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摘抄

　　《柏拉图对话集》是一本由[古希腊]柏拉图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6.00，页数：80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一)：爱是什么人类可能永远也说不明白，但我们可以无限趋近爱的本质——《会饮篇》

人物：阿伽通（酒神庆典上获奖）、包萨尼亚（阿伽通情人）、裴德若（美少年）、阿里斯托芬（喜剧家）、鄂吕克西马柯（医生）、苏格拉底

这几个人的发言是递进式的，菜的当然要先说 ，哈哈哈哈哈。最有智慧、最深刻得当然还是苏格拉底，而前5个人阐述爱颂扬爱实质上是在颂扬他们自己。裴德若因为是一个和中年大叔谈恋爱的美少年，所以他非常想证明自己在爱情面前是勇敢的。包萨尼亚因为和阿伽通的同性恋不被祝福，所以才说男男之间的爱才是崇高的，男女之间肉欲的爱身体的爱是庸俗的。医生技术主义和形而上学式的对爱进行剖析，试图解构爱的本质。喜剧家阿里斯多芬歌颂男女之间的爱，主张肉体之爱也是崇高的。他的圆球理论认为在所有组成的大球中，阴阳球（男女球）才是最完美的球。而阿伽通因为获奖觉得自己很有智慧，所以说爱是满溢到匮乏。所以呢，最后还是要看苏格拉底，虽然每次到苏格拉底我都看得头疼。

1、裴德若：爱情可以激发人的勇气，爱是一种勇士的爱。

只要一只军队全由爱人和情人组成，那么这只军队就可以征服全人类了。因为爱神是最古老的神，最伟大的神。纵然是最怯懦的人也会受爱神的鼓舞，变成一个英雄，做出最英勇无畏的事情来。

2、包萨尼亚：爱神有两个，凡间的爱神和天上的爱神，分别对应肉体的爱和灵魂的爱。

包萨尼亚认为男女之间的爱是低等的荒淫的庸俗的爱，只有男男之间的爱才是崇高的灵魂上的爱。他不仅鄙视了男女之爱，还顺便批判了古希腊当时流行的娈童之爱，认为只有成年男子的之间的爱才是最高尚的。

一旦肉体的颜色衰败了，他就远走高飞，毁弃从前的一切信誓。然而钟爱优美品德的情人却不然，他的爱情是始终不变的，因为他所爱的东西也是始终不变的。

3、鄂吕克西马柯：技术主义、形而上学主义。什么爱不爱的，都是荷尔蒙、多巴胺在作祟。

我们应该爱品格端正的人，以及小有缺陷而肯努力上进的人，这才是应该保持的爱情。至于凡间的爱情，一定要加以谨慎防范，以免被快感控制养成淫荡。

4、阿里斯多芬：圆球理论。认为人本来是一个大球，后来被宙斯劈开变成两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半球，是孤独的，不完美的。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这种成为整体的希冀和追求就叫做爱。

他们终其一生生活在一起，也说不出自己从对方得到什么好处。没有人会相信，只是由于共享爱的欢乐，就能使他们这样热烈地彼此结合在一起；很显然是这两个人的灵魂在盼望着一种隐约感觉到而说不出来的别的东西。

5、阿伽通：爱神是最美好的神爱是从满溢之处流向匮乏之处，爱产生着所有美好的东西。

一切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都是由于受到爱神的启发。一个人不管对诗歌多么外行，只要被爱神掌握住了，就马上成为了诗人。

6、苏格拉底：爱是为了追求永恒的美本身。

人一旦体会到了美，拥有了美，就一定会去追求永恒，希望这样的美能够永远保存下来。看到美好的东西，就会想起我们爱的那个人，因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她的身上一定散发着最原始的美好。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亲爱的苏格拉底呀，人见到那个美本身，就是人最值得活的时刻。你有一天看到了它，就会知道与它相比，你的钱财、首饰、地位统统不值得一顾。而你今天一见这些东西就会神魂颠倒、心向往之，和许多别的人一样，为了看一眼心爱的宝贝，为了-和这个宝贝永远在一起，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可以不吃不喝。只要看着它守着它就行。爱就是在追求那个纯粹的、地道的、不折不扣的美本身，不是人的肌肤颜色之美，也不是其他世俗玩意之美，而是那神圣的、纯一的美本身。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二)：美诺篇 笔记

