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猫读后感100字
《瓦猫》是一本由葛亮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33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瓦猫》读后感(一)：立意高远
一段小故事，背景这么高远，恰如一堆名角给小人物配戏，葛亮确实驾驭的不错。
典型学者小说，一个家族史，两段爱情故事，放在联大的背景中，有了民族抗争和文化传承的底色，而开篇又有了当代大兴土木带来的迷茫。
不过滇北藏区的引子略显牵强，宁生出走到香格里拉区域，当代登山及藏区旅游的开发，与主题不够搭
《瓦猫》读后感(二)：在阅读中体会手工艺者的匠心之美
匠心的根本是什么？答案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推出的著名作家葛亮的小说《瓦猫》里。几年前就读过葛亮的《朱雀》和《北鸢》，小说故事传奇曲折，语言典雅细腻，人物塑造栩栩如生，兼具吴越作家和海派作家的风格，难怪有人将他的书称作是“民国时期的清明上河图”。本次出版的作品《瓦猫》，依旧在传奇中描摹世相，在人物塑造中探究匠心背后的文化密码。
最初看到小说的名字，就感到非常亲切。瓦猫，瓦猫！这个洞藏于记忆深处的词语总在我的耳际环绕，瓦猫，瓦猫。实在想不起来，就去问奶奶，瓦猫是什么？奶奶说，瓦猫就是你们小时候的耍活？耍活？我怎么不记得？饭碗打碎后，留下的碗底部分，就是瓦猫。奶奶耐心地说。记忆之门一下子打开，哦，这个最原始、最有味道的游戏竟被我忘了个干干净净！
记得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家里打碎饭碗。只要有打碎的饭碗，我们就将碗底周围的碎瓷敲掉，留下完完整整的碗底，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瓦猫。下过雨后，我们就用这瓦猫盛放泥巴，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做成了毁掉，毁掉了再做，想象力就在这一次次的手工中不断丰富。就是这大人都认为是废弃物的瓦猫，就是这遍地都是的黄泥，给我们这些生于农家、长于农家的孩子烙下了童年最初的手工印记。
但葛亮小说中写到的瓦猫，并非我们小时候游戏的瓦猫，而是云南民间屋顶的一种镇宅神兽，它似猫又似虎，威严凶悍，既能驱赶妖邪，又能招财纳福。
在葛亮的这本书中包含了三部中篇小说，分别是《书匠》《飞发》和《瓦猫》，描写了古籍修复、理发技艺和瓦猫制作三个行当身怀绝技匠人的悲欢离合故事。为什么我在这里不用工匠而用匠人，只因为我感到匠人这个词，比工匠更能体现出民间对这些拥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们的崇拜与敬重，而这种崇拜与敬重，正是技艺传承与发扬的根本。
记忆中，村里人每说起“匠人”一词都毕恭毕敬。当家里需要匠人干活的时候，家里主事人必须是先问后请。先问是主家跑的第一趟腿，到匠人家请匠人定日子，看时辰；后请是到了吉日这天一大早，主家就提着礼品，到匠人家里毕恭毕敬地将匠人请到家里来。然后在匠人干活的这段日子，主家都是好烟糖茶地供着，好菜好酒地伺候着，体现了主家对技艺的崇敬之心。农村这些匠人，他们都有一门独门手艺，尤其在石雕、绘画、做家具、盖房子等方面，与村里人生活息息相关，于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葛亮的这三篇小说，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这些匠人们在灵魂深处对自己所拥有技艺的敬畏之心。《江南篇 书匠》里，老董的那种“不遇良工，宁存故物”，“修旧如旧”的极致心理和诚挚坚守；《岭南篇 飞发》里，香港发师翟玉成与儿子之间在守旧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冲突；《西南篇 瓦猫》里，荣老爹对自己瓦猫手艺带有的朝圣心理等等，让读者感到，技艺早已融入他们的生命，荣辱共担，休戚与共。也正是这种对技艺的崇拜，使他们在传承方面极为严格，如荣老爹当年学制瓦猫时每错一步都要被柴火棍子抽；翟康然学徒于庄师傅时扎马桩练习理发技艺；老董在练功之初的捡豆子、盯鸽子、练坐功等等，不吃苦中苦，哪能成为人上人！
