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面而来读后感100字
《迎面而来》是一本由林东林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迎面而来》读后感(一)：凡夫俗子
松社书店线下讲座，昏昏欲睡，不过作者访谈的表述逻辑还算清楚，总归说的是人话。
但是读完作品以后就有对满满直男语言表述的不适感，书评用了作者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调性”四个字。估计是口味不同吧，欣赏不来。
或许内容太过真实是一部分原因——过于冷静客观地写劈腿婚外情性需求和性幻想，这些在作者眼中就是普通人的困局。小说也让作为普通人的读者也就是我，觉得生活就是这么回事，终有一天对爱人乏味，终有一天陷入庸碌，终有一天失去梦想。说不定不用终有一天，就是现在。
更为讽刺的是，最近脑中总是浮现杜拉斯"爱是疲惫时的英雄梦想"这句话。
可能还有一种不适感来自于我和男朋友最近的相处状况以及不安定因素总是让我不自觉对号入座，对于缺乏安全感的我来说，读这类作品无疑增加焦虑，或许能够作为锻炼我抗焦虑意志的作品也未可知。几乎每篇小说无结局式的结局或者说留白？（呃应该不算是留白）确实留下了想象空间，但对我来说是无望的、虚妄的想象空间——绝望之于希望正与虚妄相同。
以上仅个人碎片化的读书感受，闲言碎语，想到哪写到哪，不能算作书评，读后感都算不上。开了个荒……52块大洋原价购书，有点心疼……
《迎面而来》读后感(二)：因无解而悬置的生活
所谓生活，很多时候就是存而不论，且让它发生，进行，跟着走，无暇去下判断。
不做判断不是不能判断。判断容易，解决难，甚至无解。因为无解，就只好悬置。像一条咸鱼那样，悬挂在餐桌的半空，看一眼，吃一口。多看一眼是不行的，不是因为眼馋，而是那被悬置起来的生活，真的不能太过直视。
小说家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把生活这条咸鱼挂起来，放在一个陌生的位置。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吸引你的注视，你也才有机会认识到这就是你所身处的生活。若说小说对生活有那么一点帮助或者解决，那就是它模仿了这种处理方式，用文字将其悬置。
我们在《迎面而来》中看到各色人等，无不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求生，求欲，找存在感，想尽办法获得一点点生存所需的要素，只是一切都在无可挽回的丧失之中。《象拔蚌先生》里面的艾勇，和《遍地钟声》里的韩国人老韩，是我印象很深的两个人物。
其中的“象拔蚌先生”艾勇，一个在磨洋工的工作生涯里耗尽了半生，平生喜欢自己在家包饺子吃的，偶然的一次越南之行，明明可以买到新鲜的象拔蚌吃，却不料半夜非要冒险跳进海里去捞象拔蚌。一个完全不能理解的行为，正好诠释了一个人的生命“突围”的滑稽。这当然不能被看做一种有价值的“突围”，但好歹有一点点突围的形式存在。这就是当代颇具典型性的小人物精神面貌之一种。当然这种“突围”的概念已然老套了，当代小人物也许已然丧失了这种自觉性，而退化为某种难以遏制的潜意识，如何感知到自己还在生活，那就不如找点刺激，下海摸象拔蚌，很可疑作为找刺激的一种，仅仅是比拿针刺一下自己更具游戏的戏谑性。
《遍地钟声》里的韩国人老韩，多少次闯进“我”的家庭生活，也无非是想要感受体验一下那难以获得的家庭生活感。华安里的盲人夫妇，烈士巷里的妓女和小混混，《有人将至》里面被囚禁的女孩，出轨的丈夫，在城市顶楼耕作田间的父亲，《飞旋海豚》里的下岗职工......他们是否机会想到要把这种境遇悬挂起来看一看，哪怕只是一闪念？不能说是没有的，但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迎面而来，比起强大的生活，精神游丝的脆弱性不值一提。
这是林东林的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很久没有正经读一本小说了。这几个小说有个特别突出的共性，而可能以《广场舞》、《飞旋海豚》、《过年》那几篇最为典型，故事在没有“解决”中结束，正好呼应了本文前面所提及的“悬置”和“无解”。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阅读体验，让我再次确认，小说，当它把生活挂起来的时候，会因为适度的拉开距离而感觉“可亲”，这里面往往包含了与作者相通的共通经验。把迎面而来的生活拉开一点，就好像出门前照了照镜子，似乎有了时间重新开始的仪式感。
《迎面而来》读后感(三)：《迎面而来》：那些迎面而来的，是别人，也是你自己
