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读后感精选

　　《老大》是一本由王方晨著作，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338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老大》读后感(一)：书评

这是关于人与自然的故事。这是关于一个船老大与一片海洋相生相处的故事。这是关于一群男人与一群鱼几十年相互搏击与追逐的故事。这样一班乌合之众放在一起，着实让大泽头痛，搜查一课对她的部门从没寄予厚望，只需要她应对媒体公关。但大泽却不愿成为被人摆布的木偶，面对这样一班下属与不断发生的案件，她将以身作则，让部下发挥个人特长破获案件。在另一面，八年前因为男人而离开警队的大泽，感情方面亦再次面临考验，这一次，她能否改变事业与感情的走向？

　　《老大》读后感(二)：呼啸的村庄和狂风暴雨式的悲叹 ——读王方晨长篇小说《老大》

呼啸的村庄和狂风暴雨式的悲叹

——读王方晨长篇小说《老大》

刘传霞

《老大》叙述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对核桃园的影响，但它与其说是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不如说是一个人的心灵史。小说中真正撼人魂魄的风暴来自人心，核桃园政治经济权力的中心人物庄镰伯的内心世界才是“雷霆之所，风暴之乡”。所有人物的书写都是围绕着“老大”庄镰伯展开，庄镰伯的存在影响或者说左右了核桃园三代人的人生走向。庄镰伯是核桃园村庄里的“老大”，也是小说文本中的“老大”。小说采用多种叙事方法，从不同侧面探入庄镰伯的人生世界，将威严尊贵、意志坚韧、令人畏惧的乡村权力顶峰人物——庄镰伯的内心挣扎与搏斗展示出来，写出仇恨、权力等欲望对人性的扭曲，写出当代人对土地的复杂情感。

王方晨的笔墨对准的是这样一个统治管理乡村20多年的大队支部书记，他浓墨重彩、多侧面立体地观照“大队支书”这一当代中国乡村政治顶峰人物，塑造一个个性鲜明、内心复杂的悲剧性乡村政治人物，为当代文坛贡献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当代“村长”。

作为“老大”，作为一个杰出的乡村领导者、乡土庇护者，而核桃园人对他的敬畏不只是源于他的阴鸷的性格、支书的权势，还有他的胆量、魄力与智慧。庄镰伯热爱乡土，认同农民身份，是一个乡村权力的登峰人物，他以铁腕、智慧、辛劳、担当，让核桃园这个小村庄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平稳地度过了20多年。他打败了老村长庄至行，斗败了老族长根儿爷，即使是从大队书记的位置上撤退之后仍然左右核桃园的大小公共事务，成了核桃园“不可战胜的老大”。在核桃园的现当代发展史上，庄镰伯是一个勇士、杰出人物甚至是英雄。然而这个阴冷、坚硬让核桃园人畏惧膜拜的乡村政治经济权威者，有着隐秘、不可示人的内心世界，他有力量、有能力平息核桃园的各种社会风暴，却无力平息内心风暴、内心之火。

庄镰伯又是一个孤独寂寞的苦难者，一个令人畏惧的复仇者，一个内心焦躁不安的痛苦罪人。庄镰伯内心隐藏着巨大的痛苦，至死心灵也没能得到安宁，死后继续遭受磨折。封闭、冷漠、专断让庄镰伯获得了不怒自威的力量，拥有抵抗外界侵害、保护自我的力量，同时也让他陷入众叛亲离、无人理解、绝望无助的人生之痛中，愈到人生晚年愈严重。权威、金钱都无法解除他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寂寞，也不能给他提供心灵救赎的空间。怀着不能与人言说的罪恶感的庄镰伯已经疲惫不堪，虚弱无比，他开始常反省与忏悔，可为时已晚，这个热闹而繁杂的世界对他已经显示出一片荒凉。在儿子、女儿都离他而去的时候，庄镰伯纵火烧毁那给他带来荣誉和尊严的商业化产物——大作坊，在烈火中毁灭自己。

