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精选10篇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本由【德】马克斯·韦伯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1.00元，页数：18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一)：验证恩典与确认救赎的副产品？

　　这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来源于一个现象，即商界领袖、资本家、高级职员和技工多以新教徒为主，这种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的联系究竟来自哪里？作者观察到，新教徒更多体现出一种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趋势。尤其是新教中加尔文宗的聚集地，更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比信义宗更多的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传统观点不同，作者认为，全力以赴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倾向于归因于新教教义，而不应该与生活享乐相联系。

　　在资本主义精神一章中，作者大段的引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文字。“时间就是金钱，信誉就是金钱，金钱有增殖和衍生的性质”，个人有责任增长自己的资本，并将资本增长本身作为最终的目的。这种资本的增长并不与享乐主义相联系，而只是遵守天职的结果。传统主义的逻辑下，人并非天生渴望赚更多的钱，而是要简单的过一种已经习惯的生活，所以在传统主义的框架下，“人为了发展事业而存在，而不是事业为了人的生活而存在”这个论断是不可理喻的。破除传统主义，将劳动或者赚钱本身当做一种天职，便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天职”一词，指上帝留给人类的任务，这一表达并不存在于天主教的文献中，但却存在于所有信奉新教的民族的语言里。这一观念是新教所有教派的核心信条，“上帝认可的生活方式并非通过隐修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履行个人在现世中的义务”。通过宗教改革，世俗劳动得到了道德重视和宗教认可。对于路德和他的“信义宗”，其天职观认为，个人应安分于上帝给的身份和天职，并根据安排好的身份从事世俗活动。对比天主教，路德将人们更多的拉回到世俗活动中。

　　更进一步的是加尔文宗，加尔文宗最典型的教理是预定论。人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是一个先验的存在，上帝以不可理解的预旨在永世中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永生或是永死，人的行为无法改变先验的命运。一切的永生、永死和一切安排，都只为了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和权威。“整个世界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并且这是唯一的目的”。那么，对个体而言，如何能判定自己是否是被上帝选中的？如何证明蒙恩？蒙恩会产生坚定的信仰，但坚定的信仰本身并不容易定义。信义宗倾向于通过冥想，加尔文宗则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执行神意的工具”来确信自己蒙受天恩。加尔文宗认为，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具有坚定的信仰，才能通过他的工作来增添上帝的荣耀，反过来，上帝也会帮助他们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他们生命的先验结局是获得救赎，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现世生活被理性化了，他们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生活，为增添上帝荣耀的目标所支配。其他诸如虔信派、循道宗等，大同小异，核心在于感知和验证恩典，即救赎确认。如作者所总结的那样，“这种在现世中为了永世而进行的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天职观念带来的结果”。

　　在这种伦理观念下，肉体的享受使人精神涣散或是浪费时光，而这，会消耗为上帝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间，上帝更乐于见到人人按照他的意志积极履行天职。盈利和资本积累是正当的，因为上帝赐予盈利的机会自有其用意，选民当遵从这一天职，以增添上帝之荣耀。而奢侈和享受是可耻的，因其无助于增添上帝荣耀。上述观念对中产阶级的节制有度和自力更生给予了极高的伦理评价。对于这种“入世的新教禁欲主义”，作者概括道，“一方面，它强烈地反对任意享用财富并且对消费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又具有将财富的获取从传统伦理观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影响”。当勤于工作和积累的态度与节俭的生活方式相结合，资本积累自然完成，资本主义的形成也便不足为奇了。

　　当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作者承认，建立新教伦理这一过程的本身意在与“灵魂的救赎”，其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希望推动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成分。并且，很严谨的，作者并不把“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来源，而只是试图说明前者在后者形成和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其实是国内许多学者所误解或是可以回避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

　　作者引言

　　一个问题：到底是哪些环境因素的联合效应，使得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普世意义和普世价值观的文化现象存在于一系列的发展进程中？【2】

　　只有西方的科学真正达到了可以被当代公众认可的发展程度【3】（天文学、数学、力学、物理学、医学、历史学、艺术、建筑）。西方意义上的“朕即国家”形式的封建制国家只有在西方文化中存在（政治）【7】。资本主义也是这样。“一定要彻底抛弃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本性贪婪的幼稚想法。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贪婪和资本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也有悖于资本主义精神”【7】。

　　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可以定义为“一种期望依靠形式上的和平交易来获取利益的行为”，其获取欲求是“有理性的”【8】。资本主义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的存在，完全“依赖于资本运作的不断延续和经济行为的可持续性”【9】。西方发展出了资本主义，不仅仅指其在数量规模方面的庞大，还指“出现了在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类型、形式和发展方向”【10】。西方国家还另外发展了一种独有的资本主义形态，即“对（形式上的）自由劳动进行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11】。现代理性组织具有两个特征：生意与家庭的分离，理性的簿记方式【11】。今天资本主义独特的现代形态的理性特征基本上取决于最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依赖于现代科学的特点”，特别是“基于数学和精确理性试验的自然科学的特点”【14】。

　　综上，西方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主要在于“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16】，基于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就是“找出并且借助遗传学来解释西方理性主义的独到之处”，然后“通过它找出并解释现代西方形态的独到之处”【16】。在进行解释时，要考虑到的因素有：各种经济环境、宗教观念、人类学。

　　第一章 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大部分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以及那些现代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接受过高级技术和商业培训的职员，基本上都是新教教徒【27】，即新教教徒相较于其他教徒能够更多地参与到资本所有权、商业管理和工商业企业的高级技术领域。这要归因于深远的历史原因：参与者具有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且接受过高成本的良好教育。这需要参与者有一定的物质财富，而在16世纪大部分富饶的城镇都转而信仰新教，才会导致该现象的出现。这就引发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为什么那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同一时间都支持进行教会革命？【28】即，“为什么当时那些在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冉冉升起的资产阶级不仅没有抵抗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主义专制，反倒捍卫了这一专制，并在这个过程中培育除了一种英雄主义呢？”【29】

　　新教教徒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广泛地参与到所有权和商业管理中，或许可以理解为他们“仅仅是受益于其所继承的更多的物质财富”【29】。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在于：“受环境因素影响（家庭所在社区和祖辈家庭中的宗教氛围所倾向的教育方式）所养成的智力和精神特质，决定了他们对于职业的选择，随即也注定了他们的职业生涯”。【30】

　　在新教教徒身上，不论他们身处什么阶级，不论他们的人数如何，都体现出了“一种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趋势”【32】。而天主教徒来说，这种趋势未显现出来过。因此，我们的任务“正是调查研究这些宗教，试图找到它们的独特特质或曾经的独特特质”，以找到上述情况的诱因。

　　作家奥芬巴赫认为：“新教教徒更倾向于吃得饱，而天主教教徒则青睐于睡得好。”【33】这种描述在过去准确而全面，而今则不全面。

　　如今，大量虔信派的精神形式都源自商业圈，“加尔文宗在各地的聚集地被称作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35】。“这种极度的宗教虔诚与同样极度发展的商业才干的结合”，正是虔信派教徒的特质【37】。

