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文研究法校注》读后感精选

　　《韩柳文研究法校注》是一本由林纾 / 武晔卿 / 陈小童著作，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019-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韩柳文研究法校注》精选点评：

　　●确实是取法乎上的关于文体特点的介绍普及读物，能够帮人窥探到韩柳文体研究的路径，也能看到受过完整科举教育的士人是如何看待韩柳文的。异代而同心，起码这一点对理解明代士人有帮助。值得再说的话，若以科举而言，韩柳欧，苏曾王其实应该都是顶流，但很显然韩柳欧的地位上升到了左班一阶（准确说应该是左班上升到了与韩柳并提的位置），可以说韩柳成为经以外最重要的烙大饼的东宫娘和卷大葱的西宫娘。甚至一度，韩有独宠之势。实在是很重要的社会风气变化内容，最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文字表达的复杂内涵在不断增加，导致文体修辞变得繁杂琐碎。若是不走这一路，其实很难说明当时社会阶层流动停滞化的问题。选学妖孽今何在，桐城谬种岂可修～

　　●有涵泳功夫，方有真知灼见。

　　●评点有滋有味，校注简明到位。很好的普及读物。

　　●林纾的评点，是会写古文者的评点，而非鉴赏古文者的评点，这点非常重要。比如他说韩愈“下笔之先，必唾弃无数不应言与言之似是而非者，则神志已空定如山岳，然后随其所出，移步换形，只在此山之中，而幽窈曲折，使入者迷惘”，可谓行家知言。而书中更多的，是对细节的探求。这些细节，是他自己作为古文家的体悟。 林纾因受吴汝纶提携，与桐城派走的很近，但又不属桐城，而给人一种出身“野路子”的感觉，也正是这种可贵的野路子，使他在评点时既不空谈义法，也不故弄玄学，哪里好、哪里不好，哪里韩强于柳、哪里柳胜于韩，哪里你学得了、哪里你学不了，都讲得明明白白。 林纾死后，古文殆绝，他细腻的评点（如评左、评韩柳、评古文辞类纂），更像是末代文家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点念想，正如《师父》中陈识说的：“刀法我给了，得多少，在你们。”

　　●很专业的书

　　●老师这本我竟然看懂了

　　●此书闻名已久，却一直没读过。为了写这段小小的短评，特地把韩集碑志文部分拿出来读了一遍。林纾不愧是涵泳韩文数十年。自己读很多妙处根本想不到，读完打开林纾评点，立刻感叹“原来如此”。上海古籍的韩集，用的是马其昶，马亦是桐城派大家，校注也间引桐城评点之语。二书配合阅读，非常合适。每一处注前的【校注】二字似可删去。

　　●仙童威武！！

　　●表面上看来，林纾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对数千年来儒家文化核心的坚守阻碍中国先进文化的进步，但其实林纾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未来命运的担忧。他是古文的卫道者，他维护古文的权威，也是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曾说：“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

　　●重新焕发民国学术的精华所在，貌似是近些年来目录文献学研究的热点。早年西方文学课上，老师曾强调经典名著每三十年应有新译本，因为语法词汇会在不经意间发生巨大变化。民国初期的文论作品据今百年，感谢芥老的校注，以及重新释读的原注，将这本著名文章家的文论作品，以全新的面貌示人，探讨唐代文章之学之精粹。

　　《韩柳文研究法校注》读后感(一)：详阐韩柳文章奇思，带读者品味极致纯粹的古文之美

　　【原创】文/捷Jesse

　　说到韩愈和柳宗元，可能大家的印象只是停留在“唐宋八大家”“古文运动”，或因两人的文章对后世的典范意义而被并称为“韩柳”。也许有人感叹韩柳文章的精炼达意，在八大家中排在前位。也许有人能记诵他们的名篇名句，如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江雪》《黔之驴》《捕蛇者说》。

　　是的，《师说》中“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打破传统师道观念，为后代树立了老师标准；《黔之驴》中“技止此耳”，对官高位显、无才无德、外强中干者进行了无情讽刺；《捕蛇者说》中“熟之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抒发了对时弊的愤慨…

　　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韩柳文章之外，也有许多故事。他们虽然在唐代不同时期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政治立场完全不同，但在文学和艺术上的确非常契合，成为相伴一生的君子之交。他们在发起古文运动时互相支持扶助，共同前进，成为彼此最坚实的臂膀。让我们通过阅读重新认识他们。

　　唐代“铁三角”韩柳刘

　　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刘禹锡在前往洛阳履新时，在扬州遇到白居易，写了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首诗中的“怀旧”之意明显，令人感到格外伤感。当时韩愈已逝两年，柳宗元也过世七年，是什么让刘禹锡如此久久难忘？说到三人相识，是从科举考试开始。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刘禹锡和柳宗元同登进士，后又通过博学宏词科考试，而韩愈却卡在博学宏词科考试上。

　　到了贞元十九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三人陆续调到御史台任监察御史，三人成为同事。加上之前三人几乎同一时期参加科考，又可称为同学。同学加上同事这层关系，似乎就有了更多互相了解的机会，三人间像磁石一般互相吸引，由此形成了唐朝“铁三角”。

