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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命运读后感10篇

2019-08-23 23:52: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罗马的命运读后感10篇

  《罗马的命运》是一本由[美]凯尔·哈珀著作,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6.00元,页数:560,特精心网络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大家能有帮助

  《罗马的命运》读后感(一):千里之堤溃于“病菌”—罗马帝国鲜为人知的衰落史

  当提到古罗马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是想到世界八大奇观之一的圆形竞技场,还是想到纷繁各异的天主教堂;是想到医学奇才盖伦,还是想到天文学家哥白尼;是想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扩张,还是想到罗马与波斯之间的战争

  从王政时期,到共和国时期,再到帝国时期,古罗马经历了长达十几个世纪统治。聊到罗马,我们会想到皇帝和蛮族、元老将军士兵奴隶;聊到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时,我们通常会把目光放在帝国体系内在不可持续的机制上,以及帝国要面临的外部压力上,很少会去思考罗马帝国的消亡是否会与其他因素有关联。

  美国作者凯尔.哈珀所撰写的《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下文简称为《罗马的命运》)这本书,就将目光聚焦在古时气候变化层面。从气候和病菌两个方面为读者阐述了一个全新的观念人类生活地球,是波澜不定的。人类在征服大自然过程中,也被大自然摁住了生存的命脉。稍有不适,即被反噬!

  作者凯尔.哈珀提到,大部分讲述罗马衰落的历史都是撇开了环境这一因素,将环境作为一个稳定且不变的背景前提,再来分析罗马衰落历史。但在《罗马的命运》这本书中,作者凯尔却将环境视为重点,通过现有基因技术、气候学科内容以及疾病的历史发展,来分析因气候变化而产生了环境改变,以此来分析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

  在正式进入《罗马的命运》一书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美国作者,凯尔.哈珀。凯尔.哈珀现任俄克拉何马大学古典文学文学教授,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早期的社会经济史上。毕业于俄克拉何马大学的凯尔.哈珀,在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凯尔.哈珀在2011年出版了《晚期罗马世界的奴隶制,公元275—425年》,此书还被美国历史协会授予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奖。

  接下来,我以地球气候变化的角度作为切入口,将《罗马的命运》一书分为三部分,讲述在瞬息万变的大自然面前,罗马帝国的应对

  1、罗马气候最优期(公元前200-公元150)

  这一时期,罗马完成了由共和制到帝国制的过渡。作者凯尔.哈珀在《罗马的命运》一书中提到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对罗马帝国衰亡的结论为,“罗马的衰落是其无节制的扩张带来的自然而无可避免的结果。”

  但在一开始,尤其在这段气候最优期的时间里,罗马人享受着幸福时光国家完整人口适中、社会繁荣领土包罗万象。在罗马帝国的带领下,全球渐渐产生联系,边境贸易开始兴起,各类异国产品开始出现人们的眼前,人造网络在自然面前肆意蔓延,渐渐形成强大帝国的雏形

  只是,人类在环境面前依旧过于渺小,越是想要征服自然,越是会被自然利用曾经引以自豪的扩张区域,后期却被自然利用,成为了病菌畅通无阻通道

  2、罗马过渡时期(150-450)

  作者凯尔.哈珀讲到,罗马的兴衰提醒着我们,人类文明故事完全是一部环境上演的戏剧。气候最优期时,带给罗马帝国的是温暖潮湿和稳定的气候;带给人类的是农作物的丰收和物质生活的繁荣。

  但这一切美好,在太阳黑子周期和地球的日照时间发生变动之后,出现了变化。我们所熟知的是,太阳作为一颗恒星,为地球提供源源不断热量;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太阳本质上是一颗不太稳定的恒星,太阳黑子和耀斑的变化,都会给地球带来不同程度影响

  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将96年至180年的古罗马称之为“最幸福的时代”。在此之后,罗马帝国的运气便没那么好了。帝国开始进入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气候混乱期,也就是罗马过渡期,伴随而来的环境的变化和病菌的滋生。

  《罗马的命运》一书中提到,人类社会在创造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可供致命微生物生存、传播繁衍生态环境。罗马帝国虽然拥有超前城市化厕所下水道自来水系统虽然减轻了废物处理的影响;但在这些设施的背后却是老鼠苍蝇,细看并不卫生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帝国在长达三世纪的过渡期内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瘟疫:安东尼瘟疫和西普里安瘟疫。

  就在西普里安瘟疫爆发后的不久,地球似乎感受到了人类的期盼,气候重新稳定下来,火山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停止爆发,太阳热量不断输出,全球温度明显变暖,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罗马人重新恢复城市生活,虽然面临着征兵、贫穷财政赤字,罗马帝国在逐渐回到正轨

  只是帝国无法再回到最繁荣的时期,瘟疫的产生让帝国人减少了一半、环境的变化让农作物生产力急速下滑、帝国自身也无法扩张版图,本有领土也在慢慢消失。

  3、晚古小冰期(450-700)

  《罗马的命运》一书中提到,5世纪的罗马帝国被猛烈颠覆维系帝国的力量在西部行省被切断,到处都是政治混乱。罗马全盛期已不复存在,476年后西方已经不再存在罗马皇帝。以君士但丁堡为中心的帝国虽然在6世纪引人注目,成为了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各种货物的中心,但越是全球枢纽,越是病菌相随。

  就在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瘟疫再次降临在古罗马头上,这一次,摧毁了罗马帝国的地基,纵使想要重建,也被后来零零散散、相继而来的瘟疫所制衡,无力回天

  作者凯尔.哈珀在《罗马的命运》一书里提到,鼠疫杆菌是三次历史性黑死病的病因。第一次爆发就是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彻底打垮了罗马帝国的翻身仗;第二次便是1346年中世纪的黑死病,持续时间长达5个世纪;第三次便是1894年发生在中国云南,并随后全球蔓延的瘟疫。

  作者凯尔.哈珀认为,鼠疫杆菌在人类上流传只是啮齿动物流行病的意外结果。但在古罗马时代,对瘟疫的解读提升宗教地位,从精神层面缓解无法解决事故

  《罗马的命运》一书讲到,罗马帝国在脆弱韧性之间摇摆不定,最终,瓦解的力量占了上风。这中间,气候和疾病起到了主导作用。面对无情的逆境,罗马人最后靠着宗教等手段挺了过来,虽然已无法再度沿用帝国框架,但至少新的文明在这片土壤诞生了。

  我们常常会说“人定胜天”,但也明白人类的“渺小”;我们常常用现今的技术改变着环境,但也会承受环境带来的一系列恶果。《罗马的命运》书中引用了《人口论》的一句话:“人类社会依赖于生态基础”,就像现在的我们重视空气质量、注重环境保护、采取垃圾分类一样

  《罗马的命运》一书带给我们新的视角,让我们在回顾历史抑或分析现状时,能够撇开人类属性的内容,细细观察气候和环境对其的影响。敦促我们在配合自然规律发展的同时,也提早解决已存在的环境危害。别等到自食其果,再来追悔莫及

