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重探读后感摘抄

　　《大分流重探》是一本由[瑞士]罗曼·施图德（Roman Studer）著作，格致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分流重探》读后感(一)：赖建诚：愿此书成为大分流之争的分叉点

　　

赖建诚／《经济史的趣味》《经济思想史的趣味》作者

大分流这个议题，学界热议20年还纠缠不清，我对此事的态度是冷眼旁观。人类和黑猩猩的DNA差异不到2%，人猩对比证实一句老话：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有人用长三角部分城镇的零星数据，对比伦敦的生活水平，得出结论说17~18世纪的中国，发展水平不低于英国。拿张飞和岳飞对比，能得出什么启发？

这类手法基本上是用极端证据，得到以偏概全的结论。若我用各国最穷（或最富）人口的0.01%来对比，得出各国经济水平的排序，这种结论能信么？也有人以中国和欧洲为单位，互比发展阶段与成熟度。这种对比单位未免太大，单是波兰、荷兰、芬兰就很难相比，犹如广东、贵州、东北难以并论。

本书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修订版，当时他在牛津大学，接受著名经济史者 Robert Allen 指导。作者原先协助 Allen 建立数据库，他延伸出印度的个案，对比印欧粮食市场的长期整合趋势。虽然此书名为《大分流重探》，但对大分流的争辩并未预设明显立场或评论。这是我欣赏的手法：让数据说话，观棋不语。作者的分析手法，是先解说印欧的天然（地理）条件差异、政治架构歧异、行政效能高低，呈现印欧诸多城市间，粮食市场整合趋势的迥异型态。

他以坚实的数据，呈现市场整合的跌宕历程。这种态度与手法，是大分流论者应学习的：十分证据说七分话，一步一脚印，不操弄理论与术语。山川异域，各有苦难要克服。表面性地对比哪国在哪时期，曾比某国某地好，基本上都是空话。有用的分析，是找个好样本，建立各项长期数据库，呈现史实的DNA，判断哪些段落有过哪些结构问题。长时段的史实最雄辩，表层的对比总是浅。希望此书会成为大分流论述的分叉点。

　　《大分流重探》读后感(二)：如此浮夸的宣传，对得起措辞谨慎的作者吗？

　　

这本书的宣传很浮夸，在豆瓣的书籍简介中罗列了一大堆书评，乍看起来这本书为“大分流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我有不少好友最近也纷纷为本书点了想读。不过实际读过全书就会发现，作者的结论其实相当谨慎，我把最重要的结论摘录如下：

“本研究证实了更传统的观点，反对单因果解释，强调“历史变迁的无缝网络”。有几件事似乎同时发生，且可能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关系。导致欧洲早期崛起的各种可能的因素，包括优良的制度、有利的地理特征、政治稳定性的提升，以及科技的快速进步。与流行（特别是经济学家）的研究策略相悖，我们不会确定单一的决定性因素，确认单一的整合或发展的起始时间和地点。相反，本书的结论与许多主流的定性论述相当一致。……市场整合和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关系。市场整合可能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件。尽管贸易主导型增长结合其他增长因素，似乎是合理的假说，但我们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在大分流的争论中，本书显然反对加州学派和世界体系论者的主张。……本书以及其他最新的定量分析都已经清楚的表明，到18世纪晚期，印欧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欧洲的运输体系要强大的多，贸易流量也大得多，拥有规模更大、更完善的整合市场、更高水平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西欧和印度的大分流，至少要追溯到17世纪或更早。”

从上面两段引文就可以看出，本书的目标是极为有限的。这本书主要的目的是对“印度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做得很好，在英国殖民之前，贸易、运输或生活水平都能与欧洲相比拟”这一观点进行事实层面的检验。这本书的核心是在事实层面证否前述观点，其中使用的数据和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才是全书的核心。而且作者在序言和综述章节也反复强调，分析市场整合和发展的关系并非本书的重点。知道了这一点，再回头去读那一溜推荐语，就会发现 Jan de Vries 和 Cormac Ó Gráda 这两位美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的评论也都挺谨慎的，而其他一些推荐语就显然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或者有相当的误导性。至于本书封面上印着的“以坚实的定量数据，颠覆加州学派的大分流叙事，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还原300年欧亚经济演进史”更是浮夸。

回到本书的内容，这本书的内容也并非无懈可击，相反这本书至少在两个重要问题上缺乏足够的解释和讨论：

1 什么是“大分流”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文引用的作者结论：“到18世纪晚期，印欧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欧洲的运输体系要强大的多，贸易流量也大得多，拥有规模更大、更完善的整合市场、更高水平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西欧和印度的大分流，至少要追溯到17世纪或更早。”以本书的内容而言，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引文第二句话隐藏着一个推论：17世纪经济发展程度更高的一方也就是大分流的胜利者一方。这个推论乍看起来也没有错，但是请各位考虑如下事实：在本书中作为发展程度最高的例子欧洲西北部市场在18世纪中后期同样发生了“分流”，英国成功启动工业革命，但是荷兰却没有实现自发的工业革命。直白点说，在17世纪跑得更靠前的国家在19世纪未必能够跑过工业革命这根终点线。

如果我们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大分流”的判断标准，那当然可以说17世纪已经形成了“大分流”。但是如果我们以实现工业革命作为“大分流”的最终结果，那么跑得快并没有那么重要。彭慕兰的《大分流》本身就指出跑得快不等于可以跑到终点。相反如果没有殖民地在人口、粮食、能源等各层面提供的支持，西欧仅靠本身的发展，可能会在半路上掉入某个陷阱，而无法最终实现跳跃式的增长。很遗憾的是，作者在这本书中根本没有涉及这些话题。

所以再说一遍，这本书的核心只是在事实层面驳斥了加州学派有关印度经济史的观点，并没有对加州学派的理论做全方面的分析、阐释和批评。

2 地理因素的重要性

按照作者的说法，本书在理论层面的主要特点是强调需要重新重视地理因素，并且将其视为经济整合和发展的潜在决定因素。 这个结论本身很符合直觉，也在这本书中得到了一定的解释，但是这本书的解释却远远不够。

上图是本书有关西欧各区域性市场的分析和图示。从中显然可以看出区域性市场受制于交通运输（特别是海运），并且突破国境线的约束。但是反过来，这张图也存在大量无法单纯用地理因素解释的问题。以欧洲西北部市场为例，为什么伦敦可以辐射英格兰全境，但是阿姆斯特丹却无法辐射更加广泛的纵深地区？为什么伦敦可以和阿姆斯特丹港形成一个同一市场，却无法和法国北部的勒阿弗尔港、或者德意志北部的不莱梅港形成同一市场？显然能否形成市场的因素不仅包括地理，也包括更多其他因素，很可惜这些同样不是本书的讨论范围。

总体而言，这本书依然是一本扎实的好书。但是这本“小而美”的书显然担不起，也不愿意负担出版方在宣传语中赋予了许诺。

　　《大分流重探》读后感(三)：王文剑：大分流之争的后浪之作

　　

王文剑 / 《大分流重探》译者

19世纪前后的一个世纪，人类社会经济进入一个突发的转折期，工业革命爆发出惊人能量，将西欧及整个西方世界推上经济文化的高峰。这是一个独特而偶然的现象么？欧洲崛起背后的内在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是欧洲崛起，为什么是在英国爆发工业革命，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这类话题引起世界各个领域的争论和关注。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看，欧洲的崛起，以及相对于欧洲，亚洲的没落，显得如此突然，如此不可思议。由这次爆发在西方的崛起，导致持续的全球化浪潮，西方的文化和经济模式，以“欧洲经验”的方式，向全球蔓延。从19世纪中叶开始，除西方以外的更广大地区，在西方工业、科技和文化的“入侵”下，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受到巨大而深远的冲击。“泛西方化”“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以及枪炮、军舰等物质与非物质的西方泊来品，逐渐以各种方式改造和修正着各类文明的基因。

