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布雷思文集的读后感大全
《加尔布雷思文集》是一本由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著作，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0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加尔布雷思文集》精选点评：
●延续凡驳伦传统的“制度学派”
●独特的想法，不随波逐流，不同于芝加哥学派
●外国人的幽默真让人咋舌
●看不懂是什么水平
●很不错的书
●翻译烂 完毕
●20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
●翻译有些不谐。。。文风，有犀利~
●与其说是文集，倒像是一堆博文凑起来的，当然神吐槽确实非常多。如果要了解全书内容的话，只看最后一篇就足够了
●毫无疑问，加尔布雷斯是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之一。
《加尔布雷思文集》读后感(一)：加尔布雷思文集
阅读完《加尔布雷思文集》摘录书里一些文字：
31、一个饥肠辘辘的人绝不需要别人提醒他对食品的需要。如果他是受自己的食欲启示，那么说明他对广告公司的影响具有免疫力。广告只对那些已经长期丧失自然欲望，因而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人产生效果，只有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才有可能被说服。
78、在贫困社会里，经济状况对社会态度会产生支配性影响。因为，对于穷人来说，任何事情都没有他们的贫困和脱贫问题重要。因此，在穷人当中，只有宗教因向耐心忍受贫穷的人们许诺未来会获得丰厚的馈赠而能够在形成社会态度方面与经济状况相抗衡。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有人在贫穷的威胁下生活，因此，不同性情和观点的人都很重视贫穷的永久性控制和影响力。
79、多少年来，经济目标被看作是极其重要的目标，因此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把生理需要等同于心理需要。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哲学博士资格考试，如果回答说一个贫穷家庭希望有一处像样的住所的愿望，比一个富裕家庭希望拥有一处能与隔壁更富有的邻居媲美的宅邸的愿望更加迫切。这样的回答必然会得到“评判不科学”的评语，而且答辩者立刻就会名誉扫地。由于心理需要与生理需要同等重要，并且能无限扩展，因此，增加生产进而解决经济问题的紧迫性不会随着福利的增加而趋于减缓。
136、譬如说，斯密认为，劳动力供给随着维持劳动力的生存手段的增加而同步增长。大卫·李嘉图把斯密的这种思想解释为铁的工资规律——工资总是趋向于下跌至仅够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则更加深入一步，举例证明了他的不朽结论：人口到处都会不断增长，直至有人饿死为止。
140、最值得关注的合作成就——或者更准确地说，合作和自私自利的努力两者成功结合——的例子就是公司。
166、劳动价值论与铁的工资规律——工资必然趋于下降到只能够维持工人生命和繁殖后代的水平——是一脉相承的。只要工资高于这个水平，人口繁殖率就会提高；生存手段——主要是食品——价格就会上涨，工资下降。老板利润增加，工人人数得以维持在或者恢复到他们勉强能够生存的水平。
174、传奇就是被想象力无限扩大的现实，以至于最终想象本身就成了真实存在。
182、有钱人需要名望，体面的花销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名声或名望，旨在提高名声或博取名望，为生活所必需的服饰、豪宅和化妆品并非都是多余的。
185、占有与消费是炫耀成就的手段，并且通过得到公认的社会标准来公开宣布“谁拥有财富，谁就获得成功”。
195、引发19世纪革命的思想既不是由人民大众也不是由那些经过任何理智的思考都最有理由揭竿而起的人所创造的，而却来自知识分子。
196、人一生中的主要目标则是爱情、创造和享受有美感的经历，以及追求知识。而其中，爱情远居首位。
217、任何人作为个人都比较敏感和理性；而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立刻就会变得愚蠢。
276、任何因素都不会像缺乏负责、有效、公平的政体那样必然会导致苦难、贫困和痛苦。
280、现实生活中风行的往往不是真实，而是当时流行的时尚和金钱利益。
281、资本主义随着商品的制造、买卖、运输和服务的提供而出现在欧洲商业时期。然后，出现了工厂主和工人，直接或间接的所有权赋予工厂主以经营权和威信，而工人因谈判能力不强——终身自愿做苦力——而遭受压迫。
286、人类历史的精华就是不同社会创造的艺术、文学、宗教和科学成就，它们才是测度成功的指标。
287、人们常说工作就是享受。这种共同的主张最适用于别人的感觉。优秀的工人会大受赞扬。赞扬来自于那些逃避类似工作、确实不屑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290、政治和社会方面对小企业和家庭农业企业的持续歌颂是一种轻度的无罪欺诈；是传统，是虚构的故事，而不是现实。
