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时代》读后感精选

　　《虚无时代》是一本由[英]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页数：6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虚无时代》读后感(一)：当尼采说上帝死了之后......

　　当历史进程滚滚向前，上帝（或者说是基督教）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生产力逐步发达时，旧的生产关系自然会解体。当社会大踏步走向资本主义时，教会这个旧的食利阶层自然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尼采关于“上帝死了”的话，不过是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上帝死了，对人民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我这种说法完全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民史观。有时候，接触一下彼得•沃森的关于尼采论述的英雄史观的内容也好，兼容并蓄才能集百家之长。

　　《虚无时代》读后感(二)：，

　　虚无主义话题太大了，我都可以察觉到本书遗漏了不少东西。当然，综合来说本书已经很不错了。 说个笑话:企图解释生命有意义或无意义都允诺了意义。发问的欲望，有目的的行动就负载了意义。所以，纯粹的虚无主义不存在。 可以挖掘出好多可看的书，写思想史应该挺好玩的。很多人物描写，感觉完全是可以做小说主角的形象。我应该多了解一些宗教知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艺术也要多理解。 理解人及其思想还是要置身于他的时代，并通晓他的故事、遭遇才行。 根据一种权威性的说法，人类大致已经创造出了10万多种宗教，这个数据让他感到心灰意冷：“人们似乎更愿意选择去相信，而不是去认识。” 欲望的重要性，现象学的重要性。 生活本身并不能等待各个学科业已能够对宇宙进行科学解释的那一天。我们无法在准备好之后才开始生活。 ——奥特加·伊·加塞特 “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 “我们的精神目标在于丰富进化叙事。” “好生活就是用来寻求好生活的那种生活。” “带有更丰富词汇的文化相比于词汇匮乏的文化具有更充分的人性，更远离野兽状态。” 一个有趣的现象:后来的人总会以为之前时代的人就不存在太多内心的挣扎可以安宁度日。问题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如此以为，且历史都是滚滚向前，就是裹挟着个人意志前行。可以讨论哪个时代或许不这么虚无，但不能提前预设他们处在静止的时空。 道金斯、德沃金、哈贝马斯可以看看，本书偏向的立场应该是诸如杜威、内格尔、罗蒂、丹内特、布兰顿等实用主义，演化下的叙事理解生命。 我的立场差不多，可能会激进一点。我确定的表明，我要摧毁符号价值（不摧毁就等精英主义，然而我不是精英，我否认宇宙中有任何东西的价值比自我意识更高，无论它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东西，不管它做了什么，它是什么），如果说还有什么诗意、艺术，那么也只能是祛魅后的体验，以假装或失忆来感受。 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且有一定认知基础的人，都会知道怀疑论、不可知论是无法反驳的，只能在实用上选取一个视角。不过，不存在自由意志（复杂的问题）倒是可以确认，这对事实、价值的分析都有很大的关联。 小结论:有条件的尽量还是要有知己、爱人、朋友之类的支撑。你非要说一切都可以不在乎也行，但是吧，除了钱、权、名之类的，社会支撑也是有其必要的。总的来说，对于世俗时代，钱是最重要的（基本的需求），除此之外的东西也需要，所以都要努力去获得吧！假的也需要，因为就不存在纯粹真的东西。 追寻一个本质，殊不知本质是表象的表象，追寻自我的过程在回溯性上建构了自我。信念的循环维持了信念的确证。以为有一个纯粹的本真在那里，你永远在解释为什么目前不是本真的活着，所有解释的过程允诺了一个缺失的本真。不需要获得它，以为会获得就够了。总以为目前的欲望最重要，满足后你就舒服了，但欲望的结构就是依靠这样的以为不断滑动以至无穷。爱情一开始允诺了一个不可能的完满，在企图达到它的过程就有了爱情。 人扑向一个幻象，诡异的建构了真实的效果（意义、价值）。 信念的逻辑就是它允许对任何事物神圣化亦或祛魅。信念（真善美）通过自我指涉的符号活动（语言、思维、感知）肯定、否定自身. 不管如何，科学（精神）是重要的，做任何选择之前用科学的方法深入了解自己所面对的事件总是没错的。 可能多读几遍更好，目前过一遍就行，以后可以梳理一下全篇。

　　《虚无时代》读后感(三)：第6章《对欲望的强调》笔记，涂尔干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影响

　　这段时间读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的《虚无时代：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他专于就一个议题展开，在不同学科之间穿梭。汉语说的“触类旁通”可形容他。他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也已有中译本，其特征是一以贯之的。中文思想界缺乏像他这样的人。

　　在他的这本书读到一个有意思的点，原来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受到过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影响。涂尔干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另两位是韦伯和马克思），写有《社会分工论》《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而他对《追忆逝水年华》这样的文学经典可能也产生过影响，不得不说，看到这里立马被吸引住了。

