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与邻居》经典读后感有感
《敌人与邻居》是一本由[英]伊恩·布莱克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页数：6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good
●现在的书都这么贵了？108？
●“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只撞向墙的鸡蛋之间，我将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这是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宣告世人的他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可是，当炮火蔓延到平民，所有方式都是墙和不正义的一方。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在叙事上的分歧远不只形容各自民族英雄时常用的字眼，对于双方在地中海东岸同一小片领土上长期未解决的斗争的性质，他们更是观点迥异。以色列人描述了经过几个世纪的反犹迫害后对自由和自决的追寻，以及从Diaspora中“回归”Zion的“流亡者们相聚在一起”，以期在故土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犹太国家，并在纳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之后最终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巴勒斯坦人形容自己是这片土地的原住居民，他们作为占多数的穆斯林，与占少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一起和平地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讲述地是一个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故事，这个故事始于奥斯曼帝国时代。这两种master-narrative与其说是相互竞争，不如说是截然相反，而且完全势不两立。如果过去没有共同的叙事，那么至少为未来写一篇吧
●欢庆犹太人被掳归回、圣经预言成就的时候，另一方的声音被淹没了。青铜时代的契约不能掩盖这个过程中的不义。伊恩·布莱克的公正，不是把双方的苦难放在天平上称，自己去论断谁是谁非，而是让两边的人，从高层到平民，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完全对立的叙事开始对话。 这本书梳理巴以纷争百年发展史的同时，注重两边个体的视角，很多细节让人动容。以色列建国的时候，许多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走的时候有的悉心保护自己的家具，有的盘子还在桌上，孩子的玩具散落在地上，以为战乱结束会像洪水退去，他们还能回到原来的家，但没想到再也不能回去。多年以后有人敲开老房子的门，发现新住户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背负苦难的新住户不能理解旧住户的苦难，旧主人只能离去。双方都有理据，都有苦难，都有不义，冲突的无解不仅在外交层面上，也在个体层面上。
●时间脉络很清晰，从头到尾讲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敌人与邻居”的来龙去脉
●出版速度很快啊，我記得英文版也是去年才出版，我今年才買的原版，還沒看中文版就要出了: (
●细致入微，两个民族百年冲突被略显冰冷而专注的记叙，这克制的视角过滤了一切杂质，精巧的切割一片时空，他国之存在只因它与两个民族有关;在这完整的世界一隅的记录里，报复与报复简单的循环却交织成复杂而难解的迷宫。但迷失的读者，就连理解巴以冲突的基础，两国的概念，都难以坚信将会存续。唯有缄默而悲悯的静候某个血与铁浸染的决断时刻，为绵延百年的千万愿景，划一个决然而毫无公道与正义可言的句点。
●巴以百年的纠葛，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话题 - 沉重到几乎所有的人，至少到目前为止，尚看不到解决巴以冲突的理想方案 - 定居点、耶路撒冷、边界、难民等核心问题，纠缠在双方民族、宗教的复杂历史背景下，同时还有双方内部各自不同的政治派别和主张，除了应对彼此之间的问题，还要面对各自内部的民族和宗教极端主义，再加上中东整体地缘政治的复杂多变……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让这个世纪难题几乎成为了无解方程。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曾经在国际新闻里隔三差五就听到的自杀式袭击、人体炸弹等血腥暴力事件越来越少，报复式袭击也越来越少。这也是在双方努力、妥协甚至合作之下取得的进步。 了解他们，会更理解我们自己。与他们相比，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我们，真心很幸福，也很幸运!
