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读后感锦集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是一本由[英] 佩里·安德森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6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精选点评：
●介绍日本的那部分很有趣啊，而且参考文献也很有意思呀
●绝对主义国家是受威胁的贵族的政治盾牌。古典罗马法的复兴为绝对主义王权提供了法理依据和趁手的统治工具。但是，从法权上看，这一过程必须建立在旧有的宗教-神权法权解体的基础之上。于是，问题就在于古典罗马法在这个时候是如何瓦解了旧有的宗教-神权法理学？安德森注意到了博丹的国家主权学说，但是仅仅从唯物史学的角度解释博丹对传统政治神学的冲击和解构似乎显得有些不足。
●混囵吞枣地看完西欧部分的前六章，读不下去了
●绝对主义作为欧洲的特有现象，是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结果，或许也是近代的动因？
●安德森让我重新燃起对马克思的热爱
●界定重要概念：绝对主义国家。西欧和东欧的绝对主义国家是不同的，属于不同谱系，从起源到过程到结果。西欧的绝对主义国家是过渡形态，源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封建传统，内部包含着特定的张力（贵族与阶级），最终形成工业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与马克思追随者把握到位，提出自己的类型学与解释。
●作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历史的读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读得一知半解。
●知道了西马的一些观念，弥补了一些零碎的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知识
●跟《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连起来看，就会发现实际上说的是中世纪晚期到启蒙时期的事情。依然是史论，依然是反对线性史观。不同的是与上一本相比更突出了一种类型学色彩。在本书里作者强调了马恩的封建主义—分裂—外向的等级制度和绝对主义—统一—内化的等级制度这一区别，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东方专制和这两者的本质不同——再次见证了回到文本的重要性——实质上作者的绝对主义理论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变体:欧洲是与众不同的，特殊的。这个奥斯特罗姆（诺奖那位的老公）的美国特殊论对应了。感觉历史的分析一开始要从“同”里走出来寻求不同，现在又要从“不同”回到“同”，西马的“不同”是为了建立统一分析框架，加州学派等的“同”也是这个目的。
●老西马的洞见与不察——前言部分提出的问题，在当下看来仍然敏锐；俄国一章写到20世纪多少一些《真理报》附体感。至于青年成名的安德森本人，少年弟子江湖老，大概是给安德森作品时间轴得当的评语吧。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读后感(一)：舒服的落后状态
不同于君主专制，我非常喜欢“绝对主义”国家这个翻译term。形式上优于传统君主制的专制体制在普遍意义上对于一个国家的初建极其有利，可是可怕的事情是：当一个统治者或者一个政党已经习惯于被崇拜和被忠于执行的时候，他们会忘记掉向“现代”前行这件事情。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读后感(二)：短评
佩里·安德森是知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两本历史社会学专著《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是研究欧洲从古典时代到绝对主义时代的变迁。
安德森在书中提出的转型方式不同于我们传统教科书的一点是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中间插入了一段被称之为“绝对主义”的历史过程。确切的例子，就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王权空前加强，国王任命的总督代替了各地诸侯，而昔日封建领主都成了吃封地税赋的土财主而不负责任何具体事情，王家法庭在绝大多数省份取代了过去的仲裁机构。还有些领主成为京都巴黎里面的国王养着的高级贵族，都不再有享有自治的特权，这部分内容可参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其实此书着重写旧制度）。相应，昔日的封建贵族开始抵制这种变化，后来渐渐也接受，成为国王的官僚机构，也就是朝臣阶级的一员（如大革命之前的军官只能由贵族出身的人担任）。
简单说来就是从封建时代过度到中央集权时代，财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统一。因此在《欧陆风云3》这款游戏中，16世纪的法国制度被称之为“绝对君主制”。绝对主义强化了主权和私有财产这些观念，为转型为资本主义打下了基础。和当然，安德森认为比较成功的转型为法国和德国（普鲁士），而东欧、西班牙、英国和意大利则属于他理论中作为不完全转型和失败的特例了，作者也相应做出了解释。毕竟历史研究中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其实我在想：封建制度到绝对主义制度是不是一个重建官僚系统的过程？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读后感(三)：安德森的论证逻辑