  《罗马的命运》读后感(二):中文版序:“ 非人因素”其实对罗马的命运更有决定性

  文 | 赖建诚

  我长期从事经济史研究,对罗马经济史一无所知,常感愧疚著名计量经济学家雨宫健(1935—),长期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任教,2007 年出版《古希腊的经济与经济学》(Economy and Economics of Ancient Greece)。虽然希腊史专家对此书颇有意见,但也够让我印象深刻,中文经济史界也该往此方向迈出一小步了。

  2018 年 4 月,我在美国经济史学会的网络书评(Eh.net Book Review),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学者彼得·特曼(Peter Temin)写了 3 页书评推介凯尔·哈珀的《罗马的命运》(2017)。我长期关注特曼的著作,很少见他这么正面评价。特曼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刊了一篇《早期罗马帝国的经济》(The Economy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 [2006, 20:33-51]),2012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一本《罗马的市场经济》(The Roman Market Economy),显示他是此领域的专家。能让他高度评价的著作,自然引起我高度的兴趣

罗马的命运

  正想找哈珀的书来看,没想到北京的后浪出版公司已译得差不多了。2018 年 9 月至 10 月,我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研究院驻访,

  9 月中就收到中译初稿,印出粗读一遍,参阅特曼的评论相近文献(列在文末),当作对此书的初步理解。罗马经济史的著作, 英文的研究成果已很丰硕,本书末的文献多到让人惊奇,够我们学习很久了。中文读书界对此题材所知较少,我这篇推介是综述性的,不是研究性的层次,以下综述特曼对此书的评价。

  整体而言,本书有两大优点:1)对罗马帝国的衰亡提出崭新视角:着重瘟疫和气变迁这两项过去较少关注的角度;2)文字简明条理清晰证据充分佐证十足。作者是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的古典与文学教授,兼任副校长。他长期耕耘此领域,从书末的参考文献可看出,他已有丰富的著作经验才能写出这本可读性很高的新见解

  过去认为影响罗马命运的主角是:皇帝、蛮族、将军、军士、奴隶。现在换个角度,认知到“ 非人因素”其实更有决定性: 细菌病毒、火山、太阳黑子周期。换言之,气候变迁与疾病瘟疫,才是决定剧本的匿名作者,将相英雄只是棋子棋盘的变化决定了棋子的命运,过去的“棋子史观”恐怕要重新思考了。细菌、病毒、气候的威力,远比过去认知的更深刻,也就是说:大自然与生物学的角度,能对历史的理解产生新视野

古罗马的遗迹

  开篇先谈罗马经济的兴起,主要表现在人口增加实质所得上升。为何能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粮食或实质所得的增加率,超过人口的增加率)?主因是帝国扩大了与地中海域的贸易,扩展航线,也减少海上往来的风险。贸易的好处,甚至在埃及都可明显见到:实质工资购买力)增得比小麦价格(粮价)快。帝国在地中海域的贸易,创造出多边皆赢的成果。

  然而福祸相倚、利弊互生,地中海的经济整合,也为细菌和瘟疫的整合提供了绝佳机会。第一场大瘟疫称为安东尼瘟疫,约是公元 160 年之后的第 2 世纪。依现代知识判断,应该是天花大暴发,这给帝国敲了警钟。紧接着瘟疫的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显现场景就是:帝王将相更替频繁人物的起伏变化更快。

  第二场称为西普里安瘟疫,约在第 3 世纪,可能就是近年来在非洲肆虐的埃博拉病毒。天花是细菌性的(另有一说是天花病毒),埃博拉是病毒性的,两者都会引发瘟疫。第二场瘟疫使通膨问题更恶化,也激化了政治与社会问题。

  第三波大动荡源于气候变迁,与瘟疫无涉。帝国早期几世纪间气候稳定温和,约从第 4 世纪末起转劣,干旱低温逼迫帝国东北方的邻国,开始向南迁徙成为日后的西罗马。过去认为的“ 南侵”,本质上更属于“ 迁徙”,因为那是族群性的移动,携家带眷妇孺同行。匈人凌驾罗马士兵,哥特人侵入意大利,公元 410 年洗劫了罗马。这些戏剧性事件标志了帝国的衰落。

  第三场瘟疫史称查士丁尼瘟疫,也是本书所称的第四场大劫难,从第 6 世纪持续了约两个世纪。这是病菌性的感染(鼠疫杆菌),表现为腺鼠疫(黑死病),杀伤力不言而喻。较特别的是, 历史学界要很久之后,才确定这场瘟疫的主因。

古罗马瘟疫惨状

  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气候变冷是史诗级的,范围是全球性的,公元 6 世纪中期,有好些年完全没有夏季。本书作者怀疑, 冷天气让细菌附上了鼠类,以及鼠类身上的蚤类,在人群中快速散布。这是个复杂的过程,不能以线性方式理解。这段寒冷期也开启了晚古小冰期,对罗马帝国造成了混乱,也强化了瘟疫的破坏力。

  瘟疫摧残的同时,伊斯兰也开始向欧洲推进。罗马帝国逐渐崩解,无法抵挡伊斯兰的扩张势力。换言之,这几场瘟疫与气候变迁,不只引发帝国的衰败,也让伊斯兰在欧洲有了扩张的空间, 此事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本书的新意是把帝国的兴衰,和生物性因素(细菌与病毒造成的灾难性瘟疫)、气候变迁连结起来。书内的地图表格众多, 证据十足。更有佐证力的是书末附录,详载公元 558—749 年间的鼠疫扩散事件,说服力十足。书末的各章注释相当可观,参考文献也多到叹为观止。以下的参考书目,是进一步探索罗马经济史的简要门道

参考书目

  Amemiya, Takashi (2007): Economy and Economics of Ancient Greece, London: Routledge.

  Harper, Kyle (2017): 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罗马的命运 : 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Manning, J.G. (2014):“‘Getting things done in the world:’new

  erspectives on history and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4(1):282-6.( 此文评介近年出版的四本古代经济史著作,讨论与现代经济学的关系)

  Temin, Peter (2006):“The economy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133-51.

