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是一本由斯波六郎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读后感(一)：幽居体物情：对孤独感发展的精微素描

　　斯波六郎以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为枢要，取现代汉语中的“孤独”定义，将其在文学中的表现源头上溯至隐者之心。而后，分别从诗三百、屈原、宋玉、项羽、阮籍、刘琨、左思、鲍照、袁粲、陆机、王羲之、陶渊明、杜甫、李白等文本入手，由中国诗歌滥觞至唐代诗歌中，去细细分说孤独这一情感的发展变迁。研究对象的择取，其实是孤独感的进程所决定的。

　　斯波非常小心地辨析孤独感程度的不同，比如宋玉通过对秋天的描写，现出“垂怜、哀悯一个孤独的自我”，这在屈原那里还是没有过的；又如刘琨的孤独呈现出激烈而冲动的苦恼，而王羲之则是沉思的苦闷，带有执拗的深刻感。斯波还重视深入挖掘不同文人孤独感的来源，比如魏晋时期，阮籍的孤独来源于对周围的摈斥，刘琨则来自对国破家亡的悲愤，左思则来自对门阀等级的不满。杜甫由于漂泊羁旅而孤独，李白的孤独则泰半来源于怀才不遇和世人的不理解。

　　而对这不同的来源，斯波仍然能够凝静屏气地细味因之带来的孤独心境的不同，同样将人生的无常与天地无穷进行对比，东汉张衡还只是概念化的思考，但到陆机那里已经是切实的人生感叹。

　　附录《中国文学的融合性》，认为中国文学“重言外之意”、“对句”的表现形式、譬喻以及对典故的运用之多，已经成为非常明显的区别于他种文学的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共同效用，是对融合境界的追求。

　　斯波在《后记》中有云：“在读古人的作品时，必须要尽最大可能，尽力将自已置于作者的立场上去理解，去解读。在批评古人的作品时，不应当秉持当代的尺度，轻率地非难古人，而应当将其作品还原到相应的时代，充分地认识到其在当时发挥的作用。”这些话而今听来已经非常耳熟，但读过他对孤独感文本的分析之后，看过他对文本所体现出的孤独程度以及不同孤独心境乃至孤独感的来源等等的辨析之后，会知道这些在斯波那里根本不是大话空话。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读后感(二)：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

　　文学究竟为何物？ 这恐怕是所有认真的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斯波六郎在《中国文学中的融合性》一文中，给出了一个简短朴实的回答：“文学就是细腻地体味人生。在我想来，我们对人世间的种种，不是避而不谈，而是仔细地咀嚼它，仔细体察其中的况味，并且将其形诸于文字，由此便有了文学作品。因此，读者正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来细细体味所谓的人生的。”（187-8）他对文学的这一认识，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全书从《诗经》讲到李白，围绕着诗人如何体认和表达“孤独”而展开。但与欧美汉学家常引入理论分析不同，斯波六郎笔下没有任何晦涩的理论术语，都是围绕诗句展开细读，并不时以松尾芭蕉等人的俳句来作对照。本书原来针对的是日本读者，在引用诗作后，他还常用自己的话再解释一遍大意， 故而读起来更像是赏析而非论文。

　　对于时代背景、人物生平，他也仅是点到即止，主要还是通过对诗句“细腻地体味”来表达分析。即使对不同的“孤独感”作了一些划分，也并不过分的理论化，而是通过不同诗作的比较，来得出结论。这样的结论，以今天的学界标准衡量，未免有些“主观”，甚至会有被讥为“印象批评”的危险。但是，读一遍就可知道，他的这些赏析是从长久大量的反复阅读中逐渐沉淀出来，不是那种以理论或者问题为导向，力图创新的当代论文所能替代的。这样的写作风格，也更为普通读者所喜爱。此书1958年由岩波书店发行初版，1990年又入选“岩波文库”，即是明证。