　　“铁三角”形成后，他们相互间都受到启发，对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都产生深远影响。韩愈的文章偏政论，但因政见问题，他还因《论天旱人饥状》被贬谪，而柳刘二人却无碍；都说一朝君王一朝臣，旧君王过世后直到唐宪宗即位，韩愈才被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三人虽然在政治上没能实时同步，但在文学方面的确是同频共振。贞元十七年，贡士李翊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回复了《答李翊书》，由此揭开“古文运动”序幕。他明确反对句式固化、辞藻堆砌的文风，提倡“务却陈言”的写法。

　　柳宗元对韩愈的想法是鼎力支持，和他共同提出了文道合一、气盛言宜、文从字顺等观点，并躬身实践。他们的文章打破了传统骈文的格局，成为了当时文坛的领袖。后世明代的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也受韩柳方法影响，做了一定的继承与发展。

　　韩柳文法能分优劣否

　　韩愈和柳宗元虽然并称为“韩柳”，但文学史上对二人的文法评价仍有较大差异，乃至出现优劣之说，那么到底谁优谁劣呢？从唐宋时期便有相关的争论，自欧阳修提出韩优柳劣之论开始，各方观点都自成一说，甚至出现高下褒贬凭个人喜好，没有任何依据的现象。

　　对韩柳文优劣评判的背后，是“文以载道”的价值取向问题。韩愈的文章相对张扬个性、剑拔弩张，而柳宗元因为年纪稍长，其行文及思考更显出理性的深刻。史上，韩愈作为恢复儒家道统，拯救文治之衰的文章大家，受到后人热烈赞颂；而柳宗元因“永贞革新”而被视为“大节”有亏。

　　此外，对于两者文章优劣评判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对儒、释、道的态度。韩愈主张将排佛和复兴统一起来，柳宗元则主张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儒学和佛学，欧阳修将两人进行优劣区分，就基于他们对待儒佛的不同态度。因此，对韩柳优劣评判其实反映的是儒“道”纯粹的问题。

　　后人研究文法，已不再孤立地看待问题。比如，生于晚清的“译界泰斗”林纾在研究韩柳文法时，就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林纾自幼研习古文，自十三岁至二十余岁期间便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壮年时还在京师大学堂等教授古文，在白话文运动兴起时，泣血呼吁不能废除古文。

　　作为古文大家，林纾曾说“天下文章，能变化陆离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马、一韩而已”，这里的韩就是韩愈。他对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极其推崇，还专门著书来逐一分析韩柳古文代表篇目，后人再经过一定的校注，成为了大家手上看到的这本书目。

　　林纾虽然整体上推崇韩柳，但对两人的喜爱程度及欣赏之处并不尽相同。从程度上看，林纾更重韩愈的文章，花的心血也更多，对他的文章研究了四十余年；而对柳宗元，林纾认为他是韩愈的知音与对手，是对韩愈的“互补”，甚至某些方面连韩愈都不如柳宗元。

　　在文章方面，林纾认为柳宗元的游记、骚体、寓言文章质量最高，即使连韩愈也无法达到；而韩愈擅长雄壮之文，也掌握了作文的精髓，加上谋划布局、机关辗转，形成了韩愈文章的独特风貌。因此，政见、喜好不应该作为文章优劣的评判，而应该返璞归真回到文法上来。

　　林纾与“韩柳”文研究

　　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韩文研究法，选取韩愈的代表性文章64篇，包括杂著、序、书、赠序、祭文、墓铭、论文、其他等；第二部分为柳文研究法，选取柳宗元的代表性文章73篇，包括雅诗歌曲、赋、论、碑、设喻之文、托讽之风、传、寓言等。

　　林纾对上述百余篇文章都逐一做了分析，并详细归纳出韩柳古文的六大特点，包括文风特色、结构布局、用字造句、本意题旨、擅长文体、承启作用等。这些点评分析周密详实、见解独到，从中基本可以窥视韩柳文的全貌，也算是引导后人理解古文内涵、学习古文创作之法的良册。

　　林纾评价韩愈《进学》时提到“昌黎所长在浓淡疏密，相间错而成文，骨力仍是菜文，以自得之神髓，略施丹铅，风采遂焕然于外”；评价柳宗元《渔者之对智伯》时提到“华色似汉京，气势似《南华》，词锋似《国策》”；这些溢美之词体现的是对韩柳文风的自然赞叹。

　　林纾评价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曲折详尽，造语尤绮丽”；评价柳宗元《捕蛇者说》“‘悍吏之来吾乡’六字，写得声色俱厉……妙在‘恂恂而起’‘弛然而卧’，竟托毒蛇为护身之符”；这些对用词的分析，很好地指出韩柳文画龙点睛之妙，也显示林纾读文的精细与论文的精辟。

　　林纾评价韩愈“昌黎一出，觉日光霞彩照耀四隅”，而柳宗元文如“华山之石，一拔万仞，其上珍松、古柏、奇花、异卉，皆闲出重峦叠巘之间”。因而，既对比研究，又撷取所长，最后融会贯通，成就了古文研究的大成，也应了那句“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

　　今天，我们之所以阅读这本《韩柳文研究法校注》，并不是为了真的能在考试中得高分，或一下子就成为古文大家，而是引导回归古文学习的初心。我们学习古文、学习传统文化，也需要识得文化之美，重新学习文法文理，找回文化自信，或许还有更多，不妨多做些探讨和研读。

