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与跨国史读后感1000字
《全球史与跨国史》是一本由[美]入江昭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页数：1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史学研究如何突破民族国家历史研究范式并从全球史和跨国史中受益。
●非常薄的一本书，与其说是信息量大不如说是所列举的书目多，但基本都点到为止。主观意味非常强，基本是按照作者自己的思路脉络来写的一本关于跨国史的书，引用书目也没有标明页码，行文流畅，属于看一看也还可以但是收获一般的导论类书籍。
●一本导论性质的小书，讲述了跨国史兴起的原因以及历史学家的迟滞；界定了国际史与跨国史的概念差异，以及全球史与跨国史之间的微妙差别；梳理了跨国史研究的学术史与研究路径。诚然，当今世界的历史研究离不开跨国的视角。然而，作者可能过于乐观了，大众身处在混杂、交融的文化之中并不意味着他们能以全球的视角看待问题；民族国家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并产生新的藩篱。而且，直接将发端于当代的研究路径套入古史研究中是否合适呢？如果说现当代是顺应历史潮流而采取跨国视角；那以此追溯古代是不是对古史的重构与概念化呢？可能仍然值得思考。
●Excellent
●所谓前沿研究，没有文化语境下的关怀是真的难做，如果说入江昭把回应全球化作为一种史学界的责任的话，更多的研究者观念中的“全球化”就是一个被授予的概念，被告知现在这个世界正在全球化。环境问题也好、武器扩散也好、疾病传播也好、人口流动也好、跨文化交流也好，这些选题的热情更多来自于感知和坚信。当然如果一个学生从一开始就说“我要研究全球史”的话，或许能在没有坚信的前提下一直走下去吧。本菜鸡已经觉得历史研究只剩好玩而没有什么回应时代主题的责任了，过几年怕是“好玩”都没有了。
●首先，这个装帧和篇幅，定35块也太黑了。优点是对跨国史和国际史概念的厘定，指出了一大片中国学界的处女地，并提供了一份广博丰富得让人叹服的书目清单。缺点是，所谓文化跨国主义也好，全球史与跨国史也好，说来说去其实也就那么几句话，故而这么一本小书也有不少水分，以及作者对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之看衰和对全球化的信心似乎太过了，很可能被打脸。
●精彩而简洁滴全球史学术述要，对全球史与跨国史的区分戳破了我的一些困惑。
●历史学研究的一个视角
《全球史与跨国史》读后感(一)：一点感想
读完入江昭先生关于全球史和跨国史的这部新著，今年第24本。全书不过90多页，然气象恢宏，视角广阔，旁征博引。入江先生指出19世纪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世纪，20世纪是民族国家意识普遍觉醒的世纪，而21世纪是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开始成为人类社会的跨国纽带和线索的世纪。入江先生希望从学术变迁的脉络中为这个世纪的史学找寻自身定位。他认为没有对同时期其它国家事务的认识和研究，便容易陷入地方事务的细枝末节，从而过分强调本土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以作为特定土壤产物的例外论来分析历史。作者淡化了国家间的冲突，希望进行超越国家制定政策和对外策略方面的讨论，去更多关注各国如何基于自身利益而塑造世界秩序。作者希望超越地缘政治与权力争夺的基本框架，而去发掘共享的、相互交织的历史记忆，并呼吁个体作为人类共同体一分子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作者希望史学界去更多关心事关整个人类的国际事务，如环境、能源、人权等等，虽不免有理想化，但仍然对我深有启发：也许我们可以拥有更包容的历史观，去理解人类历史的普适性和多元性。16年先生到西北大学讲座，我曾现场去听，先生讲的内容与本书息息相关，也只有先生这样的学力去撑起这样的题目才不显得那么大那么浮夸。唯独就是篇幅太短，意犹未尽，很多东西还没有直接点明，只是对未来历史研究趋势的一种展望。
《全球史与跨国史》读后感(二)：简评《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与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以及背后的史学观念作为一股学术浪潮兴起已有多年。而对其概念的解释和观念的厘清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笔者之前一直试图搞清楚二者的互通之处与细微差别以及其对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件和成为历史的过去究竟有怎样的指导性意见。可惜悬而未就，幸好本书所涉及的某些议题与讨论纠正了我的部分错误观点。笔者以为，本书对于读者而言，阅读本书更多在于搜寻于己而言更有价值的作者经验，正所谓“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的这本书无疑具有很好的指导性作用。全书共分四章，每一章侧重于一个重点，文章整体脉络也分明可辨。故而笔者也试以个人的阅读观感就每章内容作出初步分析与思考。 一：全球史与跨国史的兴起 本章主要在于指出和讨论全球史与跨国史兴起的历史背景及二者异同和当前的一些历史学者的书写走向如何从先前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叙事模式转变为多元并存的国际区域间的交汇融合。作者回顾了其本科学习生涯，从侧面也透露出阅读一手文献，撰写研究综述和写作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论文的重要性。同是借其师华莱士•麦克卡弗里（Wallace MacCaffrey）之口告诉我们：“历史研究中有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可作一般化推广的概念，世界各地的学生都能采纳，用以研究各国的历史（p2）”。这或许就是全球史研究的基本理念之一，对于我们来说，跳出现有的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融入世界的潮流还是转身反躬诸己，发掘自身的内在因素。二者的拿捏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作者也同样指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围绕着民族国家解释近代历史……国家历史作为珍贵的遗产代代相传，构成了全体公民的共同记忆，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之下，历史学家的使命便是不断深入发掘本民族的传统……而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也因此与‘例外论（exceptionalism）’的叙事倾向紧密结合。（p3）”笔者以为这样的论断对于我们而言似乎是“于不疑处有疑”的观点，发掘本土历史的核心价值与以史为鉴是否能真正耦合，这种观念体系下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否会对当下的社会秩序产生冲击，端倪显露处也可计日而待。而我所见到的以及受到的训练也多与此挂钩，其是非何如，目前仍应缄默而观。只是这样所造成的损失如何有效弥补，我尚不得而知。亦如作者所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例子，“在中国发现历史”取代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未能跳出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p4），一些学者开始强调中国本土性的思想与制度与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二者的比较并非是线性增长，即后来者一定居上，就我目前所接触的理论来看，或多或少都有本角度的优势和自身的局限，仿佛是拿形状殊异的镜子对着历史看来看去，却得其中数点豹斑，未能窥其全景。内在的因素与外在冲击以及越来越多新奇的史学解释模式虽然五彩缤纷，让人目不暇接，却也为我们提供多种可能，就“冲击-回应”说一中，它的本质与“西方（欧洲）中心论”是一脉相承的，而发掘中国内在的价值体系与清季以降的“中体西用”的关系也颇耐人寻味。只是，年岁交替而过，我们也决不可仍困在此圆圈中，逡巡打转。此外入江昭教授指出：“国家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文化间的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并以“文化路径（cultural approach）”来研究国际史。（p9）对于作者乐观的态度，我个人目前仍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我以为地缘政治格局和民族国家中心的二者变化，以前者的扩大态势来看，未必会有效遮掩后者的真实存在。此外，作者以为：“地缘政治的考量与文化层面的冲突往往是两回事，在我看来，文化间的关系是独立于权力关系而存在的，有其自身的发展势头，并非只是权力关系的附属。”基于此种观点，我仍对入江昭教授的乐观态度充满担忧，当时的变化以文化间的关系考虑恐怕只是从外壳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深入不毛依然是一个问题。权力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决定着文化难以独立存在。而诸多问题的存在以及问题之间的互动也促使全球史和跨国史的研究步入人们的视线。 至于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异同问题，入江昭教授对于其共通之处解释为：“首先，它们都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探索国家边界之外的往来与联系；其次，它们都关心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而不局限于世界上一小部分国家或者某个特定的区域，也都试图打破西方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模式并将欧美以外的历史发展纳入研究框架之中。”（p13）而对于其差别之处，作者显得较为谨慎，他首先指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历史学家倡导以跨国的视角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并介绍了一些与之相关的美国史专家如伊恩•蒂勒尔（Ian Tyrrell）、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和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ovich）等人，这些学者强调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遮蔽了人们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理解，忽略其发展进程背后的全球力量，未注意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世界的对于希望与恐惧也变得趋同。故而，跨国史在此层面上来看，其在保留“国家”这一核心叙事单位的同时，以跨国的视角重新梳理民族国家的历史。（p14）对此，我个人的理解以为“全球史”脱胎于“跨国史”并在主体中心论中又迈进了一步，二者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是方法的使用不同而已。但是“跨国史”仍立足于本民族乃至本土国家，这是否是“中心论”披了一层外衣而全球史是否会陷入“平均主义”的窘境，这两个问题仍值得我们去思考探索，至少，在目前越来越多的本土特色议题下，普世价值观念是否依然具备普适性，平均主义下的全球视野是否会变得庸俗并且浮于表面等等这些问题都难以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至于作者所提及的非政府组织（NGO）和跨国组织、公司的发展现状和宗教机构等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它们作为“全球史”研究的重点对象，我个人一窍不通，未能作出任何评价，不过，据我所知，国内目前鲜有历史学者去关注这些议题并作出令人信服的论断，而入江昭教授对于人群的自我认知和种族（races）、部落（tribes）和族群(ethnic communities)身份认同，这是一个敏感却有十分必要的研究领域，惟有研究其历史发展脉络，才能更好解释“我是谁”的问题，并能为其是否更好的融入世界潮流做出一个相对准确的评估。