307、所谓的文明生活，就是在“白色城堡”里歌颂人类的成就，而头顶上则始终乌云滚滚。人类在难以想象的残酷和死亡的笼罩下不断进步。
《加尔布雷思文集》读后感(二)：[读品 品评]巨人的高度
李华芳
加尔布雷思2006年4月29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去世，享年97岁。而4月份，《加尔布雷思文集》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是巧合，不过也是最好的纪念：可以让一本书带着加氏的思想慢慢发挥其对社会时弊的“抗衡力量”。
“抗衡力量”是加尔布雷思重要的原创概念，意思是说针对大企业的垄断，消费者并不是无能为力，他们也会联合起来，发展出比分散的个人实力大得多的联盟，例如工会，来抗衡企业的强势。当然，这种情况反过来也是存在的。如果仅仅存在一个大工会，而企业都是小的企业，招工的时候要听工会的声音，那么小企业之间也会发展出联盟，产生对工会的抗衡力量。这意味着在市场上谁也不会坐以待毙，大家都会想法子获利。
不过加尔布雷思的这一想法，一开始并不为人接受，因为在传统的经济学里，垄断企业引领价格是顺利成章的事情，因此其他的小的参与者只能跟从，而消费者几乎只能接受定价。这是张伯伦的寡头垄断理论的分析。不过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不是现实，真实的资本主义产业发展的历史证明加尔布雷思是正确的，当然他的书《丰裕社会》的销量或许也可以说明读者对他的观点是心悦诚服的。
加尔布雷思关心现实问题，这使他走的经济学道路与传统经济学家并不一致，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加氏可能更靠近古典传统，用平实的语言对公众发言。加氏的语言文字功夫一流，是《财富》杂志的老编辑，明白经济学思想要走得远，必须写得明白清楚。这一点是其他学院派经济学家所不及的。不过如果按照这个就断定加尔布雷思的学术水平一般，那么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实际上，加尔布雷思是凯恩斯的得意门生、25岁成为哈佛经济学教授，出任过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如果说凯恩斯的门生还不足以保证加氏的学问，那么后两个职位足以证明加氏的学术水平了。
面向真实世界以及用平实的语言写作，这让加氏离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越来越远，但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加尔布雷思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这当然与凯恩斯的言传身教有关，实际上凯恩斯与熊彼特的分野在下一代弟子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加氏作为凯恩斯的嫡传，继承了凯恩斯对现实经济的分析，所以加氏的文字基本上都是围绕现实展开，无论是《丰裕社会》，还是《新工业国》，或者是《1929大崩盘》等，都体现了其一贯关心社会现实的一面。而熊彼特最得意的弟子是萨缪尔森，为经济学的综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关心现实问题上，萨缪尔森与加尔布雷思的态度显然不同。萨缪尔森最畅销的书是《经济学》教科书，已经出版18版，虽然书中有现实的案例，但是很显然这同加氏要解释现实的做法分道扬镳，萨氏是着眼于经济学本身而非现实问题。
实际上，加尔布雷思关心现实还受到凡勃伦作品的影响，加氏自认为是凡勃伦开创的制度学派的继承者之一，从《丰裕社会》对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思路的传承来看，有一定道理。加氏文集开头几篇均是选自这本《丰裕社会》，这本书着力展现抗衡力量的同时，也消解了“消费者主权”的概念。消费者主权本来是说消费者有权决定买什么，而加尔布雷思通过对广告促销等手段的观察，发现生产商供给产品后，大量的广告让消费者迷失了自己，成为商品的俘虏。这就意味着供给自己创造了需求，这当然也不同于传统理论。不过加氏最终胜出是因为事实摆在眼前，现在的教科书已经看不到消费者主权的神话了。
实际上，《丰裕社会》不仅受凡勃伦思想的影响，正如加氏在这本文集中提到自己受马克思的影响那样，加氏虽然说“马克思在我的经济学生涯中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但他接着说“任何学者都不能忽视他的存在”。加氏写作中对现实的批判，无疑深受马克思影响。在传统经济学领域，马克思几乎是一个毒药，谁沾上马克思就几乎意味着这个人无可救药。因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这一假设已经蕴涵了个人自由在内，这与马克思的左派观念格格不入。但加氏却大方承认马克思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他的书很畅销，让他的同行非常嫉妒，这可能是其他同行故意贬低加氏的理由。加氏去世之后，整个经济学理论界几乎悄无声息，这正是加氏嘲讽过的“传统智慧”之根深蒂固。而在其他的层面，自发的纪念层出不穷，加尔布雷思是一个英雄。