《敌人与邻居》读后感(一)：仇恨是因，是果
书中记录双方力量的消长，官员的变迁，思维的变化，暴力的攀升。使得整本书像是一本关于仇恨的账本。
关于仇恨为何瞬间激化的篇章较少，但能让人瞥见其中少许缘由。
很显然的，仇恨是民族、宗教对抗的衍生物和工具。这在奥斯曼帝国的末期就体现了，伊斯兰世界不会容许原住民回到“‘世界的’十字路口”。
原住民的名份是谁给的，土地是谁的应许？如果有，又在何时？
这份答案在双方的心目中是截然不同的。正因为如此，耶路撒冷才成为争夺的焦点。
以色列人的邻居也不仅仅是令人头疼的巴勒斯坦，而是整个阿拉伯世界。
《敌人与邻居》读后感(二)：巴勒斯坦：可怜亦可悲
犹太人认为这片土地是上帝赐予之地，也是他们曾经的故土，现在他们要集体回到故土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免受流离之苦。在面对有人民却“无主”的巴勒斯坦，他们有组织的移民到此，希望悄无声息的成为大多数。直到现居者忍无可忍，双方的暗斗变为1948年的战争。而犹太人利用绝对的优势绝对地将阿拉伯人驱离了家园，实现了他们以色列国的梦想。巴勒斯坦人忍受着被驱逐的屈辱以及物质上的困乏，但他们从原土地的主人沦落至此，除了对犹太人的仇恨，难道没有对自己的悔恨吗？巴勒斯坦内部长期的内斗、阿拉伯世界长期的内斗，正是以色列长期分化敌人、步步紧逼的得意手段。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人从未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过犹太人，甚至“巴勒斯坦人”意识、巴勒斯坦的民族意识都是在犹太人的压力下产生的。巴勒斯坦的遭遇，可怜又可悲。
本书按时间线叙事，内容翔实，却也欠缺总体上俯瞰的高度，没有把重要历史节点做一个重要分析，也没有对双方斗争的历史做一个区间划分，所以看书时感觉是游走在历史的街道，而不知城市整体的结构。
另。2020.2.1。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日在开罗出席阿盟外长会议时表示，巴方拒绝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中东和平新计划”，并将切段与以色列和美国的一切联系。
《敌人与邻居》读后感(三)：暴力的阴影近在咫尺，冲突的结束遥遥无期
能够明显感受到历史学出身的记者与文学类专业出身记者叙事风格的不同。
全书26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是时间段限，没有夺目的标题，而是平实地把那个时间段内发生的故事一一还原。巴以双方的学者、记者的信源均有使用，做到了公平公允。作为一个英国人，作者对于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作为也秉笔直书。在作者写到英国政府宣布将在6个月内离开巴勒斯坦地区，“没有人觉得它真的会这么做”，让人想起2016年的脱欧，没有人觉得它真的会这么做，但它就是发生了。
为了真实地还原真相，作者引用了大量新闻报道，然而这样做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头到尾的事实梳理恐有“史料堆砌”之嫌（历史系的学生其实都有这个毛病…我也…），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大量阿拉伯裔或犹太裔人名时常让人忘记自己读到哪里，迷失在千头万绪的线索里。但我想对于希望看到客观真相的读者来说，这些不便反倒可以激发人的求知欲，去自己梳理线索。
在巴以冲突的发生、发展和解决中，展现出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感，有人想从中攫取利益，有人想在自己任内留下政绩，有人想要尊严、自由、平等，有人想要的只是一个安全的家园…然而这片土地似乎没法承载这么多的诉求，所以暴力才会仍近在咫尺。如果这只是一个事关利益的问题，暂时妥协就变得容易得多，然而一旦涉及民族、土地，就变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一旦妥协就意味着否定那些流过的血、逝去的人。
对巴以冲突的认识存在刻板印象的人或许可以从书中看到一个新的维度，那就是从不同国家移民到以色列犹太人的政治立场存在差异，不知道这些差异至今是否还在发挥作用。
不出意外的话2020年特朗普还会连任，新中东和平方案会不会给巴以冲突带来一些变化仍然未知。不过从阿巴斯和内塔尼亚胡的态度来看，冲突的结束似乎依然遥遥无期。
《敌人与邻居》读后感(四)：敌人还是邻居？巴以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自1917年开始，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一百多年了。从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到1937年英国立场转变。从英国委任统治，到联合国分治方案，从以色列建国，到巴勒斯坦拒不承认，从五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联手绞杀以色列，到巴以双方长期对峙，从戴维营和谈，到《奥斯陆协议》，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经历了从邻居到敌人的转变，从和平共处，到矛盾不断累积，冲突不断升级，从时有发生的蓄意挑衅与报复、再挑衅与再报复，到走向战争，巴以双方的分歧一开始就难以调和，僵局一直无法打破，矛盾冲突始终无解，缓和的机会一再错失，达成两国方案的前景依然渺茫。