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100字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一本由钱穆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8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钱穆全集第十九、二十卷，本卷收录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是钱穆三十年代在北大任教期间，所撰写的清代学术史的讲义。这部书一改晚清民国以来，将清代考据学等同于科学的看法，认为清代考据学首先是源自于宋明理学内部的发展逻辑，从虚入实的过渡。另一方面，清代考据学的水平高下，在于他们对于宋代理学接受的程度高下。这种以宋学来衡量清代考据学的立场，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不过，仔细考察钱穆这部学术史，对于清代考据学的探讨仍占据大部分，而关于义理的探讨，只是在针对考据学的批评，而不是真有所谓独立的立场和态度。钱穆特举出章学诚、龚自珍和陈澧作为其中的代表，在钱穆心目中陈澧的汉宋兼采论可能更加符合心意。最后一章，钱穆对于晚清的今文经廖平和康有为两位学者进行全方位的攻击，认为廖平的说法荒诞不经，康有为更是颠倒。
●讀完累得半死，但是了解清代學術史和理學心學發展路徑的入門讀物，搭配上朱熹和戴震更好，也不妨參照《明儒學案》、《國朝漢學師承記》；這一塊需用力很足，我功夫和時間都不夠，還來不及展開。
●钱穆或许可算传统中国最后一位经师，于学术史有造诣，从内在视野出发阐述经学理论的功力也在梁启超之上，然而一旦逾越此范围，则固陋不足论（第十四章评廖子康子），于他人思想语境之复杂处动辄言“矛盾”言“荒诞”。钱不通西学，却深染近代民族主义，处处强调夷夏之防乃至抨击某党。就本书而言，必须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观，钱书恪守传统写法，自有他的好处，梁氏则于组织方法与史观上创新甚多，然而走向了技术化写作。若要了解清学各大家，入手的导引还是以钱书为佳。
●不是专业读者，故只读了上册，取其要而已，至于诸子学说与其时代学风消长之辨，无暇细读，盖泛览以”验其趣之所入耳“。先生尤得船山之精彩，所引之文段段使人洞开，指示门径其巧乎！书中赠一书签，先生手书”学贵大成不贵小用，大成者参于天地，小用者谋利计功“，小大之辨，其严乎！
●翻过
●从明末三夫子，以至晚清，大体叙述从实学而至朴学的学术人物与思想流变。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曾另成一书，专论清季心学一脉的流传，可惜书稿在运输途中沉于长江，不复得见。给四星之理由，在于先生论述王船山一篇，多论其哲学方面之思索，而忽略其于民族主义之发明（主要见《周易内传》《黄书》等著作）。虽于吕留良一篇有所补充，终不能救此篇之失。
●真是 梁启超有什么书，钱穆也要写个同名的。比如《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颜习斋、李恕谷篇大有长河落日、风流云散之感。 观宾四论学术始末，东原以前，则讥其宗分朱陆，东原以后，则刺其派生汉宋，盖其心所许，惟学术之用也。故其叙学术，首在唐宋，以示吾国学政互构之传统。次于明末三老，则各有其许，然彼亦不过亡国书生，辟一时之风气尔。又赞颜李豪气而叹惋其学之不传。至阎毛戴章及其之余焰，则皆有不屑焉。至龚自珍，则较其胆识于颜李，颇欲发二百年国家所以养士之皆非也。末则有康谭，笑长素学术虚杂、人品卑下，颇不以其学为是，而独赞谭嗣同之仁说。于斯则可见宾四之政论：首正人心，次明学术，末兴法度。是犹两百年前之见识尔!幸先生未涉政学之藩，否则先生所以笑长素，必今人所以笑先生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一)：阎若璩
阎若璩学精博实在考据，然其制行与毛奇龄氏大有可议者。《四库提要》论潜邱札记云:“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辨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雠衅，颇乖著书之体”；潜邱称生平服膺者惟三人:曰牧斋、梨洲、亭林。然讥牧斋谓“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黄亦指《待访录》误谬者，於顾《日知录》亦加补正，潜邱将钱与顾黄并尊，殊为不识高低，甚至谓亭林“久乃屈服我”，潜邱考据惟炫博矜新，求知人所不知；於梨洲没后称弟子，谓“先生爱慕我，肯为我序所著书，许纳我门牆”。然其《疏证》后四卷直呼黄太冲，序文中笑梨洲语，心迹之狭已失学者襟度见笑於通人。谢山直讥为陋儒，潜邱又朝暮荣宠，屡应鸿博荐，清圣祖巡河过山阳，召见赶不上颇懊丧。及清世宗收罗名士，召入京，潜邱乃不顾衰病而往，不久即卒于京寓。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二)：钱宾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考辨条目
宾四虽颇主宋学，然不废考辨，读书随札得三十五条，容有漏失，然皆见其小节不遗，议论精彩，可为通篇立论之助，后人循其轨迹，亦可加以邃密，或为修驳，然前贤筚路蓝缕之功，岂非彰彰然耶？列其考辨条目如下：
辨黄梨洲、陈乾初平生晤对，唯有一次，在康熙五年丙午。【页39-40】
辨《南雷文约》所收乾初墓志为梨洲之最终定稿（第三稿），比对《南雷文定后集》所收第二稿，可见数年内梨洲对乾初见解之转变，并及梁任公所言之误。【页46-47、49】
辨归玄恭对待潘用微前后激变之原由为出于奇兴，动于群疑众怪，转而自悔。【页58】
辨黄梨洲、吕晚村嫌隙始末，并疑全谢山《祁氏藏书记》之说不信（可疑有四），以其实皆为文士习气未脱。【页74-77】
辨《蒿庵文集》即以《论学书》为亭林与蒿庵之原书而附刻之为误。【页143】
辨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误以陈第“本证、旁证”语为亭林自述。【页148】
辨四库馆臣不及《日知录》论政诸端，独拈《音学五书序》轻致讥弹为遁词。【页157】
辨顾亭林三十一岁为《诗本音》，曹学佺为之序者乃最先之笔记初稿，后必多所改定。并商榷梁任公、王观堂之说。【页165】
辨梁任公《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不识马宛斯著述之价值，且其论李锴铁《尚史》体例近《绎史》亦非。【页170】
辨北方学者尚博之风亦已有渐。【页178】
辨当时李孝慤所以拒颜习斋、王法乾之会而与之书，又不答习斋之访，且约晤而他出，留示日记婉规习斋，乃在于习斋性气高亢矫激。【页202】
辨洪璟（洪亮吉曾祖）之兄洪嘉植，字去芜，曾作《朱子年谱》，疑冯辰辈（编《恕谷年谱》）已不详其人，梁任公以璟为去芜尤误。【页231】