在安德森的分析中，绝对主义本质上是个矛盾体，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它是旧的，因为捍卫的依旧是贵族的利益，但又是新的，因为与封建制不同，绝对主义瓦解了社会层面的经济政治共同体，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即国家层面上实现了权力的集中。
通过这种重新部署，充实了国家的力量，拓展了税收的基础，建立并维持了常备军，这样的国家承担了封建国家所无法承担的国际压力，并满足维持国内秩序的需要。
这个矛盾体能够结识绝对主义很多层面。
比如绝对主义这个措辞本身。安德森像其他学者一样承认，绝对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修辞，因为没有君权是绝对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有些学者干脆宣称要放弃这个术语。但根据安德森的分析，绝对主义这个措辞本身就是这套体制矛盾性的体现，君权实现了绝对，因为这是改组后的国家机器，君权不能完全绝对，因为这套新的国家机器依旧在旧的阶级基础上运作，即贵族阶级的利益。
再如，拿法国这个典型来说，绝对主义这个矛盾体解释了国家和贵族之间诸种张力。本质上绝对主义国家依从于贵族利益，但必须得超越贵族利益，表现在君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命令权（Bodin），其次国家发展有赖于税基的拓展，要向贵族征税。用安德森的话说，绝对主义必须与其诞生之根基（贵族）保持一定距离才能正常运作。
这个关系很不容易保持，税收引发的各种争端，以及由这些争端引发的constitution争议，是十分明显的表现。
再本质一点，绝对主义的这个矛盾性，从国家发展阶段而言，乃是过渡性的，正因为是过渡性的，所以是矛盾的，是从封建向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过渡阶段，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融合了资产阶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当然其旧有的成分也决定了绝对主义国家不能完全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对外战争从来不是满足商业利益）。
在分析法国这个个案时，安德森认为，导致绝对主义君主制最后崩溃的根本原因就是其矛盾性所决定了国家与贵族之间的僵化关系。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绝对主义君主制必然与贵族特权体制同在1789年动荡中走向覆灭。
整体上，本书逻辑十分清晰，个案剖析极为深入，整体结构很完整。但存在几点缺陷，仅就法国个案而言。
安承认，18世纪实际上是君权和贵族相安无事的黄金时期，比如在法国，贵族已经完全恢复了对国家权力的掌控。1714-1789年只有三任大臣没有贵族头衔。但最后又说，贵族同意放弃免税特权，必须以重新掌控政治权力为条件。既然已经实现了复辟？何来以重新掌控政治权力为条件？
其次，绝对主义代表贵族的利益，本质上是捍卫贵族利益的，这表现在哪里？安分析很薄弱。如果根据他的说法18世纪是王权和贵族相安无事的黄金阶段，但实际上，正是在这个阶段，法国推出了不顾及等级特权的人头税，推出了地方市镇的自由选举改革，甚至像重农学派那么推出了废弃特权（至少废弃特权在政治领域的表现）的改革。
安将绝对主义呈现为一个矛盾体，说到底这个矛盾体是没有稳固的阶级基础的（既不能始终捍卫贵族的利益，也不能捍卫无法捍卫资产阶级金融家的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和金融家的发展又得益于制度本身），它谁也代表不了，注定灭亡。
这是安与许多史家不同之处，后者常将绝对主义视为一个独立的阶段，但安看来，这并不独立，相反是过度的，是混杂的，是矛盾的。正因为认识并强调这一点，面对绝对主义内在悖谬性时，安要比很多史家更为从容。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读后感(四)：水利、专制与内亚游牧：安德森《“亚细亚生产方式”》随记
关于水利社会与集权国家的讨论，集成于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而究其思想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希罗多德等古希腊作家对埃及、波斯的记述。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考察了这种亚细亚主义在近代的流变，所涉及到的学者包括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1611-1677）、贝尔尼埃（François Bernier，1620-1688）、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斯密（Adam Smith，1723-1790）、、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密尔（James Mill，1773-1836）、琼斯（Richard Jones，1790-1855）等人，根据他们的理解，东方专制主义意味着国家土地所有制、缺乏法律约束、宗教替代法律、没有世袭贵族、奴隶般的社会平等、孤立的村社、农业占据压倒工业的优势、公共水利工程、炎热干旱的气候环境、历史停滞等特征，不过没有一个作家是将这些特征都融合到一起以形成一个概念的。这种东西二元对立结构之下形成的认识模式，在地理的指称上从土耳其扩展到印度，最终将中国也纳入这一范围。