葛亮的这三篇小说，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这些匠人们在灵魂深处的所拥有技艺优秀品质。如《江南篇 书匠》里，一生未婚的老董几十年摆修鞋摊，就是为了等待养女元子生母找孩子；《岭南篇 飞发》里，翟玉成对妻子郑好彩深厚的夫妻情让人唏嘘；《西南篇 瓦猫》里荣瑞红在宁怀远投身从戎后，身有残疾而不离不弃；荣宁生为了妻子萧蔓生更好发展毅然与其离婚。在他们身上，人性的光芒熠熠生辉，优秀品质感染着芸芸众生，进一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葛亮的这三篇小说，通过这些匠人的悲喜人生，揭示了个体命运在社会大背景中的挣扎与无奈。如《江南篇 书匠》里，老董被逼违心写揭发信，成为几十年都未能打开的心结，也直接造成了老董的悲剧命运；同样这一篇中，在香港金融保卫战中，简因被公司裁员才开了书店，走上了书籍修复的道路。《岭南篇 飞发》里，翟玉成的经历也恰恰展现了香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的发展史，这期间人物的命运在工潮和反殖运动中沉浮；而庄师傅的上海二三十年代的音乐、图片等，也使该作品有了浓浓的怀旧风。《西南篇 瓦猫》里则再现了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许多人物虽然作者未提其名，但读者在阅读中，一眼就能知道文章中都涉及到了哪些学者教授，尤其是宁怀远的文人风骨和家国情怀令人深感敬佩。
时代变迁个人无法改变，文中人物命运难说圆满。但是在对待技艺传承方面，书中的人物的思想也在改变，以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理念在书中的匠人身上不复存在，他们突破传统禁锢，打破门第观念，不断扩大传承范围，老董将技艺传给了元子；简将技艺传给了乐静宜；庄师傅将技艺传给了翟康然；荣老爹将技艺传给了荣瑞红、宁怀远。作者的不写之写中，让书中的一些人物命运扑朔迷离：如元子走后是否继续了老董的修书事业，老董走后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宁怀远最终的归宿等等，让故事有了不绝的余韵。
最后，书籍红色的封面设计体现了浓厚的民俗元素，文章中处处展现的香港、云南等地民俗风情，更为作品增色不少，让读者在赏心悦目中完成阅读，体会手工艺者的匠心之美。
《瓦猫》读后感(三)：港式怀旧与海派复古
在葛亮的中篇新作《飞发》（《十月》2020年第5期）的结尾，面对病床上即将不久于人世的翟师傅，庄师傅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技艺娴熟地为翟师傅理发——仿佛他们两人二十年来的恩怨隔阂瞬间化为乌有。不过，这种以死亡作为叙事动力的大和解显然无法消解他们所经历的种种世事变迁，而只会让他们身后的大时代更加肆无忌惮。历史与审美的分裂常常是巨大的，但这对于小说家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事实上，葛亮所要做的，正是通过对老香港人事旧物的摹写，为那些大时代里无法清晰指认的人们留下一个存在过的痕迹，哪怕它们只是一些斑驳的倒影。《飞发》铸造拟旧风格，在一种精心营造的港式怀旧的氛围中，不经意间赎回被历史掩埋的人质，最终达成的不仅是对曾经蓬勃向上的老香港的深情缅怀，也有对逝去的民国上海的隐没想象。
正如小说题目所揭示的，《飞发》是一个关于头发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理发店的故事。按照汪民安的说法，自我对于身体没有绝对的主宰权，但对头发却有绝对的控制权，因为头发乃是人体唯一可以被公开展示的可写的文本。且不论头发的历史如何回应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交错，但头发的可写性无疑使之成为某种“有意味的形式”。头发的特性最终被理发店这个结构化的生产组织全部承载。理发店里的裁剪“既是对头发的裁剪，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组织的裁剪，一种生活结构的裁剪”。《飞发》中的理发店（“飞发铺”）无疑蕴含了太多的信息可供解读。最为明显的是，从曾经的“孔雀”，到如今的“乐群”“温莎”，这些位于香港（更准确地说是1949年以后移民到香港的内地社群）的理发店，在体现香港殖民岁月里的新旧杂陈、华洋并置的同时，无一例外地指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香港”。
