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学革命的读后感大全
《法国史学革命》是一本由(英) 彼得·伯克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9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法国史学革命》精选点评：
●此书仍不失为全面介绍年鉴学派史学史的佳作，而新增的1989年以来的发展及对年鉴学派总结性的评语，不但使此书更为系统，也让人更为信服。年鉴学派某种意义上的消解正源于它的成功，所见略同。最后，把furet 翻译成弗雷比费雷好一点，也比傅勒好。
●葛兆光先生曾谈到人文科学何以自救时提到专业化和国民人文精神的塑造。而这也正好对应着史学的两种趋势，一是文学化，如美国学界对叙述的重视。一是社会科学化。四代年鉴学派，从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拉布鲁斯；勒高夫、勒华、杜比再到更为分散和多元的第四代年鉴网络，基本上都是史学与社会科学相交互借鉴的趋势，诚然第三、四代重新回归叙事和事件史以及对之前史学叙述的反思，但这种反动仍在其这一大趋势之下（如人类学方法、心态史与心理学）。两类努力的界限并非是分明的，实际上正如第四代年鉴学派不那么传统一般，文学化与社会科学化都受惠于后现代的哺育，两者都具有反思性的理论自觉。即便年鉴学派中每位学者个人风格和网络总体的差距并不总是一致甚至互有批驳，但20世纪最富创见、最难以忘怀的历史论著中，有相当数量来源于这一群体。
●完美诠释字大行疏
●简洁深刻，令人神往。希望咱们的古代史研究也能有发展成这样的一天。。。
●啃了好久，作者对年鉴学派三代的特点颇有研究，从中也了解了很多史学理论，本人水平有限，期待以后再读。
●说句矫情的酸话，至少在今天的我的世界观里，年鉴史学还是我的精神原乡。更想问的问题是：是什么让这样一群史学家在代际交替的过程中一直有反思力、批判力和创造力呢？
●对年鉴学派四代学者和主要著作的介绍。年鉴学派其实就是法国的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由于年鉴学派在法国过于强大，导致其完全取代了这三门学科。法国是社会学的一个学术重镇，从涂尔干莫斯师徒到如今的布迪厄和福柯，客观上为年鉴学派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德国的史学在韦伯的助攻下本来也有可能与法国一较高下，可惜二战将德国史学连根拔起，只剩年鉴学派一枝独秀。
●彼得伯克真的是天才 简单几笔就勾勒出四代年鉴学派的形象
●关于年鉴学派的通史，喜欢年鉴学派的可以从这里找出很多很多本要读的书
●侧重于对于年鉴史学派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与作品的脉络梳理，观点上还是要回到著作中去找。后面的术语表和参考书目蛮贴心的。
《法国史学革命》读后感(一)：法国史学革命
讲述年鉴学派对法国史学的革命性意义。第一代马克布洛赫《国王的触摸》《法国乡村史》《封建社会》费弗尔《马丁·路德》《不信教问题》引入问题导向的史学，三个时段的划分，与地理学的结合，和心态史的创新等
第二代布罗代尔《地中海》引进整体史的框架，将传统史学政治史边缘化
第三代第三代第四代的年鉴学派表现为学术“碎片化”，计量史学进一步发展。勒华拉杜里《朗格多克的农民》《蒙塔尤》乔治杜比《三个等级》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且儿童史、妇女史、阅读史、死亡心态的历史、图像史、集体记忆研究（《记忆所系之处》诺拉）等都多元化发展。与此同时，出现了心态史研究、政治史事件史的复兴和重新塞现、反思的史学（米歇尔福柯、米歇尔德赛都、厄尔迪尔）。
年鉴学派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反应，比如地中海世界、拉美、俄国、波兰的借鉴推崇；德国、英国（与法国注重集体研究不同，英国更注重个人）、和美国的缓慢的逐渐的部分的引入等。在不同学科：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对年鉴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体现。
从年鉴学派的演进逻辑、年鉴学派作为一组范式的考察、审视年鉴学派的主要观点以及【运动内部的学术张力】（自由论和决定论的冲突、社会结构和人类能动性的冲突）（涂尔干主义者和推崇维达尔的不同）——“说这个运动——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运动——实际上已宣告终结并不为过”。
《法国史学革命》读后感(二)：病中谰言