　　《韩柳文研究法校注》读后感(二)：林纾评点韩柳文：揭示光芒，突破偏见

　　作者：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韩愈是古文宗师，林纾对韩文极为推重。在《左传撷华》中，他说：“天下文章，能变化陆离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马、一韩而已。”对于韩文，他沉潜钻研，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在《答甘大文书》中，他回忆自己的学韩经历：“仆治韩文四十年，其始得一名篇，书而黏诸案，幂之。日必启读，读后复幂，积数月始易一篇。四十年中，韩之全集凡十数周矣。”林纾晚年曾反复劝勉后学，读古人书要“神与古会”，要“涵而泳之”，“泳如池沼澄碧，鱼凫上下，自在悠游于中；涵如以巾承露，浸渍全幅使透”，又说“读文须细细咀嚼，方能识辨其中甘辛”（《春觉斋论文》）。他对于韩文的研读，显然就是如此全身心地沉浸浓郁。

　　由于寝馈甚深，林纾自己的古文创作也被韩文潜移默化。1901年，他以文名被聘为北京金台书院讲席，从此由闽入京定居。不久又任五城中学堂国文总教习，其间与桐城古文大家吴汝纶结识。吴称赞林纾的古文“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林纾《赠马通伯先生序》）。这一评语非常接近北宋苏洵对韩愈文章的评价：“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可见，在吴汝纶看来，林文深有得于韩文之精髓。

　　这部《韩柳文研究法》初版于1914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林纾此时已六十二岁，刚从北京大学去职。全书选评韩文60余篇、柳文70余篇，应是在其北京大学授课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当时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多以某某研究法命名，此书的命名应该是受此影响。书中具体的选评方式，继承了古文的评点传统，但内容则多有独到的思考，不仅反映了林纾数十年沉潜韩柳文的所得，也体现了入京后复杂文化学术冲突对他的触发和影响。林纾早年即醉心古文，他博览群书，中年后对以韩愈为主的八家之文以及《左传》《史记》《汉书》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和桐城派的古文旨趣颇为接近，但林纾并未有传续桐城派的自觉意识。入京后，他与桐城派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概等代表人物颇为亲近，他甚至向吴汝纶表达了希望能居门下受业的愿望。1906年他受聘任教于京师大学堂，与当时同在大学堂任教的章太炎产生矛盾，钱基博提到当时“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林纾的古文》）。由于章太炎一派的排挤，林纾不得不于1913年从北京大学去职。无论是与桐城古文家的亲密，还是与章太炎一派的矛盾，都强化了林纾对桐城派所主张的以唐宋古文为核心的文章传统的认识。虽然他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桐城派”，而且明确主张“桐城无派”，反对用狭隘的派别来框定桐城诸子的成就，但桐城派对其古文思考的影响，在入京之后无疑是日趋深刻的。这部《韩柳文研究法》就体现出这种影响。

　　桐城派主张“文道合一”，“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重“义法”、讲“雅洁”。所谓“义法”，方苞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意谓文章内容要合乎儒家之义理，行文要讲求法度。所谓“雅洁”，就是为文以儒家伦理之道为本，立意雅正，语言也不能芜杂枝蔓。这些文章宗旨，都鲜明地体现在林纾对韩柳文的解读之中。北宋秦观称赞韩文“钩庄列，挟苏张，摭迁固，猎屈宋，折之以孔氏”，林纾认为此语颇为不妥：“韩文之摭迁固，容或有之；至钩庄列，挟苏张，可决其必无。昌黎学术极正，辟老矣，胡至乎钩庄列？且方以正道匡俗，又焉肯拾苏张之余唾？”林纾认为秦观被韩文的“海涵地负之才，英华秾郁之色”所炫惑，没有看到韩文“信道笃、读书多、析理精”；因此，林纾论韩文，始终坚持以儒为本。

　　在艺术上，林纾高度赞同北宋苏洵对韩文“抑绝蔽掩，不使自露”的评价，认为“蔽掩，昌黎之长技也。不善学者，往往因蔽而晦，累掩而涩……能于蔽掩中有‘渊然之光、苍然之色’，所以成为昌黎耳。”在林纾看来，韩文的汪洋纵恣，并不表现为外在的驳杂，而是内在的丰富，因此韩文的创作一定是经历了深入的锤炼淘洗，绝非率然的随兴所至，他说：“吾思昌黎下笔之先，必唾弃无数不应言与言之似是而非者，则神志已空定如山岳，然后随其所出，移步换形，只在此山之中，而幽窈曲折，使入者迷惘；而按之实理，又在在具有主脑。”

　　林纾对韩文的解读，正是用力于揭示韩文抑遏蔽掩、淘洗锤炼中的光芒；而其诠评的入手处，则是分析韩文的法度，其中又尤其关注韩文文体的特点。他论韩愈《原道》不仅“理足于中”，而且“造语复衷之法律”。行文有法，可使学者“循其途轨而进”。又论《进学解》，认为此文“本于东方《客难》、扬雄《解嘲》”，孙樵以其行文奇警而将其与卢仝《月蚀诗》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又如《张中丞传后叙》是“盖仿史公传后论体”。这些都体现了辨体的努力。林纾对古文文体特点多有精妙的论述，如论“赠序”之特点：“愚尝谓验人文字之有意境与机轴，当先读其赠送序。序不是论，却句句是论，不惟造语宜敛，即制局亦宜变。”又论“祭文体本以用韵者为正格，若不驾驭以散文之法，终觉直致”。这些文体之论，都颇为新警深刻。

