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读后感10篇
《中国诗学》是一本由黄永武著作，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25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诗学》读后感(一)：是「欲剪箱中一尺天」还是「欲剪湘中一尺天」？
这本书中对「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澀」作了这样的考评（引文复制自台版，故为繁体）：
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作「湘中」，但密韻樓覆北宋本、誦芬室覆宋宣城本、翟氏鐵琴銅劍樓影金刊本及各明本均作「箱中」。考詩題中的羅浮山及第三句的博羅，都在海上，與湘中並不相涉，末句擧吳地，一則吳在海邊，一則吳地善織，吳娥吳刀均有特色，王琦以為擧「湘中」是取「湘水清深」意，十分牽強。
因此作者认为原文应以「箱中」为是。但是四库全书本《昌谷集·提要》说：
吴正子《昌谷集笺注》曰：「京师本无后卷。有后卷，鲍本也。尝闻薛常州士龙言：『长吉诗蜀本、会稽姚氏本皆二百一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云云。盖外集诗二十三首，合之则为二百四十二，除之则为二百一十九，实即一本也。惟正集较杜牧所序少十四首，而外集较黄伯思《东观馀论》所跋少二十九首，则莫可考耳。《乐府诗集》载有贺《静女春曙曲》一首、《少年乐》一首，今本皆无之，得非伯思藏本所佚耶？」正子又谓外集词意儇浅，不类贺作，殆出后人摹仿。
据吴正子的意见，鲍本、宣城本收诗较京师本、蜀本、会稽姚氏本稍多，是增加了外集的缘故，而外集「词意儇浅，不类贺作，殆出后人摹仿」。宣城本既然有增益的情况，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它在文字上也可能有所改窜。而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四卷，没有外集，或许正保留了李贺自定诗集的原貌。
吴正子笺注本以「箱中」为解，说：「箱中，言剪取篋中之葛，瑩潔如天之色耳。」但是同为南宋人的洪迈和周密，所认同的版本，却都是「湘中」：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澀」，正用老杜《題王宰畫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之句。（洪邁《容齋續筆》）
朝翦湘中一尺天，暮翦吳松半江水。（周密《讀李長吉集》）
清人王琦汇集前人注释，也取「湘中」作解，说：「『湘中一尺天』喻葛之瑩白如湘水清深，中含天光，與之一色。」
王琦的解读也是有道理的。以湘水喻布，可见于李群玉的《同鄭相幷歌姬小飲戲贈》诗：
裙拖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雲。
不过，李群玉还有一首《校書叔遺暑服》。这首诗不但主题既跟李贺诗一样，而且意象、音韵仿佛也有蹈袭的痕迹（李群玉约比李贺晚生一辈）：
翠雲箱裏疊樬櫳，楚葛湘紗淨似空。
这里也写到了「箱中」，而「楚葛湘紗淨似空」，跟吴正子解释「一尺天」的话「篋中之葛，瑩潔如天之色」，不正是一个意思么？
最后再吐槽一下这本书。书中分析「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的声律，说：
首句第三字仄聲，成拗句，下句第三字「夢」字似讀莫紅切平聲以救轉。
竟然不知道「醒」字可读平声，而四十年过去，书已再版多次，这样的低级错误却不改正，这说不过去了吧？
《中国诗学》读后感(二)：黄永武先生的《中国诗学》，不应遇冷
本来写好了书评准备发出来，一看不少行家的批语，顿时没了底气，但仔细想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选择遵从自己的感受：