　　结论：“全力以赴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者其他不管怎么称呼的精神，这些精神的觉醒都倾向归功于新教教义，而坚决不应该听随一种惯常的趋势，将其与生活享乐相联系，也不要在任何意义上将其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37】。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接近于纯粹经典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且摆脱了各种与宗教的直接关系”【42】：（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文化写照》）——个人有责任增长他自己的资本，并将资本增长视作最终的目的。这是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行为谏言”【47】，推崇诚实、守时、勤劳和节俭，但是这些美德“只是当它们对人有用的时候才被视为美德”【47】，因而富兰克林的这种道德态度，如今被染上了功利主义的色彩。“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只要是合法赚钱，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遵守天职美德的结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49】。“人们履行天职的责任”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所在”【49】。今天的资本主义精神已成为每个人介入后就不能改变的秩序，它“通过经济领域的适者生存过程，教育和挑选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50】。

　　用西方标准进行衡量，那些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上仍然很落后的地方，都存在一种“为了赚钱谋取私利而完全不择手段的特征”【51】。劳动者的缺乏自觉性成为了他们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这种“不择手段”的特征使得人们在与外部交往的时候往往拥有双重道德标准，干出他们在内部往来时禁止的事情。这被人们看做是“道德冷漠或是应该受到谴责”，而这一态度正是“人们在适应有秩序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环境的时候，所遇到的最大内在障碍之一”【53】。

　　资本主义精神在要求获得伦理认可的时候，最强大的对手就是来自“传统主义”的对立，即“对于那种新环境的态度和反应”【53】。关于传统主义的一个案例：如果提高计件工资水平，并不会调动起来雇员提高工作效率的愿望，而是减少了工作量。“和减少工作量的机会相比，挣更多钱的机会显得没那么有吸引力”【54】因此有效率的策略似乎是，通过降低计件工资水平，以迫使雇工努力工作从而挣到和原来一样的钱。但是，只要是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需要利用熟练的劳动力，或者需要利用容易损坏的贵重机器，抑或是在一般情况下需要的高度注意力和创新精神，低工资的途径就都是走不通的”【56】。在这里，必不可少的是高度的责任感以及“避免时时刻刻盘算到底怎么样才能最舒服最省力地赚取自己习惯的工资”的态度【56】。与之相反，人们必须将劳动本身“当做目的，当做是一种天职去履行”，而这只能通过长期辛勤教育才能产生【56】。根据案例发现，具有宗教背景的人们，更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因而“宗教教养最有可能破除传统主义”【57】。

　　在企业家群体中，也发生了一场革命。“老式的悠闲舒适的生活态度被厉行节俭所取代，而正是这些厉行节俭的人赚取了财富成为新贵，因为他们所期望的不是消费而是赚钱”【62】。革命的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登上历史舞台的过程极不平静。推动这种变化的人，具有“从普遍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能力，以及自由的启蒙思想”。通常，他们所投身的“需要不断工作的事业”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64】。“资本主义的制度迫切地需要人们将赚钱视作献身于天职，这种看待物质财富的态度和此种制度完美契合，并且与那种你死我活的经济斗争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66】。实际上，在这种环境中，“个人的商业和社会利益就常常决定了它们的观点和态度”，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宗教势力的推动”【66】。

　　而这种资本主义的营利精神，却在当时被占主导地位的教义指为“污秽”【67】。然而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时代，这些在过去至多是在伦理上得到容忍的活动，却成为了一种天职。这与历史背景相关。“18世纪宾夕法尼亚的偏僻狭小的资产阶级环境中，教义仅仅是由于资金短缺就险些被退化成实物交易了……同样的态度在这种环境下却被认为是道德行为的本质，甚至被当做是一种必须履行的职责”【68】。

　　第三章 路德的“天职”观：本书的研究任务

　　德语中的“Beruf”（职业、职务）和英语中的“calling”（天职、感召）都蕴含一定宗教观念，即“上帝留给人类的任务”。而这种类似的表达存在于“所有主要信奉新教的民族的语言中”【75】。正如这个词的含义那样，这是一个宗教改革的产物【76】。“天职”的观念阐释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信条，“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通过隐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履行个人在现世中所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76】。宗教改革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为世俗活动进行道德辩护”【77】，并且使得那些为了履行天职而进行的有组织的世俗劳动得到越来越多的道德重视和宗教认可【79】。

　　然而，路德的天职观没有建立在基督个人权威的基础之上【80】，他的天职观仍保持着传统主义的性质，指的是“人们必须接受的神的旨意，每个人都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一法令”【81】。这种天职观带来的“伦理影响是消极的；世俗的职责不再从属于禁欲的责任；宣扬服从权威和安于现状”【82】。

　　接下来的研究目的在于“查明宗教力量在资本主义精神的性质确定以及其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传播的过程中，是否起到了作用、起到了多大的作用”【87】。

　　第四章 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历史上四种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从浸礼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诸教派【93】。

　　一、加尔文宗

　　预定论是加尔文宗最为典型的教理【96】。预定论对于教会中无数英雄来说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它“引发了各种教会分立，而且还吹响了伟大的新觉醒的号角”【97】。学习它的教义内容最好是借助1647年《威斯敏斯特信纲》：“上帝预定有些人和天使得永生，而其余的人则受永死”、“那些被预定得永生的人……是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98】。

　　预定论的起源以及它嵌入加尔文神学体系的起源有两种可能。自奥古斯丁以来，宗教中都有这样的现象：“宗教意义上的恩典与一种确定性的感知相结合，这种确定性意指恩典只是一个客观力量的产物，而与个人价值毫不相关”【99】。虽然其他宗教也认为“上帝神秘的预旨事实他得此宗教恩典的唯一和根本的来源”，但这样的信念总是不断地退居到次要位置上【100】。而对加尔文来说，预定论的意义则是逐渐增大的，并最终获得了中心地位。在他看来，预旨的重要性是出于他自己“思想的逻辑需要”，因此预旨的重要性就会随着这一宗教思想“逻辑一致性的提高而增强”【101】。上帝成了一个先验的存在，他“超出了人类能够理解的范围，用不可理解的预旨在永世中决定了每一个人的命运，并且规定了宇宙中的一切”【102】。这种极度脱离人性的教义，使得信徒们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内心孤寂”【102】，因为这种教义“完全消除了通过教会和圣礼得到救赎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一种与天主教截然不同的决定性差异”【103】。

　　这种每个人内心的孤独感一方面“包含了清教主义对所有文化和宗教中的感官和感性元素都持完全消极的态度的原因，即这些元素对获得救赎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还滋生了感伤的幻觉和偶像崇拜的迷信”【103】，另一方面，为“具有幻灭清晰那个和悲观倾向的个人主义打下了一个基础”【104】。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获得救赎是他们唯一的念头【105】”与“对故土的眷恋远远大于心灵不得救赎的恐惧”【106】。

