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十周年特辑读后感100字
《单读·十周年特辑》是一本由吴琦 主编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9，页数：2019-1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世界的门外，第一次了解狄金森，一个有趣的女诗人，“道出所有的真相，但斜斜地说”。 时间的移民，感觉挺不错，尤其是许知远和西川的对话。
●国内基本没几个Mook可看了，但是有单读就还有点期待和幸福可言，虽然老觉得水准起起伏伏，但十周年真的如其所愿做到了宽度
●太喜欢里面的摄影部分了，女性和故乡总是唤起人们的遐想和回忆。
●可能看得比较匆忙，不觉得这十周年特刊有特别出彩的地方。几篇小说也比较平。也因为自身知识面的局限性，一些文章读不懂。总之没有发现特别“值得”的地方。
●《现代都市里的算命人》、《布罗茨基在纽约》、《与衰落共存》、《黄莹莹：谈论性的快乐，是抑制性暴力的重要途径》。初中二年级起就成为了《单读》的读者，看到结尾处那篇《单读》想要成为一个动词，还是蛮触动的（感慨时间过得真快！
●装帧好看，本来要拿其他书 忍不住就拿起来看看。草草翻阅 未看全
●看到还有人这么认真的写字和出书，就觉得这个世界还不至于坏到哪去。那些被时间收藏下来的文字，值得我们去看，去回首，以及展望。
●十周年的内容选得很无畏，有公开讨论性的，有关性的田野调查；还有采访精神分析法的大师的。
《单读·十周年特辑》读后感(一)：许知远搭建的精神空间
大概是大学时候舍友曾经拿着一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在我眼前晃过，我瞅了几眼。
但我只是瞧了一眼，并没有去了解他们描述的世界。
真正开始了解许知远，是他的节目《十三邀》里采访俞飞鸿引起的铺天盖地的争议，把他描述成油腻的知识分子老男人。
后来慢慢看了他许多期《十三邀》，发现许知远穿着夹脚拖、牛仔裤，晃晃悠悠的，但是往往能提出很多严肃的、有智识的、引人思考的话题，让我发现思考挺有趣的，咋我以前都不会思考呢？以前的我可能都被情绪绑架，喜欢抒情的东西。
本身对出版和记者这个行业比较好奇的我，又翻来他的《新闻业的怀乡病》读完，发现我自己虽然在媒体行业待过，但是完全不专业， 没有入道啊，眼界太窄，没有见过顶级的媒体人在做什么。
还参加了他的新书发布会，关注了单读公众号，最后发现他创办的《单读》杂志，竟然已经十年了，正好在卖这本《单读·十周年特辑》，就买了，权当纪念。
记得多年前作家出的杂志满多的，像当初韩寒做的《独唱团》，独唱成了绝唱，只出过一期，但是我收藏了！
还有安妮宝贝的《大方》、张悦然的《鲤》，目前都销声匿迹了吧？《单读》却活了10年了，很不容易。
我比较喜欢《单读》的话题和访谈，书评偶尔看看，小说不爱看，总觉得琐碎。大概是因为话题和访谈更接近我们的时代和生活，更能激起思考和探索的乐趣。
喜欢主编吴琦的一些文章，低调踏实却带来很多的共鸣。
许知远所称的“产品线”：也就是书店、公众号、杂志等，共同撑起了一个线下和线上的立体体系，让精神生长有了空间。
《单读·十周年特辑》读后感(二)：追求宽阔和辽远
花了很久，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十周年特辑。单读有我喜欢的特质。作为一本文化杂志，它没有文艺腔，是真真正正去探索、去挖掘的。像是一个博学睿智的青年，冷静、有活力、有传承、有立场，但也有温度、有关怀。说句题外话，我也很喜欢它现在的开本、纸质和封面设计。
许知远谈论《单读》的时候说：“我不喜欢太文艺，我喜欢宽阔的东西，对世界具有广泛的好奇心，对更广泛的事物拥有理解和发言的愿望。文艺的背后其实是很匮乏的，它是一种单一的姿态，我不喜欢那种东西。”深有共鸣，我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所以更加向往宽阔和广泛的东西。
《单读》这样的杂志想要对抗的，是互联网环境下，碎片化的叙事对于人的专注力和沉思能力的摧毁。或许这个议题已经老生常谈，但我慢慢觉得这个议题太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了。先不谈互联网资讯或者便捷社交对于人的注意力的转移，我慢慢发现，网络流行词的出现、传播可能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我使用文字的能力，表达变得单薄。人的思维也会就此改变。赞成和反对的二元对立，我们看得太多了，真正的思考被挡在了门外。
《单读》的编辑、作者们对于事业充满热情，总是会被感动。