在此感谢江绪林老师的书评，丰富了我的理解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柏拉图的美诺篇（Meno）是一篇短小而深刻的对话录，通过苏格拉底和美诺的问答，讨论了几个非常基本的哲学问题。

故事起于青年美诺向苏格拉底讨教，如何拥有德性（Virtue）——是通过后天教育或是社会实践取得？还是它与生俱来？或者是其它什么方式？这里所说的德性，希腊语为“Arete”，它并不仅仅指美德，而更多的是当时希腊城邦的政治领袖所具备的卓越品质。美诺希望了解德性的获取途径，进而跻身统领城邦的精英阶层。因此，我们不妨将其看作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关于“成功学”的讨论。

苏格拉底认为，要探讨德性是否可教，首先得明确德性的定义。然而美诺始终无法给出德性的确切定义，几番挫折，美诺便想放弃对于德性的探究，因为他认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个东西的定义，那我们就无法探寻它；而如果我们能够明确定义一个概念，实际上就已经对它完全掌握了，不需要再探寻它了。这便是著名的美诺的认知悖论。怠于思考的人给自己找的借口，几千年前就有了。那要如何解释这个悖论呢？

为此，苏格拉底进行了一个实验，并随之给出了他的回答。他向美诺的一个小奴隶询问几何问题。小奴隶从没学过几何，一开始根本答不上来，而苏格拉底通过巧妙的提问，最终让小奴隶自己成功解答了该问题。对此，苏格拉底解释道：因为人的灵魂不灭，而灵魂在不断轮回的过程中早已知晓一切，只是在转世之时暂时忘记了。所以在人的认知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源自灵魂的真的判断（True Believe），而求知的过程，实际上是重拾灵魂里过去的知识、经验的过程。只不过这些灵魂里的知识，在人没有学习理解以前，如同风中精灵，飘忽不定。只有当他通过不断的追问，将头脑中这个真的判断固定下来，才算是掌握了知识。正如同小奴隶求解几何问题的过程：苏格拉底通过不断发问引发他的思考，并通过巧妙的引导让他自己发现答案。而这时实际上小奴隶还是似懂非懂，如果能进一步追问解释，并且重复演练，那勾股定理就一定能成为他真正掌握的知识。

那我们应该如何求知呢？苏格拉底相信求知的唯一方法就是反复追问（Cross-Examination）。可以从未知开始，提出问题，建立基本的假设：如果-那么，通过逻辑推理和事实判断来求证假设，从而一步步逼近正确的观点和知识。这也正是今天科学研究方法的源头。求知的过程便是通过不断地追问去回忆起自己原本就知道的东西。而这样的反复追问的能力人皆有之，小奴隶的例子便是证明。

由此可见，苏格拉底认为知识无法直接传授。而他所认为的教育，实为自学。在小奴隶的例子中，我们似乎可以将苏格拉底引导他提出正确的问题叫做“教”。但实际上，苏格拉底认为有没有人提问引导对于这个探究的过程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不断发问、反复追问、怀疑思辨的过程，这样才能慢慢接近真的判断。因为如果知识本来就储存在灵魂里，问正确的问题的能力亦是与生俱来。只要反复追问，问得多了，自然能提出正确的问题。一言蔽之，一切求知皆源于提问；一切教育皆是自我教育。

苏格拉底肯定了人的求知能力，即人人都能通过反复追问来获得真知。而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想要求知，是因为热爱提问亦是人之本能。提问源于好奇，而好奇是人类的天性。远古时好奇心更旺盛的部落，能够更早的发明工具和武器，而剩下那些在天灾和人祸的夹击中就灭绝了。善于提问是对于生存下来大有裨益的。人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由此激发出不断向外的学习和探索、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的欲望——求知欲是人类的天性。

此外，苏格拉底在文中提出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许对现代人来说难以信服。但这种观念传承千年，延伸许多后哲的讨论，亦将此后无数人网入了他的求知陷阱中。不灭的灵魂背后，是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那里有着不变不灭的唯一真理。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基督教的兴盛壮大，并从此萦绕西方久久不散。不知苏格拉底可曾自问：这世上真的存在永恒的真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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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三)：学习哲学，对认识死亡有何意义