　　彼得·沃森写的有一段是这样：

　　“伯里克利·刘易斯的看法与上述意见不同，而且也更具有原创性。他认为普鲁斯特着重利用了法国早期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观点。此观点出现在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它刚好比七卷本《追忆逝水年华》中的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早一年发表。涂尔干的大量理论都基于对澳大利亚土著“原始”宗教的研究。他主张图腾制度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宗教的基本形式，包含着后世宗教的全部要素。图腾制度指的是一个家族或一个部落对特定神圣动植物的崇拜，并且他们承认一种内在于自然世界的、非人的匿名力量。在图腾制中，原始家族或部落把图腾当成一种“权力”进行崇拜，它在同伴和成员当中发挥着道德力量，保证群体安然无恙，确认群体认同并使这种认同神圣化。”

　　当然，如果认为普鲁斯特受了涂尔干的影响，只是这些论述是不够的，他在后面也论述了记忆的神圣性，就不照原文摘了。当人类打开现代世界的大门，过往的宗教神圣性向个人、民族国家转向。普鲁斯特写从玛德莱娜小蛋糕勾起对天主教弥撒的回忆，这是一种神圣性的表达，“那些神圣对象使叙述者回想起，即便在最亲密的关系中也不可能再获得的那种交融”。彼得·沃森还写了普鲁斯特和涂尔干在生活上的交集，更加证明影响是有可能的。

　　这不是彼得·沃森的原创性观点，而是引自他人的研究——就像刚才说的，他原本擅长的也是综述性写作。可若不是读了他，像我这样的、更多的读者也不知普鲁斯特和涂尔干的联系。

　　然而，我依然认为，彼得·沃森对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理解可能是不够的。涂尔干说的“图腾”只不过是表征，甚至可以说，连宗教也是表征。他的核心是“社会”（society）。这样说是指涂尔干在讲原初宗教时讲的是“社会”。在人开始群体生活后，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个外在于具体人的、能影响人观念和行为的事物，这就是社会，它有约束、评判和团结人的力量。社会的最初形式是“宗教”。 到了民族国家产生后，才出现彼得·沃森说的，国家（state）在这个时候具有神圣性，不过这也不是他说的那种转向，如从宗教转向了民族国家。这是因为此处的宗教并不是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说的“宗教”，后者是整个社会（也可说处于混沌状态的），而前者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以教会为组织形式的宗教。

　　彼得·沃森提到，“普鲁斯特说，从群体的立场上看，无论确立稳定性、身份认同乃至其他公共生活如何可欲，它都远不如欲望的私人体验那样有趣、充实、使人着迷”，普鲁斯特的大背景是工业社会下个人的崛起。人们呼唤个人是神圣的。普鲁斯特也徘徊，这表现在他也在呼唤“家庭价值”，也就是家庭的神圣性，在这个意义上他受了涂尔干的影响。因为涂尔干笔下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在共同体社会道德价值衰落后，社会失范，人与人之间如何重新连结，社会如何实现整合。这不意味着他否定个人的崛起。宗教是早期的社会，依涂尔干的意思，反之亦然，也即社会就是宗教，所有人都居于其中，它象征人对一个外在自己的力量的服从。人类因为这力量才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当然也因为这力量而受到束缚，甚至产生集体侵害。唯有“个人”被提出、被呼唤后，它与社会的关系才是可以讨论的，也才是更有意义的。

　　另外吐槽一下翻译。彼得·沃森本人说明了对普鲁斯特和涂尔干两人联系的原创性论述，是来自伯里克利·刘易斯。可是，中译本将原文注释的参考文献都给翻译了，无法查找原文，也无法得知伯里克利·刘易斯是哪一位“伯里克利·刘易斯”。当然，翻译参考文献（尤其脚注）是出版译著长期以来比较常见的做法，这确实也不是个例。但是，除了参考文献有的已经被翻译中文出版有必要加以说明，其他情况下其实都无需翻译成中文。

　　《虚无时代》读后感(四)：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自从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以来，现代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悬浮的失重状态之中。一旦作为世人心灵枢结的那个象征消亡，人们的行事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分寸和准绳，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最高律法能禁止你做任何事，于是“一切皆有可能”，这既给了人极大的自由，但以往被禁止的恶行也随之横行，而更棘手的是，已经没人清楚什么才是正确的，似乎很多都对，又似乎都不对，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无数人的道德困扰。

　　所谓“虚无时代”，正是“上帝死了”的直接后果，因为至少在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上帝是终极价值的显现，也是每个人一生的归宿。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归根结底是因为，自从两千五百年前的轴心时代以来，任何大规模社会都需要一个超自然主体来维系社会秩序、道德信念，并赋予每个人的生活以意义，但如今，这个神却死了。

　　虽然彼得·沃森是从19世纪晚期写起，但上帝不是“突然死亡”的，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里，这样的迹象就早已显现——或者更确切地说，上帝并非“死亡”，而是逐渐隐退，远离了世人的社会生活，有时则是被启蒙运动之后的世俗精神驱逐了。

