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是一本由斯波六郎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读后感(一)：难免老生常谈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显然是老生常谈。说到底，就是个人化写作的肇始，或主体意识的增强。但这真的是一个层递化的历史进程吗？作者立足于李杜前，断代于盛唐，似乎想梳理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或就是胜唐亦或李杜诗歌繁荣的前人积累。这样的主题本无可厚非，但总给人欲赋新词强说愁之感。作者是没有意识到作为一种存在，他们已各尽其妍。不说无可取代，单就为后世提供的范例，它们已足够多样。他们是源，而不是流。唐诗的繁荣，不过是风云际会般的集体表现。说到底，就是前人提供了可能，他们在继往开来中变可能为现实。试看唐代或后世的哪一个大家，不是在既往传统中汲取并重现。就此，该作难免主题落后，或观念先行。在此观念下，后面的所有论述无非就是为了印证前之印象。

　　为此，在整体框架设置上，该作先从辞源学、文本学，为孤独命名。在此前提下，又从心理学入手，为孤独者辨明身份。但隐者的历史变迁显然不能道孤独之万一。接下诸篇，则一一从《诗经》、屈原写起。所论诸人，并未出其机杼。在附录中，作者慨叹，古典传统的主题陈旧，所不同者唯在表现。但表现之不同，作者并未深论。是历史所囿，还是方法观念之不足。总的感觉，是难符盛名。或日本汉学家的整体思路，仍在中国传统诗学、史学的范畴。惜其入不够深，出即无力矣。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读后感(二)：幽居体物情：对孤独感发展的精微素描

　　斯波六郎以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为枢要，取现代汉语中的“孤独”定义，将其在文学中的表现源头上溯至隐者之心。而后，分别从诗三百、屈原、宋玉、项羽、阮籍、刘琨、左思、鲍照、袁粲、陆机、王羲之、陶渊明、杜甫、李白等文本入手，由中国诗歌滥觞至唐代诗歌中，去细细分说孤独这一情感的发展变迁。研究对象的择取，其实是孤独感的进程所决定的。

　　斯波非常小心地辨析孤独感程度的不同，比如宋玉通过对秋天的描写，现出“垂怜、哀悯一个孤独的自我”，这在屈原那里还是没有过的；又如刘琨的孤独呈现出激烈而冲动的苦恼，而王羲之则是沉思的苦闷，带有执拗的深刻感。斯波还重视深入挖掘不同文人孤独感的来源，比如魏晋时期，阮籍的孤独来源于对周围的摈斥，刘琨则来自对国破家亡的悲愤，左思则来自对门阀等级的不满。杜甫由于漂泊羁旅而孤独，李白的孤独则泰半来源于怀才不遇和世人的不理解。

　　而对这不同的来源，斯波仍然能够凝静屏气地细味因之带来的孤独心境的不同，同样将人生的无常与天地无穷进行对比，东汉张衡还只是概念化的思考，但到陆机那里已经是切实的人生感叹。

　　附录《中国文学的融合性》，认为中国文学“重言外之意”、“对句”的表现形式、譬喻以及对典故的运用之多，已经成为非常明显的区别于他种文学的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共同效用，是对融合境界的追求。

　　斯波在《后记》中有云：“在读古人的作品时，必须要尽最大可能，尽力将自已置于作者的立场上去理解，去解读。在批评古人的作品时，不应当秉持当代的尺度，轻率地非难古人，而应当将其作品还原到相应的时代，充分地认识到其在当时发挥的作用。”这些话而今听来已经非常耳熟，但读过他对孤独感文本的分析之后，看过他对文本所体现出的孤独程度以及不同孤独心境乃至孤独感的来源等等的辨析之后，会知道这些在斯波那里根本不是大话空话。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读后感(三)：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

　　文学究竟为何物？ 这恐怕是所有认真的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斯波六郎在《中国文学中的融合性》一文中，给出了一个简短朴实的回答：“文学就是细腻地体味人生。在我想来，我们对人世间的种种，不是避而不谈，而是仔细地咀嚼它，仔细体察其中的况味，并且将其形诸于文字，由此便有了文学作品。因此，读者正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来细细体味所谓的人生的。”（187-8）他对文学的这一认识，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全书从《诗经》讲到李白，围绕着诗人如何体认和表达“孤独”而展开。但与欧美汉学家常引入理论分析不同，斯波六郎笔下没有任何晦涩的理论术语，都是围绕诗句展开细读，并不时以松尾芭蕉等人的俳句来作对照。本书原来针对的是日本读者，在引用诗作后，他还常用自己的话再解释一遍大意， 故而读起来更像是赏析而非论文。

　　对于时代背景、人物生平，他也仅是点到即止，主要还是通过对诗句“细腻地体味”来表达分析。即使对不同的“孤独感”作了一些划分，也并不过分的理论化，而是通过不同诗作的比较，来得出结论。这样的结论，以今天的学界标准衡量，未免有些“主观”，甚至会有被讥为“印象批评”的危险。但是，读一遍就可知道，他的这些赏析是从长久大量的反复阅读中逐渐沉淀出来，不是那种以理论或者问题为导向，力图创新的当代论文所能替代的。这样的写作风格，也更为普通读者所喜爱。此书1958年由岩波书店发行初版，1990年又入选“岩波文库”，即是明证。

　　1953年，斯波六郎应广岛大学文学部之邀，举办公开讲座，此书的雏形就源自当时的讲稿。作者在《后记》中自述，他准备对中国诗人的孤独感略作探究的想法，可以追溯到跟更早的1946年。彼时在被原子弹轰炸后的广岛，“幸存下来的人们只能茫然若失，恐惧而又战栗。除了怀着一颗呆滞的心，无所事事地打发每一天之外，人们又还能有什么样的活法儿呢。”作为一位幸存者，他对战争的残酷、命运的无常有着深刻体验，探究中国古代诗人的孤独感，亦是他“ 细细体味人生”的实践。

