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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生命》读后感100字

2020-12-13 03:15:31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动物的生命》读后感100字

  《动物的生命》是一本由[南非] 库切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0.00元,页数:1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动物的生命》精选点评:

  ●《八堂课》的选篇。

  ●有深度的啪啪打脸,打自己的脸,也打别人的脸。最后一位动物学家的解说最有说服力,将每一个生命体视为一个独特的个体,而非将全世界纳入人本主义。

  ●2010.05.04

  ●好晦涩。。。。静下心看还好。。。

  ●对于库切这部作品(如果算的话)的解读很有意思。彼得·辛格“手段太高明了。要回应这种讲演是不容易。可是为什么你不尝试用同样的手段来回应呢?”“我?这辈子我写过小说吗?”哈哈哈哈……芭芭拉·斯马茨以个人经历,动之以情。我很喜欢,毕竟这本书太思辨化需要生活气息来均衡。

  ●2006年 郑州纬二路花园路交叉口路北三联书店去过几次看过部分

  ●XX送的,看完了,其实没有很费心去看懂。有时间再看。

  ●这个世界并不是二分的,所谓的二元对立始终是认识主体的自作多情。

  ●看完才知道是属于后面一本书的。 对于其中哲学以及动物理念不想探讨,但是里面以伊丽莎白作为主角的演讲却时时出现她儿子媳妇对她的质疑这一点有点感兴趣,不论开头还是结尾她儿子都是占据了许多描写的。算是有点意思。

  ●动物权利;又是一个争议的问题。

  《动物的生命》读后感(一):书中体现了一种批判性思考

  书中体现了这样一种思考,其中既包含了对于激进的动物权利主义运动批判性反思,又包含着对于人类中心论的深深质疑。如果动物可以被视为于人类平等的主体性存在,那植物(甚至细菌、微生物等)为什么就不可以?“没有什么能够妨碍我们设身处地地去为另一个生命着想”,同动物一样,它们也是有生命的,能够感受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乐趣,有报道甚至说给植物听音乐能促进其生长。但主体性的泛化将带来认识上的相对主义,这是人类根本无法承受的。如果说在这里限制主体性的标准是动物类似于人类的感受或者意识能力,那么还能够毫无顾忌地说这种界定标准已经彻底摆脱“人类中心论”的羁绊吗?

  《动物的生命》读后感(二):《动物的生命》:作为小说的演讲

  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这本《动物的生命》,属于《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丛书》中的一部。该书的主要构成只是两份讲稿:《哲学家与动物》、《诗人与动物》,主人公则是虚构的演讲者澳大利亚籍小说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库切2003年又推出了一部以这位老年女性为主角的著作:《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其中便收录了《动物的生命》。《八堂课》是库切的又一实验文本, 一部众声喧哗的思辨录。库切借伊丽莎白之口传达自己在文学、道德、爱欲等问题上的观点,同时为她设立种种可能遭遇的批驳和困境——让她为他鼓吹和受罪。这就是库切,总在不断地尝试新鲜的叙事模式和小说技法,而这次,他选择了演讲和论辩。

  《动物的生命》因宣扬了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生态智慧,而被引为生态文学的读本,其质疑理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述想必令多数读者耳目一新。但我最感兴趣的却是它如何作为小说被建构。库切的方法包括:为伊丽莎白打造回忆的列车从而展现出人物的情绪和性格;设置伊丽莎白和家人(尤其是和哲学学者儿媳特诺)的紧张关系,引导读者关注演讲稿之外的家庭矛盾这一叙事层面;设计转换的场景和精妙的、充满张力对话、争论(甚至直接点明就是论战),赋予小说复调性质。结果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份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思想录来读,也可以当作一个因为宣扬超前思想而不为家人与社会所理解的孤独英雄的故事来读。相信在《八堂课》中,我还能发现库切更多的招数。

  20/6/2008

  《动物的生命》读后感(三):艺术家搞学问很不可靠

  库切认为人类杀害和食用动物的行为是一种错误甚至邪恶。他的论据是什么呢?他的论据是那些论证杀害动物是正当行为的人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那么问题来了,别人的论据有问题,是否就能证明,别人所识图证明的东西就一定是错的呢?不一定。

  库切很不满意笛卡尔把动物称作活的机器。但是你满意不满意有什么意义?笛卡尔,显然是搞科学研究的,不是价值先行。但是库切,相比之下,不是看实际上的真相是什么,而是靠自己的感觉来看世界,这就不是获取知识的方式,是一种评判性的价值观。没有一种客观性的知识为基础,凭借感觉来进行判断价值,是有很大问题的。所以他对理性很有意见。然而呢,库切只看到人类利用“理性”来实现背后的本能冲动和欲望,但是看不到,理性在足够强大的时候,还能超越本能冲动和欲望,来追求真、善和美,就如类似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所做的那样。他以为“理性似乎只是人类丝线的某种倾向,理性是作为人类思想的恶某种光谱而存在”,看不到理性强大到足以成为一种智慧,而智慧不仅可以克服一切狭隘和偏见,还能够克服人类内心进化而来的隐藏的驱动力。