　　在此基础上，林纾进一步观察到韩文法度中的新意，规矩中的千变万化，如论韩愈之书信：“一篇之成必有一篇之结构，未尝有信手挥洒之文字。熟读不已，可悟无数法门。”又论韩之“赠序”如“飞行绝技”，无人可以企及。《韩柳文研究法》最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对这些无法之法的解读。他或言韩文语言之妙，“在浓淡疏密相间错而成文”，又论《说马》之“马之千里者”五字，是于行文几无余地可以转旋之处，忽然叫起，“似从甚败之中，挺出一生力之军”；论《画记》“文心之妙，能举不相偶之事对举成偶，真匪夷所思”；论《重答张籍书》“辩驳处无激烈之词，自信中含冲和之气”；《送齐暤下第序》则是“篇法、字法、笔法，如神龙变化，东云出鳞，西云露爪，不可方物”。

　　这些精妙的体悟，是林纾继承桐城而又更为丰富开阔之处。他对桐城“义法”，从“性情”和“意境”两个方面加以拓展，认为“义”要融会为一种作家内在的精神人格，形成丰富的精神性情，这种“性情”是文章的根本——“文章为性情之华”“性情端，斯出辞气重厚”。对于 “义法”之“法”，他没有将其泥定为具体的起承点画，而是从“意境”的角度加以阐发。在《春觉斋论文》中，他标举为文“应知八则”，皆文法纲领，首揭者即为“意境”，提出“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境者，意中之境也”；“不能造境，安有体制到恰好地位”。义法之法，即是“意中之境”，“境”的形成当然要综合多种因素，而其所以形成之本又在于“意”。这就为悟入古文妙境，寻绎文章无法之法，打开更丰富的空间。“桐城三祖”中的刘大櫆和姚鼐，从推重音调和艺术风格的角度来丰富对文法的认识，而林纾对文法的讨论，则综合了这些传统而更为丰富灵活。

　　《韩柳文研究法》另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特点，是韩柳并论。柳宗元虽名列八家之一，但后世古文家对柳文颇多争议，特别是桐城派如方苞等人，论文取法韩欧，多有抑柳之论。林纾并未受此束缚，他自述精研“韩柳欧三氏之文，楮叶汗渍近四十年矣”（《答徐敏书》），力主柳宗元“为昌黎配飨之人”。

　　林纾虽然突破了桐城派对柳文的偏见，但他解读柳文的视角，还是与他解读韩文一样，渊源于桐城的文法传统。唐代刘禹锡论柳文：“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古来论柳文者众，林纾独以此语为知言，甚至说“虽柳州自道，不能违心而他逸”。对于柳文的语言，他认为“用字稍新特，未尝近纤；选材至恢富，未尝近滥；丽而能古，博而能精”。从思想上讲，柳宗元精通佛理，林纾对此有意加以忽略，“集中六、七两卷均和尚碑，不佞昧于禅理，不能尽解，故特阙而不论”，又“柳州集中有‘序隐遁道儒释’一门，制词命意固有工者，然终不如昌黎之变化。且释氏之文逾半，从略可也”。可见，无论从艺术上，还是思想上，林纾论柳都渗透了桐城的“雅洁”旨趣。

　　林纾对柳文艺术的诠评，就其方法，与评韩并无二致，也很善于揭示柳文文体特色，发抉其篇法、章法、字法之妙，如对《封建论》开篇立一“势”字的分析，对《段太尉逸事状》“气壮而语醇，力伟而光敛”的讨论，对永州山水记用字精微的品味，都值得细细体会。

　　林纾读柳文，最值得关注的，是对韩柳文命笔异同的对比，例如“昌黎《碑》适是学《尚书》，子厚《雅》适是学《大雅》，两臻极地”“（韩愈《柳州罗池庙碑》）幽峭颇近柳州，如‘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此三语，纯乎柳州矣。柳州勍峭，每于短句见长技，用字为人人意中所有，用意乃为人人笔下所无，昌黎则长短皆宜。自‘民业有经’起，‘出相弟长，入相慈孝’，纯用四言，积叠而下，文气未尝喘促，此亦昌黎平日所长”。这些看法，也都很值得细细体会。

　　马其昶为《韩柳文研究法》作序，称林纾将自己平生对古文的甘苦所得，“倾囷竭廪，唯恐其言之不尽”。在此书出版数年后，林纾就卷入了与“五四”新文化人的论战，为延续古文命脉而大声疾呼。1917年2月8日，他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称“夫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于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必有一二巨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这部《韩柳文研究法》集中呈现了他在民国初年尖锐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对作为中国文字之祖的韩柳文的深入认识。在古文的文化艺术价值重新引发关注的百年后的今天，这部书值得给予更充分的关注和探讨。