辨张穆潜邱年谱谓阎潜邱求御书为有感于朏明之事误，朏明《禹贡锥指》之达内廷，在潜邱进《四书释地》后。【页245】。
辨全谢山于毛西河亦未能刻划悉如其分。【页256】
辨阎潜邱《尚书古文疏证》所谓阙文者，本未有文，非卷中佚之，乃虚张其目耳。【页265-265】
辨阎潜邱之梨洲授书与受业亭林二事俱不可信，全谢山有误。【页266】
辨毛西河著《古文尚书冤词》之动机乃与阎潜邱争胜，何秋涛之言为可信。【页267】
辨《古文尚书冤词》中之“或曰”乃阎潜邱。【页268】
辨阎潜邱见毛西河书后自改《疏证》旧说为定然。【页272】
辨段懋堂作戴东原年谱之谬失，盖《与是仲明论学书》在癸酉东原未入都前。【页338】
辨东原实以乾隆甲戌入都，洪榜《东原行述》、段懋堂《东原年谱》误。【页342】
辨王西庄《尚书后案》颇受江艮庭《尚书集注音疏》之影响（且二书皆自注自疏，师惠定宇《周易述》体例）。【页347】
辨乾隆丙戌戴东原所告段懋堂“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者，实即《原善》三篇之扩大本，懋堂未经面质，误认为乃《孟子字义疏证》。【页352-354】
辨戴东原《绪言》草创，应在己丑秋前客山西藩署时，而完成于壬辰之菊月，段懋堂谓剏始乙酉、丙戌必误。【页355】
辨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最晚成在乾隆丁酉，而成于丙申。【页355-357】
辨章实斋似未见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页360】
辨戴东原之《直隶河渠书》乃攘窃赵东原之作。【页360】
辨江藩《汉学师承记》以钱竹汀著《廿二史考异》乃针对戴学为不足信。【页459】
辨木犀轩刻焦里堂《论语通释》本乃里堂以后改定之本，今《文集》所收《通释序》乃原稿，后《通释》略有增广而易其序文，乃误记为癸亥。【页498】
辨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谓《汉学商兑》成书在嘉庆间为无据，要之成书在丙戌前，刊行则在辛卯。【页569】
辨《书林扬觯》与《汉学商兑》同刊于辛卯，盖亦同时所成。【页572】
辨龚定菴之卒，已亥出都，必有甚不得已者，或即由其得罪穆彰阿（闻张孟劬之言，张、龚二家为世姻），外传顾太清事非实也。【页606】
辨康南海《伪经考后序》所言为饰说，实有从廖季平得来者。【页722-723】
辨康南海《孟子微》、《论语注》、《大学注》等论调之谬。【页773-776】
辨康南海《礼运注》不在早年，倒填年月，其成书当与四书新注相先后，应在乙未。【页778-779】
页码据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三)：札记
钱穆在该书的自序中提出「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强调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发展的一个内在理路。与任公的同名著作相比，钱穆并未将汉学和宋学放在两个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上，而是强调从宋学到汉学，自有一条一以贯之的发展线路。岛田虔次曾指出，明学必须用明学本身的原理来衡量。这一论断，可以扩展到中国之后的学术史，即中国的学术必须用中国学术本身来的原理来衡量。由此，乾嘉学术便不仅仅只是对王学末流的简单反动。任公的观点由此显得似乎难免有些偏颇。
在自序中，钱穆指出，宋学的最大特点是「重经世明道」，继而以东林，继而认为明清易代时期，诸遗老的学术特点上继东林而起，「不忘种姓，有志经世」。乾嘉以降，学风趋向考据之学，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清廷之政策，使得宋明之学的士以载道、身承天下为己任，一至有清一代则学风大变，是以转入为学术而学术，而尠于求道，故有清一代乾嘉之后，「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嘉道之后，清廷统治力日衰，政治、风俗、学术等均发生变化，王汎森所指出的「道咸之变」即是此。王汎森教授指出，道咸时期，思想界出现三种动态，即1）探索新的出路；2）挖掘旧有资源，并以某种变貌施行；3）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加强原来的道德秩序，此即所谓的「文化内卷」。钱穆也曾指出：「嘉道之际，在上之压力已衰，而在下之衰运亦见。汉学家正统如阮伯元、焦里堂、凌次仲皆途穷将变之候也。起而变之者，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则龚定庵、曾涤生、陈兰甫其选也。然而皆无以大变乎其旧，则亦无以挽世运于复隆。」然而道咸时期学术，欲恢复道统而不恢复士为道之承载者，继之而起的晚清公羊今文经学，「皆先立一见」，以六经为我注脚，以论代史，根基不稳，甚至于公羊学派的领军康长素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相矛盾。统观全书，钱穆民族主义的特点在其写作目的和叙述过程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上册绪论汉学渊源，次叙明初三大家，华夷之辨始终为其主线之一。后文叙述乾嘉考据之风盛、叙述道咸-同光之际士风日下，除从学术本身理路分析外，亦多归于异族政权的高压统治
如同葛兆光所言，宋学内部存在着三个固有矛盾，即现实的中国与观念中的天下、富国强兵的实际需要与太平的理想社会、心性之学与道德同一性的渐失。汉学在钱穆看来，是沿着宋学的内在理路的发展，同样的，也继承了宋学内部存在的固有矛盾。理学的产生，自有其特殊的现实关怀。理学轻义利而重心性之辩，对义理的追求，直接影响到了明代心学。明代心学，按照岛田虔次的观点，是一种实践性的哲学，是个人理性的独立化、自律化，体现在心学（尤其体现在岛田氏所谓「王学左派」）之上，但同样的，对个人理性的独立化、自律化的追求实际上导致了对义理的理解以及道德标准的差异化。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不再有一个普适的道德标准，道德的同一性趋于崩塌，从而也才会出现晚明的新的「人伦物理」。然而，这种转变是基于「士大夫的原理和世界观的产物」，并不是全新的。明末清初的学术，仍然是这个传统的产物。近三百年的学术，统而观之，仍然是沿着传统学术「道问学」和「尊德性」二端发展。
