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稳定公众情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撰文 | 本刊记者 陈光 左璐

　　“请湖北省红十字会以及武汉慈善总会尽快出面，回应公众质疑。”

　　1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其官方微博上艾特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和武汉市慈善总会，并配上一张图片，只有两个大字：“回应”。

　　《人民日报海外版》愤怒之下，艾特的对象有点问题。红十字基金会只是红十字会主管的基金会之一，和红十字会有关系但属于不同的法律主体。但这家中央级媒体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因为湖北省红十字会在此次物资捐助问题上，饱受舆论质疑，其中一个质疑是，一批捐助给武汉医院的口罩，大部分分配给了当地一家妇产科和不孕不育诊治医院，而且属于莆田系，并未设有发热门诊。

　　经过侠客岛的质疑之后，湖北省红十字会在下午3点多在官网发布一份声明回应。结果，非但没有平息质疑，反而因为声明的落款时间，写成了“2019年1月31日”，引发了更大的舆论风波。

　　此次湖北红会的回应，令人想起了1月26日，湖北省的第一场疫情发布会。有网友称那场发布会为，“教科书级失误”，有关领导连口罩都疑似戴反了。

　　在这场重大的疫情中，官方信息本应与谣言赛跑，给公众更多稳定作用，但因为发布者的种种失误，反而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在《公开，才有力量》一书中，公安部前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指出，新闻发布会是舆论引导中的“金字塔”塔顶，是政府最正式、最直接、最权威的信息公开形式。然而，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开好一场新闻发布会并不容易。这也是对当地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突击检测。

　　1月21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中）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情况。（新华社 图）

　　不怕失误，就怕失守

　　回顾历史，“非典”的一大遗产，就是流言倒逼信息公开。和这次湖北省首场疫情发布会面临的局面类似，2003年2月11日，在当地已出现305位 “非典” 确诊病例，死亡5例时，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才召开首场“非典”疫情新闻发布会。

　　当时，各种关于怪病的流言已四处扩散。对白醋、板蓝根等药物的抢购潮从广州蔓延至北京。2月12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仍对媒体称，全国近期不会发生大范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事实却相反，国内外的“非典”病例不断增加。

　　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加拿大多伦多、越南河内，及疫情始爆发地区的中国广东省、山西省及香港列为疫区。4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发布会上，当时的卫生部终于宣布实行“疫情一日一报制”。北京市公布的“非典”确诊病例数从前一天的37例增至339例，疑似病例增至600人以上。

　　随着政府信息的及时公开，更多瞒报疫情的官员被问责，公众情绪逐渐稳定。

　　2008年，“非典”过去五年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确立了“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公开”成为常态。《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及时、准确。

　　虽然政府信息公开，特别是防疫类信息公开有了制度保障，但在专家看来，面对此次武汉的疫情，有关部门的反应还是慢了。

　　“反应迟了，这次预警机制完全失灵，”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对本刊记者说，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新型肺炎情况时表示，现有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现在来看，“这个要么是专业判断出现了巨大错误，要么就更严重，是对信息人为的压制。”

　　王锡锌注意到，1月5号到1月12号正是武汉筹备召开湖北省“两会”的时段，“如果说是把这些信息给截留下来了，那这是非常大的信息管理失误。在复盘时，我们要去查清责任到底是谁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

　　《人民日报》在评论湖北红会捐赠风波时，也提到不怕失误，就怕失守。“大疫当前，大爱喷涌，公信力破坏容易修复难，更需经得起审视。”

　　“我最关注的还没有被问到”

　　落实政府信息公开，除了要有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外，政府官员的心态也必须要调整。

　　公安部原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记得，他刚入行时，有次区分局局长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各辖区民警立即调查是否发现了一号病和二号病。武和平询问这到底是什么病时，遭到局长训斥。派出所所长马上给他补了一节保密教育课，再三叮嘱“上不能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儿”。他这才明白，一号病是鼠疫，二号病是霍乱。