“我想写写老香港”——在小说的第5节，葛亮不惜直接表明主观意图，由此可见作者鲜明的立场。这种主观化的立场暗示小说并非一段历史的指认，而毋宁说是建立在叙事策略上的历史的想象，甚至“成为某个阶层温柔的时代断片”。如果说对历史的叙述通常借助历史感的回溯，那么小说中的历史则借助对1960年代香港文化表象的成功复制，来生成一种遥远的怀旧感——不复存在的“孔雀”成了北角一带老辈人的集体回忆；“乐群”里的招贴画、电唱机、爵士乐乃至整体氛围都旨在营造一种浓厚的“港式怀旧”；即便是留有海派遗风的“温莎”，也仍然将“六〇年代”当作古旧的证据。
尽管这种充满形式感与具象化的怀旧，很容易被处理成某些文化符号的拼接，但葛亮依然凭借其缜密的叙事，挖掘出大时代里并未远去的人事浮沉，最终将这种遥远的怀旧感还原为真切的历史感。《飞发》从“我”无意间进入翟康然的理发店讲起。但让“我”感到诧异的是，虽然同为“乐群理发”，翟康然的手艺却和翟师傅截然不同。原来，翟康然并非学徒于父亲，反而拜师于“温莎”这家上海理发公司的庄师傅。父子两人的矛盾由此不难想见。这固然可以归因于代际间的断裂所导致的两人截然不同的感受、思想和行为方式，但这种断裂实则是受到完全不同的重大社会事件或潮流的影响。
对于新中国最早南下香港的一代人而言，翟师傅（翟玉成）恰逢一个翻滚着巨浪而只待冲上云霄的大时代，那里有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时代里的流金岁月。年轻时的翟师傅因种种人生机缘，成就了他一生的高光时刻——那时，他一手经营的“孔雀理发公司”闪烁着缤纷绚丽的霓虹，维纳斯也复原了自己的双臂。但是，1960年代终究是短暂而迷幻的。梦醒时分，大时代终于露出了它岁月无情的一面——“孔雀”消失了，翟玉成从此一蹶不振，直到“乐群”的开张才得以重操旧业。“孔雀”终于成了别人口中的神话，当然也是他一个人的秘密。然而，对于“子一代”的翟康然而言，曾经的一切辉煌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甚至“不会觉得与自己有一丝毫的关联”。年少时的翟康然被海派的造型气质深深吸引，以致于他“觉得自己十多年养成的审美，受到了某种击打”。这才使得他最终走进了庄师傅的上海理发公司“温莎”。
事实上，这种看似因代际和审美造成的矛盾，正是小说结构自身的关键所在。简言之，小说中的港式怀旧与海派时尚呈现出奇特交织的状况。这显然与作家本人的经历不无关系。葛亮自南京移民香港的人生经历使得作品带有独特的视角：它既与内地流行审美保持了距离，也不同于香港本土作家看待事物的方式。《飞发》所极力营造的港式怀旧，不仅建构了作家想象中的1960年代的老香港，还将其成功地嫁接到内地社群对于1930年代民国上海的想象之中。“乐群”与“温莎”虽然分别代表了“港式”与“海派”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做派，但本质上都是自身文化与在地文化交织碰撞后的结果。如果一个社群坚守自身文化而拒绝在地文化，那么香港就只能是人们南下的寄居之所而非心灵驿站。就小说而言，这个讲述老香港的故事在怀旧氛围中，稳定地坐落于民国上海的坐标之上。当怀旧之舟停泊在1960年代的老香港，人们遥遥相望的乃是1930年代繁华的大上海。面对香港这个“异地他乡”，上海竟唤起了人们的强烈认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有趣且意味深长的悖论。
