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文化读本》读后感100字
《粉丝文化读本》是一本由陶东风 编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列个框架，大众文化实在难搞，主要是人类学调查太麻烦，但是不和大众接触只搞理论久了不会变得很瘫软吗？
●收录了国外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大多数都是90年代粉丝文化研究刚刚兴起时候的论文和专著，除了一篇日本女性同人文化存在些小问题外，整体的翻译还是相当不错的，受益良多的一本书。
●忘了标记。该书收录的都是西方学人的单篇论文。只是，西方学人所探讨的粉丝文化，更多建立于西方高度发达的文化工业之上，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而他们所论及的粉丝理论，正如主编陶东风所说“几乎就是读者理论和接受理论”，论者花费了大量笔墨探讨粉丝在文化工业中的“生产者”抑或“消费者”作用。
●人类情感投射的巨大经济价值；很多新鲜概念；值得延伸阅读。品味变成理解和快感的替代品-莱恩斯。
《粉丝文化读本》读后感(一)：开创性的工作
粉丝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词了，更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啦。
作为大众文化研究关注的对象，西方其实早就开始了对粉丝的研究。
这本书梳理并集成了西方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对于粉丝的研究成果，但却没有国内对粉丝的研究。还有，书中用了两个词，粉都和粉丝，如果不把全书认真看一遍，这两个概念还真不容易搞清楚。前言中还没有把粉丝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先区别和介绍一下。
这两天参加一个社会学的国际学术会议，小组中有几位来自全国的教授的发言，我觉得都老派的很，他们分析的都是过了时的对象。一位博士要写网络社会关系的论文，可她对网络十分陌生，我给她讲Web2.0，她竟然全然不知，讲游戏中的公社与血盟，更是一窍不通。
昨天我讲网络社会关系有迹象向强关系发展，我们调查中发现女性对于网络社会关系有较男性更多的依赖性和主动性，其中就有红杏出墙的田野观察，与本书中讲到美国六十年代，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少女对披头士的粉丝行为其实有相通之处。
我希望许多研究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文化产业的人好好读一下这本书，固然没有国人研究，毕竟，收集整理了西方学术界的成果。
《粉丝文化读本》读后感(二)：“粉都”
说起“粉丝”，大概只有七旬老太才会追一句：绿豆粉丝？红薯粉丝？我看龙口粉丝好！只要有点网络和电视常识的国人，都知道这“粉丝”不是那“粉丝”，尽管这“粉丝”一样地纠结而难缠。
精英们特别是学院派学者们，是不太待见粉丝的，他们把粉丝概括为两种病态类型：着魔的独狼和歇斯底里的群众。前者沉迷于幻想之中，幻想自己和偶像有着亲密关系，少数极端者会跟踪、威胁乃至杀害偶像，想想列侬是怎么死的，那就明白了。后者沉浸于群体性迷狂，他们是在迈克•杰克逊演唱会上尖叫着晕倒的女歌迷，他们是在英超联赛中咆哮骚动的足球流氓，他们是在新浪网站上一腔热血织着“围脖”的网友——的确，网络骂战上那些跳脚跳得老高的，往往不是事主，煽风点火一团热情地将事情搞大搞乱搞糟的，全都是各为其主的脑残牌儿骨灰级粉丝。
较为慈悲的学者从心理学角度为粉丝开脱，这个所谓的“现代性社会”已经如此之烂了，谁都需要启动一下心理补偿机制，单独的着魔的粉丝是在偶像身上投射自我，群体的发狂的粉丝是在围观中寻找社群归属。向深处论，事关“身份认同与建构”；向浅处说，不过是个“情感性联盟”。因此粉丝掐架，立场、忠诚和情绪是首要的，至于理性、逻辑、宽容，呵呵，太奢侈了吧。
“粉丝”是从英文“fans”音译而来，另有一个英文词“fandom”则很少被我们应用，台湾学者译为“粉都”，意思有两重，一是“粉丝群”，一是作为粉丝的状态和态度，也就是“喜好”。除了极端的“宅”在个人世界的粉丝，在粉都的层面上说，粉丝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社会交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意见经过和其他粉丝的交流而被塑造和巩固。粉丝与偶像的关系，与时势和英雄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负责的偶像，必须同时做到“足够简单”和“足够复杂”，以便维系粉丝长时间追随的兴趣。所谓“足够简单”是指风格上的极高辨识度，所谓“足够复杂”是指没事找事、有事找抽、添枝加叶、柳暗花明那种戏剧性。一个更为负责的偶像，不仅要制造共识，还要制造敌人，这一招的内部驱动力是自恋，外部效果则是媒介奇观。毕竟，粉丝文化是由社群活动支撑的，没有党同伐异的社群活动，社群内部的、常被叫做“圈子”的权力结构又如何建设呢？