虽然这可能与加氏曾经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有点关联，不过美国的高官下台后默默无闻的也不少。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加氏的名声来自于他的思想和言论，而非其职位。显赫名声加氏是当之无愧的，这从文集的最后那篇《本世纪未竟的事业》的演讲中就可以看出。加氏所谓的本世纪末是指20世纪，加氏的长寿使他见证了美国经济周期的涨落，也目睹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分崩离析，加氏在演讲中指出，未竟的事业其实归结起来就是“发展与和平”的问题，在面对经济周期中的不景气问题时，加氏指出要防患于未然，否则尽管可能可以抚平涨落，但负面效应会被放大。
当然要求得更好的发展，人类需要建立一个“好社会”。《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是他总结一生理论成就的小册子，基本思想在这个演讲中已经奠定，那就是经济增长的社会是有效率的社会，但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社会。对于好社会而言，也要做到另外一个未竟的事业，就是维持和平。
这本《加尔布雷思文集》是加氏亲手选定，中文版增加了一篇《无罪欺诈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让读者领略一下加氏在经济学论文中展现的功夫，算是额外的收益。加氏一生高产，当然他两米多的身高使得著作“等”身看起来有点困难，称他为“巨人”，不仅是因为他的身高，更是由于他的33本著作展现的思想高度，那才是“巨人的高度”。
[美]加尔布雷思著：《加尔布雷思文集》，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39元。
《加尔布雷思文集》读后感(三)：面向真实世界进行写作
评《加尔布雷思文集》
【读品·李华芳】
这是我写的关于加尔布雷思的第二篇文字，第一篇是《资本主义的镜子》。我提到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关于加尔布雷思的文章，可以查看专题：纪念加尔布雷斯http://www.sifl.org.cn/yanjiulingyu_zhuantiyantao2.asp？id=76。此外，我写了另外一篇关于加尔布雷斯的文字，等修饰一下再贴出来吧。能让我三番四次写书评的书，推荐给别人如果别人觉得不值，我感觉不好受的程度多多少少会减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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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生活》2006－8－25/ A39
加尔布雷思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一生著作等身。2006年4月29日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去世，享年97岁。不过，在加氏生前，中文世界对他并不是特别重视。这从他总结一生理论成就的小册子《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中文版的尴尬境遇就可见一斑，这本书不是由经济学家作推荐，而是作家池莉。出版社似乎也认为加尔布雷思应该沾着池莉的名气才能获得良好的销售成绩。这对英文世界里加氏著作的畅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讽刺。
在加氏过世之后，也没有很多的纪念。只有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们陆续发表了一些纪念文字，但在中文世界里影响寥寥，这与加尔布雷思在经济学界的反应差不多，人们对这样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离去，似乎并不觉得意外。也许在经济学家看来，加尔布雷思更多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而非一位经济学家。那么何以经济学界对加尔布雷思视若无睹呢？也许这恰恰表明加尔布雷思曾嘲讽过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汪丁丁在《财经》上为加氏撰写的讣告，对其一生的重要思想提纲挈领，做了充分肯定，而且讣告结尾充满温情，是少有的纪念加氏的好文字。在梁捷撰写的纪念文章《巨人加尔布雷思》中，他不仅因身高获得巨人称号，更因为其思想而广受赞誉。梁捷称加尔布雷思不仅是上个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也堪称20世纪影响最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这赞誉并不过分。而刘晶的文章将加氏放在政治左派的位置上进行了衡量，当然在阐述加氏对保守派态度的同时，刘晶的文章也指出真正严肃对待加氏著作的恰恰是像弗里德曼这样的高手。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加尔布雷思文集》的时候，与加氏去世是在同一月，这是巧合，因为译者序言中未曾提及加氏去世，而且出版社似乎也来不及调整宣传策略。但我以为恰是对加氏最好的纪念了。让一本书带着加氏的思想慢慢发挥其对社会时弊的“抗衡力量”。