　　1953年，斯波六郎应广岛大学文学部之邀，举办公开讲座，此书的雏形就源自当时的讲稿。作者在《后记》中自述，他准备对中国诗人的孤独感略作探究的想法，可以追溯到跟更早的1946年。彼时在被原子弹轰炸后的广岛，“幸存下来的人们只能茫然若失，恐惧而又战栗。除了怀着一颗呆滞的心，无所事事地打发每一天之外，人们又还能有什么样的活法儿呢。”作为一位幸存者，他对战争的残酷、命运的无常有着深刻体验，探究中国古代诗人的孤独感，亦是他“ 细细体味人生”的实践。

　　作为中国读者，惭愧的是念这本书还得不时翻字典。诗中有些字意思大致明白，但不知道怎么读，细微之处也拿不准。中文高级词汇量堪忧，只能慢慢补了。

　　.159 杜甫诗句：“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斯波六郎解释大意为：“现在聚集在这里的人并不知道明年是否还会举办这样的宴会，假如举办的话，到那个时候还能有谁保持着健康呢？” 是否解为“健在”更好？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读后感(三)：不算读后感的读后杂感

　　其实在读此书前半本的时候，对于斯波六郎是有些轻微不满的，的确我知道这是由课堂讲演速记整理成的著作，其本质属于通俗读物，未必讲得特别深，但前十四章还是给人一种戛然而止意犹未尽的感觉，尽管其时我自己读此书时，也正在被寂寞的孤独感折磨，而浮浅急躁，可能就此错过了书中的精义。

　　的确，从先秦到两汉的“孤独感”，看得出一种因对周遭环境和自身处境不满而产生的“怨天尤命”的感受，而六朝时人的“孤独感”，因为政治、家国和门阀制度，而更显得悲愤。然则毕竟引述的作品不多，而且这些作者本身留下的作品数量也不算太大，是故实在也没有太多文学史以外的话可讲。但是全书后三章——陶渊明、杜甫、李白，却用足够大的篇幅解析，论述其“孤独”的一面，而与文学史的主流形象构成别开的生面，倒也是颇惬人意的。

　　不过，不论是对先秦汉魏六朝诸家的简明分析也好，对陶渊明的“形影相吊”以及将孤独感推之于外物的手法点破也好，或是对于杜甫把孤独感不加明言而寄托于“凝视外物”使得孤独更加浓郁也好，或是对于李白以傲岸为孤独而产生的“世人自弃我我亦弃世人”都罢，还是附录的“中国文学中的融合性”这个题目，似乎都在说明，尽管文学或许与政治和道德总是夹缠不清，但是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内向”或所谓“内省”的传统，对个体心境的描写，这种描写未必都是隐喻或什么载道的东西，有时候可能就是最直接的感情。或许“文学即人学”的说法滥觞颇晚，但用这个理论来观照斯波六郎选取的代表了“孤独感”的作品，却往往若合符节。而有些境况，实是不分古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是故尽管阅读的时候往往觉得斯波六郎应该讲得更多一点，但读到后三章，引诗丰富了，串讲简明了，有时可能就是跟着斯波六郎的简单勾勒去读所引的诗句，往往自己就能有共鸣，觉得感同身受了。说来也是，孤独感这种东西，有时候也在“言意之间”这个模糊地带，况且斯波六郎自己也是在某种特殊情境之下写的这本书，尽管他大是未必把此书作为得意之作来看，但从其行文来看，显系有所寄托，而又不明言，毕竟寂寞感也许更需要玩味，而非全然揭露。

　　这样说的话，言不尽意的文字本身，也是“孤独感”的一种，点到为止而留待读者与作品产生通感，或许也是一种明确“孤独感”的方式。而斯波六郎生平似乎勤于沉潜，而略于著述，大约还有许多他希望表达的感情，不敢随意在这本讲章书中明言吧。

　　而我也在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的最后一天，在某种仍然没有得到排解的孤独感中，翻完了这本基调同样有些孤独的小书，心知应当再有更多的时间，重复玩味，或者甚至为斯波六郎没有多说几句而我却深有感触的一些地方再稍微发覆一下。只是毕竟在最后一天读完书，总难免有些聊以自娱的心态，想在这里记下几句话。今岁一整年，“孤独感”一直是自己生活的基调，大约提前把这些文字写下，就能祈禳来年的不那么孤独似的。但我知道自己来年会依然孤独，所以大约也想，等到自己的“孤独感”足够深沉到能仔细琢磨这本书时，再为斯波六郎写一篇及格的书评吧。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读后感(四)：《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中文版序