从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等伟大的思想家，无一例外地对这一现象以及现象背后涌现出的诸多问题，反复而深入地思考过。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和欧洲、中国和英国，成为分析和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从历史上看，同样处于农业社会，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亚洲，与欧洲相比，无论从物资文明还是从精神文明上衡量，亚洲并不落后于欧洲，或者说，从粗浅的数据上看，亚洲及中国在GDP、人口总量和贸易总量等主要经济指标上，都无法凸显出欧洲的优越性。在19世纪，欧洲崛起和亚洲的相对没落，让众多学者自然会联想到欧洲在制度、文化、社会结构和帝国扩张等方面的因素。而仅看中国，从1840年后100多年的历史表明，社会文化失去活力，小农经济的“内卷化”使中国陷入长期低水平发展的深渊，国家陷入循环反复的动乱。与同时期加速增长和发展的欧洲相比，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经济、文化和制度仿佛踏上了“向下”且自我锁定的路径，这仿佛是中国、亚洲百年来一切动乱、迷失和失落的根源。为此，几代人围绕制度创新、文化变革和科技进步等，不断努力跋涉，希望完成文明复兴和国家重振，中国进入漫长而艰辛的探索之路。

然而，20世纪以来，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经济迅速崛起，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引起世界瞩目。“欧洲经验”受到现实的挑战。这一现实也引起学界的深刻反思和警醒。“欧洲中心主义”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一反从欧洲看世界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围绕这本书提出的问题，在近20年里，“大分流”话题在经济、历史、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掀起争论的浪潮。这一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值得讨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富裕，有些国家和地区贫穷？这一问题的深入挖掘和讨论，对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欠发达地区如何实现崛起和赶超，发达地区如何实现创新和突破，都非常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按照彭慕兰在《大分流》中的观点，在1800年前后，中国和欧洲，或者说，中国的江南和英国的英格兰，在生活、生产等各个领域并没有明显落后，也就是说，在19世纪之前，中国拥有和英国一样的机会，发展出现代工业。但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中国？彭慕兰给出的答案有两点。一是英格兰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正好周边拥有煤矿资源，而挖掘煤矿，需要抽取大量水，蒸汽机得到广泛应用，促进蒸汽机及其相关产业的科技创新和技术完善；而中国的江南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几乎与之相当，却缺少这样的天然而偶然的条件。二是英国开发大量殖民地，解决市场需求和原材料不足问题，为工业化进程提供巨大的经济动力。显然，因为不具备上述两个关键性条件的，内敛而地域广大的中华帝国以及它的核心经济区——江南，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快速发展的机遇。1800年，中国与英国，亚洲和欧洲分别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且渐行渐远。

随后，以彭慕兰等人为核心的“加州学派”提出的问题和结论，在世界上，引起了热度不断的争议。比如，撰写《白银资本》的作者贡德·弗兰克，认为大分流应该爆发在1870之后，而不是1800年。如果按照工业革命对世界整体格局的改变，英国主导的工业革命，并没有对世界产生实质性变革。而发生在1870—1913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却诞生出很多新兴的产业，比如，电气、化学和光学产业等，这些产业使西方世界获得压倒性优势，但它们却诞生于德国，而非英国。罗伯特·艾伦强调，英国的对外扩张过程中，“大西洋贸易”为英国带来巨额利润，使伦敦成为经济贸易中心。在英国形成独特的工资和成本结构：较高的工资和较低的燃料成本，使得资本愿意大量投入到机器设备开发，工业革命的一些标志性技术才得以在英国推广。而王国斌和罗森塔尔指出，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选择不同发展路径的，与其说源于不同的文化差异，还不如说是人们在不同环境下的选择。虽然彭慕兰强调的自然和地理禀赋（与煤矿的距离、与新大陆的距离）确实值得考虑，但社会生态、自然生态所导致的社会与政治的差异，更为关键。中国的政权和欧洲的政权在地理幅员上相差悬殊，才是导致要素价格在两个地区出现差异的原因。由此，他们认为，19世纪以前，中国即便处于“低速发展”阶段，但并不意味着“停滞”，17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的许多地区正在经历以商品化为主要特征的“斯密式增长”。“政治制度”和“地理幅员”这两个因素可以解释近代后，中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变迁为什么出现差异；并对任何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的解释，也具有很强的普适性。从某种角度看，这是对加州学派的“大分流”理论的一种深化。总之，目前，对“大分流”爆发的原因，依然莫衷一是，但总体而言，大家都比较一致地承认，贸易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商业化水平的提高，是推动欧洲崛起的主要驱动力。

在讨论“大分流”这个问题时，实际上，始终有三个关键且无法回避的问题。第一个是英国和中国，或者欧洲和亚洲，是否在1800年前后，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第二个是，中国和英国发展路径的差异能否完全分析出东西方世界出现“分流”的内在逻辑关系。第三个是，开展跨地区或跨国界的比较，缺乏相对统一且可比较的数据作为支撑，其结论能否有说服力？对大分流“时间点”的探究，是希望回答：在一个长时段中，东西方世界的“大分流”，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还是制度、政治、地理等必然因素造成的？而如果把视野放宽，不再仅仅对中国和英国比较分析，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解释发生在19世纪的“大分流”呢？这样的分析，也许能够重新启发我们，主动站在一个更高远、更超拔的角度，审视我们始终关心的问题：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或时域内，一个地区或国家，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采用相对统一的数据比较分析，能够使有关“大分流”的讨论，少一些定性式的判断，多一些客观的推导和评价，使问题的讨论更容易达成共识。

本书《大分流重探》，另辟蹊径，试图基于上述三个问题，开展富有创建性的探索。作者罗曼·施图德拥有丰富而充分的经济学研究训练，在回应“大分流”问题的争论时，与历史学研究出身的学者相比，在分析模式和研究思路上迥然不同。本书运用1600—1900年欧洲和印度的最新历史数据，开展实证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与加州学派大相异趣。作者认为，欧洲与亚洲出现“大分流”应该追溯到17世纪甚至更早时期，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欧洲的经济社会已经具备非常显著的优越性，包括强大的交通系统、规模更大的贸易量、运行良好的一体化市场、更高的生产率和生产水平。正如所有考察“大分流”问题的学者一样，本书最终研究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地区经济、社会产生差异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深入理解制度、地理条件、政治环境和科技发展等一系列因素的相互影响。本书之所选取1600—1900年作为研究的时间段，当然也是希望直面在“大分流”争论中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在关键的1800年前后，市场整合是因工业革命而爆发，还是在之前已经形成促进了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解读导致“大分流”根源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1860年之后，印度拥有英国殖民者系统整理的统计数据，加入这部分数据，因为统计口径一致和资料完整，更容易对印度和欧洲开展卓有成效的计量分析。这是对中国和英国比较分析时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正如本书所指出的，很遗憾，在1860年之前，印度的历史数据相对缺失和散乱，使研究无法更加全面地勾勒出完整的市场整合过程。