忠诚的粉丝是幸福的人。做他人吩咐之事的满足感、做自己喜爱之事的愉悦感、打破传统规则的犯禁感、逃避现实的舒适感、找到组织的归属感、尤其是认同于某一人物的心理强化、分享他人情感所带来的无限激动，一言以蔽之，粉都有着绝佳的游戏性和娱乐性。在战斗与啸聚中，在分化与重组中，在板砖与口水之中，忠诚的粉丝得其所哉，乐在其中。你跟他们认真？认真你就输了。
当然，还存在着为粉丝撑腰、替粉都说话的一批学者，这门学问叫“粉丝文化研究”，从学理上说，从属于西方“文化研究”大范畴，基本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崛起，米歇尔•德赛都（又译为米歇尔•德•塞托）、约翰•费斯克、亨利•詹金斯等人是其中的理论大家，大众文化研究、消费社会研究、日常生活研究、青年亚文化研究不断向其输送灵感，伯明翰学派亦有所贡献。笼统地说，他们认为粉丝不是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而是饱含主动性与创造性的民众，粉丝们利用挪用的策略和周旋的艺术，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创造出来的产品中进行着“游牧”和“盗猎”，使用借来的材料搭建粉丝群体自己的意义空间，这未尝不是一种文化抵抗和自我赋权。的确，站在“大众”的这一侧占尽政治正确的道德优势，致使上世纪的粉丝文化研究有着文化民粹主义的味道。但明眼人、比如费斯克很快发觉，“粉都文化是由各种文化决定因素所组成的奇特混合物。一方面它是对形成于官方文化之外、并与官方文化相对立的大众文化的一种强化；另一方面它又征用并重塑了官方文化中的某些特征和价值。”换言之，这里一样不缺政治、权威和诡计。
出门去买了一袋龙口粉丝交给公婆，不过十分钟的功夫，突然在路口开悟：微博也只不过是个“粉都”，而已。释然。
不算正经书评，是某专栏的一个“名词解释”，因为很多观点来源于此，存在这里吧。
《粉丝文化读本》读后感(三)：前言部分读书笔记：关于大众文化与粉丝研究的理论综述
前言：对文化研究、粉丝研究的理论综述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早期文化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模式、生产主义分析模式以及阶级分析模式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表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
葛兰西转向葛兰西对于文化研究的四个方面的影响
①抛弃阶级本质主义，不再将文化看作是某个特定阶级的阶级性体现②对大众文化的分析超越了压制——抵抗，精英主义——民粹主义，悲观主义——乐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将大众文化识别为在支配力量和反支配力量之间谈判、斗争和妥协的场所。即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场所
③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性
④葛兰西对于阶级本质主义的摒弃使得阶级以外的文化斗争形势和压迫——反抗关系，诸如性别关系、种族关系、代际关系进入了文化研究的视野。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对于德赛都与费斯克的影响，即粉丝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理论，也并非是仅仅以生产主义就可以解释的。
德赛都《日常生活实践》战略/策略——偷猎盗猎
对于生产主义的颠覆，强调消费/消费者在接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文化工业/异己的力量时通过策略对此进行改造，加入个人的力量。因此在这一意义之上，当代消费过程似乎构成了一门精细的承租人艺术，即将差异融合进占据主导地位的文本。而这一过程则德赛都定义为文本盗猎、文本偷猎