　　决定性的问题是：在一个“人们不仅把身后世界看得比现世生活更为重要，而且在许多方面看得也比现世生活更为确信的年代，这种预定论是如何产生的”【108】。有一个问题迟早会出现在信徒面前，即“我是上帝的一个选民吗？”【108】而加尔文的回答则只能是“鉴于已经知道上帝做出了选择，我们就应该为此而满足了，而在此之后就只能依靠源自那真正信仰的对基督的默默信赖”【109】。因而试图辨别自己是否被选中，就是一种“窥探上帝奥秘的不道德行为”【109】。但是，主要是推崇预定论的地方，对于“是否存在一个可知的绝对正确的衡量标准以确定谁可以被选召这样的问题”，就都是“无法阻止的”【109】。

　　两种重要的互相联系的牧师劝诫类型：个人坚信自己是被选召；世俗活动被视为可以驱散关于宗教的恐惧，并给予人们蒙恩的确定性。这一特质“与信义宗因信称义的信条形成了鲜明的差异”【111】，信义宗的特征是“消极地寻求从上地那里获得安宁”【111】。不过，加尔文宗和信义宗“行为都源自对上帝恩典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又反过来通过他们行为的品质来肯定自己”【112】。对于什么才是“获得救赎的最为重要的条件”，这一至深差异在这里出现了，并可以“将所有实际的宗教活动区分开来”【112】。“宗教信徒可以通过感知自己是盛放圣灵的花瓶或者是执行神意的工具，来确信自己已经蒙受天恩。当他感知自己是盛放圣灵的花瓶时，他的宗教生活会趋向于神秘主义和感性主义；而当他感知自己是执行神意的工具时，则会趋向于禁欲主义”【112】。按此标准来分，路德的立场接近前一种类型，而加尔文主义则明确地属于后者【112】。

　　加尔文教徒辨别自己真正信仰的途径是“凭借基督徒的增添上帝荣耀的行为”，他们行为的力量源泉是“他心底那种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工作的信念”；他所达到的救赎“不仅仅是受到上帝意志支配的，而且甚至是由上帝亲自完成的”【113】。尽管善行不可能带来救赎，但是善行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是“选民的标志”，可以“用来驱散因害怕被罚下地狱而产生的恐惧”【114】。

　　为了一个先验的结局，即获得救赎，圣徒在现世中的生活被“彻底地理性化了”，并且“完全被这种增添上帝在现世中的荣耀的目标所支配”【117】。正是这种理性化赋予了归正宗信仰以独特的禁欲主义倾向，而这也是它与天主教的关系和矛盾的基础。西方隐修制度的重要历史意义在总体上“是以禁欲主义的理性特质为基础的”【117】，“克服自然状态”，把人们从非理性冲动的影响和对于现世和自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118】。

　　只有修道士才能按照宗教意义过一种理性的生活。因此，一个“越是紧紧地依从禁欲主义行事，他就越是远离日常生活，因为最为神圣的任务正是超越世俗的伦理道德”【120】。路德否定了这一趋势，而依照自己的个人体验行事。加尔文宗则直接从路德那里采纳了这一观点，即“迫使每一个基督徒都终身地成为修道士”【120】。在这种宗教的发展过程中，加尔文宗在其中加入了一种积极观念，即“有必要在世俗活动中证明自己的信仰”【120】。

　　预定论能达到这样的地位，是因为“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单一宗教组织的长老会，而后者在各个方面都严格坚守加尔文主义原则”【124】。正是这种具有高度一致性的预定论，坚持认为“那些保卫神圣生命的宗教斗士是上帝手中的武器和上帝旨意的执行者”，它还“避免了过早地沦为那种在现世中行善的纯实利主义，这种思想是不可能激励人们为了非理性的理想目标而付出如此巨大牺牲的”【125】。预定论不仅具有独一无二的“高度一致性”（结合了具有绝对正当标准的信仰、无条件的决定论以及完全先验性的上帝），而且它的心理效应也是极为强大的【127】。

　　二、虔信派

　　虔信派同样以预定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这个运动一直存在于归正宗教会内部，所以几乎不可能在虔信派和非虔信派的加尔文教徒之间划定界限。虔信派仅仅是“对归正宗的禁欲主义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强化”，将重点集中在了“虔信的实践”上【129】。尽管虔信派在形式上“依旧属于神学家们的教会，但它还是对其存有深深的不信任，并且开始聚集‘虔信的实践’的信徒进行秘密集会”【129】。这种实践指引了“一种争取在现世中获得救赎的宗教实践，而非为了理想世界的确定性而进行艰苦的禁欲努力”【130】。虔信派仅仅意味着“将条理化控制和监督下的行为，渗透进入那些非加尔文主义的宗派中”【131】。

　　总之，虔信派的禁欲主义宗教基础“既不稳固也不确定，这使得德国虔信派明显地弱于那种具有钢铁般一致性的加尔文宗，而这一部分要归因于信义宗的影响，一部分要归因于它自身的感性特征”【137】。这种指向现实情感满足的宗教需求，不可能“发展出一种将世俗活动理性化的强大动力”，而是“有利于信仰有系统地渗透到行为之中”【138】。虔信派所偏爱的美德更多指：“一种是忠诚的公职人员、企业职员、工人或者仆人的德行，另一种是抱有虔诚的谦卑情感的大多数家长式雇主的德行”【138】。

　　三、循道宗

　　“一种富于感性因素但依然是禁欲主义”，同时“对加尔文宗禁欲主义的交易基础越发漠不关心甚至加以否定”，这些形成了循道宗运动。就其字面意思而言，即“为了获得‘救赎确认’，他们的行为性质具有条理性和系统性”【139】。循道宗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感性特征”，忏悔的完成会“包含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性斗争”【139】。与认为所有感性事物都是幻想的加尔文宗不同的是，“‘救赎确认’唯一确切的基础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一种完全确信受到宽恕的纯粹感受”【140】。要完成“救赎确认”，往往要到一个人生命的终结之际才能实现，但是这种追求最终可以确保“救赎确认”，因而循道宗的信徒们“用一种平静的自信取代加尔文教徒那种消沉的忧虑”，并且，“这种神圣化使真正的皈依者认为他自己至少已经不再受罪恶的摆布，从而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140】。

　　当时，古老的清教教义被试图复兴，这一古老教义指的是：“善行并不是行为的原因，它仅仅是一个人获悉自己拥有恩宠状态的途径”【140】。

　　四、浸礼宗诸派

　　浸礼运动以及在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直接派生于浸礼运动或者是接受了其宗教思想形式的各种教派，即浸礼宗、门诺派，尤其是贵格会【143】。这些宗教团体，成为了“信徒的教会”，而不再被“视作是寻求超自然目标的一种信托机构”【143】。教会中必然包括“义人和非义人”，与其说是“教会”，不如说是“教派”【144】。在浸礼宗的信徒看来，“因信称义”与在现世中为基督服务的观念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存在于“精神上占有上帝赐予的救赎之中”，而后者则在早期新教的正统教义那里占有者支配地位【144】。他们看来，“每个人都可以因信称义……不要因为对现世的罪恶眷恋而阻碍了圣灵的降临”【144】。因此，从“对教会教义的认识”和“寻求蒙受天恩的忏悔”这两方面的意义来说，信仰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了【144】。