　　作为中国读者，惭愧的是念这本书还得不时翻字典。诗中有些字意思大致明白，但不知道怎么读，细微之处也拿不准。中文高级词汇量堪忧，只能慢慢补了。

　　.159 杜甫诗句：“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斯波六郎解释大意为：“现在聚集在这里的人并不知道明年是否还会举办这样的宴会，假如举办的话，到那个时候还能有谁保持着健康呢？” 是否解为“健在”更好？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读后感(四)：不算读后感的读后杂感

　　其实在读此书前半本的时候，对于斯波六郎是有些轻微不满的，的确我知道这是由课堂讲演速记整理成的著作，其本质属于通俗读物，未必讲得特别深，但前十四章还是给人一种戛然而止意犹未尽的感觉，尽管其时我自己读此书时，也正在被寂寞的孤独感折磨，而浮浅急躁，可能就此错过了书中的精义。

　　的确，从先秦到两汉的“孤独感”，看得出一种因对周遭环境和自身处境不满而产生的“怨天尤命”的感受，而六朝时人的“孤独感”，因为政治、家国和门阀制度，而更显得悲愤。然则毕竟引述的作品不多，而且这些作者本身留下的作品数量也不算太大，是故实在也没有太多文学史以外的话可讲。但是全书后三章——陶渊明、杜甫、李白，却用足够大的篇幅解析，论述其“孤独”的一面，而与文学史的主流形象构成别开的生面，倒也是颇惬人意的。

　　不过，不论是对先秦汉魏六朝诸家的简明分析也好，对陶渊明的“形影相吊”以及将孤独感推之于外物的手法点破也好，或是对于杜甫把孤独感不加明言而寄托于“凝视外物”使得孤独更加浓郁也好，或是对于李白以傲岸为孤独而产生的“世人自弃我我亦弃世人”都罢，还是附录的“中国文学中的融合性”这个题目，似乎都在说明，尽管文学或许与政治和道德总是夹缠不清，但是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内向”或所谓“内省”的传统，对个体心境的描写，这种描写未必都是隐喻或什么载道的东西，有时候可能就是最直接的感情。或许“文学即人学”的说法滥觞颇晚，但用这个理论来观照斯波六郎选取的代表了“孤独感”的作品，却往往若合符节。而有些境况，实是不分古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是故尽管阅读的时候往往觉得斯波六郎应该讲得更多一点，但读到后三章，引诗丰富了，串讲简明了，有时可能就是跟着斯波六郎的简单勾勒去读所引的诗句，往往自己就能有共鸣，觉得感同身受了。说来也是，孤独感这种东西，有时候也在“言意之间”这个模糊地带，况且斯波六郎自己也是在某种特殊情境之下写的这本书，尽管他大是未必把此书作为得意之作来看，但从其行文来看，显系有所寄托，而又不明言，毕竟寂寞感也许更需要玩味，而非全然揭露。

　　这样说的话，言不尽意的文字本身，也是“孤独感”的一种，点到为止而留待读者与作品产生通感，或许也是一种明确“孤独感”的方式。而斯波六郎生平似乎勤于沉潜，而略于著述，大约还有许多他希望表达的感情，不敢随意在这本讲章书中明言吧。

　　而我也在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的最后一天，在某种仍然没有得到排解的孤独感中，翻完了这本基调同样有些孤独的小书，心知应当再有更多的时间，重复玩味，或者甚至为斯波六郎没有多说几句而我却深有感触的一些地方再稍微发覆一下。只是毕竟在最后一天读完书，总难免有些聊以自娱的心态，想在这里记下几句话。今岁一整年，“孤独感”一直是自己生活的基调，大约提前把这些文字写下，就能祈禳来年的不那么孤独似的。但我知道自己来年会依然孤独，所以大约也想，等到自己的“孤独感”足够深沉到能仔细琢磨这本书时，再为斯波六郎写一篇及格的书评吧。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读后感(五)：《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中文版序

　　佐藤利行（广岛大学）

　　初读此书时，我还是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本科生。那个时候，在中国文学研究室，文学方面有横田辉俊副教授，语言学方面有古田敬一教授、森野繁夫副教授等几位先生。

　　原子弹爆炸之后，广岛沦为一片废墟。斯波六郎博士到这里来赴任，担任广岛大学中国学研究室的教授一职。我从恩师森野繁夫先生那里听到过关于斯波先生的一些轶事。挂在研究室的斯波先生的墨宝“师严然后道尊”（《礼记 • 学记》），无论是从文辞上还是字迹上，都颇能彰显斯波先生的人格。

　　这回，趁着为中文版作序的机会，我又重读了一遍此书。虽然无法清晰地回想起20岁之前初读此书的感想，但如今自己也到了耳顺之年，对“孤独感”这一问题，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一些了。

　　斯波先生对于孤独感的研究，除了极具有说服力之外，其考证的严谨准确也自不待言。随着对作品的例举分析而展开论述，读者也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我自己也真想以学生的身份，去听听斯波先生的课。

　　我们国家的中国文学研究，首先留意的是对中国的古典进行正确的解读，在对作品有充分的理解之上，再进行学术上的考证。这种以考证学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有一部分被译为了中文，能够为中国学者所读到。我们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大多也阅读了以中文写成的论文。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成果的交流是单向进行的。

　　这次，刘幸、李曌宇两位同学将斯波先生的大作译为中文，使得这本书不仅能够被中国的学者读到，更能够被普通的读者广泛读到，这真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这个翻译不仅仅是将日文译为中文那么简单。如果对中国文学缺乏深刻的理解，是难以做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两位同学为中日学术交流作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对我自己来说，能够得到撰写这篇序文的机会，先于他人读到此书的中文翻译，也是莫大的幸运。再次向刘幸、李曌宇两位同学奉上诚挚的谢意。

　　衷心期待今后有更多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可以被译为中文，研究成果的交流不再是单向进行，而是双向的互动。

　　佐藤利行（SATO Toshiyuki，1957—），日本著名汉学家，现任广岛大学副校长、文学研究科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六朝文学和中日比较文化学，2018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有《陆云研究》、《西晋文学研究》、《王羲之研究》等专著行世。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读后感(六)：斯波六郎先生的「忧患之书」

