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儿子》经典读后感10篇
《最后的儿子》是一本由[日] 吉田修一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1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的儿子》读后感(一)：在不起眼的破碎里——论吉田修一《最后的儿子》中的成长脱敏
青春期最容易犯的毛病应该是因为过分敏感而极易放大微不足道的情绪。
青年男女成年前后，粗浅地一概论之：似乎都渴望突出自己那份自以为是的“不平庸”。早熟晚熟也好，无论提早或延后去借助各种感情——爱情、亲情，都不可能在感情的试炼里获得真知经验。这里不把友情提在内，因为其只是情欲与血缘之间的一种相对理智而已——那么，吉田修一的《最后的儿子》，似乎就是在讲“相对理智”的偏差造成的交际失衡。
熟读吉田修一的读者清楚他作为一个职业作家的发展方向——在类型文学和学者型风格之间他在前者更盛。似乎他的创作照目前看来已经有种作家陷入“老年化”的阶段，以至于体验完《最后的儿子》后，会更坚定地感慨“这就是处女作该有的样子”。
处女作该有的样子当然没有标准答案。就像无法追问为什么有的作者将死前的最新作品毫无崭露头角时那些作品的灵气。所以说到这里，吉田修一作为职业作家的专业性在处女作后形成、而且并没有为了一味转型而脱离处女作里单纯的一些情感表达。以至于这些直白、甚至显得无辜的情感表达在《最后的儿子》以后得作品里容易被误读成向出版市场的迎合。
回到标题。微不足道的破碎无时无刻都发生在青年男女的生活缝隙里，从自觉寻求处理办法，到完全放弃，表面上写成长蜕变，实则反面放大着“过去”“记忆”对人物造成的高压，并随之想到另一个作家，莫迪亚诺。
《最后的儿子》里，整日无所事事的“我”拿着摄影机及记录周围的人和事，“我”有一个交往过一年多的前女友佐和子，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里，却从未感到自在安心。因为“她总是在追赶着什么。我不知道她具体是在追赶什么，但总而言之，她的目标总是一个又一个，往上再往上。一个是引擎熄火的车子，一个是刹车失灵的车子。但“比起不会停的车，不会动的车子坐起来比较安心”。
《碎片》里的岳志除了送啤酒的活儿，其他时间忙于房子的整改和装修。他从仓库堆积如山的空瓶中挑选出透明闪亮的，拿铁锤敲破，把碎片埋进铺了水泥的通路。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攒钱买榻榻米，作为给女友的礼物，以霸占式的方式爱慕着她，以及后来的酒店小姐，得到的却尽是厌恶、伤害、拒绝和不爱。不停忙碌着，也掩不住某种空虚、茫然和伤痛，走不出来。于是，生而为人，就成了“独自在夕阳中扛着沉重的货物，寻找遍寻不获的人家，会令人越走越感到卑微。”
《Water》里，以游泳大赛向高中时代告别的凌云疑惑着，“人们会说，不要自卑。人们会说，要努力。但是，努力和别人并驾齐驱之后呢……”他在比赛最后一日读哥哥三年前留下的日记，在同样是最后一个比赛日里，哥哥写道“我才突然想到，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在这场大会里赢得胜利，真的很重要吗？游到无法动弹，对成绩执着到想哭，无论做什么事，脑子里都抛不开成绩和游泳社这两件事。这一年来我拼了命努力去做的事，有那么重要吗？” 年轻人们各有各的烦恼，但在成年人眼中，青春期的拼尽全力，不就是最后只留下一丝光影的空白闲暇吗？
吉田修一太擅长刻画残破孤独的普通人了。人和人之间，总是有着隔阂、疏离，隐匿又充斥在无限蔓延的日常生活中。相互隔离的，是余裕的时间，无法着陆的空虚。没有坏人，即使是《Flower》里似乎泯灭了道德感的元旦，《恶人》里冲动杀人的清水祐一，即使是《怒》里让人战栗的田中，他们似乎曾经也温柔过，也被伤害过，也爱过。 “每天都绕同一条路线走，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忽然间被抛到外面去……绕着地球的人造卫星，忽然失去了动力，边说着位置偏掉啦，一边脱离了地球的引力，往宇宙的彼端飞去。” 大概，命运的绳索、红气球的线从手中逃离，抓不住了吧。
我想是这种感觉。他们，零敲碎打地出卖着徒劳的青春，好像都不太知道该怎么哭了。
《最后的儿子》是吉田修一的处女作，才华横溢，其中的质问、探讨、疑惑，在日后的作品也一直在延续着，已然浮现出长篇小说《同栖生活》和芥川奖获赏作品《公园生活》的剪影。那个“我”似乎可以分解成了《同栖生活》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活得不是那么认真。拥有一辆每9公里就会熄火的破车的杉本良介，喜欢在四楼阳台上呆呆俯瞰着街道上好像自动行驶的汽车。似乎游离于世界之外地，又觉得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曾经抛弃有精神失常母亲的男友的小琴，会趴在客厅茶几上把“《广场协议》之后的汇率变动图的曲线”描画成一条龙的形状，或是专心致志地在日法词典的书页边角上画翻页卡通画，全心全意地等待着已出道男友的临时邀约。她说：“我并没有道歉，说什么‘那时候真是对不起 ’。因为我要是道歉，丸山君就必须原谅那时候的愚蠢的我了。”