　　早在近代初期，上帝的形象就越来越像一个钟表匠，他在完成对万物秩序的建构之后就休息了，此后任由它自行运转，不再干预。牛顿看似假定了上帝施加了“第一推动力”，但也同样暗示在那之后上帝已无所事事。在一个热力学定律支配的宇宙中，上帝没有容身之地，正如在达尔文进化的世界里，上帝也已不再是造物主。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更强化了人们掌控外部环境的信心，宗教变得既不能有效指导现实生活，也未必有助于人们克服具体困难，渐渐地，先是巫术，然后是宗教，最后是上帝本身，都变得多余了。正如当年的一份社会调查表明的，“一旦存在的不安全感得到缓解，信仰就消失了。”

　　麻烦的是，在信仰消失之后，存在的不安全感又会以更大的势头反扑回来。既然上帝已死，那么如今再也没有神灵可以依靠，所有人都将不得不直面广漠无垠的宇宙，这本身就令人战栗。就像当年蛮族攻陷罗马之后，却又很快就想重建罗马帝国一样，现代人或迟或早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在上帝死后，如何找到一个新的神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毕竟对很多人来说，这种虚无实在无法忍受，而神是一种需要。这是“上帝的复仇”。

　　彼得·沃森在书中洋洋洒洒地列出无数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心理学家如何应对这一场全面的精神危机，在我看来，他们的努力都隐含着相似的冲动，那就是填补上帝留下的空缺。由于这场危机是崭新的、直接的、根本的，人们相信文明生活处于深渊边缘，此时就格外需要召唤某种替代物作为应许的希望，因为就像荣格说的，“意义来自明白的确信……决定性问题是：人类是否与某种无限的事物相联系？”

　　在一个世俗时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随着它们纷纷被祛魅，生活变得彻底非神圣化了；但也正因此，人们才想要将哲学、文学、艺术神圣化，试图把这些重塑为生活的超越性目的，毕竟人类又还是需要“某种无限的事物”。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1855年就说过：“艺术家仅仅发源于他自己……他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他没有继承人。他是他自己的国王、他自己的牧师、他自己的上帝。”这番话是渎神的，但又是对宗教的效仿，因为这意味着艺术家将那种原先奉献给上帝的热情转而奉献给了艺术。实际上，马克斯·韦伯说学者应将学术视为“志业”（calling）也隐含着同样的冲动。

　　对那些有志于此的人来说，那确实不失为一条替代性的救赎之路，但它却无法解决所有人的精神危机。彼得·沃森也遗漏了一点：后来造成莫大灾难的世界大战，其实也是因为无数人转向拥抱了民族主义这个新的神灵，他们期望在共同体内实现自我，但空前的灾难却再有力不过地证明了陷入分裂冲突的人类难以重建整全的良好生活。这又更进一步加重了人们的精神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就不再信任信仰了，曾经为之而战的信念，最终都无不遭到怀疑和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更糟，因为在纳粹那么深重的罪恶之中，当宗教信仰最被人需要的时候，它却没能提供拯救。

　　如果生活中没了什么超越性的神圣事物，它会变成什么样？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现象学认为，生活由无数不同的体察和经验、顿悟和洞见构称，完满性和整体性不能凭某些超验的片段获得，而更贴近辛勤的劳作和教育；普鲁斯特等人注重一种现代性体验：在没有了永恒之后，生活的快乐在瞬间、片段的“小事物”之中；美国剧作家奥尼尔则相信，“如今已经没有值得过活的价值了”，唯一能治愈当代疾病的途径，是“欢欣鼓舞地接受生活”——这就像是一种强颜欢笑的“认命”，好比说“自由地去做自己必须做的事”。

　　对另一些人来说，要摆脱这种无目的的生活，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回归本源。这种理念在德语世界尤为盛行，战后以《无意义生活之痛苦》闻名的弗兰克尔就坚称，现代生活处于一种存在的真空之中，我们与自己的本能疏离，而且还丧失了自己的传统。缺乏和谐是因为现代人已不能像以往那样融入无限的整体之中，现代的“自我”本身往往就是碎片化的。从弗洛伊德开始，精神分析方法本身就预设了自我分裂不和谐的现代人是病态的，用荣格的话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混乱和分裂的时代，一切都处于熔炉之中”，而他的治疗方法就是“复归大道”，通过自性化，“重建分裂人格各成分的统一”，那就是“原人”。

　　不过，这条道路或许可以诊断个体精神疾病，却恐怕难以重塑现代文明生活，因为那个“本源”极有可能是回不去的。卡夫卡甚至根本否认了整体性这种东西的存在，因为整体性本身也是一种解释、一种建构。在这方面，或许契诃夫说得对：上帝的缺席不会导致道德退化或道德真空，每个个体必须为自己找到答案。

　　俄国思想家早就以预言家似的口吻说过，哲学应该“教会人们在不确定性中生活”。这种不确定性当然是上帝死后所带来的困境。这也是为什么存在主义一度那么盛行，因为孤独的个体有史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被“抛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就像一个不知道自己身世的孩子，突然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而所能依靠的却只有自己。

　　这意味着，不安和忧虑的现代异端不得不面对现实，自己行动起来，因为除了为自己树立的目标之外，现代人的头顶之上已不存在任何事物。如果说古人是为了逃避痛苦的世俗生活，遁入精神世界，那么现代人则相反，为了逃避精神困境，不得不转身践行现实生活。

