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与苏丹》读后感10篇

　　《女王与苏丹》是一本由[英] 杰里·布罗顿著作，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0.00元，页数：4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女王与苏丹》读后感(一)：伊丽莎白一世与奥斯曼苏丹通信17年，英国成为强大、富有的国家

　　15世纪至16世纪，欧洲迈入近代时期。初期，英格兰还是一个偏于一隅的小岛国，在当时的欧洲政治舞台上毫不起眼。因终身未嫁而被称为“童贞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却彻底改变了英格兰的命运。

　　当时欧洲较为强权的是统治着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多国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势力范围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与扩张，阻断了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像英格兰这样的小国日子并不好过。

　　伊丽莎白一世接手王位时，英格兰不论是宗教、政治，还是军事、经济方面，情况都不容乐观。

　　读过欧洲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六段惊世骇俗的婚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英国宗教改革。

　　当时英国每年需要向罗马教廷缴纳大笔的税款，无论君主还是普通教徒的婚姻也必须遵守天主教的教规。亨利八世为了生育男性继承人，在有了新欢之后决绝地要违反天主教教规与第一任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于是彻底脱离了罗马教廷，在英国国内扶持新教，英国的特立独行使得它被孤立。亨利八世留给继任者的是，对外与法国战争多年、对内粮食欠收，贸易下滑，外债30万英镑的烂摊子。

　　当然亨利八世千方百计地想要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却怎么也没想到，真正开启并缔造英国黄金时代的却是一度被自己宣布为私生女的伊丽莎白。

　　亨利八世死后，爱德华和玛丽统治英国的时间都不长。伊丽莎白继位时，英国可谓内忧外患，在经济上一穷二白，欠下大笔外债。而宗教文化方面，受到罗马天主教的排斥，被视为异端，同时也面临着来自法国、西班牙的军事打击。

　　在英国作家杰里•布罗顿的《女王与苏丹》一书当中，真实地再现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缔结联盟，对抗西班牙，英—奥在经济贸易方面交流合作的故事。

　　伊丽莎白作为一国君主，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魄力。宗教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以摆脱天主教的影响和控制；军事方面以弱小抵御强大的西班牙,屡战屡胜；在商业贸易方面与摩洛哥、土耳其达成条约，相互合作，货物贸易来往其间，同时也带来了文化方面的交流、渗透与融合。

　　作为统治者、管理者，伊丽莎白是一位英明的国王，在选用人才方面可以说非常有智慧与谋略。在《女王与苏丹》一书当中，详实地描述了伊丽莎白时期，两位商人在英国开拓伊斯兰国家的贸易往来中所做出的卓著功勋。其中一位是绸布商人安东尼·詹金森，还有一位是诺福克商人威廉•哈本。

足智多谋的詹金森

　　1559年西班牙和法国结束了数十年的冲突，齐心协力对付英国。此时刚刚加冕为女王的伊丽莎白不得不避开这些天主教国家，在东北航道上开拓新市场。但当时人才紧缺，绸布商人安东尼·詹金森进入了伊丽莎白的视线。詹金森当时还在俄国管理着伊丽莎白的姐姐玛丽一世于1554年批准，由伦敦商人们建立的莫斯科公司，负责俄国、中亚、波斯一带的贸易。

　　詹金森年少做学徒时就曾游历各国。早在1553年，英、奥尚未建交，24岁的詹金森就已经觐见了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并且获得了苏丹本人签署的，通常只授予国家元首们的正式贸易特权，詹金森可以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任何地方装卸他的货物，并且不用缴纳任何关税或通行费。实事上当时詹金森既没有外交凭证，也不会说土耳其语，却能够受到苏丹如此厚待，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交际能力。

　　1560年詹金森回到伦敦，他认为英国可以利用波斯地区穆斯林之间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通过波斯湾打开商业通道，必将给英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伊丽莎白于是大胆任用这个足智多谋的商人，支持詹金林通过俄国前往波斯进行贸易商谈。詹金森最终在俄国伊凡大帝那里获得了贸易特权，在接下来的20年里，英国与俄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贸易协定。詹金森不仅成为了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之一，也为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一位驻奥斯曼宫廷大使哈本

　　事实上多年来，伊丽莎白心心念念的是与摩洛哥和奥斯曼帝国联盟，借此牵制西班牙和法国对自己的不断打击与压制。西班牙、法国都将英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英国与摩洛哥之间的联盟之路并不顺利。

　　1578年，伊丽莎白听取了自己最信任的顾问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的建议，选择一个合适的人，带着女王给苏丹的亲笔信前往君士坦丁堡并且常驻，谋求长期的贸易特权。以王室的名义派驻，但一切的费用由伦敦商人来支付，伊丽莎白的精明可见一斑，如同《女王与苏丹》作者杰里•布罗顿所说“以最低的财政投资获得最大的外交回报”。

　　这个人选是谁呢？他就是来自诺福克的新教商人威廉·哈本。1582年哈本成为第一位驻奥斯曼宫廷大使。

　　哈本取得奥斯曼宫廷信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今天我们从史书上读来觉得是云淡风轻，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可是当时最伟大的帝国之一，欧洲其他天主教国家在君士坦丁堡都派驻了代表，显然，新教是极不受欢迎的，所以哈本觐见苏丹穆拉德的过程颇费了一些周折。

　　哈本也不负重望，在他的努力下，伊丽莎白女王与奥斯曼苏丹开启了长达17年的通信交流。在两个人的信件来往中，不仅有关于商业贸易的协商，还涉及到两国海上商船间的纷争。实际上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有不少商船在海上打劫其他国家的船只，而女王对这种海盗行为是默许的，毕竟当时的英格兰政府真的太穷了，国库空虚，只要能够增进税收，伊丽莎白对于钱的来源是没有什么顾忌的。