与“大分流”的主流思想相比，本书的结论也令人耳目一新。通过运用粮食这一体积大、价值低商品，衡量市场整合过程，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运用市场间的距离、粮食市场价格相关性、差异程度及其调整到长期水平的速度等指标，考察市场整合的动态过程。作者指出，“斯密式增长”是否对工业革命发挥重要作用，取决于在欧洲崛起之前，市场整合是否完成。基于这一观点，本书得出与加州学派截然不同的结论：早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由于欧洲优越的地理因素、气候条件，以及由此衍生出可通航的内河众多，陆路交通发达，运输成本较低，进而欧洲的商品市场较早完成高度整合。基于此，欧洲的市场分工深度和市场规模，远高于同时期的印度。“欧洲和印度在贸易和市场整合水平、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大分流’，如果不是在17世纪之前已出现，也应该在17世纪发生”。因此，并不是在1800年，英国由于相对偶然的因素爆发了工业革命，并通过产业和市场将工业革命的成果传播到整个西欧，而是必然的地理因素与之伴随的气候条件，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整合、分工深化等经济因素，经过长期的积累，在1800年之前，欧洲已经在世界崛起。工业革命的到来，使这种崛起更加显著。而印度受到地理条件限制，分散化的市场规模，使其无法孕育出“斯密式增长”。而19世纪中叶，在英国殖民者的主导下，铁路在印度逐步普及，使印度的市场整合克服了地理条件的限制，市场整合速度加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欧洲依然稳步发展，在很多领域进入加速的轨道，开始了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与之相比，印度的市场整合和经济增长，只不过刚刚摆脱了自然的约束，开始依赖“人为”的因素，而所谓的追赶，虽然值得庆幸，但远谈不上与欧洲起头并进的程度。

本书的创见清晰明了，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从中受益良多。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是，本书的分析依托于传统的斯密学说，遵从“斯密式增长”的内在逻辑，但从地理、交通和运输成本这些外生因素展开研究，使其结论摆脱了从政治制度角度分析可能会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显得更加稳健。另一个是，本书研究的对象，既有宏观层面（印度和欧洲），也有微观层面（瑞士和普纳）,使其研究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第三个是，严格通过数据说话，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让数据自己来识别和划分区域”，避免了人为划分区域，让定性的判断误导定量研究结论的问题。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使其结论更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作者所开展的计量分析，为他的研究增色不少，与基于历史学学科的同类研究相比，本书的研究更显得出类拔萃。

正如相关评论所言，本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结论，必然在“大分流”争论中，引起广泛的热议。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范式，市场的“无形之手”固然能解释经济、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而在工业化之前，市场整合水平、程度和进程，也确实会受到地理因素和气候条件的严格制约。不过，在没有工业化因素影响之前，制度、文化等因素，究竟能对一个地区市场整合和经济增长发挥出怎样的作用？这样的作用如果出现地区性差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换句话说，如果印度的地理因素和欧洲相似，是否也能得出工业化来临之前，印度也可以完成市场整合，推动经济增长，引发工业革命的结论呢？正如本书在“结论”部分所说，从市场整合角度，可以解释欧洲（特别是西北欧）为什么崛起的问题，但却无法解释，进入19世纪后，当印度的市场整合逐步加快，为什么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依然缓慢的问题。因此，只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市场整合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在机制，才能回答这一问题。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虽然本书没有否定制度、文化等因素对欧洲崛起的影响，相反，还明确表示支持这些主流且定性的结论，但如果如本书所强调，地理因素如此重要，推而言之，我们似可理解为“欧洲崛起源于‘非人为’因素”，那么，“欧洲经验”的实用价值和借鉴价值，是否因此而大打折扣呢？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们是否可以借助新技术、新科学，各个国家和地区走出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而不是简单复制和模仿所谓的“欧洲经验”呢？第三个问题是：印度作为分析对象，其结论能否充分揭示出东西方世界在近代出现的“大分流”问题呢？换言之，对印度和欧洲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类似的质疑，彭慕兰所著的《大分流》也遭遇过。本书在结尾处提出一个相对含糊的观点：本书结论似乎也适用于中国和日本。但我们知道，这个问题还需要相关学者严谨、持续的研究，才能真正见到分晓。

本书的翻译历时一年，期间，本人有幸受到台湾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赖建诚老师的悉心指导。赖老师不辞辛苦，对本书每一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校对，使译本在学术思想、翻译技巧和文字运用上获得极大提高。我本人也被赖老师身上洋溢出的学术精神深深地感染，在此向赖老师表达最诚挚的感谢。本书的翻译也得到格致出版社的激励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当然，本书也得到我的同事齐丹坤老师的大力帮助，在此向他表达最真挚的谢意。由于本人日常工作繁忙，为翻译本书，我的爱人和女儿，在生活上和精神上，也给予我最大的支持，这种支持也是我完成本书的力量之源。希望本书没有辜负所有支持和帮助我的人。

最后，也希望本书的面世，能够引起相关专业学者和对“大分流”问题感兴趣的所有读者的关注，在中国推动相关研究的蓬勃开展。

　　《大分流重探》读后感(四)：周琳读《大分流重探》︱“重探”甚好，包容尤难

　　

“大分流之争”烽烟再起 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的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当年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东亚研究奖。2003年该书中译本（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下文将简称为《大分流》）在中国大陆面世。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 一、十八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个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这个过程称之为“大分流”。（史建云语） 二、“大分流”的决定性因素乃是一些意料之外的“生态横财”，包括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美洲新大陆提供的广阔生存空间和各种生物、矿物资源。 三、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不能回避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交互式比较”（reciprocal comparison），也要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成就与经济活力。 由于上述论断太具颠覆性，所以很快在全世界的中国研究者（甚至是亚洲研究者）中引起了现象级的争论。从此以后，“大分流”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研究绕不开的主题，以彭慕兰为核心人物的“加州学派”也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褒贬皆有，众说纷纭。 二十年过去了，“大分流”的学术战场上依然是烽烟四起。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作品问世，提醒人们“大分流”问题还远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因为我此前曾经做过加州学派的学术史研究（周琳：《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下文将简称为《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也翻译过两部讨论“大分流”的作品——《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王国斌、罗森塔尔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下文将简称为《大分流之外》》，和《大分流之前？——对19世纪初期尼德兰与长江三角洲的比较》（《清史研究》2020年第6期，即将刊登，下文将简称为《大分流之前》），所以对“大分流”论争的新动向一直格外关心。 几个月前，一本刚刚上市的新书引起了我莫大的好奇，这本书名为《大分流重探：欧洲、印度与全球经济强权的兴起》（下文将简称为《大分流重探》），作者是曾在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经济史研究工作的罗曼·施图德（Roman Studer）。看到这个书名的那一瞬间，我就暗想：“‘大分流’的战火又烧起来了，而这一次的战场上又将发生些什么呢？”当然，这本书最初吸引我的，除了书名之外，还有封面上那三排醒目的黑体字：

以坚实的定量数据，颠覆加州学派的大分流叙事。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还原300年欧亚经济演进史。