如上所述，庄师傅的“温莎”不仅带来了海派理发的一整套技艺、服务和规范，还撩拨了一个少年的心思，致使他放弃家业而立志成为一个上海理发师傅。在小说的第5节，当店堂里的爵士乐忽然转成了女子的慵懒之声，翟康然“似乎看到了三十年代的老上海”，虽然“那是他从未去过的地方，只在电视与画报上见过”。“他想，这就是他的理想。他要成为一个上海理发师傅，他离着理想，越来越接近了。”事实上，一个看似无意识的想象往往隐藏了难以直言的讯息。或许，香港这个殖民世界是让一个有点困惑的中国人从远处来观望的（李欧梵语），香港与上海构成了镜像般的“双城记”。一方面，当香港彻底走上全盘西化/殖民化的道路而将上海远远甩在身后时，上海反倒因其带有的“异域”气息而被证明是“中国”的，因此唤起了移民社群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演，香港对于1930年代的民国上海则怀有越来越多的“乡愁”——和一个被殖民者腐化和破坏的新移民社群相比，来自民国的上海成了带有世纪末情调的大都市。
无论如何，葛亮都是擅长处理时间的好手。他把时间带给人事的迷乱与惶恐，通通化作怀旧的凝视；又把怀旧的凝视再度还原为大时代里人们的挣扎与无奈。面对时代大潮，曾经的“孔雀”成了最好的见证。仅仅依靠几个老辈熟人帮衬的“乐群”“温莎”，其实早已气息奄奄——“乐群”仅仅成了陪伴翟师傅生命里最后一段时光的执念；“温莎”同样寿终正寝，转变为民俗博物馆里用来展示的时代凭吊。事实上，《飞发》固然可以看作葛亮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香港”的深情缅怀，却也从最初就暗示了这种缅怀只能是一个想象的能指，一个缺席的在场。小说中的理发师如同手工业时代的能工巧匠，将理发当作匠人的手艺来运用。这不仅寄寓了作家本人对逝去时代的追忆和致敬，也隐隐透露出这种“前现代”的经营方式只能裁剪出“复古”发型的尴尬。但是，葛亮的过人之处恰恰在于对这种既定的线性叙述的不满，他偏要反其道而行，回溯被大时代湮没的人事风物，使之焕发古旧的光晕。用本雅明的话说，葛亮是“把一个特别的时代从同质的历史进程中剥离出来，把一种特别的生活从那个时代中剥离出来”的作家。
《飞发》因葛亮的时间观成为特定地域里两代人的心灵史的记录。这种心灵史不只包括观念的流动，也包括观念的梗阻。事实上，支撑小说主要人物行为逻辑的，并非社会现实或道德律令，而往往是某种心理上的自我期许。虽然这种心理上的自我期许与时代发展如此格格不入，以致于它只能在某个时刻陡然乍现而充当起一个怀旧的符号，但是，它毕竟构造了人们心灵上的真实，一个只有小说才可抵达的隐秘之境，尽管它在客观上调动起了整个二十世纪全球化的文化想象。
《瓦猫》读后感(四)：手艺与生命的共振
“民间常说，艺不压身，学会了，便是长在了身上，是后天附着，却也就与生命一体浑然。”
写在自序里的这句话，是我对这本书最大的感受。
这本书的确是在写手艺，却又不仅仅只写了古籍修复、飞发和瓦猫制作这三种手艺。当手艺人学会了这些手艺之后，手艺便与他们的生命产生共振，休戚与共。
葛亮老师给我们展现的，有手艺人对这些技艺的坚守，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爱恨情仇，还有在他们身后的可谓磅礴的历史洪流。
书中涉及的手艺人形象颇多，他们也从事着不同的事业，不过，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性，那就是都对自己的手艺有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在和手艺有关的事情上，一丝马虎都是不被允许的，半分粗疏都是亵渎。
《江南篇 书匠》里，老董年轻时因两本《杜诗镜铨》被做成了“金镶玉”坚持重修，为此还和夏主任起了冲突。中间的岁月历经波折，修书的人改修了鞋。或许做一行爱一行是手艺人的天性，当又有机会修书的时候，老董两面跑也没有放下修鞋这手艺。这时的老董早不是年轻小伙了，可他在修书上的原则依旧没有半点改变，“不遇良工，宁存故物”，“修旧如旧”，坚决不同意那些专家将雍正国子监刊本《论语》封皮整页换掉的做法，甚至为此立下军令状，补不上书皮，就从好不容易重回的金大图书馆离开。《岭南篇 飞发》里，庄师傅即使来了香港，也依旧保留着自己作为上海理发师的特色。飞发店可以开在街坊中，价格可以没那么高，但在飞发上，半点折扣都不可以打，庄师傅依旧保留了应有的品质与流程。店里的油压理发椅价格高昂，在庄师傅买的时候，相同的价格可以买两层楼。在本行当上，手艺人似乎不太会去计算是否划算，只会看这东西是否有益于自己的手艺。《西南篇 瓦猫》里，或许因为瓦猫本身就带有神秘的色彩，从荣老爹开始的荣家人对自己的瓦猫手艺始终带着几乎是朝圣的心理。荣老爹当年学制瓦猫时，错一步都要被柴火棍子抽，于是，到宁怀远来学的时候，荣老爹对他的要求也就格外严格。在荣家人心里，瓦猫甚至不是可以买卖的东西，连送都不可以。瓦猫只能对方来请，这是规矩。说起来，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轴，但做手艺人，有的时候还就需要这点轴。没有这点轴，手艺便做不到极致。
