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yranny of Merit》读后感1000字

　　《The Tyranny of Merit》是一本由Michael J. Sandel著作，Penguin Books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USD 16.93，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The Tyranny of Merit》读后感(一)：精英主义并非对不平等的补救，而是对不平等的辩护

　　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去年的新书《精英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非常精彩地阐述了精英主义(meritocracy)的问题："精英主义并非对不平等的补救，而是对不平等的辩护。"

　　这本书让我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历史上支持劳工阶级的欧美左派如今变成了精英主义的拥趸，理解了当时Trump的当选。

　　精英主义本意是好的，作为贵族主义(aristocracy)的替代，精英主义主张经济的分配和政治的赋权是根据个人的才能、努力和成就，而不是根据财富和社会阶层。

　　但可惜，并没有哪个社会实现了真正的精英主义，"你的才能和努力能带你走多远，你就能走多远"只是空话，能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才能和努力影响不大，更多的还是取决于家庭财富和社会阶层。这不是精英主义，而是改头换面的贵族主义，并且这比以前的贵族主义更糟糕：以前的贵族阶层还能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是靠家族而得，和自己并无太大关系；而如今的精英阶层认为自己的地位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奋斗而来的，并且认为社会底层人士之所以处于底层，是因为他们又蠢又懒，不思进取。这些"精英"，全然忽视了自己的特权和运气。

　　Sandel提出的应对精英主义问题的解决之道：

　　教育方面，主要是增加美国顶尖大学的多样性。

　　1) 取消SAT考试作为入学要求，因为SAT高分与家庭财富的关联密切。

　　2) 实行抽签录取，首先根据成绩和申请材料淘汰掉不符合资质的申请人。然后，剩下的人抽签，随机选择，这样一方面避免照顾到关系户，另一方面也能减缓学生和家长为了上顶尖大学的拼命内卷。

　　税收方面：将税收负担从工作劳动转移到消费和金融投机上：降低或完全取消工资税，通过对消费、财富和金融交易（包括对实体经济贡献不大的高频交易）征税来增加收入。

　　(教育方面的建议我不置可否，但税收方面那条我挺赞同的)

　　《The Tyranny of Merit》读后感(二)：关于“精英主义”的一些个人阐述

　　很吃惊这本书上架还没多久豆瓣居然就有评论了。 花了十来天读完了这本，可能是语言能力的关系，前几个章节的逻辑不是很明白。但最后结论符合预期也正是我想要读到的。 事实上，“精英主义”看似新兴，但回到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潮流中不乏类似话题。所以，无论是要阐述其成因还是解决方案，我猜，这是一个千千百百年都未能真正解决的悬案。 先谈成因，“精英主义”的起源让我联想到中国自东汉到隋唐中期的门阀制度，几百年来寒族和世族的相争，到最后以科举制一举打破了门阀贵族对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垄断，而平民子弟自此有了向上的通道，逐步走向政治的高层。而那之后，“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传扬不正是今天“精英主义”为之骄傲的资本么，因为我有学历，因为我是高知，因为我是名校出身，所以我有了今天的成就——财富，名利…，而自此，“精英”=富贵荣华=聪明才智这样一个无限循环让所有的人为之癫狂为之伤神，仿佛今天我若没有踏入社会精英的行列，我就是loser，我就无脸见世人，至少，心底是自卑的。而带来这一切的，我们不可以说是因为“科举”因为“高考”，或者说是这些手段所达到的结果——“筛选”（sorting），我个人主张带来这些悲剧的是我们的道德的沦丧是我们的信仰缺失。事实上，每一位读过此书的中文读者可以明白，这些事不仅仅发生在民主党的精英中，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中国，甚至在亚洲，包括我们的周边，韩国，日本…都经历着同样的问题。当对价值判断的标准发生变化时，判断的结果自然不同。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工作不同是源于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之分，只是内容不同，甚至…在大锅饭年代，不同的工作所带来的收入也是相同的。所以，没有看低，没有卑怯，大家都一样嘛，谁也不比谁好。