　　在政治与商业竞争中，只有利益的权衡与博弈。哈本的智慧，比起詹金森来毫不逊色。在君士坦丁堡期间，即使在法国等其他各国外交官的阻挠、压制之下，哈本也能够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奥斯曼宫廷，甚至还想办法离间法兰西与西班牙。

　　哈本的表现没有让伊丽莎白失望。1580年英—奥条约签署，英国获得在奥斯曼帝国领土上完全的通商权，并且在此后持续三百多年，直至1923年奥斯曼帝国崩溃。

　　在哈本担任驻奥斯曼大使期间，英—奥联盟进入鼎盛时期，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开启了英国君主专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并且丽莎白时期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来往也给英格兰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变化。商业来往使得宗教文化从矛盾、敌对到求同存异。同时英国的文艺复兴也进入鼎盛时期，商贸合作也带来了文化的渗透与融合，文学艺术得到大力发展，尤其是戏剧艺术的发展进入空间的繁盛，诞生了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甚至伊丽莎白本人也从事写作和翻译。

　　尽管在伊丽莎白统治后期，长年的战争、饥荒、官僚腐败让都铎王朝最终在丽莎白这里消亡，但在英国的历史上，丽莎白为英格兰的统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使得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女王与苏丹》读后感(二)：希望与恐惧：伊丽莎白女王在伊斯兰世界的冒险

　　在历史上，由于宗教信仰的分歧，曾导致了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爆发过多次战争。实际上，看似宿敌的双方也曾有过短暂的合作，比如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英格兰，就曾经跟奥斯曼帝国、摩洛哥等结为联盟。不难想象，这种合作关系不会特别顺利，其间势必夹杂着希望和恐惧，可以说是伊丽莎白女王在伊斯兰世界进行的大胆冒险。

　　杰里•布罗顿在《女王与苏丹：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中着重讲述了英格兰与伊斯兰世界的这段关系。杰里•布罗顿善于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展开历史视角，比如在《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中，选择十二幅地图串起世界史的片段；在《女王与苏丹》中，则选择了在伊丽莎白时代广受欢迎的戏剧创新，来剖析英格兰与伊斯兰国家联盟在英国民众阶层中产生的影响和反馈。

　　英格兰作为基督教国家，却与伊斯兰教国家结盟，这种做法无论怎样看，都太匪夷所思了。那么伊丽莎白为何要如此铤而走险呢？这就要从英格兰当时所处的特定背景来看了。

　　宗教因素正是驱使伊丽莎白去伊斯兰世界寻找盟友的一大原因。早在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后，英格兰就与罗马天主教产生了矛盾。玛丽女王曾试图恢复天主教信仰，伊丽莎白即位后又坚定地继续支持新教，这使得天主教世界对英格兰更加不满。伊丽莎白即位10多年后，教皇甚至对伊丽莎白处以绝罚，这导致英格兰在欧洲变得更加孤立，时刻提防天主教国家可能的进攻，让伊丽莎白不得不把寻找盟友的目光投降欧洲之外。

　　另一个原因是经济问题。“伊丽莎白甫一即位就面对着将近30万英镑的国债”，这使得英格兰在当时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为了维持新教英格兰的生存，必须先解决财政危机，寻找商机。彼时，西、南、东三个方向的贸易路线分别被西班牙、葡萄牙、奥斯曼人掌控，留给英格兰的可选机会非常少。可以说，正是教皇的绝罚令，把英格兰从基督教世界推向了伊斯兰世界，让伊丽莎白考虑与穆斯林统治者建立商业联盟。

　　在向伊斯兰世界寻找盟友的时候，伊丽莎白的冒险本身就带着希望和恐惧：希望能借由这种联盟增强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牵制虎视眈眈的天主教国家尤其是西班牙，让新教英格兰得以生存下去；同时，同陌生的、信仰存在差异的伊斯兰国家打交道，自然也少不了恐惧，每一步都要谨慎，必须打起十二分小心。

　　几个有才干的年轻人帮助英格兰打开了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大门。首先就是开启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贸易合作的詹金森。他能够在没有外交凭证的情况下，取得了在奥斯曼帝国全境内经营贸易的许可，可以说是个外交和经商奇才。当然，两国合作关系并非从此一帆风顺，其后经过同样非常有才干并且有外交凭证的哈本的努力，两国的贸易合作大范围开展起来。在奥斯曼帝国这一线取得成功之后，英格兰又积极同北非的摩洛哥开通新的贸易线路。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跟奥斯曼还是摩洛哥的联盟，英格兰首要寻求的是满足政治目的，具体地说就是要尽力游说奥斯曼和摩洛哥同英格兰结成反西班牙联盟。因此，在摩洛哥的公司实际经营状况非常糟糕，几乎没有获得经济收益。好在与奥斯曼的贸易上收获颇丰，让伊丽莎白非常满意。

　　当然，在这种联盟下，不只是英格兰，奥斯曼和摩洛哥方面同样有各自的政治目的，因而所结成的联盟关系也是非常的微妙和脆弱。同样被天主教斥为异端邪说的新教和伊斯兰教双方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点，但是，“掩埋在充满敬意的修辞下的是精明的现实政治”，一步不慎就可能把盟友变成敌人。类似的，教皇对伊丽莎白处以绝罚在她即位10多年之后，可见宗教原因实际只占很少部分，这也是这类政治博弈的结果。这样的博弈中，纯粹的宗教考量终究要放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之后。