　　2007年8月14日，时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社 图）

　　“因此，不难理解，在‘非典’疫情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一些官员还以国家的名义，信誓旦旦说假话，公然掩盖真相。”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公开，才有力量》中，武和平写到。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起草小组组长周汉华也曾提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他刚接触相关课题时，项目名字都不敢叫“信息公开”，而是“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

　　“我们这个信息公开有个通病，”王锡锌说。“有可能是公开的，老百姓不需要，老百姓需要的，可能是别的。发布会的问答环节，如果（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没时间回答，成为一种常态，这会透支发布会制度的公信力。”

　　“我最关注的还没有被问到，”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家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指导专家王宏伟也在关注武汉疫情相关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他想知道，为什么在武汉疫情初期，没有采取及时有效措施，但至今没在发布会上看到。

　　“这些问题比较尖锐，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应该去问。”王宏伟说。他关注的另一个“消失”的问题是，武汉医生、床位，医疗物资之间不能互相匹配，这反映出应急措施有些什么缺陷？

　　像口罩、防护服等应急防疫物资的使用需求有较大的波动性，可能长期不会被大量使用，但遇到特殊情况时，需求量往往会暴增。王宏伟认为，这种波动性应由政府通过战备储备来进行平复，但这次疫情反映出相关物资储备是不足的。

　　“我觉得新闻发布会最大的挑战在于，有一些你还没有想清楚的问题，恰恰是记者需要提问的，这要考验新闻发言人随机应变的能力。”王宏伟说。

　　随着网络发展，疫情数据等信息都会及时在网上更新，新闻发布会的核心早已不是公布信息，而是解释数据背后的东西，回应公众对疫情和防疫政策的疑惑。但为何很多时候，新闻发言人无法给出公众满意的答复？

　　稳定公众情绪最好的方式

　　“信息是瞬息万变的，国家根据疫情变化制定政策也需要一个过程。有时，国家还没有拿调子，决策者还没有下决心，（发布会上的一些问题）也是正在思考的事情。我们也要理解新闻发言人，他们是政府的嘴，他说出去的话要非常严谨，因为覆水难收。”王宏伟对本刊记者说。

　　2004年1月16日，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非典防治联合专家组组长、流行病学专家布赖曼博士在广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包括广东在内的中国各地已经在切断非典传播途径、严格隔离接触者和控制非典扩散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今后中国不会再出现像2003年那样的非典疫情。（新华社 图）

　　新闻发言人武和平长期给各级官员培训如何和媒体打交道，他总结，策划成功发布会的重点是，将上级的意图、媒体兴趣和公众关注有机结合。相对应的，新闻发布会问答环节也有“三大忌”：最忌诘问未被授权回答的问题，最忌尚不知悉的内容，最忌没有既定的答疑口径。

　　他推荐的应对措施是，表示关注，事后答复，转移锋芒，留有余地。必要时，可以“据我所知”来回复，将个人与组织分割，自担风险。

　　“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最主要的一点，要把握政策。” 王宏伟说。

　　发布会成员一般由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涉事单位代表，和第三方权威部门专家组成。至于政府官员，王宏伟介绍，一般副手比一把手更合适。因为“如果说错了，一把手还可以进行纠正或补充，还有余地。”

　　“信息的公开、发布很重要，但是信息的流通跟竞争同样重要。” 王锡锌说。“（政府）发布是单向的，目前主要还是没有信息的竞争。”这也涉及政府应如何对待流传甚广，但未被证实真伪的信息上。

　　“稳定公众情绪最好的方式，就是及时的、充分的，诚恳的信息公开，把二者对立起来完全是错误的。只有把疫情信息说清楚了，大家才能防得住它，捂住了信息，等于是在放任这些病毒传播，这是犯罪。”王锡锌说。“2003年，我们是交了很高的学费，这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两次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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