　　但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的一句“让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让社会起了涟漪，作为结果，确实是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得意，是嫉妒，是竞争，是看低…我们必须要认清的是，带来这些的不是“有人先富起来的现实”，而是出于人类“骄傲，嫉妒，争竞”的原罪。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那么，解决这些思想的源头，社会不安的现实，只能是从人类思想去解决。那么，这势必是教育，是媒体甚至是执政人的责任和义务。

　　上面从原因说到解决方案，就像我说的，这是千古难题，即使哈佛教授都没说清楚的问题那我更不可能说清楚。所以，我想这本书与其说是给了一个解决方案，不如说是扔给大众一个广大的问题，回到美国的现状，就是高高在上的民主党精英们如何和红脖子和解，如何体谅以红脖子为代表的美国平民所想要的，我想这才是作者真正的写作目的。而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一样的，如何缓解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如何让那些精英孩子们真正明白世间的疾苦，把人生目标从做大官发大财转变成为国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我想到那个时候，中华不崛起都很难了～

　　《The Tyranny of Merit》读后感(三)：精英制度的暴政是针对失败者的, 如果你认为你能一直赢的话

　　在中国享誉盛名的桑德尔教授的新作(他居然还有本书讲自己和中国哲学, 相比美国主流文化而言, 他的社群伦理确实更契合东亚文化了)，序言从新冠疫情开始(可以说是非常新非常应景了;估计中信已经买下版权正催人翻译呢吧)，作者说“道德上来说，疫情让我们记起了自身的脆弱性，以及对彼此的依赖：‘谁都逃不过这场灾难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有趣的是很多学者基于实证研究指出，we are not in this together，美国黑人和少数族裔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远高于白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也远高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老年人高于中青年，等等）’”即便如此，美国并没有像东亚社会那样团结起来，共同抗疫，作者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现在的政治分裂，而造成这一分裂现象的原因，也许出于某些人说的全球化影响，自由的市场化的影响，还有近几年的经济衰退，但还有一点被大家忽略的原因，就是精英制度（meritocracy）下催生的胜利者的傲慢（和自私），以及失败者的怨恨（和无助）。

　　美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无疑是尊崇精英制度的，为什么不呢？举贤任能总好过任人唯亲吧，创造平等的机会，让真正有才能的人发挥他们的能力。这的确是从古至今世界各地都向往和实施的制度。但它并不完美。精英制度本身并不向往公平，它只是用机会平等来弥补已经出现不公平，而且它的本意也不是公平地选拔人才，而是选拔人才本身。精英制度在这一层面上的确是社会流动的途径，但如果它是社会流动的唯一途径，那么这样的社会真的好吗？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我们根本无力创造完美的机会平等。加之精英制度本身自带的阴暗面，是作者，也是Michael Young早就提出的，精英制度会让选拔出来的赢者认为胜利完全源于自身—才能+努力，进而认为被制度淘汰的人是愚笨、懒惰、无法创造社会财富的废物（想想我们对tp支持者的认知，red neck，white trash，种族歧视，讲不通理等等）。首先, 这样的制度无疑对所有人都是沉重的负担, 因为如果你不成功, 那么责任都在你自己, 因为你蠢笨不努力(没有天赋不能怪你,但谁会提呢); 一旦在这种制度下成为失败者, 不仅你自己会自怨自艾, 其他人也有资格指责你羞辱你; 唯一的赢家只有胜利者, 前提是你能一直赢下去, 马太效应和赢者通吃极大增加了你一直赢下去的概率, 但你真的有自信在数亿人的竞争下走到最后？ 极度精英制统御的社会几乎必然是分裂的，而且是上层鄙视下层，下层怨恨上层，隔阂将越来越深(美国真是现成的例子)。作者认为，正是这种对精英制度的笃信，以及近40年来精英统治的失败（我认为大部分源于他们的自私短视，肆意攫取利益，造成了经济分配极大的不公），造就了上下层的社会分裂，挺tp的人不仅关心自己的口袋，也关心面子，事实上tp的政策并没有让他们在经济上受益，而更多的是tp对精英对建制派对自由媒体的打压和羞辱让他们认同。他们的尊严被精英踩在脚下太久，所以tp那些MAGA、fake news的口号才让他们备受鼓舞。