　　近代中国变乱纷作，遗民每有天崩地解之叹。而对日本人来说，称得上这种时刻的就一个：日本战败。长崎广岛难作，日本人民自领受害者身份，之前的一切秩序、价值、制度运作全部推翻重来，日本处在「物质的」（本书语）隔绝之中，陷于地缘政治的困境，普通人更陷入精神的孤独。斯波六郎五十年代就在广岛任教，感慨巨深。本书就是这一时期的精神产物。

　　有过讲课经验的朋友应该知道，课不怕讲得多，怕没有头绪。面对浩瀚的待处理辨析的诗文，用一个或若干概念串起，是个很简便的上课办法。当然，这种方法也不无弊端，方枘圆凿难免，为了迎合某个概念的流变，证成其说，往往不得不有选择地处理诗文。一个反例即可推翻结论。不过自取有益之处即可。本书采用的是「孤独感」这一概念。胜义纷披，值得细读，由于对日本学生所讲，斯波先生花在串讲诗的段落较多，中国读者或许会觉得冗繁。

　　依斯波先生所阐述的含义，孤独感有几个层面的生成，一是描述具体所处的状态，一是心灵展示。孤独是客观存在的状态，也是能反观自照的灵魂侧面。比较有意思的是，斯波先生数次说，人不可能完全处于绝对性的孤独之中，必须要有所依赖。这种依赖可以是某种安慰，可以是人际关系，也可以是自然万物。钻过防空洞的斯波先生对有所依赖这一点体会得太深了，不知道听课的学子作何感想。

　　斯波先生多用二分之法，如分为感情依赖和理性反观。分离出多个「我」来有点弗洛伊德味道，自己观察自己，自己反思自己，同时在其中得到安慰。这种安慰也有多个面向，比较惊人的是论阮嗣宗，可能是先有叛逆世俗拒斥外界的心理准备，然后使自己的动作符合这种心理预期，故而带有强烈的表演意味。

　　孤独是人的宿命，具有根本的悲剧性。从呼应时运、强调天人的先秦两汉，到齐彭殇一生死的魏晋，变化非常之大。思想史背景的转变以主题为迁转，往往有正-反-合之进路。其中列出的又有外部具体原因驱动类的，则显得突兀，说到底，有表达欲望的诗人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而得到触发，刘琨因亡国而孤独，左思鲍照因门第而孤独，似不宜单独成列，以免损害思想倾向的推进脉络。

　　在讨论人生无常与时间-空间有关的部分，私以为，斯波先生对《古诗十九首》处理不足。尤其忽略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甚为遗憾。到了陶渊明，则是一大关节。孤独感超越了前面所言的两种用来描述的附属地位，开始具有主体性。诗人孤独时寻求安慰，等跳出此状态后，把玩不已，把孤独当做一种似乎独立存在的物体加以感受琢磨。孤独有了超越性，本真的自我产出自己独立的意识。斯波先生特意强调，不唯自负天才的诗人，普通的人也会有孤独感，但是一时的感伤则不足贵，经过理性的关照，审视，则能提升心力。处于险地，时有隐忧，这种观点是大丈夫之言。

　　讲解杜甫，强调的是杜甫对根本处境的挖掘，强调人与万物的融合，以为这种困境寻找出路。杜甫完全融入他者，成为他者，审视自身，又能够全然体恤他者之处境，将哀怜自己孤独的这种情愫推及万物。这是杜甫作为儒者的至大至深情怀，斯波先生未有提及，在强调融合时，具体篇章有些不尽如是。尤其讲几首的结句是为了在外物中得到解脱，卸掉愁闷，别的不谈，「注目寒江倚山阁」似以理解为从小见大，上升为普遍性的悲悯为佳。（详此）

　　而这种万物融合的澄明之境并不能为所有人拥有。李白追求超越境地，耽于想象，但到了那种超越境地，仍会感到孤独，因为自己高于其他人，难有和者。这种结局反过来强化了此前的判断，人的根本处境就是孤独，孤独是人的心灵底色。学会与孤独共处，与时运、天命、人情、万物调和，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

　　【P130解陶诗「欲言无予和」之「和」为和谐、唱和、融和之「和」，似推求过深，平声去声共解了。此句似就是倒装，回应之意。译文整体雅驯可读，译注丰赡，可见用力之深。少有商榷者：P17（屈原）思念自己的祖国。不懂日文，不知道原文用的什么词，似不太妥当，哀郢思郢，以说国都为佳。P226译后记所录吉川悼文，断句应为：今君往矣，觉皇天酷。心共谁谈，书共谁读。见译者回复称日本原版如此，故遵从。私以为拘泥原版显误之处不妥，体例、文义、押韵（酷读通押屋沃）均可证。可依前文例（如P176）改正后出译注即可。】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读后感(七)：如果孤独可以被言说（北京晚报 赵慕宇）

　　庚子年春节，“宅”在家成为众人常态，出游取消、行动限制、朋友无法见面，都让假期略显“无聊”，或多或少有单调、憋闷之感。在此情形下，你是否感到烦恼，体会到孤独呢？

　　人间孤独与对天诘问

　　法国作家加缪曾留下这样一段经典描述——某天清晨，当你独自面对镜子中的自己，是否会突然感到陌生，乃至疏离，进而不认识“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这很可能是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问题（且没有之一）：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自处于世界？在诸种思考中，我最欣赏的答案正是“孤独”。

　　孤独不等于寂寞，寂寞是依赖性情绪，寂寞者内里缺少“主心骨”，从而把命运的悲喜，交付于种种现实的表象，比如难以逃脱的消费主义“陷阱”、自我感动的情绪抒发、盛大却又空虚的景观等。孤独，正如加缪所言，是清醒的自我意识，孤独者能够发现并接受：人孤零零地存在于世界之上，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理解你，甚至你自己也不行。这种“被抛到世界上”的命运，固然令人感到荒诞而痛苦，但孤独者用自己的方式接受它，并以清醒却也悲壮的状态，勇敢地面对他人、面对世界、面对自己。