马德斌先生德论文集《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中收录了后一篇论文

虽然不知道这一段话出自谁人之手，但是它再清楚不过地向读者宣告：这本书是带着一个极大的企图心而来，它的目标不仅仅是“大分流”，更是整个加州学派，甚至希望改写近三百年的欧亚经济演进史。在本书的开篇，九位国际经济史学界的大咖学者贡献了他们热情激昂的褒扬之辞，如“这是无可争议的大作”“是对解答这个历史之谜的一个重大贡献”（前言第1-5页），然而这样的“大目标”真的实现了吗？我们还是要翻开这本书一探究竟。 欧洲与印度的“大分流”故事 二十年前，比较历史研究还处于一个比较粗放的阶段。就像《大分流》，虽然它的主角是中国和欧洲的特定地区，但是印度、日本也会偶尔出来露一下脸。彭慕兰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本书将把重点放在欧洲的地区和中国、印度等国的地区之间的交互比较……当我们的问题——诸如那些关于核心与其腹地之关系的问题——需要时，我们将回到以大陆为单位甚至更大的单位。在某些情况下，由于需要做一种多少有点不同类型的比较，我们将把全世界作为我们的单位。”（10-11页）这样的历史比较当然有移步换景、信手拈来之妙，但是也会使整个研究难以聚焦，许多议题都只能浅尝辄止、言犹未尽。 后来，研究者们越来越注重比较单位的选取，致力于进行精细化的、点对点的比较。李伯重和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对十九世纪长江三角洲华-娄地区和尼德兰的比较（《大分流之前》），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马德斌（Debin Ma）等研究者对1738-1925年苏州、北京、广州、伦敦、阿姆斯特丹工资、物价和生活水平的比较（Allen, Robert C., Jean-Pascal Bassino, Debin Ma, Christine Moll-Murata,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Japan, and Europe, 1738-1925.”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64, no. 1，January 2011, pp. 8-38），都是精细化历史比较的经典案例。而《大分流重探》则是将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和印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印度乃是一个笼罩着神秘色彩的“邻居”，所以一本讲述印度经济发展历程的书，自然对中国读者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大分流重探》的核心线索是“市场整合”（market integration）。这是一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衍生出来的命题。自亚当·斯密之后，不断有研究者思考市场整合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施图德对这条绵延两百多年的学术脉络进行了非常凝练的概括： 斯密式增长理论的逻辑：当市场区域扩大，原本割裂的市场结合成单一市场，成为一个共同运转的整体。这就使劳动分工的地域扩大，引起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内部资源重新配置，进而使劳动的分工进一步深化。技能的专业化会提升整体生产率，带动经济增长，提高GDP和生活水平。除了技术积累，市场整合还能通过其它渠道增加经济收益，包括技术的溢出和扩散、竞争强化、规模效益递增（190-191页）。 一般说来，有了行业鼻祖和众多杰出前辈的理论背书，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实证研究了。但是施图德的做法却有些令人迷惑。在整个“导论”部分，他都在反复地追问：“市场整合对欧洲工业化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市场整合与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到“导论”结束，他的纠结仍然没有停止。在第一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禁暗自惊讶：“这家伙究竟要干什么？哪有人还没开始表演就拼命拆自己的台呢？” 为他捏着一把汗，我继续阅读下面的章节。老实说，因为基本不懂计量研究，所以接下来的章节读起来还是挺吃力的。大致能够看懂的就是： 在第三章中，作者用欧洲和印度的粮食价格数据来估算这两个市场的价格趋同程度和波动情况，从而判断欧洲和印度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整合水平。 在第四章中，作者以粮价为基础，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识别欧洲内部基于市场自身动力而形成的市场单元，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段的变化。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从近代早期到十九世纪，欧洲从一个分割的市场，转变为一个几乎统一的市场（129页）。

在第五章中，作者转换到一个更加微观的视角，将印度普纳地区的市场与瑞士的市场进行比较。通过估算价格相关性、价格离散程度和价格波动幅度，证实近代早期瑞士区域市场的整合程度远远高于印度西高止山脉的普纳地区。 在第六章中，作者对前面所有的实证研究进行总结，提出：在整个考察的时间段里，欧洲的市场整合水平比较高。十八世纪初期，欧洲市场的整合水平就超过了十九世纪初的印度市场。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市场都在持续扩张。而印度是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加快了市场整合的步伐，但尽管如此也未能缩小与欧洲市场的差距。所以，印度与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或许在十七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一直到第六章的结尾，“导论”中那些好像是自我拆台的疑问才有了解答。原来作者并不想武断地使用“市场整合主导经济发展”的刻板论断，而是希望用数据来验证和展现它。将前四章中的市场整合数据与同时期欧洲和印度的人均GDP数据、生活水平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比对就会发现：市场整合度更高的欧洲，的确更早地实现了经济起飞。这样一来，整个研究的内在逻辑就打通了：不同的区域市场，整合程度迥然有别；市场整合程度更高的地方，经济起飞更早、更顺利。这样一来，以“市场整合”为核心线索的研究，就准确地切中的“大分流”研究的要害。 在扎实的计量研究之外，更令人欣赏的是作者的诚实与谨慎。尽管已经有坚实的数据可以证明市场整合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但他仍然强调“市场整合可能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件”（266页）。因为印度的数据显示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与其市场整合速度相匹配。类似这样的情况在这本书中还能找到。比如：地理、气候、运输条件、政治体制、制度环境、贸易制度究竟哪一个（或几个）对市场的影响更大？作者也拒绝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叙述，而是用本书中的计量结果结合客观事实来做出判断。赖建诚先生对本书的评价是“让数据说话，观棋不语”（第II页）。在计量研究方面，本书的确当得起这样的赞赏。 让同为研究者的我更为感慨的是，在十几年的研究工作中，我见过了太多标榜本书、本论文何等重要的言辞，例如：开创了……填补了……发现了……纠正了……然而施图德在这本书中却少有惊人之语，反而是不止一次地说：“本研究证实了更传统的观点”“本书的结论与许多主流的定性论述相当一致”。这些平淡的语句，透露着作者严谨、诚恳的学术操守，拒绝刻意吹捧和拔高自己。至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同行，我自问在写东西时做不到如此坦率、朴实。 由于基本不懂计量研究，所以这一部分写得非常困难，也很难对这本书的量化研究细节做太多的评论。但是这本书的核心逻辑是站得住的，作者的严谨、扎实尤其令人赞赏。译者王文剑先生、校者赖建诚先生也将译文打磨得流畅、优美，极具可读性。王文剑先生称本书为大分流研究的“后浪之作”，而我则更愿意称它为一部“清流之作”。 作为假想敌的“加州学派” 如果说施图德在本书的计量研究部分做到了“观棋不语”般的严谨、克制，那么在与“加州学派”对话的部分，则显得操之过急甚至不求甚解了。在论及加州学派时，施图德的原话如下：

这派人称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他们认为西方的崛起，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和东亚的相对发展轨迹，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突然改变，而不是欧洲经济在长期保持活力后起飞，亚洲却长期停滞。在此之前，该学派认为，从各种指标上看，亚洲（主要是中国，也包括印度和其他地区）的表现，与欧洲不分伯仲……这些新理论的阐释，偏离了传统路径，而煤炭和殖民地的开发，成为解释欧洲兴起的核心要素。（12页）