《单读》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在“话题”栏目中，既介绍了精神分析师在当代中国的工作，又刊录了梁鸿《出梁庄记》里都市里的“算命人”。前者对我来说，更多的是猎奇，后者带来了亲切感和敬佩感。
算命人贤义只是城市里的流浪者和农民工，他自己去学习《易经》、佛法和他能接触到的一切传统文化，给人算命度日。或许他对他所学的东西有一些本质的误解，但这没有妨碍他“得到清明的智慧和对人生、人世的超然理解”。贤义身上没有被生存俘获、压迫的麻木，而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多了一重高远的光亮和空间。
这样的故事太动人了，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丰富而富有希望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从阅读中想要寻找的，就是这一重高远的光亮和空间。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撰稿人郭玉洁的故事。她在《单读》第三辑的选题会上，提出想要做一组和“性/别”有关的文章。许知远认为不重要，表示反对。她流泪了，因为她感到“男性知识分子对于女性问题的漠视，不仅来自长久的经验，而且有知识、话语的装扮，非常强大”。
后来曾有男性反问她哭有什么用，谈起这件事，她说：“我感受到他的轻蔑，一丝愤怒往上升。没有压抑这丝愤怒…… 我常常流泪，也常常愤怒，我珍视这些动情的片刻，那不仅是私人情感而已，更联系着我们的理想，我们关切的人和世界。我称之为“真情政治”。”
性/别主题最终成功做出来了。十周年特辑里面也涉及了“性/别”的话题。是一组与社会学家黄盈盈的对谈。带来了这个话题的社会学视角。她研究的对象是红灯区，提出了研究者应该保持反思、努力去除阶层性带来的限制。她很专业，具有反思精神，避免站队，进行理性、全面的思考，让我印象很深刻。
关于社会对于同性恋、性工作者或者单身女性的反对，在社会学家看来，含有大量“想象式”担忧，大家可能会做很多无限制推论，例如：如果所有女性都不生孩子，那人类是否就要面临毁灭了？这就叫“道德恐慌”。黄盈盈认为现在对于很多社会问题，大家容易在性的问题上找一个替罪羊。
《单读·十周年特辑》读后感(三)：黄盈盈：谈论性的快乐，是抑制性暴力的重要途径
豆瓣有很多女权倾向的话题，例如“身为女孩”，“MeToo”，时不时推送过来，点开看一会儿，犹如看了好几个版本的《82年的金智英》或者刘QD的丑闻报道。女性议题，在自由的舆论场景下，很容易变成一股愤怒的语言洪流，向男性拍过去，片甲不留。
在这股洪流中，我偶尔也会看到一些微小的声音，她们述说着自己虽为女性，却并未受到太多性别歧视的幸运。
如果不是读到这篇黄盈盈的访谈，我可能对女性议题的人士就停留在上面两种声音的认知了。
黄盈盈，1999年踏入“红灯区”，是中国最早的性研究学者之一，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位性研究领域的带头人。她的告诫“不要高估社会变迁和观念更新的速度”，和她本身在学术研究上达到的深度似乎非常非常遥远。
就"MeToo"运动本身来说，我们肯定它的积极作用，让遭受不公的女孩有权利发声，对图谋不轨的男性带来了不小的震慑。但是从学术角度，黄盈盈提到，这个运动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发声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心存质疑的。即使有不符合运动主张的声音出现，也会被主旋律强势淹没。这是运动本身的一个特质，参与其中的人，必须站队，必须明确表态。
有一批人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他们不见得能通过媒体的方法被重现出来，很多的社会会显示就这样被切割掉了。当我们认识越来越依赖于被报道出来的东西，我们的意识就会产生假象。很多时候，运动可能会照顾到某个人群，而不经意地压制了另一些人群站在这运动队伍之外的性社会研究者，往往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他们理性的声音，是不参与运动之中的。不参与，不代表我们无视他们，无视女权主义内部的复杂性和性本身的多样性。否则，这场代表着进步和平权的运动最终只会演变成另一种霸权的前奏。
