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回与进入读后感精选
《迂回与进入》是一本由弗朗索瓦·于连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元，页数：3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迂回与进入》精选点评：
●意外地通顺连贯，意外的好读。内容很喜欢。
●一点启示：论文明明可以用隐喻的方式谈当代，毕竟这是个政治哲学学位。（中译本有不少删节）
●很应该看的书
●读完1/3,开始渐入佳境，云和月的前两章写的最好，不过通篇其实都在说一个意思，换句话说，其实完全可以整合成一篇论文。但实际上这就有悖于作者的初衷－－迂回的进入
●有点啰嗦 没有很好的进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迂回与进入，中西文化比较~
●对立与自身的相互包容与转化，迂回作为间接手段的一种策略，或作为暗示的一种话语。感觉这本书基本就一直在说这个道理。。。其实从阴阳的角度来看，迂回与进入难道不正是阴和阳的互动吗？从周易去解读或许更好。
●一本很肿的书 在迂回与进入之间徘徊 但是文本分析其实还不错 撇去引注太随意，有时候讲得清楚，有时候“某些注释家说”“某些人说”以外
●隐喻之路，迂回之路，不言抽象之路……真的没觉得于连很厉害啊 大段大段都是同义重复啊 炒鸡啰嗦……
《迂回与进入》读后感(一)：重新接通先秦智慧的一次成功尝试
几乎比任何中国人的思辨都要成功。
迄今为止，我读过的最“有效”的两本关于中国的文化哲学，就是任不寐的《灾民论》和这本书。不过于连的思路必须要回溯到春秋时期才可以，这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一种常规思维——就像他们似乎谈论什么都要回溯到苏格拉底一样。
不过显然这只是“中国问题”的起点。而且他没有考虑到中国文化严重的非连贯性，与希腊/基督教二元演进的西方文化的差别。《灾民论》是另一种思路——是从秦之后开始思考的“奥斯威辛”式思路，显然也是继承了明末哲学的一种思路，作为局内人，任不寐对某些问题看得更清晰，但另一方面来说也失之情绪化。这两种思路如何结合，如何面对中国传统确立一种诚实有效的态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迂回与进入》读后感(二)：欲辨已忘言——读《迂回与进入》
从上世纪末起，中国艺术家开始在各种双年展中抛头露面：蔡国强的许多作品便是用宣纸和火药作成；徐冰在空旷的房间里洒满911废墟的灰尘，并在房间的中心遗下“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禅语……。再看如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落户开花，我们隐约有了这样的印象：中西文化正在交融结合，整个世界在文化上也逐渐形成了地球村，就像奥运开幕式上，蔡国强设计的焰火，和谐得很。但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交融，并没有那么简单。
《迂回与进入》的作者，汉学家弗朗西索.于连注意到，中西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当黑格尔开始着力研究孔子时，大失所望。他认为人们从孔子身上得到的，与孔子身上五彩的光环相差甚远，人们从中只看到“善与诚实的道德，仅此而已”。他认为孔子的言教中并没有“对深刻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思辩了。“从他的言教中，我们将毫无所获。”黑格尔无不轻蔑的说。
弗朗西索.于连也谈到，黑格尔对孔子的轻蔑是不无道理的，用西方眼光来看，哲学中有个重要的词汇——逻辑，围绕这个词，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哲学注重的是“辩”，而中国哲学更多的是像佛教禅宗那样的“悟”。为了探讨中西方文化的差距，弗朗索瓦.于连注意到了孔子的《论语》。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多一字，道如何，一字未叙，只是一再重复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此类的忠义孝行或者齐家治国的言语。孔子并不关心将其标准的普遍性定义。比如，同样是关于“孝”，如果一个官员向他提问，孔子会说：“无违”。而官员的儿子提相同的问题，他则站在年轻人的角度回答：“父母唯疾之忧”；推而广之，弗朗索瓦.于连谈到，圣人之语按每个人各自的需求变异，讲究的是审时和微言，其弟子严渊也叹道孔子的言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诚惶诚恐，似乎也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样子，这是因为孔子从来没有给弟子明示过，基本上只是大致提示，有时候连提示也没有，比如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西方人眼里，这跟没说一样，更谈不上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了。
