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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眼中最不老实的竟然不是蒋介石,而是他

2017-12-22 13:15:15 来源:国馆文化 阅读:载入中…

毛泽东眼中最不老实的竟然不是蒋介石,而是他

  去日南边望北云,

  归时东国拜西邻;

  若惊道术多迁变,

  请向兴亡事里寻。

  ——国馆君按

  这是国馆 大师堂 的第 30篇文章

  全文约9600字,阅读大约需要 23分钟。

  修学:无论做什么,先学好中文

   

  1895年,寒冬飘雪,风大如刀,

  冯友兰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

  他的父亲冯台异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地主,

  德财俱佳,还是一个进士,

  “在唐县南部颇负盛名焉。”

  按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

  所谓耕读传家,男孩子从7岁起,

  必须开始上学。

  家里给孩子们请了一个传统先生

  专门教些《孟子》、《论语》之类的书。

  “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

  才算读完,叫做‘包本’。”

  冯友兰的童年,就是在这咿呀咿呀地背诵中度过的。

  (资料图)

  后来,他的父亲在武昌得到一个缺职,

  冯友兰一家便跟着去了武汉。

  到了大城市,物价贵啊,工资又低,

  请不起先生开私塾。

  附近倒是有小学,但冯台异不想让冯友兰去那里。

  因为“学生多贵游子,恐友兰等或染纨绔恶习。”

  无奈之下,冯友兰的母亲吴清芝女士亲自出马,

  教冯友兰兄妹读书。

  这位吴女士,那可是个人物啊。

  在那个传统的男权封建社会

  冯台异曾亲作诗称颂:“才藻如卿堪第一,奈何偏现女儿身。”

  替老婆扼腕叹息

  足见吴清芝的才华品德之高。

  于是,白天,冯台异出去上班,

  吴清芝就带着儿女们读书,

  冯友兰读《周易》、《左传》;

  冯景兰读《诗经》,

  妹妹冯叔兰读四书,

  遇到不懂的字或者问题

  就记下来,等冯台异回来再问他。

  每读完一册,

  吴清芝必为煮鸡蛋两枚,

  或亲自去菜市场买五香牛肉,

  做一顿香喷喷的晚餐,奖励兄妹三人,

  等冯台异回来,一家人大快朵颐。

  一剪烛火,五口人,温情脉脉

  常说女人是一个家庭的核心,

  妈妈的温度,决定了家里的温度;

  妈妈的柔性,决定了家里的柔性;

  冯友兰常说,这几年是他生命最快乐的几年,

  吴清芝身上,你能看到一个母亲带给孩子的宽厚与广袤。

  12岁那年,冯台异暴病而亡,

  留下孤儿寡母一大家子

  吴清芝来不及哭伤,

  带着冯友兰三兄妹,

  还有冯台异的灵柩,

  回到河南南阳。

  “扶一柩而北上,

  备廉吏之清凉。”

  简单的丧事之后,吴清芝要做的头等大事,

  还是孩子们的读书事情

  当时的科举制度早已经废除,

  新式教育在各地发展如火如荼

  按照冯友兰叔伯的意见:

  “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

  西学大盛,连南阳这种小县城也都蠢蠢欲动

  就别让友兰再去上私塾了。”

  吴清芝想了一夜,

  决定还是遵照丈夫的意见:

  “无论学什么新知识

  都必须先把中文学好。

  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

  学什么都不行。”