其明确区分了作者和读者，认为写作积累、储藏，利用地点的建立来抵抗时间，并通过在生产的扩张主义 增值其生产。阅读则对时间的侵蚀不采取任何行动，即认为阅读者既丧失自控又忘却一切。
在此写作具有物质性和永久性，而读者的意义生产则是临时和短暂，其意义来源于所谓的相关性。
即将文本与日常生活相衔接所内生的相关性，而这种相关性本身就随着日常生活的变动旋生旋灭
大众阅读具有灵活多变的战术优势，同时又由于无法形成稳定和永久的文化基础这个战略劣势。
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意义的生产过程，而决定这个过程的不是文化工业部门生产的文本/产品，而是观众/接受者/消费者对于文本的接受与消费过程。强调大众可以在消费过程当中发挥创造性和主体性，从事另一个意义上的生产。
大众文化主人不是资本家而大众接受者。
本质上是能动观众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即粉丝文化是工业化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强化形式，粉丝是过渡的读者。
粉丝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关系——共谋与对抗
共谋：一方面，粉丝是内嵌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体系的消费者群体，其本身即为文化工业的巨大市场，其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工业部门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起着导向作用。
对抗：另一方面，粉丝与文化工业又存在着紧张的斗争关系。这体现为文化工业不断尝试收编粉丝的文化趣味，而粉丝则尝试进行反收编。
詹金斯《文本盗猎者》读者/粉丝被识别成为最积极、最主动的阅读/消费者，这使得詹金斯的粉丝理论被表象为一种特定的阅读/接受理论。
特点：反被动读者论 反消极被动论 反作者中心论
詹金斯认为作者中心论，即读者只有做出符合作者意义的文本解码时才算是理解文本，本身就是一种阶级压迫。——联想到伊格尔顿的《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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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由于文本创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了文化资本和语言权力的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施文化权威的方式 。文化资本经常与经济资本联袂制造出社会特权和区隔。
具体展现为：习得文化资本是通过教育制度生产出来的，并由对文学、艺术以及电影中的一套特定文本所具有的知识和批判性鉴赏能力表现出来的。而继受的文化资本并不体现在对于文本的偏好上而是通过生活方式表现出来。
盗猎式阅读
具有极度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特点，对于霍尔“解码与编码”理论中有关“主导的、协商的、和对立”三种解读方式以及三种意义的区分 过于僵化这一特点的批判，认为其忽略了社会形塑。
詹金斯与德赛都
詹金斯一方面认可德赛都的盗猎、游牧读者理论，并且将其运用与粉丝分析。但同时也认为德赛都在区分作者和读者时，存在着忽略读者能动性以及其阅读的持久性的一面。
即詹金斯认为德赛都的理论在解释大众阅读时有效果，但并不适合媒介粉丝这一特定群体。即大众阅读这一范畴当中的阅读者是孤立的，其“盗猎”所来的文本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个体性。而粉丝则是一个群体，粉丝阅读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阐释经过和其他读者的不断讨论而被塑造和巩固。扩展了文本的经验并超越了初始消费。
粉丝：读者作者二重性
粉丝不仅是某一作者创作出来的文本的读者，在许多情况下，其本身还肩负着同人创作的人物，即其不仅消费别人创作的故事，还生产自己的粉丝故事和小说。
而此间生产和消费者、观众和参与者、商业运营和家庭手工制造之间的界限消失或者模糊了，粉丝成为一个覆盖全球的文化和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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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都概念fandom