至于“跨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区别，作者以为“跨国主义”者超脱了国家民族间的界限，接受世界范围内的种族平等。并以威尔逊为例，此处例证稍显单薄，有待商榷。 二：跟不上历史潮流的历史学家 历史学者的研究何以迟滞于时代变化，作者以为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者对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议题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是受学术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西方影响因素。”笔者以为，入江昭教授可能忽略了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在某些现象成为潮流时所保持的审慎态度，因为敏锐目光需要一定的魄力，这样便很难具备普适性的因素。这也确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因为某些潮流的出现并非全是自然现象，对其研究与发展不全然是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保留相对应的思维和现实研究领域并不相悖。此外，作者也指出，大多数历史学者受息息相关的生活经历以及社会因素诸如二战的结束、冷战的进行等，他们未能离开原有的学术路径并不相信未来的格局。同样地，作者以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为背景，于1983年召开的旨在讨论20世纪中的重大主题的国际会议，受《1984》传播的影响“1984”已经成为极权主义政权的代表词。而极权主义是民族国家的一种极端形式。（p28）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十九、二十世纪留下了无尽的惨痛，而真正的反思不知何时开始，亦不知何时结束，或许它永远不会结束。基于此传统的历史学者宥于此也就不难理解。而且，破除文化中心主义是一件极其难的事情，毕竟，自出生伊始便在不断接受乃至主动学习的文化因素是我们了解其他文化的基础，在此期间所形成文化认同往往牢不可破倘若无其他文化之冲击。因此，在此基础上，守旧不一定是贬义词，追赶潮流的弄潮儿是否会走到最后而先前所学未有褪色，我个人保持疑问。也正如本书所说：“历史的讨论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日程仍旧是以西方为中心（p35）。”这样的格局一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其他地区未能真正找到自己国家与区域发展模式的合理逻辑解释，那么，无论情愿与否，沿着西方学者的步伐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此外，作者也提及到了在“欧洲中心论”的模式影响下，历史分期问题的诸多弊病，以欧洲为主体历史分期问题延伸到了全球却未必适用。欧洲的个体或者组织如何在其他区域产生影响？有趣的是，无论是否反对“欧洲中心论”，许多学者与国家组织都在不自觉的沿用此分期法直到现在。历史学家是否跟得上潮流并非最主要的事情，“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学者如何审视自我的的坚守以及寻找到合适本区域的解释理论，这才是当下追随潮流之前首先要做的事情，而非亦步亦趋或者过分强调地方的特色甘愿做桃源中人。 三：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学术史梳理以及我们从这里走向何方？ 三、四两章旨在梳理与发现“全球史”和“国际史”研究以来的学术梳理与内在逻辑并展望历史学未来的发展，民族国家的研究如何转型为国际史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议题，移民问题和人权问题伴随着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发展，个体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分子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p47），此外诸如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也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区域史的研究是否基于如欧洲史那样存在一个“共享记忆的共同体（community of shared memory）”是一个极为有趣的话题，如东南亚、美洲地区是否存在此基础，都是需要我们仔细探索的。入江昭教授于本章所介绍一些学者的著作，可以选取其中几本翻一翻，此处不再重复介绍。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基于现实的展望，作者提到了“星球史（planetary history）”这一个在我们看来仿佛荒诞不羁的话语，可它并非虚无缥缈，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球村”并非只是概念意义上的构造，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科学的不断深入“宇宙史”的提出似乎也不再是虚妄。 四：结语 解铃还续系铃人，本书的开始自然也是本书告一段落的终篇：作为未来的历史研究者，我们也知道，鉴于现有的，丰富的史学编纂传统，每一代历史学家在看待历史时，不应当只是简单重复前人的工作。职业历史学家的使命应当是对学术领域做出具体有‘原创性的贡献’，即发掘新材料，补充新方法，提出对一国历史（即便富有争议）的新解释。（p3）
《全球史与跨国史》读后感(三)：简评《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与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以及背后的史学观念作为一股学术浪潮兴起已有多年。而对其概念的解释和观念的厘清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笔者之前一直试图搞清楚二者的互通之处与细微差别以及其对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件和成为历史的过去究竟有怎样的指导性意见。可惜悬而未就，幸好本书+所涉及的某些议题与讨论纠正了我的部分错误观点。笔者以为，本书对于读者而言，阅读本书更多在于搜寻于己而言更有价值的作者经验，正所谓“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的这本书无疑具有很好的指导性作用。全书共分四章，每一章侧重于一个重点，文章整体脉络也分明可辨。故而笔者也试以个人的阅读观感就每章内容作出初步分析与思考。
一：全球史与跨国史的兴起
本章主要在于指出和讨论全球史与跨国史兴起的历史背景及二者异同和当前的一些历史学者的书写走向如何从先前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叙事模式转变为多元并存的国际区域间的交汇融合。作者回顾了其本科学习生涯，从侧面也透露出阅读一手文献，撰写研究综述和写作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论文的重要性。同是借其师华莱士·麦克卡弗里（Wallace MacCaffrey）之口告诉我们：“历史研究中有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可作一般化推广的概念，世界各地的学生都能采纳，用以研究各国的历史（p2）”。这或许就是全球史研究的基本理念之一，对于我们来说，跳出现有的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融入世界的潮流还是转身反躬诸己，发掘自身的内在因素。二者的拿捏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作者也同样指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围绕着民族国家解释近代历史……国家历史作为珍贵的遗产代代相传，构成了全体公民的共同记忆，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之下，历史学家的使命便是不断深入发掘本民族的传统……而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也因此与‘例外论（exceptionalism）’的叙事倾向紧密结合。（p3）”笔者以为这样的论断对于我们而言似乎是“于不疑处有疑”的观点，发掘本土历史的核心价值与以史为鉴是否能真正耦合，这种观念体系下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否会对当下的社会秩序产生冲击，端倪显露处也可计日而待。而我所见到的以及受到的训练也多与此挂钩，其是非何如，目前仍应缄默而观。只是这样所造成的损失如何有效弥补，我尚不得而知。亦如作者所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例子，“在中国发现历史”取代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未能跳出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p4），一些学者开始强调中国本土性的思想与制度与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二者的比较并非是线性增长，即后来者一定居上，就我目前所接触的理论来看，或多或少都有本角度的优势和自身的局限，仿佛是拿形状殊异的镜子对着历史看来看去，却得其中数点豹斑，未能窥其全景。内在的因素与外在冲击以及越来越多新奇的史学解释模式虽然五彩缤纷，让人目不暇接，却也为我们提供多种可能，就“冲击-回应”说一中，它的本质与“西方（欧洲）中心论”是一脉相承的，而发掘中国内在的价值体系与清季以降的“中体西用”的关系也颇耐人寻味。只是，年岁交替而过，我们也决不可仍困在此圆圈中，逡巡打转。此外入江昭教授指出：“国家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文化间的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并以“文化路径（cultural approach）”来研究国际史。（p9）对于作者乐观的态度，我个人目前仍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我以为地缘政治格局和民族国家中心的二者变化，以前者的扩大态势来看，未必会有效遮掩后者的真实存在。此外，作者以为：“地缘政治的考量与文化层面的冲突往往是两回事，在我看来，文化间的关系是独立于权力关系而存在的，有其自身的发展势头，并非只是权力关系的附属。”基于此种观点，我仍对入江昭教授的乐观态度充满担忧，当时的变化以文化间的关系考虑恐怕只是从外壳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深入不毛依然是一个问题。权力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决定着文化难以独立存在。而诸多问题的存在以及问题之间的互动也促使全球史和跨国史的研究步入人们的视线。