钱穆于戴东原之前，感叹明末三大家学术宗分朱陆，然学术上自有一番气象。于东原之后，则感叹清廷钳制日严，学者唯埋首故纸堆中，专为考据之学，笃信训诂明而义理明，即王西庄所谓「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而明末清初的学者气象偃旗息鼓，门户之争遂起。由此，钱穆尤反对学者以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相标榜。盖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无宗主，则摇摆不定，随波浮沉，学问难进；有门户，则心存己见，妄自臆测，拘于一隅。至于龚定庵之后，清廷积弊日深，而列强侵入，世风趋变，公羊学随之而起。然公羊学最初言经济、言经世，仍旧在考据学的框架之内；论风俗、论礼，仍延续颜习斋、李恕谷一路。故治史学而趋于媚古，治经学耗于琐碎，试图于中国文化内找寻纠正时弊之方，却又严守汉宋门户之见。至于长素，则以公羊经言改革，然康有为的学说，钱穆看来乃是西学冲击下的反应——这一观点与列文森不谋而合——以中国文化传统比附西方，「貌为尊孔，实则尊西俗」，并认为就实质而言，「打倒孔家店」与长素之尊孔乃是异曲同工。钱穆认为，单纯的比附并不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和中国学术的一脉相承，这在他对康南海的批判中清晰可见。钱穆对近三百年学术的梳理，实贯穿他在之后《国史大纲》中提出的「温情与敬意」，同时，这种「温情与敬意」也体现在钱穆的政治思想中。全书凡议论学者政治思想，均首特重于正风俗、礼教，以端正人心；次重文风开化，以昌明学术。由此可见，钱穆的政治理想仍是正风俗、昌学术以兴政治。
相对于任公的同名著作相比，梁启超之书为开风气之作，可以看作他《清代学术概论》的扩写版本，继承了概论「以复古为解放」的观点。钱穆的作品，在“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承认本国历史的既有意义，并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梳理。对其而言，中国传统的学术是有其内在价值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讀書札記
自序
不知宋學亦不能知漢學，故略述宋學概要。宋學重經世明道，推之於議政，繼以東林。
明清東林遺緒。宋明緒論者，故國遺老（不忘種姓，志經世）：「梨洲（黃宗羲）嗣軌陽明，船山（王夫之）接跡橫渠，亭林（顧炎武）不喜深談心性，習齋（顏元）兼斥宋明」。與乾嘉學共精氣瓊絕。
諸家：亭林堅卓；梨洲晚節多可譏；晚村（呂留良）獨持夷夏之辨不變；船山最晦；習齋經世幹濟；恕古（李恕古）遊幕。
考據學——「以古書為消遣神明之林囿」：潛邱（閻若璩）；西河（毛奇齡）。義理學：穆堂（李紱）；謝山（全祖望）。
（宋明學者幟志：不為相則為師，得君行道，以天下為己任。）
治漢學以詆宋學：戴東原（戴震）；
起而糾謬繩偏，充實齋（章學誠）學，遊幕教讀而止，不媲王介甫（王安石）、程叔子（程頤）之萬一。（這段有點複雜）
嘉道之際，漢學正統：阮伯元（阮元）；焦里堂（焦循）；凌次仲（凌廷堪）候變；——起而變者：始於議政事，繼論風俗，終思才人，極於正學術。龔定庵（龔自珍）；曾滌生（曾國藩）；陳蘭甫（陳澧）。——後康有為起，改制救亡，保皇失敗。
中華受制異族三次：1.五胡（匈奴、鮮卑、羯、氐、羌）（南北朝 ）；元魏（北魏 ：東魏、西魏）
2.遼 金 元
3.滿清
元嘉之際（南宋424-453 宋文帝 劉義隆年號）名流南遷，北守舊經學，所唾棄。胡姓之貴，卒成周隋之治，下開唐基。（此一期）
遼金用漢人，保所掠；元人挾武疆，鄙漢化，文如寒冬，但不傷文根。
明學繼宋起；滿清狡險，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逃於故紙叢碎中。
今日以西為準，不問國情，扞格不通，持論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成書五載，「近己則俗變相類」，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2019.11.30
第一章 引論
上 兩宋學術
1；近代學術導源於宋：
治近世學術必始於宋。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無以平漢宋是非。
以下為論證：不識宋學，無以識近代———
漢學淵源者，溯晚明諸遺老。一世魁儒，寢饋宋學：夏峯（孫奇逢 1584-1675）；梨洲（1610-1695）；二曲（李顒1627-1750 山曲 水曲 周至人）；船山（1619-1692）；桴亭（陸世儀 1611-1672）；亭林（1613-1682）；蒿菴（張爾岐 1612-1677）；習齋（顏元 1635-1704）。——恕古（1659-1733）；望溪（方苞 1668-1749）；穆堂（李紱 1675-1750）；謝山（全祖望 1705-1755）；慎修（江永 1681-1762）。宋學甚深契詣。
乾隆（1736-1796 弘歷 清高宗 60年 四庫全書）漢學之名 稍起；以宋學高下淺深為判。
嘉慶（ 1796-1820 顒琰 清仁宗 25年）
道光（1821-1850 旻寧 清宣宗 30年 鴉片戰爭）
咸豐（1851-1861 奕詝 清文宗 11年 ）漢宋兼采，多尊宋貶漢。
「宋 960-1279 18帝 趙匡胤 共319年 北宋 南宋（杭州） 天水一朝 （陳寅恪）」
————
2；宋學導源於唐之韓愈：
治宋學之始，必始於唐，韓昌黎（韓愈 768-824 ）為之率。（尋水思源）——論學雖疏，然排釋老返儒，言師道，立道統。（宋儒濫觴）
兩途：出世（遁隱山林，歸依釋老），入世（治詩賦取士，建樹功名）#身在江海心在魏闕
宋學精神：進不願富貴功名，退不願為神仙虛無，言古之道，志乎古道，樂以師道自尊。（道德仁義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
「唐 618-907 21帝 李淵 共289年 長安」
3；安定泰山為宋學先河：
「五代 907-960 五代十國 （中原王朝 ：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割據政權十國：（902-979）南方九個：南吳，南唐，吳越，南楚，前蜀，後蜀，南漢，南平，閩國；北方一個：北漢）」
五代在朝 馮道（882-954 五代宰相 長樂老） ；在野 陳摶（871-989 扶搖子 白雲先生 學生 張三豐）——唐人風氣。
宋學之先河：安定（北宋 胡瑗 993-1059 湖學 （經義其體，時務為用） ；泰山（孫復 號富春 泰山先生 孫明復 992-1057）——師道立，學者興。
「宋仁宗 宋 禎 1022-1063 年號：天聖，明道（1032-1033），景祐，寶元（1038-1040），康定，慶歷（1041-1048），皇祐（1049-1054），至和，嘉祐」
孫復門生：石介（1005-1045 徂徠先生 北宋泰山學派創始人 宋初三先生 ） 《怪說》《中國論》三怪：文章，佛，老。
（宋初三先生：胡瑗 ， 石介，孫復 ）
慶歷皇祐之際，詔蘇、湖學為太學。安定得伊川（北宋 程頤 1033-1107）卷，處以學識。濂溪（周敦頤 北宋 1017-1073字茂叔）。
4.高平（范仲淹 989-1052 北宋 字 希文 ）與 廬陵 （歐陽修 1007-1072 北宋 歐陽永叔 醉翁 六一居士 ）