　　浸礼宗诸派将一种从早期浸礼宗的核心观念保存下来的原则作为恒久不变的财富，即“禁绝任何对于肉体的崇拜……禁绝一切世俗享乐”【145】。浸礼宗诸派对“所有旨在获得救赎的圣礼进行了最为激进的贬低，因而以最为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现世的宗教理性化”【146】。所有浸礼宗团体认为，只有那些“依从良知指引的人才有理由确认自己的新生”，因此，“善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前提”【147】。

　　由于否定了预定论，浸礼宗道德观特有的理性特征在心理上首先要“依赖于期待圣灵降临的观念”【148】，这种“静默的期待”，可以使人“克服一切冲动和非理性的事物，抑制自然人的激情和主观的利益欲求”【148】。这种理性特征，很明显是“为了促使人们仔细地权衡行为方式，同时依据个人良知认真地进行称义”【148】。这产生的外部效应就是使这些禁欲主义的美德“渗透进了履行天职的生活之中”【148】，因而天职责任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理性”【149】。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浸礼宗诸派别对经济职业的关注有着显著的增强【149】。

　　第五章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虚度光阴是万恶之首，在原则上是应罚入地狱的罪孽，上帝更乐见人人按照他的意志积极地履行自己的天职【160】。因此，劳动就是遵从禁欲主义的方法，不过是“维持个体和共同体得以存续所必须的自然理性而已”【161】。上帝毫无例外地为每个人都设定好了一个天职，人人都应以此为业并辛勤耕耘。这种天职，是“上帝向每个人下达的圣命，让他们为了神的荣耀而劳作”【162】。

　　上帝的圣命是：“你必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和罪孽如此”【164】，如果获取财富是天职中一项需要履行的责任时，它不仅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而且事实上是必须践行的。这种清教天职观及其对禁欲主义行为的倡导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其倾尽全力所要抵制的，是“本能的生活享乐以及因其产生的一切后果”【168】。在他们看来，“人类不过是受托保管因上帝的恩典而降幅于他的财富而已”【171】。

　　总的来说，对于这种入世的新教禁欲主义，可以这样概括。“一方面，它强烈的反对任意享用财富并且对消费进行限制，尤其是奢侈品消费。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将财富的获取从传统伦理观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影响”【172】。这场运动，并非针对理性获利的斗争，而是“反对非理性使用财富的斗争”【172】。正是在这样节俭的生活方式下，资本被逐步积累起来，资本主义精神也随之成形。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也算是今年看过的“奇书”之一了，韦伯、施密特、柏拉图这些人还真是重塑了我的三观，看了他们的大作，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虽不明，但觉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最出名的一本书了，在这本书中，不同于马克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韦伯试图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资本主义。根据韦伯的论述，西方国家的新教（包括加尔文教、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诸派）改革形成了宗教理性，包括禁欲主义、天职观等，进而通过这种宗教理性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包括勤奋节俭、追求财富，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又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在韦伯的论述中，明显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暗线则是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而工具理性却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价值理性被推到了到了一个逼仄的空间，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正如韦伯所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而这些废物们却幻想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至于本书是不是为资本主义辩护，仅从“辩护”一词就可以看出对韦伯的一种潜意识的“否定”了。这可能是对韦伯最大的误解了吧。

　　总之，韦伯的思想博大精深，对其人，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四)：上帝也是生产力

　　书名就很酷。

　　第一眼看上去，有“伦理”和“精神”，那一定是有深度而且讨论范围在思想方面的书；仔细一看，居然还把上帝和世俗联系在了一起，这就值得玩味了，上帝不应该高高在上，和满世界的铜臭味不沾边么。

　　那就别废话了，就赶紧看吧，然而有很多真是看不懂。加尔文宗，路德宗之类的基督教流派，让我一个从没接触过上帝、划十字都顺时针进行的人来说，真的是太晦涩了。他们之间的教义演变、信仰冲突，我更是毫无兴趣，甚至还有点纳闷，都是信上帝，何必搞得势同水火呢？

　　可是我看懂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上帝被人利用了。

　　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开始信上帝，或者信佛祖，或者信绿绿，算了，绿绿还是不信了，那对我的生活有什么改变或者影响。有人说，信就是信仰，信仰让心就有归属，精神有依托——或许真的是这样。但是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在于一个人如果有了信仰，就相当于有了指引，有了为人处世的原则。信上帝的以后左脸被打了还得伸出去右脸；信佛祖的以后蚂蚁也不能踩死，最好猪肉、牛肉、羊肉、鱼肉、鸡肉、鸭肉等等等都别吃了，吃豆腐吧；信绿绿？那你就等着去和异教徒拼命然后上天堂领72个处女吧——前提是别被猪油子弹打死。

　　所以，信什么很重要，他会指导你的行为。那我们详细讨论一下信上帝的问题。信上帝，上帝的原则是什么呢？或者换一个问法，上帝要求你做什么？

　　答案是，混吃等死。

　　没错，在黑暗的中世纪，上帝就是要求你混吃等死。为什么？因为上帝全知全能，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长得好看，公司上市，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都是上帝他老人家安排好的，等着就行了。反之，你生下来就是个屌丝，人生挫折不断，百事不顺百病缠身，你也不要抱怨，老老实实忍受，你要相信，这也是上帝他老人家安排好的，反抗是没有用的，上帝也早知道，反抗的后果也给你安排好了，该你惨还是得惨。

　　所以啊，韦伯说，中世纪的人们都向往着来生和彼岸，今生今世受苦就行了，干活还能积极到哪里去，今天吃饱了就行了，明天的口粮明天说。更为过分的是，不小心做错了事，也没有赎罪的办法，老老实实等着去地狱吧，因为你做错了事也是上帝安排的，上帝就是要你下地狱。更过分的是，教会管这些都叫“蒙恩”，谢主隆恩你懂得。这样的上帝解决了底层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和造反问题，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

　　韦伯又说，这样不行，这样的上帝，让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于是，上帝的要求居然慢慢的变了，经过各种宗派的解读，居然变成了禁欲主义。具体来说，是好好工作，不要享受，把钱攒起来。这样的教义，“解放”了基督徒的思想，使广大商人、老百姓挣钱理直气壮，甚至觉得是一种责任，一种高尚的维护事件秩序的高尚。这样的思想驱动下，让资本得以积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由此看来，比起什么科学技术，上帝他老人家才是第一生产力。

