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罗巴一千年》读后感精选

　　《欧罗巴一千年》是一本由[英] 伊恩·莫蒂默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5.00元，页数：4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欧罗巴一千年》精选点评：

　　●一千年视角西方的变化规律

　　●速速浏览完这十个世纪，历史如此的不确定，也无法预估事情的长期效应。落到最后评估世界的是需求和供给，靠科技对于燃料的创新，人类还能延迟多少年。

　　●作者对技术比较悲观，认为技术发展最终不能满足人类膨胀的需求，因此人类社会将从男性的扩张转移到女性的自省。很有意思的角度，展示了一个内缩的，回归本原的未来。它或许柔美，或许消沉，不管如何，当下能做的就是珍惜和提前规划。

　　●读完了《欧罗巴一千年___打破边界的历史》，从欧洲的视角，审视了人类的千年历史镜像。十个世纪，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2000年。 一百多年前，英格兰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70%；到二十世纪中，大部分国家才给了女性投票权；在十七世纪，巴黎的预期寿命才有23岁；到二十世纪中，飞机才成为人们的常规交通工具…… 所有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的东西，其实都是不断变化的结果，甚至是存在没多久的事物。 1348年的黑死病，死亡率近50%，就是两个人中有一个人就死于黑死病；以前不懂交战前主帅先一对一打，打赢了就赢了，而不怎么管士兵整体作战能力，这本书的解释是说如果一对一作战赢了，那就是证明上帝是站在他们一方的，象征意义很强。

　　●比历史课本好看多了

　　●一段航程读完一千年的沧海桑田，依旧迷恋中世纪，仿佛昨天还在法兰西清丽山水间遍访修道院落，隔着历史回声眺望星辰大海。

　　●基督教产生的信仰力量，是形成西方历史变化的推动力

　　●用一整个白天读完了这本简单的欧罗巴千年史。短短三十几万字，能把一千年历史写下，确实很考验取舍和归纳的功底。作者对十个世纪的梳理，十分清晰，每个世纪都用不同的角度阐述最重要的几大变革，帮助读者在已有的中学历史知识基础上，梳理出一条更清晰的脉络。每个世纪的最后，作者都非常友善地提炼了要点，尽可能站在客观位置，给出这个世纪对推动社会变革影响最大的人物。虽然免不了有些局限性，但给出的理由还是比较充分的。带着读者浩浩荡荡梳理完十个世纪的历史之后，在第十一章节进行归纳总结，参考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得出20世纪的变革最丰富、最彻底这一结论，角度很特别。其实，快速翻阅下来，已能明显感受到19和20世纪世界发展之快了。个人比较喜欢前面几个章节的内容，对中国读者而言，补足了不少知识盲区。

　　●应该是这套丛书目前为止最好读的一本，立意很有趣

　　●非常简单笼统的欧洲史概述。作者选取每个世纪中几个重要变化予以归纳总结，一千年分成每一章100年的形式来讲述。内容稍微有点浅显，作为普及本还是很好的选择。

　　《欧罗巴一千年》读后感(一)：站在天上看时间

　　身为一个英国历史专家的作者，用一本不算太厚重的书籍，书写了十个世纪的跨度，上百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避开人类身份职业的偏见，从“变化”角度看待和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历史。 宗教，土地，武器，语言，科技发展，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城市化进程……种种上百种变化是对于人类发展最重要的呢？对于每个人，都有自我的看法。或许有人会驳斥作者对达芬奇的轻视，对玛丽莲梦露的无视，诸如此类的抱怨，可是，关于社会、文明、革命与战争的千年旅程，以期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作者比我们更知道什么比较重要。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彼得•阿伯拉尔、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哥伦布、马丁•路德、伽利略、马克思、希特勒……1000年以来的欧洲大地，这类人用自己的努力见，才让我们拥有便利现代生活。然而，在接下来的时间中马尔萨斯的预言将不绝于耳，人类这个种群，还能继续存在吗？ 面对枯竭的星球，不断固化的阶级，人类的前途在哪里？或许正如作者所言，“人类的存在，不是为了与星辰赛跑，也不是为了与真理赛跑。它更像是一种平衡行为，沿着一条钢索踟蹰而行，为了到达一个更好的地方不断冒险向前。”