病中读完。之前对年鉴学派和西方史学史接触不多，尽管有意识地放慢了阅读的速度，但对于某些概念以及年鉴学派史学家的一些具体实践尚不能有更深入的体会，日后当多翻翻年鉴学人的著作才好（只在大一接触过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不过，但就阅读的感受来讲，整本书还是相当不错的。彼得伯克把年鉴学派放置于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兴起以及（主要是法国）历史学大转向的脉络之中，叙述了年鉴学派从第一代费弗尔和布洛赫在大环境熏陶与个人兴趣的多重影响（对两人所承受的不同学术传统有很精彩的论述）之下，形成了旨趣、取径相近但由富于个人色彩的“新史学”，并伴随着《年鉴》杂志的创办、学术机构的建立和学术资源的掌握（实质上即是掌握了学术权力），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并且通过各种学术网络，占据法国史学的重要位置，（通过师承或学术合作）形成一个试图贯穿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学人社群，并逐渐传往各国，与不同传统下的不同学人发生关系（不同国家的不同传统的不同学人对年鉴学派的不同接受程度很有启发，很像宋明理学传播过程中的某些境况），同时又在这种交流之中反思自身。作者一直试图避免过分强调年鉴学人的“学派”特性，而以“星系”、“家庭”等词描述这样的学术社群（这一点在第三代、第四代学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研究方法、取向之差异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不足以用“学派”这样的词来描述，而处理这一段也是相当困难的），在这样的具有极大“流动性”（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的社群之中，边界也是模糊不清的，这也为界内与界外的学术交流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得年鉴学派不断处于变化之中（如从地窖到阁楼的转变），而始终能呼应来自社会科学或历史学的新动向。此外，也很想了解作者在讨论第三代年鉴学人时所提到的“有趣但无法列入上述范畴的成果”。
《法国史学革命》读后感(三)：懒得想标题的读后感
马克思主义史观能够席卷全球，和它对经济史、社会史的重视是分不开的，这在上世纪算作一个史学风潮。而在法国史学界却很少受到马克思的影响（相对来说），一个原因是年鉴学派替它完成了这一任务。从这里即可看出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的纠葛，一方面双方同是反对政治事件史的盟友，一方面又因经济决定论等问题产生矛盾。
作为一个学派（虽然内部人士否认这一学派的存在），年鉴杂志以及各高校的专家们在很多领域改变了法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方法论。最基本的，包括问题导向史学的建立（取代了以往的事件叙述史）、以人类活动为整体（取代了以往的政治主体）、与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进行合作。后两点可以看作是对德国史学家兰克的反驳，这位最早宣称要“将历史变为一门科学”的学者由于过度重视政治和外交，以及反对先验理论的实证主义而遭到质疑。然而，除了这些基本点外，年鉴学派内部千差万别，每位专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和兴趣，在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唯意识论之间缺乏共识，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探究。
另一方面，年鉴学派对区域史的贡献（或者说带给我们的启发性问题）方面不可磨灭。他们很少有人在全球史上撰文，大多都选择一个区域（无论是地中海、或是法国一个小乡村）进行研究。其对地理方面的探索也值得深思：布罗代尔似乎是个地理决定论者，在很多方面将地理视为一种静止的长时段的历史（甚至遭到批评，说他忽略了地理的变迁），而相对应的人类，则显得有些“宿命论”而缺失自主性（此外，布罗代尔几乎很少讨论文化领域，虽然他曾有涉及，且也并不否认文化的作用，但总是在论述相关问题时蜻蜓点水，有点刻意回避的意味）；但在布罗代尔前后，年鉴的创始人费弗尔则是个唯意识论者，而主张“一个社会兴许会将一条河流视为障碍，而另一个社会可能把它当作航道”；而之后的勒华拉杜里及其他学者则越发重视文化及心态史。由于法国史学家长期受到地理方面的训练，其对历史地理学的不同观点自然成了日后撰写区域史不可回避的问题。
这本书简单叙述了年鉴学派的历史及其在不同时代的理论发展，内容不厚，但可以领略这场史学革命的贡献。
《法国史学革命》读后感(四)：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读书笔记