　　上帝变了么？没有，变的是人心。普罗大众听上帝的，上帝虽然不听任何人的，但是上帝说的话，有些人有解释权，同样的话，解释的方式不同，上帝的意志也就不相同了。资本主义利用上帝，给所有人洗脑，所以资本主义取得了成功。西方的成功，洗脑具有很大的功劳，如果不说洗脑这么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那就换成宣传，宣传居功至伟。

　　见贤思齐。我们也需要在宣传上下功夫。我们不能再利用上帝了，佛祖好像也不能。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以前用了，现在再用效果不太好。所以，我们要动脑筋，先分析分析。上帝说的话大家信，因为他曾经为人们描述一个美好的世界，让人相信“信上帝得永生”，接着上帝让你干活挣钱，你自然得干，你要得永生，为什么不干？那在中国，有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信服呢，毛主席算一个，不过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了。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觉得共产主义挺好。它描绘了一幅天堂图景，每个人都各取所需，热爱劳动，要啥有啥，换谁听了都心动。但是，现在大家不傻，共产主义描述的这个世界大家都不太信。或者说，这个世界离我们太远了，需要我们奋斗终身还有可能不可得。怎么办？首先当然是让大家明白共产主义是啥？要宣传共产主义的可行性，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实现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现在很多人觉得共产主义难以实现，自然对你有抵触思想。

　　宣传共产主义需要大量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水平，短时间难以做到。那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描述一个近一些的时代，我们能够享受到的好时代，比如，民族复兴，现代化，中等发达国家。如果这些还觉得远，那我们就要提，让所有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比如全国脱贫，比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不就是未来要管，现在也要管，大家听着才觉得靠谱。仔细一想，原来这些习总都提过了，看来宣传口的同志们还需要努力，把这些思想丰满和宣传开来，让大家统一思想变成第一生产力，汇成一股力量干大事。

　　抬头看到一个条幅，非常应景：

　　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欧洲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新教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影响。即提出本书的主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会在西方产生，西方的宗教观念尤其是新教观念是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韦伯根据历史发展事实，观察并总结人类社会进步的规律。

　　作者针对实际发问：

　　1、为什么在众多的世界文明中，只有西欧文明形成了现代社会与科学并发展了资本主义？

　　2、新教伦理是否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影响？

　　3、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都赞成教会中的革命？

　　4、资本主义与宗教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在第一章“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中，韦伯提出“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都赞成教会中的革命？”。作者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观察到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两类人，通过对比社会职业与宗教，韦伯在对德国的社会观察中发现，新教徒更倾向于接受职业技术类的职业教育，同时倾向在企业中担任管理或者技术工作；而天主教徒则倾向于接受人文科学的教育，一般在原有行业中坚持学徒制。

　　对于这一现象，普遍认为天主教讲究修来世，故不重视现实利益；而新教重视现世享受，所以更有动力发展资本主义以获取经济利益供享受。然而韦伯所持相左意见，新教有更加严密的宗教控制同时存在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在新教徒中，对于宗教的虔诚和追求利润的经济手段是共同存在的。由此，韦伯想要“历史性”解释资本主义与宗教（精神）的联系并提供合理意义。

　　第二章，韦伯提出“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尽管全书他并没有给这个精神做明确的定义），此精神是一系列历史事实所呈现出的关联特征的总和（或概括）。作者引用了富兰克林的文献，称之“资本主义精神”（然而并不全是）。韦伯并非截取历史一个截面而是纵向观之，早在资本主义秩序产生之前资本主义精神就已经存在，宗教加速了它的扩散，更快的被社会接受，即新教伦理是推进基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一章，作者从劳动者的角度区分了前资本主义与近代资本主义，即工资与劳动效率，创新与提高报酬；宗教与资本主义密切关系，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在宗教背景下可以打破传统主义秩序。韦伯从企业家角度分析传统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区别，追求利润与企业家素质（企业家精神）。作者总结，“革命的起因不是由于行业中注入了一笔新的投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本章末，韦伯提出，理性理想的具体形式是谁的精神产品？非理性因素的来源？在 第三章，韦伯提出了“天职”的概念。

　　在第一部分的末尾，韦伯说：“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如果不是做做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因此，并不是从社会生活的总体中找到一个决定性的力量，而是指出经济利益只有在被“认可”的情况下，才会被整个社会“有效地”去追求，这种“认可”是观念的，也是物质的（洪涛《韦伯与马克思—论“文化-政治”与“经济-社会”》）。例如，资本主义性质的组织形式，企业家活动具有纯粹的商业特征，资本在生意中来回周转（不可或缺），簿记作为客观的经济过程是理性的；“以上所有这些支配商业行为的因素，都基于这一商人群体的精神气质”。

　　物质基础、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形式以及宗教改革时期盛行的观念这三者之间，有着太过复杂混乱的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文通过研究各种形式的宗教信仰与实际的伦理道德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关系以及在哪些方面存在相互关系。本文阐明的是，在这种关系的作用下，宗教运动对物质文化发展施加影响的方式与影响方向，以此来判断现代文化的历史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宗教力量的作用，在何种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他原因。

　　（书中第二部分证明）现在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即基于天职观念的理性行为；而这种理性行为源自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

　　“认可”或“合理”是否可以看作“社会共识”？观念上的“认可”是否只能通过个体行为进行衡量？

　　进而，新的社会秩序是否获得了“合理化”或“道德化”即可实现？

　　进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是基于社会化“共识”演变？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六)：我们来看看早期的资本积累

　　简短地来说，作者强调新教伦理的作用，它鼓励人们合法赚钱，但是又不能过着荒淫的生活，因为这与新教有悖。鼓励赚钱又不花钱这在最后就形成了早期的资本积累，也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经济。

　　这是我浅显的理解，我说的比较俗，作者用晦涩难懂的文字促进了他的论文整理后也就是这本书。

　　意识形态啊意识形态，在我们所了解的资本积累是以对外侵略和掠夺得来的，而韦伯强调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是新教伦理的作用。

　　昨天看《绯闻女孩》，S过着物质丰富的生活，放着好好的布朗大学不去上，说要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果然只有丰衣足食的人才莫名其妙地忧伤。搞半天自己的价值也没有寻找，就顾着破坏人家家庭、与nate分分合合，一群biches在那莫名其妙又莫名其妙。我心里碎碎念，还我泱泱大国的金银财宝。

　　哎扯远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七)：【笔记】节制有度、自力更生，厌恶劳动是不得恩典的症候

　　7p 获利的欲求是天然的，存在于所有时期、所有国家和所有人。资本主义与这种对利润永无止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也有悖于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资本主义是抑制和缓解了贪婪。

　　11p 资本主义企业的特征： ①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与政治和非理性的投机获利挂钩； ②生意与家庭分离； ③理性的簿记方式。

　　12p 作为所有理性行为的基础，精确的核算只能建立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之上。