　　《欧罗巴一千年》读后感(二)：信仰是推动1000年来历史发展的总动机

　　本书还是值得一看的，1000年的历史，以欧洲历史为主，作者将1000年，分为了10个100年的段落。每个100年的历史总结了本世纪对历史影响的事件。

　　1000年，人类的信仰不断的推动历史向前的发展，人类在历史中不断的迷茫，解决迷茫，最后在不断向前发展。

　　最为精彩的是本书的第十一章，作者以（1）生理、（2）安全、（3）法律与秩序、（4）健康、（5）意识形态、（6）社区支持、（7）个人提升、（8）社区提升8个社会的需求来总结认了类发展的层次。这与马洛斯的需求相似，但还是比较切合人类的不断发展。

　　人类历史的发展与人口的增加密不可分，发展历程最快的20和19世纪，这两个世纪中的人口占到了人类这1000年50%以上（以欧洲人口为例）。

　　人类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密不可分，天气与人类的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天气与农业的收入有直接关系。

　　知识也是推动人类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推动力，事实证明，只有知识的广泛推广，打破知识的垄断才能更好的推动人类向更美好的历史发展。

　　《欧罗巴一千年》读后感(三)：欧罗巴一千年：有关咖啡的插曲与其他

　　素净的封面，简洁的文字，一眼就上心了~

　　方济各，修士

　　大名鼎鼎的卡布奇诺，名字跟方济各大有渊源。（见“咖啡历史趣谈：方济各·嘉布遣·卡布奇诺”）

　　书中简介了包括了方济各在内的主要教派的渊源，出现的背景，发展的脉络。

　　其中，关于修士的讲解，倒是解了不少疑惑。

　　修士，是独立于有正式教职的宗教人士和普通信众的第三方，因为不担任教职，对信众来说更具信服力，可以更具公信力的承担起一些外交斡旋的任务。与普通信众相比，具有更强烈的宗教信仰，在宗教信仰的推广中，修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与宗教

　　牛顿是最知名的学者，万有引力世人皆知，晚年致力于神学，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书中做了许多讲解。表现出这种矛盾的学者有很多，除了牛顿，开普勒，天文学上的大学者，研究天文学的初衷是更好的学习星座。

　　认真的对待信仰，执着的为了信仰中的真理思考钻研。经过作者的讲解，也是有道理的。科学与宗教并不是势不两立的存在。

　　留尼汪岛

　　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留尼汪岛占了一席之地，它是绕过好望角，通往香料国度的中转岛屿。留尼汪岛，成为咖啡传播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为当今的咖啡客提供了最有名的波旁咖啡。（见“咖啡品种：波旁”）留尼汪岛名字的由来，见证了另一段历史。大航海时代，人们活动的领域更加广阔，新大陆、新航线的开辟，催生了众多新地名，多数会以发现者、宗教圣人、统治者的名字来命名。留尼汪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发现者拥有了最初的名字，称作马斯克林群岛。法国人占领后，以致敬统治王朝成为波旁岛，后来在这岛上发现的咖啡新种称作波旁种。来到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历史给了这座岛屿新的名字，留尼汪岛。几百年后，世事变迁，波旁岛的名字不复存在，以此命名的咖啡波旁种仍然引领着这个世界的潮流。

　　生命的长度

　　17世纪末，法国巴黎居民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23岁。23年的人生，可以做些什么呢？

　　23岁，大学刚刚毕业，作为菜鸟步入职场，还在努力累积工作经验，努力成为社会人。人生还有几十年的未来可以规划。

　　2020带给我们太多的意外，回看17世纪的同类，可以联想太多。

　　“人们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因此需要抓住出现的每个机会，进行创新和实验，以便拯救自己”。

　　变与不变

　　“一成不变的事情越多，需要改变的也就越多。”

　　“稳定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历史并非研究逝去的时光，而是研究过去的人。”

　　以上。

　　《欧罗巴一千年》读后感(四)：跨界还是越界？

　　“二十世纪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变化更多。”乍听之下，此言并不违背直觉。历史学家伊恩·莫蒂默却较真了：历史各个时期都有推动发展的大事，且渗透各个领域，宗教、科学、文化、经济，如何衡量哪个世纪变化最大呢？我们对自己身处时代的变化感知更强烈、更具体，主观上容易夸大变化，实际情况是否真如我们体验到的？

　　在《欧罗巴一千年：打破边界的历史》一书中，莫蒂默逐一分析了近十个世纪欧洲人民生活的变化，力图比较这些变化。在同一个欧洲小镇， 祖先的生活和今人的生活会有多大不同呢？本书带我们体验了一遍。莫蒂默还推举了每个世纪的领军人物，并不以后世的知名度为标准，而是视其推动的变化。譬如，史书中相对着墨较少的爱德华三世赫然在列，他对作战方式的贡献、推动民族主义的转变、对英语方言的促进、包括挑起后来的百年战争，直接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而我们耳熟能详的文艺复兴巨擘们，对普通人的影响稍逊，在书中就一带而过了。