范仲淹聘胡瑗為教授，孫復，石介皆遊其門，後羅致李泰伯（李覯 北宋 1009-1059 盱江先生）教授郡學，「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霸」（李延平語）南宋 李侗 1093-1163 延平先生 朱熹師。張載十八歲時兵書求見范仲淹，其授以《中庸》。歐陽修言范為「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王安石（北宋1021-1086 字介甫，號半山，王荊公，王文公，臨川先生）推其為一世之師。在朝希文，學校胡瑗，宋學規模建。
5.華山濂溪（周敦頤 1017-1073 茂叔 ）非宋學真源
既自范仲淹啟之，罷饒州後，尹師魯（尹洙 北宋 1001-1047 河南先生）歐陽修坐貶，歐獎引後進為務「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葉水心（南宋 葉適 1150-1223 水心居士 字正則）
歐陽修繼綜高平為宋學眉目者。全謝山（全祖望）《宋元儒案》：首安定，次泰山、高平，又次廬陵（歐陽修）。
6.荊公（王安石）與宋學
王安石乃出歐陽修門，有《淮南雜說》，重安定，神宗（宋神宗 北宋 在位1067-1085 趙頊 又名趙仲針 年號 熙寧，元豐，重王安石，王安石變法）得行其志。安定：「修聖人之經」（經義其體），「新天下之法」（時務其用）。 希文、永叔、介甫措心投意 不相遠。
———2019‘12’1
7二程（程颐、程颢） 与横渠
程颢（1032年—1085年北宋 字伯淳 明道先生）
程颐（公元1033年—1107年 北宋 字正叔 程叔子 伊川先生 ）洛学 北宋洛阳以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学派
横渠（张载 1020年—1077年 北宋 字子厚 号横渠 ）关学 （横渠之学）北宋庆历之际 申颜、侯可，至张载而正式创立的一个理学学派
8. 北宋大體學術：程顥：聖人體用，施政教，返斯世三代，以跨漢唐，張載尤醉心。関洛之學，不憑注疏而新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而新天下之法。王安石《易說》不在《三經》内，而程頤獨令習其書。王安石行新政，求助於張載。
9.北宋學術之兩大精神：經術、政事。王安石新法前種政事，新法后重經術。
10.王霸義利之辨：王安石君子小人并用。不同世務斥君子，變通用小人，深害天下。議論精粗細小以洛學為樞機，有“王霸之辨“，嚴”義利“。會歸于”天理人欲“。
11.兩宋學術之轉變：南宋，心性之辨愈精，事功愈淡。
東萊（吕祖谦1137年—1181年 南宋 金華人 字伯恭 吕成公、东莱先生、小东莱先生 ）與南軒（张栻1133年——1180年 南宋 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南轩先生、张宣公 创办城南书院 ）
東萊《與朱子書》：啓迪主心，尊德樂道之誠，眾建正人，以爲輔助。熙寧變法失敗在於人心未孚。（熙宁，是北宋时宋神宗赵顼的一个年号，（1068年 - 1077年）共计10年）
張南軒“一有所爲而為之，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學者爭務，北宋新天下法返唐虞三代稍稍疏。考亭之徒不喜永嘉事功。艮齋、止齋、水心、悅齋好言周禮，朱熹重行非之，與龍川（陳亮）力爭。
12.宋學絕非無爲：近世論宋學專本周敦頤《太極圖》，視宋學與道、釋虛無等類並，為不識宋學者！
13.鄙薄漢唐與新經意（與書院講學）：宋儒倡王霸之辨（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鄙薄漢唐，故有新經意之作，大成于考亭。師道興起，精神所寄，書院講學。（范仲淹、胡瑗、王安石）
14.宋學精神：1.革新政令 2. 創通經義 。精神寄于書院。革新政治止于王安石，創通經義至朱熹遂。書院講學之風于明末東林而始竭。（東林，新經義推之政事，為北宋學術真源灌注）
-————————2019.12.2
永嘉事功学派（南宋 溫州 業適集大成）考亭学派（南宋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
东南三贤：呂祖謙、朱熹、張栻
艮齋（薛季宣1134～1173，南宋 永嘉人 字士龙，号艮斋，艮斋先生 薛常州 永嘉学派创始人 ）
止齋（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止斋先生，浙江温州）
悅齋（唐仲友1136—1188年，南宋 字与政，号悦斋，悦斋先生，浙江金华）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 闽學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龍川（陈亮1143年—1194年 南宋，原名汝能，字同甫，号龙川，龙川先生。婺州永康）
下）晚明東林學派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五)：【轉】王汎森：重訪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刊于《人文学衡》第一辑，2019）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一個非常光輝的學術領域，梁啟超、胡適、錢穆都曾圍繞這個主題，做了各式各樣引人入勝的研究。這使我想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歷史哲學論綱〉一文中，藉用了保羅・克利（Paul Klee）的一幅畫「新天使」（Angle Novus）闡釋他對歷史的看法：「歷史天使的臉望向過去，身體前進到未來。」[1]歷史的研究即帶有這個特色，故每一代人「身體前進到未來」時，他們對所講的過去選材敘述並不一定相同。如清代嘉慶年間形成的《儒林傳稿》，其中所選的人物與近百年學者所關注的就有許多不同，在當時的標準中被認為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高愈、謝文洊、應撝謙、嚴衍、潘天成、曹本榮、薛鳳祚、陳厚耀、沈彤、朱鶴齡、劉源淥、范鎬鼎、徐文靖、李光波、孔興爕。[2]但這些學者大多不再出現在後來的學術史中，或是不再被當成那麼重要的學術人物。
晚清思潮動盪甚大，外國思想資源湧入、內在社會政治環境的大變等，都使得「新天使」的臉所看到的近三百年思想有所變化。特別是經過晚清的變法、革命思潮洗禮之後，學者所關注的重點及人物，每每與先前有所不同，而這一波又一波的衝擊與「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個學域的形成是有密切關係的。以《國粹學報》、《國粹叢書》為例，當時至少有幾種現實關懷深刻地影響到「國粹運動」的參與者對近三百年思想學術的取捨。他們重視的是：一、與「君學」相反的「民學」，重視「細民」、「下」的思想。二、批判專制制度，以及與它關係密切的「利祿之學」。三、強調比較接近現代科學精神的「客觀徵實」之學。四、重視任何能與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合拍的傳統思想質素，其中有些是帶有創新性、異端性、解放性的。五、帶有與西方近代功利主義意味的思想家。六、關注經世致用議題者。
