致家庭纠纷甚至分爨，分爨后各个团体所得财产依单系继承制由他对原集体单位的经济贡献而定。而在农村中结成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传宗接代，妇女只有生育了男孩后才能得到她社会地位的完全承认。且氏族的结合是对新建立的亲属纽带予以承认，对旧有的关系加以巩固，并调节了社会关系，规定了相互义务。农闲时的集体活动聚会的娱乐性多于宗教性，加强了参加者之间的社会纽带。但农村文化教育与经济状况难相适应导致了普遍的读书无用论，于是乡土的思维模式并无明显改观。
最后他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程度的问题。并希冀中国的未来将如凤凰涅槃，重新屹立在废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