原载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为一名读者，我一直试着让自己的阅读口味尽可能地驳杂，以至于要读的书太多，而我却很少有时间去重读某本书，尤其是重读某本新出版的书。而林东林的这本书是个例外，作为一本刚刚上市不超过三个月的书，已经被我重读了两遍。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这么一个还算是挑剔的读者去重读这么一本既非名家又非所谓经典的书？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和林东林一样，我也是一个对普通人有着极大兴趣的人。 这或许和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我小时候是被我姥姥和姥爷带大的。我姥爷喜欢看热闹，街坊邻居但凡有点儿动静都会抱着我去看。这种看热闹的心态一直影响到我现在，以至于我对那些所谓大人物几乎从没产生过兴趣，反而倒是那些每天都能遇到人，总是会时不时地将我的目光吸引过去，以至于每当面对他们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对他们的生活展开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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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阅读经验里，通常只有两种小说能激起我重读的欲望，一种是可以为我提供新的视角，还有一种是可以加强我原有的视角。林东林的这部《迎面而来》属于后者。作家李修文在评价这本书的时候说，“一个作家就是在发明一种观世的维度，说到底，这才是作家的根本面目。林东林的小说，在常素平和中发见别情异景，在大河滔滔中探寻残流呜咽，冷静节制，又一击即中，重新唤醒读者的共情能力。”这种“观世的维度”虽看似大巧不工，一击中地，但是同时又内在包含着一个大的技术。这种技术不完全是写作的技术，而更多是一种“看”的技术。 约翰·伯格在其著作《观看之道》中写道，“观看先于言语。儿童先观看，后辨认，再说话。正是观看确立了我们在周围世界的地位，我们用语言解释那个世界，可是语言并不能抹杀我们处于该世界包围之中这一事实。我们见到的与我们知道的，二者的关系从未被澄清。”同样，林东林小说中的“看”，其中既有像儿童一样单纯的一面，还有老谋神算的一面。这种看，既是“好奇”，又充满了“疑惑”和“同情”。难得的是，林东林出色的语言能力将这几种不同的“看”拧成了一股力，并试图用这股力去凿开那平静生活表面上的坚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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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这本《迎面而来》之前，我刚读完了美国后现代大师巴塞尔姆的《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这两本连起来读颇有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熟悉巴塞尔姆的读者都知道，他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之广泛在整个20世纪几乎无人可以比肩。而林东林则不同，和文风张牙舞爪的巴塞尔姆相比，他对小说形式的探索肯定相对要“拙”许多，“拙”到一本书读完，他想要讲的故事我全都能读懂，换句话说，就是写得很老实，每一句都能落在实处。但是，林东林的“拙”不是那种平淡得像白开水似的“笨拙”，在看上去“偏拙”的叙事过程中，时不时地会有一个近似于“突然加速”式的细节，从而让整个小说突然间变一个调子，这点让我想起了很多老派小说家，比如莫泊桑，比如欧·亨利。 以《象拔蚌先生》为例，里面的艾勇为了偷象拔蚌而差点儿丧命，这就是该小说的一次变调也是一次高潮。一个在生活重压之下的中年男人的疲惫，对平淡生活的倦怠，全都在这突然间的“纵身一跃”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纵身一跃”在故事里并不是那种直上直下似的，进去就出不来，而是像打水漂一样，跳跃在故事的湖面中，一不小心，还跳到了另外一个湖面上去，而这个湖面就在小说主人翁——“我”的心里，正如小说中写的“大海慷慨地给了他那个机会，他得到了，同时也分了一份给我。” 打过篮球的朋友们都知道，篮球场上最难防的不是那种除了快还是快的人，而是那种可以在动静之间自由切换的人。林东林虽然是一名小说界的新手，难得的是，他已经具有加速后的减速能力，这种能力经常体现在他会在加速过后，突然将情感灌注在某个事物上，用一种近似于“托物言志”的方式来为他的抒情踩刹车，无论是《遍地钟声》中的结尾处的洗碗场面还是《烈士巷》里对于小茹的黑裙子的特写，都展现出了一种良好的踩刹车的能力。