彼得·伯克把《年鉴》背后的主导理念概括如下：“首先，是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其次，是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取代已政治为主体的历史。再次，为达成上述两个目标，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其他学科进行合作。”【彼得·伯克，3】
进而，他把“年鉴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4-5】
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5年。这是小规模的、激进的、颠覆性的运动，对传统史、政治史和事件史发动游击战。代表人物是两位创建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
第二阶段，二战后，造反派掌握了史学权力机构，更像是个“学派”，因为此时期拥有与众不同的概念（尤其是“结构”和“局势”）和与众不同的方法（尤其是长时段变迁的“系列史”），由费尔南·布罗代尔主导。
第三阶段发端于1968年前后，特征是碎片化，由于运动影响声势浩大，以致其独特性已不复存在，在法国尤其如此，并被责怪低估了政治和事件史的重要性。70年代末开始，这一群体的若干成员从社会经济史转移到社会文化史，而另一些人则重新发现了政治史乃至叙事。1989年前后起，这一群体的不同成员转向新方向，比如回归社会史，或是尝试撰写更具反思色彩的历史。第三代包括雅克·勒高夫、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马克·费罗和莫里斯·艾马德等人。
1928年，布洛赫和费弗尔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其目标在于取代德国《社会经济史季刊》，占据经济社会史领域的学术领导权，主张跨学科新史学方法。与其他史学期刊不同，《年鉴》给专题论文提供的版面少于书评（常由主编本人撰写）、对方法的讨论以及对近期会议和史学世界的其他事件的报道。杂志首发日是1929年1月15日，最初几期对“现今的历史”给予了很大关注，包括俄国革命，1929年经济危机，法西斯和工联主义的关系，纳粹德国的兴起等。经济史学家在前几期也很显眼。
后来斯特拉斯堡群体各奔东西，1933年，费弗尔离开斯特拉斯堡前往法兰西学院任教，布洛赫则在申请法兰西学院教席未果，于1936年离开接任豪塞在索邦的经济史席位。由于巴黎在法国学术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进入中心乃是年鉴运动成功的表征。而运动成功的另一标志，是费弗尔被任命为组织委员会的主席，受命策划编纂《法兰西百科全书》。《年鉴》逐渐成为一种史学方法的焦点。
二战暂时打断了这些发展。布洛赫加入抵抗军，后遭逮捕而于1944年被枪决。与此同时，费弗尔继续编杂志，并在乡村农舍中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法国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论著。战后，在政府支持下，费弗尔应邀协助重组高等实践学院，当选为法兰西学会的会员，成为法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参与组织多卷本的《人类的科学与文化史》。费弗尔在战后最大的成就是创建了高等实践学院“经济与社会科学”第六部，其主要职能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第二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他不仅是法国顶尖史学家，而且是最有权力的史学家，还是个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其领袖经验可追溯至美因茨战俘营岁月。1949年其博士论文出版时，在西班牙史学者马塞尔·巴塔永的热情支持下，布罗代尔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他与费弗尔共同执掌高等实践学院的史学研究中心，并担任历史教师资格会考评判委员会的主席，借此可影响课程设置、发现人才。这一阶段，第六部出版了三套重要丛书，分别是《港口—道路—交通》《商业与商人》《货币—价格—局势》1956年费弗尔去世后，布罗代尔接任他担任实践学院第六部主任，并成为《年鉴》执行主编。
1963年，在克莱门斯·赫勒的协助下，布罗代尔创建了人文科学研究所。第六部、中心和研究所都搬进了拉斯派尔街54号的新家，他们与列维—斯特劳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成为近邻，有利于与兄弟学科持续接触和开展对话。布罗代尔在任期间，控制了职位、出版与研究基金，他利用这一权力推进社会科学的“共同市场”的理想，历史性是这一市场中占支配地位的合作伙伴。其门徒和追随者占据了若干最重要的史学教席，其他国家的年轻史学家能获得奖学金来巴黎学习（有利于外海传播），还确保近代早期（1500-1800年）的史学家得到至少他们应得的那份资源。除此之外，布罗代尔着手撰写《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三卷本论著。