　　2019年8月于京西燕东园

　　（本文为《韩柳文研究法校注》一书的导读）

　　《韩柳文研究法校注》读后感(三)：从林纾古文点评看历代古文点评

　　林纾在民国文坛上最大的影响力和成就在于数量庞大的林译西洋小说，林纾翻译的成就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有过高度评价，但林纾本人对于别人恭维他的翻译却是非常不以为然的，他对自己的定位桐城派古文的传人，认为自己最高的文学成就乃是古文写作，而非翻译。换言之，林纾乃是用古文和古代文化技艺来介绍翻译现代西洋小说，这其实充满了一种吊诡，从林纾个人来说也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他的古文当时少有人关注，他翻译的数量庞大的西洋小说却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大家甚至读得如痴如醉，包括许多后来反对林纾的新文学运动人物如鲁迅、周作人等，都曾经是林纾的读者。我想新文学运动为什么要选定林纾这个对象作为假想敌来批判，除了跟林纾当时在文艺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很大之外，林纾以文言文（古文）翻译新文学要提倡的西洋现代文学，使得一些青年人会因为喜欢读林纾的小说而间接喜欢上“古文”，走上林纾推崇的桐城派“古文”创作道路。这是新文学派无法忍受的，他们一定要挣脱乃至批判这个最早引入西洋小说的“复古派”。林纾于是被新文学派扣上了复古、随意篡改、压缩西洋小说等等罪名，其中制造的冤案，在樽本照雄著《林纾冤案事件簿》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考证，可以说明林纾在这场古文与白话文学之争中，立场和行动都比新文学派光明磊落得多。

　　尽管外在环境越来越走向激进的文学潮流，但林纾晚年在给自己孩子的书信中，依然相信并坚持：“古文终不可废！”他还指导自己的孩子学习写好古文，在举世白话文胜利的高潮中，林纾依然在点评古文。今天出版社重新发掘出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和《左传撷华》，对我们重新认识林纾在古文创作和点评上面的成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古文点评在中国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本文想就历代古文点评的角度来看林纾古文点评的一些特点。

　　要探究古文点评的历史，就不能不探究历代科举的教科书，因为最早的古文点评就是一种古代科举的教辅材料。唐代虽然科举制度已经确立，但由于唐代科举主要是进士科，进士科以诗赋创作为考试内容，当时的士子主要学习的教科书是《昭明文选》，因此当时流行的教辅材料多是诗赋选集和诗品、诗话。科举制度的考试形式到了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王安石认为科举考诗赋不能考察士子的行政才能和治国理政思想，将考试的重点改为考策论，重视策论的改革一直延续到明代，策论成为规范的八股文考试文体。

　　最早开展古文点评，并且具有影响力的也许是南宋学者吕祖谦。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家族历代为官，吕祖谦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学术研究和讲学，大概是为了辅导士子科举的便利，他编写了许多适用于科举考试的教辅教材。这里特别要介绍他所编写的《古文关键》和《左氏博议》。

《古文关键》，收入《吕祖谦全集》

　　吕祖谦在《古文关键·凡例》里面提出了古文点评的圈点、涂抹的方法，还归纳出了一套学习古文的要法。从选文篇目来看，《古文关键》重点选取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三苏及王安石的文章，基本已经具备了明代“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模范作家群。

《古文关键》

　　我们再以韩愈《获麟解》为例，来看吕祖谦是如何点评古文的。

《古文关键》

　　我们可以看到吕祖谦在篇目前有简短的总评，文章的起承转合处有夹评。这种古文点评的模式一直沿袭下来，晚明出现了大量古文点评的书，其中金圣叹批的《才子古文必读书》是典型代表，他虽然带有八股文的影响，但能突出一种金氏特有的痛快美学。

《金圣叹批才子古文》，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从金批《才子古文》到《古文观止》，差别就更小了，《古文观止》的许多篇目都与《才子古文》重合，其实类似《古文观止》的古文选本明清时代还有很多，曾国藩的《古文辞类纂》质量就很高，但只有《古文观止》到今天还很风行，可能是因为书名起得好吧！

《古文观止》

　　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则重在分析整篇文章的谋篇布局和写作技法，只有总评，没有夹评、眉批之类，可谓金针度人、要言不烦。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校注》

　　历代对于《左传》从文章角度点评的也很多，吕祖谦的《左氏博议》虽然不算点评，但也是类似一种主题性的策论文集，可以视为当时的高考模范文集，目的也是为了启发教育学生作文方法，而非传统的经学研究路径。

吕祖谦《左氏博议》

　　再来看看金圣叹《才子古文》和《古文观止》对《介之推不言禄》这篇文章的点评。

《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古文观止》林纾《左传撷华》

　　从吕祖谦非常简略的古文点评，到金圣叹个性化的古文点评，到《古文观止》言之无味的所谓点评，经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林纾的古文点评对于我们学习古文、文言文具有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

　　《韩柳文研究法校注》读后感(四)：林纾：翻译界的鬼才，文言文的捍卫者，清末民初古文集大成者

　　文/爱啃骨头的猫咪

清末民初翻译界鬼才，不懂外文，因一部《茶花女》一译成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或者看过一本外国名著——《报大仇韩利德杀叔》？

　　如果都没听说过，那么“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韩利德”，你是不是听着比较耳熟呢？

　　没错，上面那本《报大仇韩利德杀叔》就是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最早版本的中文译名！