普通人面对死亡的“哲学气质”

在《柏拉图对话集》的《裴多篇》中，苏格拉底主动赴死前的智慧与勇气之光那样辉煌。苏格拉底讲自己服毒后，要去“享受快乐和幸福”，从哲学上对死亡进行了解释。但是初读，我并没有觉得苏格拉底比我做矿工，在不到60岁就患癌去世的父亲智慧多少。

十几年前，父亲病重，尽管他曾经那么坚强地追寻生命，但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坦然面对死神，他觉得他生的一辈子值了，他是幸运的，劝慰家人：有的小孩子一出生就死了，甚至还没来得及活。

父亲的一辈子很艰辛，但也有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工作有成就、家庭幸福、子女的前途光明）。让人郁结的是，就在子女都要成家立业，他和母亲可以安度晚年或是开始新的生活之时，他却患癌，抗争了两年多，就不得不离去。父亲在生命的晚期或许已经通透地理解了死亡，化解了这郁结；但这成了我的郁结，让我耿耿于怀。

面对死亡，父亲成为“哲学家”，他理性地反思了生与死。他一定有过挣扎，有过愤怒，有过不安，有过不甘，但他最终走向了勇敢和平和。实际上，我太晚理解到他的哲学思维。细想来，父亲这一生，坚持了自己的勇敢、正直、善良与宽容，尽管这些美好的品质给他带来过责难与困苦。他几次给我的重大影响，无不闪烁了哲学之光。

生活的磨砺是一种天然的哲学

跟随姜宇辉老师再次回到文本，听姜老师指导，才明白“死亡”在苏格拉底这里是个哲学的概念。面对死亡无疑，但更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我自己理解，灵魂与肉体的二分法，其实强调的是人的理性思考更重要。姜老师讲，对于死亡，我们总是恐惧、不安、愤怒、无奈、愧疚，常久的抑郁。对死亡报有哲学的态度，可以获得哲学上的治疗、蔚藉，是对人生从幸福角度的一种理解。正如苏格拉底说：真正献身哲学的人所学的无非是赴死和死亡。

姜老师其实数次谈及学习哲学的意义，如“学哲学，并不仅仅是学一门新的知识，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更好地培育自己的精神，关怀自己的精神，让自己的精神以一种更健康更有力更坚定的方式成长起来，延续下去。”这对于我的触动更大。

我对于死亡的感受，第一次就是父亲的离世，我郁结在，他是一个具有美好品质的人，他本该还能享受幸福的人生至少十几年，为何就对抗不了疾病？这是不甘。第二次，是被大家一直以为阳光、快乐、勤奋、家庭优渥、在世界名校接受过教育的年轻友人，却精心地选择自杀离世，过后得知他的抑郁，让人惊诧。这是不解。第三次，是面对一个冲动跳楼的青春期少年（所幸损伤不大）事件后，和十几岁的孩子讨论生与死，他们对生死的理解，出乎意料地坦然，却明显有太多执拗在其中。这次是不安。

人生的学习应是生活的磨砺，但是糟糕的是，对于年轻的一代，生活的磨砺似乎已经没有了现实的环境。生于50年代初的父亲，幼时经历过饿过肚子的贫穷，年轻时经历过矿难中的生死边缘，中年时经历过坚持正义被打压的挣扎，尽管他的寿命不长，他的生活有被动的内容，但多数是他主动地打拼，或许这让他面对死亡，比当年刚出大学校园的我更坦然。而出生晚了父亲三四十年、选择死亡表达自己愤懑的年轻人（我并不持批判他们的态度），他也有压抑、有委屈，这些是真实的，是应该被理解的。但是他的生活没有足够的（日常的、不断的、从小到大的）磨砺：不仅衣食无忧，所想几乎就能实现，努力和拼搏的力量更多来自家庭、周遭的氛围，没能有充分的机会主动拥抱生活。而这责任也并不应该由年轻人来承担。