  库切表现出艺术家常常所变现出的那种感情丰富和逻辑匮乏,喜欢通过修辞手法来论证问题,而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喜欢煽情,而不是讲理。当然,是因为,艺术家一般没有什么逻辑。他会说“这个行当把兔子、鼠类、家禽、牲畜一刻不停地领进这个世界,目的就是要杀死它们”。没有任何一个屠宰场仅仅是为了杀死动物而养殖动物,这是在煽动仇恨。他还说,食肉动物“不吃肉会死”,所以可以杀害别的动物;但是人类“吃素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杀生有罪。这就是艺术家,随机应变没有立场。怎么为了自己活命,就可以杀别人(动物)?他还说,“在胜利彼岸的确定无疑时,我们才有可能去培养同情心”。他还说,“普天下的孩子都把动物看做天然的伙伴。他们看不出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必须通过教育他们才认清这种区别”。他还说,斗牛和古代的猎手一样,把这种行为变成一种比赛,一种仪式,“向对手的强大和勇敢表示敬意”,“在征服了它之后把它吃掉,是为了让它的力量和勇气进入你的恶体内……杀死它之后要感谢它,为它唱起颂歌”。这种无耻的嘴脸我在别的地方看到很多,不止是库切。我记得我中学的课本上有人写文章歌颂过蜜蜂,老罗曾提及,你不管蜜蜂愿意不愿意,夺走了它们的劳动果实,然后歌颂它们,但是蜜蜂是不是会想问候你祖宗先人?在格罗塞《艺术的起源》中提到,有个地方的人搞一种仪式,会抓到一头小熊,绑在树上,大家围起来唱一首歌,大概是说我们要吃你了,你别生气,到神那里给我们说好话。我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小熊会喜欢这种尊敬和歌唱。所以库切此处表示,尊重的杀,不是杀。我相信大家听了会哄笑起来,让店内店外充满快活的空气。

  库切提出拉马努金现象,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人类一代接一代培养出来的思想家们,他们按规定要接受十二年的基础教育和六年的高等教育,随后他们有能力借助于物理和数学法则位解读自然的奥秘做贡献。他们距离上帝还不如拉马努金近,那么又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么回事,后天的教育不足以完全决定一个人的成就,还取决于先天的天赋。拉马努金就是天赋太强,作用大于许多人后天学习的例子。

  库切在谈及猿猴苏尔坦时,直接进行了自我代入。后文中温迪·汤尼格尔曾提到布朗谈到和普里查德提及的“加入我是马”的fallacy,并且认为这是一种“实际”的态度和做法。我之所以瞧不起这种态度,是因为这是一种没有追求的态度,不管好猫瞎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种把自己代入别人、代入动物或其他任何对象的做法,都是一种错误。为什么就不能实际去研究一下对象的原理呢?库切说,“苏尔坦每一次都被迫去思考无甚趣味的问题。它从纯粹的猜想被无情推向较低层次的实用、工具性的思考”;“真正占据它头脑的问题,与身陷实验室或动物园这类地狱之中的鼠和猫想着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家在哪里?我怎么才能回家呢?”。为什么看到冻僵的蛇的人是个农夫,而不是库切这样的诗人呢?就成了另一则教育故事。当然了,如果另一个驴脖子上挂铃铛拉磨故事中是库切,阿凡提也可能对库切说:“哪里有像您这么聪明的驴呢?”

  库切还谈及人和动物的精神相通性问题。他提到蒙田说过的话:我们以为自己在逗猫玩,可是我们怎么能知道猫不是在逗我们玩?这是一个有意思,但是非常简陋的问题,就如同庄子梦蝴蝶一样。后文中还提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庄子最后的回答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他说“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此处,惠子如何知道的?因为庄子自己说的嘛,不是惠子揣度的。庄子说“……从容出游,是鱼之乐也”。那么惠子不就知道啦?但是鱼说什么了吗?没有。所以庄子以惠子和自己之间的问题来类比鱼和自己之间的问题,是一个错误。

  《动物的生命》读后感(四):【读品•品评】周鸣之:动物权利与理性暴政

  约翰•库切受邀参加普林斯顿大学1997-98年度的特纳系列讲座(Tanner Lectures),特纳讲座向来旨在探讨与人类价值相关的学术与科学问题。而库切还是操起他的本行和一向令人捉摸不定的文风,将严谨的学术演讲转变为一篇极具张力和戏剧性的小说《动物的生命》: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一位广有盛名的小说家应邀到阿波尔顿学院进行演讲,她选择了她所喜欢谈论的,同时也是危险的话题——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小说嵌套了库切的两次讲座,“哲学家与动物”以及“诗人与动物”。而《动物的生命》作为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丛书》之一,另外收录了加伯、辛格、唐尼格尔和斯马兹四位学科背景极为不同的学者从文学、伦理学、宗教学以及生物学等方面对库切的演讲所做出的回应。