概括来说，女权内部有两个主流的分野：性激进女权主义和反色情女权主义。这本是两个完全对立的观点。吊诡的是，在国内的我们年轻一辈这里，女性对性表现出性激进派的自主、开放的态度，到了反骚扰这件事，又变成了坚定地反色情主义。在这里，我停留了很久，包括努力分辨这两个流派的主张和发展。也对自己既有的观点做了深入反思。发现这种矛盾的态度还是源于对“反性骚扰”和“反性”这两个概念理解的似是而非。
当你把太多的东西都定义为性骚扰，到后来有人说看你一眼让你觉得不舒服了就是骚扰，并且企图以法律和国家制度的手段去接入政治，那它最后导向的效果很可能就是反性在思考性的问题的时候，相信很多人脑海里都会冒出来过两个疑问：一，在性暴力犯罪还没有妥善解决的情况下，是不是还不是时候谈论正面的性快乐；二，正面鼓励性，会不会误导更多女孩子从事性交易，这种误导会不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在访谈里，黄盈盈都有明确清晰的回答：
他带着一种嘲讽或故意说反话的意思说：人们似乎觉得面对贫困的阶层谈论的问题是不对的，贫穷的人有更重要的额事情要去操心，为什么要去关注性的问题……如果大家都能做到没有姓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快乐，那无所谓。但事实不是，哪怕zw也是一个人的性生活，性幻想也是一种性体验，当这些行为，跟我们主流文化塑造出来的规范或观念产生张力和冲突的时候，会让人在心里上有一种disorder。这种disorder不仅是个体层面的，也会表现在人际互动与性关系中。如果所有女孩都去做小姐了，那这个社会不就乱套了吗？再比如，同性恋都可以有权利，可以结婚、养孩子，那以后怎么办？包括女性单身这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单身，都不去生育，就对不起这个社会了似的，文明倒退了，人类就要毁灭了！会做无限制的推论。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性少数，而是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的……很多人有大量“想象式”担忧，这就叫“道德恐慌”，现在对于很多社会问题，大家容易在性的问题上找一个替罪羊。就像这篇访谈的标题所说《谈论性的快乐，是抑制性暴力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谈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如何发现了贫穷的秘密，也能同时谈论今年的双十一成交总额又创新高 。我们可以谈论如何通过区块链技术帮助非洲贫困国家完善小额信贷机制，也能谈论嫦娥四号成功登陆月球背面……野草尘埃，星辰大海。性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是一种需求，也是一种欲望。必然有它的两面性。
对于思考性的议题，它和我们思考生命中其他重大议题一样，需要摈弃偏见，正视差异，克服懒惰。
对于边缘人群，我们通常忽略的是他们的日常，而拿使他们成为边缘的某个点无限放大，比如说小姐人群，我们一听到就会想到他们卖性这一块，但不会想到她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女儿的生活；反过来说，我们对于所谓大众人群的边缘议题也不了解，我们只会关注这个女性是一个母亲或者女儿，可是她的性生活可能就没人关注……这是黄盈盈这些社会学家对自己的学术伦理要求，也可以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榜样。是的，观念规范的更新很慢，但是有这样一些严肃的学者，通过智识、思维和理念层面的介入，还是能多多少少带来一些改变吧。
《单读·十周年特辑》读后感(四)：在站不住的时候，被扶了一下腰
十周年这本上下两册768页，零零碎碎伴着疫情的消息，从除夕读到大年初四才读完。
跟朋友聊起来自我隔离期看的书，他问我托卡尔丘克看了没，我说没，顺着说起来在看《单读》，被调侃，“你没时间看托卡尔丘克但有时间看单读哈”
我清楚他的意思。我们对单读刊系有近似的看法。但对优先选择与否，给出的答案却完全不同。《单读》不是顶尖的，它不是非看不可的那种绝对正确类型的刊物，偶尔，有一些被刊登的文章，可能选题不错，但写作水平、风格等等维度却各有缺憾。