　　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的《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将“孤独”作为切口，纵观式阐释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其文颇多创见。中国古代文学，自始至终都在围绕孤独言说，或者说正是孤独感，激发出中国古代文人常见的思维模式和处世之道。

　　当我们在现实中失落时，会习惯性求诸于“天”，所谓“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其实这是人间的失意与落寞，让人找不到“出口”，于是只能将命运寄寓给抽象的他者——“天”。人们无法掌控命运，遭遇失败时，就难免慨叹“天时不在我”“天命不公”。《史记》记载项羽在乌江边自刎，正是抱有这种“天之亡我”的情绪。

　　更著名的则是屈原，他因为楚王的疏远，而不断追问自我的存在与处境。《离骚》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大量运用瑰丽的想象，营造了与人间相对的“天上世界”。这里所谓“相对”不是对立，而是一种人世间的“延伸”，其着眼点不在于“天是如何”；而在于“天道令我如何”，再进一步，就是假如人间的楚国不遂我心，那么天道是否能够“公正”？“天的世界”是否全然美好？屈原的《天问》也将这种诉求，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魏晋以降，乱世横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开始接受“天道无常”，而从发出慨叹。南朝诗人鲍照写道“莫言草木委冬雪，会应苏息遇阳春。对酒叙长篇，穷途运命委皇天。”他在后世备受关注的《拟行路难》中，表达出一种极具张力的态度——每个人不能逃脱自己的命运，虽从理智上认可，但在感情上倍感痛苦。正如当下所言：懂得很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一生。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与理想，然而现实挫折，不免令人困顿悲伤，如果难以逆天改命，那么发出对无常世界的感喟，无疑是排遣情绪，且能产生情感共鸣的佳选。正如鲍照所写：“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选择隐逸与困境持守

　　现实生活不能顺遂心意，还引出中国文学的另一条主脉——隐逸文化。隐逸者往往怀抱理想、隐没不彰，于是不求仕进，主动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被我们所认可的隐逸者，绝不是一味逃避现实的“废柴”，而是具备坚定的信念与态度，他们的孤独感，直接来源于现实困境，如奸臣当道、主上昏庸、持续战乱等等，总之其抱负得不到施展，从而主动躲避，用现世的放弃，换取价值原则的坚守。

　　最著名的隐逸者当属陶渊明，他认为自己无法调和现实生活，便主动寻求“自然”。陶渊明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我看来不是淳朴的描绘、自然的追求，而是隐者的典型生存模式——态度上不可妥协，生活上简衣疏食，情感始终充沛，且用文学进行精彩诠释。比如陶渊明喜欢写“影”，其实是把隐者的孤独感付诸语言。斯波六郎如是解释：假设我们将陶渊明、凝视影子的陶渊明、被凝视的影子，视为A、B、C，那么陶诗之妙，正在于A从B与C的交融中，获得暂时的慰藉和快乐。而这种写法，大量出现于后世的文学中，乃是一种剥离化、对象化的书写。

　　陶渊明所坚守的价值，又和中国文学另一个重要命题相关，那就是“穷”。穷的现代语义其实是古代的“贫”，即财富稀少、经济拮据；而穷的古代语义，则是困境乃至绝境，也就是人所面对的现实不顺。

　　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并称赞他最爱的弟子颜回“安贫乐道”，其原话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君子，要在“穷”这一困境中坚守原则，不因困难而妥协，这种持守被中国传统视作根本价值原则。在我们熟知的《滕王阁序》中，王勃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亦是此意。所以，“穷却持守”的前提，必然是承受住自己不被理解、不能施展的孤寂命运，而将此生的抱负化作新的生活状态。

　　李白的超越与杜甫的悲悯

　　当然，对“穷”的应对方式，绝不止于陶渊明的田园牧歌，还有李白代表的超越境界。修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追求之一，他和上文提及的“天”有极强关联性。所谓“仙”，在古代也写作“僊”，其字形和“遷”（迁）相似，假如我们做一个“浪漫”的解释，不妨说修仙就是人的幻化过程，从肉眼凡胎升迁至心无挂碍的境界。本质上成仙不是成为“神”，而是修炼至无有烦恼、甚至长生不老的完美状态。

　　李白“谪仙人”的名号，在这个维度便极有趣味——李白在自己和后世崇拜者的目光中，都是“仙”，这意味着他与现实存在或多或少的“距离”。无疑，李白认为其才华无与伦比，却不被世俗认可，他不企图与世界和解，而选择长久的愤懑，他看轻现实世界，暂居于超越之境。这个超越的境界是充满情趣、与俗人世界迥然相异的天地，也是李白所满意的存在之所，只不过，他要承受决然的孤独，因为超越的世界太过疏离，只有李白自己可以进入。这就解释了为何李白的诗总是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因为作为“仙”，他的肉身在人世，而精神在超越层次的仙界，自然有股睥睨傲世的气势。

　　与李白同样伟大的杜甫，则代表着融于天地、感怀人世的漂泊之境。杜甫一生的颠沛流离，固然由斯世动乱造成，他用“蓬”（转蓬、飘蓬）“鸟”（沙鸥、孤雁）形容自己的身世，而“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凄苦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毫无疑问，杜甫不仅孤独，而且痛苦，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在漂泊之中，依然有对万物的体恤之心，与世俗的、肤浅的同情不同，他内心充满严峻的、谦虚的清澄。杜甫不再将悲惨命运，视作自己抑或个体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全世界的问题。在如此阔大的境界中，杜甫总能从眼前景物，遥想到尚不存在却必然存在的景象，因此，那种无穷无尽的意味，就赋予现在眼前景色一种无限隽永的况味。比如“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杜甫将孤独的必然性和时空的无限性，巧妙地熔铸一炉，又对万物倾注着感同身受的悲悯。用斯波六郎的话说，即“诗人和那些事物融合为一，使孤独寂寥的人类之心，回到广阔无边的宇宙中去。”我认为这是杜甫诗之所以深刻和精彩的缘由。相比于李白那种“潇洒的转身”，我更欣赏杜甫这般“温柔的接纳”，杜甫通过眼前即景，使哀伤苦恼得到缓解，虽然孤独悲惨不可能彻底消失，但能在融合外物的过程中生发感怀，从而将这种境遇，无限推衍，读者经由这些描绘，深感“得我心之所同然”，以致在杜诗找到一种诗意栖居的方式。