  Temin, Peter (2012): The Roman Market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emin, Peter (2018): Reviewed of 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 Eh.net Book Review, April 2018(Eh. net Book Review 授权使用此文内容,2018 年 10 月 9 日电邮)。

  《罗马的命运》读后感(三):罗马帝国的衰亡史:“在一座城市里,地球自身消亡了”

  编者按:罗马被誉为永恒之城,永恒的帝国。罗马是人类曾经建造的最伟大的帝国之一, 是以地中海为中心,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存在长达一千多年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罗马也不是一天灭亡的,罗马灭亡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人归结为政治,军事或者经济的原因,但是罗马却是遭受了多方面的打击之后才从辉煌的顶端彻底溃败,在这些原因中人们往往会忽视自然的力量。

  可以说,罗马的失败另一个侧面则是自然的胜利。

罗马的生活

  《罗马的命运》引言:自然的胜利

  公元 400 年初,罗马皇帝和他的执政官抵达了罗马。当时的人们已经不记得,上一次有皇帝居住在帝国的这个古老首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一百多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一直驻守在靠近北方边界的城镇里,罗马军团在那里守卫着罗马人眼中的文明与野蛮之界。

  在这个时代,皇帝正式造访罗马已经成为一种举办盛大仪式的借口。因为,即使皇帝不在,罗马城和她的居民仍然是帝国最佳的象征。约有 70 万人居住在这里,他们享受着一座古典城市所能拥有的一切便利设施,并且,这些设施都是以帝国首都的规模建造的。一份 4 世纪的清单骄傲地显示,罗马城拥有 28 个图书馆、19 座引水渠、2 座竞技场、37 个城门、423 个居民区、46602 座公寓楼、1790 座豪华宅邸、290 个谷仓、856 个浴场、1352 个贮水池、254 家面包房、46 家妓院,还有 144 座公共厕所。从任何角度来看,罗马都是一座非凡的城市。

  皇帝的到来启动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公共仪式,这些仪式是为了彰显罗马在帝国中的卓越地位,同时,也是为了彰显帝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卓越地位。罗马的百姓自豪地守护着帝国传统,对这类庆典充满热情。因为他们乐于在仪典中再次感受到,罗马“ 超越了地球上被空气包围的任何一座城市,她的辉煌让人眼花缭乱,她的魅力让人意乱神迷”。

  盛大的帝国游行队伍向着罗马广场蜿蜒行进。在这个广场上, 加图(Cato)、格拉古(Gracchus)、西塞罗(Cicero)和恺撒(Caesar)创造了他们的政治财富。在这一天,人们聚集起来聆听对执政官斯提利科(Stilicho)的赞颂的时候,他们很乐意回忆起这里的历史遗迹。斯提利科是位杰出的人物,在权力顶峰时是帝国总司令(generalissimo)。

  他威严的驾临宣告着帝国又重新获得了和平与秩序。这种信心满满的表现让人心安。因为就在一代人之前,378 年,罗马军团在阿德里安堡遭遇了他们引以为豪的历史中最惨痛的失败。从那时起,世界似乎就在它的轴心上摇摆不定。哥特人集体闯入帝国版图,对罗马人来说,他们是敌人和盟友的复杂混合体。395 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之死开启了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分裂,就像大陆板块的分离一样无声无息且意义重大。由于内乱波及阿非利加行省,帝国的粮食供应受到威胁。但是,就当前而言,执政官已经平息了这些风浪,恢复了“ 世界的平衡”。3

  向执政官致辞的是一位叫克劳迪安(Claudian)的诗人,他出生于埃及,母语是希腊语。他是古典拉丁诗歌的最后一批巨匠之一。他的文字流露出一位造访者对于罗马发自内心的敬畏之情。罗马是这样一座城市,“ 从微小的起点,延伸至两极,从一个无名小城,拓展自己的权势直至与太阳的光辉同在”。她是“ 武器与法律之母”,“ 经历过千场战役”并延伸“ 她的统治到全世界”。只有罗马,“ 将战败的对手揽入她的胸怀,像一位母亲而不是女王,用一个共同的名字保护着人类,召唤那些战败者享受她的公民权利”。

  这并不是诗意的幻想。在克劳迪安的时代,从叙利亚到西班牙,从上埃及的沙漠到不列颠北部寒冷的边界,到处都能见到自豪的罗马人。无论是地域的大小,还是整体凝聚力,罗马帝国在历史上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像罗马人一样,把规模与统一性结合起来—至于帝国的寿命就更不用提了。也没有哪个帝国像罗马一样,能够回首多个世纪中从未间断的辉煌。而这些辉煌的印证,在罗马广场目之所及的地方,随处可见。

罗马帝国版图及公元 4 世纪时的主要城市

  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罗马人一直使用执政官的名字来纪年:斯提利科的名字因此被“写进了天上的年表中”。为了表达对这份不朽荣誉的感激之情,执政官通常会用罗马传统的方式来款待民众,也就是说,举办昂贵而血腥的竞技会。

  根据克劳迪安的演讲我们得知,当时呈现在民众面前的,是一场充满异国情调的动物展览,足以配得上一个拥有全球抱负的帝国。有来自欧洲的野猪和熊、非洲的豹子和狮子,还有来自印度的象牙,尽管不是大象本身。克劳迪安想象着这些载满奇珍异兽的帆船漂洋过海时的情景。(他还写到一些意外却饶有趣味的细节:知道要与非洲狮子一起乘船,水手全都吓坏了。)当表演开始的时候,这些“ 森林之荣耀”“ 南国之珍奇”会在搏斗中被全部屠杀。让自然界中最凶猛的动物血溅大竞技场,是罗马主宰地球以及地球上一切生灵的一种尖锐象征。如此血淋淋的场面对罗马的居民来说,却有令人欣慰的亲切感,因为这场面能将他们与建造并维持这个帝国的无数先辈联系在一起。

  克劳迪安的致辞让他的听众心满意足。元老院投票通过为他建立一尊雕像以示荣誉。然而,他讲演时信心满满的腔调,很快就被淹没了。罗马城先是被野蛮地围攻,跟着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410 年 8 月 24 日,一支哥特军队洗劫了罗马。

  八百年来, 这座永恒之城第一次遭受如此厄运,成为罗马帝国衰亡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刻。“在一座城市里,地球自身消亡了”。

  这是如何发生的?回答这样的问题时,答案主要依赖于聚焦的尺度。从较小的尺度上来看,人的选择性失误赫然显现。在这场灾难发生的前几年中,罗马人的战略决策一直被事后纸上谈兵的将军们批判。当我们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帝国机器的一些结构性缺陷,例如消耗性的内战,或是承受重压的财政机构。如果进一步将目光放远,我们会认为罗马的兴衰是所有帝国不可避免的命运。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 吉本(Edward Gibbon), 在他的字里行间给出了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最终结论。

  引用他著名的文字:

“罗马的衰落是其无节制的扩张(immoderate greatness)带来的自然而无可避免的结果。繁荣滋养了腐朽;毁灭的缘由随着征服的范围而成倍增加;一旦时间或意外消除了人为的支撑,这座巨大的建筑就会被其自身重量所压垮。”

  人类创造物并不具备永恒性,罗马的灭亡就是一个例子。

  世界的荣光就这样消散了(Sic transit gloria mundi)。

  所有这些答案可以同时都是正确的。但是,本书想要论证的是,要想了解罗马帝国衰落的漫长历程,我们必须更加仔细地观察一个自欺欺人的非凡举动,它就发生在帝国狂欢仪式的中心:在血腥的动物猎杀表演中,罗马人表现出了对驯服自然野性力量的能力的过度自信。

罗马陷入瘟疫灾害

  从罗马人自己难以理解也无法想象的尺度上来看—从微观到全球—帝国的衰落是自然战胜人类野心的胜利。罗马的命运是由皇帝和蛮族、元老和将军、士兵和奴隶共同构筑的。但是,细菌和病毒、火山和太阳周期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直到近些年,我们才拥有了一些科学工具,让我们得以窥见(通常只是一瞥)环境变化上演的宏大戏剧,而罗马人在其中只是一个不知情的演员。