如果这就是施图德对加州学派的定义，那么他至少犯了三个错误： 一、“西方的崛起，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从来不是加州学派的共识，更不是区分“加州学派”与“非加州学派”的标记。 从笔者的阅读经验来看，认为西方崛起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只是加州学派部分作品的观点，大致包括：彭慕兰的《大分流》，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而且即便如此，在《大分流》中，彭慕兰始终非常小心地将全部论述约束在“欧洲”，甚至是范围更小的“英格兰”，而不是一个笼统的、指向不明的“西方”。其余的加州学派论著，则更多地聚焦于一些实证性议题（如人口、生产力、GDP、生态环境、政治经济等），也是秉持着与施图德相似的“让史料和数据说话”的研究态度，并没有一致地宣称“西方崛起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 而且在较近出版的《大分流之外》一书中，王国斌与他的合作者罗森塔尔也放弃了那个模糊不清的“西方”，而代之以更加明确的“欧洲”，并勾勒出中欧大分流的一明一暗两条时间线，“明线”即中国和欧洲清晰可辨的、经济社会发展拉开差距的历史时期，这当然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但是“暗线”，即促成欧洲和中国大分流的机缘和内在动力，则是“草蛇灰线”似的埋在从公元十一世纪开始的双方政治经济格局之中。任何一个仔细阅读这本书的读者，都不可能得出“加州学派认为西方的崛起发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结论。 当然，仍然有很多学者认为，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拐点。但是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19世纪大转型》（罗伯特.A·德内马克编，吴延民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一书中早已指出，这并不是加州学派部分学者独创的观点，而是被许多“西方（或欧洲）优越论者”所共享的“起飞神话”（第一章）。 所以，不管“西方的崛起，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个观点对还是不对，它都不是加州学派的共识，更不是区分“加州学派”与“非加州学派”的标志性观点。如果真如施图德所断言的这样，那么过去一百多年中的很多学者，大概都应该被划入“加州学派”了。 二、“在此之前（笔者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以前），该学派认为，从各种指标上看，亚洲（主要是中国，也包括印度和其他地区）的表现，与欧洲不分伯仲……”这并不是事实。 2012年，劳伦·勃兰特（Loren Brandt）、马德斌、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共同发表了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从分流到合流：重新评估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历史，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52 No.1, 2014, pp.45-123）一文，其中有对加州学派观点的概述： 最近，李中清、李伯重、彭慕兰、王国斌和其他一些被称为“加州学派”的学者，提出了关于清代中期中国经济发展和活力的新观点。他们的核心论断清晰地表述在彭慕兰影响极大的著作《大分流》之中。概括起来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与欧洲之间，在经济结构和人均收入方面相差无几。 加州学派并没有将中国的历史描述为一个长期的“大反转”，而是提出：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清代长江下游地区，贸易、市场制度和生活水平，几乎可以与十八世纪末期的欧洲西北部地区等量齐观。 诚然，这三位作者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彭慕兰与整个加州学派划了等号，但是他们在具体观点的阐述上却非常谨慎和克制。从他们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即便真的有与欧洲“不分伯仲”的区域，那也是清代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更具体地说是清代的长江下游地区，而不是整个中国、印度、亚洲其它地区，甚至是整个亚洲。当然，在《大分流》中，彭慕兰的确提到了印度和日本，但是他确实从未提到印度、日本与英格兰或整个欧洲“不分伯仲”。 而更近期的研究则可以证明，即便是彭慕兰也不能与整个加州学派划等号。彭慕兰的确曾在《大分流》中断言：在1800年前后，在欧洲和东亚的核心区“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所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劳动力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第2页）。然而在李伯重与范·赞登2012年发表的《大分流之前》一文中，对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华-娄地区与尼德兰的诸多经济指标进行了精细的估算。计算出来的结果是：在1820年代，尼德兰的人均GDP是一千八百三十八美元，华-娄地区的人均GDP是九百八十八美元，尼德兰的人均GDP大约是长江三角洲的两倍。而且这种差异并不是短期的经济波动所致，更可能源于两地的要素成本和政治经济差异。这就与彭慕兰的“相似论”完全不同。

（左）十九世纪的荷兰风景画，作者：Comelis Springer；（右）江南养蚕的农户，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作者：Thomas Allom普拉桑南·帕塔萨拉蒂的著作《为何欧洲走向富强，亚洲却没有：1600-1850年全球经济的岔路口》

所以，虽然加州学派有相似的研究取向，以及对明清中国经济相对更加乐观的评估，但是他们的研究绝不会停滞不前，他们的观点也绝不是“异口同声”。 三、认错了加州学派的成员。 在撰写这段概述加州学派的文字时，施图德加了一个注释（24-25页，注50），其中列举了彭慕兰、王国斌、弗兰克和普拉桑南·帕塔萨拉蒂（Prasannan Parthasarathi）的著作。彭慕兰、王国斌无疑是加州学派的成员，而帕塔萨拉蒂虽然完成了关于“印欧大分流”的出色研究，却从未被划入加州学派之中。而弗兰克是否属于加州学派，其实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加州学派”是指“二十年前，一批在美国加州不同大学中讲授中国经济史的中年学者”（李伯重：《“大分流”之后“加州学派”的二十年》，《读书》2019年第1期）。而弗兰克从未在加州任教，而且他的研究方向更偏重于世界体系和拉美地区，其研究风格也有所不同。当然，一部分国内读者将弗兰克视为加州学派的成员，或许与我十年前的一篇文章有关（《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但是在这十年里，我其实一直在怀疑自己当时的结论，到现在也未有定论，所以也必须借这个机会向读者澄清这个疑惑并致以歉意。 所以，如果施图德引用弗兰克和帕塔萨拉蒂的研究论著，是为了转引他们书中提及的加州学派研究成果，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施图德将这两位学者视为加州学派的成员，并通过反驳他们的研究来反驳加州学派，那可能就像射击瞄错了标靶一样。 总而言之，施图德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大分流=彭慕兰=加州学派”的逻辑，这显然是塑造了一个类似于“假想敌”的“加州学派”。所以本书封面上“颠覆加州学派的大分流叙事，还原300年欧亚经济演进史”等语，可能有夸大之嫌。至于赖建诚先生在推荐序中说：“有人用长三角部分城镇的零星数据，对比伦敦的生活水平，得出结论说17-18世纪的中国，发展水平不低于英国”，也显得有失学术礼仪。如果要进行学术辩论，自然要指名道姓、真凭实据，而绝不应如这般冷嘲热讽。 站在今天的认知高度，去挑彭慕兰二十年前的错误是很容易的。就连彭慕兰自己也承认，一些对他的批评“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加州学派共享的其实是另一些东西，彭慕兰将其概括为：不能拒绝比较；要做互反比较；在工业与前工业世界之间有一个极大的断裂；要重新思考“早期现代世界”的概念（澎湃新闻：彭慕兰独家回应《大分流》争议：赵鼎新指出我了忽略的问题，2015年10月17日）。毋庸讳言，加州学派的研究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施图德的很多批评并没有找准问题的所在。只有在论述“历史变迁的无缝网络”（205页），“欧洲很早就开始崛起，欧洲的发展比通常认知的更稳定”（206页）这个层面时，施图德才真的击中了加州学派的关键点。 十年前，在读完能找到的几乎所有加州学派的研究论著后，我深感对加州学派下一个定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写下了这一段话：

要在一个学术派别日益成长之时对其进行学术史总结，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其当下的发展日甚一日，未来的取向还尚未确定，所以往往一说即成错。（《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

十年后的今天，这段话或许仍然可以用来与加州学派的读者共勉。

　　《大分流重探》读后感(五)：印欧“大分流”始于何时？

　　

