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暮光》经典读后感有感

　　《帝国的暮光》是一本由(美) 鲁大维 (David M. Robinson)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页数：4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帝国的暮光》读后感(一)：西方学者从世界史解读元丽关系的背景

　　《帝国的暮光》读后感(二)：《帝国的暮光》短评

　　《帝国的暮光》读后感(三)：双重视角下的暮光

　　——己亥年读鲁大维《帝国的暮光》

　　《帝国的暮光》读后感(四)：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蒙古的崛起始自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而蒙古帝国成立之后，在结束了蒙古草原长期混战局面的同时，也开始发动对外战争以图扩张，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财产。一系列的扩张战争由此开始。在国内，1218年，蒙古灭西辽；1227年，灭西夏；1234年，蒙古联合南宋灭金；1246年，招降吐蕃；1253年，灭大理。1279年，元灭南宋。在国外，蒙古帝国军队三次西征，一路打到东欧、中东，终于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大帝国。

　　恭愍王的汉学功底当然应该不错，大概也曾读过元杂剧名家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自己国家的历史走向，在当时却正是处在了“夕阳西下”这样一个时期，在东北亚唱出的不过是一曲悲歌而已。

　　《帝国的暮光》读后感(五)：内容勘误

　　1、p31 “谥号武宗”应为“庙号武宗”。

　　2、p41 “李毂”应为“李穀”，可简化为“李谷”。另外，“蒙古帝国为他提供了遑论出身就可以获得晋升的机会”，“遑论出身”，这样的翻译真的通顺吗？

　　3、p47 “积极参与太庙的贸易活动”，“太庙”跟“贸易”有何关系？

　　4、p59 “脱脱复兴”，查原引资料，应为“脱脱更化”（实际上史学界也是这么称呼）。

　　5、p63 谈到元代著名风俗二月十五日白伞盖佛事，“崇正门”应为“崇天门”，“绕过大半个紫禁城”中的“紫禁城”应为“皇城”（元朝有“紫禁城”之说吗？何况白伞盖佛事民间俗称就叫“游皇城”）。

　　6、p72 “‘椎髻’和‘左衽’，是蒙古军队的标记”，蒙古人还有发髻？还左衽？（蒙古的穿着习惯与突厥系族群不同，是右衽）原史料似乎只是以此泛指夷狄形象，而非具体特指。

　　7、p74 “刘福通和张士诚红巾军”，张士诚显然不属于红巾军系统。多说一句，书中的中亚人、中亚军可按元代惯称译为色目人、色目军。

　　8、p78 称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被元顺帝视如蒙古人、赐蒙古名字。但是实际上他就是蒙古人（伯也台氏）。

　　9、p80 “阿苏特人的部队（今奥塞梯）”，可按元代惯称译为“阿速军”。

　　12、p107 “在淮南，脱脱正在集结部队，准备攻打红巾军”。同（7），脱脱的主要目标是高邮的张士诚，而张士诚并非红巾军。

　　13、p109 崔濡的封号“龙城府院君”，被误写为“龙成府院君”。

　　14、p114 提到受宠于奇皇后的“当氏”被方国珍俘虏，后以释放他为条件招安方国珍，查原引资料《草木子》，“当氏”应为“郝万户”。

　　15、p119 称印珰占据鸭绿江西岸八站。据史书记载，印珰只攻破了“辽东八站”中的三站。

　　16、p138 “悉皆款”后面少了个“附”字，“旅据”应为“旅拒”。

　　17、p142 “焚香使”应为“御香使”。

　　18、p150 “不过他也坦诚”中的“坦诚”应为“坦承”。

　　19、p156 “巴岭”应为“岊岭”，此字念“杰”，与“巴”完全是两个字。

　　21、p173 “大将军郑世云的奏折”，将专有文书种类“露布”翻译成清代特有的“奏折”，不妥（此书还有一些地方将上行文书翻译成“奏折”）。另外引文断句标点甚多，兹不赘举。其中“ 猲够”应为“猲狗”，“免难脱于网外”的“免”应为“兔”，“圣敬曰跻”应为“圣敬日跻”，“犬羊之以伏”少了个“所”字，并且没有完整引用，后面还有“ 致清明于会朝；载伸鳌抃之诚，伫瞻望于行在”。

　　22、p180 引洪彦博评郑世云之语“总兵之出师也，言貌甚其及宜矣”，应为“言貌甚傲，其及宜矣”。少了一个“傲”字。同页 “节越”应为“节钺”。

　　23、p188 “具带冠者仅四十余”，原文“带冠”应为“冠带”。

　　25、p203 “绥靖女真疆域”，既然使用引号，就应引用原文“定女真疆域”。

　　26、p208 “岂意横罹寇贼……盖欲宽东顾之忧”，引文及断句均有误。应为“岂意遭罹寇贼，俄而隔绝朝廷。前平壤之蔓延，后开城之燹及。每交锋以示弱，固非多算之所为；不旋踵而合攻，竟使只轮之无返。其不避南迁之困，盖欲宽东顾之忧。”