　　斯波六郎认为：所谓人类的生存方式，最终不过是回归到依靠什么的问题上来。人类无论如何都要依靠什么。人类既是孤独的，又不会是彻底孤独的。相比于古人，我们何其幸运，因为当我们再次陷入加缪所描述的困境时，我们已经拥有屈原、鲍照、陶渊明、李白、杜甫……我们并不寄希望于他们的文字，能够给每个人带来迅速而有力的解脱——孤独的命运从根本上无法消除，但是，这些人与诗的存在，却昭示着：曾经也有人和我们一样，追问命运无常、饱受孤独之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只言片语，叩问并影响着后世的人类。而我们选择对抗孤独的方式，又何尝不能是人类千千万种状态中最宝贵、最精彩的那一个？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读后感(八)：日本汉学的转轨：谈《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

一

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1894-1959）先生的名声，在国内学术圈并不算小。早在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就影印了由他主持编纂的《﹤文选﹥索引》。书前有一篇他的长文《﹤文选﹥诸本之研究》，考辨《文选》诸种版本的关系，成为日后凡研究《文选》者必定征引的名篇。尽管近些年，傅刚、小尾郊一等中日学者在《文选》版本领域后出转精，针对斯波六郎的旧说，提出了诸多新见，但仍旧非常尊重他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的贡献。所谓“日本选学第一人”的称号，到今天也站得住脚。不过，也正是因为斯波六郎在《文选》版本及校勘领域的贡献太过卓著，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止于一个文献学者，仿佛他穷尽一生只在《文选》一书上下功夫，而且下的主要都是文献学的功夫。

现在，他的一本更轻盈的小书《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被译介过来，或许可以稍稍改变人们的这一印象，让我们窥见一个更有文人性情的中国文学史家斯波六郎。

二

1894年3月9日，斯波六郎出生在石川县凤至郡七浦村。据他回忆，那是日本能登半岛西北端的一个偏僻之所，万幸在不远处有佛教曹洞宗的大本山总持寺，仰赖于一批高僧硕学的影响，当地文风颇盛。斯波六郎的父亲也略晓汉文，在他七岁的时候，就教他吟诵了李白的“长安一片月”，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0年，斯波六郎入学石川县师范学校。1915年，作为县师范的第一名，升入广岛高等师范国语汉文科。在广岛高师逐渐崭露头角的斯波六郎，到1923年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业，于1926年成为研究生。在京都的数年间，斯波六郎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两先生，并且和小他十岁的吉川幸次郎成为了终生挚友。斯波六郎求学时，正是《文选集注》这一重要文献重新问世之时，狩野直喜当时就建议他从事相关研究，这直接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轨迹。

1929年，斯波六郎回到广岛母校任教。日本学制尔后发生多重变化，从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到广岛文理科大学，再到战后的广岛大学，称谓和性质均有变化，但学脉一以贯之。斯波六郎长年坐镇其中，实为广岛汉学研究的当家人，直到1957年退休，两年后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这本《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主要基于斯波六郎在战后的几场公开演讲而来。原子弹爆炸之后的广岛，几如一片废墟。斯波六郎非常敏锐地捕捉到，杜甫所谓“国破山河在”，指的是山河一如往常，人类社会则生灵涂炭；而广岛之惨烈，甚至到了山河都变换原貌的地步，人类社会自不待言。当时流传的说法是，广岛在七十年内都将寸草不生。人在这种境遇之下，依凭顿失，惶恐降临。斯波六郎却想和听众聊聊“孤独感”，恐怕既是这一特定时空下的自我排解，也是彼此宽慰。

斯波六郎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例子来解释孤独感，那就是在东京警视厅的调查里，中年的自杀者往往不怎么写遗书。年轻人的自杀大多出于某些单一的缘由，例如情感；而中年人的处境往往盘根错节，很难向旁人讲明白，所以遗书也就无法可写。所谓孤独感，就是这样一种孤立于他人的感觉。

斯波六郎从《诗经》的“心之忧矣，其谁知之？”以及《左传》的“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中均能见出这样一种朴素的孤独感，而到了《离骚》那里，“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屈原的孤独感乃和一种古老的“天道与善”的信念勾连到了一起。而屈原的自杀，恐怕就和这种信念的破灭不无关系。“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用斯波六郎的翻译来讲，是“相较于过去的时代，我来迟了，而未来的时代，我也无缘看见了”。屈原的孤独，是夹在了新旧时代交替之间的一种被遗弃的孤独。如果说屈原将自己的孤独“倾诉”了出来，那么宋玉则学会了将孤独的自己“描绘”了出来，这便是“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九辩》）。汉人法宋玉之道，写下“廓抱景而独倚兮，超永思乎故乡”（《哀时命》），乃是自己怀抱着自己的影子，更将这种孤独的况味添了一层。

不过，在斯波六郎看来，写影写得最富于情味的，还是陶渊明。或如“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二》），或如“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序》），令人不难想象，影子成为了一个陶渊明可以悄声倾诉其孤独的对象。陶渊明对孤影有这般情感，他对孤鸟（“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孤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乃至孤松（“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似乎都充满了同情之感。

杜甫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陶渊明的放大，因为这个已经感知到“江上形容吾独老”的杜甫，却仿佛对世间种种都有了一种体恤的胸怀。“盘餐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其一》），本就不多的一点食物，却想要分给溪中游鱼。杜甫之前的人，写不出这样的句子，更动不了这样的心思。又或者说，正是因世间冷暖而体会到了巨大的孤独感，杜甫才愈发能将哀怜之心推及万物。日中两国一般都是“李杜”并举，李白在前，杜甫在后。不过斯波六郎在这本书里却是先谈了杜甫，再在终章回述李白。“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箜篌谣》），写下这个句子的李白同样感知到了人情之不可靠以及人类的孤独性，然而，李白的孤独更多地来自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和怀才不遇的落差之间，由此引发了对那些不识自己才华的俗人的鄙薄（“流俗多错误，岂知玉与珉”）。李白是自高于世人的，但在杜甫那里却很难见到这样一种高自标置的心态。大概，对于刚刚亲历战争之惨烈的斯波六郎及讲台下的听众而言，杜甫更会让他们有一种贴己的感觉吧。