哲学（教育），认识世界和自己

虽说每代人总要有每代人的付出，生活不能给人现实的教育（而一旦来一次教育就有点严重），可能是某代人需要承受的。我在想，哲学，真正的哲学教育能否起到一点点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学习哲学并不是年轻人的任务，是所有人的任务。更为通俗地说，所有人都应该学习理性思考。理解了哲学，社会应该为年轻人创造接受生活磨砺的条件，包括一颗宽容的允许儿童不那么优秀、可以犯错误的心。

或许我的判断并不正确，苏格拉底在数千年前，就致力于让希腊的年轻人学习哲学，那个时代和社会面临的问题和今天应该是不一样的。换个视角来阐释一下我的理解：社会发展至此，不是要求新时代的人要和上代或几代之前的人一样接受同样的生活磨砺，重要的是，要用反思与发展的视角来认识新的时代，让更多的人都能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到自己，认识自己，享受人生的幸福。

面对生与死的本体问题，人类永远需要学习和探索，哲学是探索的方式之一。即便对追求死亡是哲学终身的锻炼有质疑，追求真理应该成为各学科的价值之一。永远在探寻的路上，永远都要思考，思考着，就会作用于行动中。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四)：【转】汪子嵩：王太庆与《柏拉图对话集》的翻译

　　太庆是一位哲学家，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但他一生大部分精力贡献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事业上。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近半个世纪来国内学习哲学的同志大概都会从他的大量译文中得到教益。但他自己的著述发表的却不多。以上这些论著，是他近二十年来研究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成果，也是他长期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其中只有两篇文章曾在《学人》和台湾《哲学杂志》发表过，见到的读者不多。而这些论著，不仅对我们了解太庆的学术成就和翻译思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理解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将他的这些论著和他的《柏拉图对话集》的译文编在一起出版。 柏拉图的对话既是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被各国人民广泛阅读，已被译成各种语文，如英、法、德、意文都有他的对话全集的译本，而且不止一种，各单篇对话的译文更多。相比之下，中文译本就显得太少，至今没有译出全集，而且有近三分之一的对话还没有翻译。 太庆在《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文中概述了中国从汉唐以来翻译外国经典著作的历史，他认为近代从严复开始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经过“五四”，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翻译工作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对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情况也是这样。民国初年郭斌和、景昌极两位先生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陆续在《学衡》杂志发表；《学衡》是反对当时新兴的白话文运动的，所以他们也采用严复式的文言文翻译。从景先生的译序中看到，他主要根据的是B. Jowett的英译本。1933年集成《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出版，五篇对话是：《自辩篇》( Apology )、《克利陀篇》( Crito )、《斐都篇》( Phaedo )、《筵话篇》( Symposium )和《斐德罗篇》( Phaedrus )。全书“序”中则说译后又取各英文译本及希腊文原本校阅，校阅者是吴宓先生。他们将柏拉图的主要术语Idea音译为“埃提”，将Doctrine of Idea译为“埃提论”，景先生则译为“理型说”。但是到了1985年由郭斌和先生和张竹明先生合译的《理想国》出版时，已经采用现在通行的白话文翻译，文字流畅可读，和六十年前郭先生的译文对照，是完全不同了。《理想国》在1921年曾有吴献书先生的译本，也是用文言文译的，1957年为了读者需要，商务印书馆曾经重印，到1985年才有了现代语文的译本。郭、张先生的译文是根据Loeb古典丛书希、英文对照本和牛津版Jowett & Campbell的希腊原文，并参考多种英文译本译出的，他们将Idea译为通行的“理念”。由此可见，六十多年来对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既发生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变化，又有从主要根据英译本翻译到主要根据希腊原文翻译的不同。 