  在吴清芝的坚持下,

  冯友兰继续与时代潮流隔绝,

  任他浮幻万变,他只老老实实做千年前的功夫。

  冯台异着实见识卓远,

  当时的中国,虽说西学炒得火热,

  但绝大部分人不知道何谓西学,

  所学,也皆是西学之细枝末流,

  很多人放弃中学扎到西学中,

  到头来,中文没学好,西学也是半吊子,

  冯友兰不赶时髦,不浮不燥,

  千年前的功夫,不是保守,是传承,

  日后,冯友兰以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名扬海内外,

  成为中国文化在国际之代言人,名躁中外,

  和他幼年这段功夫修炼有着莫大关系

  这也告诉我们,

  世人眼中的创新大多时候是一场游戏、噱头和浮云,

  不扎扎实实下苦功夫学习前人的只是积累,

  你拿什么创新,蜻蜓点水地了解之后,就大谈创新,

  那不是创新,而是忽悠别人。

  相反,那些扎扎实实下笨功夫的人,

  不愿意改,不敢改的人,

  不是保守,而是坚持,

  在这个万众求变求新的时代里,

  不变和守旧,有时更加可贵。

  修静:闹中而能取静者,是大乘

  1915年夏天

  冯友兰去考北大。

  当时北京大学开设有文、理、法、工,

  四大科系。

  报考文科的预科毕业生很少,

  因为大家普遍认为,

  文科毕业,无非当个“教书匠”,

  既不能入仕为官,

  又不能做生意挣大钱,

  认识几个字,懂一些历史典故,有什么用?

  因为报考人数少,

  当局就为文科大开方便之门

  规定报考文科不需要预科毕业文凭,

  只要有同等学力就行。

  冯友兰还在上海读书时,

  上了一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课,

  当时就喜欢上了哲学,

  “我决心要学哲学,对于逻辑的兴趣

  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报考北大,冯友兰就是奔着哲学去的。

  但是招考办事处的人却不许他报:

  “你既然有文凭,干嘛报考文科啊,

  脑子坏掉了啊,报考法科呀,

  法科毕业出去前程好。”

  冯友兰坚持:“我就是要考文科。”

  办事处的人被他磨得不行:

  “好吧,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还是先报考法科,等到入学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想学文科,那就由法科申请改文科,

  很容易。如果你现在就报考文科,

  万一后悔了,以后再想申请改法科,

  那就非常困难了。”

  冯友兰一听,答应了,

  “只要到时候能上哲学课,就行。”

  办事处的人看着他,叹了口气:

  “这孩子脑子坏掉了。”

  等到9月份入学时,

  冯友兰果然申请了法科改文科,

  而且读的是文科中的最冷门——哲学,

  可谓是冷门的冷门。

  北大顿时炸锅了,都在传,

  有一个拿着上海公学毕业证书,

  最后却选了哲学的学生。

  有人问冯友兰:“你明明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以你的实力和文凭,理工法,随你挑,

  干嘛学哲学啊?”

  冯友兰笑笑:“我学哲学,是因为我想学哲学,

  我不需要理工法来替我找前程,

  哲学学好了,一样安身立命。”

  闹中而能取静者,为大乘,

  拒朝堂而归于山隐者,为大人。

  (北京大学资料图)

  20世纪的中国,风雨飘摇

  北京,大街小巷都是涌动的学生,

  要民主,要科学,要共和;

  反封建,反帝制,反旧学;

  鲁迅喊出:“丢掉中国书。”

  钱玄同喊出:“欲使中国不亡,

  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

  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

  学校里的学生都出去了,

  参加社会活动,举行游行,

  灯红酒绿花花世界

  有些人真想报国,有些人借着报国借口不看书不上课而已。

  与外面纷纭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安安静静念书的冯友兰。

  当时北京大学有三个哲学系:中国哲学系、西洋哲学系、印度哲学系。

  其实真正开设的,只有中国哲学系。

  冯友兰对西洋哲学系很感兴趣,

  但当时西洋哲学系就只有一个老师,叫周慕西,

  而且很早就去世了,

  留下很多书,占满北大图书馆一整个书架。

  没有老师教,冯友兰就自己焖图书馆,

  一本一本啃,翻抄录。

  还是不甚了解。

  不过,据他自己所说,

  “我虽然没有达到学习西方哲学的目的

  但在中国哲学这一块,却是大开眼界

  我开始知道,那些八股、策论、试贴诗之类的东西

  不过是应付科举、骗取功名的一种工具,

  并不是真正的学问。”

  此时的冯友兰,已经能辨真伪。

   

   

  当时中国文学系的有名教授是黄侃,

  黄侃大家都知道,风流倜傥,潇洒任性

  按学派归属划分,黄侃属于魏晋派,

  善清谈,好风流,喜吟啸。

  黄侃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

  每讲完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

  就要高声念一遍,

  抑扬顿挫感情饱满。

  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跟着念,

  整个文学系大楼顿时被这抑扬顿挫的吟啸震得嘎吱嘎吱作响,

  丛林掩映中吐出缕缕魏晋诗范。

  当时的学生把这种声音叫做“黄调”,

  冯友兰特别喜欢黄侃的课。

  (黄侃)