　　佐藤利行（广岛大学）

　　初读此书时，我还是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本科生。那个时候，在中国文学研究室，文学方面有横田辉俊副教授，语言学方面有古田敬一教授、森野繁夫副教授等几位先生。

　　原子弹爆炸之后，广岛沦为一片废墟。斯波六郎博士到这里来赴任，担任广岛大学中国学研究室的教授一职。我从恩师森野繁夫先生那里听到过关于斯波先生的一些轶事。挂在研究室的斯波先生的墨宝“师严然后道尊”（《礼记 • 学记》），无论是从文辞上还是字迹上，都颇能彰显斯波先生的人格。

　　这回，趁着为中文版作序的机会，我又重读了一遍此书。虽然无法清晰地回想起20岁之前初读此书的感想，但如今自己也到了耳顺之年，对“孤独感”这一问题，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一些了。

　　斯波先生对于孤独感的研究，除了极具有说服力之外，其考证的严谨准确也自不待言。随着对作品的例举分析而展开论述，读者也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我自己也真想以学生的身份，去听听斯波先生的课。

　　我们国家的中国文学研究，首先留意的是对中国的古典进行正确的解读，在对作品有充分的理解之上，再进行学术上的考证。这种以考证学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有一部分被译为了中文，能够为中国学者所读到。我们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大多也阅读了以中文写成的论文。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成果的交流是单向进行的。

　　这次，刘幸、李曌宇两位同学将斯波先生的大作译为中文，使得这本书不仅能够被中国的学者读到，更能够被普通的读者广泛读到，这真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这个翻译不仅仅是将日文译为中文那么简单。如果对中国文学缺乏深刻的理解，是难以做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两位同学为中日学术交流作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对我自己来说，能够得到撰写这篇序文的机会，先于他人读到此书的中文翻译，也是莫大的幸运。再次向刘幸、李曌宇两位同学奉上诚挚的谢意。

　　衷心期待今后有更多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可以被译为中文，研究成果的交流不再是单向进行，而是双向的互动。

　　佐藤利行（SATO Toshiyuki，1957—），日本著名汉学家，现任广岛大学副校长、文学研究科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六朝文学和中日比较文化学，2018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有《陆云研究》、《西晋文学研究》、《王羲之研究》等专著行世。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读后感(五)：译者后记

　　2014年10月，我刚到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就遇上了学校图书馆举办的“斯波文库”藏书展。广岛大学斯波六郎名誉教授辞世后，家人将他平生购藏的汉籍，共计9720册，捐赠给学校，构成了今天广岛大学图书馆里最为珍贵的“斯波文库”。2014年3月，斯波先生家人又将一套完帙的、共计147册的明版《十三经注疏》赠与学校。我所遇上的藏书展，正是校方为了纪念此事而举办的。垒起来仿如一座小山的《十三经注疏》、有项元汴藏印的《文选》、写有斯波先生批阅笔迹的《说文解字注》，当日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之后，我常常进入“斯波文库”，得以从容观赏这些稀见珍本，也略微了解了斯波先生的学术源流。在图书馆里，我也多次翻阅斯波先生的著述，其考辩之精审，文辞之畅达，令我叹为观止。国内学界接触到斯波先生有些年头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1997年影印斯波先生主持编纂的《﹤文选﹥索引》。书前有一篇先生的长文《﹤文选﹥诸本之研究》（李庆译），是国内凡研究《文选》者必定征引的名篇。近些年，杂志上偶尔还能见到一些文章论及先生的《文选》学成就。可以说，斯波先生作为日本“选学第一人”的泰斗地位，尤其他在文献考订方面的卓越成就，是国内学界所熟知的。但我们对他的了解似乎又止步于此，他在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还远未得到全面重视。那时候，我就已经有心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将他更多的作品译介到中国来了。