　　这本书比桑德尔之前的what money can’t buy更有深度了，也就是更难读下去了，我也只是认真读了开头结尾。但整体而言，我觉得作者已经说服了我。我想起来曾与人讨论收费站取消人工服务，只会在小亭子坐着收费的人失业后无所适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会助长主张抛弃和无视这些人（他们缺乏更高级的劳动技能一定程度上是制度本身造成的，他们被淘汰是科技/社会发展的结果，这些都在他们个人的掌控之外，而最后失业的恶果只有个人承担），放弃他们符合优胜劣汰。但无知之幕后谁会愿意选择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呢？毕竟随着（那些胜利者带动的）科技发展，谁又能保证自己没有被抛下的风险？作者并不是要社会完全弃用精英制度，只是一个好的社会不应该只依赖精英制度，将它推崇到极致, 现成的后果就是美国了，这种社会裂痕真的不知道能否修复要怎么修复。我们应该选拔能人，但我们也不能抛弃失败者。很多时候，失败者是大多数，如果一个社会多数人都自怨自艾，也无处投身，该是多么悲哀。哪怕失败者是少数（只有很好的社会才能实现多数人都是胜利者吧），他们也不应该被无视、羞辱、抛弃。一个好的社会一定是奖励胜利者（但不要夸张到赢者通吃），给他们发挥能力的空间；安抚失败者，鼓励他们找寻其他可能胜出的机会；对于退无可退处处失败的人，更要给他们留下生存空间—尊重、善待和一定的物质条件。不是说被优胜劣汰下来的人就值得被羞辱和践踏，正因为现实的不完美，机会并不是平等的，父母、天分、运气等等，太多的因素决定了成败，所以成功者—那些被选拔出来的精英一定不要自视甚高，他们有义务和全社会分享自己的成功，这也是作者所提的common good(共同利益？公共善？)。

　　书里的各章也挺有意思的, 我还没有细读, 尽量找时间补完全书吧.很多时候我读书是只看开头结尾的,但这本书我希望自己能再深入读几章.

　　《The Tyranny of Merit》读后感(四)：【读书半杯茶】之89 《菁英暴政》

　　近40年美国的菁英政治从左右两方面都强调＂论功行赏＂（meritocracy)的价值观：管理应该由专业人士，进步的标志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社会论功行赏，供献大的，报酬也就多；一边是给华尔街成功人士天文数字的报酬，一边是对劳工阶层的贬低。

　　这种做法在劳工阶层中产生巨大的反弹。但如果认为这种反弹仅仅是因为挣钱少的对挣钱多的心生嫉妒，那就是把问题想简单了。美国历来就非常能接受社会财富分配上巨大的差异，因为人们相信哪怕自己收入不高，但社会会为自己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机会，相信麻雀变凤凰的机会很多。可是今天的美国，来自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小孩，20个人里才有一个人能在一生中升入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中。反而是欧洲国家，这些往往被认为是社会中上升机会少于美国的地方，穷人孩子升入高收入群体的更多些。7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了带来的好处，收入最高的10%的人拿了大头，收入中线以下的没得什么好处。与此同时，社会上对成功人士的大肆宣扬，让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功完全是自己的努力，骄傲而鄙视不如自己的人。失败的人受尽羞辱，心生记恨，所以他们满腔的怨气并不只是反移民、反全球化，而有这深一层的、被羞辱的情绪在里面。

　　论功行赏强调一切都是自己努力、才干的结果，忽视社会共同命运，搞得人人为自己，这种做法像暴政一样欺压社会上的大多数。比如欧巴马总统上台之后，没有实现＂对，我们能够＂的承诺，而是在处理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时向华尔街妥协，救了这些对金融危机有直接责任的人，让那些受到伤害的普通人、没分到这块大饼好处的劳工阶层怒气冲天。而2016年大选中川普正是抓住劳工阶层中一些人这种＂被羞辱、被遗忘”的心态，做极端的事情，比如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虽然他的支持者中也有环保主义者，但川普这种不強调＂机会＂，只说赢家、输家的煽动让他们出口恶气，跟着跑。