　　如本书副标题所暗示的，莫蒂默认为，许多重大的变化都与打破边界有关。或是地理大发现时，打破的地理边界；或是科学革命打破的认知边界；或是革命家们打破的社会边界……当我们向外探索，扩大疆域时，不知不觉今非昔比。

　　打破的边界，像是蝴蝶拍动翅膀，看似不相关的事件相互影响。譬如，宗教之于11世纪平民的生存环境。在暴力笼罩的环境下，人们虽然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却难防掠夺者。为了守护家宅，很少出远门；遇到无妄之灾，还要举家搬迁。宗教同时带来了武力与和平，前者指十字军东征，后者基于基督教对异教徒的归化作用，以及社会经济层面的改变，社会更安定了。在下一个世纪，修道院网络的扩张还会促进知识传播和发展，继而又为13世纪的教育革命铺平道路。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地理大发现，它带来了物种交换，推动了贸易、文化，它也是一部血泪交织的历史。

　　另一方面，变化的重要性可能是滞后的，发明的当下未必生逢其时。说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不得不提蒸汽机的发明。然而直到1800年，“大部分磨坊的工厂依然是水车驱动”，技术对当世的影响并不大，主要贡献在其后。思想的影响更源远流长，古希腊哲人仍会是后世变革的引子。反而言之，在当下，人们难以判断事物全貌，影响未必如我们所料。譬如，黑死病令14世纪人人自危，其反面是过去固定不变的社会阶层流动起来，人力稀缺让劳动者有了议价权，还由此引发了许多农民起义。又如，19世纪四通八达的铁路大大缩短了空间上的距离感，改变了人们看待事物的眼光，对当时习惯了宁静不受打扰的乡村生活的农民却不是件好事，他们对城市生活毫无准备，“丧失了成为社会一员的能力”。

　　我们习惯了当代的便利生活，若要回到11世纪，或仅回到生活安定、只是没有网络、没有电的世界，也会有诸多不适应。莫蒂默就各个单独的领域分别为每个世纪的变化排序，20世纪的确常常高居榜首，然而这值得炫耀吗？是否能够等同于20世纪以降的生活是近千年最好的呢？踏着今天的足迹，持续发展的未来生活会变得更好吗？我们同样应看到丰裕的背面。

　　一次次打破边界，并非皆是正面的影响。莫蒂默认为，人类当下的危机便因错误地打破了边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让我们不知不觉打破了天空的“边界”，即破坏了地球的大气层。大自然在警告我们的越界，倘充耳不闻，付出的代价将比过去的瘟疫和战争更为可怕。事物的联结会触发难料的变化，轻率的越界没有回头路，因此莫蒂默担忧：“现在的挑战不是扩张，而是如何自我约束”。其难度，可谓是隐秘而伟大了。

　　——己亥年读伊恩·莫蒂默《欧罗巴一千年》

　　《欧罗巴一千年》读后感(五)：历史的自我进化

　　曾有人说过，每个时代的人都不免会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正身处于历史转折点上。这固然是揶揄，但也道出了现代人的一种特殊心态：与祖辈相比，我们渴望变化，甚至时刻准备好迎接变化，以至于看到一点变动的迹象，就情不自禁地判断它可能带来某些全局性的深远变革，让我们的生活完全改观——当然，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最先准确预判出变化的人，通常也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因而也就能最好地抓住变动时涌现出来的新机会。

　　在这样的心态下，自然不难理解人们也会觉得我们不久前经历的那个世纪，是有史以来变化最大的一个世纪——事实上，这话常有人说，似乎也无人质疑。不过，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莫蒂默却较真了，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职业经常感觉“太阳底下无新事”，也因为他觉得这个判断是模糊笼统的：怎样才算是“最大”？“变化”又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很多人说到20世纪变化最大时，实际上是把“变化”视为“技术进步”的同义词，然而，思想观念、生活水平等等，不同的方面都可能对社会造成深远变化，而要在不同变化之间进行衡量，又至少需要定量或定性的标准，否则凭什么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印刷术更重要？

　　凭借长时段的历史纵深感带来的穿透力，历史学家确实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在这一问题上的近视。杨联陞的《国史探微》中收录了一篇有趣的短文《朝代间的比赛》，指出中国历代文人多矜夸本朝有某些地方远胜前朝。明人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说：“我明事事俱落古人后，其超绝者，茶、酒、墨与打枣歌而已。”虽然语气明显揶揄，也承认今不如古，但毕竟还是认为有些新变化“超绝”。当然，相比起当时人，历史学家还有一项优势：那就是某些变化可能长达一两百年，那是经历者在相对短暂的人生中难以察觉的，但事后来看，这种“看不见的变化”却可能比当时人“看得见的变化”更为重要。