　　同奥斯曼和摩洛哥结盟后，英格兰依然如履薄冰。各方都有自己的内忧外困需要处理，各自的态度也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英格兰打败无敌舰队后，摩洛哥对结盟的态度立刻从怠慢转为主动。因而，结盟后的英格兰始终夹杂着希望与恐惧：希望对方能给自己大方提供及时的、足够的军事和财务支持，又恐惧对方犹豫不决、袖手旁观甚至投向敌方。

苏莱曼大帝

　　彼时的英格兰，既承受着新教反抗天主教的焦虑，也怀有与伊斯兰国家结盟的希望和恐惧的双重感觉，这些复杂的情绪同样影响着民众，而戏剧是反应民众情绪的一个窗口。戏剧也是杰里•布罗顿在《女王与苏丹》中重点分析的内容。

　　1554年玛丽女王大婚之时，一组华丽的“征服突尼斯挂毯”才让民众亲眼见识了抱着头巾的土耳其人残忍杀戮的形象，到了伊丽莎白时代，土耳其人、摩尔人、犹太人的形象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广为流行的戏剧中，反映着民众对他们的印象和态度。

　　马洛凭借语言和情节的创新性改变了戏剧形式。他在戏剧中创造了集摧残者和救助者一身的帖木儿这样的英雄角色，民众对这个角色既欣赏又恐惧，正反映了他们对伊斯兰盟友的复杂看法。马洛同时代，专横的苏丹、狡诈的摩尔人、背教的基督徒、凶残的犹太人成了戏剧中常见的形象。高利贷本不被宗教教义所容忍，但若为了海外贸易的扩张，却被看作一种“必要的恶”而为人们所接受，可见，“就贸易而论，物质利益在不知不觉中压倒了宗教利益”。《伦敦三夫人》则大胆地嘲讽英国对艳俗无用的东西的贪婪，谴责其不惜出售军火武装敌人来换取这些不健康的“小玩意儿”的病态行为。总体上，马洛在戏剧中反映了民众对与伊斯兰世界联盟和开展贸易的充满恐惧、虚伪、贪婪、怀疑、焦虑的矛盾心态。

　　不同于马洛戏剧中穆斯林和犹太人是纯粹邪恶的刻板形象，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显得更加立体，性格也更加复杂模糊。为了达到政治和贸易的目的，这些人物往往必须与犹太人、土耳其人和摩尔人结盟，换取必要的利益回报；一旦遭遇麻烦则又立刻产生冲突。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复杂多变，他们的贪婪、善变也表露无遗。他还创造了摩洛哥王子以及反派摩尔人亚伦的形象，既反映出民众英-摩联盟的关注，也反映了对北非摩尔人的担忧。

　　早期亚伦还是一个反派邪恶的摩尔人形象，而后期的奥赛罗则是穆斯林、基督徒、异教徒的混合体，甚至升为副将。可见，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民众心中穆斯林的形象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多面化，而不是以往刻板的负面印象。同时，这也反映了英格兰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就像臭名昭著的舍利兄弟在英格兰、奥斯曼、波斯、沙皇俄国等国之间四处游走，不时改换阵营，在不同宗教之间反复改宗，各方矛盾都更加激化，各国之间的关系充满危险。

　　戏剧是一面镜子，忠实地反映着时局的变化以及对民众和社会的影响。不论是马洛还是莎士比亚，都通过戏剧表达了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同伊斯兰世界联盟的种种后果。无论过程多么微妙复杂，伊丽莎白的确通过这种联盟为新教英格兰打开了困局，让新教英格兰在天主教控制下的欧洲站稳了脚跟。随着伊丽莎白、摩洛哥曼苏尔国王、奥斯曼穆罕默德三世的相继过世，英格兰同伊斯兰世界的联盟终于烟消云散。

　　2019.09.07雾凇

　　图片来自网络

　　《女王与苏丹》读后感(三)：书评《女王与苏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伊斯兰联盟——在争议与猜疑中不断发展异国联盟

　　

一段离婚引发的冲突

如果16世纪有热搜榜的话，有一位人物必然是榜单上的常客——英国都铎王朝亨利八世国王。他结婚六次6个妻子，一个是他名义上的嫂子西班牙公主凯瑟琳“被离婚”，两个被他送上了断头台，一个死于非命。他的三个孩子，长女玛丽被称为“血腥玛丽”，在历史上背负了几百年骂名。次女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创造了“黄金年代”，唯一的儿子爱德华六世早逝。这些都是自带热搜体质。

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逝世之后，他的三个孩子按照玛丽女王>爱德华六世>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顺序先后登上了王位，当然了，这个排位无关年龄大小，而是在无数刀光血影中完成的排位。

　　作为最后一个登上王位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她又得到了那些“政治遗产”呢？恐怕应该归类为“负资产”。

这些“负资产”包括：

　　1与周围天主教邻国敌对。因为宗教改革的缘故，英国自立了圣公会，脱离了天主教廷。1570年2月25日教皇庇护五世发布谕令《在至高处统治》谴责“伊丽莎白是虚假的英国女王”宣布绝罚伊丽莎白一世。谕令剥夺了伊丽莎白的头衔，挑拨女王和国民的关系。

　　2经济上，英国迫切希望寻找贸易增长点，缓解国内的经济情况。

　　在国内国际双重压迫之下，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从伊斯兰世界寻求突破，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那些大事呢？《女王与苏丹》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这本书给出了答案。

《女王与苏丹》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

　　《女王与苏丹》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讲述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面对罗马天主教廷的封锁，另辟蹊径，打开了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的大门。摩洛哥苏丹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帝国等伊斯兰强国均与英国有贸易往来。全文用11章的内容，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交往、文化上的影响等角度，讲述了英-伊斯兰联盟，展示了几百年前的那段过往岁月。