西方为何在近代全方位超越东方，并主导着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体系？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如何理解今日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也关乎每一个国家如何认知自身的近现代历史进程和当代的战略取向，故而曾长期吸引着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乃至地理学家的研究，他们均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学派谱系和知识背景之下寻找具有解释力的答案。上世纪90年代，美国加州多所高校社会经济史领域涌现出一批学者，他们借助自身所具有的东亚经验和社会经济史的长期耕耘，开创了近代中欧大分流研究的“加州学派”，以2000年彭慕兰的专著《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最为著名，通过宏观区域的中国与西欧，微观区域的长三角与英格兰、低地地区的比较历史分析，认为18世纪前中欧经济发展水平并无差距，且大分流的出现是19世纪的产物，得益于西方世界的两大独有优势，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可供开发、掠夺的殖民地，从而超越长期经济繁荣的东亚。这一观点纵然和一般的历史认知相冲突，随即在学界遭受一片质疑和反对，从方法、视角、区域的局限性和历史时空的纵深性等多个维度提出批评。不过，在随后的多年，大分流的讨论热度虽不曾减弱，却依然强烈地将地域局限在中国与西欧（或具体国家）的历史比较中，缺少其他地区的加入。

本书作者罗曼·施图德作为著名经济史专家Robert Allen的学生，曾长期参与编制、完善近代欧洲经济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不仅构成本书重要的数据来源，也成为研究近代欧洲经济史难以绕过的数据资料。在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作者认识到了一条可供解释大分流的合理逻辑和论证路径，并将印度加入其中，作为与欧洲进行历史比较的对象。印度的人口规模及在世界历史中的较高权重，使得探讨印欧大分流的问题不仅能丰富欧洲同旧大陆其他地区的多维度比较，也能与“加州学派”的论证思路和结论展开对话，看究竟哪一种理论和方法的适用性和解释力更强。

相比于中欧之间的历史分析，印欧间的历史联系和比较分析既有多样化可理解的一面，也有不便和难以操作的一面。若以当代印度和欧洲两个区域文明的直接联系来看，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东征的希腊化时代，自那个时代起，欧洲的亚细亚观念中印度就扮演着极高的历史地位，印度商业的繁华和庞大的市场成为近代欧洲新航路开辟的一大动力，近代印度次大陆大多数地区又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印欧之间的各项政治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欧洲人对于印度认知和交流的历史际遇要深于中国。但不便之处在于印度地域的多元性和史学传统，印度史上长期邦国林立，南北语言差别巨大，史料相对欧洲和中国更显稀缺，这都构成研究印度近代之前历史的严重障碍。

本书源自2008年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当年曾荣获美国经济史学会颁发的“格申克龙奖”（值得一提的是，格申克龙是研究俄罗斯东欧经济史的专家，这个奖项颁发给发展经济学、近现代经济史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经过多年的打磨和新材料的扩充，在201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博士论文专著。

一、本书的研究路径和理论逻辑

全书分为七个章节、四大部分。第一章为导论，开宗明义地说明“斯密式增长”的适用性，进一步提出市场整合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关联，并对本书研究的范围进行了界定。第一篇的“宏观图景”包括第二和第三章，从本书核心论点的市场整合角度出发，探讨市场整合的决定因素与测量印欧之间的市场整合水平，第三篇的“差异与拓展”则回到微观区域，通过选取欧洲和印度的一个区域——瑞士和浦那，并结合相应的地理特征，探讨各自的市场整合程度。第三篇的最后两章则回到宏观视角，理解贸易和经济整合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全书后面还附有丰富的数据来源。能够看出，本书的结构特征、论述方式上的博士论文特征相当明显，这方便读者迅速把握作者的研究思路。

第一章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贸易主导型增长模式出发，认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分散的市场整合为统一的市场，会导致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进一步推动增长。作者也提及目前学界有关近代经济增长和“大分流”的一些关键因素的解释，如贸易和商业化、殖民主义、宗教、制度、人力资本和煤炭发现并广泛应用，作者表示其中单一因素无法完全解释“欧洲兴起”的问题。

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回到关于近代市场整合问题上，聚焦于四个大的方向：市场在何时、如何整合？.如何解释整合的过程？市场整合对经济和社会有何影响？市场整合的政治后果？同时强调本书将对这四个问题作出一定的阐释，针对印度史上严重缺少可靠史料这一问题上，遵守“有统计的时期”原则，欧洲的时段选取在1600-1900年间，印度则适当选取在该时段的后半段。由于粮食史料的相对易得性以及运输成本和能力的敏感性，作者将粮食价格作为测度市场整合的要素。

第二章的“宏观图景”阐释本书论点的核心公式，即市场整合的三大决定因素：地理与气候、制度与政治、运输技术和基础设施。作者认为本书通过比较历史研究的实践，三大决定因素能够涵盖此议题的绝大多数文献。地理与气候根据印欧两地的地形地貌、山脉水系、气候土壤等多个维度进行描述。制度与政治方面，作者认为新制度学派更具解释力，在印度种姓制度的作用、印度产权制度体系、莫卧儿帝国专制主义、印度教“人力资本”的发展等视角的讨论已有相当规模的学术成果，但这些均面临缺乏定量证据的考验，而这些在作者看来均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因而从政治稳定和市场整合到贸易政策和法律发展的角度对印欧近代几个世纪的发展作出简述。对于印度，莫卧儿帝国衰落之后产生长期乱局，在英国人击败马拉塔人之后，进行政治经济融合程度超越之前所有王朝，伦敦视印度为原材料供应地，殖民当局更注重发展出口运输业，较不看重大规模的人力资本开发、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而欧洲在16-19世纪伴随着频繁的战争，工业化进程和贸易规模不断加快。同时在自由贸易政策下，作者认为交通运输领域的革命是促成贸易大幅扩张和市场整合最重要的推手，因而结合自然地理条件，对于印欧之间运输网络、运输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差别展开描述。凭借上述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印欧之间的粮食生产与贸易产生了“大分流”。

第三章则运用政府档案、统计期刊、二手文献构成的粮价数据库，衡量市场整合的程度和过程。作者假设市场完全整合时，国内的价格就与当地的收成无关。如果国内市场相对世界的重要性很小，收成的波动只会改变进出口数量，国内粮价等于世界粮价加上运输成本。运用相关系数测量印欧两个地区不同距离的两个市场粮价联动性，而用误差修正法则进一步检测两个市场的价格调整过程。并且，运用变异系数来测量印欧两个地区和更大的世界范围内粮价的趋同性和波动性的大小。研究表明，18-19世纪欧洲不同地区粮价相关性在不同距离水平上均高于印度，长期粮价序列的趋同性和波动性方面，自17-19世纪以来欧洲粮价波动性远低于印度，19世纪初期欧洲粮食市场形成相当程度的价格趋同性，而印度则在19世纪末才有价格趋同性的表现，且长期波动水平相当之高。

第二篇的两篇则拉回相对微观的区域，第四章采用100个欧洲城市粮价数据库样本探讨欧洲内部的市场整合情况。与第三章一样，采用变异系数衡量价格间的趋同性，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解决多重共线性和虚假相关问题，对不同城市价格变动的相关性组成不同的刺激网络，认为距离依然构成影响不同程度的市场整合最重要的变量，同时发现跨越从早期近代到现代的鸿沟时，欧洲粮食市场的整合呈现多重、阶段式的浪潮。

第五章则选取印欧之间的一个微观区域进行比较研究，选取的标准为自然地理禀赋相似的地区：该区域没有港口，所在的平原没有可通航的河流，且为内陆丘陵地区，加之数据较为充足。作者因而选择了欧洲的瑞士和印度的浦那作为两个样本进行比较，与第三章类似，运用相关系数探讨价格的相关性，以及通过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价格趋同与价格波动。通过更长时间尺度和以自然地理条件选取案例的缘故，作者还探讨了从气候与市场扩张两个角度考察粮价的决定因素，并试图回答一个地方的粮价如何受到气候条件和境外粮价的影响。研究表明19世纪以瑞士为代表的欧洲内陆才纳入世界粮食市场体系，气候在1820年左右变得无关紧要。