1932 年出版了由张师竹初译、张东荪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虽然仍以文言文翻译，但已比较接近白话文。张东荪先生在“序”中说：张师竹先生完全根据B.Jowett英译本翻译，而他自己参考各种译本，主要根据Loeb古典丛书本的英译，对原译改动处占十分之七八，并加了许多笺注。“余于是知译事之难矣。”他认为译书“必先具备三事：一曰文字之知识，二曰学理之知识，三曰须能循守著者之思路”。所以他的译文比较严谨。他们译的六种对话是：《欧雪佛洛》( Euthyphro )、《苏格拉地之辩诉》( Apologia )、《克利托》( Crito )、《菲独》( Phaedo )、《普洛他过拉》( Protagoras )、《曼诺》( Meno )。 严群先生多年从事柏拉图对话的翻译，1963年整理旧译，出版了《泰阿泰德 智术之师》( Theaetetus，Sophista )，这是柏拉图后期哲学思想的两篇重要对话，前一篇讨论认识论问题，后一篇讨论本体论问题，提出“通种论”思想。由于严先生年老多病，至1983年才又整理出版柏拉图早期的三篇对话《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 Euthypron，Apologia，Criton )。严先生是严复的后裔，他继承先祖的译风，也用文言文翻译，不过他的译文中已经掺进一些白话文词句了；而且他不像严复那样，在有些地方采用意译转述的方法，而是按照原文逐句翻译。严先生主要根据Loeb古典丛书的希腊文，并参考其他多种英文译本译出。对于希腊的人名地名，他不同意一般流行的根据从希腊文译为现代欧洲语音翻译，主张“悉从希腊原字翻音，并结合汉字四声，以求准确。” 1944年出版的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翻译作品。这篇对话是柏拉图后期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二千多年来学者对它的内容一直有争议，被称为“最大的谜”，西方学者对这篇对话一直没有作出能前后一致贯通的解释。陈先生根据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分离”问题的深入研究，对这篇对话作了创新的解释。陈先生是根据J. Burnet校勘的希腊文Platonis Opera 本译出的。他通过翻译详细说明他的解释观点，因此对柏拉图的原文，他采用直译，另外加写了数量上数倍于原文的注释，从文字的校勘、词句的释义，直至内容的评价，特别注重其中论证步骤的分析，将前后两个部分的关系解释清楚了。但也因此读者如果不看注释而只读直译的原文，是无法看懂的。陈先生在“序”中说明了他译注的目的和方法，并且对严复提出的译文要“信、达、雅”的原则，提出了评论。陈先生在书中对柏拉图的主要术语提出了新的译词，如将Idea译为“相”，将 estin译为“是”。陈先生的这部译注对太庆影响很大，不但引发他研究柏拉图和希腊哲学的兴趣，而且他后来进行哲学研究和翻译工作的态度和方法，可以说主要是遵循陈先生指引的方向的。 1963年出版了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他译了《伊安篇》( Ion )、《理想国》第 2—3 卷和第 10 卷、《斐德若篇》( Phaedrus )、《大希庇阿斯篇》( Hippias Maior )、《会饮篇》( Symposium )、《斐利布斯篇》( Philebus )和《法律篇》( Leges )中和文艺有关的章节等，共九篇。朱先生说他自己不懂希腊文，但将英文和法文几种译本对照后，认为以由布德(Bude)学会印行的希、法文对照的法文译本《柏拉图全集》为最好，他是主要根据这个法文译本，并参考其他英、法文译本译出的。以朱先生的文笔，译文当然是精美的。我们看到：在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我国翻译柏拉图对话的工作，确实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对这几位前辈的翻译，太庆都作了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更重要的是太庆在他自己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对翻译工作形成一套理论看法。 1943 年太庆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1947年太庆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工作。贺先生强调翻译必须以研究工作为基础，规定要在译文前撰写导言，并进行讨论。贺先生对学生要求较严，太庆文章中提到过贺先生对他的批评。后来太庆说过：“贺先生既教了我哲学，又教了我翻译哲学的办法。……我的另一位老师陈康先生则从哲学翻译的理论上给了我们深刻教育，教我们把翻译看成一件严肃的事业。”（《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太庆对这两位老师的教导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1952年院系调整，将全国各大学原有的哲学系集中到北京大学，主要进行教师的思想改造。