　　此时，个体发现自身是唯一的实在和安全的立足点，因为原罪的教条已经衰落，个人不再被视为“天生堕落”，“自我”取决于人们如何选择并行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常的实践性并不是一件小事。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在那些年里暴得大名，因为他提供了“一种在上帝之外生活的新思路”，在一个失去了行事标尺的社会中，允许人们自由地行动：“你是自由，是选择本身，因此这就等于说，你就是创造。普遍道德的规则不能向你表明你应当做什么事情。”

　　虽说这是“虚无时代”，但不应忘记，它的另一面是“人的解放”。正因为“上帝死了”，所以人才获得了行动的完全自由。马歇尔·伯曼曾说，马克思那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道出了现代性体验的核心，因为“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这两者是一体两面的，我们不可能只想要梦想与自由，却不想承受由此带来的代价。

　　的确，现代人处于一种巨大的缺失和空虚之中，但同时他们也面对着空前丰富的各种可能性之中；而社会行为没有共同尺度，则意味着个体的行为也获得了解放，第一次获得权利，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在此，“上帝”不过是一个象征，就像所谓传统，总是既保护了人，又束缚了人。根据一种流行已久的语源学，英语中的“宗教”一词religion，本意就是“紧密团结”（to bind fast），因而对那些被传统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来说，这种“松绑”带来的解放感却是无比愉悦的体验。

　　面对这样的前路，现代人应当何去何从？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一百多年后，新加坡教会的一条广告却相当嘲讽：“尼采死了。——上帝。”这暗示着，神灵虽然隐退，但只要仍有人需要，它就不会完全死去。只不过毕竟，人们如今已经被允许做出不同的选择：有些人重新寻求某种确定性，有些人堕入虚空，有些人探求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还有些人选择不管怎样，一力前行。

　　说起来，其实这样的生活，中国人一直都在践行。和那些一神论文化不同，全世界最世俗的中国人向来就没有单一主宰的神灵，即便笃信来世，对中国人而言也往往只是欲望问题，而非出于真正的信仰。孔子那时就已对鬼神持一种不可知论，认为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世如何生活——既要有所敬畏，又要无愧于心地尽自己所能，那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勇气。

　　自从春秋礼崩乐坏之后，两三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这样的生活：没有可为之献身的超自然主体，而“过日子”因此对中国人具有存在论意义，所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语）、“百姓日用即道”（王艮语）。这种思想的影响所及，东亚文化中普遍对超越性意义不感兴趣，而专注于务实进取。就像村上春树说的：“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要努力奋斗，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

　　这至少可以说明：在上帝之外生活是有可能的，而不同文化最终也有可能殊途同归。在现代化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之前，现代人都面临着相似的处境：既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又需要孤独面对，而人们真正想要的，是既不受束缚、又能有安全感，并活出自己人生的意义。如果已经没有神灵指引我们、赋予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以意义，那么最终的答案或许是：每个人要学会指引自己，寻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这一圣杯。

　　*已刊2021-6-20“北青艺评” ---------------------------------------------------------- 勘误：

　　p.127：罗伯特·休斯影响颇为深远的著作《新时代的冲击》：按，这本书有中译本，名《新艺术的震撼》

　　p.420：[心理学家罗杰斯]他说自己的方法之所以能成功，部分原因在于“教堂在早前某个时候便不再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这个事实：此处“教堂”应作“教会”，英文里church兼有这两义

　　《虚无时代》读后感(五)：从袪魅到开放

　　尼采之外，我更愿意从马克斯·韦伯入手，探讨沃森所言的上帝离去之后的世界的虚无。

　　书中第一次提到韦伯是以其面对战争的态度说开去。尽管韦伯以他母亲一方的贵族出身自居帝国公民责任参战，却始终怀疑战争取得的收获。他和很多人一样主张所谓“对现代社会失落整体性的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眷恋”，但他同时也主张“永远不能让人民处于统治地位，国家也永远不会消亡，权力不会因为诗人的咒语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总结说：“基督教伦理在人类社会不可能实现。”后者像是对尼采话语的退后一步言说，但无可避免的是面对祛魅时代来临的消沉和幻灭。

　　1919年，韦伯在慕尼黑以“科学的内在呼唤”（翻译为英文是“Science as a Vocation”）为题发表了一场演讲。（按：据三联版《学术与政治》导读内容，此演讲发生在1917年11月7日，一年以后，才是1919年，发表的演讲题目为“政治作为志业”。）