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这种知识传统，并将此前相对孤立的观点加以混合，马克思和恩格斯交换看法之后提炼出了两个观点：第一是亚洲的干旱气候所必然导致的公共灌溉工程，乃是中央集权、垄断土地的专制国家的基本决定因素；第二是东方的土地国有制内部隐含着一种自给自足的村社部落公有制，这种村社才是专制君主制背后的社会经济现实。他们这两个观点之间存在摇摆，因而其著述之中也无法概括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的一贯论述，结果造成了这个概念的不断膨胀：在时间意义上被上推至最早的文明发轫期，涵盖了古典时代以前的中东、地中海社会；在空间意义上涵盖了在地理上更边缘的部落组织，而后者的文明水平与前者相比不啻天壤。在安德森看来，这种做法引起了超历史的混淆，违反了基本的科学分类原则，而所谓的“自给自足村社”及其“公社所有制”的概念乃是马克思理论大厦中的基本实证缺陷。他们最初指出东方国家的两个特征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和存在大规模的公共水利工程。但历史证据表明，这些近代以前的东方帝国，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如土耳其、波斯和印度，从来就没有任何重大的公共灌溉工程，而拥有大型灌溉系统的中国，反而存在土地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这两个因素根本无法共存，其认知甚至比前辈更加倒退，他们看到的所谓亚洲国家的相似性，实际上乃是一种错觉。
安德森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使遍剔除了村社神话，也依然无法摆脱固有的弱点：作为一个实质上是一般性描述非欧洲发展道路的概念残余，它必然把在不同社会形态里发现的特征混合到一个模糊不清的原型中，由此导致的最明显的歪曲，就是硬把一种所谓的“停滞性”强加到亚洲历史。对近代东方历史叙事的批判，目前已被学界主流接受，此处毋庸多言，不过安德森的文章条理明晰，直戳要害，实有一锤定音之效，令人印象深刻。这里想特别一提的是随后他对伊斯兰帝国的历史考察，谈及了经历游牧征服之后内亚定居农耕区的“贝督因化”（beduinization）。这个问题涉及到水利设施、经济发展和内亚性国家政治逻辑之间的复杂关联，带有游牧性质的伊斯兰帝国必然地忽视或者破坏原先农业区的水利工程，而水利工程的兴废和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又在同时发生。在此摘录如图：
安德森的观察非常重要，不过囿于学力，未知国外是否有对此思路更详尽的研究。而以之对照中国历史，则让人想起钱穆《国史大纲》对河患与水利兴废的议论，在此节录是书第三十九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 中篇 黄河与北方之水患》之精要（其中引文、叙议颇多可留心者，碍于篇幅皆删去）如下：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之重心，何以有自北移南之倾向，此事论者不一。或疑北方气候，古代较温暖，以后逐渐寒冷；或疑北方雨量古代较多，以后逐渐减退；或疑北方民族血统后代混杂渐多，故见退步。以上诸说，均无切证。或疑黄河为中国水患，长江为中国之利。此层就历史言，亦似适得其反。
殷代的文化，孕育长成于黄河之下流。自盘庚至纣二百余年的殷墟，建筑在黄河下游淇、洹交灌的大三角洲上。西周的文化，脱离不了河、渭流域的灌溉。春秋中原一、二百个侯国的田邑城郭，都错落散布在大河两岸。泾、渭、汾、凁、伊、洛、淇、洹、淄、汶、泗广大的水利网，缨络其间，做了他们养长文化的血液。当时的沟洫制度，必然很可观。
黄河水患，始见于周定王五年。【是年为鲁宣公七年，春秋已一百二十年。】此乃河北岸的卫国，【乃殷之故墟，诗邶、鄘、卫风所咏，淇澳绿竹，淇上桑田，桧楫松舟，泉源考盘，是一个可爱的水乡。而文化在列国中亦最高，观风诗即知。】为狄所灭，【至河决已六十年。】农田水利失修以后应有的景象。以后魏文侯居邺，西门豹、史起大修水利，这一带依然是乐土。第二次的河徙在汉武帝元光三年。【上距周定王五年，又已四百七十年。】这一次河患的来历，盖因战国以来长期战争，竞筑堤防。又各以决水浸敌国。又有壅塞水源以害邻。河道与水利，为兵事所牺牲。遂成西汉间严重的水患。直到东汉王景治河功成，此后又九百年未见河患。这正因北方经济文物，尚在盛时，沟洫河渠，时有兴修，故水不为害而为利。【观郦道元水经注，后世湮绝难寻者，不知凡几。】黄河为中国患，其事始于宋，历元、明、清三代千年不绝，却正是北方社会经济文化已在逐渐落后的时期，可见水患由于人事之不尽。宋代河患，远因则在唐中叶以后河溯一带之藩镇割据。【唐中叶以后未必无河患，然亦可谓未必有大患。若遇大溃决，朝廷岂有不知？史书岂有不录？惟如春秋狄踞卫地，黄河下游两岸农田水利在藩镇统治下，失修必多，则可断言。】近因则在五代时之长期兵争。梁、唐夹河相持，决水行军，事又屡闻。自此河决时闻。五代时河已屡决，至宋而遽发。而黄河下游一、二千里的河床，遂致屡屡迁移。
河道自春秋以迄近代凡六大变（略），其间巨变剧患，多在宋后。盖自大伾以东，古兖、青、徐、扬四州之域，皆为其纵横糜烂之区，而北方元气为之大耗。黄河水患的起落，恰与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盛衰，成一平行线，足征互为因果，非自始黄河即为中国之害。
宋后河患不绝，约有几因：
一、常为他种原因而牺牲了河流的正道。
宋初河道与唐、五代略同。景德、景祐两决澶州横陇埽，遂为大河经流。商胡决口后，有主开六塔河，引商胡决河复归横陇故道者。嗣六塔河复决，京东故道遂废。乃有主开二股河，导水东行者，宋人谓之“东流”。北流通快，海口广深，有合于黄河之古道，而宋人必欲回河使东。六塔、二股相继失败。而绍圣诸臣力主东流，盖借河事以伸其绍述之说。又金以宋为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自是河道去古益远。元明两代，以黄济运，更不愿河道之北。元末河道北徙，而明人以畏运道涸，力塞之。自此以下，迄于清代，莫不以人力强河流。河水日失其性，遂溃决不已。咸丰铜瓦廂之决，河道终于北去。