至于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异同问题，入江昭教授对于其共通之处解释为：“首先，它们都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探索国家边界之外的往来与联系；其次，它们都关心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而不局限于世界上一小部分国家或者某个特定的区域，也都试图打破西方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模式并将欧美以外的历史发展纳入研究框架之中。”（p13）而对于其差别之处，作者显得较为谨慎，他首先指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历史学家倡导以跨国的视角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并介绍了一些与之相关的美国史专家如伊恩·蒂勒尔（Ian Tyrrell）、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和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ovich）等人，这些学者强调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遮蔽了人们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理解，忽略其发展进程背后的全球力量，未注意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世界的对于希望与恐惧也变得趋同。故而，跨国史在此层面上来看，其在保留“国家”这一核心叙事单位的同时，以跨国的视角重新梳理民族国家的历史。（p14）对此，我个人的理解以为“全球史”脱胎于“跨国史”并在主体中心论中又迈进了一步，二者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是方法的使用不同而已。但是“跨国史”仍立足于本民族乃至本土国家，这是否是“中心论”披了一层外衣而全球史是否会陷入“平均主义”的窘境，这两个问题仍值得我们去思考探索，至少，在目前越来越多的本土特色议题下，普世价值观念是否依然具备普适性，平均主义下的全球视野是否会变得庸俗并且浮于表面等等这些问题都难以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至于作者所提及的非政府组织（NGO）和跨国组织、公司的发展现状和宗教机构等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它们作为“全球史”研究的重点对象，我个人一窍不通，未能作出任何评价，不过，据我所知，国内目前鲜有历史学者去关注这些议题并作出令人信服的论断，而入江昭教授对于人群的自我认知和种族（races）、部落（tribes）和族群(ethnic communities)身份认同，这是一个敏感却有十分必要的研究领域，惟有研究其历史发展脉络，才能更好解释“我是谁”的问题，并能为其是否更好的融入世界潮流做出一个相对准确的评估。至于“跨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区别，作者以为“跨国主义”者超脱了国家民族间的界限，接受世界范围内的种族平等。并以威尔逊为例，此处例证稍显单薄，有待商榷。
二：跟不上历史潮流的历史学家
历史学者的研究何以迟滞于时代变化，作者以为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者对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议题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是受学术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西方影响因素。”笔者以为，入江昭教授可能忽略了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在某些现象成为潮流时所保持的审慎态度，因为敏锐目光需要一定的魄力，这样便很难具备普适性的因素。这也确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因为某些潮流的出现并非全是自然现象，对其研究与发展不全然是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保留相对应的思维和现实研究领域并不相悖。此外，作者也指出，大多数历史学者受息息相关的生活经历以及社会因素诸如二战的结束、冷战的进行等，他们未能离开原有的学术路径并不相信未来的格局。同样地，作者以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为背景，于1983年召开的旨在讨论20世纪中的重大主题的国际会议，受《1984》传播的影响“1984”已经成为极权主义政权的代表词。而极权主义是民族国家的一种极端形式。（p28）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十九、二十世纪留下了无尽的惨痛，而真正的反思不知何时开始，亦不知何时结束，或许它永远不会结束。基于此传统的历史学者宥于此也就不难理解。而且，破除文化中心主义是一件极其难的事情，毕竟，自出生伊始便在不断接受乃至主动学习的文化因素是我们了解其他文化的基础，在此期间所形成文化认同往往牢不可破倘若无其他文化之冲击。因此，在此基础上，守旧不一定是贬义词，追赶潮流的弄潮儿是否会走到最后而先前所学未有褪色，我个人保持疑问。也正如本书所说：“历史的讨论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日程仍旧是以西方为中心（p35）。”这样的格局一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其他地区未能真正找到自己国家与区域发展模式的合理逻辑解释，那么，无论情愿与否，沿着西方学者的步伐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此外，作者也提及到了在“欧洲中心论”的模式影响下，历史分期问题的诸多弊病，以欧洲为主体历史分期问题延伸到了全球却未必适用。欧洲的个体或者组织如何在其他区域产生影响？有趣的是，无论是否反对“欧洲中心论”，许多学者与国家组织都在不自觉的沿用此分期法直到现在。历史学家是否跟得上潮流并非最主要的事情，“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学者如何审视自我的的坚守以及寻找到合适本区域的解释理论，这才是当下追随潮流之前首先要做的事情，而非亦步亦趋或者过分强调地方的特色甘愿做桃源中人。
三：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学术史梳理以及我们从这里走向何方？
三、四两章旨在梳理与发现“全球史”和“国际史”研究以来的学术梳理与内在逻辑并展望历史学未来的发展，民族国家的研究如何转型为国际史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议题，移民问题和人权问题伴随着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发展，个体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分子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p47），此外诸如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也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区域史的研究是否基于如欧洲史那样存在一个“共享记忆的共同体（community of shared memory）”是一个极为有趣的话题，如东南亚、美洲地区是否存在此基础，都是需要我们仔细探索的。入江昭教授于本章所介绍一些学者的著作，可以选取其中几本翻一翻，此处不再重复介绍。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基于现实的展望，作者提到了“星球史（planetary history）”这一个在我们看来仿佛荒诞不羁的话语，可它并非虚无缥缈，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球村”并非只是概念意义上的构造，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科学的不断深入“宇宙史”的提出似乎也不再是虚妄。
四：结语
解铃还续系铃人，本书的开始自然也是本书告一段落的终篇：作为未来的历史研究者，我们也知道鉴于现有的，丰富的史学编纂传统，每一代历史学家在看待历史时，不应当只是简单重复前人的工作。职业历史学家的使命应当是对学术领域做出具体有‘原创性的贡献’，即发掘新材料，补充新方法，提出对一国历史（即便富有争议）的新解释。（p3）
《全球史与跨国史》读后感(四)：【转】戴维·阿特金森谈跨国史的理论与实际
邢承吉访谈，于梦圆整理，刘雨君翻译，鲁迪秋校对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8年9月）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82226
戴维·阿特金森（澎湃新闻 蒋立冬）作为一个深受美国文化吸引的英国人，普渡大学历史系教授戴维·阿特金森（David Atkinson）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美国研究”学士学位，又在波士顿大学获取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与入江昭共事，并在《理论和实践》一书中回顾了该中心建立五十年来的历程。现在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跨国史、美国研究等。在这篇访谈中，阿特金森教授全面介绍了跨国史的理论和研究现状。
近来我们一直在讨论两种跨国史。一种是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等美国历史学家（Americanists）提出的跨国史，另一种则是入江昭（Akira Iriye）和埃雷兹·马尼拉（Erez Manela）这些外交史学家提出的跨国史。如果说跨国史是一门真正的学科，不如说它是一种方法论。我还发现，不仅外交史领域，美洲古代史甚至埃及学等领域都流行 “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您是跨国史专家，我首先想问您的是，跨国转向在外交史和移民史领域的近况，以及它在这些领域之外受关注的程度。 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阿特金森：首先，你提到跨国转向不只出现在美国问题或者美国外交史领域，这一点完全正确。它受到各学科学者的关注，如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等。这可不是只有历史学家才研究的现象。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学者们就认识到了全球化现象。随着整个世界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任何人——不管他们从事何种研究——都开始注意到跨国主义的重要性。我们所有的研究都含有跨国因素，所有或至少大部分事物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全球性。我们只是在跨国环境中工作的一小部分人。但我确信，作为外交史家和美国史家，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所发生的若干事件，促成了跨国主义转向。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你不能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考察美国历史，长久以来它已然受到全球力量的影响。如果忽略这一点，就会陷入美国例外论或国家主义的麻烦之中。我们所研究的美国史，并没有公正地解释这段历史的全球化程度有多深。所以，我们必须探索美国历史的全球性和跨国性因素。跨国史提供了一种机会，可以弥补二十世纪初所造成的一些损害，即把历史作为制造美国国家主义的一种手段。
查尔斯·比尔德萨缪尔·弗拉格·比米斯学者在研究中开始认识到，他们对国际史和跨国史潮流中其他更广泛的历史问题感兴趣。于是，外交史学家也越来越关注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视角，诸如第一代外交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萨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等。查尔斯·比尔德对美国史与外交史都有研究。他提出了一种利用经济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法，他也用这种视角来解释美国宪法。这些学者使用多国的原始资料进行写作，比如德语和法语材料。当然，后来我们把这些都抛开了，只关注美国本身——这主要源于冷战的爆发，我们无法获取苏联和中国的材料，只能被迫从美国的角度来理解冷战。
以入江昭为例，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已经使用多国档案材料了。阿特金森：像入江昭、厄内斯特·梅（Ernest May）这些学者能远赴东亚，比如日本，利用他们能找到的所有资料。有种说法，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需要重拾已被我们遗忘的东西——这就是国际视角。我们所要知道的不仅是美国对世界做了什么，同时还包括美国以外的世界对此的回应，否则，我们只讲述了故事的一半内容。对美国外交史家的来说，它们认识到，国家不是唯一的角色，其他力量、团体和机构也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诸如文化使者（cultural ambassadors）、音乐家和电影等。对移民史家来说，他们已经认识到，无法仅仅通过考察移民来理解移民史。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开始，很多移民史著作也关注移民如何作出改变并适应当地文化等。