在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企图找寻的是普遍性或者物的本质，在这里，辩是必要的，逻辑是清晰和条理的，是辩言及义的。以此类推，西方哲学在不间断的意义细分过程中找到一种能奠定“科学”的东西。这样看来，黑格尔的郁闷，认为他从孔子那并不能学习到什么，也就不言自明了。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弗朗西索.于连的《迂回与进入》用一个另类西方的眼光，把中国文明作为重新思考西方古希腊传统的中介，不断的用有趣的例证来比较，用孔子或孟子的言论作为讨论对象，试图揭示与“正面”针锋相对的“迂回”是何以实现“进入”。实际上，弗朗索瓦的这本书是给想了解东方文化的西方人看的，但作为与传统显而易见已经产生断层的中国文化来讲，这本书也是给试图连接现代和传统，试图去了解中国古文化那种“欲辨已忘言”文化精粹的文人看的。书中很多观点有点像流行的另类酷评，但是又非常准确和公正，中国人的智慧如何用“留白”来体现，普遍的政治符号又是如何在“显”和“隐”之间让人准确辨识，等等等等，都在此书讨论范围。
其实，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已故的苏珊。桑塔格也意识到了西方的“科学主义”对人内心造成的机械和单调，提出了艺术需要真正的感受能力，她在《三十年之后》说到：人们如今把《反对阐释》当作某个逝去时代的有影响力的先锋文献，或是阅读，或是不读，我想这都没错。……我希望随着书的再版和新的读者的到来，该书能够有助于完成一项唐吉珂德式的任务，即播扬我当初写这些文章和评论时所想阐发的价值观念。我想，苏珊。桑塔格并不是指她所说的那些价值观还没有得到科学验证。只是遗憾的向我们表达：关于艺术和生活，她已经说得太多了。
值得提到的是，本书的译者杜小真，早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化热”时，就是红极一时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中一员，当时的编委会明星荟萃，陈嘉映翻译了经典译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若干年后，杜小真翻译了这本《曲折与进入》，我并不是说这两本书就能相提并论，只是提醒读者，如陈嘉映这等能够把哲学讲解得老妪能懂的大师级人物，翻译出的《存在与时间》也并不是老少皆宜，杜小真译著的这本《迂回与进入》，虽然就中西文化进行了有趣的对比和酷评，但本书也只是提出了一个个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其答案，还需要不断的思考和了悟。
《迂回与进入》读后感(三)：迂回与进入
1.把中国文明作为重新思考西方古希腊传统的中介。作者要向西方人展示，与“正面”针锋相对的“迂回”——这另一种意义策略得以建立的逻辑及其特殊的有效性。一个西方学者通过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发现了一种并不意在本质普遍性的“记号”的话语。中国文化的暗含意义的丰富与智慧的价值由此而生：距离如何成为有效的源泉？或换言之：迂回凭借什么得以提供进入？
这是杜小真先生在弗朗索瓦•于连的《迂回与进入》中译本中对此书的简练介绍。对于一位法国的汉学家而言，这样的比较来得一点也不让人觉得突兀，至少，当置身于两种文化之中时，我们都会不自觉的将两者平行而观。我们现在所学所思的亦处于此种情境之中。不过，问题是，对不同文化的比较，往往会有自我与他者之分，或者至少有亲疏远离之别，这样的比较多少带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且容易进入本我的恶性循环之中。再者，不谨慎的比较往往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有时候仅限于粗暴的有无对比，即文化缺位，有时候则将两种无法相提并论的文化要素紧密联系，有时候甚至会就某种文化的给出优劣的片面审判。这样的比较是令人惊骇与厌恶的，而它的影响却无比深远，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政治上。因此，那样的比较是一个审慎的学者需要规避的，他需要站在一个中立，至少是折衷的立场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而不急于去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此书作者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是恰当的：