二、政治之腐败，河工之黑暗，政府常花最多的财力，而收最少的功程。最要者还是北方整个水利网之破坏。
即据关中水利言之，唐已不如汉，而唐后又更不如唐。【黄河水患，一因于河讯时期水量之突然盛涨，一由于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然此二者，主要并不全在黄河之上源，而多为晋、陕、豫诸省之支流所促成。代表中国汉，唐全盛时长安、洛阳两都会之没落，其附近四围一般经济状况之衰颓，与夫农田水利之失修，又是促成上述两因之大原因也。】其它各地，大率皆然。观明人所说河南、山东困于水旱的情形，可见一斑。【河南、山东在汉、唐时，正犹如江浙之在元、明。所谓“岁漕关东粟数百万石”者，大部即在此两省。将明人记载一对比，可见中国南北社会经济文化转移之剧烈，而其原因则多半在人事，不必远推至气候雨量或人种血统等种种渺茫之臆测也。】
而运河的开浚，其目的既专在通漕，对于北方原来水利，亦有损无益。隋炀汴渠，沟通河、淮，说者已谓利害不相掩。至元、明会通河，直贯南北，更逆自然之地形。筑坝堰，建堤闸，岁糜巨帑，而凿者不胜淤，筑者不胜溃。人力已尽，水患方烈。因运河而牵连损害及于旁近之水系。【山东滨海，水势自宜东注，而元代为以济通，尽逆之向西。】大其甚者，为顾全运河水量，而强抑黄水南行，与淮合流。不惟河患频仍，即淮水亦成大害。大河自北宋时合泗入滩，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淮本无病，此七百七十年中河病而淮亦病。北方诸湖泽，因黄水倒灌，淤填平满者甚多。河经河南中部，土益松，泥益多，泛滥横决，而数百里间水利尽为破坏，又不独一淮受其害也。【上游因水利失修，各支流挟带多量泥沙之黄水，骤然灌注于黄河，激起黄河下游之溃决。又因下游溃决，淤泥停淀，使下游诸湖潭渐次填平，更无蓄水之用，如是而河决之患更烈。此皆互为因果，以造成中国史上愈后愈烈之河患。】
豫、鲁、苏、皖四省，天产民力，消耗牺牲于黄、滩、运三水之泛滥防御方面者，不知凡几。若当时一面能改行海运，【元人海运，已十达六、七，若自淮口扬帆，不经月即至天律，更无可虞。此事明人主之者，如邱浚、罗洪先、郑晓等，殊不乏人。而屡议屡格，宁岁掷无量巨金于会通无底之牝，真可惜也。】一面纵河北去，【明人防河之北，如防盗贼，强逆其性，必挽之于东南，故河患终不能弥。】则河、淮皆可安澜。而豫、鲁、苏、皖四省，凡河、淮溃澜之区，皆复变为膏腴沃土。一面广兴京东、河北之水利，【如虞集、徐贞明所计划。】一面再能移民辽、沈，垦辟渐远，北京正在陆海之中心，何至必仰哺于江南，为此嗷嗷之态？”
对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系统探讨，钱穆是始发其议者之一（《国史大纲》于1940年出版），此话题颇涉水利，同时期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则有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 Control，1936），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1942）两部。冀氏着眼于基本经济区的划分和转移，以及国家对不同程度上独立自给的经济区的控制；全氏则受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2）对唐代漕运研究的启发，致力讨论运河对沟通北方政治军事重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作用，二者基本上都采用了一个统一国家整合异质地区的框架，这是当时的中外研究者都很感兴趣的话题。相较而言，钱穆的《国史大纲》虽然以大一统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历史线索，但其水利一章的关注点却并不在此，其中所论内亚性政权对北方水利之破坏（与贝督因化很类似），河患起落与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盛衰平行而互为因果，运河对原来的北方水利有损无益等，皆属思力通贯，别具只眼，而后学似未加以重视者。如此来看，内亚性政治模式造成的社会衰退着实非细，游牧组织与农耕区域的长期互动也较一般所想远为复杂，北朝时所谓“河清”佳兆仅是此事之一面而已。陋于闻见，对这一领域学术脉络的把握必有不足，亦未知有无沿钱穆理路继续深掘的研究，俟高明以教。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读后感(五)：佩里的绝对主义与其金碧辉煌的体系大厦
0序言 绝对君主制原指中世纪之后的新君主国(马基雅维利) 马克思对绝对主义(absolutism)的定义： 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平衡，市民与贵族。区别东方的专制主义(despotism) 消除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长时段与短时段二元对立，具体与一般的结合 消除整齐划一的时间媒介 第一部分 西欧 1.0西欧绝对主义 农奴制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农村封建关系的消失 只要封建贵族地产阻碍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劳动力的实际流动。只要劳动力未能与其生存的社会条件相分离，成为真正的劳动力，农村生产关系仍然是封建式的。 从本质上，绝对主义是经重新部署和装备的封建统治机器，旨在将农民再度固定于传统社会地位之上，是受威胁的贵族的新政治盾牌。 封建主义：经济与政体的有机统一体，但在挣个社会结构中表现为四分五裂的权利，农奴制作为榨取剩余价值的机制，在村社这个最小的分子中将经济剥削与政治法律强制融为一体。 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封建阶级威胁，政治—法律强制向上转移中央集权化，军事化点顶峰——绝对主义国家，压制农民与市民，惩罚贵族。 