粉都构成了参与性文化，这种文化将媒介消费的经验转换成全新的文本，以及新文化和新社会群的参与性文化。
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收编/抵抗范式其关注重点在于，受众参与文化消费活动的时候，究竟是被文本体现的主导意识形态收编还是对其进行抵抗。
文本/意识形态主导——受众主导 的二重对立
文本/意识形态主导：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
认为受众是被动的，是文本的囚徒，深受文本的偏好含义的影响。
受众主导：费斯克，认为文本是开放和多义的，受众是多元的，受众对于媒体文本的阐释也是多种多样的，受众可以自由理解电视和大众文化。
尼古拉斯·艾伯克龙比和布莱恩——奇观/表演范式奇观/表演理论突出身份概念，本身是针对收编/抵抗模式产生的。
通过实验认为收编/抵抗模式存在理论缺陷。
在收编/抵抗理论的过程中，受众在对于一个文本进行观看时，其反映的复杂性，不仅仅是由于其个体的特质差异，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受众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即社会——经济位置所起到的作用。这个社会——经济位置包含着阶级、族裔、年龄和性别。
收编/抵抗理论存在的三个理论缺陷
①混淆了“积极的受众”与“抵抗的受众”
即受众也许可以创造出许多意义，但这些意义并不一定直接与抵抗和反抗相关，可能是游戏性的解读。即读者对于文本的反应也许既不是收编也不是抵抗，其根本独立于这个二元对立框架之外。
②小规模的经验性研究不足以支撑关于霸权的宏大社会理论
在对收编/抵抗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读者群只被要求阅读、观看某一特定的文本，但是受众在其真实日常生活当中，是会同时阅读多类文本的。而这些文本并不会叠加为连贯的经验。
③权力的性质及权利和文化而关系
收编/抵抗理论的核心要点认为文化形塑是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决定的，其假设权力以相对单一的方式分布。福柯理论对此的挑战：福柯将权力识别为偶发的、局部的、碎片化的、非延续的、变化不定的。存在着权力的不同轴心互交叉的问题
《粉丝文化读本》读后感(四)：《粉丝文化读本》
当我真正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它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容易读”，很多晦涩的词汇和不大通顺的直译句成了我读书过程中最大的阻碍，所以我的读书进程可以说是比较慢了，我仔细阅读了本书中的四篇文章，其他的部分章节我则选择了略读，并结合了当下流行的鹿晗粉丝文化现象，由此写下了这篇不大专业的读书笔记。
《粉丝文化读本》这本书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粉丝与文化消费”，主要对粉丝及粉丝文化进行了阐述，以及对粉丝文化的起源——《星球大战》的流行现象做了分析；第二部分为“粉丝的情感与认同”，以分析粉丝在追星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和变化为主，从心理学角度说明了粉丝的行为动机；第三部分为“粉丝实践中的政治身份”，这一部分提到了女性主义和男性气概在粉丝中的存在现象，更多的是从政治身份的角度解释粉丝行为和粉丝文化；第四部分为“粉丝社群与赛博空间”，这一部分中提到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日本动漫文化、肥皂剧和科幻小说通过互联网传播的现象，以及对作为虚拟异托邦的网络空间与粉丝文化之间的关联的分析。
一、“干点正事吧！”——粉丝、盗猎者、游牧民
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性文化》一书中提出，将粉丝定义为通俗文化的盗猎者，他们将通俗文化以“为我所用”的方式转化为自己的解读。尽管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环节中，粉丝是无权的，但是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粉丝却有着相当大的自主权。詹金斯指出，之所以研究粉丝文化是因为“他们构成了消费者中特别活跃和善于表现的一个社群，他们的活动吸引我们关注文化挪用的过程。” 其次，他又提出一个观点：霍尔模式过于机械。他认为霍尔模式将大众看做是“固定的、不变的”，但是德赛都的“盗猎”模式则认为大众具有流动性，他们可以制造原本不存在的意义。虽然一部分粉丝只忠于单一的节目或明星，但更多的粉丝将单部影剧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粉丝社群的起点，这在我看来类似于将偶像作为一种于外部世界沟通的媒介，粉丝之间还会经常组成“不稳定的联盟，用他们对媒介的共同兴趣作为讨论和友谊的基础”。