我不认为能够把书页一分为二：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希腊。或毋宁说，我相信声称能一下子解决差异的突出类型只会导致差异的索然无味。因为意义的谋略只有从内部在与个体逻辑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被理解。这就产生了反思在此采取的巡回状态。
他的态度值得赞赏，他“请读者耐心一些”，他的比较是通过对诸多中文著作及其注释的精读才得以形成的。他希望的是“正面对着中国——间接通过希腊”，因此在全文中希腊只是在必要时露出水面，其余时刻则如同影子一样跟着中国行走。
那么“迂回与进入”是指向何方呢？文本至少提供我们两个答案。一则，作者认为，中文本身就是迂回性（微妙性）的语言，它所称道的是话语的“微妙”（微言），偏好的是话语的“间接”作用；二则，作者所运用的方法也是迂回的，这种迂回指向回归。作者强调通过对中国的细致研究，“最努力要接近的是希腊”，“事实上，我们越深入，就越会导致回归。”，“这在遥远国度进行的意义的微妙性的旅行促使我们回溯到我们自己的思想”。
在此，作者提出了本书需要探讨的问题：
我们认为间接谈论事物有何益处？我们对人与物保持的距离何以能够更容易发现二者——更清楚地说明他们？而因此，这样一种距离又何以成为“有效”的源泉？我们对正面接近世界已习以为常。然而，从迂回的接近中，我们可能获得什么好处呢？换句话说，迂回何以提供进入？
作者预言，除了解读中国这一最直接的效用，另一种活动会渐进出现，即探寻整个理论背景，研究意义的谋略问题，从而重新审视现实的方法。对于表象与本质的、精神的探讨，一个问题成为此书的导线：
为什么在中国，这另外的领域——本质的、精神的——没有形成，而在希腊传统中却用之构筑我们的意义的方向？……制约我们固有的解释模式的理论成见——但总隐藏的——是什么？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把这些理论成见视为自明之理，以至于把它们混同于“理性”。
我们可以预见，文本接下来的内容是无比精彩的，且总是处于冒险与紧张的状态之中，我们甚至可以对文本的内容有所期望：它所要讨论的问题，恰恰是我们意欲了解的。与作者的视角不同，作为一个中国读者，他所谓的“遥远的微妙性的距离”在我们这里恰好颠倒过来，我们面对的是触手而及的中国，而希腊恰恰离我们更远。因此，在阅读时，我们需要抱有比作者似乎更为谨慎的态度，因为我们没有他处带来的“思想不习惯、很难在其中认识自己”这样的“恰当的不适（这种特殊形式是有利的）”，恰恰由于太近，我们无法提高警惕而对中国有所反思。如果说作者希冀以对中国的迂回进入希腊，那么我们也可以对更复杂的迂回进行追寻：通过进入希腊而回归中国。这里所要讨论的并非是一个文化理论的是非曲直，而是要通过这些弯弯曲曲的迂回打破固有的成见，谋求更加光明的文化前程——当然，这个前程无须进步，也许倒退更好。
2.如果此篇习作接下来对各个章节分别讨论与分析，再结合全书的总结进行一种程式化的报告，那么它将是繁琐且索然无味的。而在如此短的篇幅中，要详尽的介绍作者的所有意图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由于作者采用的多是文本细读的方法，结合以大量材料作为例证，想要在这浩如烟海的细节之中进行举证对比，也不为一种好的方法。那么，我们只能有所让步，暂且提炼出文本的主要内容，再挑出其中的几个关键之处，进行粗略的论述，而期望它们能够带领我们走向作者的最终意图。
还是先让我们依照作者的思路将此书大体划分为几个部分吧 。（1）第一到六章是有关中国译码的问题，这一部分的迂回大多与社会、政治有关。作者讨论了政治迂回术语显示力量与缓和冲突的两个作用（第一章），第二章起从策略上的种种差异出发讨论倾斜的问题，第五章中分析了人们何以能够通过行为的些微迹象感知到一种道德判断，到了第六章，这些导致对间接的文化价值（政治的）的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思考。这里指出，间接在中国的目的是妥协。（2）第七到八章将讨论引向更为理论化的方向——对诗文的评论。这里，作者试图理解为什么不同于希腊，中国没有设定一个作为表象性出发（象征性的活动）确立意义的前景（在希腊，神话的语义化所发现的意义）。中国对于表象性的观念是一个与希腊的根本不同所在：缺少另一种领域——精神的世界——形象会求助的世界。