  《埃涅阿斯纪》是一部讲述罗马起源的伟大民族史诗,书中的名言宣称这是一部关于“战争和人”的诗歌。罗马终结的故事同样也是关于人的。在一些紧要关头,人的行为决定了胜利与失败。还有一些更深层以及物质上的动力—农业生产和税收、民主斗争和社会演化—决定了罗马权力的范围和成就。但是,在

  《埃涅阿斯纪》的第一幕场景中,主人公被卷入狂暴的暴风雨中上下翻飞,被自然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让裹挟着罗马帝国不断上下翻飞的自然力量得到空前的显现。罗马人在称为全新世的气候时期中一个特殊的时刻,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地中海帝国。这个特殊的时刻悬于自然气候产生重大变化的边缘。

3 世 纪 的 浮 雕: 船 上 关 在 笼 子 里 的 狮 子(DEA PICTURE LIBRARY /Getty Images)

  更重要的是,罗马人建立了一个相互连通、城市化的帝国, 帝国与热带接壤,触须蔓延到已知世界的各个地方。罗马人在无意中与大自然合谋,创造了一种疾病生态,释放了病原体进化的潜在力量。罗马人很快就被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兴传染病的巨大力量吞噬。

  因此,在罗马帝国终结的故事里,人类和环境因素无法分割。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罗马的终结只是其中一个章节,故事仍在继续。罗马的命运可以提醒我们,大自然是狡猾而且反复无常的。进化的强大力量可以在瞬间改变世界。惊奇和悖论就潜伏在进步的中心。

  本书将要讲述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文明之一,如何发现自己支配自然的能力远不及想象中的强大。

  《罗马的命运》读后感(四):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在气候变迁与瘟疫肆虐中,走向命运的终局

  在罗马城台伯河沿岸,有一座被称为“陶瓶山”的小山丘。虽然有“山”之名,实则是约5300万只陶瓶的碎片所堆成的垃圾场。

  这些陶瓶大多产自公元2世纪至3世纪中叶,是古罗马人用来盛放橄榄油的容器。在将橄榄油倒出之后,瓶子就被丢弃到这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座人工小山丘。 这一时期恰好是古罗马的鼎盛时期,人们的消费力惊人,根据历史学家玛丽·比尔德的估算,当时的罗马城“每年要消耗约2000万升的橄榄油、1亿升葡萄酒、25万吨粮食”。 “福兮,祸之所伏”,正当古罗马人在为自己的盛世欢呼相庆时,巨大危机的阴影正在悄悄逼近,盛极而衰的轮回再次上演,陶瓶堆积如山、生活奢靡无度的景象也将不复存在。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改变了这一局面呢? 历史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一位德国学者在统计之后发现,有210种关于罗马衰亡的原因假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孟德斯鸠和爱德华·吉本的观点,他们认为实行君主政体而非共和制、长时期对外掠夺政策,以及罗马人的腐化堕落等,是导致罗马衰亡的重要原因。 美国著名史学家、俄克拉何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凯尔·哈珀,在《罗马的命运》一书中,则从人类学、生物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领域出发,对公元2-7世纪罗马的气候、传染病情况进行研究,得出了新的结论:气候条件的显著变化,以及数次传染病大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罗马走向衰颓的边缘。

《罗马的命运》卡片思维导图

  在凯尔·哈珀看来:罗马的命运结局,固然有“人”的因素作祟,但自然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

  01最优气候期+技术、贸易:共同打造“罗马奇迹” 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理论,在农业社会中,当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生产资料为算术级数递增时,人均生活水平就会陷入下降循环,最终战争、瘟疫、饥荒、野兽等外部力量,会将人口重新拉回一个较低水平。 但2世纪中叶的罗马,却成功打破了马尔萨斯人口压力的魔咒。 彼时罗马帝国的统治疆域横跨3个大洲,总人口一度达到7500万。罗马城是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城里有豪华的浴室,也有设计精妙的高架引水桥。在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罗马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不降反升,这一时期也被爱德华·吉本称为“最幸福的时代”。 之所以能够成就“罗马奇迹”,从根本上得益于多重有利因素的叠加。 首先是作为“背景板”的气候条件。大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50年之间为“罗马气候最优期”,比起今天的“地中海气候”,当时环地中海区域的气候条件要更加温和湿润,降水的月度分布更为均匀。 这样的气候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十分有利,葡萄、橄榄、小麦等作物可以在更靠北的区域种植,土地的生产力也大大提升,因此可供养的人口数量也有效增加。一份估计数据认为,气温升高1摄氏度带来的可耕种土地面积增加,足以满足300-400万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 其次是对外贸易网络扩张。罗马帝国是一个典型的军事霸权组织,罗马的士兵们四处征战,通过掠夺、收税获取资源,扩大统治疆域。 在这一过程中,罗马建立起了一个长达8万公里的公路交通网络,再加上地中海的海上贸易通道,为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而罗马人对于消费主义的推崇和对奢侈品的偏爱,进一步推动了罗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率,交换的商品包括:香料、纺织品、橄榄油、葡萄酒、陶器、象牙等。 在一份2世纪的纸莎草文件上,一条驶往埃及的商船上所装载商品的总价值可能超过600万塞斯特斯。开头所提到的陶瓶山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当时罗马从西班牙大量进口橄榄油。

  再者是技术条件的进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向更边缘的区域进发,非洲等地的农业生产变得活跃,为了应对半干旱的气候条件,人们开始修水库、建大坝、挖水渠,水利磨坊等新的技术手段共同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02两次瘟疫与气候变迁:罗马命运的隐忧已现 命运的天平并不总是青睐罗马人,曾经是罗马帝国崛起重要助推力的气候因素,似乎变得不再那么宜人。差不多同时期,流行病的细菌也开始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徘徊:公元176年,安东尼瘟疫爆发,公元249年-262年,西普里安瘟疫肆虐百余年。 在罗马全盛时期,财政、军事、农业、贸易等因素共同维系了帝国内外的均衡,但这种均衡状态并不是稳定的。随着气候变迁与细菌侵袭,罗马帝国的根基开始遭到侵蚀,罗马的命运开始走向一个新的转捩点。