究其实质，双方冲突的核心问题还是土地问题，两个民族都曾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这片土地现在究竟属于谁，犹太人是否有资格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国，巴以双方能否共享土地，相互间和平共处，这一直是双方矛盾的焦点和冲突的根本原因。此外是宗教与感情问题，两个民族都视耶路撒冷为宗教圣地，对土地的感情依赖，对圣地的信仰归属，使得冲突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英国学者、《卫报》记者伊恩·布莱克（Ian Black），依据解密档案、文献资料和现有学术成果，以36年置身于巴以冲突现场的亲身经历和采访所得，及重大历史事件见证者的身份，以公平、客观和中立的立场，按照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从有关各方的视角讲述了巴以冲突的历史根源，巴以冲突百年来纠缠不清的历史恩怨，两个族群之间相互警惕、彼此猜忌和保持距离的微妙关系，上层决策过程与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想法、感受、遭遇、对抗及命运纠葛，在民族感情驱使下蓄意挑起的事端、杀害平民事件及由此引起的报复。作者试图在纵览大局的前提下，重点揭示重大事件表面下隐藏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从双方的视角讲述双方的故事”，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读，对英雄与罪人、公正与不公的不同立场，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揭示两个民族既是邻居又是敌人的复杂关系。
1947年以来，针对巴以问题，联合国和美国等一直试图出面调停，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分治或和解方案，之所以一直无法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是阿拉伯人一直不承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二是无视既成事实、联合国分治方案和自身的能力。当犹太人按照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建国已成事实之后，阿拉伯人拒不承认，即使联合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共同打击以色列，不但没有打败以色列，以色列反而越来越强大。在“赎罪日战争”之后，面对一个统一的以色列，巴方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代表巴勒斯坦，巴解组织自称代表巴勒斯坦，但它既代表不了巴勒斯坦的全体阿拉伯人（充其量只能代表西岸地区，代表不了加沙地带），也代表不了巴勒斯坦的其他组织。巴勒斯坦人一盘散沙，法塔赫、阿巴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军、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等等，各种组织林立，各有自己的主张，他们之间既没有政策协调，又互不相让，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组织，能够代表全体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使得巴以之间一直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出于各自的利益，有时也对巴勒斯坦指手画脚。
巴以冲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7年英国公开发布的《贝尔福宣言》，往前可追溯到1897年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以及1896年西奥多·赫茨尔出版的《犹太国》小册子，其中宣称巴勒斯坦是“我们自古以来令人难忘的故乡”，由此激活了他们古老的梦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于是兴起。如果再往前，还可以追溯到犹太人在迦南建立犹太国，犹太人称之为以色列地。
历史上，巴勒斯坦曾是犹太人的家园，是犹太人的上帝“应许之地”。从摩西和约书亚带领犹太人来到迦南之后，犹太人就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生息。公元前10世纪创建犹太国后，历经王国兴替、附庸、侵略与反抗等沧桑变幻。公元130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征服后的以色列地改称叙利亚·巴勒斯坦那（Syria Palestina），这也是今天巴勒斯坦地名的由来。公元135年，在彻底镇压犹太人长达3年的起义之后，犹太人开始远离家乡，流散到世界各地。只有少量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和少量的基督徒继续留在巴勒斯坦，自此以后，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人世世代代的居所。在接下来的近2000年间，犹太人再也没有回到故乡。期间，他们在世界各地经常遭受宗教、经济甚至人格方面的歧视与迫害，处于永远低人一等的地位，但他们的宗教信仰、礼仪和梦想仍在。