手艺，是需要传承的。这种传承不是死板地从书上学来，而是活态的。每一个学徒在学习时，都是师父手把手教的，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些学徒也会成为师父，再将这一门手艺继续传下去。《书匠》中，简将修书手艺教给了很多人，但最出色的一个是乐静宜，老董的不少手艺也传给了元子。《飞发》中，庄师傅的飞发手艺传给了翟康然。《瓦猫》中，荣老爹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制瓦猫的手艺，他则又传给了荣瑞红和宁怀远，荣瑞红则将这手艺传给了儿子荣宁生，又一路传给了孙子荣之武。一代代的传承如同最滋养的土地，手艺在这土地中茁壮生长。
不仅是手艺要在手艺人身上传承，手艺人的人生也在手艺上展开。这书里描绘的不只有手艺人身为“匠”的魂，更有手艺人他们自己的情。
《书匠》中，老董与元子的父女之情令人动容。元子只是老董捡来的孩子，但老董对元子尽心尽力，当亲女儿一样对待，修书的手艺也一并都传给了元子。但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原地修鞋没走，则是害怕元子的亲生父母后悔了来找元子。竭尽心力去对待一个或许最终要离开的孩子，这其中的情，难以估量。简和郑先生是因修书而结缘。作为郑先生的女儿，乐静宜一开始自然是恨简的，但在修书的过程中，她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最终，在简中风之后，是乐静宜担下了照顾简的责任。
《飞发》中，涉及了翟玉成与两个儿子的亲情、翟健然和翟康然的兄弟情以及庄师傅与翟康然的师徒情，但最吸引我的却是翟玉成与郑好彩的爱情。书里写到的翟玉成的爱情有两段，一个是与霞姐，另一个是就是与郑好彩，而这两段感情的初始，都与飞发有关。好彩第一次见翟玉成的时候，是她来“孔雀”面试的那一天，那时候的翟玉成风头正盛。因为紧张，好彩在给人洗头时手抖个不停，估计是无法留在“孔雀”了，但翟玉成的一句“留下吧”却改变了好彩的命运。翟玉成似笑非笑地看向好彩，那惊鸿一瞥，从此就瞥进了好彩心里。在“孔雀”的日子里，好彩并不常见到翟玉成，她那时心里也清楚，翟玉成是天上月，不会和她有更多的交集。直到“孔雀”关门，翟玉成被折断手指送往医院。翟玉成从天上掉进泥潭，是好彩把他从泥里拉回了人间，翟玉成在最一无所有的时候，竟终于有了一个家。翟玉成起初并不爱好彩，这是显而易见的，当好彩憧憬未来的时候，他却总在想过去，认命也认得不甘愿，到了后来，两个人的心总算跳到了一起。他们一起继续着飞发的事业，虽然店不及当初的“孔雀”，但安稳又平静。飞发让他们相逢，也让他们有了新的生活。可晴天霹雳总来得突然，好彩意外离世，翟玉成整日浑浑噩噩，更不要说什么飞发了。翟玉成失去事业的那段日子里，也只是郁郁，但失去好彩后，他的天塌了。这一段是全书最让人落泪的地方。翟玉成是失去过希望的人，好不容易重拾希望，在美好未来触手可及的时候，又失去了他的光。其实，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为好彩觉得不值，但读到这里，却明白了翟玉成对好彩的感情，其实一点都不比好彩对他的少。
《瓦猫》中，宁怀远对荣瑞红朦胧表现出感情的时候，到荣老爹那里学了制瓦猫。荣瑞红能够与梁先生和林先生相交，也有瓦猫的原因。宁怀远受伤归来后，荣瑞红将送瓦猫的工作交给了宁怀远，就是要让他从过往中走出来。在送瓦猫的过程中，龙泉人逐渐接受了宁怀远，还称呼他为“猫先生”，这种人情美也让人动容。后来荣瑞红的儿子荣宁生，继承了荣家制瓦猫的手艺，在向心上人萧曼芝表达爱意的时候，也是送了对方一只小小的瓦猫。