“但这个刊物有价值观，它关心的是类似的一群人对一些问题共同的困扰，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对朋友的回复。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有一条容易让人忽略：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单读并没有成熟到可以在文学领域举足轻重，但它十年了，我认真观看它的改变，自己也从一个少女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妇女，但我越来越喜欢它。看过张铁志《时代的噪音》的读者对噪音文明史或许有更明确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延展定义，我们可以说《单读》是时代的噪音，但同样可以形容这是时代的一种底色。
“我需要通过某个渠道阅读到我关心的问题之下那些不那么碎片的内容，这些作者像是和我一起在寻找世界未知的答案，它定期鼓舞我，让我清楚我不是一个人。”
这是无数个托卡尔丘克也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单读能解决一些，回到这辑两本中的《在世界的门外》，最后附的访谈里何平问吴琦，当《单读》介入当下中国文学的生产，你不想把它做成什么样子的出版物，你警惕怎么样的文学趣味？
吴琦的回答里有段话让人非常欣赏。
文学不能一方面微言大义，一方面又不痛不痒，总是给自己廓出一块特别安全、干净的场域，这是一种自我抵消，更是一种自我贬低。做文学、做文化的人，首先要承认自己在做一件重大的事，哪怕是一种内心的重大性，然后再把这种“重大”还原到具体的实践过程。这两点都不能偏废，否则这个行业便失去了张力。而如果不重新回到人，不去探寻未知，那么这个行业也就失去了乐趣。至少对我自己来讲是这样。作为大量吞食杂志刊物长大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我深知如今我们如何掩饰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用嬉皮笑脸、戏谑、哀叹，用逃避去填补自己与时代里确定无比的那些事情——比如消费主义下的奢侈品、房地产、综艺娱乐产业——中间的缝隙。身边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干的事情的“重大”，似乎只有自我消解，自我嘲讽，才能消化掉那些观念的痂。
文学越敢承认自己重大——不是重要是重大，越认真，越是指向自由和尊严。所以很难在读了历任主编：郭玉洁、肖海生、吴琦，以及它的创始人和见证者们的证言之后，会不喜欢这本刊物。这些人身上有笃定的信念感，当他们为单读选择编辑好内容并呈现出来，你身为一个同样想要相信世界上有人愿意在科技发展之外构建文明的人，读到它们，会觉得像是后腰被谁轻轻扶了一下。你本来有点腿软，如今决定重新站直。
说回这两本小书内容主体。《时间的移民》里【话题】板块下有5篇，《在世界的门外》【话题】板块下有4篇，另外《世界》这本里多两篇澳大利亚文学专栏。其他板块都一样，各一篇访谈，一辑影像，一篇小说，一篇随笔，一个诗歌专栏，一篇书评，一篇全球书情。
《时间的移民》里的5篇话题除了《绝望的山》隔靴搔痒之外，其他四篇都很有劲儿。
《谷歌把我们变蠢？》让我怀念过去的日子里第一财经周刊和彭博商业周刊认真比拼命题的劲头，李如一暂停更新播客之后获得新鲜的对消费主义和智能生活困扰的新观点越来越难了，这篇很浅但非常值得逐字逐句阅读，它流畅、信息拓展度丰富、提供了两个方向可供思考的观点和信息。
我最喜欢里面的一段应该是这个：
没有哪一种交流体系像今天的网络一样，在外面的生活里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或者说对我们的思想施加如此广泛的影响。然而，那些专事写作关于互联网的文章的作者，却很少思考它是怎样改变我们的。网络的智力伦理仍然缺席。《从“爱拼才会赢”到“诞生"——一个录音带世代的告白》作者是CNEX创始人张钊维，电影从业者。他从东南沿海的经商传统讲到妈祖文化再讲到罗大佑的歌，生猛又有趣，作为一个完全北方人，阅读这样的私人回忆录补充了我对东南亚文化很多疑惑点。
索马里写了一篇《躺椅上的精神分析师——拉康派在中国》，同辑中可以参照比较阅读的是《在世界的门外》里刘婧采访性社会学学者黄盈盈的访谈，《谈论性的快乐，是抑制性暴力的重要途经》。性社会学或者精神分析学，在这个使用的语言本身就一字万意以曲折婉转为主要表意手段的国度，大部分时候面对性的问题和心理问题共同的态度就是“不响”。至于不响之间的千万重歧义，除了文学者，是没人愿意深究的。现代化让全社会不得不共同面对这两个问题的时候，这两个问题本身在西方社会早已经经历翻天覆地的洗礼，在中国却还停留在起步和讨论的阶段。但譬如黄盈盈或者拉康派的引入者霍大同，了解他们本身的观念，能让人愿意相信这些曾经被视为不能启齿的问题，会逐渐浮出水面。
梁鸿写都市里的算命人，带着自己一贯的观察和悲悯，代入她的情绪去读这样的田野调查，确会留下更深的印象。