　　本文作者杰里·布罗顿，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文艺复兴研究中心教授，主要著作有《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领土交易：现代早期世界的地图绘制》、《全球性角度：东西方之间的文艺复兴艺术》（合著）等。

一、背景，为什么英格兰开始与伊斯兰世界的往来？

　　1教派冲突

　　欧洲的宗教改革充满了血腥的场面，这句话是有历史证明的。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上、法国胡格诺派教徒被屠杀，伊丽莎白一世的姐姐玛丽女王也因为屠杀新教徒而被称为“血腥玛丽”等等。英国因为宗教改革，国内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对立，国外则与天主教邻国关系紧张。欧洲其他天主教国家组建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共同反对伊丽莎白一世。

　　2经济危机。由于教派冲突导致了英国的织物出口崩溃，经济上的压力迫使英国王室必须找到贸易突破口。

二、商业往来

　　这期间三家公司的出现、发展和经济往来，见证了英格兰和伊斯兰世界的商业繁荣。

　　1莫斯科公司。公司成立于1555年2月26日，由“菲力国王和玛丽女王”颁发的许可证，这也是第一份给一家英格兰股份制公司颁发的正式许可证。该公司的目的是“增加王室的收入以及我们国家的总体财富”。该公司希望到达中国并开展贸易，中途与萨法维王朝发生了联系。

　　2土耳其公司。王室授权土耳其公司“自专利颁发之日起7年内，可在苏丹的领土上自由贸易、交通往来和交易商品。”公司制定自己的内部章程，每年向国库上缴500英镑的关税。

　　3巴巴里公司。1585年7月15日，“女王陛下向某些贵族和商人授予巴巴里贸易的特许状或特权”。巴巴里公司是一家新制公司，成员间正式共享的集体投资，利润和损失共担，由莱斯特伯爵全权负责。

　　这三家公司的发展，见证了英格兰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后期出于各种原因，这些公司还承担了一定的政治责任。

三、文化影响

　　商业的交往加深，双方人员流动频繁，土耳其地毯出现在了伦敦的商业市场上，更多伊斯兰元素的物品也出现了，对于遥远伊斯兰的想象、不解、疑惑、危机，都为当时的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马洛。西方世界对于东方有着自己的理解。这一点从戏剧舞台上的角色塑造上也能看出端倪。在商业交往加深的同时，各类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物品出现在了伦敦街头，艺术家们对于遥远的东方开始了人物塑造，并在舞台上展示了他们艺术性的想象。这里首先要提及的是马洛。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对于生活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创作力的富有前途的艺术家。他塑造的人物用夸张的台词、夸张的动作、戏剧化的服饰表达着对东方世界的理解。

　　马洛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抓住了围绕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周围的恐惧、虚伪和贪婪、并把它们转化为令人振奋的戏剧表演。它们激起了冲突、怀疑和焦虑，与道德绝对主义相比，这些总是最好的戏剧元素。（《女王与苏丹》原文评论）

　　2莎士比亚。他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等作品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坛无可争议的地位。但是相对于他同时代的作家，他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一个土耳其人的角色（奥赛罗除外），他创造的角色充满了幽灵般的暴虐、自相残杀、不忠的迷一般的土耳其人。这些人物角色是幽灵般，是隐喻而非角色，代表着压倒性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宗教差异，与伊丽莎白一世的国体有密切的关系。（《女王与苏丹》原文评论）

　　历史上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享有较高的历史评价，她统治的时代被称为“黄金年代”。在位45年，英国从地处政治边缘的小国逐渐成长为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的大国。尤其是1588年，英格兰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更为英国获得世界海洋霸主揭开了序幕。

西班牙“无敌舰队”

　　在女王统治初期，为了打破天主教邻国和教皇的打压，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和贸易打开了英国商业突破口。而她和苏丹穆拉德三世之间长达十几年的通信，更是奠定了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女王与苏丹》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一书给出了生动的描述。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适用于任何时代，在各种分歧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也是各国人民所期盼的。正如四百多年前的英国和伊斯兰世界所做的，那个时期的关系甚至超过了任何时代的交往。

　　《女王与苏丹》读后感(四)：伊丽莎白时代的伊斯兰世界发现史

　　编者按： 1570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被教皇逐出教会。为了摆脱被大陆天主教国家包围的境地， 英格兰与伊斯兰势力开启了一段联盟的时期 。

　　在这期间，英国的使者、探险家逐渐发现了一个区别于往日异教魔鬼的伊斯兰世界形象，而相应的，英国经济、社会、文化也受到了伊斯兰文明的深刻影响。

　　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首次接触将产生怎样的火花？

　　两大文明眼中的彼此如何突破“刻板印象”？

　　今天给大家带来《女王与苏丹》一书的序言节选，文中杰里·布罗顿将为我们答疑解惑，呈现那段非凡的东西交流史。

　　文 | 杰里·布罗顿

　　1579 年 9 月底，一封写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信寄到了伦敦。包裹这封信的是一个绸缎制成的袋子，配有银囊，那封信精美绝伦，与女王曾收到过的任何外交信函都不同。信是写在一张缀有金沙的巨大的羊皮纸上的，精心设计的花押非常显眼，横跨顶端的饰纹华丽精致。这封信用奥斯曼土耳其语—该语言采用了一种风格化的阿拉伯字母—写成。写这封信的是 33 岁的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三世（Murad III），他在所有正式信函中都使用这种语言。这是有史以来土耳其苏丹和英格兰统治者之间的第一次交流。这封信是为了一个英格兰商人的到访而写的，商人名叫威廉•哈本（William Harborne），他在同年春天抵达了君士坦丁堡，要求奥斯曼帝国授予英格兰优于迄今为止奥斯曼帝国授予其他基督教国家的特权。