　　19世纪30年代起，莎士比亚的作品就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很多翻译家开始翻译了大量外国著作。同时，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趣味，翻译过来的题目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形式，同时翻译过来的故事都带有强烈本土色彩。就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哈姆雷特》翻译过来的《报大仇韩利德杀叔》，其实就是仿照《三国演义》中第十回「报父仇曹孟德兴师」。

　　在当时清末民初，有一位堪称是我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且闻名中外的翻译家——林纾。他被誉为翻译界的鬼才，因为他”不审西文”！

　　林纾（1852～1924年），字琴南，号畏庐，近代文学家、翻译家，福建福闽县（今福州）人。他从小喜欢读书，在《林畏庐先生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林纾自己省下吃饭的钱全都用来买书，到16岁时，他或买或借读过的书已有三橱柜之多。为了能专心读书，他特意在家中墙上画了一具打开盖子的棺材，他自己站在棺材前，用笔在旁边题到：“读书则生，不则入棺。”他一生爱书，12岁就师从长髯博学的私塾先生薛则柯学习古文，之后，他遍读中国古籍，尤其对唐宋小说，钻研颇深，为后来翻译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他精通古汉语，不懂外文，和很多熟悉外语的魏易、曾钟巩、陈家麟等留洋人士合作翻译了200多种外国小说。

　　林纾的翻译生涯开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那年他的妻子病故，郁郁寡欢，意志消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排遣郁闷，便邀请他一同译书。去法国留过学的王寿昌口述故事情节，让林纾再以古文写出。2年后，《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此书一出版，立即风靡全国，因为这类题材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闻所未闻，再加上林纾优美凄婉的文风，情深意切的叙述，也因此成为文坛和中国读书人中间的最大盛事，翻译家严复作诗盛赞曰：“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自此，林纾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大量翻译欧美作家的名著。台湾萧一出先生曾对林纾翻译的作品进行了分类：伦理小说8种，社会小说21种，传记轶事23种，义侠小说2种，讽世小说2种，政治小说5种……以原作者国籍区分，英国100种，法国27种，美国13种，俄国8种，瑞士2种，希腊、德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各1种，未详者4种。尚有交稿未印者17种，存目待访者若干。共计近200种，1000多万字。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笛福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等。

他毕生“力延古文之一线”，所著《韩柳文研究法》成古文研究典范之一

　　虽然林纾因其译作而广受大众的瞩目，但他作为古文大家，他毕生“力延古文之一线“的举措也值得关注。

　　在古文点评方面，林纾著有《左梦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左传撷华》《古文辞类纂选本》等。其中，《韩柳文研究法》一书，精选韩愈、柳宗元古文近一百五十篇，逐一品评，剖析文理，对后人理解韩柳古文极有裨益。并且，这部作品以韩柳文并重，作为研究对象，打破了自唐朝以来韩柳优劣的争论。

　　《韩柳文研究法》初版于1914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全书以文言写就，仅有句读。此次《韩柳文研究法校注》在原书基础上再次重新排版印刷，进行标点、校注，同时大致按照韩、柳文集的文体分类及顺序，重新添加小标题，方便阅读。同时根据《通用规范汉字表》将书中很多异体字、古字、避讳字和不规范字进行改写和校正，将原著中原有的“原注”重新注明，并附识“校注”。最后，作者林纾未言明所依据的韩柳文集的版本，在此特别注明。

　　林纾一生都在为“力延古文之一线“不懈努力，他曾在《震川选集》的序中说：“纾生平读书寥寥，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外，不敢问津。”

　　在《韩柳文研究法》中将韩柳文并重，是林纾最重要的举措之一。柳宗元虽名列八家之一，但后世古文家对柳文颇多争议，扬韩抑柳的呼声不绝于耳。以宋代朱熹为代表的的理学家曾斥责柳宗元的文章“于道之不纯”，而清代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派责柳文“义法”之疵。但林纾并未受此束缚，他曾在《答徐敏书》中提到：“至于韩柳欧三氏之文，褚叶汗渍近四十年矣。”而在《韩柳文研究法》中，林纾更是力主柳宗元“为昌黎配飨之人”。

　　林纾读韩柳文，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在《韩柳文研究法》中挑选的都是韩柳名篇，韩文67篇，柳文72篇，与以前点评多议论其政治背景、道统、学术、人品等不同，这本书更显得纯粹。林纾多是从文章的艺术角度切入，点评文章的宗旨、字句、文体文法以及艺术价值的精妙之处。而且，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林纾的点评中都渗透着桐城派的“雅洁”旨趣。

　　在此书出版数年后，林纾就卷入了与“五四”新文化人的论战，为了延续古文命脉而奔走疾呼。

他是“文言文”的卫道者，与胡适、刘半农关于文化“新旧”进行论战

　　1917年初，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从理论上阐释白话文的方向、原则。其实，对于胡适关于白话文的提倡，林纾也表示认同，但唯有一点，他与蔡元培、梅光迪等人观点相似，认为应该给中国古典文明留下继续存在与发展的空间，不应全盘推翻古文。他赞同渐进式的文化改良，但不是打到一切的扫荡式革命。因此，1917年2月8日，林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称“夫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于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必有一二巨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