许知远和西川的对谈是整辑下来最让人过瘾的，每次看西川跟人聊天儿你都会反问自己很多问题，这个过程很快乐，像是参与到他们的对谈中去。
两本的影像，一个拍为现代化付出代价的乡村切片，一个用蓝晒法拍旧挂历画报上的女性；两个题材实际上都不新鲜，所以比的就是命题解读的程度和审美表达的力度。完全私人的感受是，前者更接近文学的表达方式，后者用了一些新鲜的手段带来好看的视觉感受，但表达方式和创作动机之间是别扭的，能从照片里读出艺术家本人的拧巴感。可能拧巴感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态度。
加上澳大利亚文学专栏里澳洲马华作家许莹玲创作的两个小短篇，两本拢共四篇小说，蒯乐昊的《黑水潭》和姜晓明的《冬喜》都挺长的，有意思的是姜晓明是出生于哈尔滨的杂志摄影师，他的《冬喜》写北大荒童年小事，惊喜很多，我以为这代人没人能写好北大荒了，但这个短篇显然很好，用一个孩子的视角串起来整个北大荒三代人。《黑水潭》有电影气质，看着让人想到北京的积水潭，不知道是不是大点儿的城市都有个这样的医院集中地中央公园，公园里还能泡老太太。老龄化时代，这个切入点挺生动的，作者文笔也贫，写出来好看。许莹玲dd额两篇一个写的蟑螂，另一个写了一座1200层的文明大厦，都是挺使劲儿的那种，透出训练有素的好看和阅读量不足和头上顶着卡夫卡无路可走的模仿感。看完了对蟑螂这种生物心生好感。
两篇随笔都有点累人，《罗马家族》的累人是意识流式的，看一半心想“完了这得是个高学历没生活的学霸写的吧”，往后一番还真是……晓宇是单读的老作者了，但这篇不是最好的一篇。另一篇是北青报记者张知依记念同为北青的思伽而作的悼文，思伽的去世令人心痛，作者的情感也真挚无疑，但过强的倾诉感和sentimental也暴露出身为文学文本难以更好的共情的问题。如果这篇放在其他譬如思伽追悼专题里，我非常愿意与作者坐在一起为这个优秀的编辑的逝去哭一会儿。
两位入选本辑的诗人是凌越和范晔。相对于凌越的过于熟练，我喜欢范晔诗里流露出的天真和干净，比如《赋得水饺部》里诗人观察三个不认识的女生坐一桌吃饺子，一会儿走一个，这场面感光是想就有趣，结尾也很妙。范晔作为重要的西语翻译员，写起诗却像古人穿越到了1998年。
两篇书评《私》写狄金森和她的破折号，《读朱西甯》写朱西甯但写得不如朱西甯，段落和段落之间断层感很重，“不隔”这个原则放书评界恐怕也挺重要，说朱西甯的特点说得很明白，更像是一篇中规中矩的论文。相较之下《私》就十分精彩，写艾米莉狄金森的人不要太多，但李炜在体裁和观察角度上都充满创造力，翻到书尾才知道作者是曹又方之子，该文竟是英文写成后译为中文的，但游刃有余的气度丝毫没受到影响。
最后说说《在世界的门外》的话题栏目下四篇。《布罗茨基在纽约》为读者再次展示一个傲娇孤独的布罗茨基，胡晴舫写本雅明的《一个都市人的童年》是这本四个话题下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篇，她从本雅明第一步正式使用第一人称的作品《柏林童年》开始聊“最后的欧洲人”本雅明，又金句频出：
如果二十一世纪的读者认为自己活在一个万象瞬变的年代，资讯爆炸，生活失控，那么十九世纪欧洲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也同样笼罩在某种挥之不去的轻微疯狂感之下。每晚上床前，旧世界便跟着瓦解；每早起床时，就得重新构建对新世界的认识。好的评论作者会让读者一边爱上正在被描述的这个写作对象，一边爱上文章的人，你看上几行就知道作者对时间维度和空间比例尺的掌握，她把本雅明成长的欧洲用一种准确又独一无二地风格写在你眼前，怎么可能不好看，顺便你也不可能不停下来去搜一下这个作者还写过什么别的，想一网打尽地读完。
许知远写《与衰落共存》是一段埃及见闻，也好看，带着许式特有的好奇心，顺便打开了我对埃及的近乎一无所知；赋格写《威尼斯行记》，开头非常好，有新鲜的质感，后半程急就章，像我现在写的读后感，急着掰自己对不同人写威尼斯不同的感受，又没有距离感，有时候观察还是得带着一些距离感。
单读每一次都会拿出几页挥霍，排特别的版式写一些择出来的金句，适合聚精会神的盯着看几秒再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我也非常粗暴，喜欢的就要在这页折一个角，想狗在自己喜欢的树下撒尿，是要宣示自己对这页的主权。
下面分享两本里分别折了角的各一句：
在这些地方，一切原本即将来临的事物，仿佛都已经成了过去。——瓦尔特·本雅明人类最大的缺陷就是懒惰和没有耐心。——弗兰茨·卡夫卡感谢疫情给了我这样平时懦弱不敢拒绝社交的真肥宅无法出门的借口，否则也不会无聊到把一个本意的140字短评延展成一篇小学生摘抄。