　　这封信辗转了 6 个月，才从君士坦丁堡抵达伦敦，在伦敦被提交给女王，同时呈递给女王的还有一份由王室文士编写的拉丁文译文。这封信遵循奥斯曼帝国给臣民的书面命令（hukum）的标准惯例，被称为一道直接的“ 给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的命令”。穆拉德告诉伊丽莎白，他已获悉“ 她的商人抵达了我们神圣的领土进行贸易”一事。他已下诏，若“ 她的代理人和商人从英格兰领土乘船而来，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干涉”。只要这位遥远国度的

　　女王愿意接受穆拉德的宗主地位，向他称臣，他将乐意保护她的商人。

伊丽莎白一世的“ 彩虹画像”，约绘于 1600 年。画中的珠宝和纺织品都是可辨认的东方风格，揭示了英格兰和伊斯兰世界间的广泛贸易。

　　伊丽莎白很快回信。日期是 1579 年 10 月 25 日，回信的开头和穆拉德的一样意味深长。女王在开头这样描述自己：

伊丽莎白， 承蒙天地唯一的创造者、最强大的上帝的恩典， 英格兰、法兰西及爱尔兰女王， 对抗各种偶像崇拜者、冒称耶稣之名的基督徒的最战无不胜、最强大的基督信仰捍卫者，向最尊贵、最无敌的君主，穆拉德苏丹（Zuldan Murad Chan），最强大的土耳其王国的统治者，东方帝国最至高无上的君王致以问候，祝您幸运快乐。

　　伊丽莎白迫切地炫耀自己的帝国野心，虽然自称法兰西女王有些言过其实。她向穆拉德保证，她和苏丹一样厌恶那些“ 偶像崇拜者”天主教徒和“ 冒称”基督教徒之人。但是她的主要兴趣是与奥斯曼建立商业关系，即使这意味着必须以一种臣服的立场来回信：

最尊贵、最战无不胜的皇帝，我们今年收到了陛下于 3 月 15 日在君士坦丁堡写给我们的信，我们从中了解到，陛下面见了居住在您的皇城里的我们的臣民威廉•哈本，慷慨仁慈地接受了他的卑微请求，准许他和另外两个随行商人，以及其他他的公司里的我们的商人带着商品从海上和陆上访问贵国的领土，再从那里安全自由地离开回国。

　　苏丹与女王之间长达17年的诚挚通信自此开始，这标志着一个在历史上不太可能形成的联盟就此产生。对这位已经统治了21年的老谋深算的新教女王来说，面对天主教对自己的咄咄相逼， 与苏丹交好是另一个旨在确保她的政治地位的精明之举。

　　自 1570 年教皇庇护五世（Pope Pius V）对伊丽莎白施以绝罚以来，欧洲天主教势力就开始仅允许英格兰商人在它们的港口和城市展开有限的商业活动。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批商人聚在一起，提议在女王的祝福下探索与传说中的东方土地直接开展贸易的可能性。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东方贸易的中间人，大部分来自波斯和东印度群岛的令人垂涎的香料和优质丝绸都是通过他们的港口运来的，但少数有进取精神的英格兰商人想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在帮助他们筹集资金的同时降低他们自己的个人风险。

　　在给穆拉德写第一封信的不久之前，伊丽莎白已经授权创立了英格兰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 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这种模式将在土耳其以及后来的印度和美洲殖民地被不断复制。成立股份制公司的逻辑很简单：考虑到长期远航东方需要高昂费用并存在不确定性，商人们签订合同以分担成本， 并根据他们投资的资本分享可能得到的利润。这是一种无意中产生的有关做生意的模式的新概念，它即将引发革命性的长期后果。

英国和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的鼎盛时期，什鲁斯伯里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塔尔博特委托制作的刺绣壁挂，描绘了“信仰”的人格化形象（神似伊丽莎白一世）与穆罕默德。

　　对于年轻而缺乏经验的奥斯曼帝国苏丹来说，与英格兰女王结盟是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世界图景中的一小部分。穆拉德比伊丽莎白小 13 岁，已经登上了这个有着 400 年历史并处于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的宝座，当时它仍然统治着北非、中亚、中东和巴尔干半岛的大片地区。他也在多条战线上面临着挑战：与东方波斯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旷日持久的战争、巴尔干地区人民对奥斯曼统治的反抗、来自欧洲的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挑战，以及国内君士坦丁堡朝廷中的党派之争。穆拉德虔诚、体弱、久坐不动，有患癫痫病的倾向，更专注于他在多普卡帕宫（Topkapi Palace）的城墙内的宫内局势，而把管理帝国的任务大部分委托给了他的维齐和总督。他最钟爱的妃子是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萨菲耶苏丹（Safiye Sultan），在他那传说中的后宫这片受保护地区内部，他允许她行使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并放纵他的母亲努尔巴努苏丹（Nurbanu Sultan）发号施令，与他妃子的相抵牾，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苏丹更感兴趣的是邀请苏菲派神秘主义者（Sufi mystics）为他解梦，而不是管理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这对伊丽莎白来说可能是一种幸运。穆拉德的宫廷志得意满地声称：自己与英格兰的结盟非常彻底，女王的商人只要抬起他们的食指并念诵清真言、作证言，就能成为穆斯林。