　　论功行赏听上去应该是一个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社会公平，激励个人自由，提倡自己命运自己决定的好办法。有不少人认为它的根源来自圣经的教导：好收成是上帝的奖励，坏年景是上帝的惩罚；人们赞美成功的人，看不起失败的人。但这种对圣经的诠释与上帝是万事的主宰却是冲突的，于是人们找一个解释：神给人自由意志，人做不好是自己的选择。历史上奥古斯丁强调人没有能力自救，马丁•路德说＂因信称义＂（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得＂义＂），人的救赎不是来自行为而是来自信心。可是宗教改革虽然从反对论功行赏开始，却没能从清教徒的伦理精神中把它清除出去，并由清教徒带来了美国。人们问，如果全靠上帝，我怎么知道自己会不会得救？卡尔文主义说，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安排，有专门的工作，这使人们觉得自己努力工作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清教徒苦行僧似的工作态度来自他们相信自己的努力能提前表达出将来他们会不会被救赎进天堂，现世的成功是来世能否进入天堂的标志。这在天主教、犹太教中也有相似的说法，＂救赎是挣来的＂。这个态度带来了＂正义者＂的傲慢，＂失败者＂理应该被惩罚的伦理，正如俗话中说的，＂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09年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高盛集团的头说当年发大笔奖金是因为他们是＂在为上帝做事＂、成功是应该的、是上帝给的回报，就是一个好例子。反过来，上帝惩罚不听话的人：飓风，海啸，地震，甚至911恐怖主义袭击，在美国保守派特别是基督教福音派的人看来，这些都是上帝的惩罚。川普上台后，共和党在想推翻奥巴马医保计划的时候，强调健康的人应该少付钱，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好，有慢性病的人要怪自己抽烟、喝酒、太胖，这些人多交保险费或医疗费是应该的。在国际事务中相对应的表现是强调美国的强大是因为自己是良善的（我们按上帝的意思办），总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这个说法其实漏洞不小，因为历史上强大的国家可不一定良善。

　　菁英主义的本质是成功来自个人的努力，与机遇和别人的帮助没有关系。越是这么想，越会对不成功的人漠不关心。菁英主义本来是与世袭制度作对，却变成了另一种压迫。菁英主义的大行其道是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始的，后来也被民主党这个本来关心弱势群体的政党拿来当做法宝，比如克林顿总统90年代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就走了这个思路。作者在哈佛大学教书，他的学生从90年代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个主张。中国也一样。2017年作者在厦门大学讲学时与学生们讨论有小孩卖肾买手机的报道，大部分学生认为这是市场行为，公平交易。当有学生说这是富人对穷人的变相榨取生命的时候，另一个学生马上接口，说富人这么做没什么不对的，因为富人是社会的菁英，多活几年是应该的。作者认为有人这么说是因为里根等人强调的市场作用被中国人民接受，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人们认为市场经济下一切都是交易，而且能达交易就是公平的，个人或者说富人的成功是自己的努力，理应得到奖励。

　　当菁英主义这种＂后代有机会升到上层＂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时候（比如生在40年代的人90%收入会在日后超过父母，而生在90年代的人这个数字是50%），＂失败者＂就会觉得自己被嘲弄了，自己的尊严、劳动的尊严受到伤害。民主党经济政策智囊的Larry Summers说，＂今天美国的分配不公正是因为我们遵循了论功行赏的原则，人们得到了他们在这个论功行赏原则下应该得到的。＂从这个角度看，论功行赏的原则是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决办法。