　　2015年，我在东京神保町偶然买到了斯波先生《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一书的1958年岩波书店初版本，兴奋至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编辑当时就邀我译出此书，我痛快地答应了。有赖广岛大学佐藤利行副校长的介绍，斯波先生的后人慷慨地将版权交付与我。然而等我真正着手译起来，才深觉自己的日语和古文功底在斯波先生精妙的行文面前，委实捉襟见肘。这时，我在北师大的本科同学李曌宇也赴日攻读博士学位。她先后师从北师大李山教授和东京大学斋藤希史教授，专攻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斯波先生的研究领域正相重合。我邀她共同翻译此书，她爽快地答应了，这对我而言不啻雪中送炭。

　　本书从先秦到汉代部分、附录和后记部分由我初译，并经李曌宇修订；从魏晋到唐代部分、佐藤教授的序言部分由李曌宇初译，并经我修订。我们又利用中华书局历年来出版的原始典籍对引文部分作了校订。全书最后由我统稿，如有疏漏之处，责任全全在我。

　　严格意义上讲，这应当是斯波先生的个人著述第一次被完整译为中文。我希望借这篇译者后记，再对斯波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绩略加介绍，以补国内文献之不足。

　　1894年3月9日，斯波六郎出生于日本石川县凤至郡七浦村[1]。据他晚年回忆，那是日本能登半岛西北端的一个偏僻之所，万幸就在不远处有佛教曹洞宗的大本山总持寺，仰赖于一批高僧硕学的影响，当地文风颇盛。斯波先生回忆说，自己的父亲也略晓汉文，在他大约7岁的时候，就教他吟诵了李白的“长安一片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10年4月，斯波六郎就学于石川县师范学校。1915年4月，作为石川县师范学校的第一名，升入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文科第一部（国语汉文科）[2]。1919年毕业后，任大阪府池田师范学校教谕。1922年3月，任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助教授兼教谕。

　　1923年4月，斯波六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文学科（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业）求学；1926年4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在京都的几年间，斯波六郎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两先生，并且和同级生吉川幸次郎成为了终生挚友。据他回忆，在狩野直喜先生的研讨课（seminar）上，自然、哲学、英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各学科的学生汇聚一堂，给他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启发。斯波六郎求学之时，正是在日本新发现的文献《文选集注》备受关注之时。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1866—1940）曾长期居于京都，在携家返国前，将京都住宅贩卖所得之钱，悉数交付给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委托其搜集、影印《文选集注》[3]，这便是日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抄本丛书”中第3至第9集所收录的《文选集注》的来源。狩野直喜教授当时就建议斯波六郎从事相关研究，这对他一生的学术轨迹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29年4月，斯波先生任广岛师范学校教授兼广岛文理科大学助教授[4]。1934年3月到4月，曾短暂出访中国。1941年4月，任广岛文理科大学教授（汉文学）[5]。1942年1月，获得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53年4月，正式就任广岛大学教授。1957年3月，退休；同年5月，获广岛大学名誉教授称号。1958年4月，任大谷大学教授。1959年10月2日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斯波六郎先生毕生的研究，首重《文选》。1942年的博士论文《﹤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文選李善注所引尚書攷証）对于李善注引《尚书》加以缜密考证，恢复李善注之本来面目。《关于﹤文选集注﹥》（文選集注に就いて）、《论﹤文选﹥版本》（文選板本に就いて）等学术论文均为当时最精审的版本学成果。在电脑尚未普及的时代，中国古代典籍的浩繁卷帙往往令人望而生畏。有鉴于此，斯波先生带领广岛大学的同仁，在艰苦的环境中，耗费数年时间，编纂了《﹤文选﹥索引》，于1957年出版[6]。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此书，嘉惠学林。

　　在版本考订的文献功夫之外，斯波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同样有着极为独到的体会，本书便是一个极佳的范例，此不赘言。斯波先生还著有一册《陶渊明诗译注》，将陶诗译作日语，并且详考其背景、旨趣，与乃师铃木虎雄先生的《陶渊明诗解》，可并称双璧。

　　《文选》之外，斯波先生尤其钟情于《文心雕龙》，曾发表《﹤文心雕龙﹥范注补正》一文，以补范文澜注本之不足。先生步入晚年后，方觉思虑纯熟，开始撰写《﹤文心雕龙﹥札记》，可惜仅完成了《原道》至《宗经》四篇便撒手人寰[7]。在散见于各处的论文中，斯波先生对六朝文学各方面议题都阐释了自己的看法。这方面的文章，经过众弟子的辛苦搜寻，于2004年汇聚为七百余页的《对六朝文学的思索》（六朝文学への思索）一书，由创文社出版。观此一书，庶几可窥全豹。