　　15p 现代理性的资本主义需要的不仅仅是生产的技术手段，同时还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体系和依照规章制度办事的行政机关。倘若没有这些结构部分，冒险和投机的商业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政治资本主义都有可能出现，而由个人创办的拥有固定资产和确切预期的理性企业则不可能兴起。

　　33p 新教(商业)倾向于吃得饱，为了荣誉和财富去冒险与刺激；天主教(人文)倾向于睡得好，为了安稳和恬淡宁愿收入较少。

　　37p 全力以赴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的觉醒，归功于新教教义，而非听随惯常的趋势，将其与生活享乐相联系，也不要在任何意义上将其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

　　42p 历史概念并不是要通过抽象的一般性公式来把握历史的现实，而是要依据具体发生着各组关系进行把握，而这些关系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独特特性和个体特质。

　　45p 本杰明·富兰克林：时间和信誉就是金钱，精明的掌钱人是他人钱包的主宰者。

　　48p 资本主义的至善是超验的，非理性的，系赚钱与严格避免任何本能的享乐的结合，经济利益不再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了。

　　52p 资本主义不能使用那些奉行无纪律性的自由抉择主义的劳动者，在生意往来中完全不讲道德的商人一样。

　　112p 当信徒感知自己是盛放圣灵的花瓶时(路德)，他的宗教生活会趋向于神秘主义和感性主义；而当他感知自己是执行神意的工具时(加尔文)，则会趋向于禁欲主义。

　　115p 在现世进行的理性化改造，祛除凭借巫魅获得救赎的方法，在这些方面天主教徒做的远远没有清教徒和犹太教徒好。

　　118p 世俗活动能够驱散关于宗教的疑惧，并给予人们蒙恩的可能性—获得自信。

　　124p 一贯自律，消除随意而冲动的享乐，接受无情的命运，丝毫不允许有任何懈怠，使生活神圣化的过程，可以呈现出商业企业的特征。

　　125p 将具有绝对正当标准的信仰、无条件的决定论以及完全先验性的上帝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就其本身的意义来说就是一种伟大天赋的创造。

　　134p 约翰·卫斯理：一个人虽然无法知道自己的蒙恩状态，但是其他人可以从他的行为中得到答案。

　　151p 仅凭管控是不能培养出商业精神的，而且当它带有专制的威权性质时，在很大程度上还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

　　152p 获得恩典的途径，既不是神秘的圣礼、也不是忏悔的慰籍、更不是个人的善行，而是要对个人的全部生活进行理性的规划—这并非“不堪承担的义务”，而是每一个可以获得救赎的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

　　152p 禁欲主义新教的天职观念带来的结果，是将在现世中为了永世而进行的行为和生活理性化。即区别于自然生活的圣徒，不再是那种远离世事的隐修团体，而是身处世俗世界和它的各种制度之中。

　　153p 现在基督教禁欲主义砰地关上了身后修道院的大门，大步迈入了生活的集市，开始着手将自己的秩序渗透进日常生活中去，并使之成为现世中的一种生活，然而这种生活既不属于现世，也不为现世而存在。

　　159p 拥有财富之所以招致非议，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有使人携带的危险。虚度光阴是万恶之首，唯有“恪尽职守”方能抵御诱惑堕落和安逸享乐。

　　163p 履行天职的人生是一种禁欲主义美德的操练，一种因虔诚之心而蒙受天恩的证明，而这种虔诚体现在他履行天职的“谨慎”与“条理”中。上帝召唤的并非是劳动本身，而是在履行天职时的理性劳动。

　　164p 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和罪孽如此。

　　167p 犹太人秉持的是政治和投机导向的风险资本主义—朴素人生观；清教徒则是对资本和劳动进行理性的组织—规范化和律法化。

　　169p 锻炼若是为了恢复体能的理性目标，那么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倘若成为任意释放无节制冲动的途径，那么就应该受到怀疑；而体育一旦变成了纯粹享乐的工具，或是变成唤醒人们骄傲自大、粗野本性抑或非理性的赌博本性的手段时，就绝对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

　　174p 当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解禁相结合，资本流向生产性投资便成为了可能。

　　177p 致富=获取能获取的一切+节省能节省的一切。只要注意保持言行举止的正确得体，道德行为的无可挑剔，以及使用财富不会引起异议，那么资产阶级就可以竭尽全力去追求经济利益，并且将其视作是一种责任的履行。

　　184p 一旦天职的履行不能直接与最崇高的精神与文化价值相联系，或者从另一方面讲，当它不再需要被感知，而仅仅变成一种经济强制力时，那么在一般情况下，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去费力为其辩护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八)：【经典研读计划】第一期：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阅读笔记：

　　书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马克斯•韦伯

　　译者：马奇炎、陈婧

　　页数：185

　　日期：16.08.03～

　　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作者小传：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并称“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

　　韦伯先后任教于柏林洪堡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学府，教授社会学。曾代表德国参加凡尔赛会议，并参与起草了《魏玛共和国宪法》。

　　韦伯一生著述研究颇丰，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等，其思想深刻影响了西方的学术界。

　　作者引言：

　　页码：p3~p21

　　韦伯首先发问：“到底是那些环境因素的联合效应，使得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普适意义和普适价值观的文化现象存在于一系列的发展进程中？”（p3）接着韦伯从科学、神学、物理学、历史、艺术、建筑、政治等方面展开了比较，并提出在这些方面只有西方发展到了相当理性化的程度。接着他指出：“这种情形同样适用于在现代社会中最具决定性力量的资本主义（p7）”，在这里，韦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重新的阐释，他指出：“对获利的追求、对金钱和利润最大化的追逐，他们本身和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p7）”并且资本主义对这个非理性的欲求反而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力量”。同时，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定义为：“一种期望依靠形式上的和平交易来获取利益的行为。（p8）”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有一种“获利的理性”，即它要通过资本核算来调整自身的行为。但在经济行为中进行资本核算的企业早就广泛存在于西方之外的其他世界了，然而却只有西方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并“出现了在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类型、形式和发展方向。（p10）”对此，韦伯提出，现代西方还另外发展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态：“那就是对（形式上）自由劳动进行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p11）”而且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具备的三个特征：

　　①理性的工业组织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与政治和非理性的投机获利挂钩；

　　②生意与家庭分离；

　　③理性的簿记方式。

　　而这三个特征恰恰是西方社会所独自具备的。所以，除了现代西方之外，是不存在“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同样的，在其他地方没有常规化的行为准则用以约束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形式。所以不存在“无产者”。因而，“在除了西方之外的其他地方不可能出现如西方那样的社会主义问题。(p13)”所以，世界文化史的核心问题应该是“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与之相伴的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形式是如何起源的（p14）”接着，韦伯论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与科学的关系，指出一方面，技术因素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特征。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在它们实际的经济运用中又从资本主义利益中得到了重要的刺激（p14）”而这种刺激来源于西方社会结构的独特性。且主要来自于其中的两个部分：①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②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而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于理性的技术和法律。同时它又受采取实用理性行为方式的人的能力和性格的影响，当这些理性行为方式受到精神障碍阻挠时，理性经济行为的发展同样会遭遇到内部阻力。所以宗教的伦理观念对人们的行为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的就是禁欲主义新教的伦理观念与现代经济生活的精神的关系问题。