入江昭一些新的研究指出，跨越边界的迁移本身就是一种跨国行为。我们得弄清楚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与母国的关系是怎样的，斩断与过去的联系并不能让他们成为美国人，他们与原来的世界仍维持联系。从移民的角度回顾移民史，你会立刻联想到跨国问题。这些人跨越边境迁移，自然也就参与到跨国行动之中。
移民也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美国外交史。阿特金森：它们当然是相关的。尽管这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认识，至少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新领域。不仅包括我在内的外交史学家对此深感兴趣，移民史学家也从其他视角对此进行研究，如唐娜·加巴西亚（Donna Gabaccia）、徐元音（Madeline Hsu）、艾明如（Mae Ngai）、吴迪安（Ellen Wu）等人。
艾明如这一观点联结了草根与精英，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视角联系起来。阿特金森：它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移民史家很擅长“自下而上”的视角。关于移民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这是外交史家的专长，这不仅仅关乎移民的行动，而且关乎签证政策、疆界、国家行动和外交。我自己主要研究有关移民对外交政策以及移民限制政策的影响。跨国视角让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这些联系。移民原本的历史和文化是无法抛弃的，而是与他们如影随形。移民只能尝试对之加以改造和分享，以适应新的情况。这是一个持续的、始终处在变化之中的过程。
这也改变了那些从未离开过美国的美国人。他们在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变得更加国际化。阿特金森：的确如此。当然，其中也不乏对国际化的反抗、拒绝和抵制。双方都做出了一系列反应。一些移民宣称：“我不想被同化，只想搬进我熟悉的社区，说熟悉的语言，吃熟悉的食物。”他们群聚在一起，过着更加与世隔绝的生活。自然也有一些移民渴望接纳移入国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有学者提出，美国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部移民史。起先，不同的移民群体来自欧洲某些区域，后来则来自更广阔的世界。阿特金森：美国历史一直都是移民的历史，这一点无可回避。不从移民国家出发，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的经历。这些移民形塑了美国文化。这是一个定居者社会、殖民者社会，移民构成了美国社会的本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加拿大和阿根廷与之相似。这无可避免。
关于“跨国的”、“国际的”和“全球的”等词的定义，历史学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跨国史与外交史实际上并无本质差别，过去的外交史研究者同样使用多国档案从事研究。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观点？阿特金森：跨国史、全球史和国际史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国际史总是着眼于“国家是重要的行动者”这种观念，研究者仍关注国家权力。你说的很对，历史学家并没有就不同概念之间的区别达成真正的共识。我们可以从他们使用的术语、他们思考和写作的方式着眼，尝试总结这些概念，但不存在共识。区别在于，研究国际史的学者通常着眼于不同国家间的关系，关注民族国家和政府这些行动者。不同于以往只涉及一两个国家，我们现在往往考察多个国家，运用多国档案，采纳多国视角。
《书包嘴引爆世界》跨国史对国家的地位不予重视。像托马斯·本德这样的学者非常清楚，在分析过程中不可能无视国家，因为它是如此重要、强大、无处不在。但是，以前的历史学家未曾关注非国家行动者的影响，例如我前面提到的文化使者，对此，彭尼·冯·埃申（Penny M. Von Eschen）写过一本精彩的《书包嘴引爆世界》（Satchmo Blows Up the World） ，关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美国国务院推行的爵士乐使者项目。经由该项目，美国的爵士乐音乐家被派往世界各地——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一方面，美国政府热衷于向全世界展示，即使我们实行种族隔离，通过了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国内种族关系紧张，我们仍能接受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这是为了掩饰社会种族分裂的事实，并回应苏联的抨击：当你们在南部对非洲裔美国人实行种族隔离的时候，你们怎么可能支持民主和自由？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试图以此回应这样的观点，即美国缺乏本土的精英文化。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gers）就曾谈到，美国人在比较美国本土文化和欧洲精英文化时，会产生文化自卑感。俄国人有芭蕾、古典音乐和柴可夫斯基，这是他们能够带给世界的美好礼物。某种程度上，爵士乐就是美国人对此做出的一种回应。作为美国本土文化的代表，爵士乐被用来对抗俄罗斯文化。这也是冷战动态的一部分。
以前的历史学家可能熟知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外交项目，但他们可能并没有考察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迪兹·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这些真正的爵士乐音乐家的行为。冯·埃申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国务院希望利用这个项目实现的目标，但她也论及爵士乐音乐家的言行，以及他们对这个项目的不同看法。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受到美国政府的利用以回击苏联。而他们对此的响应是到世界各地，如波兰、加纳和泰国等，与当地人交流。这个过程更为丰富多彩。跨国史让我们开始用之前从未想过的方式进行思考。
您能谈谈自身的学术定位吗？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美国您怎样教授美国史？您认为自己研究的是国际史还是跨国史？阿特金森：我自己本身也很困惑。一方面，我受训成为一名外交史家，不过我也深知传统外交史学已经行不通了，我们的视角要更具跨国性。当下，我喜欢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研究世界中的美国的历史学家，我为本科生开设的通史课程，就叫“世界中的美国”（US in the world）。这门课主要是对外关系史，我关注冷战、帝国和传统外交的问题，但也想让学生们了解诸如大众文化、经济学、电视和电影——美国和世界接触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经常谈论1924年的日本、1907年日美《绅士协约》（Gentlemen’s Agreement），以及从1882年直到冷战期间的中国移民问题。我力图让学生明白，不存在一种单一的美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
绅士协约（日语：日米紳士協約），是1907年美国与大日本帝国间的非正式协定。通过美方不限制日本移民，日方不再允许日本国民移民美国，进而达成其目的：纾缓二个太平洋国家间的紧张关系。此协约直至1924年都未通过美国参议院批淮，并以美国1924年移民法案取代。您最初是怎么开始对跨国史产生兴趣呢？阿特金森：我很小的时候就对美国历史感兴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年纪还小的时候，英国电视上总播放美国的电视节目，我痴迷于此，因为太吸引人了——虽然大家都说英语，感觉却很不一样。我成了美国音乐的忠实粉丝，特别是美国重金属音乐。我的整个童年都沉浸在电视、电影、音乐这些美国大众文化之中，并因此对美国心驰神往。
我来自利兹（Leeds），一个大城市郊区的小镇。它的附近残留着一间狩猎小屋的遗迹，已有千年历史，曾经属于英国的一位显贵。我们镇的教堂建于1300年。这些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新奇的，而美国历史尽管短暂，却发生了许多事情，尤其令我着迷的是，美国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被美国历史深深吸引住了，因此本科时我申请成为一名交换生，来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美国史。
那段时间，我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外交史的老师。乔治·华盛顿大学是研究外交史的重镇，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致力于获取苏联、波兰、民主德国、中国和古巴的机密文件。他们向公众和学者公开这些收集到的资料，这一点最令我着迷和激动。乔治·华盛顿大学另外一个名为“国家安全档案”（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项目至今还在运作。这个项目向政府提出信息自由的申请，定期解密一些文件。詹姆斯·赫什伯格（James Hershberg）教授是这两个项目的主事者。由此我深受外交史吸引，1997-1998年学年，我返回英国，完成了本科学业。对我来说，“冷战国际史项目”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献，我们开始看到苏联和民主德国的文件，这是我们闻所未闻的。
您在哈佛结识入江昭教授的经历，与您对外交史的兴趣有无关联？阿特金森：2000-2001年，我有幸在哈佛工作，上了入江昭、厄内斯特·梅等老师的课。那段经历让我明确了自己想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入江昭的课叫“国际史”，这门课教授的是二十世纪国际史，回避了国家的视角。这种教学法和概念非常引人注目。此外，我也跟着厄内斯特·梅上越南战争的课。他和越南史学家谭可泰（Hue-Tam Ho Tai）合作，轮流授课，前一节是美国史视角，后一节则是越南视角。如此一来，学生就能获得更为丰富的历史观点了。
您还写过一本有关哈佛大学的国际史著作，能请您谈谈吗？阿特金森：我曾在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工作过。该中心创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叫“国际事务中心”，创始人罗伯特·鲍伊（Robert Bowie）是前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他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继任者，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院下属政策规划部任职。他在哈佛建立这个研究中心，想要将全世界的学者和相关从业者悉数招入麾下，如当时担任中心执行主任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当时的他正在关心国际问题。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是主要成员之一。这些学者在核武器政策、军备控制和发展问题上都起到重要作用。