全书体量不大，但斯波六郎以精妙的心思和丰富的体验，借着“孤独感”这条主线，其实是勾勒了中国文学的观念、手法、题材、体裁从早期到李杜时代的演进史，是一部见功力，也见眼光的中国文学史。

三

斯波六郎终其一生其实作品很少。除了这本由讲稿而来的《中国文学中的独孤感》，另一本有很强札记性质的《陶渊明诗译注》，以及为获得博士荣誉衔而撰写的《﹤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之外，就只剩一些零散论文了。而且，如果更细致地观察，他一生只有一次短暂的中国之旅，终身未学汉语（在这一点上与老友吉川幸次郎截然相反），只以最传统的日本训读方法与汉籍文献耳鬓厮磨。饶宗颐拜访他的时候，讶异于这位日本“选学第一人”原来只能以笔谈的方式与自己交流。那光景，其实和明治时代中日两国学人的笔谈没什么差别。

斯波六郎所承续的，确实是那种典型的日本传统汉学。这种汉学传统由来已久，以汉籍为中心，以训读为途径，以学问为指归。这样的日本人虽然未必精通汉语，但却可以以日语语法的形式将汉文典籍一章章背诵下来。其中浅易者，如《论语》，就拥有不可胜数的日本读者；而繁难者，尤其像《文选》，则往往是学者们长年累月嗜好、玩味的对象。对斯波六郎这一辈的日本学者而言，汉籍不完全是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而是他们从小记诵、出口即来的观念和学问的底色所在。细绎这本《中国文学中的独孤感》，我们甚至不难发现几处诗题记载混淆，或字句讹误。其实这不能完全推诿于所谓手民之误，斯波六郎引述种种，太自傲于自己的记忆了。这基本上不是一本照着资料写出来的书，而是靠着头脑里比对材料，玩味出来的文学史。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斯波六郎在后记里戏言这本书有些“鸡肋”。他毕生心许的学问，是日夜涵泳于《文选》之中，校勘诸本，甚至愿意为之耗费巨大精力编纂索引。反倒是这类带着专题研究性质的东西，不是他特别在意的学问。倘若不是恰好遭逢了原子弹爆炸后几场“孤独感”心绪很重的讲座，倘若不是当日的年轻学者横田俊辉费心做了笔录，这本书里的内容恐怕很容易就随风消散了。事实上，这几场讲座后不久，斯波六郎确实又一头扎回了《文选》和《文心雕龙》的世界，好些东西据说想写，但也没有在辞世前写出来，尤其他想要对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进行全面的补订，可惜天不假年。

不过不难看到的是，斯波六郎本人不太措意的这本书，确实开启了战后日本汉学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脉络。他在书中几次谈及中国文学对自然的感知，譬如《九辩》中所呈现出的中国人的季节感等等，实则启发了弟子小尾郊一日后撰写其成名作《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这既是一种题目上的启发，更是一种方法上的启发。以一个话题为圆心，竭泽而渔网罗材料，再循序排比，最后得出一个稳妥的结论。我们常常赞叹日本学者做得“精致”、“材料功夫好”，其源头或许在此。今天的日本汉学家也基本是这一方法的受益者，但恐怕少有人还会觉得，倘若做中古文学，必须先要把《文选》从头到尾温熟一遍了。尤其随着检索工具的进步，今天整个的古典学问都在越发地“客观化”。传统典籍，其实成为了一种随时等待检索的资料库，我们从里面捡出几条能用得上的材料，便想忙不迭地抽身出来了。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几次和日本汉学界健在的老先生们谈起斯波六郎。他们大多会有相似的感叹，“今天的日本，恐怕既没有这样的学问，也没有这样做学问的人了”。

本文刊发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10期。

　　《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读后感(九)：译者后记

　　2014年10月，我刚到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就遇上了学校图书馆举办的“斯波文库”藏书展。广岛大学斯波六郎名誉教授辞世后，家人将他平生购藏的汉籍，共计9720册，捐赠给学校，构成了今天广岛大学图书馆里最为珍贵的“斯波文库”。2014年3月，斯波先生家人又将一套完帙的、共计147册的明版《十三经注疏》赠与学校。我所遇上的藏书展，正是校方为了纪念此事而举办的。垒起来仿如一座小山的《十三经注疏》、有项元汴藏印的《文选》、写有斯波先生批阅笔迹的《说文解字注》，当日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之后，我常常进入“斯波文库”，得以从容观赏这些稀见珍本，也略微了解了斯波先生的学术源流。在图书馆里，我也多次翻阅斯波先生的著述，其考辩之精审，文辞之畅达，令我叹为观止。国内学界接触到斯波先生有些年头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1997年影印斯波先生主持编纂的《﹤文选﹥索引》。书前有一篇先生的长文《﹤文选﹥诸本之研究》（李庆译），是国内凡研究《文选》者必定征引的名篇。近些年，杂志上偶尔还能见到一些文章论及先生的《文选》学成就。可以说，斯波先生作为日本“选学第一人”的泰斗地位，尤其他在文献考订方面的卓越成就，是国内学界所熟知的。但我们对他的了解似乎又止步于此，他在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还远未得到全面重视。那时候，我就已经有心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将他更多的作品译介到中国来了。

　　2015年，我在东京神保町偶然买到了斯波先生《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一书的1958年岩波书店初版本，兴奋至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编辑当时就邀我译出此书，我痛快地答应了。有赖广岛大学佐藤利行副校长的介绍，斯波先生的后人慷慨地将版权交付与我。然而等我真正着手译起来，才深觉自己的日语和古文功底在斯波先生精妙的行文面前，委实捉襟见肘。这时，我在北师大的本科同学李曌宇也赴日攻读博士学位。她先后师从北师大李山教授和东京大学斋藤希史教授，专攻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斯波先生的研究领域正相重合。我邀她共同翻译此书，她爽快地答应了，这对我而言不啻雪中送炭。