在庄镰伯的塑造中，王方晨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果报应学说。小说中安排了一场庄镰伯和庒道潜面对面的冲突：庒道潜逼迫一意孤行的庄镰伯发下毒誓，一定要对丫丫好，如果违背誓言庄镰伯“就要被烈火烧死，不是被别人的火，就是被自己的火”。可悲的是大火与死亡也消除不了他的罪孽，他的罪孽继续在后代身上蔓延，继续惩罚着他挚爱的人。在庄镰伯自焚之后，带着愧疚之感、负罪之心的芒妹又陷入了报复与赎罪的轮回之中，以自虐的方式嫁给了父亲喜欢但自己却非常厌恶的袁广田，自甘堕落、自我毁灭，不仅母爱权利被剥夺，而且母爱能力也丧失，最后成为心灵枯竭、精神萎顿的乡村疯女人；庄稼祥逃离故土核桃园，一去不归还，成为痛苦无根、内心永无安宁的城市漂泊者，而且拒绝让庄镰伯罪恶的血缘在自己身上继续繁衍下去，“我是在自己身上绝了的”，无疑是对其父亲庄镰伯最严厉的惩罚，同时这种自我选择也是庄稼祥对自己逃离故土、憎恨土地的一个惩罚。

与王方晨以往中短篇小说中那些极端的、不可一世的村长/支书等乡村政治权威人物相比，《老大》中的庄镰伯是令人震撼、迫人思考的，其人生命运与心理流程令人唏嘘不已。这次王方晨没有站在高高的文化启蒙、正义道德等立场上义正词严地抨击、批判人性的丑陋与堕落，而是深入庄镰伯的内心，从人性的角度多侧面地剖析这一乡村政治文化权威，探究其命运挣扎、精神搏斗、心灵煎熬。既写出村长/支书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国乡村政治权威对乡村秩序稳定与发展的作用，也写出这一阶层对乡村文化的破怀侵蚀，更写出已经被所现代政治强权所渗透的乡村政治文化对人的扭曲与异化。

《老大》所书写的人物命运尽管跨越半个多世纪，但是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在简单的故事中却能够塑造一个复杂立体的人物，且把他的命运和心路历程都展现出来，依靠的是小说的叙事艺术。在结构上，《老大》没有按照时间自然流动的次序来安排，叙述上也没有采用全能的客观叙述。它采用多重叙述、有限视角、散点投射的叙述方式，多角度多层面展现庄镰伯的人生。

除了小说诡秘阴森的气氛，庄镰伯与养父、庒道潜、丫丫之间老一代人的情感冲突，芒妹与庄稼祥和袁广田之间下一代的情感纠缠，以及庄镰伯波澜壮阔的内心挣扎，都会让人联想起艾米丽的《呼啸山庄》，不过，王方晨的《老大》要温暖许多，因为王方晨藉以寻找的，毕竟不是遥远的“约克郡荒原”，而是能够安放心灵的核桃园。

　　《老大》读后感(三)：乡土世界的家族与历史传奇 ——评王方晨长篇小说《老大》

乡土世界的家族与历史传奇

——评王方晨长篇小说《老大》

张艳梅

在长篇小说《老大》中，王方晨给了中国乡村更广阔的时空架构，在个人命运的纵向上，展开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横断面，探究乡土社会缓慢向前的内在动力和自我瓦解的破坏力，以此为坐标，考察土地、文化、历史和命运，对于人的生存的影响。从传统的族长，到现代的村长，从文化专制，到政治专制，再到经济专制，被宰制的人的生存，如何获得解放？一场大火，带出了宿命的味道，然而轮回和摧毁肯定不是答案。王方晨面对乡村政治和乡土文化的巨大失败，不肯在时代的欲望面前后退，也不肯以想象的乌托邦建构纸上的原乡，他的基于土地反思的现实主义表达，显然对于今天的中国乡村书写，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老大》体现了乡村历史与文化的视野拓展，王方晨思考的基点是，家族与村庄、人性与秩序，传统与现实的消长。他表面上专注于一个人的命运史，目光却在打量几千年乡土中国最幽暗深邃的不知名之处。这种在历史中形成的整体文化记忆，带有家族历史与文化空间想象的双重审美倾向。

王方晨的乡土写作，既继承了鲁迅的批判性思想资源，也包含着赵树理的回归性民间资源。有学者说，赵树理是站在村庄看世界，鲁迅是站在世界看村庄。王方晨选择了中间位置，这是一种历史观和世界观的自觉，是知识分子站在民间立场的平视，比赵树理的视点要稍远一些，多了一份理性的审视；比鲁迅的大历史和世界性坐标要更靠近温热的土地，多了一份感性的投入。应该说，他是在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书写乡村。面对乡村世界，童年的记忆，土地上的艰辛，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情感记忆；文化的瓦解和制度的腐烂，给了他反省乡村政治，思索乡村生活的勇气和方向。