  哲学系有一个教授叫陈介石,

  精通中国哲学史和诸子哲学,

  只是讲话口音极重,

  一般人都听不懂,

  连老家浙江人也听不懂,

  但一肚子学问,不讲课可惜了。

  于是他就把讲稿先印出来,发给学生,

  上课的时候,登台讲课,一言不发

  抄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写,

  写得非常快。

  学生们就在后面跟着抄。

  下课铃一响,就把粉笔一扔,

  拍拍手掌,走了。

  气场很强大,很牛逼,

  不说话也能让你心服口服

  因为学问真的很大,“妙就妙在他写的跟讲义上所写的,

  虽然大意相同,但各成一套,不相重复。”

  很多个晚上和休息日,

  在其他人或游玩或闲适,或所谓上街游行时,

  冯友兰就焖在宿舍里,看这些佶屈聱牙的讲义。

  蔡元培来北大之后,风气焕然一新

  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劈头就讲孔子,

  直接跳过三皇五帝

  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事情。

  胡适的出现,为冯友兰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哲学视角,

  那是一种他前所未见,却为之倾倒痴迷的视角。

  (胡适)

  “我在北大三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知道了八股文、试贴诗、

  策论之外,还有真正的学问。

  这就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这是辨真伪,何谓真学问,何谓伪学问。

  “第二个阶段,我开始知道,

  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更新的天地。”

  这个更新的天地,便是胡适带来的西方哲学。

  冯友兰跃跃欲试,对远方充满好奇。

  后来的美国学者杜威曾说冯友兰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其实从他北大三年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沉得下心,静得下气,

  虽然也关注时事发展,但自己能守得住自己的内心

  他不会去胡乱搅和些什么国家大事,

  他就本本分分、安安静静地念他的书。

  《舞台春秋》里有句话:

  “如果要享受人生,只要有勇气、想象力和一点点钱就够了。”

  对于学者冯友兰来说,

  只要有一本书,一个自由思考空间

  和一份扑在床头的阳光,也就够了。

  他能在任何一个繁芜的世界里,

  找到简单、安静而温暖的空间。

  修史: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

   

  从北大毕业之后,

  冯友兰考取了公费留美的留学生。

  他跑去问胡适:

  “您在美国呆过,学哲学,

  去哪个大学合适?”

  胡适说:“美国的哲学,

  两个大学最牛逼,

  一个是哈佛,一个是哥伦比亚;

  哈佛的哲学是旧的,

  哥伦比亚的哲学是新的。”

  冯友兰一听,那还是去哥伦比亚好了,

  旧不如新嘛。

  从上海中国公学,

  到北大,再到哥伦比亚大学,

  冯友兰目标一直明确而坚定

  那就是“我要学哲学。”

  考北大,要学哲学;

  去哥伦比亚,还是学哲学。

  很多年后,冯友兰耋耄老矣,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次讲演上说:

  “中国古人的智慧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

  我集毕生之力,愿为柴薪,

  为这真火之续传,作一番努力。”

  正如顾城所说:“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

  那条路永远清楚无二地呈现在你面前。”

  (哥伦比亚大学)

   

  留学的日子苦啊,

  河南经济不景气,教育经费挪来挪去,

  冯友兰在美国啃着馒头榨菜,

  眼巴巴地等着官费汇过来,

  两眼望空。

  太欺负人了,等下去饿死了,

  冯友兰决定去搞钱,

  一个穷学生,怎么搞?