手艺早已融入这些手艺人的生命里，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那些亲情、爱情、师徒情，都与手艺分不开。手艺参与了手艺人的每一个人生阶段，与他们的生命始终共振。
如果说手艺人的那些手艺和感情是微观的，那么他们所身处的那个世界，便是宏观的。这本书的格调也恰恰在于，通过讲述手艺人的小故事，展现了时代的洪流。《书匠》涉及到了文革的内容，老董被人踩着手昧着良心写下了检举毛果爷爷的信。同时，这一篇也涉及到了香港金融保卫战，简就是在那时被公司裁员，之后才开了书店，走上了书籍修复的道路。《飞发》里谈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腾飞，翟玉成抓住这个机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而之后的工潮和反殖运动虽让翟玉成受到折损，却让他变得更加富有冒险精神，成为了一九六九年底远东交易所开业以来第一批入市的香港人，而此后的股市坍塌则让他一败涂地。翟玉成的激进精神让他成为了最与众不同的弄潮儿，而那个时代的风貌也就在翟玉成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瓦猫》则几乎就是一段以小人物窥历史的记述。宁怀远和荣瑞红的故事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透过荣瑞红与先生们的交往，我们看到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骨。先生们太太们苦中作乐，囊中羞涩也会尽力贴补学生。空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们年轻又鲜活，却一个又一个死在了与日军作战的长空中。在青年从军运动的号召下，两百多名联大学生报名参军。这些学生几乎是当时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但他们心中无小我，只有大家，即使只是看到了文字，也依旧能让我们感受到沸腾的热血。一二一运动也在文中略有提及。宁怀远出走后，荣宁生逐渐长大。在文革的“破四旧”中，宁怀远的书被荣瑞红烧的干干净净，若不是荣宁生偷偷留下了宁怀远的学生证，宁怀远在荣家存在的痕迹几乎都要被销毁干净了。再之后，上山下乡将萧曼芝带到了荣宁生身边，而高考恢复则让荣宁生亲手送走了自己的妻子。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重大事件，就这样通过这个故事，展现在了我们眼前。时代的变迁是人力难以改变的，许多人的命运也并不能称得上是圆满，但手艺始终活跃在这些手艺人的手里，一直在传承着的手艺让人看见了曙光。手艺与生命的共振并不仅限于某一个手艺人，而是随着传承扩大了范围，与越来越多人的生命产生了共振。
《飞发》中曾提及了一个名词，叫做“灰度”。灰度在黑白之间，有太多的层次，翟康然认为，亚洲人的头发最可看的便是黑白之间的灰度，而于这本书，这话同样适用。这三个故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未曾解开的谜题。很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一本书里也不是非要将所有的东西都清清楚楚地给读者讲清楚的。《书匠》中元子走后是否继续了老董的修书事业，老董走后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元子与简之间的相似性，简为什么没有去郑先生的葬礼；《飞发》中的“孔雀旧人”到底是不是霞姐，庄师傅同翟玉成的旧交到底如何；《瓦猫》中宁怀远到底为什么下定决心抛弃了荣瑞红，萧曼芝离开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全都没有写出来。但其实，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有一个答案的，这些描写存在于灰度中，或许更能有一种韵味。
手艺人们用他们的手艺参与了这个世界，也见证了他们所存在的时代，手艺与他们的生命相连，终于发出了最强的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