“因为讨厌自己没什么要隐藏的，所以才会勉强装模作样，让自己看起来像是藏着什么似的。”这是《公园生活》里对星巴克人的评价，不就是符号社会里的每一个人吗？既有渐渐走近、试图交付真心的；也有默默疏远、只能表面交往的；既有要跑去高档酒店快意人生的人，也有挣扎着巴望着又难以启齿的人。但符号之意义所在，正是意义的消解。
《同栖生活》里的邻居占卜师拉斯普京是智者一般的存在。他说，“你即便想要从这个世界逃离，也只有一个更大一圈的同样的世界在等着你。在你和这个世界的斗争中，世界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谈不上悲观无望什么的，甚至还抱着乐天的想法。对世界，一无是处、有钱没钱的我们，愿意做的最后努力，可能只是大喊一句：
好无聊啊！
当然，这也是最轻巧的。
《最后的儿子》读后感(三)：“不是为了做什么的时间，而是什么都不用做的时间”
久闻吉田修一的大名，欧美挂的我也在当年看了《横道世之介》，并短评道“哭成傻逼”。不过还从没有读过吉田老师的小说作品，这次手头一本吉田老师的处女作，叫《最后的儿子》，封面设计非常有心机，又同时仿佛能感受到封面男孩（之一）的薄荷牙膏的清凉味，真是适合这烈日盛夏的时节。而且书很薄，实属宝贵！
但也就是三个短篇小说串联的191页，我细细看了三个晚上。一是因为看书是真心慢。二是因为，这一次，慢得心安理得，因为吉田老师真的写得好，以至于自己十分珍惜剩余的页数，慢慢看，不着急。不必催促。慢看风景。
就像书里的这三个盛夏，抑或用书里的话“热带夜”，宜呆坐家中，宜喝冰啤。宜吹电扇（像此刻的自己），什么都不必去发生。“不是为了做什么的时间，而是什么都不用做的时间”。就像纳凉是夏天一件郑重的事物，记得纳凉，便是消夏人的优良品质。让这酷暑一点点过去，让心脏再次在热浪中幸存，再次在下一个夏日里鼓动。
然而在这本《最后的儿子》里，夏天与青春，与灿烂日光，与泳池波涛，有多紧密联系，就与失去，与失控，与死亡，有多紧密联系。
*
什么都不用做的时间。
在美国作家丹尼尔·门德尔松的回忆录（巧了，也是处女作）《触摸不到的拥抱》（The Elusive Embrace，暂译名）里，作者讲到，与玩（play）——这个同志群体的标志性特点，他们会玩，玩的方式多种多样，沉迷于不同形式的玩——相对的，是制造（work），这也是直人群体的特点，后者制造的“产物”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下一代。他们制造人类。
小说集开篇的《最后的儿子》里头这一句“不是为了做什么的时间，而是什么都不用做的时间”，立刻让我想到的就是门德尔松论“玩与制造”。门德尔松的这本出柜回忆录暨一个波兰裔犹太人在纽约的家族史，虽时有落入二元主义思维之嫌，但“玩与制造”的理论还是十分合适拿来对读《最后的儿子》。
故事里的“我”，蹭住同居恋人、有强烈女性气质的男孩阎魔（“每天早上刮胡子的少女”，本名岩仓雅人）家，不光自己无工作，蹭住，还蹭吃喝，因为阎魔是个精致男孩，烧得一手好菜，脾气也没话讲。当别人问“我”，看中了阎魔的什么，钱吗？“我”心想：“我想要的终究不是钱，而是时间。不是为了做什么的时间，而是什么都不用做的时间。”
什么都不用做。
无所事事的时间。
不用操心去制造/做（make）什么，来回馈社会的时间。
这是酷儿的时间，也未尝不是我们对于自己青春时期的记忆，就像《少年时代》那张海报，小男孩躺在草坪上看天空，这个暂且不需要去做什么的时间，便是青春时间。
但，真的是什么也不需要去做吗？还是什么也不能做呢？这是一个静止的、静滞的时间区。就好像纳凉的人，吹着电扇，这一刻，是什么都不需要去做吗，还是什么都做不成呢（心脏可以负荷这样的炎热吗）。
同样是夏天，是泳池，是青春，艾伦·霍林赫斯特在他的（诶，又是处女作）《游泳池图书馆》（The Swimming-Pool Library）里，有一句著名的写夏天的话：“这是最后一个这样的夏天”（the last summer of its kind there was ever to be），书中写尽爱欲探索，书写与回望过去，唯独没做的，就是对于未来一丝一毫的想象。“这样的夏天”已到尽头，这是艾滋病来势汹汹前八十年代同志群体的最后狂欢。
同样的，在《最后的儿子》里，不说书名里的“最后的”语义不祥，从主人公这句只想要“什么都不用做的时间”里，也让人质疑，这是一种闲散阶层的“什么都不用做”，还是一种对于“什么都不能做”的藻饰。