　　本书从先秦到汉代部分、附录和后记部分由我初译，并经李曌宇修订；从魏晋到唐代部分、佐藤教授的序言部分由李曌宇初译，并经我修订。我们又利用中华书局历年来出版的原始典籍对引文部分作了校订。全书最后由我统稿，如有疏漏之处，责任全全在我。

　　严格意义上讲，这应当是斯波先生的个人著述第一次被完整译为中文。我希望借这篇译者后记，再对斯波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绩略加介绍，以补国内文献之不足。

　　1894年3月9日，斯波六郎出生于日本石川县凤至郡七浦村[1]。据他晚年回忆，那是日本能登半岛西北端的一个偏僻之所，万幸就在不远处有佛教曹洞宗的大本山总持寺，仰赖于一批高僧硕学的影响，当地文风颇盛。斯波先生回忆说，自己的父亲也略晓汉文，在他大约7岁的时候，就教他吟诵了李白的“长安一片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10年4月，斯波六郎就学于石川县师范学校。1915年4月，作为石川县师范学校的第一名，升入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文科第一部（国语汉文科）[2]。1919年毕业后，任大阪府池田师范学校教谕。1922年3月，任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助教授兼教谕。

　　1923年4月，斯波六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文学科（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业）求学；1926年4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在京都的几年间，斯波六郎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两先生，并且和同级生吉川幸次郎成为了终生挚友。据他回忆，在狩野直喜先生的研讨课（seminar）上，自然、哲学、英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各学科的学生汇聚一堂，给他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启发。斯波六郎求学之时，正是在日本新发现的文献《文选集注》备受关注之时。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1866—1940）曾长期居于京都，在携家返国前，将京都住宅贩卖所得之钱，悉数交付给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委托其搜集、影印《文选集注》[3]，这便是日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抄本丛书”中第3至第9集所收录的《文选集注》的来源。狩野直喜教授当时就建议斯波六郎从事相关研究，这对他一生的学术轨迹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29年4月，斯波先生任广岛师范学校教授兼广岛文理科大学助教授[4]。1934年3月到4月，曾短暂出访中国。1941年4月，任广岛文理科大学教授（汉文学）[5]。1942年1月，获得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53年4月，正式就任广岛大学教授。1957年3月，退休；同年5月，获广岛大学名誉教授称号。1958年4月，任大谷大学教授。1959年10月2日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斯波六郎先生毕生的研究，首重《文选》。1942年的博士论文《﹤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文選李善注所引尚書攷証）对于李善注引《尚书》加以缜密考证，恢复李善注之本来面目。《关于﹤文选集注﹥》（文選集注に就いて）、《论﹤文选﹥版本》（文選板本に就いて）等学术论文均为当时最精审的版本学成果。在电脑尚未普及的时代，中国古代典籍的浩繁卷帙往往令人望而生畏。有鉴于此，斯波先生带领广岛大学的同仁，在艰苦的环境中，耗费数年时间，编纂了《﹤文选﹥索引》，于1957年出版[6]。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此书，嘉惠学林。

　　在版本考订的文献功夫之外，斯波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同样有着极为独到的体会，本书便是一个极佳的范例，此不赘言。斯波先生还著有一册《陶渊明诗译注》，将陶诗译作日语，并且详考其背景、旨趣，与乃师铃木虎雄先生的《陶渊明诗解》，可并称双璧。

　　《文选》之外，斯波先生尤其钟情于《文心雕龙》，曾发表《﹤文心雕龙﹥范注补正》一文，以补范文澜注本之不足。先生步入晚年后，方觉思虑纯熟，开始撰写《﹤文心雕龙﹥札记》，可惜仅完成了《原道》至《宗经》四篇便撒手人寰[7]。在散见于各处的论文中，斯波先生对六朝文学各方面议题都阐释了自己的看法。这方面的文章，经过众弟子的辛苦搜寻，于2004年汇聚为七百余页的《对六朝文学的思索》（六朝文学への思索）一书，由创文社出版。观此一书，庶几可窥全豹。

　　说回这本《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它共有三个版本。初版本由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于1954年刊印，隶属于“中文研究丛刊”的第三号。由于印数极少，这个版本流布不广。1958年，经过斯波先生本人大幅修订后，岩波书店出版了精装单行本，使之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1990年，岩波书店利用斯波先生的自存本，修订讹误，调整部分片假名，将本书列入“岩波文库”重新出版，编号为“青—180—1”。众所周知，“岩波文库”是日本最负盛名的一套丛书，凡入选者均为各学科的经典之作，在日本国民的“教养教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斯波先生此书入选“岩波文库”，一方面证明自1958年以来，此书获得了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一致认同，从而逐步经典化；另一方面，也等同于说，自1990年以后，此书的影响已远超学术界，成为了任何一个普通日本人想要了解中国文学时极有可能的选择。这种潜在的影响力，可能是最为持久，也最为巨大的。本次翻译，便以1958年版为底本，同时参校1990年版，择善而从。

　　斯波先生身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日本悠久的汉学传统犹有余绪，欧美现代的学科理念渐次渗入，现代影印技术促进了文献的流布，这种时代背景集中体现在了斯波先生多年的求学生涯中。及至掌教广岛[8]，斯波先生潜心钻研文献，述而不作，步入中晚年才多有著述。同我们熟悉的黄侃先生一样，斯波先生的过早辞世，引得后人无尽唏嘘，但他留下的每一篇文章都可称得上是体大虑精之作。此外，在他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小尾郊一、森野繁夫、冈村繁等人日后都成为了独当一面的知名学者，其学术传统延绵至今。

　　斯波先生辞世后，他的同窗挚友，可能也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一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用汉文写下了一篇悼词，登载于1960年日本《中国学研究》第24·25合并号。这篇悼词既能见出两位前辈的高情厚谊，也颇能一窥当日日本汉学之盛。谨抄录于下：