  就演讲者的身分而言,科斯特洛面临的情境与库切极其相似,一样是小说家的身份,一样受邀去一个严肃的学术场合进行与自身专业并不相关的主题的演讲。显然,库切并不能等同于科斯特洛,科斯特洛对动物的激进立场或许能够代表库切,或许不能。科斯特洛始终与她的反对者们激烈对峙,她坚持指控人类对动物所犯下的罪行,而其他人则拒绝承认,也不愿理会。反对者的行伍中既有同行,也有亲人。小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气氛,而库切的狡黠也由此生出。

  虽然库切的立场让人难以捉摸,但我们可以试图对科斯特洛的立场加以区分。科斯特洛对于她的人类同胞最直接的指控在于,他们拒绝与动物进行心灵、情感、或仅仅是知觉上的沟通,也拒不承认人类与动物有何共同之处。他们把动物划分作完全外在于自我,并低于自己的等级,借此以行使一种正当的权力(且并无负罪感和同情心地)——对动物豪取强夺,就好像纳粹对待其集中营中的犹太人那样。这种心灵的隔绝和同情心的丧失,在科斯特洛看来是毫无借口可寻的——人们自行切断了这种与其他物种内心沟通的可能,甚至是极为严苛的——同情与沟通不仅是道德伦理上要求的如此简单,且不是宗教性的。

  科斯特洛一直纠缠于理性的问题上,理性一直被看作是造成同情心与认同感丧失的最主要的元凶。当我们再一次认真地对待科斯特洛所提出的“大屠杀”的类比:她将人类对待动物的圈养以及虐杀与第三帝国与犹太人的方式合作一处。这似乎并不能被单纯地视作为一种过程、手段及其后果的类比,如彼得•辛格以及其他一些动物伦理学家,素食主义者,动物实验反对者所反复提及的:动物恶劣的生存环境,生来便要被掠夺生命的下场,在死前受尽折磨被肆意蹂躏的命运等等。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与人类对待动物的行为上更有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相似之处——理性的滥用及其后果。

  理性始终是我们赖以确定世界中心的方式,只要上帝还是理性之神,我们便要为这种精神疲于奔命。然而理性支配下的合理制度的信念在20世纪已经遭到了可悲的驳斥: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犹太人被大规模残杀,极权政治,每一场噩梦都带着现代性所标榜的理性气质。“大屠杀”可悲之处正在与它不是一群无组织无预谋无理性的狂徒的偶然性所为,相反是极端的理性主义的必然推动。然而,却是同样的理由(而我们却无从察觉)让我们相信,通过理性我们可以认识(或构建)世界的法则,而缺乏理性的动物,不能够理解或者认识宇宙,它们只是参与了宇宙的过程,却始终不能是存在的一部分,它们注定“低人一等”。

  然而,谁就能肯定在这场理性大战中的输家一定仅限于动物呢?女性、犹太人、黑人、奴隶、弱势群体在各自的历史阶段经历着各自的物化历史。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些如今看来似乎已是过时的陈词滥调,却也曾与物种主义一样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信条予以信奉,不容置疑。人类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性之前是没有价值的,女性在没有拿起理论武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她们的声音无法被传达,科斯特洛在拒绝用理性的哲学的方式为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上找到合适的出路的时候,她是无法被倾听的。

  科斯特洛早在第一场演讲的开场部分便已经表明她拒绝使用理性的哲学家们的语言,哲学家们正用理性来剥夺或赋予动物权力。正是笛卡尔把“思维”提到无可替代的高度,而“无思”的动物只是机械的系统,虽然这种观点在现代科学面前已经得到了反驳,然而事实看起来并没有多大改变。确实,如果有谁说因为离开母牛的小牛无法理解“存在”与“失去”,“自我”与“他者”,因此,严格来说,它并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失去”,我想并不仅是科斯特洛,许多仍然认同情感(哪怕是部分认同)的人都会感到荒唐和心酸。然而,至今仍有大部分人从理性与思维的角度,认为动物的生与死只是自然链条中的程序性的一环,死亡之于动物终究只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一如文中哲学教授托马斯•奥赫恩,“对于动物来说,……死亡只是保持身体机能运行的系统瘫痪,没有更多的意义。”书中所收录的彼得•辛格的回应在此显得相当有趣,他称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演讲贯穿着有关人类与动物的一种更加激进的平等主义学说,我都觉得有些过份了”,作为哲学家的辛格不能够取消理性的地位,他也不能够赞同从一种将整个生态圈格局重新划分的角度来为动物作辩护。他相信是人的理性与思考增加了他们生命的重量,因此人的生命要比动物更有价值,虽然剥夺有价值的东西是一种罪过,但是罪本身确实可以被分程度衡量的。从这一点而言,辛格正是站到了与科斯特洛对立的阵营中去了。