《理论和实践》（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在纪念中心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受邀撰写《理论和实践》（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展现中心成立最初二十五年的成就。在我看来，中心的工作人员既是研究者，同时又积极地想要影响政府政策。作为学者，他们试图改进政府的冷战政策、发展政策以及军备控制政策，而其中一部分人确实在不同历史时期进入政府工作。罗伯特·鲍伊一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效力。亨利·基辛格在肯尼迪政府工作的时间非常短暂，之后他成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们力图弥合学术分歧，以一种更易懂的方式为政府提供学术支持。众所周知，这件事情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政府官员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必须迅速、高效地做出决策。他们不想读三百页篇幅的学术著作，只需要两页的备忘录就够了。
二十世纪被称为美国的世纪。不同的群体和观念之间组成相互交织的复杂网络，使我们得以在美国之外发掘被忽略的美国历史。您认为这些新视角给跨国史研究者带来的更多的是机遇还是挑战？阿特金森：我认为更多的是机遇。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些新视角很重要，因而相关研究者能够获得资金支持。事实上，任何遵循这些视角的研究者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资金——去不同国家访问，在当地档案馆里进行研究，这些都需要资金。另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于语言。美国的研究者往往不会花太多心思去学习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为了真正把握其他国家和地区看待美国的观点和视角，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影响，你必须具备在国外档案馆工作的能力。
还有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可以拿我刚完成的一篇关于美国移民政策的文章举一个例子。我对1924年美国《国家起源法案》（National Origins Act）很感兴趣。这是1924年移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了欧洲移民的配额，对东欧和南欧的移民（意大利人、波兰人、希腊人、捷克人等）的配额尤其苛刻。美国的学者很清楚为什么美国会这么做，国会试图做什么，以及美国思想界对此的想法，但是大家几乎从未尝试以全球视角来分析这项立法，我们并不知道该立法如何改变或影响其他国家，然而，它确实起了作用。
《1924年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 of 1924），又称《约翰逊-里德法案》（Johnson-Reed Act）或《国家起源法案》（National Origins Act），以及包括在内的特别条款《排亚法案》（Asian Exclusion Act），是一该法案以于1890年人口普查为基础，规定每年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只能占1890年时在美生活的该国人数的2%，低于1921年移民限制法案的3%的上限设定。该法案取代了1921年的紧急配额法案。除禁止中东、东亚和印度移民外，该法律进一步限制了南欧和东欧移民（那里的犹太人自1890年代开比如波兰。在1919年重建之前，波兰已消失了半个世纪，到1924年美国试图限制波兰移民的时候，波兰仅存在了五年，它不得不根据国内的经济情况及时作出反应，针对性地制定外交政策。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美国的移民政策的影响有多大？又如意大利。如何看待意大利移民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给意大利汇款的事实？十九世纪曾有成百上千的意大利人移民美国，所有机会一夕之间消失了，这对墨索里尼的上台意味着什么，是否影响了法西斯的兴起，又如何影响了意大利与世界的关系？再如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这样的新兴国家，十九世纪的时候，这些国家同样也有大量人口移民美国，突然受到的移民限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有何影响？
学者只有前往上述这些国家搜集档案，才能写出真正国际史和跨国史视角的《国家起源法案》。因为我曾经在澳大利亚工作过，所以才会写1924年法案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影响。然而，没有哪个学者能凭一己之力研究所有的国家，除非不同学者之间展开合作。因此，跨国史最大的挑战和机遇是与其他学者合作研究，特别是和具备外语技能、也了解相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史学史的外国学者。我的意思不是把关于不同国家的论文汇编在一起，而是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学者组成团队，一起合作研究，最终写成一部关于1924年移民法案的综合性专著。过去历史学家都是独狼，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学习如何一起工作、写作、研究，需要的是将不同的历史叙述整合起来，否则的话，最终也还是仅仅给美国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美国政策如何影响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车轮的中心依旧是美国，所有的东西都指向它，我们要看辐条和车轮发生了什么，因而也就需要一个更加真实的全球史。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不是历史学家所习惯的工作方式，也不是大学期待历史系教师从事的工作。
入江昭对跨国主义持有的乐观看法，招致许多人的批判。跨国主义的确可以带来许多正面的结果，然而负面的问题也不少。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本·拉登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的头目，这些都使我们思考跨国现象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您是否认同入江昭提出的全球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框架？阿特金森：我们过于盲目追求跨国主义了。我们常常将它视为一种积极的、追求善的力量，我们也经常把跨国行为主体崇高化。我认为，认识到跨国主义并非总是善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在跨国的渠道、网络和流通中，有负面的东西，正如你提到的恐怖主义、假货、武器和毒品等等。
我们有时要缓和对跨国主义的狂热情绪。例如，我将要出版的著作关注的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界。这是一个全球互相依赖的时期，人员、货物、思想、资本相互联系、连接、流动、中转和巡回。整个世界就像在一张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但是有多股势力试图打断这种中转、关闭这张网络、遏制这种流动性。其中一种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限制移民活动。这是我的书的主题。在很多人看来，跨国主义是一种负面力量，它带来人们不喜欢的东西。而我试图讨论的是，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跨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这在跨国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影响内政，移民活动还影响到政策制定层面。阿特金森：的确如此，我在书中根据不同语言的文献，研究英帝国内外不同地区和国家与英帝国的互动、交流，这些互动与交流极其深远地影响到了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正是这种跨国主义浪潮，在对抗那种关闭全球网络的强大阻碍。如果你夸大跨国主义的作用和重要性，就会忽略这一点。你看到了人员的迁移、移民的流动、货物的流通，你也需要关注它们的对立面。杰出的跨国史学家都知道，很难完全抛弃民族国家。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国家也是故事的一部分。
是的，应该把跨国主义叙事和国家叙事结合起来。反对跨国主义的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阿特金森：的确如此，他们对跨国主义以及跨国的移民做出了回应。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不能盲目迷信这个概念，不能把它视作突然无处不在的东西。现实并不乐观，充满了各种障碍、挑战和对立的观点。
您怎么看待跨国转向给外国学者带来的机遇？他们该如何利用国家档案，参与到美国的学术讨论之中？阿特金森：正如我前面所说，如果我们想要进入跨国史写作的下一个阶段，想要真正融合各种观点，各国学者必须展开合作。实际上，美国外交关系历史学家协会（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正在积极尝试推进这项工作，将全世界的学者整合在一起。国际学者确实应该加入与美国学者的对话之中。我们不能成为一个“黑洞”（death star tractor beam），仅仅是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来为我们的学术世界增添新的视角。
《全球史与跨国史》读后感(五)：【转载】历史研究是一本开放的书：入江昭访谈
原文发表于澎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15995 转载已获得作者同意。
采访、整理：邢承吉
翻译：鲁迪秋
美国史学的跨国转向作为新一股潮流，如今已经为越来越多学者所接纳，某种程度上也日益将曾一度被边缘化的美国对外关系史重新推到史学界的前沿。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早于1978年就任美国外交史协会（SHAFR）主席时，便倡导以文化为路径研究国际关系史。在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主席之际，他更倡导美国历史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了以《论历史学的国际化》（“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1] 为题的主席演说。入江昭的新著《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以下简称《全球史与跨国史》）较为清晰地向读者介绍了全球史和跨国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学术背景、思想源流、基本动向及发展前景。入江昭在书中频繁援引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反思历史学家如何囿于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这些今天读来都颇有趣味。
《全球史与跨国史》囊括四篇论文，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学术沿革、概念区分、研究现状及可供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选题、方法和研究路径。在前两章节中，入江昭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史和全球史从黑格尔式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兴起和成长的背景，以及历史学家日益表现出的对非国家行为体，以及移民、人权等跨国主题的关注。他也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全球史和跨国史发展的学术脉络，展望了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发展的未来。在全书结尾，入江昭为全球史和跨国史长远的发展绘制了一幅精彩蓝图：未来的历史研究应当将人类历史置入地球和宇宙演化的大背景中，讨论人类如何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与共存中寻求自身发展，而真正走出黑格尔式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在历史学面临碎片化和学科藩篱限制的当下，入江昭的倡议意味深远：他不仅鼓励未来的研究者走出国别史和民族国家的框架，并且提出历史学家应当观照人类历史本身，直面人类共同的历史经历。考虑到入江昭引领了美国学界的国际转向和文化转向、并发表了一系列对跨国史发展具备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对于跨国史研究，以及美国史学的跨国转向和文化转向，这本小书或许不乏借鉴价值。