作为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加尔布雷思对老师的死对头熊彼特在尊重之余，也不赞同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或许正是需要被批判的对象。加尔布雷思是在消费领域提起对熊彼特的创新概念的挑战的，认为追求新的消费物品和消费形式，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并非必要，但由于这种过分的消费追求，产生了环境和社会成本，却是整个社会要负担的，这恐怕不是合算的事情。实际上，加尔布雷思是采用比较静态分析，而熊彼特关注的是演化的思路，加尔布雷思并没有打到点子上，但他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可见一斑。
正是加尔布雷思强烈的现实关怀，使他无意中也可能是自觉的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现代经济学的数学化道路是萨缪尔森开创的，萨缪尔森是熊彼特最出色的学生。凯恩斯与熊彼特的恩怨并没有延续到加尔布雷思与萨缪尔森身上，但两种不同的趋向却依然明显。与熊彼特一直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同，凯恩斯更倾向于实际问题的讨论和经济分析，这也是他的《通论》直接针对大萧条的原因。这一点上，加尔布雷思继承了凯恩斯，面向真实世界进行写作。
所以对于这本《加尔布雷思文集》，我个人的看法是读者最好先读从131页到216页，这部分乃加氏表明自己思想的来源，是理解加氏理论的关键。在这一部分中，讨论了斯密，马克思，凡勃伦和凯恩斯的思想对加氏的影响，加氏始终认为经济学应该如斯密那样，面向真实世界进行写作。不过加氏的写作如果趋向实证研究，其地位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尴尬。因为加尔布雷思犯了一个作为经济学家看起来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的观点主要是规范性的。这还不算，他的写作方式是平易近人的，以至于看起来并不像经济学著作，而更像是畅销书的写作方式。尽管在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除了在实证和规范上并驾齐驱之外，论述的语言也是日常生活面向大众的语言，但在今天，加尔布雷思在圈中受到冷遇是意料中的事了。
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加氏公开欣赏马克思的态度，导致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强烈不满。所以将加氏与马克思一起打入冷宫了。当然加氏也声称受老制度学派凡勃伦的影响，因此加氏在《丰裕社会》一书中处处体现出这种痕迹。在《加尔布雷斯文集》从第1页到第130页部分，几乎是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的扩展。例如在讨论加氏一生中的重要概念“抗衡力量”时，加氏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获得了灵感，所以在他看来工会组织并不是因为像傅凌霄（Sean Flynn）在2005年讨论的那样是因为劳资合同的完备与否，而是因为资方实力强大，而工人必须工作才能养活自己和家庭，因此在资方缺少竞争的情况下，工人只好组织起工会来作为一种抗衡力量，为自己争取权益。这是完全不同的思路，但却被传统的经济学忽视了。但实际上这仍旧是新古典经济学要讨论的问题。
加氏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是用来批判的“传统智慧”，加氏风趣地声称自己首先将这概念用在自己的哈佛同事身上。传统智慧是根深蒂固的一种习惯，因此经济学家们习惯眼前可用的概念，觉得有用就不愿意作出改变。而加氏则相反，他继承了凡勃伦对社会进行批判的传统，因此对消费者主权的概念提出了挑战。一般来说，传统经济学认为消费者的需求导致了各种供给，不过加氏看到广告等营销手段对非理性消费的鼓吹，使得消费者在现实生活中迷失了方向，不能理性做出判断，多消费了原本不必要的东西。由于这种过度消费引起的生产造成了对环境的压力。所以加氏在《经济发展的正确目标》一文中开始阐释其最后在《好社会》中论述完整的说法：大众消费标准要作为划分应该发展领域的界限，而好社会要追求那些应该发展的领域。
本文集从217页到270页，是加氏对1929大崩盘的一个思考，这些思考我相信是为了响应老师凯恩斯的理论。而在我看来，也是本文集中不算特别重要的部分。英文版的最后，是加氏最为人称颂的演讲“本世纪未竟的事业”，这个与199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不仅是对人类千年来的事业的评价，也是加氏对自己理论的一个总结性回顾。有意思的是，在此演讲开头，加氏认为自己加剧了“对马克思主义完成致命一击”的哈耶克的不安，而在演讲的中，对于人类社会的成就如何评价，让加氏又提到了凡勃伦。在金融危机部分，他表达对凯恩斯的敬意。在演讲最后，加氏提出最后一项20世纪未完成的事业是消除核武器，这是一个善良的长者对和平的期待了。不过中文版的《加尔布雷思文集》最后还附加了一篇《无罪欺诈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让读者领略一下加氏的经济学论文中展现的功夫，算是额外的收益了。