1897年8月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鼓励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建立定居点，最终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最初只是小量的自发移民，人数较少，并没有引起当地阿拉伯人的注意，作为邻居，彼此能够和平共处。同时，阿拉伯邻居还能够受益于犹太人先进的农业技术。
1917年，英国政府发表了《贝尔福宣言》——“英王陛下的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同时应明确理解，不得损害巴勒斯坦原存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也不得损害其他国家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犹太复国运动进入新的局面。犹太人开始有组织的移民巴勒斯坦，扩张犹太定居点。随着犹太移民不断涌入巴勒斯坦，移民数量日渐增多，购买的土地和新建的定居点也越来越多，犹太人的人口比例也不断攀高，引起阿拉伯人的警惕、恐慌与反制。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阿拉伯人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加剧。阿拉伯人开始以暴力手段攻击犹太人的定居点或城镇居民，最初，犹太人加入英国警察，协助英国当局予以打击，后组成自己的武装，保卫定居点或展开反击。面对两个民族间无法抑制的冲突，互不相容的目标，无法克服的障碍，双方的敌意更加强烈也更加普遍，英国于1937年提出一个分界而治的方案，但遭到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的拒绝。
1939年5月，鉴于阿拉伯人有组织的暴力反抗日益加剧，英国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向，发表了新的白皮书，宣称“让巴勒斯坦成为犹太国家并不是其政策的一部分，让巴勒斯坦人成为犹太国家的臣民有违他们的意愿，也将违背英国政府在委任统治条款下对阿拉伯人的义务以及过去对阿拉伯人民的保证”。自此开始，根据阿拉伯人的要求，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开始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的权利，大幅削减并限制犹太移民的配额。英国委任统治当局与犹太人间的矛盾冲突日趋激烈，1941年末与1942年初发生的“斯特鲁玛”号爆炸沉船事件就是因迟迟拿不到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巴勒斯坦入境签证，导致满载约800名逃离纳粹的欧洲犹太人，在等待2个多月无果后，从伊斯坦布尔返回黑海时全部遇难。1946年，在一个被称为“黑色安息日”的日子里，英国在一次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中拘捕了2700名犹太人，其中包括犹太事务局的官员与很多哈加纳军官。三周后，伊尔贡炸毁了英国民事和军事管理局总部所在的耶路撒冷大卫饭店，导致91人死亡。双方的暴力行动至此达到了顶峰。
面对巴勒斯坦各方相互搏杀、暴力活动日益加剧的乱局，英国政府急于从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中抽身。1947年1月，英国宣布把巴勒斯坦的命运和犹太人的建国事宜交由联合国处理，并于1948年5月结束委任统治。1947年5月，新成立的联合国组建了一个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将巴勒斯坦划分为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耶路撒冷由联合国监管。消息一传出，犹太人欣喜若狂，阿拉伯人愤怒不已，并拒绝建国。此后的几个月，双方爆发了激战，犹太人用武力抢占了拟议中的犹太国领土，同时也占据了一部分分治计划外的地区。1948年5月14日，当英国人从海法港撤走时，犹太人宣布以色列建国。
以色列建国后，立即面临周围阿拉伯联盟诸国的全面围剿。历经5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彻底站稳了脚跟。尤其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色列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占领了加沙地带、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国土面积扩大了3倍多，同时控制了圣城耶路撒冷。此战彻底改变了以色列的国家命运。虽然此后又与埃及签订和平协议，归还了西奈半岛等地，但巴以之间人口与土地的占比极不合理，战争造成的难民，国家与土缘格局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战后数十年暴力冲突不断，挑衅与报复反复上演，戴维营和谈与《奥斯陆协议》一直也未能解决问题。对于以色列而言，除了要面对边境线外阿拉伯人的嫉恨，还要解决境内阿拉伯人的不满。对于巴勒斯坦而言，民生、经济每况愈下，内部派系争斗不断，巴解组织上层贪腐，与底层平民严重脱节，国际环境（包括帮助、支持和同情）也不容乐观。以色列2002年开始修建的隔离墙，令阿拉伯人的处境愈趋艰难。阿拉伯人已经错失了1937年英国提出的划界分治方案和1947年联合国做出的分治方案，之后的战争非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丢失的土地反而愈来愈多，处境也愈来愈差，达成和解、结束冲突遥遥无期。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敌人与邻居》读后感(五)：贝尔福宣言，既远且近