　　历史上的种种变化，当然不是匀速发生的，某些时期、某些领域的变迁速度要快得多，但为了讨论方便起见，伊恩·莫蒂默在《欧罗巴一千年》中回溯过往时还是按世纪为单位，逐一回顾在那一百年里，欧洲（到后来是世界）都发生了哪些意义深远的变化。显而易见，他更倾向于那些长时段、全局性的变化，而忽视短期的、地方性的变化，但有时，很多变化跨越数百年，因为最重大的变化其实还是思想，而这却是很难在短期内断代的。像公共空间的发展、印刷文化的兴起、暴力的衰落、现代政党的出现，这些都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却无法纳入这样以世纪为单位的讨论之中。

　　由于时空跨度极大，这可想极其考验史料的裁剪能力、全局性的视野，以及最重要的，对历史重要性的判断力。可以说，这是相当愉快的阅读体验，一千年来的重大历史变迁纵览无遗，但作者并不只想做一个时间旅行的导游，讨论不同世纪的变化，说到底是为了对人类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借用他的话说，“作为一个物种，历史帮助我们认清我们全部的能力和不足，这绝非仅仅是一种对于过往岁月的浪漫回顾。不懂得历史，就不能得到对现在的正确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所谈到的“变化”（change），其实通常是指“进步”（progress）。因为在不同的史观中，“变化”并不必然导向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线性进步式的“越来越好”。传统的中国思想相信“物极必反”，即事物变化到了一定程度后又会往回运动，这就像是个不断来回摆荡的钟摆，因而只有保持“中庸”才是好的；反过来，在中东和中世纪欧洲的循环史观中，“变化”也是像四季一样循环往复的。卡夫卡曾有一句绕口令般的妙语：“相信进步意味着进步已经出现。而这就谈不上是相信了。”确实，这是本书遗漏的一个重点：线性进步史观的出现和普及，本身就与现代世界的出现互为因果。

　　不仅是“进步”，甚至“历史”本身，就有着特殊意味。奈保尔曾说过，加勒比民族的宿命就在于， “历史书写是建立在创造和成就之上的，但西印度群岛没有创造任何东西” ，换言之，欧洲因其表现出来的创造力，才成为“有历史的民族”，而殖民地人民却不过是无可救药的半吊子民族，从未真正有过自己原创性的东西，也就属于“没有历史的人民”。当然，书中已经很小心地考虑到了政治正确的红线，一如作者所声明的，“ 我并无意小看欧洲以外的中世纪文化”，只不过这本书“研究的是变化，而不是讨论谁最杰出”。

　　但显然，讨论“变化”时就会发现，对欧洲产生最大影响的，都是欧洲人，因而11世纪的最伟大人物是格列高利七世，而非毕昇；13世纪变化的主要推动者，则评出了英诺森三世，而非成吉思汗。这就暗示着，在作者看来，欧洲的变化是内源的，而非外部驱动的——英国本身就是唯一一个内源自发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全书的架构无疑以西欧为中心，尤其是英国，俄国只扮演边缘角色，只有当它们威胁到西欧时才提及，可见被视为一个外部力量，彼得大帝和列宁连提都没提到。书中虽然注重产生社会影响的变化，但对文艺、体育就提得很少，因为他觉得，即便是达芬奇，其专业思考也“几乎没有对同时代任何人产生影响”，“就算文艺复兴时期少出生几个画家，我也不会觉得现在我的生活方式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使他把“变化”聚焦在那些推动社会进步的变动上，而这又与“历史”互为因果，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后来产生了变化的事件才被记录下来。

　　在回溯这些历史时，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大部分的变化都无法事先预料到。严重动摇基督教思想基础的哥白尼、伽利略和马丁·路德，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甚至达尔文的家庭也是如此，如果他们能料见自己的观点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也许事先就未必那么做了。一些在现在看来是先知式的人物如阿伯拉尔，在他们所生活的年代，也很少为人所理解，如果没有传承和研究，就像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那样，也很可能就此湮没无闻。事实上，正如邮票和电报的发明最初在英国的遭遇那样，新发明、新思想大抵都很脆弱，或看起来优势并不明显，西欧能成为催生变化的发源地，那必是因为它的社会结构有利于新事物的存活、试验和生长。借用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来说，就是这样的社会已成为一个有序运行且不断自我修复的有机体，只有这样，它才能实现自我进化。