“我”知道，话语是有欺骗性质的，或者柔和一点说，话语是上了密码的。开篇一上来，“我”就在给日记里被残忍迫害致死的同志友人的名字上涂上修正液，写上自己与阎魔以及别的朋友对他的昵称“总统”。
“我们的国家手无寸铁，没有任何武器！”这是“总统”的国家，是我、阎魔以及其他朋友想往的幻境，是门德尔松小时候想往的飞地，是现在的纽约切尔西区、第八大道、火岛，还有别的那些地方。
但是“总统”没有等到他的国家的诞生，“我”在日记里，“极尽所能地咒骂那些打死总统的人”。“我”想用“总统”这个厉害的昵称，换回朋友尽失的尊严，挽回他已经失去的隐私。但是话语却在背叛“我”的意愿。
总统怎么能被打死呢？总统不该被“刺杀”吗？“打死”，是形容恩尼斯仿佛看到的杰克的最后时光，是被殴惨死。言语在肆意嘲笑“我”妄图掩饰的尝试。
《最后的儿子》里，失控的是语言，保护性的、密码式的语言式微，而 矛盾修辞上升，比如：
“我留长的头发，由世界上最幸福的美发师在这个房间里帮我剪掉。而像这样的夜晚，更让我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并不爱阎魔”
“从小，我就有想讨某人喜欢的坏习惯”
这就像是对于语言的反抗，对于顺服的逻辑的叛变，阻止不了的，是自我羞耻感溢出纸面，以及最终对爱人的失去。
这本书里的后两篇，虽然基调、时间跨度、主人公的年龄都不同，但无不延续了第一篇中失去与失控的母题。各有新颖的处理方式。《碎片》以失去母亲进入故事，（故事的开篇，孩子们在游戏，是否也算是一种“什么都不用做的时间”，一种与“制造”相对的“玩”）但情节发展十分微妙，来到了两兄弟对于全然不受自己想象与控制的女性身上。《Water》里，以交代哥哥车祸病故为开篇，以母亲精神疾病再次发作，即将被送入医院为结束。然而，就是在这样灰暗心碎的框架里，作品的尾声，是“我”和小伙伴们在友爱与吵架并存的高中最后一夏的游泳接力赛（也是“玩”的一种）中——最后一棒的“我”似乎是成功了，似乎是第一个触壁。
以前读《朗读者》，导读里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大概是说，这是个以一个拥抱开始，在墓地结束的故事。《最后的儿子》这本集子里，也有这张的凝练感，这本写青春故事的小说集，也写结束与开始。但吉田修一的写法非常高级，失去与失控的主题并没有控制他的文本（不像“我”被文本控制），他还是能够把自己剥离出被失去与失控绑架的“什么都不用做的时间”，站在一个距离外，张望开始与结束的质地。
“正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起点和终点，人类才能把布丁吃得如此香甜。”
“但是，努力和别人并驾齐驱之后呢……就好像有人必须跑到起跑点，而有人搭车前来。跑来的人只能喘着气，继续再跑。这种事我可不干。我宁愿跑到不是起跑点的地方，就算没有人聚在那里，我也要跑过去。”
或者仅仅是“现在这一瞬间将成为我人生最灿烂的时刻。然后，为了打破这个最高纪录，我要继续活下去”。
夏天，最终不宜沉湎于凝滞不动的瞬间。
“……我回头……看了电子告示板。”
《最后的儿子》读后感(四)：一个现代人自我诞生的寓言——评吉田修一《最后的儿子》
没有哪代人比我们更需要珍视同时代作者，我们被与前辈们截然隔开。大规模的变化把我们与过去隔离…我们被新书吸引的原因之一，便是希望它们能够反映我们态度的这种调整，并且像文学所做的那样，以完整和理解了的形式把它交还给我们。 ——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后的儿子》这部中篇集是吉田修一在创作之路上最初埋下的种子,除了《最后的儿子》外，本书还另收录了《碎片》与《Water》两篇风格迥异的创作，每一篇都给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惊喜,但相较而言最爱的还是开篇《最后的儿子》。我个人的偏好顺序正好和本书收录顺序相同，即《最后的儿子》>《碎片》>《Water》，不过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吉田的作品似乎很难被内容简介所轻易概括，因为有太多闪着金光的细节与渐迷人眼的分岔，这些看似不经意的闲笔所共同构成的故事背景，才是真正道尽冷暖之处。事实上真正的文学，或者说“讲故事”这一技艺本身就无法被化简、被程式化。在一个什么都要被打包压缩的时代，想要如雕琢一件艺术品般去创作，其实是颇为不易的。大家想要的是简明速成的菜谱，而不是一道精心烹饪的美食，让你去揣测它的秘方。不过，读文学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庖丁解牛，毕竟如果只记住了菜谱，却不知道怎么辨味，还是终究未抵达化境。
今天我想解的这头牛是《最后的儿子》，也是三篇中我最喜欢的一篇。