　　说回这本《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它共有三个版本。初版本由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于1954年刊印，隶属于“中文研究丛刊”的第三号。由于印数极少，这个版本流布不广。1958年，经过斯波先生本人大幅修订后，岩波书店出版了精装单行本，使之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1990年，岩波书店利用斯波先生的自存本，修订讹误，调整部分片假名，将本书列入“岩波文库”重新出版，编号为“青—180—1”。众所周知，“岩波文库”是日本最负盛名的一套丛书，凡入选者均为各学科的经典之作，在日本国民的“教养教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斯波先生此书入选“岩波文库”，一方面证明自1958年以来，此书获得了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一致认同，从而逐步经典化；另一方面，也等同于说，自1990年以后，此书的影响已远超学术界，成为了任何一个普通日本人想要了解中国文学时极有可能的选择。这种潜在的影响力，可能是最为持久，也最为巨大的。本次翻译，便以1958年版为底本，同时参校1990年版，择善而从。

　　斯波先生身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日本悠久的汉学传统犹有余绪，欧美现代的学科理念渐次渗入，现代影印技术促进了文献的流布，这种时代背景集中体现在了斯波先生多年的求学生涯中。及至掌教广岛[8]，斯波先生潜心钻研文献，述而不作，步入中晚年才多有著述。同我们熟悉的黄侃先生一样，斯波先生的过早辞世，引得后人无尽唏嘘，但他留下的每一篇文章都可称得上是体大虑精之作。此外，在他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小尾郊一、森野繁夫、冈村繁等人日后都成为了独当一面的知名学者，其学术传统延绵至今。

　　斯波先生辞世后，他的同窗挚友，可能也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一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用汉文写下了一篇悼词，登载于1960年日本《中国学研究》第24·25合并号。这篇悼词既能见出两位前辈的高情厚谊，也颇能一窥当日日本汉学之盛。谨抄录于下：

　　郁彼君山，卓然经师。懿乎豹轩，大豪于诗。

　　递为祭酒，近古所稀。我何幸矣，与君依之。

　　当时国学，其迹如扫。唯我数生，侍彼二老。

　　课读文选，君言独到。刘勰文心，起予屡告。

　　自此卅年，如金如兰。君之广岛，早为儒官。

　　腾声飞实，桃李班班。我在京都，聊学闭关。

　　君书之来，不耻下问。我书之往，必见讨论。

　　我著有成，箴发辄损。唯求其是，言而无隐。

　　君之为人，不大声色。世态多变，守其玄默。

　　中有所愤，我独探得。慰之劳之，缓其嫉俗。

　　我性险急，言无次第。君弥缝之，释其乖戾。

　　世之诤友，其言多厉。君之于我，气如兄弟。

　　今君往矣，觉皇天酷心，共谁谈书，共谁读。

　　如瞽无相，如车无式。敢于寝门，敢尽我哭。

　　君有三女，婚嫁已毕。君有弟子，皆已成立。

　　君则何恨，而我乃泣。我啜其泣，非我独急。

　　君之所业，萧选是冠。沉思翰藻，其学独擅。

　　久意发明，远继臣善。长编虽就，诂释未半。

　　齎志以没，长夜曷旦。绝学绝焉，况也永叹。

　　呜呼哀哉，尚饗。

　　——同学弟吉川幸次郎。

　　我们的翻译工作首先得到了斯波先生后人中田先生的大力支持。中田先生慨允版权，并送来斯波先生的珍贵照片。广岛大学副校长佐藤利行教授拨冗赐下序言。广岛大学小尾孟夫名誉教授、富永一登名誉教授、丸山恭司教授、佐藤大志副教授、刘金鹏助理教授，京都大学吉川忠夫名誉教授，东京大学斋藤希史教授、大木康教授，花园大学衣川贤次教授亦在各个方面提供了鼎力支持。译稿草成后，曾劳烦安田女子大学内田诚一教授，香港教育大学陈国球教授，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雍繁星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李小龙副教授等古典文学领域专家过目，获得了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聂石樵、邓魁英两位先生长期以来关心我们的进展，可惜聂先生未及见到这本书的出版。对此，我们感到惭愧万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宋旭景两位编辑为此书的问世贡献良多。谨向这些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2015年着手翻译，到2018年最终定稿，我和李曌宇确实为此书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然而最终成效如何，依旧有待读者朋友们的检验。书中如有任何疏漏，恳请读者诸君指正。