第三篇“综述与解释”的两章对前面几章的内容进行延伸讨论，试图让读者理解贸易和经济整合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理顺“贸易——增长”与“整合——增长”之间的逻辑链。总体而言，18-19世纪欧洲市场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市场整合，并且不断在加快这一进程。19世纪晚期，真正的欧洲统一粮食市场开始出现。而在印度，19世纪中叶之间各地粮食贸易是地方性的，表现市场整合度很低，19世纪末才有市场整合迹象，而在18-19世纪，市场整合的范围从区域跃升到国家甚至全球层面。关于市场整合对经济发展作用的逻辑，作者采用麦迪逊的估计数据（尽管数据本身也存在多多少少的问题，但在全球比较意义上，依然认为是最为靠谱的数据），依然认同当市场区域扩大，原本割裂的市场结合成单一市场，成为一个共同运转的整体，技能专业化提升整体生产率的“斯密式增长”逻辑的强大解释力。因而在关于印欧“大分流”的时间点和成因上，作者大力反驳了“加州学派”普遍认为的19世纪才开始，而认为应提前追溯至17世纪及以前。

二、本书研究特点及一些不足

本书的导论就曾提及，将在四个方向也作出一定的突破：消除现有文献的地理取向、将印度引入大分流的讨论中、消除欧洲内部的地理偏向、对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市场整合进行研究。不难发现，作为本书核心的第二至第五章中的每一章分别是这四个方向的一个提炼，以下将这四大突破分别作出评述。

1.消除现有文献的地理取向：将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加入其中

可以说，地理环境的讨论贯穿全书，并在第二章就将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摆在首要位置，同时构成市场整合的三大因素之一。

对印欧之间宏观地理环境的比较致力于宏观且全域范围的比较，作者认为印度相对于欧洲气候更显恶劣，季风的不稳定性、耕作土壤条件不如欧洲、旱涝等极端气候频发、内河航运条件较差且可通航里程较短，公路网密度稀疏，陆上交通运输方式落后，无法有效沟通全境，这些特点有些是实情，但是需要有强烈的时空约束条件才能成立。印度的季风的确存在长期的不稳定性导致旱涝频发，但是印度的季风类似于中国的季风，明显的干湿季、年积温的巨大优势和肥沃的沉积性土壤构成了农业耕作的高肥力，而欧洲尤其是西北欧地区，在传统的农业耕作条件下，长期积温不足、日照较为缺乏，侵蚀地貌下的土壤肥力和农业产量是长期不如中国和印度，甚至也不如中世纪后期在欧洲范围内农业逐步占优势的东欧。

对于内河航运而言，西北欧的莱茵河水运网络的确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相当成熟，也正如作者对欧洲内河通航流域的界定，集中在西北欧地区的英格兰、法国和低地，流域面积相对较小，至于中东欧和南欧地区的航运体系发展情况则尚未涉及。印度的确也存在可通航的河流不足的问题，北部的恒河长期作为内河航运的主力，印度河流域则运输动力不足，南部的河流河谷发育显著造成通航条件不足，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印度南北被一系列东西走向的山脉所隔绝，且长期未被统一的政权管辖造成南北交通的不便利，且开凿运河等人工工程的成本巨大，正是这点也造成后文所说的公路体系的不健全，若是将印度的陆上交通网络微观化处理（即将其与英格兰、法国地图比例尺相统一），各个区域（如分别观察印度河流域、恒河中上游、德干高原腹地）的公路网密度可能就会发生巨大提升，即图2.2与图2.5的公路网密度的对比是否为同一尺度上的比较。

由于政治意义上印度长期存在邦国林立的状态，每个地区的贸易和政治演进方式差异巨大，而对于印度的讨论，作者集中于北印度莫卧儿帝国和马拉塔王国的政治演变形势，没有探讨可能区域和国际联系更为密切的科罗曼德尔海岸和孟加拉地区，这一地区的域外联系可能比与次大陆其他地区的联系程度更深。对于后文中印欧两地海运状态的比较也存在这样的联动问题，对印度海运贸易忽视了南部沿海，而只是拿欧洲近代海运体系完善的低地地区与严重依赖内陆性的莫卧儿帝国所维持的苏拉特港之间作出比较。

2.将印度引入大分流的讨论中

自“大分流”的学术争鸣以来，学界长期致力于中国与欧洲的比较，而忽视旧大陆的其他地区，本书作为将印度纳入大分流的讨论中的确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拓性。针对不知粮价类型和品质优劣所造成的数据质量不够好的问题，对于印欧之间的宏观比较选取了印度35个城镇样本和欧洲20个城市的样本。

需要指出的是，两地的样本在空间分布上均存在严重不均衡的特征。印度的样本多集中在德里附近的恒河上游、孟加拉所在的恒河三角洲地带以及西部沿海同时也是马拉塔王朝核心的孟买-浦那地区，只有一个案例位于泰米尔地区但同时也是海外贸易发达的马德拉斯，而其他地区，同时也作为人口和市场权重巨大的印度河流域、恒河中游、马尔瓦地区和德干腹地缺少样本。而作者也可能无意的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马德拉斯为代表的南部沿海和东部的孟加拉地区在近代孟加拉湾贸易体系中，粮食贸易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缅甸泰国等地的大米种植业的兴盛、阿萨姆地区的移民拓荒一定程度上是由前者的市场和人口规模驱动的，这些地方的粮价变动是否和后者的市场价格和社会经济环境有关？

对于欧洲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作者选取的20个欧洲样本城市中，一半以上位于瑞士。众所周知，以当代国家边界和衍变的视角看，瑞士具有当代意义的版图形体的确立相当之早，15世纪就已初步定型，甚至早于近代民族国家最早发育的西班牙和法国。因而瑞士地区粮食及市场的整合多大程度上受到瑞士联邦这一政治实体的规训所在，选择如此多的瑞士样本或许与数据本身更易可得，同时作者也身为瑞士籍所影响，但确实也影响了效度。而20个城市的样本的东界确定为波兰的克拉科夫，在中世纪后期到近代早期，东欧相对于西欧反倒是农业生产更占优势的地区，这也造成了近代工业革命发生之时遭受农业旧阶层利益群体的抵制，从而难以在东欧大范围扩张。东欧的农业体系多大程度上与西欧展开联动，也应对此作出讨论。

3.消除欧洲内部的地理偏向

针对印度与欧洲内部区域的差异与整合的讨论中，面对印度数据不足的现实困境，作者采用集中讨论欧洲的方式进行处理，采用全欧洲100个城市的样书进行分析。需要注意的是，100个城市样本的地域分布同样存在不平衡的问题，集中于瑞士和西北欧地区，东欧的样本非常稀疏，与西北欧联系密切的北欧地区以及东南欧缺少样本。

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来识别具有相似价格变动的区域中（以图4.5-4.7为例），并未完全显示上述100个样本。与此相对应的一点，根据价格变动的相似性来划分不同的粮食市场整合网络，随着时间变化也存在区域整合范围的差异，且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重合，在图4.8-4.9中专门对瑞士进行了单列，这一标准是否需要在主成分分析所进行的降维处理中进一步说明。继而可以探讨与其他几个具有相似价格变动的区域（如欧洲西北）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内部的整合机制是否相同，政治因素在各自区域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有所异同？如果印度同期数据可得，有相对应的多个“欧洲”粮食价格数据的依据，反应印度市场整合的过程和时间节点和在此基本上的推算，并和欧洲做比较；以及与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的政治统治史进行参照，来发现相关性和变异性，是否会更有说服力。