本书中的文章均是加氏亲选，体现了加氏的重要思想，读一读这本文集，是对于这位经济学巨人最好纪念吧。当然正如梁捷在《巨人加尔布雷斯》一文中写的那样：称他为巨人，决不仅仅因为他6英尺5英寸的身高，而是因为他的33本著作展现了一颗真诚而又勇敢的心灵所能达到的极限。
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文集》，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39元。
《加尔布雷思文集》读后感(四)：加尔布雷思的高度
公平地说，上述称谓并非毫无道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主张和我们今天称之为“主流经济学”的共识格格不入：无论在方法论还是意识形态上。然而另一方面，加尔布雷思又从未刻意去颠覆主流经济学的偶像，或是具体攻击主流经济学万神殿里的某尊神祇。他的资格太老了，以至于后来几乎找不到同辈的对手。加尔布雷思亲眼目睹了1936年凯恩斯主义学说在哈佛的传播和兴盛，以及《通论》中那些晦涩难解的观念如何成为“医治已经超越了哈佛校园的失望情绪的良药”。然而他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却是凡勃伦，他学生时代在斯坦福的老师。这个学识卓越的挪威移民后裔，被加尔布雷思赞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为机敏的社会科学家”。凡勃伦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被看作愤世嫉俗之作，而加尔布雷思从中不仅看到对人类消费行为的天才观察，更从“炫耀性消费”模式中洞见现代丰裕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病症所在。加尔布雷思毫不吝啬地赞美说“《有闲阶级论》是一篇有史以来论述社会势利和虚伪的内容最广泛的论文”，把他为数不多的赞成票投给了学术圈里的少数派──他自己就是少数派的杰出代表；终其一生，在流派林立、门户森严的主流学术圈里，显得那样卓尔不群，却又不合时宜。
作为一名修辞高手，加尔布雷思能把一些普通名词排列组合，使之成为新词或新概念而大放异彩。这些属于加尔布雷思的名词长久存在于英语语文之中，作为他的思想的载体绵延、播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是：抗衡力量、传统智慧和丰裕社会。
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抗衡力量的概念”选自于早年专著《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这个专有名词背后是对现代工业社会里日益凸现的“权力”运作方式的关注。常识告诉我们，权力无所不在，然而加氏进一步看到，权力自身会衍生出反向的遏制因素。这就解释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诸如为什么在雇主力量强大的劳动力市场里，会存在格外坚强活跃的工会组织；以及为什么数量巨大的零售连锁店，能够形成团结一致的采购同盟，以应对处在寡头地位的大制造商。从加州农场到田纳西的钢铁公司，从斯堪的纳维亚的合作社到英国的纺织业工会，抗衡力量无所不在；所有这些都使加尔布雷思着迷。
的确，从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看，加尔布雷思的理论称不上“漂亮”。他没有用严格的数理模型把上述思想一般化，也没发展出什么可供统计检验的假说。然而，正统理论的严格与系统，正是加尔布雷思所深恶痛绝的。理论的漂亮取代了解释现实的迫切性，与实际缺乏联系的理想状态被引入经济学的正规分析：原子式的厂商，原子式的消费者，充分有效的市场，无限的借贷能力……加尔布雷思把这些戏称为主流学术的“传统智慧”。———绝不仅仅是在反讽地使用这个词语———加尔布雷思指出，做出这些看似不合实际的假定，实际上却是符合整个主流学术界的利益；认可至高无上的市场权柄的以及忽略企业的操控行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是安全的。做出这些指控的加尔布雷思显得有些固执，甚至不无偏激，但骨子里透出的，却是对犬儒主义哲学的极端厌烦。他反戈一击，把刀锋指向了他所生活、获得名声的那个社会的制度。
这是在1958年，他刚出版了《丰裕社会》，整个美国正享受着艾森豪威尔时代的高速增长。然而他却没有同主流舆论一道高唱繁荣的颂歌，相反，加尔布雷思不无警觉地指出，我们进入了“丰裕社会”，我们处在另一种危险里。在“消费者主权神话”一文中，加尔布雷思提出了一生中最知名，也是争议最大的观点：生产者操纵着消费者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市场需求推动技术变革，而是技术变革诱致需求。可以想象，在提出这个观点后，至少从表面看来，加尔布雷思进一步远离了自马歇尔已降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却和马克思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关系更密切。