其中作者也讨论了为什么中国没有史诗（请注意，这样的比较需要特别的谨慎），而中国有的寓言也没有上升到另一个精神世界（比如希腊诸神的世界）。（3）第九章到十三章，作者致力于对哲学的巡视。第九章起将孔孟分别于苏格拉底、柏拉图进行对照，细致分析了《论语》、《孟子》语言的微妙性特征及其意义，而将其与柏拉图的对话体进行比较，试图分析两者的不同路向，而由此引出了这样双重的对立：抑扬转调（孔夫子式的）与决断定义（苏格拉底式的）的对立，犹如整体与普遍的对立；同时还提出这样的思想：既然孔子言论的迂回并不导向（“观念”的领域）他物，那这种迂回会在自身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它不断地——以一种指示的方式——阐明现实；这又进一步导向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圣人的言论无常，多样变化以适应事物的更新，从侧面或从另一角度接近现实，常常对之进行调整（这就是作者说的迂回同时也成为进入），而在希腊，圣人倾向于给出确切的定义以稳定事物的运动，以一种直线性的方式，为认知开辟道路。十二章和十三章则以道家为对象，作者试图对“一”、“大象”、“道”的意义探讨得出一个粗略的认识：个体与具体总趋向于把自己关闭在这个特征之中，“大象”并不适合于类比的途径，除了自己的实在，它不归于任何其他实在，它并不通往某种实体，超过它之上，而是通过它是我们重归诸物的未被分化的基础，从而摆脱对他的任何误解偏见。道家思想强调的“无”与“天”并行不悖，圣人之“明见”看不见其他东西，但在其中各种视点互相平衡且任何排斥都自行消失。理想的整体中没有任何矛盾。（4）最后两章作为结尾，将隐喻的魅力渐渐展现，通过隐喻的距离，作者试图强调，侧面的“虚”相对于正面的“盈”更具有内涵与无比的深意。
作者在内容提要结尾这样说道（这是本书宗旨所在）：
读者可能在度过最后两章后才会开始被隐喻的种种魅力所吸引。……不管怎样，本书自始至终，航行方向不变：进行最远离逻各斯的航行，直至差异可能到达的地方去探险。
3.政治与社会话语作为一个显像的存在首先引起了作者的注意。这个存在是大众的普遍的，以至于从古至今都不乏鲜明的例证。如果对中国人的迂回进行技术上的分析，那么间接的手段和以暗示方式表现出来的话语以轨迹的曲折到达意义的深处则是如此迂回，即“含蓄”。此处，《诗经》成为了这种迂回的典型。所谓《诗经》是“在形象的外衣之下：曲折的批评”，作者的出发点集中在“诗言志”的观点上。《诗经》的言志大多基于赋比兴和象征寓意的手法 ，这和古希腊的寓意神话从写作手段而言，有可比之处，但其“重要部分”是不同的。根据中国评论家的知识与思想规范，他们努力要在诗文中读出的另外的意义不触及灵魂或神明的形态，他并不意在向我们解释一种“真理”：他们从中辨别的意义是社会性的，它同时是道德的和政治的。历代解经家所赋予的“另外”的意义，也从不涉及精神或更高的意识形态，他们用规范价值对当时局势和时代风俗进行或赞扬或指责。当然，《诗经》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开端作品之一，以曲折的语言作为侧面攻击的艺术，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政治局势相关联：诗人因害怕触犯当局不能更直接地表达指责的意见，而语言的诗的特性可以遮掩指责可能过于尖锐触犯的地方。这样的曲折除此之外，还自有其好处：因为曲折是被诗意地表达的，批评是“无穷尽”的。这种迂回不仅仅代表一种压制，而且还使批评有价值，加强批评的效果。诗语言的倾斜性就这样归结于言外之意的政治适应；而这种文人与权力之间的和解在中国得到了赞同。迂回表达的实践明显超出了文字领域，使诗脱离了自己固有的活动：迂回表达的实践行使一种权利。不过，应当注意，它并非毫无风险。一则，《诗经》的迂回表现实际上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全部历史，而这种文人与权力的妥协最终有可能（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倾斜的意识形态，即文人与当局之间的这种无声的理解建立了一种客观的默契；这种默契制止住任何对抗，使分歧成为不可能。到底这种很艺术地掩盖着的反抗的谨慎窃语最终剥夺了文人还是保护了文人的权力，则成为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以至于，中国文人在“现代化”（与西方宣称的“自由言论”对比，西方学者“现代化”的阻力似乎小得多）时经历了的困难，让人不禁质疑，文人的权力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发挥。
让我们暂且将这个问题搁置一下，因为作者在第七章开头做了一个转折性的发问：