黄永武先生的《中国诗学》，分考据篇、鉴赏篇、设计篇和思想篇，共四册，自成系统。我只看了部分内容，有一些感慨，一并写在这里。
2012年，这套书由大陆新世界出版社经台湾巨流图书公司授权出了简体字版。我很高兴，能在学校图书馆偶遇这套书；我又很后悔，与它相见太晚。它的魅力在于，我不过随意翻了几页，立马决定必须借回去好好读读，这是作者深厚的学识和富于文采的写作功底在诗歌研究上的精彩体现。阅读这套书，如果你是学院派，一定不会觉得它有拒人千里之外的骄矜；如果你是业余爱好者，定能从中获得实用的知识，使单纯的主观欣赏，提升为具有一定思想高度的鉴赏活动，也就不会因为缺乏常识，侃侃大谈，而惹专业人士嗤笑了。
可是，编辑校对不严，出了一些错误，正如豆友的评论，而且不限于此。我觉得很遗憾，甚至觉得要是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些更专业的出版社来出版，校对会更精良吧。然而，新世界出版社在图书出版行业竞争如此激烈，古典诗词研究著作大都销量惨淡，作者的名声在大陆又不广的情况下，勇于冒险，我想功大于过，作者会理解的，读者们也会理解的吧。况且，装帧设计也没什么可挑剔的，当你翻开封面，看到空白的纸张上，一方“中国诗学”的篆印，微微闪动着朱红的光彩，会不会也心生爱怜呢。
然而，这套书现在很难买到。我不知道印了多少，大概也不会太多。所以，尽管我希望广大爱好古诗的朋友们认认真真阅读这套书，在作者引领下，一起享受诗国的风光，恐怕也只是奢望，而我所希望的这套书能不断再版、修订，更是遥不可及了。
但黄永武先生的功德，显然不能仅以《中国诗学》来衡量。尽管这书如封面内页的介绍，曾创下辉煌的历史。但作者在自序中也坦言，就算是在台湾，这样的书如今也遇冷。可以说，两岸差不多，这样的书都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学院派的读者，老师嫌它讲的都是常识，大学生又觉得作者旁征博引，既啰嗦又枯燥；业余的读者更不愿意费点时间在这上面。但是从自序中，我们是能够体会到作者的一片苦心的。作者不仅是要建立系统的中国诗学批评体系，更是要延续中国文化命脉。读者阅后，自能领会。
我能遇见这本书，也不是完全偶然的。在台湾交换时，学校图书馆陈列着《杜诗丛刊》，真是令人赞叹不已。宋至清重要的杜诗注本，可谓囊括其中，影印流传，更是嘉惠学林。这一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版的丛刊，也许是版权原因，也许是出于盈利考虑或者两岸交流不畅，没能得到广泛传扬和利用。而这套书的主编，正是黄永武先生。我就是因此得知，原来还有这样一个人，躬耕诗园，成就斐然。
我喜欢读既是作家，又是学者的文字，这样的作者既能准确地表达观点，又能同时替读者着想。所以《中国诗学》进入我的视野，至今仍没淡出。
《考据篇》自序所谈到的八种诗歌研究常犯的毛病，至今仍有警示意义，而且每项都切中要害。按照这样的标准，cnki上的大多论文都要下架，许多人甚至可以说正走在某条邪门歪道上，我也在其中。我想，至少这篇自序，应该好好读读，经常读读。
其实，诗歌研究是很需要功底的，《中国诗学》也无法解决这种窘况。假如你热爱诗词，准时观看《中国诗词大会》，准时收听《经典咏流传》，何妨在放松之余，再看看这套书？至少不会将诗歌创作仅仅视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雕虫小技，而真正体会到诗人为了作诗而付出的种种艰辛，感受到诗人或彷徨、或潇洒、或戏谑、或严肃的精神状态，并渴望表达的愿望。
要是有人去了台湾，看到黄永武先生的书，尤其是这一套《中国诗学》，乃至《杜诗丛刊》中的某一册，一定要买，最好也能跟我捎带一套。或许这也是奢望吧。
附几张图，应该不犯版权吧。
《中国诗学》读后感(三)：通俗讀物