　　那时的慕尼黑像德国许多大城市一样，处于革命巨变中。事实上，内战的阴霾并未远离。巴伐利亚苏维埃得以确立，原因是人们想要建立一个“光明、美丽、理性的王国”。韦伯认为这种观念是“不负责任的”而不予理会，因为“如果奢望用政治来确立意义和幸福，那么这种政治将会不堪重负”。但他的讲座却关乎意义和幸福。（沃森） 此演讲掀起了激烈的社会争论。“表面上探讨的是科学风潮，但韦伯基本上是在讨论对有意义生活的渴望，讨论如何能在现代‘理性化’文明的钢铁空间中继续实现这种生活。”韦伯主张，科学可以促进人的自我意识，但却不能替我们做出该如何生活的决定。他说，我们的文明“如此彻底、如此全面地进入对理性的信仰，而理性却减弱了个人对自己有能力做出决定的自信”。更重要的是，在处理技术问题上，由科学带给我们的确定性，会促使我们在价值和伦理生活中，在探寻意义的过程中，盼望同样的确信和客观。“其结果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膨胀，它披上科学外衣来争取我们的信任。”（沃森） 刘擎认为韦伯将“世界的祛魅”视为现代转变的精神特征，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并不带有价值判断的倾向。沃森则认为，韦伯或多或少是带有暧昧的遗憾的。因此韦伯在这场演讲中理清了对学术研究的一系列错误认知，更确切地说，是人们对理性的错误认知。 这可以解释他所谓“学术先知”的出现，他们“对被理性主义祛魅的神秘世界作出回应，但却错误地把这个世界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种魔法理性化，也就是把个人的人格和自由理性化……‘学术先知’并没有把那种神秘性保留在它原本存留之处，保留在个人灵魂之中，而是把那个被祛魅的世界浸没在再次启蒙的暮光中”。韦伯反对这一点，他力图厘清这种混淆。（沃森） 韦伯不认为学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他认为理智化进程中，人割裂了与宇宙秩序的精神联系，我们反而难以整体性地、充分地来把握世界和自我。韦伯同样不认为学术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完满的人生。相反，由于学术发展，我们的人生反而难以完满了。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对世界是相对熟悉的，过完了一生会有一种“享尽天年”的感觉。而现代知识的不断更新，带给人们“日新月异”的感受，一切都是速朽的，于是我们过了一生，也只能理解人类文明进程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死亡不再是“圆满”而是中断，生命的意义未曾充分实现，因此有一种残缺的感觉。（刘擎）

　　在由科学和技术创造的世界中，上帝已死。韦伯对此毫不怀疑。他坚持认为，我们要么接受这一点，要么变成他所谓“宗教大师”——模仿艺术大师而生造出来的说法——牺牲理智，伴随信仰而活，如同艺术大师伴随对自己技艺的信仰而活一样。他说过，“神秘生活的先验王国”绝不能用科学话语进行解释，我们也绝不能试图把这两者混淆起来。神秘生活也从来不能像科学那样获得确定性，但我们可以依赖信仰者的“手足之情”，以及从这种情感中可得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慰藉。（沃森）

　　我们得到慰藉是因为共同信仰者的关系以及共同的安慰，这种安慰类同于民族或者国家共同体带来的安慰。“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占了大多数，我们是先进的，我们一定会胜利。……”诸如此类的话语一再带我们进入着魔的迷思。

　　沃森认为海德格尔、里尔克、穆齐尔，他们都比韦伯更加具有想象力。世界复魅更多的是积极的作为，而不仅仅是哀叹世界的祛魅。但韦伯的洞见仍然不容忽视，复魅的努力必须建立在祛魅的基础之上，复魅利用的恰恰是自我认可的所谓理性，并且认为这样的理性还不够。复魅是一盘回锅肉。 在韦伯以后的复魅者做出努力以前，韦伯已经拒绝了这样的诱惑——韦伯决意要做一名抵挡者，要抵御这些迷惑对思想的腐蚀。韦伯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有多么严酷。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所吓到。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绝望、虚无或者狂热。——谁要是宣称自己能够提供确定无疑的信念，给出可靠无误的答案，那就是在蛊惑人心，就是假先知。（刘擎）

　　韦伯以“世界的祛魅”来表达超验秩序的解体，但泰勒提醒我们“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它们也给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成为现代文化深刻的困境。（刘擎）

　　学术无法解除我们抉择的负担，无法代替我们承受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刘擎）明智的行动并不表示是理性计算的行动（工具理性），甚至可能是失败的，但这样的行动是清醒的，是符合价值理性的。是做了权衡之后仍然愿意付出的自身的代价，不是一腔热血洒在地上或者作为时代的炮灰没有选择地湮灭无明。他拒绝慨他人之慷，当然也鄙视搭便车之利。韦伯指明的是思想的清明，是内心的一致，是完整的人格，和一再反思和确认的行为。 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最终只能依赖个人的主观选择，而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正如韦伯所言，“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现代人拥有自由选择信仰和理想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刘擎） 刘擎将韦伯拔得太高，如沃森所言，这是精英的自诩，韦伯并不指望大众有这样的觉悟和认知，他无法想象一个人人自省而自觉承担责任的现代世界，这个世界当然也并没有真正到来。 韦伯承认主观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并不等同于“任意”或“武断”，学术滋养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够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韦伯也纠缠于个体意志之内的“诸神之争”——健全的心智结合强劲的英雄品格，构成了韦伯独有的精神气质。（刘擎）这当然也是魅力，但扎根于个体和日常，且在逻辑上人人可以选择。韦伯的话语中从来没有诉诸民族的超验魅力，尽管他认为参战是作为一个精神意义上的贵族理应履行的公民责任，这并不意味着韦伯需要为战争和国家呐喊。 韦伯信奉尼采的名言，“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强度的检验”。尼采的强力意志和超人哲学是一个精神向力的双重表述。这样的决断具有两个方向，一种是尼采所言的要么做超人，要么做奴隶或者末人，他规定了人类的分野。现代认知中的正义走向了另一面，每一个人都有这样自我选择的权利，而这样的选择和意志并不以他人的被奴役和贬低为代价。这可能是正义的方向所在。 没有经验的世界，是否可以期待，它又是否真的存在？为此，需要在正义中寻找。罗翔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读出来正义是客观存在的。“看见的不用去相信，看不见的才要去相信。”重要的在于我们认为何为正义。