如果去掉各种旁枝末节，只保留故事的核心，那么这部短篇讲的就是“我”依赖阎魔——一个在新宿开酒吧的“人妖”—同居生活的故事。[①]我们共同的同志好友“总统”，在K公园寻欢作乐时被“猎杀男同志”团杀害，他的死惊动了我们生活的平静。与此同时，我的母亲从老家到东京来看望我，想顺便来看看我的“女朋友”，为掩饰我和人妖同居的事实，我先找前女友佐和子扮演我的女友，侥幸蒙混过关。妈妈又说想看看东京的名产——“人妖”，我便假戏真作邀请阎魔与母亲相会，哪知敏感的阎魔自觉“没有权利让我成为家中最后一个儿子”，留下一张便条就再也没回来。至此故事戛然而止，吉田营造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没有人知道阎魔是否还会回来，没有人知道我将如何继续向母亲编造我和女友的故事，也没有人知道无业的“我”在东京这个巨兽般的都市该如何继续过活……仿佛一切都悚然凝定，也只有在这无边的静定中，才能一层层剥开生活的假面。
在这个故事里，大致可以分出三个不同范畴的世界，分别是外部世界与作为“同志”的“我们”的世界；“我”和阎魔所组成的二人家庭世界；“我”和“我”的原生家庭。这三个世界不是泾渭分明地被区隔开，而是相互缠绕交织。
Ⅰ 外部世界和“我们”的世界
在阎魔的酒吧间，我们发表了属于我们国度的立国宣言。
喝醉的阎魔说“我们的国家就跟我的身体一样。你尽管来揍两拳试试看。人的身体很柔软，一张纸也能造成伤害。如果一直被踹，人就必死无疑。我们的国家住的都是这样的人。如果你想加害我们的国家，不需要野蛮的行为。集体屠杀是无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就像人类的身体一样柔弱！”阎魔的宣言道尽了“我们”的世界的本质。
另一方面，吉田有意将外部世界塑造成一个对同志群体充满恶意的暴力贮藏所，这种暴力是肢体性的、更是言语性的，它们黑暗神秘、悄无声息，却无处不在、吐露恶意。K公园是“我们”隐秘的活动之地，同时也是外部恶意的汇聚之地。
在这里，“我们”要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身份，不带任何身份证件，以防事后被恐吓。在这里，“我们”要冒着被弄瞎乃至丧命的危险，才能享受片刻欢愉。小说一开篇就写到“总统”在K公园被暗杀致死，这是一个警示信号，因为“总统”象征着国家的权力中枢，他的死提醒着读者，这脆弱的王国正摇摇欲坠。事实上，K公园也是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符号性存在，字母K让我们联想到卡夫卡的《城堡》中那名永远在接近城堡权力中枢的土地测量员K。正如K永远无法抵达城堡中心，想要为“总统”报仇的“我”三次前往K公园，却都只敢在光明处徘徊，不敢深入漆黑的虎穴。敌人隐没在幽暗之地，能撞上他们的概率，就跟“在便利店里买到臭掉的布丁差不多”，也正因此，他们更为危险。
外部的暴力并不止于肢体方面，还渗透在人们的认知与话语之中，这种无形的伤害包裹着“我们”的世界。比如，当电视台要来采访厨艺一流的阎魔的时候，赞助商却说“人妖做的菜光是想想就倒胃口”；比如，阎魔店里那些日本人口中最高的赞美，是“你一点都不像人妖”；比如，母亲来到东京后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她想去看看东京有人妖的店……母亲所代表的外部世界掌握着观看的权力，被观看的东京名产“人妖”只是他们好奇的目光所捕获与消费的对象。从这个角度看来，阎魔最后的逃离也是一种对外部观看权力的拒绝。
更为残酷的是，“我们”的认知结构早已与外部世界同构，他们的标准也成为了“我们”进行自我衡量的刻度。鄙视“我们”的不仅是来自外部的暴力，更来自于“我们”自己。因此，当“我”看着阎魔和“我”泡过的隔夜泡澡水才会心生恶心，将浴池视作“埋葬我们两人污垢的棺材”；也因此，阎魔所钟爱的同志小说里才会充斥着自我贬抑的话语。对这些幽微之处的把握，正显出了吉田高明的洞察力。
Ⅱ “我”和阎魔的二人世界
除了探讨同志团体的社会处境外，吉田对于同志家庭的描写也入木三分。
吉田把一台二手摄像机借给了书中人，让他们的私人生活暴露在镜头之下，然后吉田通过类似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将他们的家庭生活片段一一串联起来。兴许吉田是想借鉴戏剧表演的理念，来阐明家庭生活中角色扮演的性质。
在“我”和“阎魔”所组成的家庭中，“我”扮演着丈夫的角色，阎魔则是“我”的妻子。为了得到阎魔持久的关怀，“我”迎合阎魔“恋病人癖”的喜好，在家中无所事事地充当一个“状态还不错的病人”，让独立而能干的妻子阎魔来照料我的饮食与起居。如果“我”太过积极地去帮阎魔洗碗烧菜，反而会招来阎魔的嫌恶，所以“我”有意饰演着一个凶悍、野性、乖张的坏丈夫形象：“我”将诗集包上侦探小说的书封，不让阎魔发现“我”纤弱的一面；将阎魔嘱托给“我”的订金拿去住豪华酒店，让他尝到背叛的滋味；在烦闷时对伴侣施暴，让他的自尊被贬抑……很像传说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强势一方嚣张气焰压制下，弱势的一方却奇妙地与对方形成了更为坚韧的关系纽带，这种家庭生活内部的权力关系被吉田修一传神地捕捉与刻画下来，非常有趣。