在這些新標準之下，被突出的人物是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李塨、戴震、章學誠、汪中、包世臣等人物。即使在刊刻書籍時，背後也每每有上面提到的關懷。譬如鄧實在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原善》合刻本的跋語中說：「其解理字也，以為理出於欲，情得其平，是為循理，與西國民主之制，公好惡於民，而倡人類平等之說相合。」[3]劉師培跋包世臣《說儲》云：「其說多出于崑山顧氏，行之于今，頗與泰西憲政之制相合。」[4]鄧實也認為《湖隱外史》一書實可稱為「民史」，「世每謂中國無民史，此非其一邪。」[5]又認為宋代鄧牧的《伯牙琴》：「黃梨洲著《明夷待訪錄》，其〈原君〉、〈原臣〉二篇，斥君權，排專制，為千古之創議，然其說原出于先生〈君道〉、〈吏道〉二篇」，[6]都是這方面的例子。
我們可以說，在形成「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系譜時，晚清以來的時局與思潮起了重要的作用，人們做了很多篩選，使得他們筆下清代儒者「全神堂」的人物與地位大幅改變了。
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領域的形成
對於「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個領域有過影響的人物很多，章太炎、劉師培等都是，但就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而論，起比較直接影響作用的是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以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曾分期刊於《新民叢報》，他認為清儒饒有科學的精神。在這個階段，胡適顯然受到梁啟超啟發，故跟著主張清儒體現科學精神。[7]但是即使在這個階段，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看法也有多面性。梁啟超一方面說清儒「饒有科學精神」，同時也說「本朝考據學之支離破碎，汨歿性靈，此吾儕十年來所排斥不遺餘力者也。」[8]
這與梁氏的學術傾向有關。梁啟超早年對於學術的態度比較傾向其師康有為，強調今文經學和宋明理學，尤其是王陽明這一脈。所以，他一方面肯定清儒的治學方法，但同時也痛罵清代二百年來之學問「皆牛鬼蛇神」。[9]可是在新文化運動後，因胡適提倡以科學精神「整理國故」，並得到四方景從，梁氏也隨即跟上。胡適在1921年5月的日記評論《清代學術概論》說：「此次付印，另加惠棟一章，戴氏後學一章，章炳麟一章，此原稿所無。此外，如毛西河一節，略有褒辭，袁枚一節全刪，姚際恆與崔適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見。」[10]1922年12月，胡適在日記中又認為梁啟超在1920年出版《清代學術概論》是受其影響，他說：「其實任公對於清代學術的見解，本沒有定見。他在〈論私德〉篇中，痛詆漢學，有云：『夫宋明之學，曷嘗無缺點之可指摘？顧吾獨不許鹵莽滅裂之漢學家容其喙也。彼漢學則何所謂學？⋯⋯吾見夫本朝二百年來學者之所學，皆牛鬼蛇神類耳！』⋯⋯任公編集時，不刪此文，而獨刪去《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之第八章。近來因為我們把漢學抬出來，他就也引他那已刪之文來自誇了。」[11]也就是說胡適先受到梁啟超的啟發，後來梁啟超這一個本來視清代考證學為「牛鬼蛇神」的人，反過來受胡適的影響，寫成《清代學術概論》，並開課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2]
在五四運動之後，「以科學整理國故」之風大暢，「歷史的天使」身體到了五四，但他面向過去的臉，所看到的是不大一樣的場景。此時一批不同的學術人物登上舞台，從胡適與梁啟超的書中便能看出這一點。梁啟超強調經世致用，現實的、實踐的，所以顏元、李塨出現在他的視野之內；他強調與西方民主自由比較相近的價值，所以黃宗羲等人也在內。又因為強調科學精神，故講王錫闡、梅文鼎，以及比較重視客觀精神考證文獻的胡渭、閻若璩等人，尤其是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用了四章的篇幅講〈清代學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二、梁啟超與錢穆
民國二十年，錢穆先生在北大歷史系任教，是其在大學講授歷史課程之開始，依錢先生回憶，他所開授的課，一為中國上古史，一為秦漢史，皆是由學校所指定的必修課，另一門選修課由他自定，決定開「近三百年學術史」。他說：「此一課程，梁任公曾在清華研究所已開過，其講義余曾在雜誌上讀之，任公卒後，某書肆印此書，梁家以此書乃任公未定稿，版權所屬，不准書肆發行。」後來他終於在北京的東安市場的非正式管道中買到一部，「余因與任公意見相異，故新開此課程，自編講義。」[13]錢穆對梁啟超書中反覆強調的兩個重點並不同意：第一點是清學是對宋明理學的反動，第二、清學是客觀徵實之學，近於科學。[14]錢穆說：「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及余在大學任教，專談學術，少涉人事，幾乎絕無宋明書院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學，則又一無可奈何之事矣。」[15]所以，錢穆的這本書雖然承繼了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題目，但它的宗旨其實是有出入的。借用余英時先生的話說，錢穆在動手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便已將「體」或「框架」確立下來。[16]在「體」確認下來之後，錢穆所選取的人物與思想潮流便與梁啟超有所不同。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的第一部分是對明末清初大儒的闡發：黃宗羲、顧炎武、閻若璩、王船山、朱舜水。接下來是史學：萬斯同、全祖望；程朱學派：張履祥、陸世儀、陸隴其、王懋竑；實踐主義：顏元、李塨；科學之曙光：王錫闡、梅文鼎。這些安排有兩個重點，即清學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排斥理論提倡實踐」。梁任公書的第二個主體是「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13-16章），這個部分應該是受到「整理國故運動」的影響，故以科學的客觀精神為主體，一方面說清代學術為科學的，一方面突出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成績。從目前梁書的樣子看，錢穆云：「梁家以此書乃任公未定稿」，恐怕是事實。[17]方諸於《清代學術概論》，後者主旨明確，線索貫串、一氣呵成，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顯然並未完全定稿。