贵族失去政治代表权，获得经济所有权 自由城市是封建框架产物 社会的政治结构并不会紧跟着经济生活条件改变社会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国家制度仍是封建主义(马克思) 罗马法的复兴： 自下而上强化私有财产 自上而下强化了公共权威 罗马教廷正受第一个彻底摆脱了任何代表权和团体羁绊的中世纪王朝 职业军队出现，由外国雇佣兵组成(贵族阶级不愿意全面武装农民) 对于封建制度而言，战争是获取剩余产品最合理，最快捷的扩张方式，其内部竞争手段上军事的，其目标是领土，其权力的自然疆域是土地，因而封建统治阶级具有流动性(资产统治阶级则不同，因为资本是最具有国际流动性的) 绝对主义国家便是战争机器 绝对主义时期官僚是出售于他人的私有财产，并可通过特权与腐败得到补偿，这是采邑誓忠礼货币化的滑稽变形。(既促进资本主义又阻止其进一步发展，如17世纪50年代，法国高等法院与城市共和派合作，18世纪80年代成为最顽固的反对势力) 绝对主义新税是集权化的封建地租，与地方性封建地租构成双轨制，加重了穷人负担(而封建地主均免税) 重商主义 中世纪不存在外交，因为不存在对等关系 联姻伴随战争，原始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制造)被君主利用 绝对主义的矛盾之处在于它对贵族与特权的保护也保证了新生商业，制造业阶级的基本利益。其原因在于商业和制造业资本的特殊属性，它们不源于大机器工业集团生产，也不于封建农业秩序决裂，具有潜在的协调共存领域 绝对主义下，贵族的“政治”地位从未降低，而且其封建属性经常背叛资本 2.0阶级与国家：分期问题 议会的间歇性机制避免形成君主普遍征税观念(已在黑暗时代消亡) 意大利因为最接近罗马，存在直接税。英国依赖关税。法国依赖货物税与人头税。德意志诸侯强化了通行税。 等级会议(三级或者两院)，源自封臣，复杂与有效框架再现了封建宗主与附庸的平衡。 博丹的主权论与绝对主义论述。 从中世纪继承的团体特殊主义与地区的异质性是与“旧制度”相始终的。国家从未行使绝对权力，国家与贵族的斗争也非绝对。 战争的升级，官职官僚化，赋税家中 庇护网瓦解 ，消灭了君主政体与臣民间的中介力量 17世纪是贵族政治统治总体系内部阶级与国家关系动荡的正午。18世纪则是和平的黄昏。 vincolismo:长子继承制是贵族为了防止财产分割化，公开出售的产物 16世纪是性质单一的剧烈冲突，18世纪则是混合的，连带贸易的战争(推翻绝对主义的英国推动的结果) 3.0西班牙： 联姻与贵金属，贵族色彩最为浓厚 3.1卡斯蒂利亚:王国南迁搅乱了社会形态，等级议会未能产生创议权，贵族教士豁免，只有市镇缴纳议会税款，税负落入人民身上，贵族骑士团活跃 3.2阿拉贡:人口仅为卡斯蒂亚的五分之一，黑死病，起义，内战使巴塞罗那衰落，巴伦西亚无法弥补其衰落，具有完善的四级议会(显贵，乡绅，教士，市民) 3.3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在卡斯蒂亚改革: 废除骑士团，铲平贵族城堡，驱逐边境诸侯，严禁私人战争，取消市镇自治权，司法扩张巩固，国家收回交汇封地的空置 ，地方教会与教皇分离，议会被驯服，1480年免去贵族与教士出席议会权力。 但最高军事外交职务永远属于大贵族，小贵族出任市长，早期被贵族吞并的王室领地也没有收回，羊毛业主通业公会特权(保护南部地主)，限制性行会制度与谷物价格 但阿拉贡则维持了中世纪晚期政治结构，两个国家没有统一货币体系，更别谈税收和司法 3.4查理五世： 卡斯蒂亚1520公社起义，领导者喂中北部资产阶级，带有民族主义色彩，镇压市民起义，议会彻底衰败(西欧其他国家是镇压贵族)使得西班牙君主制区别于西欧 六个地方委员会(阿拉贡，卡斯蒂亚 西印度群岛，意大利，葡萄牙，佛兰德)与审判委员会迫使大总督于地方贵族妥协，阻碍西班牙内行政集权化进程 3.5殖民地的影响： 美洲白银使得西班牙绝对主义长期免除缓慢的金融，行政统一过程。 殖民地的需求使得西班牙产省异地生产性羊毛工业，极大危害了耕作农业，使之成为16世纪70年代最大的谷物进口国。 西班牙农村人口转向务短工(早熟)，通货膨胀使得纺织成本剧增，从而失去市场。 3.6腓力二世： 稳定首都马德里，放弃集权改革，新消费税与瘟疫，破产 3.7莱尔玛公爵： 利用货币贬值挽救财政，驱逐摩里斯科人(破坏农村经济)，殖民地贸易的逆转 3.8腓力四世与奥利瓦雷斯 三十年战争，破产，只有卡斯蒂利亚提供税金，佛兰德入不敷出，葡萄牙不交年贡(因为丢失巴西分离)，意大利(那不勒斯丢失到法国短期)提供人力。阿拉贡，那瓦尔，巴伦西亚只提供小额，加泰罗尼亚一毛不拔(还因为处于前线爆发了起义，倒戈法国) 奥利瓦雷斯计划给予其他地方官职，因为卡斯蒂利亚的反对，计划都没公布。统一军队计划也因反对告终。 1600年到1700年 西班牙总人口从850万下跌到700玩。 3.9波旁王朝：贵族与国王 引进法国王室总监制度(intendant)，为各行省建立统一政府，半征兵制度，强化殖民地，但绝对主义权力仅仅停留在市政府，拿破仑入侵前夕，大量市镇处于领主与教士裁判下，领主权与财产权混合，保留封建残余。 4.0法国 南方语言司法差异，经常显现的分裂力量。法国王权形成史就是向中央集权痉挛性渐进史。 政治秩序三大断裂：15世纪百年战争，16世纪宗教战争，17世纪投石党人运动。 4.1百年战争 建立王室人头税(军事人头税)与正规军，贵族，教士，一批市镇免税 查理七世有限的武装力量(1.2万)，使得佩剑贵族保留了地方自治权与经济特权，召开三级议会。 路易十一时期的地方法院，各自为政，香村封建贵族关系完全消失。 国王因为无法从三级会议获取利益，因此选择加强地方权力。 弗朗西斯一世与亨利二世，市镇议会消失，外交政策王室专有，行政法院审查官扩大王室司法权，审判议会压倒高等法院，博洛尼亚条约获得教阶任免权。物价上涨税收并未上涨，与食利者发行公债维持国库充裕 4.2胡格诺战争 吉斯，蒙莫朗西，波旁家族的斗争， 新教信徒大部分是土地所有者。战争的破坏使得城市反叛者转向共和主义，农民起义，城乡叛乱促使统治阶级携手联合。 苏利改征间接税官职税(交税世袭，延缓资产阶级政治化进程)出现 黎塞留，废除中世纪最高军事贵族爵位，铲平城堡，禁止决斗，镇压三级议会。