　　回到沃森的书，他不怎么同意韦伯说的后宗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现实是，韦伯去世以后，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国家，有各种各样的迷思和狂热。沃森说，20世纪以后的世界，甚至包括本来最为冷静和客观的科学研究（韦伯的学术志业的演讲是以科学作为标准范式加以讨论的，包括直接用“科学”一词指代“学术”）也变得非同寻常和炫彩斑斓起来，比如科学观测的结果会受到观测行为的影响，科学研究的结论也会被构筑于人脑中的理论框架所塑造，甚至包括数学、数理逻辑，都具有“主观性”。人类花费了几千年才从神话的朦胧走向理性的澄明。智慧生命逐渐意识到，宇宙整体及其万物是由规律制约的。这种决定论的观点似乎使自由意志无容身之处，并造成了宇宙论的虚无主义。（具体可参看克罗斯比《荒诞的幽灵》。） 霍金认为我们应当重新认识科学和这个世界，科学本身是开放和允许变革的，这是科学与之前的传统教条最大的区别。“实在不过是一套自洽的和观测对应的图景、模型或者理论。霍金将其称为依赖模型的实在论。如果两种图景满足同样的条件，你就不能讲哪种更实在些，你觉得哪种更方便就用哪种。如果没有一种理论满足这些条件，那么宇宙就消失了。自在之物在这里是多余的。这样，科学甚至数学研究既可看成发现，又可看成发明。”（霍金，蒙洛迪诺《大设计》）

　　这一切都是韦伯来不及看到的，否则就如沃森所言，韦伯会惊异于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魔法”，也从来不缺少“超自然”的怪现象。所以当韦伯看到“科学神教”（山达基教，Scientology）的狂热时，看到这种科学与宗教的杂交品种出现时，又会展现出怎样睿智的批判呢？沃森做了一系列类似的假设，当下的这个世界是令人着迷的，它有令人着迷的千姿百态，总有一种适合你。但如同罗蒂所言，世界可能仍然保有迷人和魅惑的特质，却永远地失去了“神圣”。

　　沃森又举了写书篇幅可以和他一较高下的查尔斯·泰勒，并强调自己不认同泰勒对人类已经丧失了为事物命名的力量这个判断。恰恰相反，“随着科学的出现，我们为事物命名的能力成倍地增长。而这也正是关键所在，或者说大部分触及到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命名、言说、歌唱世界恰恰建构了一种标准。”而沃森自己正是在这种纷乱嘈杂的“命名行为”中找到了力量。

　　沃森认为思想家们、艺术家们所做的工作正是命名——观察、判断和命名他们所认知的世界，这是英雄之举。沃森和他所探讨和引述的思想家们一定会同意，“主张不存在某种用以判断世界的专断基准”，世界是开放的。“人性是一个目的开放的实体”“拯救必须对所有人开放”“所有东西都可向人开放”，“特权相当大”的专门管理者、律师、医生、公务员等等专门的职位也向每一个人开放（理论和法律的字面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开放和知识的开放，开放本身意味着自由和平等双重价值的实现，它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如果可以，我认为这是现代意义上最底层的正义特征。

　　这样的世界是一个邀请，尽管充满了荆棘和深渊，我们身处于走向晦暗不明又无可依傍的当下，仍需要保持头脑的清明。如同大前天面对雨后雾气氤氲的青山时所想 ——读完后全然是感动，这本身也是沃森说的宏大与崇高，超越与迷人。沃森用600余页的篇幅梳理尼采以来的“思想动态”，记录了人类追求意义和满足的历程。他认为，世界和人并没有因为上帝的退隐而真正变得虚无（尽管虚无始终萦绕在人类的头顶之上），但我们有权利和责任为世界命名。我们有希望找到力量，尽管缺失、倒退和困局仍然存在。没有哪首诗能挡下一辆坦克，但让生命绚丽夺目的希求能让一个人在情感和人格上不断抵达完美。我们要找到更充分的人性，“更远离野兽状态”，这当然是特权，但这特权也是每一个人理应获取的选择，现代的意义在此。 愿与每一个人共勉。

　　《虚无时代》读后感(六)：虚无时代：如何面对我们时代的“空心病”