與梁書相比，錢書有一些不同的安排。書中的安排、取材、所選人物雖與梁啟超有所重疊，但是重點卻有不同。他的整個主脈是清學與宋明理學的發展是不可切斷的，它對宋明理學有修正、有反動，但更有抹不掉的底色，如錢穆自己說：「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18]故錢穆反對梁任公近三百年學術史一開始的標題「反動與先驅」。用余英時先生在〈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中所說的，「反動論」好像認為「反」即可以「反」出一部清代學術史來。[19]另外，錢穆對梁氏所說的清儒「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觀察」，也並不完全同意。這裡的「主觀冥想」顯然是指宋明理學，而他認為如果說「厭倦」宋明理學是啟動清學最主要的動力，顯然不合乎史實。梁啟超認為，清學與宋學不大有關係，錢穆則注意到，即使在考證學最盛時，清代理學仍有其活力，應當正面陳述。尤其在晚清，宋代理學的流衍及復興發揮很大的現實作用。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引論〉是這樣說的：「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峯、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20]接著他從唐宋一路講下來，講清學開山三大儒——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此後在講清代中晚期思想時，也指理學在當時像是泡在水中的咖啡，雖然看不到咖啡粉，但時時可見其色彩。此外，在處理清代的樸學時，錢穆認為他們不只是在「整理」舊學，還有思想的面向。
可能因為上述的傾向，所以錢穆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在有意無意之間也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他的書雖以「學術史」為名，但多講思想，且對若干清代考據學大家像王念孫之流竟而完全未加著墨。
三、彷彿尋寶之歷程
我個人在閱讀《師友雜憶》中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撰寫過程有關的段落時，常常有一種興奮感，即這是一個觀點不斷翻新與史料不斷擴充的過程，每每受其牽引，彷彿參與尋寶的過程。錢穆回憶說，當時的北平一如書海，在以科學整理國故的運動之後，於新學術觀點的燭照之下，若干歷史人物受到人們前所未有的重視，搜羅罕見文本的風氣很盛。《師友雜憶》中所提到的，舉凡陳確的《大學辨》、潘平格的《求仁錄》，章實齋遺書之家傳本及戴震的《孟子私淑錄》，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的嘉慶刊本、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三朝北盟會編》的半部鈔本等，[21]其得書經過莫不動人心弦，後人讀來宛如閱讀偵探小說。所以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雖不特別提倡新得史料，但史料的擴充卻是此書的一個重要特質。以潘平格的《求仁錄》一書為例，梁啟超只能從唐鑑《清學案小識》的引文中轉引，而錢穆已能讀到原書，兩者之間便有莫大的差異。正因為材料獲得的難易程度不同，故梁啟超書中對《求仁錄》只是一筆帶過，而錢穆就認為《求仁錄》跟理學、心學的發展以及清初的思想界有很重要的關係。
在鋪陳內容時，錢穆似乎比較少用外部評斷的視角，而多是平心靜氣地涵泳原典，並將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做一番鈎玄提要的功夫作為引文，使得讀者披覽之後，可以把握到一家思想之要旨。同時，他也把可進一步發掘的問題放入雙行夾注中。在多次披覽之後，我感覺到書中涉及了許多曲折的學術問題，對於這些問題，錢穆都曾仔細思考過才行諸文字，故用語特別簡當，而指涉卻相當深遠。所以我覺得凡閱讀這一部書的讀者，應該採取「循環往復」的態度，也就是先通讀一遍➝從事某種專題的研究之後➝再回去仔細玩味《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相關的章節或段落。
在這裡隨舉一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二章「曾滌生」中有一段話說：「清儒考證之學，盛起於吳、皖，而流衍於全國，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22]大多數人在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這一章時，對這幾句話很可能會一閱而過，可是如果比較集中地研究清代湖湘地區的思想、學術之後，便會發現在清代考證學勢力如日中天之時，各大區域之間有一個「重心轉移」的進程。如果將當時考證學的圈子分成三級，則第一級地區以江蘇、浙江、安徽為主，第二級以山東、河南、河北、山西為主，第三級則是後來的福建、廣西等地。而湖南、湖北在考證學盛時，幾乎沒有什麼代表性人物。如果翻查《皇清經解》與參考《皇清經解提要》等書，可以發現清代經學名人中，就很少或幾乎找不到湖南、湖北的學者。[23]再看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第六章〈清代經學之建設〉中所列的幾張表：「附亭林學友表」、「附初期經學家表」，亦無一湖北人，且幾乎沒有湖南人。經此一番探究，則知：「清儒考證之學，盛起於吳、皖，而流衍於全國，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一段所指為何了。但道咸之後，學風大變，湖、湘成為新思想的發源地，湖南唐鑑等人在北京所形成的理學團體，對後來歷史的發展佔有關鍵性的地位。
此外，我覺得錢穆對重要思想家言論的把握，以及它們如何影響時人、及他們與論敵之間觀點的出入，也是書中討論的核心。這是受傳統學案的影響，所以他的書也是採學案式、綱目體的寫法。因為錢穆對傳統古籍掌握深入，且非常用心體會，所以在上述幾方面都寫得非常好。但作為一個後代讀者，我比較注意的是：受他人影響的人，在被影響的同時，其實對他自己而言，也是一次擴充與創造。所以，我覺得錢穆在講影響時，比較忽略了被影響的人本身其實也在主動擴充、創造自己。