　　英格兰对伊斯兰世界的迷恋，要远远早于苏丹和女王之间的第一次书信交流。早在 16 世纪 50 年代，英格兰商人已经开始在摩洛哥和叙利亚地区经商了。亨利八世经常“ 身着土耳其样式服装”出席盛典：一身丝绸和天鹅绒，戴穆斯林的头巾，腰佩一把弯刀。他的商人进口了大量的丝绸、精致的纺织品和充满异国情调的商品，如大黄、红醋栗、甜葡萄酒等东方商品，还有摩洛哥的糖。他女儿伊丽莎白甚至由于大量食用这种糖而黑了牙齿。亨利八世的女儿加速了交往的进程，并着手推进向伊斯兰世界拓展业务的一项新政策。在伊丽莎白统治结束的时候，有数千英格兰臣民生活在伊斯兰世界中，有些人从事贸易和外交工作，另一些人从事海盗和冒险活动，还有许多人被迫改宗，像奴隶一样生活。他们四处闯荡，行迹遍布阿勒颇（Aleppo）、拉卡（Raqqa）、费卢杰（Fallujah）、巴格达（Baghdad）、的黎波里（Tripoli）和阿尔及尔（Algiers）等地。

1549 年由汉斯· 艾沃斯 绘制的苏莱曼大帝骑马像，这是伊丽莎白时期社会名流们收藏的几位伊斯兰统治者的画像之一。

　　离开英格兰前往东方的商人和冒险家们带回来了新的商品和新的思想，改变了国内的文化和社会。在伊丽莎白时代，富裕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土耳其地毯”，地板和墙壁上都有精美的编织物，上面带有由安纳托利亚、埃及、叙利亚或波斯织工编织的伊斯兰图案，还有蚕丝被或手绣挂毯。甚至连 16 世纪的英格兰的语言中也充斥着与伊斯兰国家进行商业交流而产生的词汇。

　　“ 糖”（sugar）、“ 糖果”（candy）、“ 深红色”（crimson， 来自土耳其语的“kirmiz”）、“绿松石”（turquoise，或“土耳其石”）、“靛蓝”（indigo）、“ 郁金香”（tulip，来自波斯语中“tulbend”一词的土耳其发音，意为“ 穆斯林头巾”），还有“ 零”（zero），都在这个时期进入了英语并具有了它们的现代词义，这主要是由于英格兰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

　　英国人以多种方式对伊斯兰势力做出了回应：把它们视为一支可能能使英格兰免遭天主教威胁的力量、一个可以击溃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军事帝国，以及一个只要与之合作就能让国家富裕起来的国际商业力量。成千上万的英国商人、外交官、水手、士兵、布道者、工匠和仆人在从北非到波斯的伊斯兰国家生活过，每个人都提供了自己的视角。其中不乏显著的人物，例如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这位商人在 16 世纪 60 年代会见了奥斯曼苏丹、俄国沙皇和波斯沙阿，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开辟了英国与亚洲的贸易往来；威廉•哈本是英国第一个出使奥斯曼帝国的官方大使；商人萨姆森•罗利（Samson Rowlie）被俘虏、阉割， 他改信了伊斯兰教并以哈桑阿迦（Hassan Aga）这个名字作为阿尔及尔的首席宦官和司库度过了余生；安东尼•舍利（Anthony Sherley）爵士是一个不服国教的叛国者、投机主义者，他一路远行到波斯，在那里结识了沙阿阿巴斯一世（Shah Abbas I），并“ 入乡随俗”，成了沙阿的私人特使，以波斯人的打扮游访了欧洲各国首都并称颂欧洲和波斯结成反抗土耳其人的军事联盟所具有的优点。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目标和期望，它们都注入了一股经验的洪流，这些多种多样且经常相互矛盾的经验共同构成了伊丽莎白时代探索伊斯兰世界的各种路径。

萨姆森· 罗利是一位在 1577 年被土耳其人俘虏的诺福克商人。正如拉丁文题词所述，他被阉割，改信了伊斯兰教，并改名为哈桑阿迦，随后他成了阿尔及尔的首席宦官和司库。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民如何与伊斯兰世界接触的故事从来都不在都铎王朝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内，他们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英格兰是“ 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this sceptred isle），光荣孤立于世界其他绝大部分地区，与土耳其人、撒拉逊人和伊斯兰教教徒的相遇只不过是大胆的文学想象。而事实远非如此。在一个由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帝国主宰的地缘政治世界中，伊丽莎白女王是位于边缘地带的一个小角色，她在不同的时刻公然承认伊斯兰势力具有优势，并一再使英国与之保持友好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格兰是一个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在宗教宽容和接受彼此文化差异的氛围中愉快共存的太平世界。双方的关系往往是以互相猜疑、误解和摇摆不定为底色的。其后果也是多种多样且有时自相矛盾的。卷入其中的人大多数人是由自身利益驱使的，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正在终结某种文明之间的深刻冲突。这是一段阐明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微妙而复杂的历史，它也解释了我们自己的时代。

　　《女王与苏丹》读后感(五)：站在食物链顶端是最起码的礼仪 —— 伊丽莎白时期探险指南

　　文 | 徐木匠

　　提起探险家，就不能不说到贝尔·格里尔斯（Bear Grylls）。这位号称“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在探索频道的《荒野求生》节目中，一次又一次刷新了大众对生存和“食物”的认知。从千里冰封的雪原到蛇虫遍地的雨林，没有“贝爷”不敢踏足的。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贝尔那“来者不拒“的胃口——小到“嘎嘣脆“的肉虫，大到沼泽巨鳄，常人”无福消受“的诡异生物，都可以让贝尔一饱口福。