　　中国读者对彼得·沃森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从《20世纪思想史》、《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到《德国天才》、《大分离》，沃森以其广阔的视野、犀利的洞察力和拒绝简化的叙事手法，给读者带了一部又一部令人惊艳的思想史巨作。而其在中文世界中最新问世的《虚无时代》，不但延续了其一贯的高水准和独树一帜的叙事风格，更是充满野心地向一个堪称“世纪困境”的棘手问题发起挑战，那就是，如何面对终极价值“真空”的问题。

　　《虚无时代》 彼得·沃森 著

　　生活中缺失了什么，都要怪尼采吗？

　　《虚无时代》涵盖的历史起自19世纪末，讫止21世纪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前后共计一百三十多年时间。这也正是人类文明发生剧变的一个历史时段，看似坚不可摧的古典世界几乎在一夜之间崩塌，取而代之的是光怪陆离、支离破碎的现代，乃至后现代世界。一方面，在回溯历史时，我们常常会惊讶于古典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天壤之别，然而当我们去思考这一巨大鸿沟到底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作用于我们今天的世界，却鲜少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另一方面，当我们身处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埋首于朝九晚五的忙碌生活之余，也许也有那么几个时刻，会感到空虚与茫然，感觉到似乎缺少了点什么，又似乎缺少一个坚定的解释为生活赋予意义——当代大学生中出现的“空心病”，年轻上班族中流行的“躺平”一词，似乎也都指向了终极价值“真空”问题。在本书中，彼得·沃森暗示我们，在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二者之间，隐隐也有着某种联系。他同时给到我们一个重要提示，那就是“重返尼采”，更准确地说是重新思考尼采“上帝之死”宣言带来的影响。

　　1882年，尼采发表了“上帝已死”的宣言，这一惊世骇俗的言论在当时并没有立刻引起巨大的轰动，却在不久之后展现出其惊人的影响力，其作用范围不仅仅限于神学领域，甚至引发了西方整个古典世界的崩塌。对于西方人来说，绝对信仰的消失，就意味着终极价值失去支撑，从此人们不得不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宇宙中漂流，独自面对虚无主义的巨大空洞。当然，与其说这是尼采本人造成的，不如说他只是预言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或者说他比任何人都更敏锐前瞻性地抓住了时代的变化。在说出“上帝已死”之后，他接着又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这意味着人类从“神”的时代进入到“人”的时代，同时也意味着人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填补信仰坍塌留下的空白，重新为生活赋予意义——因为人无法在无意义中生活。为此，数以万计杰出的个体将他们的创造性精力投入到设计没有上帝的生活方式中，在终极价值坍塌的废墟上独自面对希望与失望，拒绝妥协，展现出人类的尊严和勇气。在《虚无时代》中，他们的事迹第一次被完整讲述了出来。

　　一部打破专业壁垒的智识全书，一场拒绝简化的思想盛宴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目标，需要涵盖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材料，展现人类思想一百三十多年剧变的历史。在专业化壁垒越来高的今天，要打破壁垒，重建这一碎片化、多元化的世界的全景，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这一意义而言，彼得·沃森确实是当代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且，有别于当下流行的各种“简史”，沃森以拒绝简化的叙事方式来承担这一挑战，这也体现在他选择了思想史这一极具难度的切入角度。他认为，思想生活可能是我们人类最重要、最令人满意、最有特点的一个存在维度，然而它又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毁灭或丢弃。某些思想在一段时期内散发过光芒，然后由于种种原因，光芒消退了，但它依然对后世具备启迪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审视 “其他时代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来认识自己的局限性，从而希望看到我们如何改进自身和社会。因此，从历史中打捞出这些遗产，是思想史责无旁贷的责任。

　　同时，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思想史学家必须找到一些原则、一些线索，去理清思路。在这里，彼得•沃森以尼采在世纪之交引发的思想震荡为起爆点，考察这一震荡如何侵入精神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荣格、胡塞尔、易卜生到毕加索、鲍勃•迪伦，从心理学、现象学、神智学到印象派、波普艺术、爵士乐，从奥斯威辛、广岛、大清洗到伍德斯托克、“9•11”的点点滴滴连接起来，以优雅、精准的笔触挖掘出看似彼此无关的现象背后有章可循的脉络，绘制出一张从古典崩溃时代到光怪陆离的后现代的思想地图。

　　从古典到后现代，是文明倒退抑或进化叙事的新篇？

　　在本书中，沃森将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纵向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安排，横向则以人物、历史事件交织。第一部分“当艺术尚且重要之时”针对十九世纪末到一战前这段时期，第二部分“无尽的深渊”指向一战到二战这段二十世纪最黑暗的历史，第三部分“关键时刻及其后的人性”则描述了从二战后到今天的世界。

　　在第一部分中，沃森重点考察了尼采宣言在哲学、艺术和文学领域的重大影响。在哲学上，尼采彻底摧毁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指出，更真实的、有目的的、有统一性的本质世界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没有比现实更真实的世界。换成用神学的语言来表述的话，那就是超验的世界不存在。而对于普通人最直接的影响，那就是原本由宗教提供支撑的终极意义的崩溃，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人类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陷入空虚——更深层的世界消失后，世界变得扁平，我们所拥有的除了肉眼可见的这个表层世界外再无其他。如何面对这个扁平而无趣的世界，成了后尼采时代所有人的共同课题。于是我们首先看到了实用主义哲学的诞生：约翰·杜威和桑塔亚纳等人试图接受一个没有绝对或本质的世界，并将注意力转向了改善生活体验等现实问题。在另外一个维度上，也催生出心理学等关注人自身问题的学科。