四、清代學術史的「史料革命」
前面提到，在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讀者處處感到一種史料「出土」的興奮與趣味，但近年以來，隨著清代文獻大出，尤其是幾部大型材料書的出現，如《四庫存目叢書》、《四庫禁燬叢書》、《四庫未收書輯刊》、《清代詩文集彙編》、《稀見清代四部叢刊》、《晚清四部叢刊》、《民國學術叢刊》等，乃至於各種電子文獻資料庫，使許多原先只能在圖書館抄錄的罕見書以及大量稿抄本，都不難寓目，造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明清「史料革命」。
以潘平格《求仁錄》為例，前面提到，當梁啟超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尚未能見到《求仁錄》原書，故只能從唐鑑的《清學案小識》中轉引，而錢穆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則因偶然機緣得以直接讀到《求仁錄》。但是在《四庫存目叢書》中，則有卷帙更富的本子。《四庫存目叢書》中的《求仁錄輯要》共有十卷，而錢書中摘述的只有第一、二卷。錢先生可能因為只見《求仁錄》第一、二卷，故書中的闡發仍然有限，在辨清學脈方面，所重視的多在「破」的一面，忽略其「立」的一面，故對於潘氏如何建立一套積極救世哲學，使得原來有關個人修養的材料，多變成治國平天下的概念，突然具有新的意義，顯然未多加注意。[24]
關於史料限制這一點，此處再以清初的汪紱與江永為例。汪、江二人是同一時代、同一地域的朱子學代表人物。《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到清代徽歙間講學淵源，遠自無錫之東林有汪知默、陳二典、汪佑、吳曰慎、施璜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又因汪學聖問學於東林之高世泰，實為徽州朱學正流，江永、汪紱皆為其餘波。「故江浙之間學者多從姚江出，而皖南則一遵舊統，以述朱為正。惟汪（紱）尚義解，其後少傳人，江（永）尚考覈，而其學遂大」。[25]錢穆在這一段的雙行夾注中說：「汪雙池年譜有與江慎修書三通，及江覆書兩首，可證兩家治學之歧趨。」[26]錢先生非常敏感地點出，汪、江論學不合。他們兩人往復爭論的這幾封書信，即收在《善餘堂文集》中。[27]我直覺以為江、汪這件公案，錢先生把握非常真切，不過錢先生似未讀過卷帙浩繁的《汪雙池遺書》，故講到汪氏的部分比較簡略。這部遺書收藏的地方不多，但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即有一部二十八種本，可供進一步考索。[28]
以上兩個例子是為了說明，在這個「史料革命」之下，對於重估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可以產生莫大的作用。我曾與學生一起將《清代詩文集彙編》等叢書中的稀見之書標出，其數目達到一個難以想像的比例，這一情形幾乎出現在前述的每一部大型叢刊中，值得我們注意。
五、餘論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一部八十多年的書了，在這麼長的時間內，思想史的寫法已有相當大的變化。
至今為止思想史的寫作方式中有比較明顯的兩派，一是個人派，一是思潮派。前者著重個人及授受源流，認為個別思想家可以產生重大的思想或現實影響，後者則比較重視整體思潮的變化。錢穆似乎比較屬於前者，而這也是從兩部《學案》，或《儒林宗派》等方面以來的傳統。後來的學術史或思想史，則偏向寫一片又一片的思想場景，一次又一次的思潮變化，個別人物在其中有地位，但不單只是孤獨地站立在舞台上，這也使得思想史或學術史的解釋變得更為複雜。
此外，我個人認為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解釋是複調的，是兩個以上色彩的學術史發展，而梁啟超受到科學整理國故運動之風潮的影響，比較從單一方向去綜理清代學術。最近一、二十年來，人們比較不那麼堅持認為晚清以來思想殿堂只有一個基調，而那個基調是科學的、客觀的、革命的，所以學術界回過頭去重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時，可以有一些新的方向與解釋。在這個時候重新閱讀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相信讀者們可能產生不同的領會。
錢穆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個題目，是不斷思考發展的。抗戰期間，他受託重編《清儒學案》，其書雖已遺失，但有〈序目〉留存，或可略窺錢穆對清代理學發展之看法。此外，賀麟在《當代中國哲學》中批評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未有章太炎一章，當時章太炎雖仍在世，但其學問卻已可蓋棺論定。後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八冊便收錄多篇有關清代學術思想的論述，即包括〈章太炎學述〉。
最後，我要再度以「新天使」來說明，讀者與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關係。不同時期的學者從各種不同角度閱讀錢書時，彷彿是新天使移動的腳步。譬如楊樹達日記裡說：「閱錢賓四（穆）《近三百年學術史》。『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所見甚正。文亦足達其所見。佳書也。」[29]錢書在抗戰前夕寫成，日本入侵之勢已在眼前。楊樹達讀此書時在1943年，此時「歷史天使」的身體前進到了對日戰爭，但他的臉望向過去、望向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所看到的重點是「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與之前之後的讀者有所不同。我個人相信未來不同時代的讀者，也都將在這本書中看出不同的重點與意義來。
【注】本文是為台灣商務印書館新版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所撰寫的〈導論〉。
[1]Walter Benjamin, Hannah Arendted.,Illuminations(New York : Schocken Books, 2007), p.257. 中譯參考班雅明，〈歷史哲學論綱〉，收入漢娜．鄂蘭特編，張旭東等譯，《啟迪：本雅明文選》（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270。