  而理性主义的另一后果——理性至上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看似是让科斯特洛尤为头痛的事情:她自己无法放弃也无法劝别人放弃自身所处的世界中心的位置,却又要留给动物相应的平台——这缺乏实践的土壤。她并不知道如何抗拒这个已经模式化了的世界,大规模肉食加工业,约定俗成的动物实验;现代人已经完全习惯仰赖动物的生命而生,连科斯特洛自己也不得不背着皮包或穿着皮鞋。她对于如何取消自身的立场,对于如何让人类从“生灵之主”的地位安逸且自得地悄然退场,可谓毫无办法。她能够做到的只是建议质疑者们“倾听你心灵的声音”。科斯特洛的恼怒与失望并不完全出自她的人类伙伴的冥顽不灵、固执己见,很大程度上她也在恼怒自己对所需要做或所能做的事情避而不谈。

  于此,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理解科斯特洛为什么会成为演讲会上的孤家寡人,事实上她不仅要求人类同伴善意的对待动物,且要平等的对待动物。她深层生态主义的态度是把动物当成与人一样的主体予以尊重。她替她的人类同胞们重新选择了生物序列,人和动物在大的生态观上是平等的。对于动物的善意并非出自于对人类自身伦理的完善的可能,而是出于情感互通的需要。阿奎那所认定的只有虐待动物的人开始虐待人类,否则如何对待动物都无关紧要;或如康德认为的那样之所以对动物善,是因为对动物善的人也会对人善,而这些对于科斯特洛而言不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可以说是有所偏差,相去甚远的。因此,人类在动物问题上为什么会“无所用心”?他们为什么拒绝真切的体会动物的生存、情感和死亡?只要人类还以高于动物的姿态进行“善意的施舍”,仰仗于道德的丰满与自觉,我们便不能防止与动物的沟通存在断裂的危险。科斯特洛拒绝在单纯的道德选择上对动物在限定且适当的范围内予以的尊重,正如她的素食主义观点并不能等同于宗教意义上的清规戒律——一旦超越了理性、道德或宗教所承认的范围,对动物生命的关注又将变成一纸空谈。无怪乎科斯特洛有这一层隐忧,这并不缺乏现实的证据,动物保护者们总是在倡导大家关注那些具有神性的、优美的、濒危灭绝的珍贵物种,或是博人同情和爱恋的的家养宠物,却拒绝给其他更广大渺小毫无特色甚至丑陋的动物以些许关注。于是,科斯特洛宁可求诸于原始的神秘的生命体验,寄希望于共同的情感穿透理性的雾障。

  然而科斯特洛的失望几乎是注定的,且不说对理性自我中心的反思,即便只是道德感上的对动物的尊重也难以做到。道德感在现代社会中也在被逐渐地抹煞。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说道:“道德和实用相分离,是我们的文明进程取得的最蔚为大观的成就和最令人胆寒的罪行的基础。”实用和道德已经在相当的高度上并驾齐驱,而实用迟早或早已占据了更高的阵地。对待动物方式的道德性考量,在实用主义面前听起来也已经显得荒诞而奢侈,更不要说原始而神秘的情感共通,那是早就只存在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里的东西了。

  或许至此,我们可以窥见库切苦心孤诣地制造这一场有关动物的学术骚乱的一些端倪了。动物权利的呼声似乎可以归类到一种声势更为浩大的浪潮中去,对现代性的失望和现代秩序重塑的渴求。理性在世界中心位置的霸占,已然影响到了人类进步的可能,对真实的体认在理性的清规戒律中悄然止步。正如在现代主义绘画技巧中将中心视点抹去,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人类似乎也逐渐开始抹去理性的绝对中心,种种边缘化的权利视角由此一一粉墨登场。动物权利与女性主义、种族斗争一样是一种重新建构世界布局的尝试。

  如此说来,或许库切借科斯特洛之口,真正反对的是人类的傲慢和理性的不可一世,而社会价值的重塑或许可以成为这次演讲下的副产品。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的创办主任艾米•古特曼,事实上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关键不是如何对待动物,而是“有助于对人类能够对如何和应该如何与动物交往的问题,形成更加完整的认知”。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我们得到的或许会是,人类如何和应该如何重新认识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对自身形成更为完整的认知?

  [南非]库切著:《动物的生命》,朱子仪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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