最后，詹金斯对德赛都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对于德赛都来说，写作有着一种物质性和永久性，读者意义的生产时临时的短暂的，是在读者从一个地点游荡到另一个地点的过程中匆忙生产出来的，读者的意义源自于对当下关注之事的回应，一旦这些意义不再有用就会遭到抛弃。但是詹金斯以科幻小说为例，证明了粉丝能够保留他们利用大众文化材料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持久的社群文化。詹金斯认为，德赛都的这个主张或许能够运用在以短暂的意义生产为标志的大众阅读，但在某些情况下却是错误的。德所描述的读者大都为个体，彼此是孤立的，一旦他们从文本中盗猎而来的意义没用的时候就会被扔掉，但是粉丝阅读却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价值观念被周围环境不断改造和巩固，这并不具有短暂的时效性，而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
二、昆汀塔伦蒂诺的星球大战——数码电影、媒介融合和参与性文化
詹金斯认为《星球大战》粉丝电影的出现代表了两种意义深远的文化潮流的交汇，一个潮流是大公司所致力的媒介融合，使得一个成功的产品在各种媒介中流动，当受众融入整个节目所创造的叙事宇宙中以后，他们会消费与该节目相关的所有衍生产品，而不单单仅是购买单个产品。另一个是新媒介文化技术所引发的一种参与性文化。最近，成本低廉的摄像机和数码相机更是帮助普通民众直接进入电影制作过程，这助长了草根文化的产生和传播，促进了受众的自我表达和创造力。
某种程度上，媒介融合促进了某种媒介在其他不同媒介渠道中流动的内容，这就要求制造商不断发展出能激发媒介观众的强烈参与的媒介内容，不能只购买单个产品，而是要进入与叙事宇宙的长期关系，这个叙事宇宙必须做到足够的丰富来维系观众长期的兴趣，并刺激一连串的消费。这让我想到《刺客信条》，从最初的电脑单机游戏，发展到小说，再到最后的电影，强大而丰富的宇宙观，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兄弟会到2012年的圣殿骑士，我仿佛看到了一代又一代刺客们为了心中的信条而不断奋斗。
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大规模生产基本上取代了旧的民间文化，但我们丧失了让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新的意义和联想的可能性，导致只有一种官方授权版本的存在，尽管我们对文化的情感和社会投入并没有转移，但所有权的新结构却削弱了我们参与文化创造和阐释的能力。但是值得欣慰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草根生产的作品通过互联网进入传播领域，我们对创造力的理解也因此更多地返回到民间文化的立场。粉丝小说就弥补了文化私有化所带来的损害，让这些文化拥有更加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视景。与此同时，媒介生产者也有意识地在文本中留下可供粉丝阐述和合作的机会，比如一些开放式结局和悬而未决的谜团、下一步情节发展的预告等等，所以在当下这个新媒介环境中最娴熟的生产者正在利用网络来加强和扩展产品的信息，以刺激受众更多地消费。
三、作为病态的粉都——定性的后果
提起粉丝，总是被定性为潜在的狂热分子，这意味着粉丝被视为过度疯狂的人群。 詹森认为，病态的粉丝群体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着魔的个体（即独狼），另一种是歇斯底里的人群。着魔的独狼是孤立的、异化的“大众人”的再现，他与家庭、朋友和社群脱节，对名人的非理性迷恋主宰着他的生活，最终跨域底线，演变为病态，甚至威胁、伤害他们所渴望的对象。人群中疯狂的粉丝作为群氓的一员，粉丝变得非理性，从而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