不过话说回来，白天和文初那位朋友的聊天最后落到教育，说到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和金克木的《孔乙己外传》，都跟自己与流落民间的士大夫型老师传奇的求学体验有关，这些有创造力的心灵，有这样奇异的教育故事，也要多亏了当时的“无聊”。放在现在，老师有心，孩子也不一定有空感受了，没有无聊的间隙去滋养想象力。毕竟app更好玩一点，AI编程更有用一点，只有项目是世界上唯一需要孵化的东西，鸟蛋和文学之心都不需要。
《单读·十周年特辑》读后感(五)：【澎湃专访】《单读》十周年：在宽阔的世界，做不狭隘的人
“做所谓创造性工作，特别想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我就是我世界里的国王。但当它要占据一个公共的位置，你就必须去打破自己的喜好。”
2019年，以“无腰封、反精装、内容深刻新奇”拥有一批忠实读者的《单读》迎来创刊十周岁。在年底的一次活动上，现任主编吴琦发出了上面那句感慨。
吴琦是前《ACROSS 穿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对于一个曾习惯于把工作与生活分开的人而言，进入公共生活绝对易事。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一开始也很抗拒把自己投入其中，可如果你想把它做好，或者做出某种意味，你就必须投入。每一份公共文化事业的最高要求都是交出你自己，就像作家写作——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生命个体经验，必须把自己交出来，写出来的东西才有力量。”
《单读》主编 吴琦在进入新世纪第二十个年头之际，《单读》也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左有技术浪潮的冲击，右有商业资本的裹挟，后有十年沉淀与总结，前有磨人又迷人的未来。
吴琦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不管是在文学还是哪个领域，做公共的事情，我们都会面对一样的困境。我们必须去考验自己，因为我们爱慕虚荣，因为我们愿意在聚光灯下，你才要做公共的事情。所以你对公共两个字，要有热忱，有敬畏。 ” 这是一个“纸上公共空间”，让批评成为一种共享资源
在成书之前，“单读”是从一家书店开始的。
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在颁奖现场2005年，北京一群记者在许知远的组织下创办了“单向街图书馆”，名字源自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以对二十世纪早期生活的观察写成的独特著作《单向街》。2006年3月5日，诗人西川在单向街做了第一场沙龙。随后，陈冠中、阎连科、莫言、严歌苓等人纷纷加入，这里举办各种讲座和小组讨论，迅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聚会之地。
四年后的2009年，这个热闹的空间孕育出了一本杂志，最初也叫《单向街》。活跃于书店各种活动的思想界、文学界人士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杂志最早的作者群，包括严歌苓、刘瑜、张承志、李银河、项飙等等。2014年，《单向街》从第六期开始改名《单读》。按吴琦的话说，《单读》其实也是一个在纸上开创公共空间的尝试。 2019年是《单读》书系创办的第十年。在这个特别的时间点，《单读》出版了《单读·十周年特辑（全二册）》。上册《时间的移民》试图追问：互联网与新技术是如何影响社会心理，大众文化如何慢慢吞噬社会，都市与乡村的关系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下册《在世界的门外》则聚焦“空间性”，勾画纽约、柏林、开罗、威尼斯等城市的文化图景，通过文学和历史的方式重游布罗茨基、本雅明、阿斯旺尼等人生活与工作过的地方，思考如何在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泛滥的今天，重新成为世界的陌生人，也重新发现自我。 此外，许知远、郭玉洁、肖海生、阿乙、索马里、吴琦……历任《单读》编辑和特约编辑首次在书中聚首，回忆他们的故事。已绝版的前五辑《单向街》中的经典文章，也将在十周年特辑中以“话题”专栏重现。 有趣的是，它不仅“怀旧”，也“更新”，同样发表了一批国内外新人的新作。这一点在《单读 20·新新新青年》已可见一斑：编辑部在互联网上持续了一年多的“新青年”和“公开信”计划，公开寻找新的文体与作者。 如果说十年来有什么是一以贯之的，或许就在于《单读》第一辑就出现的“记录、探索、批评”这六个字。 