　　让我们看看现在常常被提起的＂只有教育才能改变自己＂，以及进而导致的非要打破头进一流大学的竞争。这种对学位特别是名校学位的崇拜是论功行赏大行其道的一个好的佐证。政治家们不惜造假以证明自己有名校学位，就连川普这个打着反菁英大旗的人也一再强调自己是名校毕业。有高学位的人执政当然对提高执政效率有帮助，但也加剧了执政者与老百姓的脱离。今天美国一半的工作是蓝领工作，但出身蓝领阶层的议员只有2%。政治家们顺理成章地说，你不行是自己不努力，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学位主义成了美国今天唯一的公开的歧视。这个问题在民主党中最突出。这个本来是穷人、劳动阶层的党，强调教育带来的上升机会，任命有高学位的人担任要职，使自己与原来的劳工阶层基础选民渐行渐远，反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能接受民主党的主张。向右转的劳工阶层并不一定是因着反对气候变化的说法，而是对自己被菁精政治家忽略的反弹。欧巴马总统说＂咱们认识的事实不一样＂，却不反思自己的说法能不能被没上过大学的人接受。就连提高最低工资这种本来劳动阶层应该高兴的事也被民主党说成是＂smart＂（聪明）的作法，算经济账而不是强调这是道德上本来就应该做的，让劳动者觉得自己是接受施舍的一方，引起反感。

　　英国社会学家Michael Young 在他的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一书中指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要把一个人的成功归于他的能力。他指出，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成功与否有机遇在起作用，就可以减少人们对自己失去信心，而且自尊心少受伤害。这不是为阶级分化或者是世袭制度辩护，而是指出根据人的能力分配工作、机会并不能减少不平等，反而会加深胜、负者之间的鸿沟。菁英主义第一次让失败的人没有正当理由保持自尊心，因为人们相信自己不成功全怪自己努力不够。他预言，菁英主义盛行之后，到2034年，少受教育的阶层就会造反。这个预言在2016年发生了，英国脱欧，美国川普上台是两个好例子。

　　对菁英主义的反思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是否公正，是否会带来一个良善的社会。

　　用先天的优势来定人的收入、地位，与因继承了财产而高人一等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说努力使人成功从而应该多得奖励，可我们知道只因自己努力而成功是少有的，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多是因为运气或者是有贵人相助。把天生才智说成是成功、收入差距的合理解释的道德依据站不住脚。

　　著名学者哈耶克说，人的回报在自由巿场中不应该根据才能，而是要看贡献的价值。股票交易员收入高过高中化学老师是因为前者对社会贡献的价值大，而不是才干更高。而另一派主张福利社会的人如尧思（John Rawls)则说，人的才干跟出身一样是随意的，有才干的人要把多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分给没才干的人，这才公平。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因才贡献而不因才分配。他们两人都认为＂因才回报＂是不公正的。不过哈耶克的主张忽略了人对社会贡献的价值不全由个人决定，而是受社会影响很大（比如功夫大师的贡献在美国怕是赶不上在中国更被认为有价值）。再者，一个人的贡献能否适应市场需求常常不由自己决定，满足社会需求与对社会贡献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化学老师可以把课余时间用来炼毒品。卖毒品肯定比教书收入高，可两者哪个贡献大呢？尧恩（Rawls）认为，要谈公正先得建立正确的社会管理体系，然后才能决定什么是道德的，公正来自公正的体系。先说什么是对的，并以此来证明什么是公正的，是本末倒置，比如财产权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公正而不是为了惩罚偷东西。也有人提出，我们可以对论功行赏的做法进行修正，给＂坏运气＂一些补偿，只要你不做错误的决定（比如抽烟）。这些修改到底都会走回老路，认为人的选择是有伦理价值的，而事实上人的选择往往不完全是自己的决定，而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种＂补偿说＂，说到底是菁英主义的一个变种。