  冯友兰首先想到的是申请奖学金,

  为了能申请到钱,

  他请出了当时的哥大哲学大佬杜威亲自写推荐信,

  信很长,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

  “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

  这个请求最终没有成功

  据说是送进去的时间太晚了。

  但这句话,焊在冯友兰脑子里,

  跟了他一生

  至始至终,作为学者,

  冯友兰没辜负这句话。

  据说陈寅恪当年来美国欧洲留学,

  游学近20年,什么学位都没拿,

  因为他不想为了拿学位而耗费太多精力在同一门课程上。

  冯友兰不同,冯友兰打一开始上学,

  就想学哲学。

  “我就是想得个博士,

  我的想法是,学校里所规定的那些要求,

  就是一个学习方案,

  照着那个方案学习,总比没有计划,

  随便乱抓,要好一点。”

  缺钱就去打工,

  送报纸,送信,送快递,

  都干过。

  一有空,他就泡在图书馆,

  也不是说多学霸,

  但你真的不能小看那种在一件事情上,

  如痴如醉投入巨大精力的人。

  既有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

  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苦读过西学,

  更重要的是,

  冯友兰有一种呆气。

  所谓呆气,屁大股沉,

  拿起一本书,屁股焊在凳子上,

  非弄懂弄透不移步,

  在书海里死磕。

  此呆气有,则大师风范备。

  回国后,冯友兰着手写《中国哲学史》,

  这是块硬骨头。

  在此之前,胡适曾写过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

  砍掉上古的三皇五帝传说,

  中国哲学径直从孔老开始讲,

  开一代风气之先。

  但这本书最大的缺点在于,

  胡适本人缺乏传统学术的深厚功底,

  他对儒家天人合一以及诸多心性之学一窍不通,

  写了上卷,就写不成下卷。

  冯友兰从小浸泡在故纸堆里,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谙熟于心。

  几年的呕心沥血,

  1931年,《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

  1934年,《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共同出版。

  此书一出,即轰动了世界,

  学者陈寅恪盛赞:

  “冯君之书······应为表彰者也。”

  不仅中国,西方诸国均把此书翻译成自己国家文字,

  成为各个大学最权威的中国哲学史之教材,

  冯友兰其名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一道,

  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冯先生可超而不可越,任何一个人,

  若想对中国文化有点了解,

  肯定绕不过冯先生。”

  冯友兰名扬天下。

  修师:就死辞生,一腔浩气吁苍穹

  在清华没过几天安稳日子,

  抗战爆发了,北平危急。

  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训令北大清华南开,

  着即迁移至长沙,

  组建成长沙临时大学。

  因为长沙校舍不够,

  冯友兰的文学院便迁移至南岳衡山脚下。

  当是时也,冯友兰在写《新理学》,

  金岳霖在写《论道》,

  汤用彤在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闻一多在考订《周易》,

  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一二的一流学者,

  因为房间不够,全部挤在同一间房子里,

  像今天的大学宿舍似的。

  冯友兰写完《新理学》一卷,

  就和钱穆去掰扯,

  因为他知道钱穆对宋明理学这一块很懂;

  (钱穆)

  金岳霖写完《论道》,

  就去给冯友兰看,

  因为他知道冯友兰受过逻辑学训练。

  大师云集,合居一室,

  这样的盛况,闻所未闻。

  后来吴宓过来了,还带了很多好吃的,

  “不但有馒头,且肴丰美,

  红烧肘子常有,炒菜亦好。”

  这些个教授们写完书备完课之后,

  就坐在一起,啃鸡爪,嗑瓜子,

  谈茶论道,扯天聊地。

  金岳霖眼睛怕光,就唱带一幅耳罩躺床上晒太阳;

  郑昕喜欢喝酒,没事随身带一壶,情至则饮;

  吴宓写过一句诗:

  “相携红袖非春意。”

  冯友兰和闻一多觉得写的不好,就和他抬杠;

  沈有鼎没事儿研究《周易》的占卜,

  找不到蓍草,就用纸枚。

  于是,当时就有人调侃他们哲学系:

  “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

  占不冗三用纸枚。”

  这样于贫瘠处寻欢喜的景象,常常让我想起一句话:

  怕什么山高水长,

  一处有一处的风景,

  一人有一人的缘分。

  冯友兰与夫人任载坤(1937)