建立intendent制度(不可取消，不可贩卖)，打破地方世袭制，对应的是地方法院的对抗。 4.3投石党人起义 是扎克雷等农民起义的延续，比胡格诺而言，统治阶级更团结。 路易十四，控制市长，城市驻军，省都头衔成为虚职，小型最高议会，钦差委员会。 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后，为了筹措资金，贵族头衔被公开拍卖，首次出现人头税(贵族不能幸免) 摄政王时代，大贵族反扑但加强了绝对主义，1714到1789只有三任大臣没有贵族头衔，组成封闭贵族阶层，外省总监职位世袭化 ，18世纪60年代只有贵族才可以购买军职，教会也贵族化。 但法国贵族从未接纳绝对主义，路易十四之后旧制度并未统一，王权只是对一个法人团体力图推行新的统一——迫害詹森派以谋求宗教意识形态统一。 贵族受到下层阶级影响，农业繁荣，外贸增长。卖官鬻爵现象减少(因为贵族垄断)，绝对主义转向发公债，食利者不能获得贵族头衔。平民对封建国家参与的减少以及封建国家外向型商业的发展使资产阶级摆脱了绝对主义。 国家与贵族的矛盾造成法国绝对主义的灭亡。 5.0英国： 最强悍的中世纪君主政体与最虚弱短命的绝对主义。 5.1中世纪的遗产 封建主义早期行政集权化造成人数少且在地区内联合一体的贵族。市镇只有商业特权，教士领也不多。王权与贵族代表权同时集中化。议会与君主相辅相成，出现一元化性质集体机构即国会(骑士，市镇和贵族，主教平起平坐，上下两院是分工而非阶级产物)。 国会并未得到财政细致入微的控制权与定期开会 ，但对王室有否决权。 前封建主义民事法庭的存在为王室裁判权与领主裁判权融合提供基础。由于农村公社自由民的平等关系，产生了义务性的贵族半自制制行政机构，并演变成治安官吏(the justices of peace)体系，当然特权仍存在。 英国贵族远征点封建主义货币化在各地发展的特征。 百年战争中海军占优势的是法国 ，战败后英国贵族把枪口对准自己人。 5.2都铎与新君主制 亨利七世，动用星室法庭强化对贵族的最高特殊审判权。削弱广泛的庇护与半君主制的个人豁免，严格选官制和治安官的监督 扩大王室领地。 亨利八世，召开国会，加强集权，教会控制权，取缔地方领主自治权，枢密院出现。 沃尔西身兼教皇特使与红衣主教，成为欧陆仲裁者，没有适应英国衰弱的新外交格局，战争的开销，出售教产，使得乡绅崛起。岛国孤立，贵族开始非军事化，显贵成为贵族内部有法律特权者，非显贵控制了平民院。东部圣公会与西南部农民的起义是最后一支自由由国王调动的外国军队镇压。 没有陆战温床(只有罗伯特达德利的小叛乱)无法推动欧陆绝对主义在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确立。 5.3爱尔兰 9-10世纪北欧入侵使得爱尔兰产生市镇与国家。 因为对法作战，英国的入侵统治逐渐收缩到都柏林，凯尔特酋长再次恢复统治，盎格鲁撒克逊人盖尔化。 亨利七世打破贵族议会自主权，旦盖尔人联姻基尔代尔王朝，仍有统治权。 亨利八世成为爱尔兰国王。但只控制少部分。 伊丽莎白时代建立两个县，并建立殖民，爆发奥尼尔起义。 亨利八世开始注重海上霸权，伊丽莎白时代确立。海战造成军事行动分工化与专业化(从事贸易)，将战争推向海外 5.4苏格兰与斯图亚特 土著王朝马尔科姆三世引进英格兰体制，主动封建化，低地采邑制与领地制，开始使用英语。盖尔语则为高地游牧部落使用。 14，15世纪与英国冲突种，贵族获取了世袭权， 建立私人司法权。1560年英国海军切断了法苏联系，詹姆斯五世的天主帝国被新教推翻。 詹姆斯六世扶持枢密院，引入主教制，但市镇的不发达，大贵族行使王公般的权力，小地主进行私斗。 英国低税收，农村稳定，无须扩展财政体系，遏制了庞大官僚 英国绝对主义失败是因为偏离了封建时代末期国家的通则，进而被资产阶级革命腰斩。爱尔兰起义与主教战争只是诱因。 6.0意大利：诸城寂灭与晚来的绝对主义 意大利没有产生绝对主义的关键是意大利北部城市商业资本的过早发展。 腓特烈二世的封建化尝试。教皇国内部的动荡 银行家与城市公社，共和国引入法国毁灭了霍亨斯陶芬。但商业资本无法在全国社会取得主导地位，因而只能自保。 古代城邦是农村的象征性延续，是消费中心，而意大利城市则是生产的中心(农村仅是附属，贸易重于战争，因为不具有闲阶级，故而文艺复兴注重艺术，忽视学术)。 无产阶级起义与选票范围的扩大，接着是僭主与贵族专政(与古典不同) 行会阻碍了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分离。制造业资本呗局限于一个日益萎缩的空间 只有金融业畸形的发达。 落后北部多为僭主政治。洛迪和约标志意大利的均势政治。 哈布斯堡确立后，城市贵族农村化，土地投资取代金融。皮埃蒙德的统一逻辑是，只有落后的它才能建立绝对主义。 埃马努埃莱·菲利贝托(废除三级议会)在法国帮助下建立绝对主义。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解除教会豁免权，收回贵族土地，内阁与地方长官)在路易十四时期获得撒丁。 7.0瑞典：突如其来的绝对主义 没有经历中世纪早期向近代早期的过渡。 丹麦克里斯蒂安二世击败斯图雷家族贵族寡头(控制卡尔马)，古斯塔夫瓦萨反抗，在吕贝克帮助下建立王权。 7.1瓦萨： 宗教改革路德教，没收教产与十一税(三分之二)均归国王所有，开发银矿(达拉纳)，推行条形铁出口。 扩大行政机构，雇佣德国顾问集权化官僚，斯德哥尔摩永久卫戍军，挑起贵族教士矛盾(给教产贵族)，但削减贵族领地，半行政性的领地居多。 利用国会，击败农民起义，王族世袭。 7.2沿革 埃里克十四世 扩大军队，争夺利沃尼亚，遭贵族罢黜。 约翰三世，占领爱沙尼亚，与波兰结盟对抗伊凡雷帝 战争财富与暴发户增加，16世纪90年代贵族只剩下三分之一领地。 西格蒙德继承波兰王冠，本土新教贵族反天主拥护卡尔九世，查九没收西格蒙德土地给贵族，缓解国王与贵族矛盾，恢复参政会管理国家与税收权力。 7.3古斯塔夫阿道夫对贵族的和解，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改革： 贵族官僚衔领管理，参政会成为定期召开枢密院 ，国会立法程序，将贵族分为三级以及特殊议院——贵族院 全国24个省级单位(兰) ，以及选拔的贵族官员省督，以及现代化教育。