　　在引言的最后，韦伯谦虚了一番，说自己不是精通各个领域的专家，难免会有错误，但仍然要研究一番云云。

　　第一章

　　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页码：p27～p38

　　在本章开头，韦伯首先谈到了一种现象：“大部分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以及那些现代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接受过高级技术和商业培训的职员，基本上都是新教教徒（p27）”，韦伯认为，新教教徒能够更多地参与到资本商业活动中，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要想参与到上述的经济活动中，参与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①具有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②受过高成本的良好教育。’而十六世纪时大部分经济富饶的地方都信仰新教，这为新教教徒争取经济地位的努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里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不约而同地支持教会革命？

　　韦伯指出：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以一种新型的控制形式取代旧有的形式……一种控制范围渗透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所有领域的一切行为的控制形式。（p28）”以加尔文宗教规为例，这一“如今看来简直是一种对于个人来说绝对无法忍受的教会控制形式，”却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资产阶级的那里得到了支持，并且在捍卫这种“清教主义专制”的过程中发展出了Carlyle所谓的“英雄主义。”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韦伯又对天主教与新教进行了对比，他指出，虽然新教教徒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广泛地参与到所有权和商业管理中的现象可以通过继承了更多的物质财富来解释。但还有一些其他的现象无法这样解释：在教育上，天主教教徒毕业于培养技术、工商和商务人才学院的人数要远远落后于新教教徒；而且天主教教徒更倾向于接受人文主义的训练。韦伯认为，这一现象不能用上述原因解释，恰恰相反，这正是天主教教徒之所以很少参与资本主义企业活动中来的原因所在。

　　随后，韦伯又分析了另一个例子：“在工厂里雇佣的技术工人大部分来自于青年的手工业者，这些技术工人大部分中更多的是新教教徒而非天主教教徒……天主教教徒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留守本行业的倾向，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成为本行业的师傅，然而新教教徒则大部分被吸引到工厂里成为高级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p30）”他指出：“受环境因素影响所养成的智力和精神特质，决定了他们对职业的选择，随即也注定了他们的职业生涯（p30）”

　　韦伯注意到：“从属于统治阶级的少数民族群体和宗教少数派群体……被排挤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职位（时）……（会）以一种不寻常的力量投身于经济活动领域。（p31）”这体现在新教教徒身上：“不论他们是身处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论他们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他们都体现出了一种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趋势。（p32）”但是对于天主教教徒：“他们却都没有……实现过特别显著的经济发展。（p31）”对此，韦伯指出：“对于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的这种差异，应该着重研究他们各自的宗教信仰中固定的内在特质，而不是仅仅观察他们暂时的外在的历史政治环境，从而得出一个最重要的解释（p32）”

　　接着，韦伯批驳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将两种宗教（天主教和新教）进行了笼统的区分：“天主教教义更为重视美好的理想世界，及其最高理想中的禁欲主义特征（p32）”。典型代表是Offenbacher：“新教教徒更倾向于吃得饱，而天主教教徒则青睐于睡得好（p33）”。

　　对此，韦伯反驳道，这种观点在当前是准确但不全面的，而在过去，则是完全错误的。他举出三个例子：①“英国、荷兰和美国的清教徒的形象与享乐生活恰恰相反；”②“法国加尔文宗教从过去到今天至少都和北日耳曼的天主教教徒一样超凡脱俗。”③“大量虔信派的精神形式都源自商业圈。”

　　接着，韦伯写道：“当一种卓越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一种贯穿和支配所有生活的最为强烈的宗教虔诚结合在一起，并体现在同一批人或者同一个群体身上的时候，这种解释就显得没有说服力了（p35）”。

　　随后，韦伯提到：“不是所有的新教教派都对这一发展方向有着同样重要的影响……加尔文宗……是各个宗教教派中最强大的……相较于其他信仰看起来也更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p36）。”

　　通过以上例子，韦伯最后说明了一个观点：“全力以赴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者其他不管怎么称呼的精神，这些精神的觉醒都倾向归功于新教教义，而坚决不应该听随一种惯常的趋势，将其与生活享乐相联系，也不要在任何意义上将其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p37）”。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页码：p41～p71

　　韦伯在开篇中提出，只有将“资本主义精神”运用到“历史的个体”中，才具有可以理解的意义。因此，他指出：“这样一种历史的概念（资本主义精神？）……特指对自身独特个性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概念……不能依据‘属+种差’的公式进行定义，而是必须把那些个体部分从历史现实中剥离出来组成一个整体，进而整合为一个概念（p41～p42）。”韦伯同时指出：“这种观点不可能是经过分析得出的唯一观点……如果从其他的立场出发进行研究的话，同样会获得一些非常重要的特性（p42）”，因而“读者没有必要仅仅依据我们所解释的资本主义精神那样去理解它……这一情况是由历史概念的性质决定的，根据研究历史概念的方法论目标，历史概念并不是要通过抽象的一般性公式来把握历史的现实，而是要依据具体发生着的各组关系进行把握，而这些关系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独特特性和个体特质。（p42）”

　　所以，在接下来，韦伯谈到：“对于我们正试图分析并做出历史性解释的对象而言，如果想尝试对它进行限定的话，那一定不能是一种概念定义的形式，在最初它至少应该是对这里所指的资本主义精神做一个临时性的描述（p42）”，随后，韦伯引用了美国政治家暨学者Benjamin Franklin的一篇文字【原文不赘】，尽管这段话在奥地利作家Ferdinand kurnberger的著作 《Picture of American Culture》中被讽刺成美国佬的对信仰的自白，但韦伯却认为：“这份资料包含了我们所找寻的接近于纯粹经典的资本主义精神…尽管我们并没有奢望一切可以被理解的资本主义精神都包含在这些话里，它……更是指一种精神气质，这种气质正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p42～p46）”，为了进行比较，韦伯接下来举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子（15-16世纪德国富商Jacob Fugger），韦伯谈到：“Fugger的言论是一种商业勇气和不带道德色彩的个人倾向的表达，而Franklin的言论则是带有伦理色彩的行为谏言（p47）。”而他要谈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概念。同时，韦伯指出，他在研究的仅仅是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而非在中国、印度和巴比伦以及古罗马、古希腊和中世纪存在的资本主义，因为它们都缺少这种精神气质。

　　接着，韦伯批评了一种功利主义的观点，即：“那些美德……只是当它们对人有用的时候才被视为美德（p47）”指出：“除了粉饰纯粹的利己主义动机之外，更存在着一些其他的东西（p48）”