翻译此书的过程中，笔者曾赴入江昭退休以后寓居的老年公寓做过一次拜访，当时的谈话或许可以给国内读者一番比较直观的印象。2015年冬，笔者从费城30街车站出发，乘坐小火车，探访当时寓居在费城郊外老年公寓的入江昭夫妇。入江昭当年就读的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也在费城郊外，并拥有贵格会（Quaker）传统。自哈佛荣休以后，他受当时一起读书的美国室友的影响，决定搬入宾夕法尼亚州本地一个养老院，与昔日的好友颐养天年。不出所料，该养老院所依附的社区同样具有贵格会背景。笔者坐火车抵达以后，仍需经过一段路程，方能前往入江夫妇的寓居之处；且当时天色将晚，周围都是公路，若步行到约定见面之处，恐怕要使入江夫妇久候。谢天谢地，同行的一位陌生人热情地提议施以援手，要求来接她的同伴先将我送到老年公寓。“你为何来到这里？”这位路上偶然相遇的陌生人问我。“我去探访一位年迈的日裔美国学者，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查尔斯·沃伦讲座教授。”车驶入公路，她与同伴惊叹一声，随即答道，“的确，这个老年公寓里住了许多老教授，这里不少居民都是知识分子，退休后来到这里安度晚年，不少来自宾大；这里的贵格会社群很有活力，是一个很好的社区，我也时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众所周知，贵格会素有倡导国际主义、世界和平的立场，在主张废除奴隶制方面也走在同时代的最前列，其中为人所熟知的人物有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以及胡适曾在康奈尔邂逅的（后来担任哈弗福德学院校长）康福特教授（Prof. W. W. Comfort），然而这一刻， “贵格会”一词忽然从历史中走出来，幻身为两位善意的陌生人，朝我挥手告别，并留下一份至今难忘的惊喜。
在之前的邮件通信中，入江昭先生曾表达过对我这次行程的担忧。据他描述，从火车站到老年公寓之间的路，并不十分好走。我之前研究地图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故而一路上忧心忡忡，生怕让两位老人久等，错过了老年公寓固定的晚餐时间。然而，威廉·佩恩和托马斯·潘恩这些世界主义者似乎暗中庇佑着我与这位思想卓然超群的倡导跨国史研究的老前辈的会面。我出发的那日，恐怖分子在巴黎的《查理周刊》编辑部附近再次发动恐怖袭击，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然而我却从威廉·佩恩的“兄弟友爱之城”来到了这充满世界主义与和平的贵格会大本营。由于这场偶然的邂逅，旅途十分顺利，抵达入江昭夫妇公寓的时候，非但没有耽误约定的晚餐，而且还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半个多小时。抬头细看，眼前是一座粉红色的房子，门牌上写着“Akira Iriye”（看到这个名签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走了那么远的路，终于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寻到了它），与其他模样相似的别墅紧挨着，院子里种了一棵火红色的枫树，枫叶在蓝天的映照下红得耀眼。我深呼一口气后，叩开大门。
接下来的一切不必赘言。我见到了入江夫妇，甚至还遇到入江先生早年最好的朋友（大学时代的室友）——那是一位经历传奇的、硬朗的老爷爷，脸上带着怪船长的笑容，据说早年不仅事业有成，还是一位出色的匠人，入江教授夫妇客厅里的一个精致的柜子就由他亲手打造；当晚，我这个唯一的年轻人与上百名头发花白、年迈的长者共进晚餐，他们中许多都是贵格会的成员，入江先生一本正经地让我考虑退休后也来这里养老，那个夜晚至今想来非常神奇，虽然当时自己只是刚刚来到美国开始读博士，觥筹交错间，朦胧间却也以为自己已是老年公寓的一员。晚餐以后，在一个漂亮的软木客厅里，我与入江先生围坐在一楼客厅的火炉旁，端着入江夫人煮的苹果汁，开始了下面的访谈，这是当时我们访谈稿的中文翻译，我预先设计了一些专门的问题，入江先生坐在壁炉前、回答得也很认真，多年过去了，那夜的谈话至今历历在目。
承吉：人们时常对“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和“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之间的区别感到困惑，而《全球史与跨国史》对此提出了比较细致的解释。您指出，全球史和跨国史的考察超越了国界，它们探究跨国联系，始终关注那些涉及整个人类共同体而非某个民族国家的问题与现象。全球史与跨国史的主题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而是各种跨国认同，诸如人权、毒品控制、和平或其他议题。国际史则依旧关注作为主权实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理解对吗？您是如何逐渐认识到国际史与跨国史之间微妙差异的？
入江昭：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十分重要。一开始我研究的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尔后我研究国际史。我在本科生阶段学习过英国史，在研究生阶段研究过中国史和美国史。这些都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聚焦于一个国家，并研究该国的历史。之后，我开始对国际史感兴趣，和不止一个国家打交道，并加深了对以下问题的理解：这些国家如何对彼此的行为做出反应，它们是保持和平，还是陷入严重危机，还是最终走向激烈的冲突乃至战争？这些就是国际史的主题。20世纪70年代末，我开始将自己大体定位为一位国际史学者。最近20年来，我变得对跨国史更感兴趣。对我来说，跨国史意味着超越国界，国际史则不然。国际史的重点还是民族国家，它讨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等，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互动。所以说，国际史更为传统。
因而，我逐渐认识到，除了民族国家及其彼此互动，这个世界还发生着很多其他事情，存在其他定义人群的方式。举例来说，在公民身份之外，种族、性别、年龄都可作为定义人群的方式。这些方式都不取决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例如，对于像我这样年事渐高的老年人来说，身居何处并不重要。我是个老人，日渐老迈，但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老人。这些老人散布在中国、日本、美国、德国，而我们拥有很多相同之处。实际上，我们的年龄，而非我们的国籍，决定了我们的想法与行为。
如果我和中国的老人进行交谈，我们将会谈论如何面对衰老、如何照料自身健康，诸如此类，这些都是普遍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年龄、健康、宗教等这些范畴并不总是局限在一国范围之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某些跨国问题或现象必须被视为跨国现象，而不是被看做国内的或国际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由于全球化、关注人权和环境等因素，跨国趋势日益显著。如果说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全球现象，即跨越国界的经济交流和联合，至于他们来自哪里、去往何方，其实也都无关紧要了。他们所谈论的是同样的理念。当今世界上的很多问题在更大程度上具备跨国的特质，而不仅仅是国内的、国际的或者政府间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是由非政府组织、非国家行为体或者宗教机构等完成的，这些组织机构共同合作来解决这些世界性问题。它们这么做不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需要，而是因为它们对诸如环境或健康等问题感兴趣。当它们关注如何与结核病进行抗争时，这属于人类的问题，而某些人类的问题超越了国界，比如环境等全球问题同样不受国界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必须与跨国史、国际史结合起来看待，或者至少要与这些研究相互补充。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日渐感到国际史的框架过于狭隘和局限。国际史仍旧意指一国范围内的国家关系或合作，但跨国史则意味着世界上整个人类共同体，并试图触及他们共同的问题，例如环境、人权、健康等等。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都是跨国史，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仍然存在。然而，跨国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一些甚至连祖国都没有的人，依然有他们的问题、关切与议程。某些人类议程超越了国界，并不真正取决于国界。我同意这一观点，因为我确实开始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而非看作分裂的各个部分。
民族国家的历史向我们展现了这个世界是由某些国家构成，其中一些是大国，一些是小国。我并不从这种视角看待世界。我把世界看作是数百万居住在地球之上的人们，他们都是人类，对不对？（笑）他们是非洲人、欧洲人，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是人，拥有众多相同之处。我更愿意考察他们共同的观念和兴趣，而不是那些分裂他们的因素。如果你研究国际史或民族国家的历史，那么你会强调差异：国家差别、民族性、国家认同，以及各个国家如何面对彼此、如何因为差异而走向战争。我愿意相信，这并非不可避免。各国并不一定仅仅由于它们彼此不同而发起战争。它们的相同之处多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当你着眼于民众的时候，这一点尤为突出。
这就是我所说的跨国史，即超越民族国家，超越国家主权。如果你考察民众，那么团结他们的力量比分裂他们的力量强大得多。很多人都说我过于理想主义，但在我这个年纪，我倒宁愿要理想主义，也不要愤世嫉俗。我在日本长大，我见证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从20世纪30年代到二战时期，那是一个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因此，我在很多方面都拒绝接受1945年以前的日本历史。在我看来，这是一段极其可怕的过去。从根本上来说，我更赞同1945年以来的日本历史，因为日本已经变得更好，更加热爱和平与讲求合作，强调经济地位而非军事地位。这或许是一种十分理想主义的表述，毕竟不是所有国家都热爱和平。但我坚信，对世界上全体人类而言，联合他们的力量基本上大于分裂他们的力量。
通过周游世界、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我获得了这种认识。我认为，大多数人拥有共同的基本利益与观念，以及相互交流的兴趣。当然，你已经听闻最近在巴黎发生的可怕的恐怖袭击。但对我而言，因为这些恐怖袭击就宣称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那些把我们联合起来的跨国力量远比分裂我们的力量更为重要。最近发生于巴黎的事情骇人听闻，130人遇难（指2015年11月发生在巴黎的连环恐怖袭击），真是可怕。全世界都在谴责这些恐怖分子。整个人类共同体团结一致是一种明智的判断，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经济学家把将我们联合起来的力量称之为全球化，技术专家称之为发展、计算机、互联网，等等，这些都有助于观念交流。现在，你有足够多的设备可以联系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我认为，今天的人们保持着彼此之间的跨国联系。