　　郁彼君山，卓然经师。懿乎豹轩，大豪于诗。

　　递为祭酒，近古所稀。我何幸矣，与君依之。

　　当时国学，其迹如扫。唯我数生，侍彼二老。

　　课读文选，君言独到。刘勰文心，起予屡告。

　　自此卅年，如金如兰。君之广岛，早为儒官。

　　腾声飞实，桃李班班。我在京都，聊学闭关。

　　君书之来，不耻下问。我书之往，必见讨论。

　　我著有成，箴发辄损。唯求其是，言而无隐。

　　君之为人，不大声色。世态多变，守其玄默。

　　中有所愤，我独探得。慰之劳之，缓其嫉俗。

　　我性险急，言无次第。君弥缝之，释其乖戾。

　　世之诤友，其言多厉。君之于我，气如兄弟。

　　今君往矣，觉皇天酷心，共谁谈书，共谁读。

　　如瞽无相，如车无式。敢于寝门，敢尽我哭。

　　君有三女，婚嫁已毕。君有弟子，皆已成立。

　　君则何恨，而我乃泣。我啜其泣，非我独急。

　　君之所业，萧选是冠。沉思翰藻，其学独擅。

　　久意发明，远继臣善。长编虽就，诂释未半。

　　齎志以没，长夜曷旦。绝学绝焉，况也永叹。

　　呜呼哀哉，尚饗。

　　——同学弟吉川幸次郎。

　　我们的翻译工作首先得到了斯波先生后人中田先生的大力支持。中田先生慨允版权，并送来斯波先生的珍贵照片。广岛大学副校长佐藤利行教授拨冗赐下序言。广岛大学小尾孟夫名誉教授、富永一登名誉教授、丸山恭司教授、佐藤大志副教授、刘金鹏助理教授，京都大学吉川忠夫名誉教授，东京大学斋藤希史教授、大木康教授，花园大学衣川贤次教授亦在各个方面提供了鼎力支持。译稿草成后，曾劳烦安田女子大学内田诚一教授，香港教育大学陈国球教授，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雍繁星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李小龙副教授等古典文学领域专家过目，获得了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聂石樵、邓魁英两位先生长期以来关心我们的进展，可惜聂先生未及见到这本书的出版。对此，我们感到惭愧万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宋旭景两位编辑为此书的问世贡献良多。谨向这些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2015年着手翻译，到2018年最终定稿，我和李曌宇确实为此书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然而最终成效如何，依旧有待读者朋友们的检验。书中如有任何疏漏，恳请读者诸君指正。

　　刘幸

　　2017年9月7日初稿于日本广岛大学

　　2018年9月1日修订于北京师范大学

　　[1] 值得一提的是，斯波六郎先生去世后，众弟子为他编定了文集《对六朝文学的思索》。此书末尾附有斯波六郎先生的日文版年谱，其中写道，斯波六郎先生是“石川縣鳳至郡七浦村（現在、門前町）字皆月に生る”。或许是基于这份年谱，国内不少资料都介绍说“斯波六郎，字皆月”。然而，日文中的这个“字”，是当时在“村”以下的一个行政单位，而非“字号”的“字”。复核各类资料，斯波先生一生中似乎并未使用任何字；只有晚年因为居于广岛牛田地区，而给自己取了一个“田牛”的号。

　　[2] 在同级生中，斯波六郎常考第二名；常考第一名的是后来成为日本著名语言学家的鹤田常吉（1897—1988）。鹤田常吉著有《日本文法学原论》，在日本被誉为“鹤田文法”。

　　[3] 罗振玉最早于1918年影印了一种《唐写本文选集注残本》，辑入“嘉草轩丛书”，使国人第一次得见这份文献，有筚路蓝缕之功。可惜其底本主要为转抄本，而且搜罗不全，故而罗振玉在离开日本之前，才会郑重拜托内藤、狩野两教授，完成一个可靠的辑本。从1935年到1942年，京都大学花了7年时间才将这套《文选集注》影印完毕。

　　[4] 在这里有必要对当时日本的学制背景略作介绍。斯波先生求学时，日本最高等级的学府是“帝国大学”；同时，仅在东京（1886年创校）、广岛（1902年创校）两地设有“高等师范学校”；国内各地则开设有众多的“师范学校”。在当时，各地师范学校中的优等生可推送至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的优等秀生则可推送至帝国大学。斯波先生所走的，正是当时一个日本学者的典型成长路径。1929年4月，随着升格运动的展开，东京、广岛两所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文理科大学”，但“高等师范学校”依旧保存，作为其附属校。斯波六郎先生也恰是在此时，结束在京都帝国大学的学习，回到母校任教。在当时，帝国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结束后并不颁发博士学位。博士学位事实上只颁发给少数在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人，因此，要到1942年，斯波先生才凭借《﹤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一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49年，广岛文理科大学、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等机构改组为今天的广岛大学，斯波先生也一直在此任教，直至退休。

　　[5] 当时汉文学科只有一个教授席位，故而要等到上一任手塚良道（1889—1961）教授退休之后，斯波六郎先生才能晋升为教授。

　　[6] 历史学家洪业（1893—1980）先生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编纂“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Harvard-Yenching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的故事，国内学界是非常熟悉的。斯波六郎先生《﹤文选﹥索引》的出版，最后也是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才得以完成的。

　　[7] 王元化（1920—2008）先生于1983年编定了《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一书，收录有这批札记的汉译本、吉川幸次郎先生的评述（均为彭恩华译），王元化先生在序言中也阐述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可供读者参考。

　　[8] 东日本地区的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强于西日本。当时西日本地区的大学主要是九州帝国大学和广岛文理科大学两所。斯波先生长年执教于广岛，实为当时西日本汉学研究的执牛耳者。日后主持九州地区汉学研究的冈村繁教授也正是出自斯波六郎先生门下。1960年12月26日《中国新闻》 （这是一份日本的报纸，所谓“中国”指的是日本的中国地方） 上冈村贞雄教授的一篇文章便是将“京都的吉川幸次郎、东京的仓石武四郎和广岛的斯波六郎”三人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