　　27、p209 “自念为寄，维藩不可遗君，以贼发军，尽口与士同心”。断句错误，应为“自念为寄维藩，不可遗君以贼，发军尽口，与士同心”。后面一句“听帅指而往，从助兵威而耀示”，应为“听帅指而往从，助兵威而耀示”。

　　28、p211 引文中“寇之侵”前面少了个“倭”字。

　　29、p213 “ 世祖皇帝嘉我忠敬王先天下朝觐之功厘，降帝女于忠烈王”，断句错误，应为“厘降帝女”。

　　30、p216 引文多处引用和断句有误。“太祖神圣大王创业，垂正统嫡承袭……”应为“太祖神圣大王创业垂统，正嫡承袭……”。“天威难制越，己亥冬”应为“天威难制。越己亥冬”。“具锦诬词”应为“贝锦诬词”（典出《诗经》）。

　　31、p221 “大常”应为“太常”。

　　33、p231 “永平郡”应为“永平路”。

　　34、p239 “ 永锡拊膝高吟曰：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样断《长恨歌》名句真的好吗？

　　35、p251 在再引用李穑所引用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吴起与魏武侯的对话时，称这是“3世纪中原汉人王国魏国”，应为“公元前4世纪”。

　　36、p253 “西南的蒙古辽王（把匝剌瓦尔密）”，应为“梁王”。

　　37、p257 “拥立另一位王室成员王氏”，莫非“王氏”就是指禑王？

　　38、p264 “后高宗都天了恁国来”，“天”应为“灭”。同页，“日本天皇”，查原引资料，应为“日本国王”（室町幕府将军）。

　　40、p269 “1370年5月23日（也有记述说4月28日）”。4月28日是阴历，5月23日是阳历，不存在两种说法。

　　此外注释部分也显然也有不少错误，如p380“《元史·妥懽帖睦尔本纪》（应为顺帝本纪） ”、p382“鲁元王后”（应为“元朝鲁国公主”）、p383《飞龙御天歌》（应为《龙飞御天歌》）、p385《农田私话》（应为《农田余话》）、p386《辽东半岛的侵略战争》（应为《朝鲜初期的辽东攻伐论争》），等等。懒得再挑错了。

　　而且，中译本虽然查核了大部分引文的原文，但p115、133、150、185、337、384页中却有引文用的是英文倒译的中文白话，不知何故偏偏这几个就不核对原文了？第185页引文说“安东是朕的复兴地”（原文“维此安东，我重兴所”），将恭愍王自称翻译为“朕”很不妥。其他地方就不专门去找了。

　　《帝国的暮光》读后感(六)：沈卫荣X李梅花X冯立君：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 | 文化客厅NO.27

　　帝国的暮光

　　——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

　　本场活动时间：

　　2020年1月12日（周日）14:30-16:00

　　本场活动地点：

　　KP RENDEZ-VOUS书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7号北京SKP4层A区d4020）

　　本场活动主办：

　　新京报·文化客厅

　　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SKP RENDEZ-VOUS

　　本场活动嘉宾:

　　沈卫荣X李梅花X冯立君

活动免费 扫描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即可报名

　　【本场活动介绍】

　　成吉思汗的赫赫盛名，尽人皆知。他是肇建蒙古帝国这一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性帝国的旷世英豪，一位令人闻风丧胆的铁血征服者，从他到他的孙子，建立蒙元王朝的忽必烈，这段帝国创业拓张的宏伟史诗总是令人心驰神迷。但有几个人知道妥懽帖睦尔的这个名字？他是蒙古帝国的末代大汗。这也难怪，在帝国走向末路的暮年岁月，着实乏善可陈，荣光不再，乱象频生，皇帝如走马灯式的登场，政变和叛乱接踵而至。帝国从中枢神经到末梢神经全面瘫痪，局势一团乱麻，难以厘清。对后世来说，这个混乱末世也毫无取法借鉴之处，倒不如把目光放在那个著名的农民皇帝朱元璋是从乞丐成为开国皇帝的奋斗历程更符合成功学的实用主义。

　　【本场嘉宾介绍】

　　李梅花，《帝国的暮光》译者，延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民委首届民族问题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美国杜克大学、韩国延世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跨国人口流动。

　　冯立君，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东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兼任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理事、《中国与域外》集刊主编等职。

　　【本场活动相关图书】

《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鲁大炜 著，李梅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2019年12月出版