这可能是种误解。加尔布雷思并非萨伊式的古典主义者，他从不相信，任何供给可以具有无限弹性地创造出对应的需求──尽管生产者常常操控市场需求得手，我们却并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失手，也无法预计，看似坚固的大厦会在哪一刻分崩离析。丰裕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们不再像农业与前工业社会那样为担心个人温饱而劳碌，也失去了更多经济上的独立性；产品的主要功能不再是满足基本需要，而转向享乐与奢侈品消费；最后，与私人消费相比，从长期看更重要的公共产品──例如环境保护的生产却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过度生产的后果体现为超大型企业的出现：在消费者主权成为神话的地方，企业取代了市场。大企业作为一种新兴组织嵌入了社会结构之中，他们引导着(如果不说是扭曲的话)市场，改变着人们的习惯，所有这些都使传统的竞争和产业组织理论趋于无效。技术变迁更加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在人们为自由的胜利而欢呼时，一种由技术所编码的官僚式科层重新获得了支配力量。上述洞察把加尔布雷思引向《新工业国》的写作，选入文集的“技术型组织”、“一般激励理论”等文章正是上述努力的见证。
作为一个不妥协的斗士，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加尔布雷思从来充满争议。赞誉者有之，例如哈佛前校长萨默斯称“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加尔布雷思都是个高大的角色，他的观念位居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经济与政治思想之列。他是哈佛的象征(icon)，后无来者。”另一方面，激烈批评者不乏其人。杰出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G.斯蒂格勒就曾在《可确知的加尔布雷思在不确知的时代》一文中，直指加氏在写作中“表现出严重的含混不清和更适于新闻记者使用的肤浅风格”。另一位诺奖得主J.布坎南则显得较为温和地揶揄道，“什么才是亚当·斯密看到的那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一本流行的小册子得以谴责‘丰裕社会’以前流逝了两个世纪的光阴。”不难理解，主流经济学界对加尔布雷思的敌意，既有来自于方法论上的分歧，也有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疏远。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加尔布雷思的洞察并非完美。预言中垃圾泛滥的景象还没有出现；上个世纪下半叶的经济波动，也被证明更多来自外部变量的冲击，而不是消费市场。有时候，加尔布雷思会过于激愤，以至于犯下他自己所批评过的那种错误：于对己不利的问题视而不见。例如，他一面强烈批评大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一面又不遗余力地鼓吹扩大公共支出及政府职权，似乎并不介意政府才是真正没有竞争对手的垄断者，也毫不担心这唯一的垄断者会不会滥用权力。但是，无论对其观点赞同与否，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加尔布雷思对美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对那些崇敬他的人而言，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加尔布雷思始终是激发思考和灵感的源泉。他指出了有价值的问题，这已经足够。
在激发思考的力量背后，则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在他看来，对社会福祉做出贡献，远比成就个人的学术声望重要。人们都承认，他影响了战后美国“福利国家”的政策，在教育、医疗、扶贫和环保方面加大的政府投入无不体现了老加尔布雷思的教诲。胡佛时代“每一家的车库里有两部汽车，锅里有两只鸡”不再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势必要求的更多，而他们有权利提出这些要求。1964年，加尔布雷思为林登·约翰逊总统草拟了关于“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的演讲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的写照。
老加尔布雷思身高6英尺8英寸(约相当于两米零三)，并曾经在二战中因为身材过巨被军队拒之门外。然而，真正为他赢得世间敬意的，是他在观念上所到达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