  先来看气候环境的改变,大约公元3世纪时,罗马气候最优期走向了尾声,随之而来的是罗马晚期过渡期。 一边是太阳活动的变化,导致全球气温的下降,光照时间与强度降低。 随之而来的还有干旱,地中海南部、北非等地降水减少,原先肥沃的尼罗河区域洪水也变得稀少,于是,对降水量十分敏感的小麦出现减产。 农业生产受到重创,罗马帝国政府能获得的粮食也相应缩水,据估计,罗马每年的税收损失约为9.6-19.2万奥里斯。 另一边是人为活动产生的不良后果。 为了扩大农业种植面积,滥砍滥伐成为普遍现象,局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中海地区的降水量减少也部分与此有关。砍伐森林使得积水区域增加,蚊虫孳生,加速了传染病菌的传播。 数次瘟疫肆虐造成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和严重。 作为军事霸权国家,罗马必须长期维持一支庞大的军事队伍,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帝国需要士兵,而士兵需要钱”。 瘟疫先是影响人口数量与结构。在医疗水平有限的时期,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基本上可以与死亡画上等号,古罗马也不例外。安东尼瘟疫夺走了帝国约10-20%的人口,西普里安瘟疫使得亚历山大里亚的人口从50万减少到了19万。 致命的病毒夺走了无数年轻人的生命,罗马的可征用兵源减少,后来不得不征召奴隶、强盗入伍,甚至引入蛮族雇佣军,军队的战斗力日渐削弱。 社会经济也受到了瘟疫的冲击。在人口锐减、粮食减产的大背景下,帝国银矿开采量也遭遇突然下滑,一系列因素引发帝国的财政危机和严重通货膨胀,罗马的货币和税收体系都面临严峻挑战。 为了笼络军心,克劳狄二世选择用黄金犒劳将士,这一不成文的制度之后又延续了数代,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货币体系已经出现了混乱的迹象。 03短暂的恢复期:制度韧性及其局限性 公元1世纪时,古罗马哲学家普鲁塔克提出过一个“忒修斯之船”的悖论:如果忒修斯之船上的部件被陆续替换,那么最后形成的船还是原来的那只船吗? 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古罗马帝国曾经面临的现实:在遭到危机时,制度内在的韧性使得它能够进行局部调整,以适应新的内外环境,但帝国已是今非昔比了。 在帝国的制度设计中,有不少类似于“缓冲垫”的策略。 城市中设置有专门的粮食储存设施,以备不时之需。一旦发生粮食短缺的情况,罗马政府会通过平抑价格、谴责暴利等方式维持粮食的售价。在首都罗马城,皇帝不仅会引导建设公共设施,还建立了粮食救济制度。环地中海地区复杂的气候、地形条件,当地的居民早已形成了一套食物储藏、保管的习惯。因此,在面对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时,罗马可以在一定时间内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 这种制度的内在韧性,正是罗马帝国在经历气候变迁和安东尼瘟疫之后,仍然能够重新回到正轨的原因之一。 但是,随着新的疫情爆发,气候条件变得愈加不利时,帝国制度即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3世纪危机”也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先是边境线上防御体系陆续被蛮族摧毁,形成了以高卢、巴尔米拉、意大利为核心的三个罗马帝国,罗马失去了达西亚等战略要地。268年,加里努斯皇帝被暗杀之后,罗马进入了军营皇帝的时代,皇帝高度重视军人的忠诚与勤奋,传统的元老院贵族淡出历史舞台,古老的政治传统也成为过去。 对于瘟疫的恐惧也引发了文化领域的变革。传统的阿波罗崇拜驱使人们通过参加各种献祭活动,祈祷神明能够驱散瘟疫。新生宗教--基督教用其“牺牲式”伦理吸引人们的关注,而“从死亡中复活”的教义也让时时面临死亡威胁的人们,感受到了一丝安慰与暖意。

  随着时间推移,除了“罗马”的名号,罗马帝国这艘“忒修斯之船”上的零件已经几乎被悉数替换,这时的罗马,早已不复昔日全盛时期的模样。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其衰亡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罗马就像一艘巨轮,有过歌舞升平的时代,气候、瘟疫、政体、蛮族入侵、生活奢靡、消费主义……这些大大小小的冰山,一次次地与巨轮相撞,罗马自身的制度韧性终于被破坏殆尽。

  最后只需一根小小的稻草,就可能让罗马的命运走上无法挽回的境地。 参考资料: 1、《罗马的命运》,凯尔·哈珀 2、《SPQR: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玛丽·比尔德

  3、纪录片《罗马:帝国无止境》

  《罗马的命运》读后感(五):称霸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帝国,竟然因一只黑鼠而灭亡

  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两周以后,可以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说明,一次偶然事件却可能在另外的事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同样,几个世纪以前,有一只黑鼠趁着夜黑风高,漂洋过海,横跨几大洲,偷偷吃着水手的粮食,来到了罗马,此后,罗马被搅得天翻地覆,命运被改写。

  一只黑鼠竟然能决定罗马的命运?

  罗马的命运,不是由皇帝士兵,奴隶蛮族决定的吗?人们普遍认为是蛮族入侵,奴隶暴动,劳动力缺乏,国家腐化堕落,引起罗马的最终灭亡。

  曾经我也这么认为,直到看了《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之后,我改变了看法。罗马帝国的命运,不仅是由皇帝士兵和野蛮人决定的,也是由气候变迁和疾病瘟疫决定的。

  《罗马的命运》是美国人凯尔·哈伯所写。凯尔·哈伯是俄克拉荷马大学古典文学的教授,他主要研究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

  这本书别出心裁地从自然环境这一微观角度解释了罗马帝国的衰亡。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决定了罗马的命运。它揭示了罗马帝国衰亡带来的重大教训: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大自然,大自然的变迁可以瞬间改变世界。其中最颠覆我们以往认知的是:

气候变化和疾病瘟疫对人类的社会和生活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

  罗马在全新世(温暖、潮湿、稳定的气候格局)的气候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地中海帝国,发展到达巅峰之时,整个气候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了晚古小冰期。罗马遭遇了几千年一遇的寒流,在巨大的环境压力之下,又经历了三次重大瘟疫。

  在一片混乱中,又为了争夺皇位,发生多次政变。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不堪重负的罗马再也无法承受,轰然倒下。

  一、安东尼瘟疫

  罗马所经历的第一场大瘟疫,史称安东尼瘟疫。大约是在公元160年之后的第2世纪。

  根据当时伟大杰出的医生盖伦的临床笔记、病历记录,结合现在的科技手段,我们可以推断出,这场瘟疫是一场天花大爆发。

  天花病毒引发的症状是皮肤上出现突出的深层脓疱,在长达两周的漫长过程中会同时出现在全身,四肢比躯干更密集,甚至还会出现在手掌和脚底。

  天花病毒从何而来呢?它从一种啮齿类动物的正痘病毒进化而来,成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病原体。

  公元165年,天花病毒第1次出现在罗马帝国,一直持续到了172年。天花病毒就像一种有毒而且容易裂变的弹球,依赖人类的活动来传播,从东南向西北移动。

  这场瘟疫带来了后果之一是引发了通货膨胀,造成了货币危机。皇帝马可·奥勒留甚至只能靠拍卖宫殿里的珠宝来筹集资金。

  后果之二造成人员流失惨重。

  军队在172年受到瘟疫的严重打击,几乎消失殆尽。军队召不到人,要召人就必须给予更丰厚的报酬,但是帝国又面临经济危机,整个国家到处都是漏洞破口,拆了东墙补西墙,勉勉强强维持下去。

  国内情况已经极为棘手了,还要面临蛮族的入侵。马可·奥勒留派去的军队还没开战,就被瘟疫肆意地蹂躏,失去了战斗力,这使得侵略军的进攻力量,竟然深入到了帝国的内部,从而动摇了帝国的统治支配地位。