　　作者重构了14世纪国际秩序中开京、辽东和大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书名中的黄昏，寓意着蒙古帝国时代辉煌与夕阳西下的晚景在东亚文明圈中的折射。

　　编辑：高贵兵。

　　转载自：《上海书评》微信公众号

本书是近年来蒙古帝国史研究领域中的重量级新作，作者在世界史与全球史的视野下，重点描绘了由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及蒙古各汗国陆续崩解后，一个新欧亚世界的产生过程。在蒙古统治者的强制推动下，东西方之间开始了互相交流，在“蒙古治世”下孕育出新的欧亚文化，从而使蒙古过去被视为毁灭文

　　“蒙古帝国史是世界史，反之亦然。”梅天穆（Timothy May）如是总结。他回顾了约翰·安德鲁·波伊勒（John Andrew Boyle）的“蒙古世界帝国”理念、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蒙古史研究中亚史料的强调、林蔚（Arthur Waldron）论及的蒙古是现代史开端的观点、大卫·摩根（David Morgan）对蒙古之于欧洲重要性的论证、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Allsen）从欧亚整体对于蒙古帝国的广泛研讨、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abi）关于忽必烈和景教的研究，并做出这一论断（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 Reaktion Books, 2012。中译本《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马晓林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导言）。这一见解虽并不能说已是学界共识，但至少反对的人越来越少。然而，他多少有些忽视作为蒙古帝国欧亚一体之一环的东北亚区域，以及对此区域着力最深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学者的研究。这一区域虽然与大都近在咫尺，但或许是因其政治体规模和数量并不可观，似乎在梅氏的学术史回顾中成了“边缘地带”。事实果真如此吗？

　　忽必烈之所以选择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一带作为大蒙古帝国的新都城，杉山正明的解释（《忽必烈的挑战》，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可以理解为，大都的选址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既邻近出海口又兼顾中原农耕地带和草原游牧地带，是兼跨欧亚多种经济区域的庞大帝国的理想政治中心。妹尾达彦关于古都长安的研究（《长安的都市规划》，高兵兵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也启示着人们，与北京同样处于东部欧亚的半月形农牧交叉带上的西安，因其居于陆上丝绸之路联结西域、运河水运联结中国东部的交通枢纽，同样便于控驭东部欧亚农耕与游牧南北两大经济区（参阅李鸿宾《唐朝前期的南北兼跨及其限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二期），加上关中易守难攻的军事优势、沃野千里的农业相对优势，西安和北京得以分别成为中华帝国前期（秦汉隋唐）和后期（元明清）的两大主要都城，各领风骚一千年。而中华帝国前期主要以长安为都（辅以长安—洛阳交替），后期以北京为主（辅以南京等地替代），又与北方族群的崛兴递嬗自西徂东转移有着内在的历史联动。

挑战历史常识的结论，在书中比比皆是。作者杉山正明指出，蒙古，是理解世界史的重要支点。一则因蒙古时代本身乃世界史上游牧文明的顶点；二则蒙古时代是世界史的分水岭，开启了通往近代史的门扉；最后，蒙古时代在世界史上的意义，弥补了现有世界史图像的不足和结构性缺陷。

　　这样看来，这部著作通过精心的史料剪裁，奉献给读者的似乎是兰克式的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细节呈现引人入胜。这些就是这部作品的全部吗？

鲁大维的挑战

金翰奎《辽东史》（김한규『요동사』，문학과지성사，2004）

　　韩国学者金翰奎2004年出版了一部区域通史《辽东史》（김한규『요동사』，문학과지성사，2004），提出一种“第三历史共同体”的观点。从他这部与其他诸多的弥漫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东北亚古代史研究极为不同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得出，在中原王朝和朝鲜半岛政权之间，中国东北地区（即辽东）族群和政权的演进史表明，该地区存在着与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下“非中即韩”思维定式迥异其趣的一种“自在的”历史逻辑。从金翰奎到宋念申，一种新的历史叙事不同于中原中心—东北边缘二元互动模式并对后者提出挑战。这一富于启迪和解放意味的学术思考成果，理应获得更多的讨论，遗憾的是事与愿违。

　　话说回来，在蒙古帝国欧亚作为整体的前提下，聚焦超政治体的区域联动一体的研究范式，是不是可以看做鲁大维先生对现有蒙古史研究的挑战呢？同时，它对于其他断代比如唐史、明史或清史研究是不是也具有启发意义呢？这种见仁见智的问题，相信列位读者亲自读过这部作品之后会有明确的答案。

鲁大维新作《明代中国及其盟友：帝国统治欧亚》（Ming China and its Allies: Imperial Rule in Eur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我不禁在想，这也是优秀学者对自己发起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