而这种踩刹车虽然在语言层面上意味着一段叙事的中止，而在感受力层面上，则是一种新的感受力的开始，也就是一种“后劲儿”。我们常喝精品咖啡的人往往讲究一个“回甘”，而林东林的这种“托物言志”的方式也使得他的小说有了一种“回甘”，以不至于“小说到故事为止”。 傅雷先生曾以“讯雨”的笔名发表过一篇盛赞张爱玲的《金锁记》的文章，说“每句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我想同样的话来形容林东林的这本《迎面而来》也不过分。和林东林的散文以及诗一样，林东林在小说中使用的语调，也是那种既有肉感，又简洁的语调。在这里，我指的这种肉感，是他语调的元气都很饱满，弹性很足，不紧不慢，没有一丝的慌张。而这种饱满的语调，使得林东林的“极简”式写作和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类似于海明威式的新闻体式的“极简”有着很大的不同。 如果说以海明威为代表的新闻体式写作更多的强调一种语言的“骨感”美的话，那么相比而言，林东林则强调一种语言的“肌肉”美。这种语言的“肌肉美”并不完全是一种技巧上的处理，而是一种对世界的认知体系。李敬泽曾说莫言、苏童还有余华这样的作家“都把各自语调完全地赋予他们笔下的世界。”我想林东林的语调和他笔下的世界，也是非常吻合的。他笔下的世界既没有任何挣脱出他的语调的意思，同时，他的语调也没有脱离开他笔下的世界，它们之间的关系始终处在一种贴合状态。以《有人将至》里的一句话为例，“就在我差不多快对宝叔产生依赖的时候，有人来到了这里。一个女的，一个跟我一样的女的。”这句话来自小说中的女主角周芸，一名被“宝叔”囚禁的当性奴的女性。从语调上看，这句话特别平静，特别拉家常。她用“一个女的”来形容“宝叔”的“新宠”的时候，就像在说家里新买了个垃圾桶一样平淡。然而，这种“平淡”甚至“冷漠”是建立在极大的绝望之下，也就是“在我差不多快对宝叔产生依赖的时候”。而这个“前提”为整个小说情节的推动增加了某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式的“暧昧”，这种“暧昧”就是我上文中提到的那种语言的“肌肉美”，它是有弹性的。有弹性就意味着可能性，意味着周芸在此刻还没有完全屈服，并为后来的情节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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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到这本书之前，我还以为《迎面而来》是这本书里面的一篇小说的题目，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指这本小说的主题，也就是那些迎面而来的人。我和林东林一样，虽然都同为居住在城市里的写作者，但是我们都不是“书斋型”的作家，而是“广场型”的。我们都喜欢四处溜达，漫步在大街上，因此我们每天都要遇到无数个“迎面而来”的人，而这些“迎面而来”的人各自都有各自的困境。我不认为这本小说能给任何人提供某种意义上的解决之道，但是它的存在能提供一种可能性，就是当我们再次面对这些“迎面而来”的人的时候，他们能否引发我们的共情？ 从写作风格上讲，这部小说可能更接近左拉所提倡的“自然主义”，也就是力求尽可能地“客观”，注重环境对人的影响，没有过多的道德干涉。但是同时，它又不完全是冷冰冰的记录，它又有温情的一面，像《有人将至》的结尾处，就很能体现出这种温情。虽然，林东林在这十篇小说中都以第一人称在讲述一个故事，但是即使如此，这里面的“我”对应于里面的其他人也都是“迎面而来”的“另一个人”，代入感极强。很多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小说，其视角都在“天上”，以一种近似于“摄像头”的方式在观察世界。林东林不同，他把视角直接就放进了他的口袋里，跟着他与这些“迎面而来”的人直接发生关系。这放在他口袋里的“视角”，不仅有温度，有肉感，而且还很稳。最可贵的是，它不仅对着别人，也还同时对着自己。
《迎面而来》读后感(四)：烟火人人有份儿
2014年年底的一个傍晚，晚饭后我从租住的百瑞景小区出来散步，沿着小区前的宝通寺路一直走，一直走，后来又拐进了一旁的武汉锅炉厂家属区。那片家属区跟锅炉厂的历史一样久远，都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宽街窄巷，红墙绿树，工人俱乐部、医院、食堂和运动场一应俱全，处处都散发着老国企人曾经养尊处优的生活气息。不过当时经济效益日渐惨淡，锅炉厂被阿尔斯通兼并后已经迁往郊外，厂区也已经被推平建成了小区——也就是我所租住的百瑞景小区；家属区正在拆迁的过程中，原先居住在那里的成百上千户人家已经陆续搬走，只剩下等待着最后迁出的零散几户。