那一本《为你，耶路撒冷》里的犹太人何止是可歌可泣，简直就是感天动地，让阿拉伯人在1948年潦草的背井离乡，显得一文不值。可是，那一双合著此书的作者，即便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偏袒和亲犹，依旧无法忽略一个事实，那片所谓的“应许之地”，并非是无人区。也无怪乎有人对贝尔福宣言报以呵呵，没错了，一个国家庄严的对另一国家许以第三个国家的国土，然后用后二战时期的大国博弈，做作的回应圣经时代的记忆——当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以色列建国这件事的时候，住在耶路撒冷的老拉比确实痛心疾首，因为这本该是上帝给予犹太人的福泽，而非一群给他们带来无数灾难的异教徒。
于是，这本跨度百年的《敌人与邻居》就显得曲折而且丰盛，那些在耶路撒冷围困时期给旧的犹太人邻居送上一个番茄的阿拉伯老妇人，和第二次因提法达期间因为同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为他们印制传单的犹太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就好像激进到连犹太复国主义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伊尔贡，和让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头疼不已的哈马斯，也没有什么差别一样。没错了，这就是伊恩·布莱克走笔的神奇之处，如果在1917年贝尔福宣言面世的时候，你心里也忍不住出现了阿瑟·库斯勒式的“呵呵”，也必然会在萨达姆被“西岸人”视作英雄和救世主的时候冷漠一笑，如果当本古里安喊着“希伯来国万岁”时候，你也会觉得犹太人在沙漠里耕耘了何止是一两代人的定居点让人钦佩，也必然会因为从难民营里诞生以及成长的阿拉伯理想主义者表现出来克制，而五体投地——让人感慨的相似之处远非这些，所有半个世纪前的犹太人名字，都可以在半个世纪后的阿拉伯人或贝都因人里，看到类似的模样，甚至连犹太人遭遇过的“隔都”，也出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居住的“飞地”里头。
所以，在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到底是一种怎样微妙的关系呢？伊恩·布莱克在尾声里说，因为自己在那处四十余年的经历，促成了这本书的面世——想来也正是四十余年看着邻居与敌人的混乱认知，才会有这书里头无处不在的冷漠和回声，尤其是一代又一代倔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你看我，我看你，谁都想要把对方解决了，但是谁有没有办法真正下手把对方给解决了。
时间倒回到一百年前，贝尔福为什么会给罗斯柴尔德勋爵写那么一张字条，在布莱克的书里头没有详解。不过另一本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么成为协约国里头的傲慢姓氏的传记里有提过，在遥远的农耕时代，犹太人因为地位低贱（大约是犹大出卖了耶稣的关系）所以不配拥有耕地，于是只能从事借贷还有买卖这种不高尚的活。但是谁曾想到，当大航海时代来临以后，整个世界都变得嘈杂而且喧闹，乖乖种地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并不具备什么话语权，只能在棉花帝国的汹汹来袭之后，老老实实的做着纺织工人。而从几百年甚至千余年前就开始捣鼓借贷生意的犹太人，一不小心就开始掌握起了生产资料，于是拥有了让人难堪的话语权。1917年是一个微妙的年份，另一本讲述美国财阀的书里头有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用怎样轻慢的态度周旋在不同的国王之间，然后坐享渔利的。那时候，伦敦的金融城地位还没有被华尔街取而代之，但是想来形势也大不如前。这样看来，贝尔福宣言的背后，也是资本力量漫不经心的结果。而犹太人，或许比1917年之前更早就已经看透了，压榨了自己数百年的欧洲人是没有办法保持长久的伪善，与其等到黑夜降临时候手足无措的任人宰割，不如在掌握话语权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对那些国王的信誉多几轮盘剥——所以，1948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惨败，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阿拉伯兄弟的散漫和内斗，也不仅仅是因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小脑筋，而是犹太人为这一天做了太多的功夫，而阿拉伯人呢？他们只是理所当然的觉得，当英国人离开以后，这一片土地就是他们的，巴勒斯坦地区变成巴勒斯坦国，实在是太顺理成章了。