這套書分考據、設計、鑒賞、思想四篇，竊以為將此四本書冠之以“中國詩學”，未免不甚合適。目前主要讀過考據篇和思想篇，再粗略翻過設計篇與鑒賞篇二書。黃先生似乎將“詩”簡單理解為一種文學體裁，甚至可以說是文字遊戲，尤其設計篇明顯表現此種傾向。確實，寫作或者鑒賞的技巧等方面需要方法的引導、學習。此書中的歸納不能算詳盡或十分中肯，但分類也是細緻、通俗的，從中可獲得的方法的啟示也不少。但是，總的來講，從技巧的角度寫出的“中國詩學”顯得輕佻。惟考據篇相對較為適合基礎學習
《中國詩學·考據篇》
我於文獻學最初的興趣來自于對異文的探究，尤其是異文對詩的影響。校勘學重在求真，而詩作為文學作品卻還包含著美學的因素。即使是有些古人詩作的某字經過考證得出最初版本應為其他，今似乎仍是偏向于從美學的角度來選擇接受的對象。在學術研究中卻還是應當確保文獻的真實，否則一切言論都難以立足。
考據當是極為嚴謹的事情，然而此書中多處所列舉的例子明顯論據不足：
一、關於白居易《琵琶行》中“杜鵑啼哭猿哀鳴”一句（第5頁）：“那波本作‘啼血’，大家背誦的也是‘啼血’，但《文苑英華》本作哭，和金澤本同，原文作哭的可能性大，後人喜歡誇張改為啼血。李賀偏激，詩中喜用血字；白氏平易，可能只用哭字。”杜鵑啼血原本就是一個典故，雖說啼哭非不可能，今謝思煒注《白居易詩集校注》（中華書局2006年第1版）亦取“啼哭”，後注“那波本、馬本、《唐音統籤》、汪本作‘啼血’。”但黃書中以詩人總體的風格來斷定白氏不可能用“血”字，未免武斷。實際上，白氏並不少用“血”字：《別行簡》有“何言巾上淚，乃是腸中血”；《游悟真寺詩》有“白珠垂露凝，赤珠滴血殷”；《雜感》有“伯禽鞭見血，過失由成王”等等，不勝枚舉。
為唐代李嶠詩被稱“全無情趣”翻案時，有一句（第12頁）：“像李嶠那樣的大手筆，怎麼可能詠《布》、詠《被》重複使用同樣的典故為結尾？”此語亦不合理。不同詩中典故、意象重複是正常的事情。甚至《甌北詩話·卷八·元遺山詩》：“遺山複句最多。”其一例為“一片傷心畫不成”一句在四首詩中重複出現。且我翻閱《李嶠集》（電子版民國十三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日本寬政至文化間本）時，偶然見到極為類似的詩句：《席》有“桂香浮半月”，而《酒》有“湛月桂香浮”。
一處引詩出錯（第17頁）：“《觀李固請司馬兄弟山水圖三之二》：‘匡床竹火爐，寒天留遠客。’”此為杜甫詩，原詩為“簡易高人意，匡床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掛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群仙不愁思，冉冉下蓬壺。”書中標點錯誤，引詩當是“簡易高人意，匡床竹火爐。”
提及《明皇雜錄》中馬表演的旋轉檯時評說（第19頁）：“由此亦知遊樂場的旋轉木馬原來淵源自唐明皇。”此亦是武斷。唐明皇時有騎真馬在床板上抃轉，只是形式相近，亦有可能當時自西域傳來。蓋現代之旋轉木馬為西方傳入，似始於拜占庭。我尚無法檢索得具體文獻記載，然唐明皇說十分可疑。
關於崔顥《黃鶴樓》“煙花江上使人愁”一句（第25頁）：“各本‘煙花’均做‘煙波’，考李白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下維揚》有‘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相傳李白曾見崔顥此詩，歎息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則李白詩中的‘煙花’顯然是從崔顥詩中學來，崔詩中‘春草青青’，正是‘煙花三月’的景象，敦煌本的‘春’被改成‘芳’，‘花’被改成‘波’以後，李白學崔顥的痕跡就無從考得了。”此處之論斷純屬臆測，讀之令人不悅。首先並無舉出其餘證據來表明崔詩本作“煙花”。更甚者，即使表達了對崔詩的讚歎，然則以太白之天才，連區區“煙花”一詞都必須是直取崔詩而來麼？
據輔本校（第46頁）舉例李白《蜀道難》：“及睹敦煌唐人寫本，則做‘乃不與秦塞通人煙’，才知道作‘不’作‘乃’，各答對了一半，原來各輔本都存著一部份的‘真’。”然則敦煌唐人寫本則默認真實無誤乎？雖敦煌文獻在校勘學上作了很大的貢獻，但按理，此敦煌寫本也當算是輔本之一，怎可直接以之為標準判定真偽。