当时的西方哲学史组没有教学任务，教师主要从事翻译工作，编译一套《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陆续出版了《古希腊罗马哲学》、《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18世纪法国哲学》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柏拉图对话集 德国哲学》。主持这项工作的洪谦先生因为太庆年轻，精通英、法、德等多种语言，工作又认真负责，所以将最后的审定稿子和编辑工作都交给他担任。太庆同时又和贺麟先生等一起翻译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也担任最后的统稿和编辑工作。在那些年里，太庆和贺麟、洪谦、任华、熊伟、方书春、王玖兴、齐良骥、苗力田、陈修斋、张世英、杨祖陶诸先生一起切磋讨论哲学著作的意义和翻译问题，往往争论不休；为了一个术语或一句话应该如何翻译，太庆常常去图书馆查找各种译本，寻求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翻译工作（实际上也是研究工作），应该说是人生难得的机遇，太庆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在实际主持编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以及《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等著作时，他便驾轻就熟了。 经过五十年的工作，太庆逐渐形成一套翻译哲学著作的理论，在《论翻译之为再创造》这篇文章中，他概括为： 翻译的过程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步是从原文追索原意，也就是说，从原文的词汇和语法入手，找出原著的逻辑结构。译者如果是这门学问的外行，就必须以原文为出发点，小心地进而追出作者立论的道理，即客观存在的逻辑（并非个人的主观遐想），从而化不懂为懂，成为内行。第二步，是这位已经弄懂道理的内行译者设法运用汉语的词汇和语法来表达这个道理，即原著的内在逻辑，让读者明白它。原文的语言跟译文的语言不一样，译文不能照搬原文；但是其中包含的逻辑必然一样，否则翻译就是不可能的事了。每一种语言都以自己的特殊形式表达那共同的逻辑，因此译者既要精通外语，以便从其中看出逻辑，又要精通汉语普通话，以便恰当地表达出这个逻辑。而且外语中的专门术语，必须求得精确的理解，这样才能在汉语词汇中选用妥善的表达办法来表达它，如果汉语词汇中还没有现成的办法，需要增造新词，那也必须按照汉语构词规律从已有词素中选择合式成分来铸造，那样说汉语的读者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 这两个段落都是科学的活动，科学的活动是人类的创造活动。作者想出了道理之后，把它精确地表达出来，是进行科学的创造活动；译者虽然没有亲自想出这个道理，却仔细地学会了它，再把它精确地表达出来，这种科学的活动可以说是再创造。因而“信”和“达”都必须创造。 太庆认为决定翻译好坏的关键是两个，一个是逻辑，另一个是语言。译者首先必须对原著有相当的理解，了解原著所讲的道理。西方哲学著作都是重视逻辑的，一篇哲学著作有完整的逻辑结构，每个结论都是经由逻辑推理论证步骤才能得出的；译者必须分析研究，了解这些逻辑步骤，才是对原著有所理解。然后才是第二步，即将译者所理解的原著中的逻辑，用恰当的汉语将它表达出来。原著中的逻辑是客观存在的，用汉语表达的逻辑必须和原著的逻辑一致，如果译者没有很好理解，或是误解，甚至主观曲解，便不是好的翻译，因为原著的逻辑和译文所表达的逻辑在内容上应该是共同的，它们只是用不同的语言在表述形式上是不同的。所以除了重视逻辑内容以外，太庆特别注重翻译表述所用的形式—语言。他学习多种语言，对于语言学，从语法结构到语音都很有兴趣。他认为译者不但要通晓原文的语法结构，才能正确理解原作者的逻辑论证，更必须通晓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词汇以及习惯用法，才能将原著中的逻辑恰当地表述过来。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译者只要懂得外语，能够将原著中的外文逐字逐句译成相应的汉语，便是翻译的看法，他将这种翻译比做小学生的“描红”。他认为一个好的译者在看懂了原著的内在逻辑以后，还必须再认真地开动一番脑筋，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汉语形式才能将原著的逻辑正确地表达，既要不违背不歪曲原著的逻辑，又要符合汉语的语法结构和习惯用法。因为西方语文和汉语之间的差别很大，而且中国传统哲学不大重视逻辑推理，所以用汉语翻译西方哲学不像将德语译成英语那么简单，译者必须花工夫选择恰当的词汇和词句才能表达原意，并让中国读者能够看懂。而这一点又是翻译工作必须做到的，否则不如不译。因此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也是一种科学活动。太庆在文章中举了若干例子，是他经常提到的。 我以为太庆这些论述，既是从哲学方面，又是从语言学方面为翻译工作提供了理论说明，对我们提高翻译工作的质量是有助益的。

　　【本文节选自《柏拉图对话集》代译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