  安东尼瘟疫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死亡事件,对罗马帝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是这场瘟疫并没有使罗马解体。它既没有破坏罗马人口规模的内在逻辑,也没有使帝国陷入无法恢复的人口失控状态。

  事实上,这次瘟疫爆发之后到第2次瘟疫大爆发之前,在这之间,再没发生过重大的流行病,所以罗马的人口再次得到了增长,幸存者将生育能力提高到了最高水平。

  二、西普里安瘟疫

  经过这场可怕的瘟疫修整之后,罗马帝国又迎来了第二场瘟疫,西普里安瘟疫。

  这场瘟疫从249到262年,一直在帝国,甚至可能持续到了270年左右。

  这一次,整个帝国都被这场瘟疫袭击了。几乎没有哪一个行省、哪座城市、哪座房子没有被西普里安瘟疫袭击和洗劫,死亡人数相当可怕。

  据推断,这场瘟疫的幕后黑手,很可能就是埃博拉病毒。埃博拉病毒迅速扩散,它通过体液传播,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很容易互相感染。

  西普里安瘟疫导致帝国的储备能量被耗尽,核心力量无法继续支撑下去,世界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帝国庞大的结构正在面临破裂。这场瘟疫使通货膨胀的问题,更加的恶化,货币制度失效,罗马私人经济的基础结构开始坍塌。

  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直接引起了军事上的灾难。

  边境系统支离破碎,几乎所有主战线上的防御网络同时崩溃。首先是多瑙河防线被攻破,其次是幼发拉底河防线沦陷,最后是莱茵河防线瓦解。帝国面临了严重的军事危机。北部边境发生军队叛乱,被派去镇压叛乱的将军自封为帝。

  帝国分裂,从此进入了混乱的军营皇帝时代。

  三、查士丁尼瘟疫

  罗马虽然四分五裂,但是它毕竟还是罗马,还有过去可追忆,未来可创造。就在此时,饱受创伤的罗马又经历了第三场瘟疫,查士丁尼瘟疫。

  这是一场病菌性的感染,由鼠疫杆菌引起,表现为腺鼠疫,就是我们熟知的黑死病。从第6世纪开始持续了约两个世纪。更可怕的是,这场持续两个世纪的瘟疫,不是一次性大爆炸,而是连环爆炸。

  鼠疫杆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传染病,被归类为生化恐怖威胁。它是如何传播给人类的呢?鼠疫杆菌从野生动物储存宿主体内溢出,成为失控的动物流行病,然后再从共生的啮齿动物跳到人类的身上。

  鼠疫杆菌通常寄生在半干旱地区的高海拔啮齿动物身上,比如土拨鼠或沙鼠。跳蚤是鼠疫杆菌的主要载体。跳蚤从受感染的大鼠那里食入细菌,然后再传播给其他的大鼠。其中黑鼠的生理特征非常适合鼠疫的扩散。

  黑鼠是共生动物,它非常愿意和人类住在一起,它们特别喜欢谷类,黑鼠又被称为船鼠,喜欢呆在船上,靠水手的存粮,把自己喂胖,而且多产,能全年繁殖。

  丝绸、香料、黄金、奴隶、象牙的交易促进帝国贸易繁荣的同时,也把鼠疫杆菌运送到了繁荣的罗马。

  繁荣发展的罗马帝国依赖于粮食的运输和储存,建有大量的粮仓,黑鼠随着船只来到了帝国的中心,发现这里简直就是它们的天堂,罗马帝国是它们营养丰富的宝藏。

  鼠疫杆菌寄存在黑鼠身上,黑鼠的免疫系统进行反击,细菌在黑鼠死亡之前大量集中在血液里,随着黑鼠的死亡,细菌需要新的宿主,它们就会屈尊来吸食人类。

  黑鼠的扩散加上地面的连通性,为鼠疫杆菌的致命菌株大范围传播奠定了基础。罗马首都是个中转站聚集了帝国内的病菌,然后再充当发散的引擎。

  可想而知,这场瘟疫的辐射面可以有多广。查士丁尼瘟疫大爆发,导致整个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彻底坍塌,罗马的死亡率高达50%—60%,全世界死去了大约1/3的人口。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生物灾难。

  这场持续两个世纪的反复大爆发,扼杀了罗马帝国复苏的任何希望。

  四、晚古小冰期

  除了这三场史无前例的瘟疫之外,罗马还受到了整个地中海世界气候变迁的影响。

  帝国早期几个世纪气候稳定温和,大概从第4世纪末气候变得恶劣,出现了晚古小冰期。

  公元536年,这一年被称为无夏之年,太阳像月亮一样发出微弱的光芒,像生病了一样虚弱。农作物歉收,水果无法完全成熟,太阳能输出量减少。

  公元540年,遭遇了恶劣的火山冬天,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火山喷发。4年的时间,地球两次向平流层喷射出大量的硫酸盐,阻挡了太阳能的吸收。

  6世纪30~40年代是全新世晚期中最冷的20年,遭遇了几千年一遇的全球寒流。

  干旱和低温影响自然环境中每种生物的栖息地行为和生理机能。火山活动和厄尔尼诺现象之间也存在强相关关系,低温直接影响了鼠疫的大规模扩散和传播。

  气候变化和瘟疫结合在一起,共同耗尽了帝国的元气。

或许是6世纪30年代的火山喷发引起的变化扰动了中国的土拨鼠或沙鼠,它们带着鼠疫杆菌离开了熟悉的地下栖息地,引发了一场动物流行病,传染给在远航船上的啮齿动物黑鼠,这些黑鼠再通过海上贸易航线来到了西方,由此引发了可怕的黑死病。

  备受瘟疫摧残的同时,罗马帝国还遭受到了伊斯兰扩张势力的入侵。

  帝国再也无法承受,它就像一棵高耸的橡树,从腐朽的根系中汲取最后一点营养,慢慢从内部坏死,最后才被来自外部的迅速一击打倒。

  《罗马的命运》用详实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告诉我们:罗马的命运不仅是由皇帝士兵和奴隶和蛮族决定的,也是由火山爆发、太阳周期不稳定的气候,以及致命的病毒和细菌决定的。

  罗马人在巨大的环境压力下复苏,又再次面临危机,直到再也无法承受“小冰河时代”和反复爆发的鼠疫打击,最终土崩瓦解了。一只看似毫不起眼漂洋过海的黑鼠,却惊人的决定了国家命运的走向。

  今天,“气候变化和疾病瘟疫正在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居住的世界”。

  黑格尔说过这么一句话:当人类欢呼对自然的胜利之时,也就是自然对人类惩罚的开始。罗马虽然已经终结,但是这些年埃博拉病毒,SARS(非典)病毒,禽流感病毒的爆发仍然在提醒着我们:“人类可以操纵自然,但永远不会战胜自然”。