布莱克尽可能的把贝尔福宣言发布的前后时间线里头出现的细枝末节都梳理出来，最终还是没能给到一个结论。他说：“而真相掩盖在含糊其词、各执己见和表里不一之下，仍旧难以捉摸。”但阿拉伯人完全不在乎所谓的真相，他们只是觉得煮熟的鸭子在眼前飞走了——明明过不了几年就是巴勒斯坦国的这片土地，为什么会有犹太人预约的国家呢？只不过这个时候的世界，没有人在乎阿拉伯人，他们看到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土崩瓦解之后庞大的土地，以及协约国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必须要克制和掩饰的反犹情绪。布莱克划了两个重点。第一个来自贝尔福宣言本身的内容，犹太人被定义为民族，而其他人甚至不加以辨别就被定义为团体。另一个则援引自犹太贵族臣埃德温·蒙塔古的观点，他担心官方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实际上掩盖了反犹主义的偏见，会破坏英国犹太人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信奉犹太教的人们来之不易的地位。
时间往左，1882年，或许是1840年，犹太人就已经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不只是耶路撒冷。布莱克用平实清淡的文字，讲述了更早以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紧张。他用的讲述方式，是尽可能平铺直叙的告诉读者，同是奥斯曼帝国公民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混居区是怎样的相互宽容，尽管地位和税收很不平等——这一幕，在一百年以后再次出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赶到西岸和加沙地区的阿拉伯人，会选择去以色列地工作的方式谋生，他们那些拥有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兄弟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很难讲是嫉妒还是同情：虽然都是以色列国民，阿拉伯人的状况显然比犹太人，相差甚远。
于是，犹太人定居点和“隔都”的差别让人很难辩解，如果后者是犹太人被迫聚拢到一起的隔离区，那么定居点是否是他们把自己和世界分开来的另一种方式呢？或许是吧，想一想，何其开明可以同时印制若干宗教典籍的十六世纪的威尼斯，犹太人也是必须躲得远远的，应该在更早之前，犹太人就已经被冷漠的赶走了吧。
那么贝尔福宣言是西方诸国对一直以来被自己埋汰的犹太人的示好吗？布莱克的文字是如此冷淡到犀利的程度，如同可以杀人的子弹。为一个无地民族准备的没有民族居住的土地——英国人似乎是这样定义巴勒斯坦地区，对这句话最好的理解是，它并不意味着这个地区没有人居住，而是反映了当时欧洲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看法，即没有自己国家的人就没有民族身份认同——特别是不存在特殊的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它还包含着殖民时代欧洲白人对殖民地原住民带有优越感的成见：大多数人是好逸恶劳、蓬头垢面的穆斯林农民。这也是T·E·劳伦斯被传的神乎其神的某个理由，因为他是第一个跳脱人云亦云的胡说八道，去亲身了解阿拉伯人的英国人，尽管那本他的传记里头，并没有让人看见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甚至他选中的费萨尔，也不过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弃子。
所以，或许可以认为，英国人就没曾想过把犹太人或者阿拉伯人当回事，贝尔福宣言也好，赛克斯皮科协定也好，对于英国人来说就是哄哄不清醒小孩子的毛绒玩具一样。但犹太人是认真的，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英国人的表态只是一个楔子，完成打桩还是要靠自己——当犹太人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奔走呼号暗里搞小动作的时候，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则保持着笃定的心态，觉得英国人结束委任治之后，成立巴勒斯坦国是多么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事情。
只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理所当然，而唯一的自然而然，也只有达尔文先生说的物竞天择。
《为你，耶路撒冷》里曾经潦草的提到，以色列在联大斡旋的停战结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肆反攻，于是造成了困扰世界良久的阿拉伯难民问题。那些在这片土地已经过了好几代的阿拉伯人，离开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没过几天就会再回来，哪知道到了下一个世纪，回家还是痴心妄想。