实际上，“我”并不爱阎魔，像大多数夫妻之间只是奉陪着对方玩权力的游戏一样。“我”是个游戏高手，是个出色的演员，通过对人心的谙熟，享受着这种小心翼翼的平衡，寄身于阎魔给我的体贴中。毕竟对于一个孤独的都市无业者而言，除了努力维持这种寄居状态，除了通过表演获取被爱，“我”还有更好的存在方式吗？
行文至此，我们发现吉田想歌颂的并不是同志群体间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无意于描绘在外部世界的压迫下边缘人的情感世界如何升华。那么问题来了，吉田写这篇小说究竟意在何处呢？
当我们荡开去看小说中那些看似无用的旁枝末节时，或许会发现吉田的野心远不止于讲述一个有关同性恋群体的故事，而是更为宏大与艰难的——一个现代人自我诞生的寓言。
III “我”和“我”的原生家庭
与我和阎魔的家庭形成参照的，是我出生的原生家庭。
我出生于一个怎样的家庭呢？
初中的时候，打扮时髦的“女头目”潮男右近带我去选衣服，想让我告别土里土气的着装风格。可当我绑着红方巾，得意洋洋地回家时，却被父亲怒斥——“你想当人妖是不是！”因为在父亲的期待中，我是一个穿着剑道服的铁血男孩，但真实的我却憧憬着浪漫缱绻的情谊。
成年后，我从东京回长崎过年，妈妈一刻不停地洗衣晒被，奔走于厨房间，父亲则不住地对着我的镜头说教。当母亲问道：“爸爸，那孩子在东京不知道拿这台摄像机拍什么哦？”却迎来父亲大声的一句“我哪知道！”，随即是一个粗鲁离开的背影。对此，被恶语相向的母亲毫无愠色，连眉头也不皱一下，甚至还微笑自语。
正如文中写到，“我爸一味强硬，我妈一味美丽，而我终究是成长在这个传统保守家庭的儿子。”强硬刚直的父亲，温柔贤惠的母亲，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再加一个理着西瓜头的开朗顺从的儿子。这样的组合，大概是就大家心中最典型的日本传统家庭肖像吧，这种家庭关系在传统社会大致还是能维持下去的，甚至还是被世世代代的人当作理想家庭的原型而存在的，但是这看似和乐圆满的传统家庭结构却在现代世界的逻辑下崩溃了。
最先反叛的是我，然后反叛的是早已被驯化的母亲。在社会上普遍兴起的“女权”声浪中，她逐渐摇撼掉身上的枷锁，逃离家庭的束缚，独自来到东京。但很明显，这只是对于传统的一个小小示威，很快她还是会被男权主导的家庭所俘获。
母亲的反叛是短暂的、现象性的，而“我”的反叛则是结构性的。
我是浸泡在外国潮流文化中成长的一代，我最初的文艺启蒙源于我初中好友右近。在我看来，他就是潮流的先锋，是充满自信、从没挨过骂的小孩，是令我难以靠近的光芒。总之，右近代表着被父亲威严压制下的我所向往的一切。
他“对服装很有品味”，“他以深蓝色运动夹克配阿迪达斯红色运动衫的打扮，是我最想尝试的大胆用色之一”。“他和他姐姐共用一个房间，房间里到处都是他姐姐买回来的国外杂志和老电影海报上剪下来的图片”，从他那儿我知道了导演维斯康蒂和他宠爱的同性演员贝格的爱恋。
即使到了高中时代，休学去参加剧团的右近依然影响着我的生活轨迹。
我高中时暗恋的女神朋子是右近的女友，但右近每次和朋子见面后，都会丢下她和剧团的大学生一起回去。后来，我们交换了心底的秘密，我告诉右近，我在认真创作诗歌（可见我的内心生活被压抑得多么严重，连对诗歌的喜爱都被当作一种带有女子气的禁忌），而右近告诉我他其实只爱男人。
我的一生，似乎就是追随着右近，展开了一场对我的原生家庭的反叛。在他的带领下，我在头上绑红色方巾，哪怕这样被父亲说是“人妖”。在他的带领下，我逐渐痴迷于西方文艺，我看克洛德·夏布洛尔的电影、读里尔克的诗歌，甚至连和阎魔的聊天都是“超级名模克里斯蒂·特林顿”、“哈布斯堡家族的伊丽莎白”。在右近的带领下，我甚至连性取向都向他看齐，这或许是我对自己保守严格的原生家庭最大的报复吧。
说起来很悲哀的是，我早就预言中了我模仿的本质，小说中写到“任凭我怎么拼命模仿右近，还是觉得我模仿出来的结果，总脱不了‘日本版’这几个字。假如右近是真正的猫王，我就是‘日本版’猫王。”
我是盗版的，是无根的（或者说是自我切断根基的），是基于对历史传统的仇恨而不是基于对同性本真的爱，因而我将永远无法摆脱模仿的痕迹。
我的生活将永远烙印着日本传统的痕迹，我和阎魔所组成的新家庭不过再次复制了日本传统家庭的权力结构。在阎魔面前，我只能收敛起内心的情感与诗意（就像在父亲面前一样），扮演起凶悍丈夫的角色。阎魔在我面前，也享受着被伤害的妻子的角色。
但归根到底，我们两个只是镜头下的演员，剧本是如何表演日本传统家庭。我和阎魔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我们共同吮吸着西方文化的乳汁长大。但我和他也有所不同，我的审美是西方现代的，但我的生活方式却是后现代的，我拒绝现代生活的节奏与压力，而阎魔是新时代“会做菜的丈夫和独立的妻子”的结合。我寄生于阎魔，阎魔渴望被寄生，我们各取所需。