承吉：但是，恐怖主义现在也是一种跨国现象。杰里米·苏里（Jeremi Suri) 等历史学家认为，由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这样的人领导的恐怖组织是另一种形式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他们利用现代技术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犯罪。我注意到，在2004年版的《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2] 一书中，您并没有将发动9·11恐怖袭击的极端宗教组织，纳入非政府组织的定义。可是，在《全球史和跨国史》中，您专门针对极端宗教组织的跨国网络进行了严肃讨论。
入江昭：我同意这一点，即恐怖分子也属于跨国现象。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活动遍布全球而不限于某些国家。然而，我们不应当夸大恐怖分子的影响或势力。因为当巴黎那些人遇难时，恐怖分子遭到了世界各类群体的谴责。无论身居何处，各地的人们都开始意识到巴黎那些人遇害的原因。人们认识到，这些不是国内事件。那些人不是由另一个国家的人杀害的，而是由来自不同国家、背景迥异的恐怖分子杀害的，这些恐怖分子信奉共同的极端主义宗教思想。不过，世界伊斯兰共同体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都谴责了这次事件。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和联系的意识构成这个世界的特征，这看起来比分裂的力量重要得多。总的说来，跨国史研究的是跨越国界的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ness）。国际史研究的也是跨越国界的现象，但它侧重政府间关系。跨国史研究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通过移民、贸易、旅游联系在一起，以及跨国联系何以对今天的世界如此重要。
承吉：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的《万国之国》[3] 同样是一次雄心勃勃的学术尝试，以求从全球视角来重新解释美国历史。本德以全球视角理解美国的过去，展现了当空间语境扩展至全球范围时，美国历史上的核心话题叙述如何变得边缘化和无关紧要。通过认真思考哥伦布发现新世界、美国革命、内战和一战这些美国历史上的核心主题，本德明确表示，美国历史与海洋世界哥伦布交换的起源密切相关，其进程明显受到全球语境的影响。在这方面，《万国之国》不但是一部从全球视角重新考虑美国历史的开创性著作，而且也是引起美国史研究者注意的战斗号令。本德挑战了独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强调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并产生一种狭隘观念。他想要在美国人中间培育世界主义的意识，使人们能够看到美国历史如何与美国之外的世界相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以展现共同之处和相互联系的方式，使人们了解美国历史。在您看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美国历史学家，像本德那样，在他们有关美国史的著作中，日益关注跨国性？
入江昭：这是对20世纪50、60年代盛行的美国例外论话语的回应。在20世纪50年代，当我攻读研究生时，人人都说美国人是独特的。美国人之独特在于，美国是独特的。而美国的独特出于这几个原因，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认为是由于边疆经历，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则指出是由于缺少封建主义。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因为越南战争影响了很多历史学家，也让大量民众认识到诸如美国的帝国主义和侵略一类的事情，美国人变得更善于自我批评。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史领域出现了所谓的“社会转向”，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框架下——比如种族、性别、族裔等——研究美国历史。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像美国史的全球化这样去国家化（denationalize）的趋势，进一步发挥影响。一旦你具备了一种全球视角，无论是社会层面的、经济层面的或其他什么层面的，国界就变得无足轻重。正如本德所言，美国历史只有放在世界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并且美国塑造了世界其他地方，一如这些地方塑造了美国。我认为，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变得十分重要。经济全球化、贸易、移民、关注人权，这些其实都不属于国内问题，而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跨国的和全球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本德和其他历史学家开始思考跨国史，即跨越国界的历史，对此我极力赞同。令人欣慰的是，这已形成一股新潮。你仍然能够仅仅在美国的框架下教授美国史，但这将成为明日黄花。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毫无必要，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关注美国即可，这种观点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这是我读研究生时学到的观点。如果你今天还秉持这种观点，人们会认为你迂腐守旧且无可救药地狭隘。无论我们研究的是德国史还是美国史，我们必须去国家化，必须将这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联系起来。就欧洲而言，你应当研究欧洲史本身，把德国、法国和波兰等国的历史结合起来，承认它们都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就亚洲而言，考虑亚洲史或东亚史应成为当务之急，将越南、韩国、日本、中国相互关联的历史联系起来。
承吉：人们思考世界现代史，发现19、20世纪民族主义变得日益兴盛。然而您却认为，这一时期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意识逐渐增强。这种意识鼓励国际文化交流，乐意接受和平议程，并试图超越权力关系来定义新的世界秩序。当您构想文化国际主义的活动时，您特别关注跨国个体，诸如环保主义者、记者、学生、艺术家、学者、音乐家，而不单单是政治领袖。这种想法也与您在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之间建立跨国文化共同体的理念密切相关。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在您研究生涯的不同阶段，您有关文化国际主义的理念如何伴随时间而演变？
入江昭：最初，这是西方世界在技术与工业方面西方化的表现。这一进程开始于欧洲，进而传播至美国。这是欧洲的现象，但又不受国界的限制，因为它们能够方便地转移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根本上说，这促成了今天所说的“全球化”。全球化就其本质而言是跨国的。它起源于欧洲，然后传播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以计算机技术为例，它发端于美国，但技术和经济变革其实并不局限在任何一国范围之内。它们几乎本质上就是全球性的，不受国界的束缚。这是使这个世界相互联系更为紧密的一种方式。西方世界经济现代化程度越高，世界上其他地方全球化程度就越高。
然而从19世纪开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出现了我所称之为“文化国际主义”的现象，以回应民族主义。有些人指出，减弱民族主义影响的一种方式是，鼓励跨国文化活动，或者鼓励受过教育的人们进行跨国联系。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化国际主义”，即19、20世纪诸如出国、旅游、海外求学或传教等任何使人们能够跨越国界聚集在一起的活动。与此同时，有人认为，由于民族主义势头猛烈，某些国际主义者应当进行跨国合作。由于一千万人死于一战，战争结束后，一些文学家、哲学家聚集起来宣布，作为具备文化教养的人，我们必须抵制战争趋势，并且建立跨国联系。这就是文化国际主义。人们认识到，文化能够连结各个国家，而非分裂它们。以音乐为例，（认为）某些音乐只属于德国或只属于法国的看法毫无道理。像贝多芬这样一流的音乐属于全世界，而不受国界限制；（认为）贝多芬只属于德国，只有德国人能够理解贝多芬，这种看法非常荒谬。类似地，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绘画……当你看到它们的时候，你就能欣赏它们。
我坚信文化能够培育国际主义。即便在民族主义的鼎盛时期，反对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力量依旧存在。我始终在据理力争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为原本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日渐衰微，国际主义和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市民社会的影响下，国家力量受到削弱。民众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各种共同体逐渐强大起来，这是全球化现象的一部分。但我也认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对环境、人权的关注真正变得更具普遍性和全球性，出现了环境运动、人权运动等等，由此很多人主张这一时期极其重要。人们意识到，世界各地的人们正被相互联系起来，他们并没有仅仅因为国界就被分开。这就是我所指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而不只是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指的是，在独立的国家或者政府之间建立某种合作机制；跨国主义则指，在公民个人或者市民社会中间建立跨国联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已经形成一种趋势。人们越发认识到，我们拥有一些共同之处。即便针对恐怖袭击，人们也已达成共识，即巴黎事件是危害人类的罪行。
恐怖分子不只是法国的现象，人人都面临相同的问题。我的一些朋友在巴黎生活，我刚才给他们发送了电子邮件……这件事令人震惊。这不单是法国的现象，这是对全体人类的共同挑战。我想，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全球共同体的形成很重要。或许直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共同体方才出现。这一时期相较于人们之间的跨国联系，中美恢复友好关系这种更为传统的国际关系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1949年以后，中国和美国经历了长达（近）25年的隔绝，之后尼克松于1972年访问北京，两国恢复友好关系后美国迎来了众多中国学生和游客，这些想想就令人惊叹。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中20%是中国人，他们要么来自中国，要么是华裔美国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前来参观哈佛大学的校园。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所有的教育机构向任何人开放，这就是日益突显的跨国性，对此我感到很高兴。我确信，未来将把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这种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力量要比分裂的力量强大得多。分裂人们的可能是宗教，那些宗教狂热分子对世界上其他地方抱有敌意；分裂人们的也可能是民族主义国家。事实上这些只占据少数，绝大多数国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彼此之间的联系。这是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极为乐观的看法。根据我的人生经验，我坚信，今天的世界远比20世纪30、40年代以及冷战时期的世界更为美好。