　　国外网友@elezahart甚至开过一个“暗黑”的脑洞，假如野外探险的你在饥肠辘辘、精疲力竭的时候遇到贝爷会怎么样？

图片转自 @elezahart 的 Instagram

　　探险家饥餐渴饮，野炊露宿，这种生活看起来与现代人躲在舒适的房间里，吹着空调刷着手机的生活如此格格不入，为什么人们还会心向往之呢？

　　李猛老师在《自然社会》的开篇，提到每个现代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流浪者“鲁滨逊”。我们一方面喜爱闯荡，热爱冒险，渴望漫游世界，不肯安于稳定的生活秩序；但另一方面却又极端小心翼翼，想方设法保证自己的安全，对各种危险谨慎地加以防范。试问如果有路飞那样的“光环”傍身，谁不想向着“伟大航路”，去“成为海贼王的男人”呢？

探险 —— 权力与自然间的“平衡木”

　　现实的探险，没有路飞那样的“主角光环”可以依赖，就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便捷的交通工具、全球触达的通讯系统、专业设备武装到牙齿的支援团队，都是“贝爷”这样的银屏冒险家成功的关键。在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探险同样不是个人力量足以承担的。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探险就离不开“武士女王”伊莎贝拉与西班牙王室的鼎力相助。

洛伊茨《女王面前的哥伦布》(1843)

　　对于商人来说，远航探险的空间距离和财务支出足以吓退任何个体商人。于是，由王室准许，商人们按出资金额的比例联合所有的“特许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不列颠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是最著名、最成功的特许公司之一了。它独霸东印度贸易多年，后来甚至成为印度的实际主宰者。

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纹章

　　如果说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辉煌，象征着“日不落”帝国的光芒万丈。那么，英国早期特许公司和其探险家的命运，就代表了当时英伦三岛在生存和崛起过程中的筚路蓝缕和“灰头土脸”了。诞生于1555 年的“莫斯科公司”正是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早期特许公司。

无人生还的“北方航线”

　　在那个雄心壮志的“地理大发现”年代，探险家的成功，不单是个人生存技能展露，更是政治、宗教与权力更迭的结果。

　　莫斯科公司的前身有一个响亮但有些难记的名号——“发现未知区域、领土、岛屿和地点的商人冒险家行会和公司”。这是英格兰股份制公司条款形式化的首次尝试。股东们的资本，用于支持船队前往马可波罗提及的梦幻国度——“中国（Cathay）”。

　　1553年5月10日，这支由每人出资25英镑，总路资6000英镑的探险船队，载着领队休·威洛比（Hugh Willoughby）爵士与和他的船员们，更承载着让都铎王朝以举足轻重的角色登上16世纪世界舞台的宏大愿望，驶过格林威治宫，正式启航。

　　然而，不是每一个隆重的开场，都有一个华丽的结尾。由于低地地区宗教改革导致政局动荡，船队探索的所谓“西北航线”是试图向北，从北大西洋经加拿大北极群岛进入北冰洋，再进入太平洋的航道，寻找到达中国可通行的航线。

直到19世纪中叶，西北航道才真正打通，至今仍是最危险的航道之一

　　很快，恶劣的天气让威洛比与其领航员理查德· 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被迫分开。前者和他的船员们因为缺少御寒装备，在1553—1554 年那个气温低至零下34摄氏度的冬天里冻死。他们的尸体直到第二年夏天才被发现。威洛比的日记里记载着：“回来时没有找到人，也没有找到任何类似居所的地方”。钱塞勒在拉普兰海岸搁浅，只好通过雪橇前往莫斯科，觐见了“伊凡雷帝”。当钱塞勒九死一生的时候，公司其他成员南下西非的贸易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然而，此时英国已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玛丽和腓力成为了英国的联合君主。

玛丽与腓力，玛丽的盾徽：右侧金狮红底象征金雀花王朝，蓝色鸢尾花象征对法国的宣称。左侧为腓力的盾徽：左上金城堡红底代表卡斯蒂利亚王国、红狮白底为莱昂王国，红黄条纹为阿拉贡王国、黑鹰白底为西西里王国纹章，红黄色的花为格拉纳达王国；左下方，红白色为奥地利大公国，右为弗朗什-孔泰地区、金

　　腓力担心英国商人会威胁西班牙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垄断，因此说服玛丽支持商人探索北方贸易路线。于是，第二次，商人们因为政治指挥棒而不得不选择北方贸易路线。

第奥古·里贝罗的世界地图（1525年）是一系列支持卡斯蒂利亚对摩鹿加群岛（出现在最左边和右边角落）统治权的地图中最早的一幅。可以窥见地理发现中的权力痕迹。（图片引自《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

　　同时，公司也获得了它新的名字——俄罗斯商人［公司］许可证，简称“莫斯科公司”。这是第一份给一家英格兰股份制公司颁发的正式许可证。

莫斯科公司的纹章

　　然而，幸运女神没有再眷顾钱塞勒，1556年苏格兰海岸附近的风暴带走了他的性命。

　　政治与权力的车轮不会因钱塞勒的溺亡而停止。1558 年 11 月，女王伊丽莎白登基，更加明确了英国的新教倾向。昔日的姐夫腓力，当然不想英格兰给自己添堵，而他想出的办法竟然是——向自己的小姨子求婚。伊丽莎白“童贞女王”的名号无疑为我们剧透了这次“政治求婚”的结局。不知是出于个人恩怨还是信仰冲突，求婚失败者腓力，在欧陆组建了一个松散的天主教联盟，将英伦三岛孤立在外。

　　女王寄希望于东北航线的打通可以突破天主教联盟的外交与经济封锁。于是，莫斯科公司历史上首位成功的传奇冒险家，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你孤独我一个，我孤立你全国”的腓力二世

“伊凡雷帝的老朋友”