阎魔最后的离开对我而言是毁灭性的，如置身于镜舞中的人突然醒来。
他留下字条说：“当然啦，我是个有经济能力、心地又善良的女人，可是做父母的看重的毕竟不是这些，他们要的是儿子娶个可爱的老婆，生下可爱的孙子呀。我不知道你家是继承了多少代的什么传统家庭，但我敬谢不敏。我没有权利让你成为你家最后一个儿子，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阎魔的离开，让我再度沦为传统家庭理想的牺牲品。
远离西方文艺，远离颓废，远离后现代生活。
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担起家庭重任。
不论如何模仿，我也终究无法像右近一样，因为他是永恒的光芒，而我只是借着他的光芒试图抵抗历史巨兽的孩子，是文化激荡中孕育出的、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的怪物，也将永远是那个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说着“我肚子饿了”的孤独者。
可以说，“我”的诞生记是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所无法躲避的宿命，这是真正悲哀的，也正是吉田修一的深刻所在。
[①] 此处之所以给“人妖”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有朋友指出，阎魔并非完全意义上经过变性手术的跨性别者，而毋宁说是带有女性气质的男人或刻意模仿女性的男人（类似于西方酷儿文化中所谓的“drag”群体）。原文中虽多次借他人之口影射阎魔为“人妖”，大概也是为了侧面表现出大众对于同志群体与酷儿文化的认识之肤浅。
《最后的儿子》读后感(五)：繁华都市里的孤独患者：要有多勇敢，才敢选择爱情
找个人在一起不难，难的是彼此信任。
前段时间读到这样一个故事，讲的是两个离家出走的14岁男孩和女孩，他们一无所有，除了爱情。
没有钱，他们就住在废弃的小屋里，靠男孩从市场偷来的鱼维生。后来，男孩在城镇里找到一份斗牛场清洁工的工作，女孩去斗牛场看他，她坐在观众席中，看着满场狂热的观众为场内的斗牛起立欢呼。
终于，牛被杀掉，斗牛士退场，激动的观众一一坐下，男孩便开始整理场地，准备下一回合的比赛。此时，坐在观众席的女孩勇敢地站起来，骄傲地对拿着扫把出现在斗牛场上的少年拍手欢呼。
这个场景出现在日本作家吉田修一的小说《最后的儿子》里，是法国电影《朋友》的片段，它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时常在想：
如果我是那个男孩，会有人在观众席里为我站起来吗？
而我也会像电影里的少年一样，那么珍惜那个为我站起来的人吗？
爱情需要的不过是一点点勇气，加一点点坦诚，加一点点信任。
影片中的少年和少女除了勇气和自信之外一无所有，但这对于爱情来说，已经足够了。
然而，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似乎不再相信爱情。
看起来彼此相爱的恋人，内心却是冷漠、疏离、互不信任。
我们越来越难在真实关系中获得满足与幸福，更多时候，我们仍然孤独、脆弱、不堪一击。
想要爱，却不敢爱，因为没有勇气，缺乏信心，无法信任他人，这些都是日本作家吉田修一的作品中反复探讨的主题，从《最后的儿子》《公园生活》《同栖生活》到《恶人》《怒》等等。
吉田修一曾袒露：“信任问题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课题，我总是在写信任，总是在寻找相信他人、相信人性的方法。”
提到吉田修一，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些由他的作品改编成的电影，像是热片《怒》《恶人》《再见溪谷》《横道世之介》，以及日剧《平成猿蟹合战图》。
《最后的儿子》是他29岁时的处女作，1997年，他凭此获得日本第84届文学新人奖。
小说讲述了一对生活在东京的同性恋人之间平淡而真实的故事，通过细碎的小事，呈现亲密关系之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隔阂。
1 保持距离，才能不受伤害
我用摄像机拍着“总统”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这本日记的那一页。透过摄像机而不是肉眼，看着摊开在餐桌上的日记。
这是整部小说的第一句话，它透露了全书的基调：孤独与疏离。
主人公“我”用一台摄像机记录生活，而并非通过肉眼来观察这个世界。