承吉：在最近出版的《全球史和跨国史》中，您提到，从您作为本科生在哈弗福德学院学习英国史开始，您的老师就已告诉您，历史学是一本展开的书，与研究者的个人背景无关；一些方法和概括能为所有学生所使用，也适用于所有国家。多年以前，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讲《论历史学的国际化》的开篇，您也指出，历史学是一门世界主义的学科，人们在其中共享广泛的兴趣而不受种族、国籍的局限。这尤其证实了美国历史学专业的开放和活力，这一专业鼓励美国史研究者加强与海外美国史学家的交流。但是，有时候历史学与意识形态问题、国内关注、国家认同密切相连，也和就业市场的现实相关。例如，在美国史领域最好的研究生项目中，外国学生依旧屈指可数。其中大部分学生是美国人，他们将被训练成为美国史研究者。来自中国、印度或俄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在美国教授美国史的情况鲜有发生。
入江昭：这大体上是由就业市场造成的。美国历史是一本允许所有人翻阅的书籍，对此我还比较乐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入读的小型学院只有两位历史学家，其中一位教授美国史，另一位教授欧洲史（基本上以英国史为主），所以我学习的是英国史。那时候，没有人讲授亚洲史、非洲史。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他们用陈旧的方式教授历史，但他们都是极为出色的历史学家，尤其是那位教授欧洲史的老师。他是我的导师，非常优秀而且时常勉励我。我曾经在某处提到过，有一次我去见他，向他询问我是否真正能够研究欧洲史，因为我不是欧洲人，我出生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方。他说，我在缺少任何背景的情况下研究英国史，反倒更具优势。我不存先入之见，所以我研究任何问题都不带成见。他觉得这样其实更为有利。
他经常鼓励我，而我也鼓励你做同样的事情。你来自中国、德国、土耳其，还是别的什么地方，这真得无关要旨。如果你对某一主题感兴趣，那么什么都不能阻止你对此进行研究。我认为不应当由国籍来决定你的研究，比如只有中国人能够研究中国史，或者只有美国人能够研究美国史。这种看法非常荒谬。只要有志于此，并具备相应的语言能力，诸如此类，那么人人都应有机会研究中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20年前我对阿富汗的历史感兴趣（当然现在的我为时已晚），只要我具备语言和知识背景，那我的研究应不受任何阻碍。和科学一样，历史学是一本开放的书。无论出身何处，任何人都能够研究物理和化学。这同样适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只有英国人能够研究莎士比亚的观点很可笑，至少我难以接受。缅甸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拥有理解莎士比亚的能力。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进入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有些人认为，只有非裔美国人才能研究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任何人（亚洲人、欧洲人等等）都应当有机会研究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同理，每个人都有机会研究越南史、中国史、日本史，等等。这是一本展开的书，任何具备语言能力的人都应有机会从事研究。相反的观点未免显得过于狭隘与沙文主义。出生在美国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不应研究中国史，反之亦然，仅仅因为出生在中国就失去研究美国史的资格，同样错误至极。任何人都应得到研究任何主题的自由。我反对这样的政策，诸如必须是亚裔美国人才能教亚裔美国人的历史，或者必须是德国人才能教德国史。这对我而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我想研究非洲史，只要我懂得相关语言，我就应当拥有研究的自由。这就是思想的国际主义和普遍主义，对此我表示支持。因为你要是不把这种观点表达出来，世界就任由国界来决定。这就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只有德国人能够演奏贝多芬，或者只有英国人才能研究莎士比亚。
承吉：在《全球史和跨国史》一书中，您详细阐述了“文化转向”、“社会转向”和“跨国转向”之间的关系。您指出，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的发展，历史学家不再关注其他国家的经历，更毋论整个世界。历史学家重视细枝末节和局部进展，从而忽视了更为宏大的主题和问题。这些趋势限制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也形成一种例外论色彩更为浓厚的历史解释。但我们也看到，外交史学家从这些趋势中获益，开始拓宽他们的研究范围，探讨影响决策制定的更大范围的人群，以及决定国家利益的公众形象与认知。埃雷兹·马尼拉（Erez Manila）提出，文化史以及诸如“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分析框架之中。在您看来，跨国主义为何风行当今美国学界？您是否认为“跨国转向”也将如同“社会转向”或者“文化转向”那样深入历史思考之中？
入江昭：这个问题耐人寻味。我想这与总体的全球化有关。美国曾经一度占据主导地位，贡献了50%的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当时的美国如此富有，其贸易极具影响力。如果你研究美国史，你会感到你实际上在研究整个世界。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局面不复存在。美国逐渐失去它的霸权或者说优先权，欧盟、进而是日本和中国开始挑战美国的控制。今天如果你真正想要研究美国，你就必须深入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以来，学者们意识到研究美国史也必须熟悉世界其他地方。不了解欧洲、拉丁美洲等地方，就无法真正理解美国历史。这一趋势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然而，当你研究社会转向和文化转向时，你考察的是普通民众构成的小型地方共同体。这本身没有问题。但你要是过度沉迷于此的话，你就忽视了世界上其他地方。所以，我认为，当我们以全球化的方式思考，并考察全球化世界的起源时，社会转向和文化转向对我们并无太大助益。
当下，研究全球史面临的实际挑战在于，你必须学习多种语言，同时理解非洲、阿拉伯半岛等地的局势。大部分美国人除了英语不懂得其他语言。他们不读德语、法语或汉语的档案。现在，人们越发认识到，必须掌握各种语言，其中至少一门非欧洲语言，比如汉语、越南语、土耳其语等等。这就是为何那些来自亚洲的学生（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韩国人等）在此类研究中占据优势，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些语言。同样，以德语、法语或俄语书写的文献和二手资料不容忽视，亚洲学生也应学习这些语言，以研究国际关系。俄语很难学，但如果真正想要研究东亚，那么学习俄语极为必要。但是现在我都忘光了，我曾出于研究的需要学过俄语，阅读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俄语文献与档案。
美国史的跨国化理念，即在全球和跨国的视角下教授美国史，曾经一度是非常陌生的事物。不过，加利福尼亚曾有院系征聘过类似“全球史中的美国”这样的教职，呼吁在世界各地的相互联系中而非国家关系的语境中研究美国史。这是件极好的事情。与此同时，由于语言障碍，研究跨国史并非易事，你必须阅读由多种语言书写的材料，而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在现实中，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举例来说，如果你研究联合国，他们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全球变暖、环境问题，诸如此类。这些都属于跨国问题，你必须掌握所有这些语言才能阅读那些文献。如果你仅仅懂得英语，那么这不足以帮助你了解全球变暖、能源危机等问题。
然而，尽管语言很重要，你也必须采用全球视角，尽你所能去考察世界上其他地方。那些只研究两个国家的人，诸如研究美法、美德关系等等，他们可能过于局限。你应当着眼于整个世界，或世界的某个地区。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国际史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跨国史考察一些跨国的和全球的现象，比如移民。我并不研究移民，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项研究。鉴于今天仍有大批叙利亚人想要穿越德国边界，这是个极其重要的现象。人类的跨国迁移已经延续数个世纪。历史学家有关移民的研究尚且不够充分，因为他们还未涉足外国历史。我想历史学家在移民研究领域仍大有作为。联合国保存了大量关于环境与人权问题的英语文献，只要你懂得英语，你就能够研究这些主题，这才是重中之重。当然，如果你具备其他语言能力，诸如德语、汉语、西班牙语、法语，这是好事。掌握一门其他语言将成为你的重大优势。可以这么说，语言是让你接纳另一种文化的工具和方式。通过学习某种语言，我保持了对其他国家——诸如俄国——的深入了解。我认为，阅读一些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文献对我产生了影响。不过，官方文献读起来没有那么艰难，因为俄语的很多词汇和术语在英语中都有相对应的词汇与术语。
承吉：这些年您所做的跨国旅行进展得怎么样？从退休以后，您就一直在周游世界。您精力之充沛令我感到惊讶。即便对年轻人来说，如此定期的跨国旅行也是非常疲惫的。真得难以想象，像您这个年纪的人还会对国际旅行如此充满激情。旅途的经历是否让您对文化国际主义和跨国史产生新的观点？您下一项研究计划是什么？
入江昭：我希望自己可以游历更多的地方——我对非洲，还有南美洲都不甚了解——我去过秘鲁，但我还未去过巴西，以及其他南美洲国家。目前来说我的经历还十分有限。我乐于在巴黎的书店里徘徊，这样我就能看到法国历史学家的兴趣所在。我年轻的时候比现在旅行的次数更多。不过现在幸运的是，我不必在指定日期前赶着完成书稿。我现在年事已高，因此也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旅行。当下我正在写作的书稿涉及国际史的文化层面。顾名思义，国际史就是国际关系的历史。但由于国际关系方面的论著已经数不胜数，我想就国际关系的文化层面写点什么，比如文化设想、文化形象等。举个例子，中国的国际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跨文化现象。我想探讨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文化—国际事件。我不确定自己还有多少时间来做这件事。（笑）但我想研究的不是正式的国际关系，而是当人们相遇时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由此形成的观念——举个例子——比方说，为何贝多芬的音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为不同国家所理解和欣赏？这是我的夙愿。
[1] 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No. 1 (Feb., 1989), pp. 1-10.
[2] Akira Iriye,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中文版参见【美】入江昭著：《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刘青、颜子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 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