據同時詩人校（第53頁）以李益、許渾之詩校“春祠”。然論述稍顯牽強。原詩《文苑英華》作“春初謁少君”。不用刻意作“春祠”亦可以判“少君”指蕭煉師，因為標題《同蕭煉師同宿太乙廟》已點明。許多詩作單看內容不足以表明現實事件，故詩人多在題目或者小注說明。
據地理校（第55頁）以《唐百家詩選》高適詩“東顧彌虢洛”中“虢洛”當作“虢略”。此點確有道理，經簡單的網絡檢索便可大致瞭解：自漢至今虢略此地名見於眾多典籍，如《漢書》、《水經注》、《文獻通考》、《元史》等（尚未檢書詳考）。然而書中僅僅引《漢書·地理志》和《後漢書·郡縣志》兩條記載來證明“虢略”的存在。若指“虢略”為用典，則典故為何？若不是用典，則高適為唐人，以漢時地名記載來考證，且說何以保證此地名數百年不變？又虢可指陝西，洛可指河南，則高適作此詩所在何地？此中仍有待考之處。
書中數處“沉”作“沈”，二者為異體字關係。只是現代漢語簡體字中當用“沉”——不知此論斷是否確切？我注意到的幾處是：“但為君故，沈吟至今”（第65頁）、“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第73頁）。此當是出版社疏漏。
另有錯別字：第156頁第7行“賈島”誤作“賈鳥”。
據地理校當十分注意：詩中出現的地名是寫實還是想像。或者將一些意象判斷為是想像之時，必當多求證。
再，此考據篇之論斷或許都符合目前學術研究的成果，但是敘述不夠詳盡，存在許多疑點沒有說明，以至於我時常產生質疑。
《中国诗学》读后感(四)：考据不精，犹多个人想当然之语
一套四本，之前看评论说考据篇尤为精彩，于是先拆封这本，看了一少半，感觉名过其实，随意举几例：
如自序11页引慕容垂《冢上答唐太宗》诗，慕容垂是前燕人物，如何能作诗答唐太宗，此诗只是笔记中的鬼神闲谈，太平广记中有引，正确的说应为《慕容垂冢上答唐太宗》诗。
自序19页，引杜甫四十明朝过以及献寿更称觞句，以此论证杜甫生日为正月初一。但是过年即增一岁以及元日恭祝人增寿唐时已是民俗，且杜甫其他元日诗中并无此日是生日的迹象，此处似欠妥当。
正文开头即考据白居易诗，多处太过鲁莽，如第3页夜雨闻铃肠断声，据日本金泽本作闻猿以及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而认为猿字无误，有几个疑点：其一，唐人张祜曾在长恨歌流传后作诗一首，有雨霖铃夜却归秦句，张祜和白居易是同时代人，何以认定他也是错的？其二，张微的雨霖铃曲在唐已流传很广，多处记载，不然宋词的雨霖铃词牌是从哪里来的？何以本书作者指引明清人的著述，并认为这是明清人的误改？其三，作者因巴东三峡巫峡长一句，认为巴东蜀道的猿鸣是有名的典故，所以此处是猿。但是玄宗入蜀走的是汉中陇右一带，和巴东尚远隔千里，并无可引证之处。
另第5页，幽咽泉流冰下难之句所说倒是合理，但是段玉裁经韵楼集以及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的论述显然更让人信服，而不是作者轻描淡写的一个词：更好。 杜鹃啼哭之句，断言白氏平易所以不会用血字，简直是闭着眼想当然。 小弦切切如私语句，因庄子中窃窃的典故，即认为应为窃窃。但是白居易的秦中吟等多篇写琵琶的诗句中，都用切切之词，如切切如鬼语等。
之后论李峤诗时，大力反驳刘大杰论李峤诗如今全无情趣之语，但是只是考据李峤诗真正字眼，以此得出李峤应制诗写的很好，冠绝当时，但是不知这是如何得出如今也是很好呢？写台阁体的一堆，他们在当时冠绝当时，和如今看来索然无味有什么联系呢？
23页枫桥一节，只因宋人笔记中一条记载的唐人经卷，还是宋人曾见，就断定枫桥应为封桥，并对他人大肆攻伐，语气甚不合适，不知底气何在？
等等类似错误此书数不胜数，不再赘述，而且作者好武断臧否他人著作，自己论证又不严密，语气也非常不好，所以我也不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