五月风暴以后，第三代崛起变得日益明显。1969年，杂志的运营进行了重要的人事调整，为让《年鉴》“脱胎换骨”，布罗代尔决意招纳新人，勒高夫和勒华拉杜里参与《年鉴》的运营，1972年，布罗代尔从第六部主任的职位退休（传给了勒高夫），1975年，老的第六部推出历史舞台，勒高夫出任重新组建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这一位置于1977年由弗朗索瓦·费雷接替。第三代中，没有人再占据主导地位。有三个主题的变化值得格外注意，即心态史的发现或重新发现，在文化史中运用计量方法的努力，以及对计量方法的反动（不管采取的是历史人类学、回归政治还是叙事复兴的形式）
首先是心态史的发现或重新发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兴趣转换，即从关注社会的经济基础或人口基础，转向文化的“上层建筑”，或如米歇尔·伏维尔所说，“从地窖到顶楼”。这或许是出于对布罗代尔拒斥心态史的反动，还构成了抵制一切形式的决定论的一个部分。其中，比较代表性的是中世纪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和乔治·杜比。
其次，是彼得·伯克指出，心态史之所以被第二代年鉴学派人忽视，很重要的两个理由是，许多法国史学家相信（至少是假定）比起其他层面，经济社会史更为重要或根本；而新计量方法更容易把握的不是心态，而是社会经济结构。【123】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在运用计量方法考察文化史领域上做出努力，但这难以逃脱化约论的批评。彼得·伯克指出，总的来说，能够进行定量分析的东西，未必就是关键的东西。“对这一运动的任何评价，必须区分对这一方法的要求是适度还是过度的，也必须区分人们运用它的方式是粗略的还是富有技巧的。”【彼得·伯克，130】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危机已经显而易见，并出现了全面的反动，表现为三个趋势：人类学转向、政治的回归与叙事的复兴。
人类学转向是指转向文化人类学或“表征”人类学，欧文·戈夫曼、维克多·特纳（两人都强调日常生活中的戏剧因素），皮埃尔·布尔迪厄反复出现在史学家们的脚注里。20世纪70年代起，人类化的历史性成为年鉴群体内外的主要关注点，代表作有《蒙塔尤》，勒华依照人类学家撰写社区研究时经常采取的方式处理蒙塔尤的物质文化和村民的心态，试图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社区研究，其书也成为日后“微观史学”的早期典范。
回归政治看似是回应对年鉴学派轻视政治史的批评，但费弗尔与布罗代尔可能并未忽视政治史，而是未将之视为研究的首选对象。第三代对政治的回归是对布罗代尔的反动，也是对其他形式的决定论的反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能动性之作为结构对立面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与此相关的还有人们意识到“政治文化”及观念与心态的重要性。作为这些变动的结构，政治史获得重生。
叙事的复兴是指对事件叙事兴趣的复苏，它与“回归政治”是同步出现的。“叙事的复兴”一语是由英国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提出的，他将这一趋势归因于对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史学家等“经济决定论的史学解释模型”的做法，尤其是对它将文化降格为上层建筑或是“第三层面”的做法的“幻想的广泛破灭”。
1989年是第四代至关重要的年代。这一代史学家大多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规模较大，比较多元。与前两代相比，它更像机构或网络，而非拥有在对抗主流趋势基础上确立的明确目标和认同的运动。这一代与第三代的延续性显而易见，一些年鉴学人同时延续、改进了在第三代占据支配地位的那种文化史。但也存在六个新走向，即回归社会史、微观史转向、身体史转向、图像史转向、记忆史转向及“反思”转向。