  《罗马的命运》读后感(六):罗马帝国灭亡是因为蛮族入侵?不,让它灭亡的主因是气候和瘟疫。

  公元400年的年初,位于意大利半岛上的一座城市,迎来了它所在帝国的皇帝,还有它的执政官。

  为了欢迎皇帝和执政官的到来,这座城市的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一位名为克劳迪安的诗人,当时被这座城市的壮美和人民的热情所感染,在他的诗歌中,无法按捺住对这座城市的赞美:

“从微小的起点,延伸至两极,从一个无名小城,拓展自己的权势直至与太阳的光辉同在。”

  这并不是诗人的谬赞,这座城市,当得起这样的歌颂。

  因为它的名字叫罗马。

  而从它发展起来的帝国叫罗马帝国。

  作为一个与汉帝国齐名的大帝国,罗马帝国不仅有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帝国疆域,还有延续上千年的帝国寿命,在这样巨大的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罗马帝国缔造了太多的辉煌,被当世人和后世人赞颂。

  正如一句谚语所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帝国的辉煌如此,灭亡也是如此。

  关于罗马帝国为什么灭亡,已经有大量的学者指出了多种不同原因,有人说帝位传承制度不稳,有人说帝国的奴隶制度不适应社会发展,有人说持续的战争和贵族消费引发了经济危机,还有最为人所知的原因,蛮族人的入侵。

  总之,罗马帝国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导致灭亡的原因。

  不过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的教授凯尔·哈珀,在其著作《罗马的命运》一书中,给出了更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罗马帝国的灭亡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相对于所谓的皇帝、奴隶、蛮族等广为人知的“人为因素”,气候变迁和疾病瘟疫,这些“非人为因素”的自然力量,才是造成罗马帝国灭亡的决定性原因。

  作为俄克拉何马大学的学士、哈佛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凯尔·哈珀研究的领域主要是横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他的另一部作品《晚期罗马世界的奴隶制,公元275—425年》曾经被美国历史协会奖励。

  不过在这本书里,除了社会和经济史料,凯尔·哈珀还参考了大量自然科学资料,利用最前沿的基因科学、气候科学和疾病科学,勾勒出自然力量在罗马帝国灭亡中的角色。

《罗马的命运》

  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所言,气候和疾病,是影响帝国命运的主导因素,但帝国并不是迅速崩溃,那不是一个伟大帝国所该有的命运。

  凯尔·哈珀在书中说:

“罗马帝国的终结,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衰落,最终导致无可避免的毁灭过程,而是一个漫长的,迂回曲折,充满偶然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个有韧性的政治结构对自身进行维护和重组,直到帝国开始解体,首先在西部,然后在东部。”

  经历如此动荡波折的命运,罗马已经竭尽全力。

正确研究历史的前提:不能忽视自然力量

  人们在研究某个朝代王朝时,总会从人的因素去分析兴盛和灭亡的原因。

  凯尔·哈珀认为,这样做固然不错,但还远远不够。

  我们所谓的历史,从整体上来看,只是地球系统的副产品。而地球这个系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地球的物理和生物系统,是在不断变化的。

  假如各国的历史是一个棋盘,帝王将相是棋盘上的棋子,棋盘的变化,影响了棋子的命运,棋子的命运,也改变了棋盘的结局。

  那要是棋盘外的一种力量,直接掀翻了棋盘呢?

  不可预知的大自然,就有这种棋盘外的力量,它可以让棋盘倾斜,改变棋子命运,棋盘结局,甚至直接掀翻它。

  就像地球的气候系统发生变化,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帝国,都不会逃出它的影响。

  以前可能是因为条件所限,让历史学者对自然这种力量认识不够。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自然档案”产生,通过基因科学、气候科学和疾病科学,可以逐渐还原当时历史所处的自然环境。

  火山爆发、太阳周期、不稳定的气候以及致命的病毒和细菌,每一个都可能是改变历史不可预测的非人力量。

  正视这种不可忽视的自然力量,是正确研究历史的前提。

地球

自然的胜利:永恒的帝国

  由于沉迷于它的强大和繁荣,人们称罗马帝国为永恒的帝国,罗马也被称为永恒之城。

  可是再强大的帝国,也是从一个小城崛起的。

  罗马帝国的历史,分为王政、共和国、帝国三个阶段。

  王政的历史太过久远,难以考证,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军团,开始崛起,他们用铁和血扫灭了一个又一个对手,终于在奥古斯都时,建立了自己的帝国。

  罗马人这时已经可以骄傲的,把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了。

  在奥古斯都去世后的150年里,罗马帝国完成了向外扩张的同时,也开启了自己的全盛时期。

  人口迅速增长,甚至达到近7500万;贸易迅速发展,环地中海,甚至穿越了印度洋,都有贸易航线,四通八达的陆、海路航线不断的穿梭着;大的城市也不断涌现,整个帝国全境甚至超过一千座城市;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人们在不断的消费,光罗马城每年就消耗1.5亿升葡萄酒。

  这样的盛世繁荣,在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经典作品《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被誉为“人类最幸福的时代”,基本上与他所谓的“五贤帝”执政期间相符。

  而凯尔·哈珀则认为,罗马帝国能够获得这段“最幸福的时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时期罗马的优良气候。

罗马帝国全盛时期

  根据现在的气候科学技术和遗留的自然遗迹,可以推测出,当时的罗马帝国气候,不管是太阳光照,还是温度、火山活动、降水,都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气候最优期。

  不仅风调雨顺,甚至旱灾和水灾都很少,这就对帝国的农业种植和土地开垦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