《老大》从庄稼祥和父亲逃离核桃园写起。这是小说中乡村与都市分裂的开端。庄稼祥的回忆，基本限于自己的家庭生活，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遭遇袁广田的威胁，面对镰伯的追问，最后和父亲逃离乡村。王方晨以这个私生子的个人记忆作为小说开篇，显然是有着他的特殊用意。现代中国，既笼罩在乡土中国历史的阴影里，又摆脱不了他者文化影响的焦虑，这种文化天平上的摇摆状态，与身份不明的庄稼祥，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

庄稼祥面对的问题，其实是个哲学问题。他所感受到的迷惑和失重感，包围着有限的人生世界。这是一个出身不明，去向未知的人，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民族隐喻。他乡终究是异乡，没有退路，那些虚幻的乡愁，被王方晨束之高阁。“我是在自己身上绝了的”，这句话有多重隐文本含义。绝望，断绝，指向个人与外界的关联，是当下与历史的裂痕；是追问悬置的乡村，向何处去。

作家是社会记忆的参与者和记录者，而且多半站在民间记忆的立场。关于饥荒的记忆，关于战争的记忆，关于文革、知青的记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记忆，与个人的情感、家庭、婚姻是小历史，缠绕在一起，以个体记忆丰富集体记忆。民间记忆与官方记忆往往有着不同的视角，在一些情况下，其表现为大众和精英的区分，抑或所谓国家视野和民间视野的对立立场。小说往往以虚构的方式，接近真实，甚至比史书更具有历史现场感。

同时，《老大》为我们揭示了乡村秩序的变迁和权力的异化，是乡土中国民间政治文化体系的缩影。镰伯在核桃园政治经济大权独揽，使之与代表封建宗法家族文化的根儿爷“宗族权威”一次次明争暗斗，终获全胜。王方晨的现实关怀，体现在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者，还是一个思想者。他在思考，探寻方向和出路。对于乡村政治、乡村历史和乡村文化，农民的生存、心理和命运，他无一例外地有所追问。小说中表现为土地与历史的互文性，镰伯的一生不乏传奇色彩，其命运里的浓重暗影，被一次大火映照，格外惨烈。他是乡村权力的异化，在他身上流淌着的是传统民间文化的血液，这种“土皇帝”的身份蜕变，显示了以封建宗法文化为基础的乡村政治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变异。小说以老大一生奋斗史为主线，展开的庄姓家族变迁和动荡，以及外来者的遭遇。在这片土地上上演的恩怨情仇，是土地的悲剧，也是人性的悲剧。从根儿爷，到镰伯，再到庄稼祥，这是三代农民人生道路的浓缩。

作为新乡绅代表，镰伯身上具有文化双重性，包括国民性中的宗法观念，类似于传统乡绅的封建家长地位，而且在基层权力体制中部分地再现了传统乡绅的社会角色。等到他辞了村主任的职务，凭借大作坊主的身份，他仍然具有绝对的权威，并且成为基层政权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通过政治权力和民间权威的结合，决定着核桃园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甚至依然对人的精神世界有着巨大的笼罩，尤其是凭借商品社会建立起权力集中的家族式、宗法式统治，使核桃园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作为一个虚构的村庄，核桃园经历了风风雨雨，从传统乡村到现代乡村，失落的东西很多，道路依然模糊，就如同芒妹最终还是看到了生命里那场大火，也许，大作坊再次焚毁已经成了某种寓言。对于小说家来说，一旦开始具体时空坐标上的虚构，就必然处于故事与历史的纠缠中：故事虚构中可以有历史，历史事实不存在虚构。马尔克斯等人的成功表明：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

中国小说历来有着土地与历史两大叙事情结，新乡土小说叙事视角始终在城乡之间徘徊，核桃园是乡土社会的文化隐喻和现实缩影。庄稼祥是核桃园的叛逃者，当他在大都市无根可依时，他成了双重的异乡人。对乡土文化的自我拆解，外在的冲击往往只是一种表象，从内部分裂出一种更坚决的背叛和拒斥，才是最根本的力量。