那时候我刚从北京辞职，来到武汉不足一周，还是第一次踏足那片家属区。那里人烟稀少，灯光昏暗，除了我之外，巷子里就是几只窜来窜去的流浪猫狗。在路过一扇亮着灯的窗户时，我闻到里面冒出来的一阵菜香——应该是鱼香肉丝，又听到里面传出来的一段对话。一个男的说，不是说你不用分流么，双职工怎么能都分流啊？一个女的——可能是他的妻子——说，谁知道呢，今天才接到通知，要我们班组的几个自己联系单位。那个男的说，联系什么单位？那个女的说，不知道，这年头哪有单位还要人的！那个男的又说，那你不联系也不行啊，不上班，不上班饭都吃不上了！接下来里面就不吭声了，只剩下盘碗叮当的声音，以及锅铲在锅底上刺啦刺啦的盛菜声。
我的父亲是个农民，因为是个农民，所以他一辈子最大的向往就是当个工人——在他的认知里，那是一重离他最近的、踮起来脚跟儿可能就能够得着的身份——虽然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相比于农民，当一个工人的优势和体面是显而易见的，逢时撞钟，按表操课，尽管只是链条上的一颗螺丝钉，但那却意味着旱涝保收的一份收入，意味着不用再为子女的衣服、学费、零嘴儿和偶尔的奢侈而发愁，意味着对一种稳定生活的掌控力，意味着眺望未来时的一份底气和清晰感，甚而意味着户主该有的一种德行。
当时，听着窗子里面那对夫妻的对话，我不禁想起了父亲。如果他就站在我旁边，跟我一起听着他们的对话，他会有什么感想？还会对当个工人充满羡慕吗？还会为一辈子没有当成工人而遗憾吗？当然，那个时候他已经用不着为没有当成工人而遗憾了，也用不着为工人所要面临的下岗分流而庆幸了。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在一辈子尽了最大努力地完成一个农民从土地那里所能榨取的最大收益之后，他便撒手西去了。
而在此之前的漫长年月里，从贫瘠的土地里尽可能多地种出来一些粮食、换取一些收益一直都是父亲最重要的任务，甚而是唯一的任务。尤其是在我和我哥都读书之后，他更是不得不接下这个任务，但是整个家庭日益增长的开销与他从土里刨出来的收益形成的缺口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至把他肩上的任务变成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我的记忆中，他最常见的一个姿势就是蹲在门槛上对着屋檐外的天空发呆，陷在他想尽力解决却无论怎么尽力都难以解决的那种日常困局里；而时至今日，他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另外一幕，则是他对县城里工厂门口前那些穿着蓝布工装扛包装车的工人们所投去的艳羡目光——他有的是力气，只是没有他们那样的机会。
不知道是命运的冥冥安排，还是某种出于无心的留意，在我从北京来到武汉之后，尤其是在后来我写小说后的这几年里，我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非常关注这个城市的工人，尤其是他们在后工业化年代所面临的生存处境——虽然他们和我素不相识。
在搬离百瑞景小区之后，我租住在武汉造船厂家属区附近的一栋小高层，两三百米之外的复兴路两侧，就是造船厂家属区那些呈韭字型散列开的二三层楼房，每次我去地铁站或从地铁站回来就要从它们之间穿过。接下来的三年里，虽然它们也像这座城市的其他工厂家属区一样都被陆续拆除殆尽了——被一条修建中的宽阔马路所代替，但眼下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些布满窗户和墙壁的爬山虎，那些猩红色的由一个圆圈和一个潦草的“拆”字所组成的图案，那些晾晒在铁丝架上的衣衫和腊肉，那些正从昏暗厅堂里走出来或走进去的男女，以及他们趴在小板凳上写作业、打游戏的小儿女……
是的，众所周知，武汉的工业化和这座城市的近现代化几乎是同步的。一如孙中山之于广州，袁世凯之于天津，曾国藩之于长沙，张之洞对于武汉的意义也远非他人可比拟。这位被孙中山称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的湖广总督，在18年间为武汉留下了十里的“工业长廊”——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京汉铁路，等等等等。武汉由一个深居内陆的中等城市一跃而成为交通要枢，在20世纪初成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大都市和后来又成为共和国工业重镇，也皆仰赖于张之洞所打下的工业基础。
十分有幸的是，从我租居的那间位于20层的寓所推窗望出去，几乎就可以将张之洞在长江对岸留下的工业遗迹尽收眼底。而顺着这层线索，后来我曾多次前往武汉那些业已消失或逐渐寥落的工厂区和厂区家属院参观寻访——汉阳铁厂遗址、红钢城、华英里等等。置身于这些在更大程度上已经属于既往岁月的地方，我所留心的是仍旧居留其间的那些人——那些踯躅街头的、茫然四顾的、下岗在家的、搓麻摸牌的或者仍还在为生活奔波的工人们，也即我父亲一辈子都渴望成为却没有机会成为的那种人，又或许，我可能还臆想般地期待着在他们中间会冒出来一张跟我父亲差不多容貌的脸。