军队主要构成为本国军队。 7.4原因 瑞典的封建很不完善，主要是小农构成，采邑占比不到百分之八，急缺货币，大多数官俸为实物，市镇稀缺(基本是德意志人建立的 贸易被控制) 王权集权化原因并非商品交换引发的采邑解体与农奴制，也不是地方商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反应。而是来自外部危机。并且瑞典是东欧(农奴制与驯服城市)与西欧(无农奴身份农奴与占优势的城市)的结合——自由农民与无足轻重的城市。稀少的贵族无力对农民发动进攻，同时也没有市民对抗贵族。各省的分离势力第一次出现是统一王朝产生的结果(瓦萨)而非障碍。 因此瑞典的绝对主义是低压(国会)的绝对主义。君主可以轻松利用国会(对君主反抗集中在参政会，中世纪元老院)，因为存在独立农民，所以有独一无二的征募军。贝里斯拉根铜铁矿源为体制注入了货币化动力(西班牙银贬值，铜需求扩张的结果)，也可以铸造大炮。海外瑞典贵族与外籍雇佣兵增强了瑞典实力。 7.5局限性 贵族始终有主动权(因为并非国王与贵族冲突整合建立的绝对主义)，故国家在王权与代议间游走。 普鲁士人头税失去后，只有靠海军，通过法国津贴(占三分之一)继续进行三十年战争。 克里斯蒂娜统治： 增加贵族(多来源海外)，国家收入锐减，转嫁农民。 卡尔十世： 继续绝对主义冒险，一度取得立陶宛，丹麦影响，吞并斯坎迪亚，但受到荷兰调停。 贵族摄政统治时期： 与普鲁士拉锯战，首次授予地主私人裁判。 卡尔十一： 王室复位，再度没收大批划分出去的领地，改革军队，建立更强大绝对君主制。 卡尔十二： 王朝集权化引发德意志血统贵族不满，利沃尼亚等地出现地方分离主义 1720-1772自由时代腐败的贵族官僚党争： 贵族等级三级划分被废除，农民代表被排除国会，下层不满使得古斯塔夫三世再建绝对主义，允许下层进入司法机构，购买贵族土地，被出卖的贵族转向大革命思潮，国王被刺。绝对主义在优柔寡断与偶然中结束 。 第二部分：东欧 1.0东欧绝对主义国家 自治城市生活和抵抗消失，巩固农奴制的手段。 波兰的非集权封建代议以牺牲民族为代价（1648年乌克兰革命孕育了缓冲势力哥萨克，军官融入绝对主义的俄罗斯）。匈牙利抵制哈布斯堡绝对主义（政治的不统一，延缓了绝对主义军事机构——战争议会的提升）。普鲁士军事机构的地位最高。 西欧发达的生产与绝对主义压力迫使东欧走上同样道路，因此虽然生产基础分道扬镳，二者的上层建筑却具有趋同性。瑞典在东欧的催化作用(剥夺容克庄园，卡尔十世开启大洪水)不亚于西班牙于西欧。奥地利因为奥斯曼与法国压力(白山战役大批捷克贵族战死，权力被集中到维也纳，新贵兴起与农奴化)。俄国则是基辅早期历史与拜占庭帝国传统影响，中，亚鞑靼人，土库曼人影响，但决定因素还是瑞典(混乱时代的冲击)。
俄罗斯起义起自混乱时代，1606年 波特洛尼科夫起义 （伪德米特里，第聂伯河，城市民，农民，哥萨克），1633斯摩棱斯克balash农民起义，1670年，阿斯特拉罕强盗razin农民与哥萨克起义，1707顿河下游哥萨克bulavin起义，1773普加乔夫起义。四次起义都起源于边缘地带，由哥萨克领导，18世纪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边界确定后，波将金移民计划完成后，农民运动衰竭，采取逃亡的手法。 东欧城市基本被压制(如彼得消灭射击军，三十年战争的蹂躏)，因为东欧人口密度小，庄园遏制农民移动，俄罗斯农奴制延续之久的原因是(发达地区奴隶制与向西伯利亚自由农民的推进)。俄罗斯是一个准战争的国家组织。
在普鲁士与俄国，奥地利（南德其他国家则存在）基本没有出现买卖官职的制度。普鲁士的服役贵族，贵族与军队的紧密结合，哈布斯堡的混合政体无法有效吸收贵族进入官僚.俄罗斯将领地地主与波雅尔阶级同化，所有贵族成为沙皇永久的服役者。 2.0贵族与君主政体：东欧形态
东欧社会结构是军事贵族统治自由农民、债务奴隶、和俘虏奴隶的结合，国家结构则是传统军事领袖的扈从制度，东欧的采邑制从未扎根，封建内部关系网络也没西欧完整紧密，这与东欧广阔的空间环境有关，庄园制度的引进也没有改变这种格局（西欧分散主权与梯形财产造成多元农奴司法权，而东欧主权集中庄园主手里，甚至出卖给其他地主）。
东欧的贵族服役与官僚制是现代结构与中世纪结构的奇怪混合，是东欧压缩时间的产物。
东欧最强大的三个等级议会制度是波兰，匈牙利，波希米亚。
东欧从未爆发贵族暴乱，同时宗教宽容与反教权兼容，采取征兵制度（如俄国），公共教育，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东欧绝对主义在几个方面比西欧还要先进，但是表面上的进步并没有改变落后性质，奥地利的绝对主义软弱又卑微（与普鲁士战争甚至尝试解放农奴），俄国与普鲁士绝对主义在19世纪先后告终。
3.0普鲁士：扩张与转型
3.1早期发展
腓特烈二世帝选侯镇压了自治城市柏林，市民失败造成的是贵族崛起。由于输出农产品有利，贵族地主购买帝选侯领地，垄断了行政职务，等级会议否决了常备军与积极对外提议，因而平淡的度过了16世纪。
乔治威廉即三十年战争时期，瑞典与奥地利的勒索，使得等级议会解体，同时因为波美拉尼亚绝嗣，获得了东波美拉尼亚。
大选侯与议会斗争，通过1653协定，获得独立军队，作为让步，农民全部农奴化，承认领主司法权，平民不能购买地主领地，保留贵族免税权。在查理十世进攻波兰时期，使波兰放弃了东普鲁士宗主权。镇压科尼斯堡市民，王室强征国内货物税，地主免税权使得其与工厂主竞争中获胜。战争总署凌驾在枢密议会之上。人口停留在100万。
士兵王在大北方战争后期夺取西波美拉尼亚。国家机器合并了领地与专署，秘密警察出现，人口高达200万。
中世纪时代南德与西德城市的繁荣密集，粮食价格暴涨，荷兰的竞争使得莱茵兰城市衰竭，而南德城市具有制造业，却因为内陆阻塞而萎缩，由于皇帝支持主权权威，教权国仍存在，由于许多小贵族直接效忠皇帝获得帝国骑士身份，因此抵制了公国同化，南德只有巴拉丁与符腾堡两个人口不足50万的中等国家，因此没有孕育绝对主义的土壤。
3.2对比研究