　　尼采的影响在舞蹈、绘画、戏剧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信仰崩塌的人们都试图在美学中寻找新的终极依托。其中，最直观能让我们感受到其巨大冲击力的转型还是发生在绘画领域。绘画艺术开始关注世俗问题，并吸收了大量现代性要素，由此诞生出印象派的革新、塞尚的混合式构图、修拉的点画派以及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作品等。在这里，对上帝和宗教的关注被对自然和人的注视所取代，例如研究光——我们可以看到莫奈笔下千变万化的睡莲庭院，又例如赞美人的世俗生活——修拉笔下《大碗岛上的一个星期日下午》，人们没有去教堂礼拜，而是在野餐、散布、游船、嬉戏、遛狗，自得其乐。这种欢乐在自我意识中进一步碎片化、抽象化后，就诞生出了光怪陆离的后现代艺术；而当其走向反面，则诞生出了蒙克式表现主义的阴暗意象，“不安和忧虑变得如此强大，所以艺术家不得不选择退回自身，把自我当成一个安全点，否则宇宙只剩下冷漠” 。就本质而言，它们都是在关于在冷漠宇宙中寻找生存意义的艺术。

　　与此同时，哲学家对科学和理性的怀疑，也被艺术家、作家们所分享和传递。易卜生、斯特林堡、萧伯纳等人以戏剧作品对宇宙的无意义和所谓“现实”的可变性，以及对自我的碎片化和多元性的存在问题进行了建设性回应。人类摆脱了逻辑或神学的约束，并对世界提出了个人主义观点，因此艺术家们也不再试图表现外部现实，而是通过自己的作品与之抗衡。他们似乎在试图表明，彼岸世界不复存在之后，唯一选择就是更加充分、真实地度过这一世。尽管对“真实”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可以认为，他们也依然生活在尼采宣告的阴影——或者说光明之中。

　　从深渊中重启，人类变得更明智了吗？

　　在第二、第三部分中，彼得·沃森的关注点从“观念”转向了“行动”。二十世纪被称为“战争的世纪”，也是人类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世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经过短暂的和平，人类走向另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深渊。即使在二战结束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核武器的死亡阴影也始终笼罩在冷战双方阵营头上，挥之不去。另一方面，科技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但是更多人陷入了“富饶中的贫困”，如同马克思所说，“生产出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困”，进步主义许诺的天堂并没有降临。与此同时，种族歧视、环境破坏、恐怖主义等新旧顽疾也继续威胁着人类社会，让人忍不住自问，世界祛魅之后，人类真的变得更明智了吗？

　　一些人会在尼采这个人或者其哲学思想上寻找替罪羊。他们认为，人类离开了一个有神看护的宇宙，因此生活似乎被剥夺了任何有意义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及其目的就有可能被视为提供了填补道德真空的前景——比如培养一个“超人”的种族的口号，就能重新赋予一部分人积极的方向感和目的感。二战时期很多德国士兵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带入战壕的传闻，似乎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事实依据。这其实只是夸大了其实际影响的说法。如前文所说但即使如此，这仍然是一个悲剧。

　　彼得·沃森指出，二战导致了三大影响。第一是在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萌芽，第二是发生在美国社会中广泛的世俗性变革，即所谓的“放任型转向”，人们迅速用一种心理学的理解来取代对社会和人的宗教性理解。第三是大屠杀的影响，大屠杀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虚无主义事件吗，其起因与寓意又是什么？这些重大事件在宗教和世俗两个方面，都拥有超过了战争状态终结之意义，塑造了并且还在持续塑造着我们今天的思想与文化。

　　彼得·沃森

　　走出“最后的人”的想象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曾预言了“上帝之死”之后诞生的“末人”社会。末人社会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长不出参天大树，孕育不出飞舞的星球，只有平凡而满足的群氓。这一形象被福山吸收，诠释出身处“历史尽头”的“最后的人”的概念。“最后的人”是一群丰衣足食、失去向上的精神维度、只满足于生存的表面世界的庸众，没有创造力，没有向往；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人人平等，千人一面；没有信念，没有激情。

　　然而，回顾世界“祛魅”之后一百三十年中人类思想冒险家的探索之旅，我们可以欣慰地发现这一阴惨的预言并未完全变成现实。尽管无神论导向的绝非完满生活，但人类的精神却始终拒绝沉沦于深渊。正如彼得·沃森所说，“灵魂拒绝在冰冷、黑暗的众神遗弃之地等待和沉沦，相反，它怀揣着自我信念、创造力、希望、智慧以及热情，使用自己开拓性的能量去探索生活的全新方式”。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人类最优秀的头脑对生存意义的追寻和富有启示的回答，汇成一个丰富多彩的故事，给予我们慰藉的同时也激发我们的思考，激励我们寻找自己的人生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