吴琦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一代知识分子会带着批判性眼光去看社会，并不是非要代表某种意识形态或者价值判断。我们固然要摆脱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批评方式，但与此同时，批评作为一种方法依然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特别缺乏批评的精神，大家总看到赞美，或者冷漠 。今天的批评应该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方法，应该成为一种共享资源。没有讨论的话，所有文化行业就失去根基。”
“十周年也让我们去想象《单读》的未来。”吴琦透露，之后《单读》会增加特刊，在开本、文图比例上都有所调整。“一方面我们对文本的选择还是传统的，内文中少有插图，希望给读者相对干净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我们也和最年轻的作者、编者、读者在一起，时不时有些花样与改变。《单读》是一个不断自我变法、学习升级的刊物。运动感与灵活性是它比较重要的特征，起码我希望那是它比较重要的特征。”
单读APP新媒体占据了更多时间，但一年的心血不会只剩代码
吴琦从2015年开始介入《单读》主编工作。一开始许知远和他开玩笑，说争取每本《单读》能卖到两万册。
“我到现在都不是一个特别在意销量的人。如果一开始把玩笑当真，那工作就没办法展开了，很多东西看不清楚了。”吴琦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对“销量”的概念，反而是在一次次具体业务中形成的。 “当你越来越专注这个事，专注主题做什么，专注稿子哪里找，专注封面怎么改……有一天，你突然就发现销量有了变化，你会感慨‘连锁反应’居然是真实存在的，大家共同创造的合力是能被越来越多读者看到的。”
说来《单读》现在的编辑团队是一支极其年轻的队伍，除了吴琦，都是“90后”。吴琦与另一位编辑直接负责刊物，其余三、四个同事负责新媒体。在刊物之外，他们还要做好网站、APP、音视频频道、微博微信推送，还有各种沙龙、展览活动甚至产品设计。
2020年第一本《单读》：《单读 23 · 破碎之家：法国文学特辑》前不久的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一落幕，吴琦他们马上又要投入《单读 23 · 破碎之家：法国文学特辑》的出版和《单读》2020全年订阅计划的推行。吴琦坦言，对于很多实验性的东西，谁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一直试错，一直去改。
“应该说，现在全媒体运营占据了我们更多的时间。”他举例，不仅更新频率要上去，每个“点进去”后的文字、视频、海报、链接也都是环环相扣的。“我个人是偏爱纸书的，感觉很多东西一旦上了新媒体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标题也不能一样。但对《单读》而言，全媒体运营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不断告诉大家刊物里还隐藏了哪些值得被发现的东西，我们也要更多的渠道为作者发声。” 与互联网“一键发布”不同，每本《单读》的诞生都充满不确定性。比如《单读 20：新新新青年》从定稿到下厂经历了八个多月的等待，吴琦在它出版之际甚至来了一句，“没想到能活着见证这一天”。
“一本小小的纸质刊物对我们很重要。至少编辑们不会觉得一年的心血都变成了代码，至少我们匆忙的新媒体工作后还有一个寄托。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单读》成为互联网世界里的念想之一。它一本一本地在出，给人一种稳定的信念感。”
如果为选题“吵架”，最后唯一的标准是“有没有感觉”
从第一辑开始，每本《单读》都有一个主题。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娱乐、消费主义、性别研究……这些隐藏在热点新闻背后的问题，《单读》参与其中，甚至于首先指出并公开讨论它们。
今天人们热议“商业竞争的本质是争夺注意力”。十年前《单向街》第一辑的第一篇就写道：“公司最不想做的就是鼓励人们从容阅读，或者缓慢、专注的思考。经济利益使得他们驱使我们分神。” 今天人们因韩国女星自杀、《82年生的金智英》、日本受性侵女记者伊藤诗织胜诉探讨亚洲女性生存困境。数年前《单向街》第一任主编郭玉洁曾含泪质问许知远——“属于一半人类的问题，你觉得不重要？”她力排众议，在2010出版了第一本以女性和性别研究为主题的《单向街003》，这期的书名为《复杂·性》。 现在的《单读》团队同样每周开选题会，会上有嬉笑打趣，也少不了面红耳赤。我们的黄金时代、人的困境、都市一无所有、到未来去……新的主题依然犀利又“抓人”。