“我”回看录像带时对过去点滴的回忆和现实生活的片段相互交错，形成了小说的整体形式：回忆——反思——现实的不断交替。
在回看录像带的过程中，“我”所获得的并不是当下的真实感受，所有的感受都被延迟，被自我意识加工。
小说是从“总统”的死亡开始的，“总统”是“我”和阎魔的朋友，阎魔则是“我”的同居男友，一个长相有些女性化的男人。
在一个炎热的夏夜，“总统”在K公园里被人活活打死了。行凶者是一个叫作“猎杀男同志”的组织。
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之前在K公园也发生过有同志被弄瞎眼睛的事，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抗议，谁也不想被记者骚扰，不想在身体受到伤害之后，还要被别人当成笑柄。
大家似乎都相当有默契地保持“沉默”，“我”和阎魔也是如此，照样喝着红酒，享用美食，仿佛“总统”被杀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但事实上，“我”在刚刚知晓“总统”被人打死之后，是非常愤怒的，“我”在日记上纵情狂书乱写，极尽所能地咒骂那些打死“总统”的人，那些文字写得多用力，“我”就有多愤怒。
然而，录像里只有“我”的日记，看不到“我”的愤怒，那真实的愤怒感消失了。
“我”既没有在和阎魔的谈话中将“愤怒”表露出来，也没有做出任何愤怒的举动。真实的情绪被压抑，只在日记中体现了出来。
而那些日记最后也被“我”揉成了一团，扔进了厨余垃圾的袋子里，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
只有保持距离，才能获得安全，只有遗忘伤害，才能不受伤害。
冷漠和距离，不过是现代人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
小说开头的“猎杀男同志”事件让人物处在了一种十分不安的状态里。
相对多数人来说，同志的生活状态更加游离，因为没有人保护，没有法律的支持，没有身为公民的权力。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小说中的两位主要人物“我”和阎魔便显得更加孤独，更加没有安全感，更需要同类的陪伴和依靠，以对抗在外界压制下，个体难以言表的孤独与寂寞。
所以，“我”才会那么渴望被爱，渴望被某个人一直爱下去，即使自己不爱他，也不想独自一人面对生活。
2 当爱情，变成了各取所需
“恋病人癖”的阎魔
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一个从长崎来东京生活的“京漂”，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特别的爱好和才能，是一个没有生存能力、没有野心和欲望、缺乏自信心的草食系男孩。他唯一的优势大概就是年轻了。
这个需要被照顾的年轻男孩吸引了同志酒吧老板阎魔的注意。不久，他便住进了阎魔家，成为了阎魔的同居男友。
阎魔为什么会选择“我”这样的草食系男孩呢？
用阎魔的好友玛丽娜的话来说，是因为他有“恋病人癖”。
所谓的“恋病人癖”就是喜欢那些什么都不会做的男孩子，喜欢从头到尾、大大小小的事都为对方做好。反而对正经男人没兴趣，因为正经男人不需要别人照顾，这会让阎魔感到扫兴。
而“我”恰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病人”。
来到阎魔家之后，“我”每天睡到快中午才起床，然后看书、散步，到了傍晚，就悠哉地泡澡，等阎魔去超市买回菜，煮好饭，就和他一起吃饭。
这样生活的“我”就像一个“状态不错的病人”。
对于有着“恋病人癖”的阎魔来说，“我”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交往对象了。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没有生存能力的“我”，不会轻易离开阎魔。
用阎魔的话说“比起不会停的车子，不会动的车子坐起来比较放心。”
年长又有钱的阎魔应该什么都不缺，他需要的不过是寂寞时有人相伴，需要的不过是一份稳定的关系，一份安全感。
什么都不想做的“我”
小说里没有交代阎魔的具体年纪，但显然要比“我"大很多，是个不再年轻的男人，举止女性化，是人们眼中所谓的“人妖”。
阎魔的好友玛丽娜认为，“我”是为了钱才和阎魔在一起。
但其实“我”是一个没什么野心的人，对金钱的欲望并不强烈。“我”需要钱只是为了换来时间，“不是为了做什么的时间，而是什么都不用做的时间。“