诗的形象究竟有何用？人们能否相信它造成的位移归因于要掩饰本来的意图？如果从一开始诗的形象就从间接的角度设定了诗的功能，中国传统同样没能够把它混同于过于危险公开肯定的政治意义的交流。按照中国评论家的说法，对于诗的迂回表达存在一种深层的解释，向证券拐弯抹角提出的批评对这种解释只不过代表一种特殊的便利（尽管它经常被利用）。逻辑由此变得更加普遍，它不局限于检查制度强加的必然结果，而是来源于“理”。这并不仅仅因为诗人“不敢”或要“避免”说，从原则上讲，他不能不这样做。
也就是说，虽政治作为显白的迂回不可避免，但它并非迂回的最终原因。当触及到更加抽象的思考或意义时，迂回才发挥了其真正的作用。让我们再以诗作为讨论对象。与西方的象征不同，虽然诗中“兴”的手法类似于象征（言他物以引所咏之物），但他物并非表象的对象。“兴”作为一种激励，诗在这种激励的关系而非表象的活动中产生，世界并不对意识构成“对象”，而是在相互作用中充当意识的对话者。无论是兴作为构成主题的因素，还是隐喻的象征，它的生命力总是旺盛的：从创造的角度看，它是最直接的；从意义的角度看，它又是最间接的。间接与直接的交汇，产生了曲折的想象和深远的意义，“正是由于这种使物震动并且激动内心的流……把我们带往我们的极限，……使诗的语言产生。”中国的诗总是意境式的，诗画传奇也是因其点墨所向而意重生的留白而让人臆想。不言情而处处皆情则是最为高妙的作品。诗的间接得以表达激情，是由于这种表达使意义从任何禁忌中解放出来，可以有此有彼，有形无形，或近或远。这相对于“要把所有呈现在观众眼前”对诗歌真实性无比追求的古希腊诗歌，则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径。中国诗歌的意境与促使我们挖掘具体之外的观念意义的象征不同，喻意并不听凭精神的直观：它是被体味到的——一个越发飘渺，一个越发真实。而两者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在表象中，中国诗歌的象征是为自身的（它“是”）而且不再归结于意味，不会出让我们进入另一范围之中——普遍的、抽象的、精神的、神学的意义——它与真理无关。那么，为什么这种迂回的语言，或者说诗，相对于西方来说没有在“理论的”和“本质”的范围建立起来？我们的讨论则需要回归到哲学上来。
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九到十三章的标题：“从导师到弟子，言只是指示”、“不存在本质的领域，或为什么迂回就是进入”、“成熟的过程，实现的飞跃、”“大象无形或如何指明不可言说之物”、“‘网’和‘鱼’或如何进入自然”。围绕儒道两家的哲学观点，作者展开了长篇的论述，其主旨在以上的标题中已可见一斑。让我们从上一部分的关键“象征”谈起。作者认为，“象征的揭示是与导致普遍意义的归纳过程并行的。通过喻义，象征有如因象征而显示为无限的精神世界倾向于不可见物”。但这样的倾向并没有导致理解本质的归纳，即对哲学普遍性、抽象性的追求。当我们将《论语》与《理想国》做对比时，我们发现，《论语》中的谈话并没有致力于规定普遍概念，即使是在道德领域中；这种谈话并不意于构建一种“科学”，甚至也不像构建一种道德。这种谈话什么也不构建，什么也不揭示；它的目的不是从外部支配我们的行为，而是要增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保持个体与周围的平衡；相同主题的对话基于不同的对话者出现千差万别的结果；以真理为目标的贤人承认他所关注的不是知识，而是调整行为，它远非要描述现实，而是在抽象领域中重新建立诸物之间的重要的关联：它不是以逻辑的方式铺陈，它是指示性、启发性的，甚至要求贤人“慎于言”，它的功效不是凭借引发语言的回答，而是凭借沉默中的变革，开启人的思考——它沿循一条逻辑的路线，不是为了达到全貌，而是为某种循环设定标志。通过弯道与曲折，这条线引出尽可能多的发现。而相对于孔子的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中则是“归纳法”和“普遍定义”的奠基者。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重视从特殊到普遍的渐进过程；从对最多样的例证观察出发，精神从把这些例证聚集成为唯一类型的普遍性质上升；而作为真正逻各斯的定义则是说出物的本质的这些普遍性质的几何。通过概念，“可能提供平常而简洁的答案”，在现在的西方思想中也能清晰可见，作者承认“苏格拉底的成就已与理性的到来融合，而我们忽视了他的偏见”。作者对过度依赖于语言的能力，将一切都依傍在逻各斯的基础上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如果我们的归纳还有些道理的话，那么下面的事实则可以被承认：孔子的“慎于言”，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对哲学、道德问题进行探讨，依时而变的这种曲折方式有着开放性的生命力。