王方晨的小说叙事有种内爆力。小说中的命运感，以及挑战荒诞命运的执着，看得出作者对于生活的独特理解。炎热夏季棉田里的人虫大战，一幅绝望的生活图景，镰伯的死，芒妹的疯，都带有抽象的文化隐喻意味，报复，绝望，自戕，宿命论的因果循环。根儿爷是宗族文化的代表。他以祭祖、修祠堂等方式，试图固守民间文化，及乡村社会的传统秩序，然而在老大的冲击之下，已经没有人再相信这些封建迷信，大家更喜欢老大的新秩序。镰伯是新农民的当家人。这个阴郁的孤儿有着变形的权力欲望，他渴望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渴望改变他人的命运。他的身上背负的是现代乡村的历史。袁广田和他本质上是一类人，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及手段，这些看起来是乡村发展的带头人，其实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内在的破坏力量。作为核桃园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研究生，庄稼祥是核桃园文化的异己者。他把城市生活推进到沉寂的核桃园，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版图，以崭新的方式，给乡村生活一个镜像。在文化意义上，这个出走者，是土地的终极守望者。

乡土寻根具有深刻的文化社会学意义。作为历史的册页，体现了一个民族自我疗救的努力。小说家为自己的作品设置一个历史的维度，这多半是传统的影响力和文化的自觉。王方晨自觉继承了思想启蒙的传统，对于改造人心有着一贯的坚持，他以塔镇为中心，以樱桃园和核桃园为乡村缩影，呈现农民和乡村面临的制度危机、道德危机，乡土文化和农民精神的危机。追问形成这种精神危机的历史动因和文化背景。一方面是社会生活转型，发展经济给核桃园带来新的冲击；另一方面，以袁广田为代表的新农民离开土地，以钱权交易的方式坐上了副镇长的位子，商业社会并没有给乡土中国注入现代化的新鲜血液，资本专制与私权结合在一起，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袁广田比镰伯走的更远，更缺少人性，更疯狂。乡村社会缺乏自我更新力量，在旧家族的沦陷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看客和帮凶，芒妹的悲剧是中国乡土的悲剧，是乡村人生不幸的集中表现。文化转型比之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转型，都来得艰难而缓慢，乡土中国的困境最终表现为文化的困境和伦理的危机。

总之，在今天的中国，写作，尤其是乡土写作，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尽管充斥着我们视野的是大量的乡村题材，然而真正触摸到农民命运本质，以及乡村发展现实的，太少。王方晨的写作，从乡村政治反思层面看，意义无可取代。他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思想质地，批判与反思之外，孤独的逃离者形象使之形成悲情风格。他对土地、乡村、大自然的共同记忆，一部分是与童年，广阔世界相连的记忆，是诗意的，感性的；一部分是劳作，枯燥乏味艰辛痛苦，是真实而又严酷的。王方晨站在大地上，冷静地记述土地上那些曾经和正在发生的故事，作为乡土中国的守夜人，他为我们带来了关于社会生活和生命存在的独特思考。

　　《老大》读后感(四)：“老大”背后的罪与罚 ——浅谈王方晨的长篇小说《老大》

“老大”背后的罪与罚

——浅谈王方晨的长篇小说《老大》

王娟

内容摘要：王方晨的小说中有着光怪陆离的乡村故事和乡土人物。王方晨的长篇小说新作《老大》中，呈现了一个有着种种复杂情势的核桃园村。本文旨在分析《老大》中对乡土政治的经验书写，以及其对乡土人物的生命与精神的历史性的思考和空间化的呈现，在小说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中，思考人性的罪与罚。

关键词：王方晨 《老大》 乡村政治 现代化 精神秘史 罪与罚

米兰昆德拉在其《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提到小说的精神之一是“复杂性”，“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世界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形式，跟极权世界是不相容的。”[①]王方晨笔下的核桃园村就呈现着种种复杂，其中人物的生死沉浮都有着神秘、暧昧的色彩。小说中王方晨对中国乡村政治以及中国当代农民生命史、精神史展开了思考，在这些思考的背后是他对人性深处罪与罚的本源性探究。

一、乡村政治的经验书写

“现代性作为一个无形而巨大的推手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剧烈演变和前行……尤其是被挤压得最严重最惨烈的社会板块——“乡土大陆架”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巨大的创作场域……”[②]《老大》中，王方晨以核桃园村以及核桃园村的人为表现对象，展现了其中积习难改的旧疾，批判着乡村社会的民主进程，为我们呈示了一幅历史中的乡村图景。