  1938年1月,战局恶化,

  国民政府再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西南联大的条件更苦,

  还想吃红烧肘子?有口饭就不错了。

  校园由梁思成设计,

  除了图书馆是砖木结构的瓦房之外,

  其它都是黄土筑墙,

  然后用铁皮覆盖在顶上。

  学生宿舍和办公用房则全部用茅草盖顶。

  后来铁皮涨价,

  又把铁皮全部换成了茅草。

  下大雨时,宿舍和办公室经常漏雨,

  大家就用脸盆、水桶、饭盒接水,

  一边听雨滴答滴答,

  一边吟诵杜甫诗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毛。”

  风声雨声读书声。

  当时联大有三绝,

  分别是冯友兰的八卦图案的黄布包袱皮,

  人都还没衣服穿,

  冯友兰却用黄布包包书和讲义,

  书比人还重要。

  潘光旦的鹿皮背心,

  还有就是朱自清的毡衣,

  毡衣本是马夫们赶路穿得,

  可是朱自清当时生活极其清苦,

  买不起棉衣过冬,

  就买一件毡衣披在身上去教室上课,

  还乐呵呵地给自己打气: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冯友兰住在乡下,没有电灯照明,

  也没有钱买煤油,

  只能用劣质的才有电灯照明,

  还不敢把灯亮拨大,害怕浪费菜油。

  很多个晚上,冯友兰就独自一人在这种昏暗的菜油灯下著述。

  一个晚上过去,他的脸被油烟熏得黑不拉几的。

  被孩子们嘲笑。

  冯友兰笑着去抱他们:

  “爸爸在为抗战作功夫。”

  (冯友兰与女儿宗璞)

  1941年8月14日的上午,

  日本飞机对联大校园狂轰滥炸。

  男女生宿舍楼,

  教学楼办公楼,都被炸的七零八碎。

  日本飞机总共在校园里投下了70多枚炸弹,

  炸了好几个大坑,

  有的坑深好几米。

  第二天,恰好冯友兰有课,

  他就把课堂搬到了弹坑里,

  他自己站在弹坑里讲,

  慷慨激昂,神情壮烈,

  其余学生围在周围听。

  (日本飞机轰炸资料图)

  后来有联大的学生回忆起这一幕,

  总是泪流满面,

  唱起冯友兰填词的西南联大校歌: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需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

  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

  还燕碣。”

  清华大学校长,

  也是后来的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先生说,

  为人师者,必考究两点,

  其一,必对某块知识有深入之研究,是为专家,

  可以向学生传递知识;

  其二,必有高超之人文素养,在为人处世,生命体验方面,

  可以为学生之楷模,引领生命向上。

  和今天的大学教授都拒绝给本科生上课,

  动辄钻尖了脑袋想谋一份行政成就不同,

  冯友兰,其才,其德,

  都当得起老师这个称号。

   

  修国: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

  1941年12月,

  抗战越打越长,

  昆明从后方重镇变成了前方战场,

  日本飞机从越南河内直接起飞过来轰炸,

  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极其严重。

  联大教授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联手给教育部写信,

  就两个字:“要钱。”

  再不给钱,活不下去了。

  教育部多方筹措,实在找不到这么多钱,

  就给联大回了一封信,

  多方筹措,经费有限,

  所以只能照顾那些除了担任授课老师,

  还担任行政职位的教授,

  决定从1942年10月开始

  给大学担任行政岗位的教师发放特别办公费。

  这一纸令下来,联大哗然,

  这意味着担任了行政职位的教授,

  将比普通授课教授拿到更多工资,

  待遇明显就不同了。

  冯友兰当即就领着众教授发了一封签名信过去:

  “同仁等献身教育,

  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

  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

  亦视为当然之义务,

  并不希冀任何权利。”

  把这唾手可得的特别补贴费放弃了,

  带头在回复教育部信上签字。

  国家时苦,民生维艰,

  “徒以同尝甘苦,共体艰危,

  虽啼饥号寒,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这些都是著名教授,体念国事维艰,

  自己在后方少拿一分钱,

  则前方将士多留一粒米,

  虽经济拮据,衣食不继,

  然吾国吾家,当此危局,

  不愿领分文补贴,此光风霁月,

  遗耀千古。

   冯友兰(左)与友人合照

  1943年秋天,

  美国出兵援助中国抗日。

  为配合美军作战,

  国民政府大量组织青年军,

  动员学生参加。

  一开始,西南联大参军的学生不多,

  毕竟是要去打仗。

  万一死了怎么办?