有关粉丝的资料显示：粉丝心理不健全，容易受到媒介影响和群体感染，有时候他们寻求和名人的接触一变为了补偿他们自己欠缺的生活。粉丝的着魔是情感性的（下层阶级、未受教育的），因而是危险的，爱好者的着魔则是理性的（上层社会的、受过教育的），因而是良性的，甚至是有价值的。
四、内在的粉丝——粉都和精神分析
桑德沃斯认为粉丝研究中用来阐释粉丝心理机制的三种精神分析理论是：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粉丝中的内摄和投射和过渡性客体理论。
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虽然粉丝和粉都课题之间的关系不能全部还原为性的愉悦和吸引，但以性为动机的幻想明显构成了粉都愉悦中的重要部分”，流行文化总是试图用各种方式来培育粉丝的幻想和欲望。粉丝之所以从事这些活动，都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愉悦的体验和快感的场域，尽管它们也会带来暂时的受挫感。但是该观点存在缺陷，比如体育比赛中的愉悦和激情，通常是基于特定球队的关心和认同，就无法从性愉悦的角度来解释。
粉丝中的内摄和投射：“投射”即粉丝将对外在世界的感知投射到偶像身上，“内摄” 则是粉丝模仿偶像的穿着、行为等、自我的延伸。不过，投射和内摄反映了一种偏执、分裂的心态，用这种理论阐释粉丝心理，容易导致将粉丝病理化。
过渡性客体理论：粉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粉的过程和自我陶醉，粉丝喜爱的对象充当了粉丝的自我和外部客体世界之间沟通的桥梁。该理论最大的优点是，能帮助我们将粉丝身份构想为惯常的、非侵略性的心理过程，认识到粉丝的“小小疯狂”是正常生活所需要的。
鹿晗的某位粉丝说：“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无处寄托，只好送给素不相识的偶像。把他捧到无限高，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放大了一样;帮他实现梦想，就好像我们自己的价值也实现了一样。” “身处集体中，鹿饭们抱团取暖，相互感动，生发出一种日常生活中难以体味的崇高感”。迷鹿晗的人在行动中实现了符号崇拜和信仰，完成了本由宗教完成的功能，演唱会、微博集体行动等粉丝活动，都是仪式的一部分。每天，有几十万名鹿饭到鹿晗的贴吧签到，对她们而言，这就和教徒们唱圣歌、做祷告一样，成为每日必修的仪式。这不禁引起我的思考：为什么在大众眼中叛逆的90后反而会以鹿晗这类拥有乖巧形象的人作为偶像呢？对此，长期从事粉丝心理研究的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这样解释：“70后、80后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主流文化、集体主义的压抑规训，因此他渴望挑战对方，渴望反叛，要为积压的情绪找一个出口，所以偶像得有很叛逆的个性，要酷，要猛。但是90后、00后不需要去挑战谁，没有很压抑的情绪要释放。他们生活在一个消解、解构、什么都无所谓的文化环境里，叛逆有什么了不起？美好、积极、纯粹的情绪反而是他们渴望的稀缺品。所以他们更愿意选择一个看起来很干净，很纯净的人作为偶像。”
以上是我阅读《粉丝文化读本》一书后的心得体会，或许在以后，随着我的阅历增加，我会对粉丝群体和粉丝文化产生更加深刻的见解。最后，我想以詹森的一句话作为结尾，“粉都是我们面对大众传媒，面对我们的历史、社会、文化处所而理解世界的一个方面。深入思考粉丝和粉都能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恭敬地思考在今天活着和为人（to be alive and to be human）的意义。”
《粉丝文化读本》读后感(五)：追星犹如谈恋爱， 爱对方式就能改变人生
追星犹如谈恋爱， 爱对方式就能改变人生
自从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女一炮而红，粉丝顿时在中国成为众多文化学者研究的热门领域。与此同时，从杨丽娟到虹桥一姐，粉丝也成为众多新闻事件的主角。粉丝们在追星时，到底追的是什么？这个时代正热衷于什么样的偶像？追星会对青少年群体带来什么心理影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内粉丝文化研究学者，厦门大学助理教授杨玲。杨玲，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博士后，曾参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等著作，并著有《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超女粉丝与大众文化消费》等学术论著。