老大原来仅是庄至桓对儿子庄镰的称呼，并无任何特殊含义，但随着情节的发展，“老大”成为了一个有着丰富意蕴的象征符号，其中一层象征意义就在于，“老大”是独特的乡村政治的反映。中国的乡村世界有其独特的乡村政治风貌，典型特征之一就是村长为大，村民们对村长俯首称臣，一切遵从村长的安排，一切需遵从“村长的原则”（赵月斌语）。庄至行、庄镰都曾经是村长，都是某一时段的“老大”，他们或多或少的把持、影响着整个核桃园村的生命和精神走向。如果把一个村庄比作一个家庭，那么村长就是绝对的封建式家长，这个“家长”可以为其内部成员做决定，而且其内部成员以顺从为主，如果有触犯“家长”威严的行为，那么必定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小说中有大量描写“老大”威势的精彩细节，例如金元的破草席被烧掉后，庄镰给了金元一块草苫子。草苫子，因为是村长给的就变得“熠熠闪光”，变成了“一种能够时时刻刻引起人们内心崇敬的圣迹”。在村人们的眼中，庄镰给流浪汉金元送草苫子是高高在上的村长对金元的庇护，是一种权利的垂青。在以后七八年的时间内“在院门口的地上放草苫子，就成了核桃园村特有的时尚”更是体现了村人们对能够得到村长“恩荫”的渴望至极。另外，庄镰为了得到村长之位不择手段地利用金元，跟踪丫丫，强暴丫丫，不也反映了乡村社会中村长这一权力象征的诱惑力了吗？因此，在第一个层面上，庄镰成为众人的“老大”是拜村长这一权力地位所赐。

核桃园村的人对庄镰的敬畏首先是对权力的畏惧，王方晨借“老大”的故事批判着乡村中的一个顽疾——权力至上。更进一步思考，一个村庄之中，出现“村长独大”的局面难道不是乡村民主缺失的反映吗？王方晨对乡村中存在的顽疾进行了批判，并反思着乡村中并不乐观的民主状况。

二、现代化降临的喜与悲

现代化进程对乡村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仅为乡村带来了物质方面的改变，而且对乡村世界中的传统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小说中，王方晨并未直接描写出现代化对乡村世界的改变，而是在小说急促的叙事节奏中展示着乡村中现代化力量的逐步蔓延。当乡村世界遭遇天灾的时候，根儿爷向天祈祷“我们走了很远。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追随外来的人，他让年轻的人丧失廉耻和良心，甘愿与蝼蚁畜生为伍。”根儿爷是乡村历史的见证者和乡村传统文明的代表，由他口中说出这样一番话自然别有一番深意。在根儿爷眼中，是外来的人让原本淳朴的民风退化，外来的人带来的不正是现代化吗？纵然根儿爷的这一说法有些偏激，但是传统乡村文化中“廉耻和良心的丧失”与外来文化的侵入是脱不了干系的。

从根儿爷的话中，我们得出的是现代化作为“外来者”对乡村的入侵式影响。但现代化的影响并未仅局限在这一层次上，它的更大影响在于它隔断了走出乡村社会的年轻后生们与乡村传统文明的“血缘”关系。当年老者无力对乡村世界的改变做出什么努力时，他们会将希望寄托在象征着希望的年轻人的身上。做了镇长的袁广田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从镇上回到核桃园村时，他的大儿子对根儿爷的问候方式是“朝根儿爷直直地伸出了一只手，嘴唇稍微一动，轻飘飘地跑出了两个字，‘你好。’”并随后“抽出了自己的手，把手探在身子一边，仿佛手被弄脏啦”。这是接受了外面世界现代文明浸染过的孩子回到自己的故土时的反映，他丝毫没有表现出对这片故土的向往抑或是敬仰，相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鄙夷之态。由此看年老者对年轻者的希冀是否也失去了意义呢？那么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正轨又在何处呢？

三、精神秘史的罪与罚

《老大》中除了批判着乡村政治的旧疾、表达了作者对乡村现代性文明进程的隐忧外，更深刻地揭示着乡村中的人精神上背负的苦难，就此而言，《老大》书写了乡村中的精神苦难史。