　　事实上，从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林纾等人对不废文言的看法很有先见之明，但当时领导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先生自信满满并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认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些话语也必将封死双方探讨之可能。

　　林纾存古不废今的立场遭受一众新文化运动文人的群嘲。1918年3月15日，刘半农同好友钱玄同一起演了一出“双簧”，引发论战。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给《新青年》写信，故意以文学旧派口吻褒扬林纾：

“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而用笔措辞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及。”

　　然后再由刘半农化名“刘复”，以《致王敬轩书》回信，逐一驳斥王敬轩对林纾的吹捧，其言语泼辣，讽刺十足。

　　自此二人的双簧信以及《新青年》极端激进的言辞，在文化圈引起激烈的反响。而旧派文人林纾对此不可不反感，而后他迅速公开发表一篇影射小说《荆生》给予反击。而此举再次正中《新青年》下怀，各路新文人对林纾的文章逐句分析批驳。林纾双拳难敌四手，很快败下阵来。

　　表面上看来，林纾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对数千年来儒家文化核心的坚守阻碍中国先进文化的进步，但其实林纾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未来命运的担忧。他是古文的卫道者，他维护古文的权威，也是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曾说：“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

　　民国才女苏雪林曾说：

“中国文化之高，固始不能称为世界第一，经过了四五千年长久的时间，也自有它的博大精深。沉博绝丽之处，可以叫人惊喜赞叹、眩惑迷恋 。所谓三纲五常之礼教，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信条，所谓先王圣人的微言大义，所谓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所谓典章文物之灿备，所谓文学艺术的典丽高华，无论如何抹不煞它的价值。”

　　这也是我们之所以保留和学习古文、文化的意义所在。而此时重印重读《韩柳文研究法》，也是唤起我们当代人对古文的重视，鼓励我们加强对古文的文化艺术价值的关注和探讨。

　　《韩柳文研究法校注》读后感(五)：《韩柳文研究法校注》：授鉴赏之钤键，示写作之通衢

01

　　过去，无论是学校还是老师，往往更重视数学科目，而忽视语文科目，这是因为，数学比较容易拉开分数——只要你有一道题目做不出来，就可能丢掉10分。但从今年开始，很多老师惊讶地发现，语文正在变成拉分最厉害的科目！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从今年8月份实施新教改以来，理科考试的难度有所下降越来越简单，而语文科目的差异化却越来越大。换句话说，语文正在取代数学曾经一统江湖的地位。

　　在这次教改中，原人教版将近40%的课文内容被替换，教材中文言文的比例大幅增加。

　　在小学阶段，6个年级的教材共增加55篇古诗文，增幅高达80%。而小学阶段的文言文内容也占到了全部课文的30%，共计124篇。而初中的古诗文选篇也是124篇，占所有选篇的51.7%，体裁从《诗经》到清诗，从古风、民歌到律诗、绝句，从诸子百家到历史散文，从两汉论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小品，均有收录。

　　由于文言文所占比例大幅增长，因此，在语文科目里最能拉开分数的无疑是文言文部分。然而，对于在白话文语言环境中长大的学生来说，学文言文就如同学一门外语，如果不熟悉文言文中的字词和语法，那么，一篇文言文无异于一部“天书”！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需要提高语文成绩的孩子，以及对古文感兴趣的成人，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掌握基本的古文知识呢？

　　《论语》有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这就是说，无论是学习古文还是学习其他知识，都应该直接去读那些最经典的作品。唐代的文学大家韩愈与柳宗元提倡的古文运动，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而韩、柳二人的文章更是被后世奉为典范。清末的文学大师林纾先生就曾经评价说：“天下文章，能变化陆离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马、一韩而已……纾平生读书寥寥，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外，不敢问津！”

　　1914年10月，林纾先生所著的《韩柳文研究法》由商务印书馆印发。此书是林纾在北京大学授课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遴选韩柳佳作一百四十余篇，逐篇剖解其文理与技巧，揭示谋篇立意、用字遣词之妙，并重视同类文章的比较分析。

　　与一般文学评论者不同，林纾本身即为古文名家，引领一时文坛，又曾翻译外国文学百余部，深谙东西方文学之所长。故林氏评点韩柳文，能踵武桐城而后出专精，往往独标新解、别具会心。其理念与方法，不但可助读者一窥韩柳文心之奥秘，提升古文鉴赏水平，对于现代文的写作也大有裨益。

　　书中具体的选评方式，继承了古文的评点传统，且内容多有独到之处，不仅反映了林纾数十年沉潜韩柳文的所得，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学术的冲突对他的触发和影响。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刘宁教授所评价的那样：“韩柳古文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历代品评者众，林纾这部《韩柳文研究法》自出手眼，对理解韩柳古文极有裨益，因此自问世至今，一直是阅读韩柳古文难以绕开的津梁。”

　　初版的《韩柳文研究法》如今早已绝迹，实可谓是一书难求，令无数古文爱好者扼腕叹息。所幸，联合低音在忠于原书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一套全新的《韩柳文研究法校注》。不仅增添了章节，使其条理分明，还对文中的疑难字句进行训释，以便现代读者阅读、理解。如果你希望提高自己的古文阅读和写作水平，那这本书就是你必须收藏的珍品！