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
记者：作为国内粉丝文化的重要研究学者，您是如何看待当下的粉丝现象？
杨玲：改革开放之后，从计划社会到市场社会的社会控制机制的转型，导致了中国社会在社会组织、社会流动、信息传递和意识形态（价值核心）等方面的一系列剧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明显的“失范”，失范不仅造成意识形态的真空、价值观念的迷乱，还使社会个体出现“失败、孤独、迷茫、空虚和无助”等心理不适。如果说90年代中期出场的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论争是知识分子阶层对于社会失范的一种反思和批判，那么我们不妨把粉丝文化的兴盛看作是中国民间对于失范的回应和自救。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粉丝选择用消费偶像的方式来表达、推广自己认可的价值理念；面对犬儒主义的蔓延，粉丝坚守着对偶像的绝对信任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面对拜金主义的侵蚀，粉丝甘愿为自己喜爱的人奉献时间和金钱；面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冷漠和隔绝，粉丝构筑了一个可以倾诉和分享，可以获得赞赏和关爱，可以团结行动的粉丝社群。应该说，粉丝文化的崛起，代表了一种更活跃、更自主、更富参与性的大众文化消费模式正在中国逐渐成形，它是部分都市民众在当下特殊的历史时刻寻求认同、权力、社群和团结的一种社会构型。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这种大众自发的自我赋权活动只能集中在官方控制相对薄弱的娱乐休闲领域。但也正因为这些限制，中国当代的粉丝文化才不纯粹是被动的“消费之镜”，而是具有更多社会干预的潜能。
记者：粉丝们在追星时，到底追的是什么？偶像满足了粉丝的哪些心理需求呢？
杨玲：首先是满了粉丝的性愉悦。不过，粉丝的性幻想并非只是低级的生理欲望的展示。在一个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女性粉丝的性幻想经常具有自我赋权和颠覆主导社会规范的力量。比如，60年代风靡一时的披头士乐队曾吸引了无数美国白人少女粉丝，对她们而言，披头士乐队代表了一种强大、性感和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些女孩儿通过对男明星的公开渴慕，表达了她们对中产阶级性压抑的反抗；又比如，美国经典科幻电视连续剧《星际迷航》的粉丝开始以剧中人物为原型创作男男同性情爱故事，这种小说折射出的正是女性对异性恋体制中男女不平等的不满，表达了她们重构男性气质和两性关系的愿望。其次，偶像也为粉丝提供了替代性的宗教体验。粉丝在收藏物品、朝拜居所或墓地方面也都和信徒很相似，猫王、张国荣等深受民众喜爱的超级明星甚至具有神祇或圣者的永生力量。换句话说，在粉丝的宗教性狂热的背后，隐含了对现实秩序的批判和对更美好的彼岸世界的向往。最后，偶像也为粉丝提供了情感寄托，满足了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求。我们发现，在大陆选秀明星的粉丝社群里，粉丝经常用小王子与玫瑰花的故事来解释他们和偶像之间的关系——粉丝就是那个小王子；他们所钟爱的对象就是小王子的玫瑰花。在外人眼中，这些文化产品可能平淡无奇，但粉丝却通过强烈的情感投入“驯服”了这些文化产品，和它们建立起了联系，使它们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被粉丝追捧的对象是粉丝试图与他人和世界主动建立联系的一个通道，倘若没有这种联系，我们就只是宇宙中徒劳运转、然后消逝的孤单星球。比如，2007年几位上海玉米为李宇春创作了一首歌曲《和你一样》，这首歌曲后来成了李宇春个人演唱会上的保留曲目，当众多玉米与李宇春合唱起这首歌时，总是将演唱会的气氛推到最高点。不仅粉丝反复向偶像重申着“和你一样”的告白，偶像也会对粉丝确认“我们一样”。偶像和粉丝视彼此为知己，休戚与共，相濡以沫，很多粉丝都很享受这种追星过程中所产生的与偶像和社群的亲密情感纽带。
流水的明星，铁打的粉丝
记者：您刚才提到，粉丝对于偶像崇拜其实包含着一定的宗教内涵，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粉丝并不像信徒那般忠诚，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呢？