　　即使在英国，也很少有人记得詹金森。一个出生在莱斯特城的商人，怎么就来到伦敦担负起打通东方贸易的重任了呢？

　　事实上，24岁时的詹金森，就已经随商队来到了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在这里，他目睹了出征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大帝。

　　詹爷当时的身份，不过是个“参观游客”，可就是这位“操着一口混合意大利语、法语的黎凡特通用语”的游客，不仅设法觐见了苏丹，而且在离开时还获得了由苏丹本人签署、通常只授予国家元首们的正式贸易特权。他没有接受过任何外交训练也没有外交凭证，而英格兰也从未与奥斯曼帝国建交。就是这种情况下，詹金森获得了几乎前所未有的权利，能够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境内“任何他认为合适的地方装卸他的货物”，且免收“任何关税或通行费”。甚至连苏丹的长期商业盟友法国和威尼斯也被告知，不要“干涉或阻挠詹金森的事务”。

1549 年由汉斯· 艾沃斯 绘制的苏莱曼大帝骑马像，这是伊丽莎白时期社会名流们收藏的几位伊斯兰统治者的画像之一。

　　凭借上述的成就，27岁的詹金森被任命为出使俄国的总船长，利用钱塞勒九死一生换回的对俄贸易权，为公司和王国牟利。在莫斯科，詹金森不但取得了“通向里海不受限制的商业通道”以及对波斯的贸易许可，更是与伊凡雷帝、各国大使，基督徒、异教徒谈笑风生。

　　1558年底，詹金森抵达布哈拉。在这里，初来乍到的绸布商人为了区分逊尼派与什叶派，借助了格外“接地气”的方式——胡须学（pogonology）：逊尼派修剪胡须，而什叶派放任胡须生长……

詹金森的俄国地图

　　此时，他万里之外的母国，刚刚经历了新女王的登基，政治与宗教立场已悄然变化。

女王的使命

　　回到伦敦的詹金森立即接受了伊丽莎白女王的任务——建立与波斯的贸易，以突破天主教国家的贸易封锁。女王之所以选择“莫斯科公司”，是因为在“政企未分”的英格兰，女王的顾问们大多数是该公司的股东。

伊丽莎白一世的“ 彩虹画像”，约绘于 1600 年。画中的珠宝和纺织品都是可辨认的东方风格，揭示了英格兰和伊斯兰世界间的广泛贸易。

　　于是，詹金森带上女王的信踏上了第二次前往波斯的旅程。

　　女王的这封信，在波斯沙阿看来就如同我们看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在信的开头写着：

　　伊丽莎白，上帝赐福的英格兰女王，向最伟大、最正义的君主，大苏菲，波斯人、米底人、帕提亚人、赫卡尼亚人（Hycanes）、卡曼阿里人（Carmanarians）、马吉安人（Margians），底格里斯河两岸以及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所有人民和王国的皇帝致以问候。

　　信中女王对沙阿的称呼，并非来自政治地理知识，而是来自《圣经》的记载。

　　然而，在博得了苏莱曼苏丹与伊凡沙皇的欢心后，詹金森对东方君主的“魅力”耗尽了。在得知詹金森“既不是不信教者也不是穆罕默德的信徒，而是一名基督徒”后，沙阿塔赫玛斯普将他驱逐出了宫廷。詹爷出众的口才怎么不灵了呢？

　　事实上，宗教信仰并非“被驱逐”的唯一原因。就在詹金森到达加兹温的4天前，奥斯曼大使造访波斯，缔结奥斯曼与波斯的和平协定。当地的奥斯曼商人对“法兰克”商人（他们对詹爷的称呼，停留在7、8百年前）的到来无比警惕，生怕到手的贸易利益会被夺走。于是，为了奥斯曼与波斯的“伟大友谊”，沙阿选择赶走英国商人。

　　万幸的是，詹爷保住了性命，并最终带着遗憾回到了伦敦。

英国和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的鼎盛时期，什鲁斯伯里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塔尔博特委托制作的刺绣壁挂，描绘了“信仰”的人格化形象（神似伊丽莎白一世）与穆罕默德。

　　詹爷在接下来的人生中还曾多次造访俄国，而莫斯科公司的股价也从25英镑涨到了200英镑。

　　不过詹爷在波斯宫廷的失败揭露出一个明显的事实，探险家的个人光环，在权力的博弈中，如此不堪一击。不同于我们熟悉的探险故事，詹金森与他的前辈们面临的不仅是大自然恶劣气候的考验，真正险象环生的，是看似纯粹的探险活动背后，云波诡谲的政治与权力更迭。

　　在《女王与苏丹：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一书中，詹金森只是诸多传奇冒险家中的一个。书中，个人的探险之旅与国家命运相互影响，联动成一幅集结了政治、经济、宗教、权力的历史画卷。而本书另一个主题，英国基督教世界同伊斯兰世界的发现史与交往史，也拷问着我们：今天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真的超越历史了么？是什么塑造了两大文明彼此眼中的对方？

　　詹金森的传奇落幕了，但英国女王、哈布斯堡家族诸王、奥斯曼苏丹、波斯沙阿、摩洛哥国王以及沙皇伊凡雷帝的历史大戏才刚刚上演。

　　本书的作者杰里·布罗顿（JerryBrotton），是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文艺复兴研究中心教授，他的著作一直关注在地理发现、探险活动背后的政治文化交流。他的前作《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是从地图的制作与发展角度，呈现出世界历史变革的关键主题。布罗顿的讲述，将使你将注意到，地理发现、远洋探险，这些在我们眼中科学与客观的代名词，它们背后却隐藏着政治、权力的频繁互动和激烈震荡。

《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