伊恩·布莱克没有追究那些血肉模糊的细节，他直白的概括了第二阶段所谓的以色列独立战争的关键词：侵略、独立、浩劫。如果说联大投票通过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给了犹太人呼号“自由民族”的机会，那么1948年6月的停战，则为犹太国创造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反扑奇迹。谁都不会否认，每时每刻在弹尽粮绝边缘坚守的犹太人多么的荡气回肠，但是历史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它就好像是一枚硬币，大家理所当然的围观着朝上的一面，因为阳光的照射闪闪发亮夺人眼球，而往下的那一面，则乏人问津。犹太人的坚守，搭配他们在二战期间遭受的灾难，简直就是完美受害者和悲情英雄主义的最佳演绎。可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有什么错呢？他们忽然就因为不相干的人的投票，被剥夺了对祖居地的合法继承权和对宗教圣所的合理主持权。1948年的驱逐，由是而生。
一群人的建国史，另一群人的流亡史。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驱赶到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本·古里安粗暴的挥手说，把他们赶走。越过联大投票分治线的以色列申明，不会让难民回国。哈伊姆·魏茨曼即将担任以色列总统这一基本属于仪式性的角色，他称阿拉伯人的撤离“奇迹般地简化了我们的任务”。阿拉伯人的城市精英文化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难民营的生态。没有领袖也没有方向，因为觉得不过是暂时离开，于是身无长物。靠救济组织的配给生活，没有尊严也没有选择权，为了面包而去求人。怀旧支配着他们的生活，渴望在他们心中燃烧——最终饥饿迫使他们继续生活。
1950年，以色列颁布《回归法》，自动赋予犹太人在以色列生活的权力——背靠二战时候的犹太人惨案，一切看起来没有任何可供质疑的地方。除了巴勒斯坦彻底消亡的阿拉伯社会、政治和宗教精英。
然后是六日战争，对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说，或许是另一场复刻1948年“纳克巴”的浩劫。从这个节点开始，布莱克笔下的犹太政府，完全失去了被同情的理由。二战过去已经三十年，从集中营和大清洗里逃脱的犹太人，成了旧巴勒斯坦地区的新主人，用傲慢的表情教训着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好几代甚至好几十代的阿拉伯原住民，规矩是怎么遵守的。曾经，因为歧视而落在犹太人身上的各种不公平，如同黑色幽默一样降临到了曾经以同情犹太邻居而获得道德满足感的阿拉伯人头上。
国界线的推进没有什么好特别说的。当1948年6月的停战发生的时候，犹太人就已经明确的看到了自己的活路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思路。那些依靠着完全不可靠的阿拉伯诸国的本地人，怎么可能打得过筹谋了半个多世纪，靠梅厄夫人去一趟美国就募集两千五百万美刀援助的犹太人。当1948年可怕的大驱逐发生以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就回不去从前了——当然，从前也没啥好，就像现在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一样。
既成事实的占领，越来越多的定居点，以色列境内和占领区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隔离政策——甚至到了某个节点，犹太复国主义，曾经被认为是民族自强的传奇，以及创造出时代奇迹的代名词，在1975年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决议上，犹太复国主义被定义为种族主义。犹太种族主义，纳粹种族主义，好像也没有差很多。
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犹太人，跟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及以后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和他们的生活，好像也没有差很多。
越来越多熟悉的名字出现了。但是并没有前面的段落来的惊心动魄。
也是，毕竟，他们只是跟着前辈的脚印，然后把路走的更远而已。
继承了本·古里安的拉宾、沙龙、内塔尼亚胡是这样。
如同另一个阿卜杜勒·卡德尔般的阿拉法特，也是一样。
但也不太一样，从某个角度来看，阿拉法特有着他自己的“小聪明”：如果自己承认以色列，是不是至少可以先有巴勒斯坦国呢？
很可惜，他不是本·古里安，他更像是那个死在阵前的阿卜杜勒·卡德尔。
所以，他尽管嚷嚷着巴勒斯坦国成立了，也只是嚷嚷着而已。