杨玲：不妨把追星看成一场恋爱，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爱上不同的人，或者在某一个阶段同时被几个人所吸引，或者对某个人终生抱有强烈的爱慕和好感。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不觉得是一个问题。
记者：当下这个时代正热衷于什么偶像？
杨玲：有才华、有颜值、有个性、敢于坚持自我、情商高、善于和粉丝沟通。一些90后偶像，如鹿晗、华晨宇，以及像李宇春那样红了十余年，粉丝数量只增不减的偶像，都基本符合这一画像。为什么明星偶像必须具备这些素质，因为这些要素代表了当下个体化的社会中最被青睐的一些个人价值。我们只有具备这些东西，才能在职业生涯和公共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这也就是为什么意大利社会学家艾伯偌尼称明星为现代社会中“无权的精英”，他们虽然没有制度性的权力，但却是阐释整个社群的新旧价值观的领袖，他们能整合社群成员的经验和期待，并创造出新的共识来推动社会的前进。
“追星改变人生”
记者：常常看到批评说，粉丝们无非就是一群丧失理智、无所事事的二楞子，追星是一种无价值的盲目行为，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杨玲：有很多学者甚至大众会对粉丝现象很焦虑，焦虑的原因是他们觉得粉丝喜欢的东西没有价值，归根结底是价值的问题。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多元价值的时代，你认为没有意义的事情可能在我看来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对粉丝文化的这种焦虑，应该是焦虑的人去做一些更多的自我反省。另外，有很多人对粉丝的批判是因为觉得粉丝对自己身边的人都没有那么好，觉得粉丝把所有的好都给了一个陌生人，其实这是承袭儒家亲疏远近的伦理观念，即我们首先要对身边的人好，然后才能慢慢地拓展到家庭之外的人。但粉丝文化恰恰是对这种观念的一种颠覆——我喜欢的人是我选择的，不需要在亲属关系之内，其实这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东西。所以有人说粉丝没有自我，我觉得粉丝强烈的自我其实就体现在这一点上。这是对传统儒家亲属关系的颠覆。
记者：追星到底会对青少年群体会带来什么影响？
杨玲：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都可能有。比如有粉丝为了粉日本男团学会了日语等，但同时也有粉丝因为追星导致荒废学业、和父母关系紧张，甚至自杀的。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粉丝要学会在追星过程中注意把握情感、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强度，注意在追星与学业、个人生活、家庭关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记者：这种投入强度是可控的吗？
杨玲：我觉得是可以调整的。追星就像恋爱，通常会经历一个热恋期，在这个阶段粉丝会投入极大的热情参与偶像的各种活动，但这种高强度的情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绝大部分粉丝都会在热恋期之后进入一个平稳期，虽然仍然会保持对偶像的一定程度地关注，比如每天刷微博时，顺手刷一下偶像的消息，但同时也会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学业、工作和家庭事务中。
记者：您有没有喜欢的明星，他（她）对您的工作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杨玲：我曾经是超女纪敏佳的粉丝，现在也还会去搜她的演唱视频。这段追星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的博士论文、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我半数以上的学术成果，都是源于这段个人经历。英语学界有一个很著名的粉丝研究期刊，叫“Transformative Works and Cultures”,我很喜欢transformative（变革性的、导致显著变化）这个词，至少对我而言，追星改变人生。
（刊载于《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