它可以不断更新、不断补充以适应于环境的变化。而正因为它没有边界，所以这样的概念具有时间、空间意义上无限延展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种可能性带来的普遍性是存在于它本身之中的——与其说是“普遍性”，毋宁说这种可能性带来的是一种无缺的“整体性”。孔子的内在性发展所带来的张力，似乎更为强大，它与封闭无关。而苏格拉底的归纳法与普遍定义虽然能够将思想理论化、简约化——这是对现代来说是无可置疑的好处，然而，它们的问题是，这种用几个词语组合出来的定义是无法扩张的，即它缺乏一种延展的空间，也缺乏一种更新的可能。其后果是，哲学有可能将自己框入一个定式之中，进而走入了逻辑的死胡同。
当然，哲学的讨论并没有在此停止，作者关于道家思想的论述更为深远。然而，我们的讨论则可在此告一段落，因为作者讨论立场似乎已经显现出来——他以“隐喻的距离”作为全书的最后章节，意于以此引起西方哲学的反思。隐喻距离的问题请求人们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文章从容委曲而意独至”，意义的到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迂回的价值在于：“通过迂回引起的距离，于会场挫败了意义的所有指令（直接的和命令的）,为变化留下了‘余地’，并尊重任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我们问为什么在场是通过不在场显示出来，或者为什么对主题保持距离能够更深的进入主题时……我们通过与希腊哲学传统的比照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再根据自在（被分离的、同一的、观念的）的观点接近‘真实’……我们对‘真实’又能有什么样的体会呢？”作者对中国“虚”的概念感到惊叹，而当距离成为隐喻时，它们产生的效果在意义的水平上不断地显现出来。”
4.通过中国的迂回最终让我们进入了何物？这是作者所要解答而我们也需要思考的。“我期待这通过中国的迂回为我们开启一个新前景：能够让我们从某种外在出发提出问题”，就一位身处于希腊哲学传统的学者而言，这种期待是源于他对目前西方学术环境并非进入佳境的不满：“西方哲学如此醉心于自身的超越，总是只对内在提问题。而批评又如此要求彻底，所以总是相对封闭的，总是各种立场由之能够互相摆脱的某种未言明的期待。最激烈的争论具有一种默契的基础。这些我们从未摆脱过的、产生于希腊思想（存在或自由）的共同赌注可以见证”。于是，他想到了避开这种恶性循环，或者我更愿意将其界定为打开僵局。他相信“退必须有一个‘彼处’”而这样的描述是不甚准确的。如作者所说，他的迂回是为了进入，而非找到另一种方式将西方的讨论路线一以代之。相对于中国的迂回，西方哲学缺少的是对问题观点更全面的理解（因为它太实在），特别是无法追溯到规限问题的东西中去，并且探测其隐藏的部分——以更加彻底的方式对待。在此前，西方哲学也找到了相应的解决方式：当逻辑不能再“分析”，面对秘密受挫并走投无路时，神话就取而代之并且以神奇的方式（人们相信或不相信）解释世界。更宽泛的讲，当知识的话语承认自己的局限时，无论是科学的哲学的，信仰的话语则取而代之。但这是否从根本上解决了矛盾？这样的解决方法并没有使科学或哲学有进一步的发展，上帝说话或启示话语并没有加强科学或哲学的权威性（正当性），反而是有所减弱。因而，作者更希望的是，通过哲学本身解决这样的困境。似乎中国哲学这个“彼处”在此时就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明说的言语的权力的保留态度，造成了言语的“微妙”。不-说在变成暗示时与话语的水平相齐。隐喻物充当了说明说与不说的依附关系的概念，并且通过未言明的维度使言语合法化。而说则同样界定了意义并使之变得贫乏，使语言保持向意义的开放状态，并且使之意味深长。总的说来，通过迂回，作者期冀打开逻各斯封闭的围栏，而使西方哲学充满可能性与探讨性而重新恢复活力，而这种活力将会无穷尽地衍生下去。因此，作者在文章结束时，这样说道：
面对迂回的微妙，有阐明的狂喜。我至少在写本书的过程中，在努力解释我身为外在见证最难抓住的东西时感觉到了这种狂喜：隐喻的可能性——它永远没有停止。
也许，我们身处中国时，由于隔得太近（缺乏迂回的距离）而对中国哲学迂回本身的魅力视而不见，我们的学术越发向着西方哲学的思维靠拢（无论是研究中学还是西学的）。这无疑是遗憾的。《迂回与进入》虽然是意图写给“一位既不懂中国语言，也不懂中国情况的人”，但在此，我们似乎能够察觉到杜小真先生将其引入译为中文的深意，我们也同时，或者更需要警醒。无论是通过本书迂回进入西方立场，还是迂回回到中国立场本身，对于我们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