虽然并非刻意为之，不过，现在重新检点自己这本名为《迎面而来》的小说集，我发现自己去过的这些地方在我这本小说集中也都出现过，而我曾经结识过的那些工人们也大多都化身为了散布在各篇的人物——《华安里》的瞎子夫妻，《有人将至》里的周广生和曾强保，《飞旋海豚》里的赵恩材和李德生，《遍地钟声》里的“我”岳父，《去跳广场舞》里的韩立刚，《烈士巷》里的胖子……至此，我想我终于在小说中替父亲谋得了一个工人身份，替他完成了他一生都没有完成的那个愿望，或者说，小说中那些工人身份的人物身上，也都多多少少地带有我父亲——农民——的影子。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这本小说集就是写那些退休工人的，不不不，它更多是写工人和农民之后的一代人的——我和我周围的一代人或两代人，我们从那样的底色和背景里走出来，并携带着上一代人直接或间接赋予的某些痕迹与细节。我们从农村、小镇、县城、郊区里走出来，从农民和工人的家庭里走出来，走到城市的核心地带，完成了我们的身份转变——医院职工，高校教师，编辑，摄影师，设计师，作家，编剧，我和周围朋友们的身份对应着属于我们的崭新年月，那不仅意味着一种工业底色的生活正从我们身上悄然褪去，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世代的生活面貌正在我们身上次第展开。
是的，相比于农民、工人，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实现了某种跳跃甚至飞跃，正如上一代人所期待的那样，我们该成龙的成了龙，该成凤的成了凤。但是，这种身份和世代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会更好，或者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置身其中的困境和困局会更容易解决。事实上，我们面临的现实境况很可能跟上一代人所期待的相反，这一点，看看那些探出窗户抽烟的脑袋、那些深更半夜还眠不休的年轻人、那些周旋妻儿和上司之间的职员、那些等待着时间之手来改变命运的人们就可以明白了，我们所付出的挣扎和努力并不比我父亲当年的更小，甚至也并不比他更少——而更具一层悲剧意味的是，甚至有时候我们越是努力，就越离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更遥远。
是的，至此我终于可以这么说了，在《迎面而来》这本小说集里我所写的就是这一点——日常人的日常困局，以及那些困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遗留下来的痕迹。我所写的困局并不宏大高远，并不歇斯底里，也并不锥心剜肉，但是却又普遍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每个人的生活水面之下。是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困局，每一代人也都有每一代人的挣扎和努力，那些生活不尽相同，那些困局也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那种挣扎和努力却是如出一辙的——有时候我们会下意识地把无解的目光投往屋檐外的天空，而有时候，我们又会下意识地把艳羡的目光投向我们向往成为的身份和角色，就像我父亲当年那样。
阳光底下无新事，一代人经历过的，另一代人会重新再经历一遍，一个人身上发生过的，另一个人身上也会重新再发生一次，尽管底色和内容可能因人各异，然而那种烟火却人人有份儿，任谁都逃脱不掉。我们当然都明白这一点，只是日日囿于其中，却很少跳出来也很少能跳出来去面对这一点。而我自己当然也是如此，只不过我的写作者身份有时候让我在自己和周围的人身上感受到了这一点，付与小说表达了出来。
有时候我不免想，我们的父辈，我们，我们的下一代，甚至再往上和再往下的历代人一直都在孜孜以求的，或许并非是出人头地，也并非是显贵荣耀，而只不过是想成为一个没有什么心事也不用为什么奔波的普通人而已，出门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只是把自己这个人带出去又领回来而已，衣袖里没有藏着什么秘密，眉眼间也没有挣扎过的迹痕——只不过，要做到的这一点，要成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所付出的可能也就是我们的一生，甚至付出一生也未必就能成完成，更甚至付出一生也未必就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