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教会问题）：小城市，小农（自由农民，服役较少），小贵族（没有司法权与免税权），大教产（占据百分之五十以上）。阿尔贝特四世统一巴伐利亚，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取代普法尔茨冬王在三十年战争中支持奥皇，打压议会，建立早期绝对主义，战争后解散军队。马克西米利安二世重建绝对主义，参与维也纳战役，获得西尼德兰摄政，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站在法国，孤注一掷试图夺取皇位，查理七世的冒险使得巴伐利亚彻底失去称霸机会，贵族更愿意执行教会义务。
萨克森的韦廷（城市问题）：阿尔贝特与恩斯特分支。城市化进程较高，王公有采矿特权，农民并非农奴，同时贵族没有彻底免税权（自由地产纳税），等级议会没有完全废除，不能阻止平民购地，城市代表被排斥在最高物价管理委员会之外。萨克森的莫里斯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三十年战争后萨克森得以征收战争税建立常备军。1697年倒向天主教，腓特烈奥古斯都一世与二世获取波兰联邦（只是因为无能，被俄罗斯默许），遭受瑞典冲击，波兰反而成为负担，同时萨克森贵族毫无进取心，他们面对市民也节节败退。
3.3转型
普鲁士模式能有效利用贵族代表机构，只是消除了其中心——议会。隶农制与农奴制，地主没有建立起长子继承制度。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标志普鲁士战胜巴伐利亚（最后扩张机会），萨克森（军队瘫痪），奥地利（被夺去了中欧与普鲁士社会结构相似地区）。腓特烈二世的全国教育，消除卖官鬻爵现象，国家工厂，移民所，建立抵押银行缓和容克破产危机，巧妙利用外籍兵团，以及王公联盟绞杀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人口达到540万。
施泰因-哈登堡改革：农奴赎身，资产阶级可买地但贵族也获得从事其他职业自由，免税权维持到1861年，司法权1871年，容克对县级机构垄断维持到1891年。
沙恩霍尔斯特-格奈泽瑙改革：形式上职务向资产阶级改革，预备役制度出现，但军官仍有新人加入否决权，容克没有收到太大危害。
维也纳会议绝对性改变了普鲁士绝对主义：普鲁士获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人口接近500万），那里自由农民更多，社会性质与普鲁士相反，同时有巨大矿源（鲁尔工业区），由于哈登堡农业改革，圈地使得大量农民成为无产阶级，容克贵族演变成资产阶级农业，关税同盟刺进了国内资本主义发展，18世纪60年代的宪法冲突标志资本主义蒸蒸日上。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标志资本主义的胜利。
4.0波兰：无国王无绝对主义
4.1贵族崛起
中世纪晚期危机对波兰没有造成太大影响。piast王朝在casimir三世统治与立陶宛联姻下达到巅峰。安茹的路易为换取其女继承权，发布科希策特许状，贵族获得免税权与地方行政自治权，随机与立陶宛雅盖隆王朝（异教与军事）雅盖沃（在布热希奇特许状确立贵族的免遭任意逮捕权原则）统一，同时确立了国王必须选举产生的原则，在十三年战争中取胜（casimir四世由于雇佣兵军费需要，发布涅沙瓦特许状，没有乡绅议会同意不得征集军队）。约翰阿尔贝特统治时代，出现全国议会——众议院（地主代表），元老院（僧俗显贵代表）组成。拉多姆宪法规定：无新法剥夺国王立法权，同时官员权力也受到限制。但王国议会召集需要经得国王同意。
4.2大洪水冲击
1520年农奴化进程开始，1574年获得农奴生杀大权。谷物交易。1565年外国商人被授予特权，成为传统农业国家。氏族关系网（前封建时代产物）在波兰流行，贵族内部法律平等，贵族人口占据十分之一，但是小地主与大地主之间经济矛盾严重。度过平稳的16世纪（俄罗斯此时处于混乱中）。
扬·扎莫厄斯基专政时期：雅盖隆绝嗣后，法国的亨利三世当选国王，产生亨利条例，君主非世袭性，同时不能罢免政府中的官员，只有3000人不得扩大的军队。特兰瓦尼亚的巴托雷（斯特凡一世，贩卖普鲁士给勃兰登堡，因此丧失制海权，容易受到北方海路攻击，这是由于其贵族惯性）当选国王，因为有独立资源兵队，击败伊凡四世占领利沃尼亚。西格蒙德瓦萨当选时期拥护伪德米特里，吞并部分白俄罗斯。
波兰逐步放松波罗的海，关注乌克兰，结果是既要面对乌克兰的革命又要面对瑞典的洪水。俄国也随即加入大洪水之中，瑞典因为丹麦与荷兰管制撤离，而面对俄罗斯的战争，造成的丧失东乌克兰，斯摩棱斯克，以及普鲁士残留主权。1675年的波兰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粮食出口减少了五分之四。文化上则表现为反宗教改革与对萨马特人的崇拜。
4.3无政府时代
自由否决权与国会瘫痪。 约翰二世·卡齐米日试图加大专制则被贵族驱赶。索别斯基的军事改革成果被哈布斯堡摘走。奥古斯都二世时期，遭遇大北方战争， 斯坦尼斯瓦夫一世 被瑞典拥护（随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也被法国拥护）。乡绅为了挫败萨克森-波兰联合，甚至愿意转投俄罗斯。奥古斯都三世则彻底放弃治疗，贵族转向狂热天主成为爱国主义堕落的象征。 斯坦尼斯瓦夫二世，第一次瓜分后，由于城市资产阶级崛起，民族主义萌芽，废除自由否决权，建立世袭君主制度，但是却遭到俄罗斯的制裁，立陶宛显贵带路，第二次瓜分波兰。1794年， 科希丘什科起义（参与过美国革命），贵族们投身解放农奴，萨马特主义混合了雅各宾主义，遭遇三次瓜分。
中世纪政权打破后，贵族会分裂形成纵向等级制度，与平面的代表分配制（资本主义）有严重冲突，绝对主义功能使他们形成秩序，绝对主义只有凌驾在贵族之上才有利于其统治，因而贵族共和的自毁无可避免。
5.0奥地利：正统主义与家族政权
家族政权（正统主义的危害）与东欧西欧的混合，出现中间型的绝对主义（农奴制则把其团结在一起）。
瑞士起义胜利的原因：将山区与城市的联合力量，同时阻止了哈布斯堡东部扩张连接与莱茵飞地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