　　这就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变革的动因是什么？如果说变化是历史的长河中外表可见的一朵朵浪花，那么对一个社会而言，更为重要的便是要重塑一个能不断生成这样变革的内在动力结构。如果就此来看，那么可以看到，欧洲社会很重要的两点特质，一是密切联动且彼此制衡的丰富网络，二是有保障的积累。正由于这两点，思想和创新可以传播，无法被扼杀，哪怕一时犯错，但别处仍可以实践，事后很快就能证明价值并快速纠错；与此同时，新事物的出现可以通过不断的积累，发展壮大，最终突破变化的临界点。正如本书中所说的，“社会的重要变化很少是某一个人思想的产物，更不是由某个人一手推动的。过去的巨大变化往往不是依赖于某个天才，而是很多抱有同样思想的人看到了同样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麻烦的是，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要求社会进行结构性调整，这往往引发动荡，许多国家未蒙其利，先受其害。19世纪欧洲不同类型的政策，几乎都无不认为保护国民、不让社会动荡是其职责所在，怎样才能既推进变革，又不引发震荡，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始终难以解决的问题。与传统社会那种追求永恒、稳固的秩序不同，现代社会必须具备不断动态调整的冗余能力，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一成不变是相当危险的，因而“稳定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或者借用小说《豹》里的名言，要维持不变，就得不断变化。

　　现代人对进步的乐观主义已经让很多人忘了，“变化”并不必然是积极的。真正的历史从来就不是笔直朝向未来不断升高的。在本书的末尾，莫蒂默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怀疑，随着资源的有限性日益明显和社会结构的固化，最终像严重的贫富分化等“前工业社会的等级化特征将再次出现在后工业时代”——这话出自一个历史学家的口中，听起来就像是对“倒退回去”的委婉说法。然而，历史的自我进化没有终点，而预言有时本身就在召唤我们竭力去避免它的自动实现。无论如何，历史毕竟是由无数人的行动所塑造的。

　　*已刊2020-04-06《三联生活周刊》，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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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误：

　　.13：英格兰国王“邋遢王”艾塞雷德（King Ethelred the Unready）曾铸造大量银币赔付入侵的丹麦人。按，此人绰号中的unready，并非是指其衣冠不整，参见《北方以北》中译本p.11：“在公元10世纪末，新一轮劫掠又开始此起彼伏，盎格鲁-撒克逊人于是着手用贡品摆平劫掠者。倒霉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埃塞尔雷德因此得了个‘无准备者’(the Unready)的绰号。这个绰号跟他早上总是最后一个走出房门或者开会经常迟到没有关系，而是跟他处置维京危机不力有关。”

　　.54：1126年，来自巴斯的阿德拉德翻译了花剌子密（al-Khwarizmi）的《信德及印度天文表》（Zijal-Sindhind），这本书向西方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小数点和三角学。按，书名中，Zij和al之间应有空格，al-是阿拉伯语的冠词。

　　.131：1482年，约翰二世国王下令在黄金海岸上的埃尔米纳（Elmina）建立一个据点，以保护和维持葡萄牙在该地区的利益。这是葡萄牙人为经营其海上帝国而设立的诸多贸易点或“工厂”中的第一个。按，该词即英语factory的语源，最初是指“外贸据点”（establishment of merchants and factors in a foreign place），只是因为后来在其中又生产制造商品，才衍生出“工厂”的含义。这里不应作“工厂”，似宜加注。下文p.170同改

　　.178：象征财富的埃尔多拉多黄金国（el dorado）只是个传说：El dorado就是西班牙语的“黄金国”，此处译法不免叠床架屋

　　.272：[电报发明后]伦敦现在可以给印度总督、加拿大高级专员和南澳大利亚的驻伦敦代表直接下达命令。政府现在很容易受到政敌、报纸和公众的指责，因为他们明白了政府直接下达命令的必要性，而不是让各地代表各自做决定。按，似应是“伦敦驻南澳大利亚的代表”？

　　.316：1900年，一个合格的25岁医生的平均预期寿命是62.8年，在生命的最后十分之一时段里，因为健康的原因，他要么停止工作，要么只能做兼职。在健康的情况下，他的有效职业生涯是31.5年。到了2000年，这样的一个医生可以继续全职工作14年，直到他70岁为止。按，此处最后一句似应是“44年”？

　　.331：在1915年伊普尔（Ypres）战争中亲眼目睹了氯气对英法军队的伤害：严格来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