其中，回归社会史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贝尔纳·勒帕蒂，他试图从交通网络着眼，重构整个城市体系，批评费弗尔将研究焦点放在区域而非体系上，并尝试在一个全新的形态下复活社会史（这体现在他主编的论文集《经验的形态》中）。微观史转向在《蒙塔尤》后多年出现，如阿兰·科班的《食人族村落》，又如使用史学显微镜对个人进行焦点分析。微观史转向为历史传记在年鉴群体的复苏提供了基础，这是向费弗尔的路德传树立的典范的回归。身体史的领军人物是乔治·维加埃罗，他撰写过卫生史、强暴史、体育史、美与肥胖史等方面的著作。而如果没有图像提供的证据，身体史就无从谈起，图像证据在90年代以后日益成为文献和统计证据的补充，图像证据本身作为物质文化的一个部分，也成了研究对象。由于图像在集体记忆的保存和重构过程中都起了关键作用，而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可追溯至年鉴早期。主导法国记忆史的集体成果是《记忆所系之处》，该书集中讨论了过去在现在的复活和过去在现在的功用，书名具有双重内涵，既是指古典记忆术（利用寺庙等想象场所来组织记忆素材），又是指唤起造访者记忆的建筑场所（以及印象、音乐、书籍和其他对象）。
最后是反思性，这是第四代最为突出的特征。第四代年鉴杂志改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史学家与三维社会理论家的关系特别密切，即米歇尔·福柯、米歇尔·德塞都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士人有助于改变整个史学实践本身，使之更具反思性。他们对对这个（被称为实证主义的）看法或预设展开猛烈抨击：社会科学的真实，包括历史知识，是客观的。他们三位都认为，我们视之为知识的东西，牵涉到认知者在空间、时间和社会中的位置。对该挑战的一个回应，可称为历史编纂学转向，
彼得·伯克认为，“年鉴群体全部四代学人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开拓了广袤的史学领域。这一群体已将史学家的领域，拓展至出人意表的人类活动领域及传统史学家忽视的社会群体。与这一史学领域拓展密切联系的，是对新史料的挖掘及开发新方法以求运用这些史料。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与研究人类的其他学科——从地理学到语言学，从经济学到心理学——的合作。在高等研究院的支持下，这一跨学科合作持续了八十多年，这一现象在社会科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彼得·伯克，200】也正因如此，他称年鉴运动为法国史学革命
《法国史学革命》读后感(五)：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读书笔记
彼得·伯克把《年鉴》背后的主导理念概括如下：“首先，是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其次，是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取代已政治为主体的历史。再次，为达成上述两个目标，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其他学科进行合作。”【彼得·伯克，3】
进而，他把“年鉴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4-5】
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5年。这是小规模的、激进的、颠覆性的运动，对传统史、政治史和事件史发动游击战。代表人物是两位创建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
第二阶段，二战后，造反派掌握了史学权力机构，更像是个“学派”，因为此时期拥有与众不同的概念（尤其是“结构”和“局势”）和与众不同的方法（尤其是长时段变迁的“系列史”），由费尔南·布罗代尔主导。
第三阶段发端于1968年前后，特征是碎片化，由于运动影响声势浩大，以致其独特性已不复存在，在法国尤其如此，并被责怪低估了政治和事件史的重要性。70年代末开始，这一群体的若干成员从社会经济史转移到社会文化史，而另一些人则重新发现了政治史乃至叙事。1989年前后起，这一群体的不同成员转向新方向，比如回归社会史，或是尝试撰写更具反思色彩的历史。第三代包括雅克·勒高夫、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马克·费罗和莫里斯·艾马德等人。
1928年，布洛赫和费弗尔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其目标在于取代德国《社会经济史季刊》，占据经济社会史领域的学术领导权，主张跨学科新史学方法。与其他史学期刊不同，《年鉴》给专题论文提供的版面少于书评（常由主编本人撰写）、对方法的讨论以及对近期会议和史学世界的其他事件的报道。杂志首发日是1929年1月15日，最初几期对“现今的历史”给予了很大关注，包括俄国革命，1929年经济危机，法西斯和工联主义的关系，纳粹德国的兴起等。经济史学家在前几期也很显眼。