但国际社会似乎怎么都不愿意防区 1948年的分治。从杜鲁门开始，到特朗普，每个美国总统都在试图动用自己的影响力，解决以巴争端和加沙问题。甚至，某些人觉得，相比于分治，大约南非模式更适合用来解决巴勒斯坦地区的问题。奥比·萨克斯《断臂上的花朵》固然让人心神往之，但是巴勒斯坦的问题和南非真的有可比性吗？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不仅仅是谁隔离了谁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从一百多年前第一个犹太人定居点出现的时候就有的对彼此的敌意和戒备。当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持续了八十年几代人的抱怨看起来都是那么相似的时候，奥比萨克斯在南非做的事情，完全不可能在巴勒斯坦地区复制的——因为，唯有来自受害人的原谅才是和解的基础，但1948年纳克巴的受害人，已经不见了。况且，以色列犹太人连国内百分之十几二十的阿拉伯人都让他们心有戚戚，一半的阿拉伯人，岂不是要疯。万一再上演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的桥段，选出一个阿拉伯总统，岂不是又倒回最初的起点，以色列犹太人要抓狂吧。
这本书写到20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一百周年。
特朗普用惊吓到全世界的方式当选为美国总统，他散漫的说话方式，用滑稽的方式刺激着人们对以巴问题何去何从的好奇心。
“贝尔福种下的恶果正在得到报应”，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老成员哈楠·阿什拉维总结道：“它没有创造以色列国，但它启动了犹太复国主义借此在国际上通行的进程。这是一个殖民时代的结果，它在许多方面都属于那个时代——欧洲白人试图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重组世界，分配土地，创造国家，并说那是白人的负担。他们将我们定义为“非犹太群体”。这是多么傲慢，多么种族主义。”
“最新的流行语‘没有占领’，跟果尔达·梅厄总理‘没有巴勒斯坦人’的宣言一脉相承，同样可笑，”左翼的《国土报》作家吉德翁·利维在1967年战争五十周年时评论道，“当你声称没有占领或没有巴勒斯坦人时，你实质上脱离了现实，这种情况只能借助病理学和精神健康领域的术语来解释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耶路撒冷老城外的主要商业大道萨拉丁街看上去像是时间凝固了，40年间几乎没有变化，但西耶路撒冷在发展壮大。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区被1967年后出现的犹太人社区包围成飞地，相互之间鲜有联系。这个场景，在1948年短暂的巴以战争中，是犹太人定居点曾经有过的境况。
哈尼·阿布·阿萨德（HaniAbuAssad）的获奖电影、入围2013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巴勒斯坦作品《奥玛》，令人难忘地表现了隔离墙的影响——与影片同名的男主人公非法翻越隔离墙，向身在另一边的心上人求爱。以色列同年入围奥斯卡的电影名为《伯利恒》，讲述的大致是同一片领土的故事，却没那么受欢迎。两部电影都着重刻画了“辛贝特”招募巴勒斯坦人的努力——这是他们正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与此同时，争议地区的犹太人定居者继续坐拥庞大的经济利益，包括低息贷款、免税和每名学生高于以色列国内标准的教育支出。政府为每间建在定居点内的公寓提供了高达2.8万美元的补贴，这是许多居民仍解释他们是根据经济和生活方式，而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来选择居住地的原因之一。日常生活中的平凡考量往往比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动机更重要。
2017年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看起来和1917年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惊人的相似。
最后的段落，布莱克写道：“《贝尔福宣言》是很久以前的、欧洲主导的殖民时代的举措，也是初期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一次飞跃，至今影响犹存。2017年是《贝尔福宣言》诞生100周年，世界上许多人都“支持”在一个安全的、被承认的以色列国旁边为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尽管在过去的50年里，1967年的边界线已随时间被抹去，但以色列为获得地区内部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必须回到或接近那条边界线。然而，双方自愿达成公平解决问题的两国方案的前景依然黯淡。僵局持续存在。巴勒斯坦人仍是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园仍被占领；他们至今仍是弱势方，无法同自己的邻居兼对手势均力敌，面临着十分不确定的未来。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哪怕他们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暴力的阴影近在咫尺，冲突的结束遥遥无期。”
所以，一百年后，并没有被“贝尔福宣言”解决的问题，只有被《贝尔福宣言》创造出来的、至今依然看不到头的问题。
只是在这本书和《为你耶路撒冷》之前，大多数我认识的人，都在感慨犹太人的坚韧以及才华，厌恶着加沙的混乱和哈马斯的偏激。但是，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好像也不完全是以为的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