　　刘幸

　　2017年9月7日初稿于日本广岛大学

　　2018年9月1日修订于北京师范大学

　　[1] 值得一提的是，斯波六郎先生去世后，众弟子为他编定了文集《对六朝文学的思索》。此书末尾附有斯波六郎先生的日文版年谱，其中写道，斯波六郎先生是“石川縣鳳至郡七浦村（現在、門前町）字皆月に生る”。或许是基于这份年谱，国内不少资料都介绍说“斯波六郎，字皆月”。然而，日文中的这个“字”，是当时在“村”以下的一个行政单位，而非“字号”的“字”。复核各类资料，斯波先生一生中似乎并未使用任何字；只有晚年因为居于广岛牛田地区，而给自己取了一个“田牛”的号。

　　[2] 在同级生中，斯波六郎常考第二名；常考第一名的是后来成为日本著名语言学家的鹤田常吉（1897—1988）。鹤田常吉著有《日本文法学原论》，在日本被誉为“鹤田文法”。

　　[3] 罗振玉最早于1918年影印了一种《唐写本文选集注残本》，辑入“嘉草轩丛书”，使国人第一次得见这份文献，有筚路蓝缕之功。可惜其底本主要为转抄本，而且搜罗不全，故而罗振玉在离开日本之前，才会郑重拜托内藤、狩野两教授，完成一个可靠的辑本。从1935年到1942年，京都大学花了7年时间才将这套《文选集注》影印完毕。

　　[4] 在这里有必要对当时日本的学制背景略作介绍。斯波先生求学时，日本最高等级的学府是“帝国大学”；同时，仅在东京（1886年创校）、广岛（1902年创校）两地设有“高等师范学校”；国内各地则开设有众多的“师范学校”。在当时，各地师范学校中的优等生可推送至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的优等秀生则可推送至帝国大学。斯波先生所走的，正是当时一个日本学者的典型成长路径。1929年4月，随着升格运动的展开，东京、广岛两所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文理科大学”，但“高等师范学校”依旧保存，作为其附属校。斯波六郎先生也恰是在此时，结束在京都帝国大学的学习，回到母校任教。在当时，帝国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结束后并不颁发博士学位。博士学位事实上只颁发给少数在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人，因此，要到1942年，斯波先生才凭借《﹤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一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49年，广岛文理科大学、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等机构改组为今天的广岛大学，斯波先生也一直在此任教，直至退休。

　　[5] 当时汉文学科只有一个教授席位，故而要等到上一任手塚良道（1889—1961）教授退休之后，斯波六郎先生才能晋升为教授。

　　[6] 历史学家洪业（1893—1980）先生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编纂“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Harvard-Yenching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的故事，国内学界是非常熟悉的。斯波六郎先生《﹤文选﹥索引》的出版，最后也是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才得以完成的。

　　[7] 王元化（1920—2008）先生于1983年编定了《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一书，收录有这批札记的汉译本、吉川幸次郎先生的评述（均为彭恩华译），王元化先生在序言中也阐述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可供读者参考。

　　[8] 东日本地区的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强于西日本。当时西日本地区的大学主要是九州帝国大学和广岛文理科大学两所。斯波先生长年执教于广岛，实为当时西日本汉学研究的执牛耳者。日后主持九州地区汉学研究的冈村繁教授也正是出自斯波六郎先生门下。1960年12月26日《中国新闻》 （这是一份日本的报纸，所谓“中国”指的是日本的中国地方） 上冈村贞雄教授的一篇文章便是将“京都的吉川幸次郎、东京的仓石武四郎和广岛的斯波六郎”三人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