  难怪罗马帝国能够迅速崛起,并且发展的如此繁荣。

  所谓永恒的帝国,很大部分也是自然的胜利。

  不过福祸相依,能够给你带来荣光的,自然也能让你灭亡。

  罗马帝国的崛起受益于自然的力量,灭亡也“受益”于自然力量。

瘟疫的侵袭:比战争收割人头还锋利的镰刀

  盛极而衰,再强大的帝国也难逃自然的法则。

  只是不是败于强大的外敌入侵,首先给了罗马帝国致命一击的,而是小小的病菌。

  帝国的城市虽然繁荣,但城市的卫生系统实在是非常混乱。

  垃圾处理系统,更像是一个排水的洞窟,家庭厕所也不与污水管道相连接,私人厕所通常就建立在厨房旁边。

  仅罗马这一个城市,每天就有10万多磅的人类排泄物,在这样的卫生处理系统中被“笨拙而又不彻底”的清理,这样的环境,给了蚊虫和病菌孳生的自然温床。

  每年的夏末秋初,都是罗马城人数死亡的高发期,就因为这种环境产生下的细菌性痢疾和伤寒。

  连帝国的首都罗马城都是如此,其他城市的卫生系统,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罗马城

  罗马人虽然建立了一个相互连通、城市化的帝国,随着这些贸易路线而移动的,不仅只有货物,还有活跃的细菌。

  当这些细菌与当地的环境碰撞,形成一种疾病生态,开始进化之后,再加上交通的连接性,罗马帝国的悲剧就开始了。

  罗马帝国度过了气候最优期时,已经接近2世纪末期了,接下来的日子,就不再是一如既往的繁盛了。

  公元165年,瘟疫病菌从波斯湾而来,进入罗马城中,并在第二年,从这里大爆发,从东向西,一个接着一个城市的传播,整个地中海西部都被波及。

  瘟疫持续到公元172年,军队受此影响,也几乎损失殆尽。

  就连贵为皇帝的马可·奥勒略·安东尼,也在这场瘟疫中难以幸免,这场瘟疫也因此被命名为“安东尼瘟疫”(此后的瘟疫名称也是一样的命名原则)。

  这场瘟疫的祸首为天花,它收割了大约700万到800万的人口,这个统计数字,占据当时帝国人口的10%左右,真是比战争收割人头还要锋利。

  可帝国并没有因此迅速倒塌。

  对于罗马帝国来说,从来不缺逆境,能够在持续的动荡中,拥有维持秩序,从创伤中恢复的强大能力,是一个伟大帝国的韧性所在。

  这个韧性系统是由帝国的互相影响的生态系统和统治系统组成的,前者包括农业和人口,后者包括帝国的政治、财政、军事力量。

  不是每一次动荡,都能让一个帝国倾覆。

  现在遭遇到大瘟疫,则是考验罗马帝国韧性的时候了。

安东尼瘟疫

  比如首先就是要解决物价上涨,军队力量薄弱等眼前的困境。

  罗马帝国的韧性经受住了考验,但帝国的政治和道德机制发生了变化。

  最典型的变化就是马可·奥勒略·安东尼之后,帝国将相更替频繁,谁让军队在瘟疫中几乎损伤殆尽呢?为了抵抗蛮族的入侵,手里有军队的人,地位就会不一样。

  罗马帝国靠着自身的韧性在大瘟疫中保存下来,但已经并不是最初的样子。

  在此后3世纪的西普里安瘟疫中,这种情况几乎又重演了一次,罗马帝国依然生存了下来,但帝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更加的激化。

气候的变化:抽打蛮族迁徙的“上帝之鞭”

  在《权力的游戏》中,绝境长城之外的异鬼,是维斯特洛大陆内人们不可知的存在。

  对于处于地中海周围的罗马帝国居民来说,草原是在时间和历史之外的存在,在他们零星的记载中,草原民族几乎就不是人,而是像野兽一样。

  他们对于草原民族的认识,就像斯特洛大陆的人们对于异鬼一样,知之甚少。

  不过,在公元4世纪中叶,来自东方的匈奴人,通过欧亚大草原,到达西方,靠着他们胯下的战马和手里的复合弓,不停的向西攻击,挡在他们面前的各个民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

  匈奴人首领阿提拉甚至被称为“上帝之鞭”

  匈奴人打败哥特人,哥特人被迫向罗马帝国迁徙。匈奴人自己也没闲着,也继续向罗马帝国前进。

  这让罗马帝国的边疆所能承受的压力,达到了极限。

  最终就连罗马城也在公元410年,被哥特人所攻破。

  从此,在帝国的西部,罗马帝国很难重整军事力量,恢复到原来的掌控,以至于在5世纪,西部的领土开始一块又一块的丢失。

  谈到匈奴人迁徙的原因,凯尔·哈珀在《罗马的命运》这本书中,并没有说匈奴是被我国汉朝军队打败导致的,而是说由于气候的变化,草原开始长期干旱,匈奴人在北方草原生存艰难,只得向西迁徙,由此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匈奴人入侵罗马帝国

  气候变化虽然是抽打野蛮人迁徙的“上帝之鞭”,但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它的伤害,还不止于“迁徙”了野蛮人。

  在6世纪到8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中,鼠疫引发了黑死病,又开始大量的收割人命。

  在君士坦丁堡中,到处堆满了尸体,就连尸体及时得到清楚都很难,以至于堆上去的尸体,浸染在下面尸体的脓液里,以至于这种景象被人们当做末日的到来,称之为“上帝烈怒的大榨酒池”。

  可能是嫌弃只有瘟疫,帝国还不够折腾,气候还要来凑一下热闹。

  在查士丁尼时代,罗马的气候进入了“晚古小冰期”,火山喷发,气温下降,导致农作物歉收,这种气温下降的气候,一直持续到了7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跟瘟疫做到了同步,让瘟疫的破坏,又进一步增加。

  令人意外的是,瘟疫和寒冷的气候,并没有摧毁罗马帝国,但也耗尽了帝国最后的力气。

  帝国已经变形的韧性系统,达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

  大量的人口消失,抽干了帝国生命的活力,帝国仅存的人口,只剩下了对末日到来的恐惧和悲伤。

冰川气候

最终时刻:对帝国命运的感慨

  罗马帝国多年承受的自然灾害,让基督教和犹太教鼓吹的末日论很有市场。同时有末日论市场的,还有位于帝国的东边的阿拉伯地区。

  与帝国人民的悲伤和恐惧不同,在默罕默德的鼓励和宣扬下,带有末日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们,疯狂的想用刀剑,去异教徒地区宣扬他的启示,宣扬末日即将到来和解决的方法。

  与之相邻的罗马帝国,自然不可避免的要遭受对方的侵扰。

  在7世纪三四十年代,罗马帝国的东部省份被阿拉伯人占去,地中海地区被生生割裂为不联系的两部分,一个泛地中海帝国已经成为过去,彻底的沦为一个拜占庭残余国家,直到最后灭亡。

  如果从头梳理帝国的命运,可以发现伊斯兰势力能够成为压死帝国的最后一棵稻草,仅仅是坐享其成。

  这时候的罗马帝国,就像一个活的太久,行将就木的老人,在应付了瘟疫、气候变化、无休止的战争这三者一次又一次的连环打击下,他早已经疲惫不堪,只需稍微用一下力,他就会跌倒。

  帝国靠着自身的韧性和摧毁的力量一次次斗争,最终摧毁的力量,还是占据了上风,气候和疾病就是这种摧毁力量的主力,至于帝国内部韧性系统的协调,只是承受了外部摧毁力量的正常反应而已。

  爱德华·吉本曾经对罗马帝国的命运进行了反思,他惊讶的不是帝国的衰落,而是面对这样“无休止”的打击,它竟然维持了这么长的时间,一次又一次的稳住了阵脚,直到帝国的框架最后再也无法承受。

君士坦丁堡之战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

  凯尔·哈珀写作这本《罗马的命运》,解释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

  相对于罗马帝国内部帝王将相等人为因素,气候和瘟疫这些来自自然的力量,才是影响这个帝国命运的主要因素。

  同时,还有凯尔·哈珀对现状的反思。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现状,自然力量变异比以前更为强大,交通更加便利,人类自诩拥有控制和战胜自然的力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像极了当时繁荣的罗马帝国。

  自然环境创造并毁灭了历史,罗马帝国是灭亡了,它所代表的人类和自然相遇的故事,却还在继续上演。

  正如凯尔·哈珀在书中的敦敦提醒:罗马帝国的例子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和细菌进化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居住的世界。 罗马的命运可以提醒我们,大自然是狡猾而且反复无常的。进化的强大力量可以在瞬间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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