从长崎来到东京的“我”，和所有来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一样，当发现那个竞争残酷的世界并不是自己想要的追求时，却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不止东京，在国内的北上广，很多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也是这样，什么都不做，只是呆着，然后等钱花光时，再重新找工作，赚到了钱就继续呆着，如此循环。
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也是这样的状态，放任自己碌碌无为，什么都不做，阎魔的出现的确成为了“我”生存下去的保障。
除此之外，害怕孤独则是“我”的另一个软肋。
来到东京后，“我”发现自己常常一整天都没有跟人说过话，“我”只能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自言自语，仿佛只有这样，才觉得自己好像不再那么孤独。
这样的“我”选择了投靠阎魔。
事实上，“我”并不爱阎魔，非但不爱，还觉得他十分恶心。
小说里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当“我”回到老家长崎时，把自己四岁时的照片拍进了录像带，当阎魔看到的时候，一直夸赞这张脸，说它天真无邪，可爱无比。
而“我”听到夸奖后，内心的独白却是这样：如果那个天真无邪的我，面对现在眼前的阎魔，恐怕会喊出“恶心死了！走开！”这样的话，或许这才是“我”对阎魔的真实感受。
想要被照顾，想要在东京继续生活下去，惧怕孤独，渴望被爱.......这些都成为了“我”“投靠”阎魔的理由。
而“我”那些“精心算计的卑劣手段”，只是为了渴望一直被爱下去。
比如，明知道阎魔是爱“我”的，却故意装作不知道，以为这种故作无知的状态会让阎魔更爱“我”。
比如，为了取悦阎魔，“我”不仅从每晚必看的A片中认真学习床上功夫，还从超级名模和名媛身上学习对话的技巧。当发现阎魔在床上不再抚摸“我”的下巴后，便开始养成早晚刮胡子的习惯。
再比如，“我”开始频繁地从阎魔的钱包里偷一些小钱。而当阎魔让“我”帮他去银行取300万订金时，“我”不得不拿着钱去豪华酒店住了3个晚上，然后回家，只是为了满足阎魔喜欢的“以战胜爱人的背叛来得到的爱的证实”。
“我”像个极度可悲的牛郎，费尽心思满足爱人的需求，也不过是在尽自己的本分而已。
所谓的爱情不过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罢了。
明明没有爱，却努力用物质和付出堆砌爱的堡垒，只是想要有人陪伴。
明明不爱对方，却极力满足对方的需求，只是害怕离开了对方，自己便无法生存。
当恋爱变成了各取所需，“爱”也就消失了。
都市人的爱情或许就是这般矛盾，爱情与现实总有太多的冲突，为了现实的物质享受，选择和不爱的人在一起；而当拥有更多物质时，却很难换来真正的爱情。
鱼与熊掌，总是难以兼得。
3 在爱情面前，其实我们都脆弱
在“我”投靠阎魔的第二个星期，阎魔买了台二手摄像机，那时候他拍下的画面中的我，显得很幸福。
或许阎魔是爱过“我”，可是，他对“我”的爱又有多少呢？
在小说结尾处，“我”的母亲忽然来到东京，想要见一见东京“盛产”的人妖。
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或许也夹杂着若有若无的试探，“我”抱着玩笑的心情，邀请阎魔来见自己的母亲。
阎魔却误以为这种见面是为了要谈婚论嫁，所以逃也似地跑掉了。
他无法承担让“我”成为家里最后一个儿子的责任，无法承担要照顾“我”一辈子的责任，无法自信到能够相信同性之间的爱情也可以被祝福。
阎魔留在便条纸上的只言片语已经说明，我那些为了获取爱而“精心算计的卑劣手段”，他其实早已心知肚明，他对“我”好，不是因为他有多爱“我”，而是因为这就是他爱人的方式。
尽管《最后的儿子》描写的是一个关于同志的故事，但都市人的孤独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能在这本书里看到自己，看到那些隐藏在欢欣外表之下的孤独与无奈。
都市人的情感其实很脆弱。
与其说爱情经不起考验，不如承认你我都怯懦。
因为怯懦，所以缺乏自信，因为不够自信，所以无法信任他人。
就算知道自己是被人爱着的，也仍然无法确信自己能够一直被爱。
看似亲密的恋人，彼此却是相互猜忌。
爱情的假面之下，是人与人之间难以逾越的距离。
小说中的“我”和阎魔是这样，现实中的你我亦是如此。
虽然嘴上说着不再相信爱情，但我们仍然渴望被爱，仍然渴望找到合适的人相拥与说话。
徐薇在《夜空中最亮的星》里这样唱到：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信任一个人并不容易，但我们可以慢慢来。
慢慢了解TA，慢慢爱上TA，慢慢谈一场动人的恋爱。
只要拿出一点点勇气，一点点坦诚，一点点信任，也远远好过赤裸裸地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