　　历史上菁英主义最早发生在40年代的美国高校里。当时美国因为战争需要大批人才，哈佛大学校长James Conant 认识到以前招生偏向＂贵族＂的做法不利于发掘人才，开始推动＂因才招生＂。他特别针对中西部公立高中的学生设立奖学金，设立SAT（美国大学入学标准化考试的一种），而且特别强调只考一般知识而不是特别深入、专门的知识，这减少了东部地区贵族学校学生的优势。从此以后，美国大学成了美国社会人才排队的机构。他这种做法的中心思想不是财富的重新分配，而是机会的平等，给普通人家的孩子＂上升＂的机会。他认为这样做会造成人们根据自己的才干找到工作，家庭中一、两代人因为才干不同会选择不同的工作也就不会形成阶级，不会形成股票交易员的孩子也当股票交易员，干体力活的人家的孩子也干体力活。可今天SAT越来越受到质疑。有人问SAT有什么不好？对SAT的质疑是因为SAT不光考智力而是看你准备得如何，而备考有效与否跟家庭收入紧密相关：年收入20万美元家庭的孩子考高分的几率是收入2万美元家庭孩子的十倍，因为高收入家庭可以上复习班，请家教，孩子大占便宜。结果考试不但没能帮助穷人家孩子＂上升＂，反而强化了富家子弟的优势。近年来美国大学对少数民族和女性学生的照顾对学生多元化有帮助，但对帮助穷人家孩子没有效果，也就是说学生群体少数族裔、女生等人数增加，但来自穷人家的孩子人数增加不大。这种情况在私立、公立学校都差不多。这种＂因才招生＂的办法反而让没有被选中的学生＂无话可说＂，考不上大学或名校得全怪自己。这种想法危害太大了。

　　本来成就与社会价值不是一回事，可近年来政治人物一再强调上大学是＂上升＂的唯一方法，人们也信了，进而在头脑里形成＂我不行怪自己＂的观念。这对＂赢家＂也颇具危害：＂直升机家长＂、＂虎妈＂们想尽一切办法给自己的孩子创造别人没有的条件，孩子们不独立，压力大，怕失败，自杀，作弊，家长通过贿赂进名校的违法行为。作者认为现在是改变这种＂因才招生＂的时候了，比如在申请材料初选以确保基本的要求之后，从大批申请人中靠抓阄决定谁上最好的大学。少数民族、捐款的人可以多给些中选机会，甚至可以拍卖入学机会。这听起来是胡来，但至少可以除去富家子弟吹嘘自己是靠＂本事＂进来的虚伪，而学生质量不会有太差异。与此同时，把现在只投入4年制大学的钱拿出来一些，大力投资社区学院、技校。19世纪欧洲人见到美国公民的高素质和责任感非常吃惊，那种高素质来自民众普遍的、相对欧洲较高的教育水平，而不是少数几个菁英。今天要重建美国一般民众的自信心，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才干不全是靠自己，建立人们感恩和现实的想法，不要动不动就看不起别人，特别是看不起教育水平低的人。

　　说到底，菁英主义强调的＂上升＂只对少数人适用（美国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占人口比例在25%），对经济发展有用，但会抛下社会的大多数人，让他们绝望。美国2014至2017年寿命缩短，到2016年死于毒品、酗酒、自杀的45至54岁的美国白人多过死于心脏病的人，成了第一死亡原因。这些人很多来自普通劳动阶层，他们普遍认为太多的钱给了少数民族、移民、白人学者，自己交了税却被忽视；自己守规矩，别人却插队。

　　作者认为，一定要让工作变成奖励的一部分，承认人们有工作的权利，不只以才干、满足社会消费需求为标准判断价值，把工作的尊严变成政策的一部分。教宗保罗二世说，工作使人成为人。对全球化也要重新思考，不再以＂封闭、开放＂看问题，而是切实考虑民众工作的权力，不只看GDP增长。对金融市场中的倒买倒卖也要重新评价，很多并不创造价值反而集聚大量财富，应该通过税收重新分配，比如减少工资税，增加对金融产品的税收。公平社会的回报应该照顾到每一个人，而不是一部分人。

　　提出美国梦的亚当斯说过，他的理想国是在国会图书馆的阅览室：年长的年幼的，不同民族的，富人穷人，将军士兵，学者学生一起学习，享受民主带来的一切。

　　人的才干、贡献不同， 但一个都不能拉下。

　　你不一定要同意桑德尔的意见，但可以思考一下相同的问题。推荐这本书。

　　高嵩 10 January 2021

　　原著：The Tyranny of Merit by Michael J. San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