  冯友兰、潘光旦、朱自清等教授急了,

  轮番上阵,在西南联大举行演讲,

  动员学生参军。

  于是报名者增多,竟然超过了规定名额,

  但旋即又出现了一幕怪事,

  有人在校门外贴了大字报,

  劝学生不要去从军。

  冯友兰怒不可遏,冲上去把大字报撕下来,

  一把撒在地上,跺几脚,

  朗声说道:

  “国有危难,青年学者,

  岂有袖手旁观之理。

  我怀疑写这大字报的是不是中国人!”

  于是他喊来自己的儿子钟辽,

  让他当场报名参军。

  当时钟辽只有19岁,还只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按规定,不在征募范围内。

  多年后,冯友兰母亲吴清芝去世,

  冯友兰在《祭母文》写下了这一幕:

  “应盟军之东至,辽(即钟辽)从军而远征,

  渡怒江而西进,旋奏绩于龙陵;

  继歼敌于遮放,今次师于畹町。”

  深深为弃学参军的儿子而自豪。

  自联大成立以来,接收学子8000多人,

  参加抗日的有1100多人,

  也就是每100人当中,就有14人投笔从戎。

  联大解散后,冯友兰梅贻琦等教授在联大校园立碑一座,

  碑面上全是联大因参军抗日而牺牲的学子,

  留此碑,以供后人瞻仰。

  这是一种什么情怀?

  这是一种什么价值观?

  正如联大学子缪弘先生的诗:

  “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

  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

  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

  (国民政府征兵资料图)

   

  修世:帝王师的悲剧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

  有人画了一幅漫画,

  一个老夫子,留着长须,

  白胡子飘垂。

  背手弯腰,

  踩着由三本书组成的台阶,

  去见站在台阶上的蒋介石。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个老夫子是冯友兰。

  (西南联大资料图)

  和陈寅恪、钱穆等人坚决与政治保持距离不同,

  冯友兰在蒋介石当政期间,

  就以受到蒋介石的礼遇为隆。

  他内心一直有“帝王师”的执念,

  像张良萧何一般,

  成为帝王的辅佐者,

  通过权力,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之理想。

  儒家对读书人最高的评价是: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既内圣,而又能外王。

  所以冯友兰对权势一直有撇不清的关系,

  和权力中心的关系都很暧昧。

  后来国民党退守台湾。

  冯友兰积极向毛主席写信表态:

  “愿意积极接受思想改造。”

  国民党撤退台湾时,

  冯友兰很多朋友离开了,也劝他走,

  他不走,理由是:

  “我不管什么主义,什么政党,

  谁能治理好中国 ,我就跟谁走。”

  很大一部分可能,他不想离开大陆的权力中心。

  冯友兰(左)与友人合照

  1957年,冯友兰应邀参加中央层面会议,

  见到了毛泽东。

  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叫他发言。

  他提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的问题。

  散会之后,

  毛主席拉着冯友兰的手,说:

  “好好鸣吧,百家争鸣,

  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冯友兰当时大受鼓舞,

  后来,毛泽东邀请冯友兰去家里做客,

  他更是受宠若惊,

  有种被新政权亲近而兴奋的味道。

  当即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好好地反思自己曾经的一些思想,

  好好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和当时离开北京,离开权力中心,

  躲到广东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不一样,

  陈寅恪一直拒绝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去解读中国传统,

  (陈寅恪)

  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思考。

  冯友兰迅速调转枪头,

  “我在哲学界是一面白旗,

  我决心拔掉这面白旗,

  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投降。”

  甚至不惜否定自己之前写过的《中国哲学史》,

  “这部书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

  以资产阶级哲学观点,

  用资产阶级历史学方法所写的中国历史。”

  表示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后来,这部《中国哲学史》,

  也成为冯友兰著作史上的败笔。

  毛泽东会见冯友兰(1957)

  真正的悲剧发生在大动乱期间,

  当时批评皮孔盛行,

  冯友兰自己就是最大的“尊孔派”,

  于是他便成为最大的批判对象。

  和一身正气表示决不妥协的梁漱溟不同,

  冯友兰同样迅速调转枪头,

  瞄准孔子开火。

  1974年1月,“梁效”这个名字横空出世,

  这其实是一个小组,

  由北大清华一些教师组成,

  做什么呢?