02

　　林纾本人与桐城派的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概等学者交游甚密，他本人也被视为是桐城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但林纾解析韩柳文章之深入，已经远远超出了桐城派的诸位前辈。

　　桐城派主张“文道合一”，重“义法”、讲“雅洁”。所谓“义法”就是说，文章的内容要合乎儒家之义理，行文要讲求法度。而“雅洁”则是说，为文需要以儒家伦理之道为本，立意雅正，语言也不能芜杂枝蔓。

　　在林纾对韩柳文的解读中，鲜明地体现了这些传承自桐城派的文章宗旨。例如，林纾就非常赞同苏洵对韩愈文章“抑绝蔽掩，不使自露”的评价。林纾在书中写道：“蔽掩，昌黎之长技也。不善学者，往往因蔽而晦，累掩而涩……能于蔽掩中有‘渊然之光、苍然之色’，所以成为昌黎耳。”

　　这就是说，韩愈的文章虽然汪洋纵恣，但并不显得驳杂，而是通过丰富的内在表现出来的，韩愈在创作文章时，是经历了深入的锤炼淘洗，绝非率然的随兴所至。

　　林纾在对韩愈文章进行解读时，重在分析文章的法度和文体的特点，以揭示其中抑遏蔽掩、淘洗锤炼中的光芒。例如，在评论韩愈的《原道》一文时，林纾指出，此文不仅“理足于中”，而且“造语复衷之法律”。行文有法，可使学者“循其途轨而进”。而在论述《进学解》时，林纾认为，此文“本于东方《客难》、扬雄《解嘲》”，孙樵以其行文奇警而将其与卢仝《月蚀诗》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

　　除此之外，作为清末古文大家，林纾对古文的文体特点也多有精妙论述。例如，林纾对“赠序”这种文体的特点做出如下点评：“愚尝谓验人文字之有意境与机轴，当先读其赠送序。序不是论，却句句是论，不惟造语宜敛，即制局亦宜变。”再如他对“祭文”的论述：“祭文体本以用韵者为正格，若不驾驭以散文之法，终觉直致。”这些文体之论，都颇为新警深刻，令人如饮醇醪。

　　在此基础上，林纾进一步观察到韩文法度中的新意，规矩中的千变万化，而这部《韩柳文研究法校注》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正在于对这些“无法之法”的解读。

　　林纾或言韩文语言之妙，“在浓淡疏密相间错而成文”，又论《说马》之“马之千里者”五字，是于行文几无余地可以转旋之处，忽然叫起，“似从甚败之中，挺出一生力之军”；论《画记》“文心之妙，能举不相偶之事对举成偶，真匪夷所思”；论《重答张籍书》“辩驳处无激烈之词，自信中含冲和之气”；《送齐暤下第序》则是“篇法、字法、笔法，如神龙变化，东云出鳞，西云露爪，不可方物”。

　　这些精妙的体悟，是林纾继承桐城而又更为丰富开阔之处。他对桐城“义法”，从“性情”和“意境”两个方面加以拓展，认为“义”要融会为一种作家内在的精神人格，形成丰富的精神性情，这种“性情”是文章的根本——“文章为性情之华”“性情端，斯出辞气重厚”。

03

　　这部《韩柳文研究法校注》还有一处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林纾将柳宗元的文章与韩愈的文章并列。

　　柳宗元虽然也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以桐城派的方苞为代表的后世古文家，对其文章一向颇多争议。而林纾突破了桐城派对柳文的偏见，他认为，唐代诗人刘禹锡对柳文“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的评价十分中肯。

　　在刘禹锡评价的基础上，林纾进一步指出，柳宗元的文章“用字稍新特，未尝近纤；选材至恢富，未尝近滥；丽而能古，博而能精”。

　　柳宗元最为人熟知的文章，当属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捕蛇者说》一文。而林纾也高度认可这篇文章的行文布局，他评论此文是“命意非奇，然蓄势甚奇……妙在洵洵而起，弛然而卧。”

　　也就是说，《捕蛇者说》这篇文章的立意与“苛政猛于虎”相同，并无新意，但这篇文章妙就妙在文章的布局和蓄势。开篇不以赋役之重与捕蛇之害两相比较，却说“民生日蹙至于死徙垂尽”，而“吾以捕蛇独存”之句，更是屹如山立。通篇文字从容暇豫，却特言大略，实属上品。

　　此外，林纾对《封建论》开篇立一“势”字的分析，对《段太尉逸事状》“气壮而语醇，力伟而光敛”的讨论，对永州山水记用字精微的品味，都值得读者细细体会，才能领悟其中的精微之处。

　　至于林纾对韩、柳文章命笔异同的对比，堪称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例如，林纾在评述韩愈的《柳州罗池庙碑》一文时指出：“幽峭颇近柳州，如‘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此三语，纯乎柳州矣。柳州勍峭，每于短句见长技，用字为人人意中所有，用意乃为人人笔下所无，昌黎则长短皆宜。自‘民业有经’起，‘出相弟长，入相慈孝’，纯用四言，积叠而下，文气未尝喘促，此亦昌黎平日所长。”

　　今天，古文中所蕴含的文化艺术价值重新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无论读者是想鉴赏古文的精妙之处，还是想从古文中寻找写作的义理，林纾所作的这本《韩柳文研究法校注》都值得细细研究和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