后来斯特拉斯堡群体各奔东西，1933年，费弗尔离开斯特拉斯堡前往法兰西学院任教，布洛赫则在申请法兰西学院教席未果，于1936年离开接任豪塞在索邦的经济史席位。由于巴黎在法国学术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进入中心乃是年鉴运动成功的表征。而运动成功的另一标志，是费弗尔被任命为组织委员会的主席，受命策划编纂《法兰西百科全书》。《年鉴》逐渐成为一种史学方法的焦点。
二战暂时打断了这些发展。布洛赫加入抵抗军，后遭逮捕而于1944年被枪决。与此同时，费弗尔继续编杂志，并在乡村农舍中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法国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论著。战后，在政府支持下，费弗尔应邀协助重组高等实践学院，当选为法兰西学会的会员，成为法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参与组织多卷本的《人类的科学与文化史》。费弗尔在战后最大的成就是创建了高等实践学院“经济与社会科学”第六部，其主要职能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第二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他不仅是法国顶尖史学家，而且是最有权力的史学家，还是个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其领袖经验可追溯至美因茨战俘营岁月。1949年其博士论文出版时，在西班牙史学者马塞尔·巴塔永的热情支持下，布罗代尔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他与费弗尔共同执掌高等实践学院的史学研究中心，并担任历史教师资格会考评判委员会的主席，借此可影响课程设置、发现人才。这一阶段，第六部出版了三套重要丛书，分别是《港口—道路—交通》《商业与商人》《货币—价格—局势》1956年费弗尔去世后，布罗代尔接任他担任实践学院第六部主任，并成为《年鉴》执行主编。
1963年，在克莱门斯·赫勒的协助下，布罗代尔创建了人文科学研究所。第六部、中心和研究所都搬进了拉斯派尔街54号的新家，他们与列维—斯特劳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成为近邻，有利于与兄弟学科持续接触和开展对话。布罗代尔在任期间，控制了职位、出版与研究基金，他利用这一权力推进社会科学的“共同市场”的理想，历史性是这一市场中占支配地位的合作伙伴。其门徒和追随者占据了若干最重要的史学教席，其他国家的年轻史学家能获得奖学金来巴黎学习（有利于外海传播），还确保近代早期（1500-1800年）的史学家得到至少他们应得的那份资源。除此之外，布罗代尔着手撰写《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三卷本论著。
五月风暴以后，第三代崛起变得日益明显。1969年，杂志的运营进行了重要的人事调整，为让《年鉴》“脱胎换骨”，布罗代尔决意招纳新人，勒高夫和勒华拉杜里参与《年鉴》的运营，1972年，布罗代尔从第六部主任的职位退休（传给了勒高夫），1975年，老的第六部推出历史舞台，勒高夫出任重新组建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这一位置于1977年由弗朗索瓦·费雷接替。第三代中，没有人再占据主导地位。有三个主题的变化值得格外注意，即心态史的发现或重新发现，在文化史中运用计量方法的努力，以及对计量方法的反动（不管采取的是历史人类学、回归政治还是叙事复兴的形式）
首先是心态史的发现或重新发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兴趣转换，即从关注社会的经济基础或人口基础，转向文化的“上层建筑”，或如米歇尔·伏维尔所说，“从地窖到顶楼”。这或许是出于对布罗代尔拒斥心态史的反动，还构成了抵制一切形式的决定论的一个部分。其中，比较代表性的是中世纪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和乔治·杜比。
其次，是彼得·伯克指出，心态史之所以被第二代年鉴学派人忽视，很重要的两个理由是，许多法国史学家相信（至少是假定）比起其他层面，经济社会史更为重要或根本；而新计量方法更容易把握的不是心态，而是社会经济结构。【123】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在运用计量方法考察文化史领域上做出努力，但这难以逃脱化约论的批评。彼得·伯克指出，总的来说，能够进行定量分析的东西，未必就是关键的东西。“对这一运动的任何评价，必须区分对这一方法的要求是适度还是过度的，也必须区分人们运用它的方式是粗略的还是富有技巧的。”【彼得·伯克，130】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危机已经显而易见，并出现了全面的反动，表现为三个趋势：人类学转向、政治的回归与叙事的复兴。