[2]阮元，《儒林傳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537冊，頁620-621。
[3]鄧實，〈《孟子字義疏證》《原善》合刻引〉，轉引自王波編，《鄧實集》（出版中）。
[4]劉師培，〈《說儲》跋〉，收入《小倦游閣集 說儲》（合肥：黃山書社，1991），頁199。
[5]鄧實，〈《湖隱外史》跋〉，轉引自葉紹袁原編，冀勤輯校，《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下），頁1080。
[6]鄧實，〈鄧牧心《伯牙琴集》跋〉，載《國粹學報》第3年第11號（總第36期），1907年12月24日，頁6。
[7]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反覆強調自己早年受到梁啟超很大的影響。見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9），頁50-54。
[8]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7），頁87。
[9]梁啟超，《新民說》（台北：中華書局，1978），頁126。
[10]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第三冊，頁18。
[11]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三冊，頁433-434。
[12]吳稚暉便觀察到梁啟超反過來受到胡適影響，他在〈箴洋八股化之理學〉中講梁啟超：「受了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影響，忽發整理國故的興會。先做什麼《清代學術概論》，什麼《中國歷史研究法》，都還要得。」見吳敬恆，《吳敬恆選集（哲學）》（台北：文星書店，1967），頁133。
[13]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合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頁141。按，錢先生此處回憶有所出入。梁任公於1923年9月間於清華學校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課程，其時清華尚未設立大學部與研究院；1926年7月上海民志書局出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尚在任公生前。參看趙燦鵬，〈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成書問題辨析〉，《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4期，頁188-191。
[14]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7）中揭「反動說」：「『清代思潮』果為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文藝復興』絕相類。」（頁3）又說：「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學的研究法而已，試細讀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表現此等精神。」（頁33）
[15]錢穆，《師友雜憶》，頁137。
[16]余英時先生為《國史大綱》寫的導論，見〈《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古今論衡》第29期（2016年12月），頁4-16。
[17]錢穆，《師友雜憶》，頁141。楊樹達日記中也提到1930年，他接受林志鈞之託檢校此書，似可說明其為未定之稿。見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53-54。
[18]錢穆，《師友雜憶》，頁137。錢穆在《宋明理學概述》〈序〉中有一段話扼要講述其對宋學、清學態度之發展：「宋明之語錄、清代之考據，為姚、曾古文者率加鄙薄，余初亦鄙薄之，久乃深好之。所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7），頁2。
[19]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頁125-126。
[2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1。
[21]錢穆，《師友雜憶》，頁142、160-165。
[22]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575。
[23]沈豫撰，趙燦鵬校注，《皇清經解題要》（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
[2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204。
[25]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309-310。
[2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300。
[27]林勝彩點校，鍾彩鈞校訂，《善餘堂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
[28]另有浙刻《雙池遺書》八種，光緒21-22年刊，較多見收藏。
[29]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頁82。余英時先生引此條並評論說：「楊樹達特別指出『文亦足達其所見』這一點，是有眼光的，因為錢先生在此書中每寫一家必儘量揣摩其文體、文氣而仿效之，所以引文與行文之間往往如一氣呵成，不着剪接之迹，但讀者若不留意或對文字缺乏敏感，則往往不易看得出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特『嚴夷夏之防』，正是因為這部書在抗戰前夕寫成的。這時中國又面臨另一次『亡國』的危機。」見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猶記風吹水上麟》（台北：三民書局，1991），頁26。此外，也有學者認為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遠遠不如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汪榮祖，〈錢穆論清學史評述〉，《臺大歷史學報》第26期（2000年2月），頁99-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