庄镰被称为“老大”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村长，他在上任村长前的举动和主动卸任象征权利高峰的村长之位后的表现同样赢得了村人的敬畏。他有着不同于他人的铁腕手段，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敢。当全村人处于饥饿状态下时，只有他敢去杀羊，用一碗碗的羊汤换回了村人的性命，用一幅幅羊骨架换回了镇里的芋头面；他是阴沉沉的，可以不顾情面的辞掉大作坊里的工人，在核桃园村里他“就像覆盖在核桃园上空的、一块无边的黑色的尸布”，连女儿芒妹都认为他心太狠；他是孤独的，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保护着自己不受到来自外界的伤害，也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的女儿不再受伤害。这样的一个人物，让人既敬、又怕、又恨。这样的一个圆形人物并不是陡然间就生成的，而是有着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

对他造成刺激的是他第一次进城的经历。他始终忘不了他进城寻找父亲时被人戏弄为小叫花子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伤害，更是一种伴随着人物成长的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这样的创伤，使他在往后的生活中慢慢变得沉郁，阴冷，让他仇视一切，他为自己筑了一道厚厚的墙，将自己的心灵遮的密不透风，他的初衷也许只是保护自己不受到人格上的侮辱与欺凌。由此看来，庄镰的给人的阴沉感是他受到伤害后的自我保护反应，同时也是人性中恶的一面在他身上的投射。

他给大多数人的感觉是阴冷的，坚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无坚不摧的，相反，他内心承受的困苦或许比任何人都要多，都要复杂。庄镰深深地明白只有自己的强大才能被人重视，因此他在选择将自己封闭之时，也选择了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老大的方式——掌握村中政治大权。他为了村长之位，牺牲了自己与麦的纯真感情，放弃了自己的良心与道德，他最终得到了他想要的权力，但是却因此陷入了害怕毒誓的惩罚的不安中。当初让他发毒誓的庄道潜允许他可以反悔，但是他却无法原谅自己，可以说，真正没有放过他的是他本人。他害怕毒誓应验，所以从象征权力巅峰的村长之位上退下来，但是这样做仍旧无法摆脱誓言的纠缠，他的内心依旧是惶惑的、畏惧的。他强暴了丫丫，丫丫在生下他的儿子稼祥之后投河自尽，而稼祥却由一个洞悉自己灵魂中不安与阴暗的庄道潜来抚养成人，这在庄镰看来，无疑不是一种讽刺性的惩罚，这种惩罚是众叛亲离。众叛亲离的惩罚在女儿芒妹与自己闹翻之后达到了高潮。他内心需要来自家庭和女儿的“欢乐温暖的情绪”，也深知这种情绪对他的重要性。这样一种自己必需的感情如果受到了伤害，那么他内心的绝望之感便会加重许多。所以，当他发现女儿也无法理解他，甚至与他翻脸时，他内心的众叛亲离的痛苦可想而知。在庄镰自己看来，自己是一切罪恶的源头，是他亲手造成了现在的状况，他试图为女儿安排好一切，以这种方式为自己赎罪，避免女儿被仇恨包围，却又在不自觉中掌控女儿的命运。当他最终明白无论自己怎样挽救，怎样弥补，都无法摆脱掉那个毒誓的折磨，都无济于事时，他选择了告诉女儿真相来取得女儿的谅解，然后在火中赴死，以此完成对自己的救赎。

《圣经》中，人有两种罪——原罪与本罪，原罪是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本罪是各人今生所犯的罪。小说中王方晨清醒地认识到了个体的“罪感”存在于普遍的人性中的，无法获得拯救，“负罪”的状态将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以老大为例，仇恨的种子自小埋在了庄镰的心中，是仇恨成就了庄镰，也是仇恨毁灭了庄镰。仇恨成为了庄镰灵魂里的原罪，它的存在使得庄镰做了种种他愿做或不愿做的事情，构成了他一生所犯的各种错误，构成了他的本罪。他以身赎罪，用一把火烧掉自己的罪恶，却无法烧掉原罪的继续，继而也就无法阻止他人本罪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庄镰死后，芒妹又陷入了赎罪和报仇的心态中，最终受到煎熬的还是她自己。王方晨在小说中表现了人性中善与恶的纠缠，在对人性善与恶的思考中阐释了人性的复杂性。

《老大》中的核桃园村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既有宏观的历史经纬，更多的是微观的人性褶皱。王方晨在乡土伦理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冲突中，将乡村历史与心灵秘史交融在一起，展现了人性深处的善与恶，罪与罚的纠葛。从这一角度来看，王方晨的《老大》透出了乡土文学写作的一种新可能。

[①]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8页。

[②] 程光炜、丁帆、李锐等：《乡土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纪要》，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