人类学转向是指转向文化人类学或“表征”人类学，欧文·戈夫曼、维克多·特纳（两人都强调日常生活中的戏剧因素），皮埃尔·布尔迪厄反复出现在史学家们的脚注里。20世纪70年代起，人类化的历史性成为年鉴群体内外的主要关注点，代表作有《蒙塔尤》，勒华依照人类学家撰写社区研究时经常采取的方式处理蒙塔尤的物质文化和村民的心态，试图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社区研究，其书也成为日后“微观史学”的早期典范。
回归政治看似是回应对年鉴学派轻视政治史的批评，但费弗尔与布罗代尔可能并未忽视政治史，而是未将之视为研究的首选对象。第三代对政治的回归是对布罗代尔的反动，也是对其他形式的决定论的反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能动性之作为结构对立面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与此相关的还有人们意识到“政治文化”及观念与心态的重要性。作为这些变动的结构，政治史获得重生。
叙事的复兴是指对事件叙事兴趣的复苏，它与“回归政治”是同步出现的。“叙事的复兴”一语是由英国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提出的，他将这一趋势归因于对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史学家等“经济决定论的史学解释模型”的做法，尤其是对它将文化降格为上层建筑或是“第三层面”的做法的“幻想的广泛破灭”。
1989年是第四代至关重要的年代。这一代史学家大多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规模较大，比较多元。与前两代相比，它更像机构或网络，而非拥有在对抗主流趋势基础上确立的明确目标和认同的运动。这一代与第三代的延续性显而易见，一些年鉴学人同时延续、改进了在第三代占据支配地位的那种文化史。但也存在六个新走向，即回归社会史、微观史转向、身体史转向、图像史转向、记忆史转向及“反思”转向。
其中，回归社会史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贝尔纳·勒帕蒂，他试图从交通网络着眼，重构整个城市体系，批评费弗尔将研究焦点放在区域而非体系上，并尝试在一个全新的形态下复活社会史（这体现在他主编的论文集《经验的形态》中）。微观史转向在《蒙塔尤》后多年出现，如阿兰·科班的《食人族村落》，又如使用史学显微镜对个人进行焦点分析。微观史转向为历史传记在年鉴群体的复苏提供了基础，这是向费弗尔的路德传树立的典范的回归。身体史的领军人物是乔治·维加埃罗，他撰写过卫生史、强暴史、体育史、美与肥胖史等方面的著作。而如果没有图像提供的证据，身体史就无从谈起，图像证据在90年代以后日益成为文献和统计证据的补充，图像证据本身作为物质文化的一个部分，也成了研究对象。由于图像在集体记忆的保存和重构过程中都起了关键作用，而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可追溯至年鉴早期。主导法国记忆史的集体成果是《记忆所系之处》，该书集中讨论了过去在现在的复活和过去在现在的功用，书名具有双重内涵，既是指古典记忆术（利用寺庙等想象场所来组织记忆素材），又是指唤起造访者记忆的建筑场所（以及印象、音乐、书籍和其他对象）。
最后是反思性，这是第四代最为突出的特征。第四代年鉴杂志改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史学家与三维社会理论家的关系特别密切，即米歇尔·福柯、米歇尔·德塞都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士人有助于改变整个史学实践本身，使之更具反思性。他们对对这个（被称为实证主义的）看法或预设展开猛烈抨击：社会科学的真实，包括历史知识，是客观的。他们三位都认为，我们视之为知识的东西，牵涉到认知者在空间、时间和社会中的位置。对该挑战的一个回应，可称为历史编纂学转向，
彼得·伯克认为，“年鉴群体全部四代学人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开拓了广袤的史学领域。这一群体已将史学家的领域，拓展至出人意表的人类活动领域及传统史学家忽视的社会群体。与这一史学领域拓展密切联系的，是对新史料的挖掘及开发新方法以求运用这些史料。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与研究人类的其他学科——从地理学到语言学，从经济学到心理学——的合作。在高等研究院的支持下，这一跨学科合作持续了八十多年，这一现象在社会科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彼得·伯克，200】也正因如此，他称年鉴运动为法国史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