4.对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市场整合进行研究

本章针对相似地理特征选取了瑞士和浦那两个样本，如果单就作者选取“该区域没有港口，所在的平原没有可通航的河流，且为内陆丘陵地区”的标准看，浦那可能样本质量还是不够高，浦那距离海岸并不遥远，且随着孟买的崛起，很快纳入孟买为主导的沿海经济体系中。如果未来数据质量和可得性的提升，南印度的迈索尔和海德拉巴或许更为合适，两地均有与瑞士相类似的土邦体制，英国殖民时期对既有的经济网络影响有限，且符合作者给定的自然地理条件。

至于作者通过对瑞士和浦那进行的长时段比较研究基础上得出的气候对粮价波动性的影响，其实还涉及印欧（其实还是以西北欧为主）粮食生产-消费的巨大差异。即印度长期邦国林立、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造成人口地理（粮食消费意义上）与农业地理（粮食生产意义上）区域的相对一致性，跨区域粮食的贸易需求十分有限，规模和衍生的商业群体数量也因此较少。从印度历史上出现的饥荒也有这个特点，通常不是全域范围内的饥荒，而是某一区域具有相对程度的严重性。这一特点与中国和西北欧差异很大，中国大运河的疏通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缓解人口地理与农业地理的错位，越到近代中国的粮食运输尤其显得重要，且人口增长也促发了边疆地区的开发。西北欧也有类似的趋势，瑞士作为当今欧洲发达经济体粮食自给率最低的地区（不足50%），长期以来依靠外部粮食运输网络，西北欧的低地地区和英格兰在近代也是人口增长速度超越了粮食增长速度，不仅刺激了海外移民浪潮，也在欧洲内部加强了粮食贸易的重要性，因此这一特点必须结合人口增长的特征，尤其是与东欧地区农业区域的整合来加以分析。

三、关于“大分流”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诚然，本书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拓性，不仅从空间范围内拓宽了东西“大分流”的讨论，并且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大分流”问题的市场整合学派。其实，自中西大分流究竟产生于何时的讨论中，“加州学派”给出的19世纪以后的答案越来越遭受质疑和挑战，不论是从中欧各自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来讲，还是从两地生活水平和粮食工资的角度看。在此，提出以下几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视角。

1.地理空间的选取

赋予自然地理特征以重大权重作为本书的亮点，但若是浅尝辄止和论述不充分很容易走进“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叙事体系中，其实本书作者已经有了这点趋势，如果一个自然地理领域的专家来进行印欧自然地理环境的比较，可能断然不会得出在纯粹的农业生产条件下，西北欧会比印度有相当程度的优势。

不过作者跨区域的尝试也在提醒学者的比较视野在时空范围内一定要放的足够宽广。欧洲为何会在旧大陆的各个地区脱颖而出？那么对旧大陆各个地区的前近代的历史比较分析都会有相当程度的意义。除了欧洲和中印之外，在传统陆上贸易体系最为发达的波斯-中亚地区前近代的市场整合程度如何（或许此地用粮价的联动性、波动性不是一个好的参数，但是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思路应该相对合适），与地中海贸易联系紧密且历史上孕育长期海外贸易的黎凡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区域市场整合程度究竟如何。除了欧洲以外的旧大陆各地区，是否在前近代也存在“小分流”的趋势。相对于中西大分流采取长三角和英格兰-低地地区，这两片在各自区域最为发达地区的对比，在近代的印度，在不受欧洲影响的情况下，是否会自发的产生一块相对发达和腾飞的区域，并有可能带动相当范围的区域的社会经济变革呢？

2.与其他研究路径的对话与整合

目前学界关于“大分流”成因的讨论中，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视角还包括：白银工资以及粮食工资、劳动生产率、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身高与人力资本、城市化程度等对实际生活水平的测度；市场-制度学派的贸易网络、商业法律和司法制度；殖民统治对大分流的塑造。这些观点在本书多多少少也存在讨论，不过是以文献综述的形式放在导论及最后两章中，且都是在作者已经有自己结论的情形下对这些解释因素不够好的一种批判。在主成分分析中，作者对这些潜在的变量进行了降维处理，为何依然是距离因素最为突出，这一点的阐释稍显不足，如果未来能有更好的模型将所有研究视角进行统和，从中发现哪种因素影响力是最强的，或许更具全面性。

3.网络科学的广泛应用

本书的核心词是“整合”（integrity），作者在全书中其实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强调：从根本意义上，印欧之间早已产生大分流，绝不是迟至19世纪才产生；运用“整合——增长”机制来解释“大分流”现象；说明为何“整合——增长”机制最具说服力。

如果聚焦于粮食市场的整合，中国前近代的粮食市场在官僚运作下可能就已经达到相对高水准的整合，尽管存在效率低下、稳定性偏弱、经济现实条件所迫等制约因素，但绝不会在此基础上得出中欧之间大分流时期较晚的结论。其实在“整合”一词的背后蕴含着“网络”这一更为重要的特征。在第三章至第五章的定量分析中，距离的重要作用和不同粮食市场的整合区域，毋宁说是哪些空间节点形成了某些特点所构成的网络。目前网络科学的发展方兴未艾，但主要解决的是现实的社会科学问题，还未深入到计量史学领域，未来随着历史大数据的扩充，很可能会伴随着网络科学的应用产生新的研究成果。

对于市场的整合与近代欧洲政治格局的互动影响，作为本书第四个探讨的问题，作者说明不是讨论的重点，但是本书所构建的理论前沿却深刻地触碰了这一问题。诸如经济整合的区域划分有时与政区范围或在相关协议上的自贸区(经济区）并不一致，前者区域的形成和范围的构造过程中的推动因素有哪些？与较为刚性的后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互动和相互影响？是否在现当代的演进中，二者之间的稳定性不断在相互提升，有不断统和的趋势，而逐步保持一致？对于印度同样如此，跨区域的印度商人的商业网络模式，在各个地区、历史上各个时段的演变模式究竟如何，南亚次大陆内部跨区域和域外跨区域（主要是与孟加拉湾的商业网络）之间有多少重合与联系，及与英属印度时期有无变化，多少是统一性的大市场的产物，多少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所致？

目前欧洲之外地区社会经济史的发展面临如何从各个地区纷繁复杂的史料中剥捡出有价值的数据，因而本书所运用的数据库的信息量相对于当今社会产生的海量数据而言，只是“小数据”分析，这或许也会推动其他诸如文本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学科的发展。可以预见，这需要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携手合作，并且每位专家尽量需要做到知识领域的全面才能统和各个学科提供的洞见。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对“印欧大分流产生于何时”的问题没有作出回答，只是强调印欧大分流的时间早于17世纪。而近年李稻葵、管汉晖团队所作的研究结果认为，中欧大分流的时间早在1300年左右就已产生。若真是如此，那么欧洲中世纪历史，中印的前近代历史对当代的意义就得到进一步地凸显，那一时段的历史或许需要重新进行阐释。

印欧大分流的的讨论帮助人们认识旧大陆每一片地区在前近代历史发展的意义，若无卷入西方主导下的全球体系，它们各自的国家或区域会如何发展？纳入这样的全球经济体系究竟对它们本身的历史惯性和历史进程改变了多少？可以预见，只要全球还存在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大分流”的探讨就一直会有现实意义，从而永不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