  专门收集材料批判孔子,

  要把孔子打倒搞臭这么一个组织。

  但这帮人对儒家也不甚了解,

  于是就把冯友兰叫过去。

  冯友兰就成了“梁效”小组的顾问,

  大写批判孔子的文章。

  后来冯友兰病了,住在医院,

  手脚不能动,

  就写诗,写完叫护士记下来。

  其中有一首称颂武则天的:“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

  “我当时的思想,是从批儒的观点出发,

  我当时认为,武则天做皇帝这一行为,

  是和儒家的三纲五常违反的,

  若说反儒,她应该是最彻底的。”

  冯友兰,再也不是曾经的冯友兰。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读书人,

  也许她骨子里想要的,

  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的荣誉,

  他享受在权力中心的光芒,

  这也注定,他获得的评价,

  不会是一个单纯对读书人的评价。

  修道: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1980年,冯友兰85岁,

  白发垂髫,日暮西山。

  刚从大动乱浩劫中解放出来的冯友兰,

  自感体力一日不如一日,

  但是他还不能死,

  因为他还想趁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把他钟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完,

  这是他年老后,

  再次全盘重述中国古老哲学史。

  85岁高龄的他,

  本可以召集自己的学生来帮忙,

  但他不愿意,认为那样无法真正表述自己的思想,

  “因为没有经过自己写的过程,

  那不会有自己的想法思想冒出来,

  所以我宁愿慢慢爬行。”

  于是,这个日日近西山的老者,

  一章一节,一字一句地亲自写,

  1982年、1984年,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二册修订本出版,

  接下来的几年,

  老人家仿佛全面开动的写作机器,

  沉迷在《中国哲学史》的著述中,

  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闭门不出,外边的会概不参加,

  亲友之间亦断了联系。”

  1985年,1986年,1988年,和1989年,

  《中国哲学史新编》三四五六册相继出版。

  刚开始时,

  他还能自己写,

  后来眼睛不行了,

  不能看书查资料,

  手脚不行了,

  要人帮忙代笔。

  他就这样,头天晚上构思,

  第二天上午就滔滔不绝地口授,

  让别人写下来。

  到最后,耳目失聪,

  腿脚也不灵活,

  吃饭上厕所都需要有人照顾,

  为节省上厕所的时间,

  冯友兰一上午不喝一口水,

  他知道自己行将寂灭,

  便与死神竞赛,能争一分是一分。

  终于,1990年7月16日,

  《中国哲学史新编》7卷本,

  煌煌150多万字,全部写就。

  冯友兰在第7卷末尾写道: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9月30日,冯友兰因呼吸道感染住院,

  11月1日,病情恶化。

  油尽灯枯,蚕死蜡干之际,

  他对自己的学生,现在是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的陈来说:

  “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11月26日,冯友兰辞世,葬于万安公墓,

  旁边就是朱自清等老友。

  他大著已成,没有遗憾,

  便放弃了对这世界的执念,

  写完最后一个字,说完最后一句话,

  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冯友兰(左)与友人合照)

  冯友兰常说:

  “人的一生分为四个境界: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

  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人一旦到了天地境界,

  便会摆脱世俗之羁绊,

  摆脱滚滚红尘之束缚,

  只关照自己的内心,

  把全部的生命能量,

  都付诸自己的内心。

  正如他的晚年,

  纵然85高龄;

  纵然腿脚不便,耳目失聪,

  纵然千般难,万般苦,

  他一步一步,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

  写出150万字的煌煌著作。

  而这,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

  可能也难以有如此成就。

  冯友兰对于我们最大的启示也许在于,

  他十几岁就想学哲学,

  大学到博士一直学哲学,

  到了即将死亡之时,还是在学哲学。

  你必须要相信,当一个人真正挚爱某种东西时,

  全宇宙都会为他让路。

  (年轻时期的冯友兰)

  ◎  本期编辑✎ 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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