在去年12月告别单向空间·爱琴海店时，吴琦说自己做《单读》、在单向空间有一个很意外的收获，就是学会如何与反对自己的人相处。他感慨道：“我们希望《单读》是一个公共平台，具有媒体的性质，是一个公共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每一个具体的人，他的性格、眼界、喜好都是特别具体的东西，没有办法把这些完全割舍掉。所以在与一个具体的个人做公共事件的时候，如何取舍与平衡，每一个具体的选择都会考验我们。”
2019年12月，《单读·十周年特辑》由中信出版集团·无界出版不少人好奇《单读》每期的主题最后都是怎么“拍板”的，吴琦说：“其实每期选题建立在日常讨论的基础上。一是《单读》积累了广阔的本土作者群体，他们有作家、学者、出版人、媒体人甚至自由职业者。我们会讨论他们近期在关心什么，他们在写什么，有没有共振或共鸣；二是我们经常关注海外文学动态，即海外语境下当代作者在写什么，和中国本土现实有没有共振的地方。”
不难发现，吴琦的讲述中反复出现了“共振”一词。 “我一直觉得，‘共振’是交流中最重要的事。我们回到读者的角度去阅读，从题目到行文，到底能不能感受到作者的意思，能不能和我具体的情感与日常的经历有关。这个共振从我们编辑与作者开始，然后连接到更多的读者，让《单读》本身有了‘人的味道’。” “所以如果我们争执起来了，最后唯一的标准就是：大家对这篇文章，对这个词，对这个人，究竟有没有感觉？”
《单读》是一个窗口，从它的十年之变看社会之变
十年来，《单读》（《单向街》）已经历了三任主编。有心的读者发现，原来这里是非虚构文本的天下，后来小说、诗歌等文本也越来越多。
“早期传统媒体发达，很多媒体人创作精力旺盛，所以非虚构报道、访谈与评论几乎占据了刊物的全部。”吴琦说，现在不少会写、能写的人已离开媒体。但文学圈新作不断，甚至于记者心里多少都有个文学梦，为接近文学而从事媒体的也确有人在。 “我们在寻找文章的时候，经常有人说‘我最近在写小说’。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趋势，我们要抓住新的潮流，把小说、诗歌也纳入《单读》，同时不丢掉非虚构文本这块。此外，许多热爱文艺的读者对影像也感兴趣，所以我们也做视觉艺术。”在吴琦看来，《单读》的内容之变不可避免地带有编辑偏好的缘故，但更多是由社会文学艺术媒体领域的变化带来的。 谈及变化，《单读》创刊主编、出品人许知远曾说：“我自身当然有很多局限，并且，那时候我更有姿态性，‘最愚蠢的一代’，多么具有姿态性啊！姿态性就是一定要表达立场。我很喜欢后来吴琦越来越没有那么强的姿态，到他这里，立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 对此，吴琦笑言：“其实立场与姿态的变化，也是由文化工作者社会位置的变化带来的。许知远在21世纪初期进入媒体，成为公共知识人。彼时媒体繁荣，知识分子的声音会引领社会议题，难免会有姿态性的宣言。他这番话其实就是描述那代知识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但到了今天，在互联网主导的场域，传统媒体人的位置渐渐往舞台两边走了，技术与商业领袖或许更能引领千家万户。如果这时我们文化工作者再去强调过去的姿态，会显得比较可笑，会变成 ‘没有观众的表演’。” 在吴琦的个人经历中，他也是看着、听着许知远那代知识人过来的。“那些姿态性的宣言，某些也内化在我的特质里，想到它们我还是会激动。但是到了具体实践中，我不能再照搬那样的方式。我需要把浮在表面的姿态放下来，放到生活中重新讲述。对读者来说，阅读经验与生活经验是没有门槛的，不存在姿态，但可以分享。” “至于我们的下一代，那些‘95后’，他们离经叛道，天马行空。对他们而言，姿态性的概念或许更没有意义了，他们不受到这种文化影响了。所以我说《单读》还是一个窗口，我们也从中在看社会的变化 。” 在《单读·十周年特辑》中，《时间的移民》与《在世界的门外》封面的“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已改为“在宽阔的世界，做一个不狭隘的人”。吴琦说，新的这句话既是对编辑说的，也是对读者说的。它是一种邀请，不是一种宣扬。
未来，这句话还会改变。按照吴琦的想法，世界在变，《单读》也一定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