　　韦伯点出：“这种伦理中的“至善”，就是赚取更多的钱与严格避免任何本能的生活享受的结合，因而它完全没有任何幸福的调味剂可言……纯粹为了赚钱而赚钱，从个人幸福和功利的视角来看，它完全是超验的，也绝对是非理性的……然而他它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p48）”，韦伯在这里引用Franklin所笃信的一句话：“你见过对于事业兢兢业业的人么？他必站在国王的面前（《圣经•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九节）。”隐喻地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从别人身上赚钱？”他指出：“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只要是合法赚钱，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遵守天职美德的结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这种职责观念是一种义务，“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为典型的特质，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所在（p49）。”

　　随后，韦伯谈到要认识这种观念，就必须从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一个时代去找寻它的源头。同时，韦伯认为不能要求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个人自觉地接受这些伦理准则。但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对于每个人来说，他都生活在一个生存于其中而不能改变的其规则的秩序当中。只要他介入到市场关系的系统中来，就要被迫的遵守资本主义的行为准则，否则，便要被淘汰出来。（p49～p50）因此，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了经济生活，并通过经济领域的适者生存原则， 教育和挑选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但用选择的概念进行历史解释，是有局限性的。韦伯认为：“如果一种与资本主义各种特性完美契合的生活方式最终被选择，也就是说它开始主导其他生活方式了，那么这一生活方式绝不能起源于某些孤立的个体，而应该起源于一种所有人群共同的生活方式（p50）”接着，韦伯举出马萨诸塞州的例子反驳了朴素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韦伯认为，这种观点的起源和历史，要比上层建筑的理论家们所设想的复杂很多，富兰克林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为大家都能接受的。比如，那些还未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环境的社会群体，他们还是排斥这种心理状态。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获利的本性在哪些时代不为人所知或者尚未被开发”也并非如现代浪漫主义作家习惯相信的“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特定范围之外的人比在这一范围之内的人，对金钱的贪婪相对更弱一些（p51）”而是因为“在哪些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上仍然是很落后的地方，都存在一种为了赚钱谋取私利而完全不择手段的特性（p51～p52）”这些地方的劳动者缺乏自觉性，甚至成为了他们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韦伯指出，在这些国家的劳动者奉行无纪律性的自由抉择主义，并且投机的商人采取一种投机的资本主义牟利行为，“普遍地对一切道德限制采取蔑视的态度，在牟利的过程中完全和有意识的冷酷无情与最为严格地恪守传统常常是紧密相连的（p52～p53）”。但当传统崩溃，自由经济企业得到扩展的时候，这种行为并没有在伦理上得到认可与鼓励。在这里，韦伯对“前资本主义”进行了定义：长期运转的企业对于资本的理性使用，以及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支配力量的状态。

　　接着，韦伯指出，在资本主义精神要求获得伦理认可的生活准则时，它遇到的最强大的阻力是传统主义，即对新环境的态度和反应。随后，韦伯从劳动者入手列举出计件工资制度的例子和雇佣女工的例子。指出传统主义依旧根深蒂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九)：只看懂了引言，其它的没看懂

　　这本书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样，都没看懂，原因是缺少背景知识。这本书里面的宗教的各派的教义是什么？前后有什么不同？我都不了解。《人间词话》也一样，王国维评论了很多诗词，很多我都没有看过，书中又未附带原诗原词，王国维称呼作者又是称字或号，这点我都不是很熟悉，所以看了几页，实在看不下去了。下面的这个感想是刚刚看了引言部分后写的。

　　之所以要读这本书，是因为：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总是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骄傲。很多世界级的创新都是由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发明的，如四大发明。但是我们是一个几千年的集权的帝制国家，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帝王。这就造成了两个明显的后果：1)所有的聪明人都是为了取悦帝王，而且没人醉心于创造与科技；即使在今天，状况也没有改观，各种伟大的献礼工程、高科技的进步，都是为了证明执政党的开明，制度的优越性。2）即使有了创造与科技，除了孤芳自赏外，也是以政治为衡量标准，而不是造福人民百姓，或是市场中获利，从而创造者也获利。今天，这种思想从我们的产品设计中可以看到。比如食品，经典的月饼，如果没有政府限制，“天价月饼”将层出不穷，价格越来越高，而且都是宣传媚上的“帝王般的享受”；而国外的品牌，他们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普通大众的需求，他们喜欢制造2元钱一听的可乐以及2元一根的巧克力棒。可笑的是，即使是“帝王级”的月饼，你仍然会担心它的质量；而2元的西方产品，你至少不会担心会有什么人为故意添加的东西。所有的成份都写在上面呢，还有开放的生产过程和随时备查的质检报告。

　　所以，在近代以前，远比中国愚昧的中世纪的欧洲，是什么样的思想令落后的分散的各个国家逐步统一，从而设计了有效的制度，使得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地理的大发现，经济的腾飞呢？从而一举超过古老优越的中央帝国。

　　另外，时至今日，一些先富起来的香港富豪远离生他养他令他富裕的祖国，而放心地把上千亿的资产搬到西方呢？行为来源于理性的思想，来源于认同和坚守，来源于社会的共识。想想看，真没有富人敢住在一个以“打土豪，分田地”而起家的团体之中；而且在并不久远的过去，不仅是土豪，就连富农、中农，甚至家里有一口自己的铁锅都要剥夺等事件仍记忆犹新。现阶段，人们的共识、社会的共识，就是道德准则和规则，把其中的一部分写成条文，就是法律。而如今，社会的共识犹如沙滩上的螃蟹，各执一辞，"五毛党"“键盘侠”横行。所以，深入个人思想和统一的法制精神无从谈起。加上，掌握权力的人有意无意地把法律当成一个打击异已的工具，更使得法律面目全非，没了严肃、纯净、权威的本色。

　　所有的这些历史的问题和现实的困境，是我看这本书的动机和原因， 我也希望在这本书中，我能找到部分答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十)：短评

　　韦伯在此书中率先探寻了宗教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因果关联，提出了一些新颖独特而又富有解释力的观点，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很有意思的角度和方法，使这本仅有数万字的小册子，成为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著作，也和那些巨著一样成为韦伯的代表作，以至于在高中历史题目中都时常遇到。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并不等同于唯利是图，追逐利益在哪个时期和哪个地域都存在，但资本主义是通过有组织地安排劳动与经营、合理安排收支与再投资等实现利益，而不是依靠强制和暴力手段。不过，韦伯没有把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而是着重探讨其背后的精神文化因素。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发展背后是有着一种精神气质作为动力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和“天职”的观念密切相关，即通过理性安排和努力劳动，增加自己的财富，是一种应该尽到的职责。此后，在比较过去天主教与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各种新教的不同伦理观后，韦伯提出，新教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只是为了宗教目的，绝不会自觉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但新教教义中对天职、对财富、对时间利用、对职业活动等方面的观点，却与资本主义精神“不谋而合”，恰恰为资本主义活动提供了宗教合法性，进而演变成一种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