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的读后感10篇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是一本由陆键东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元，页数：5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读后感(一)：中华之不死精魂

　　传记太多，质量参差不齐，自“名气甚响”的《纳博科夫传》中作者叙事的烦杂琐碎让我大为失望之后，对传记的选择，可谓慎之又慎，幸，陆键东不负我满心期望。

　　500多页的书，拿在手里挺沉，与陈寅恪所处最后20年那段历史的沉重感比起来，却轻如鸿毛。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阅读此书之前，我也数次引用过这句话，在阅读此书之后，才猛然醒悟陈寅恪在历史的动荡中用生命坚守的信仰，被我亵渎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似乎生命中有一个断层，又仿佛身后永远有一个鬼魅在追逐，无法挣脱。以黑色幽默著称的王小波，在他的文字里，永远都隐藏了那个时代的影子，只是他的文字，更多的让我们感觉到那个时代的荒谬，而在陆键东的笔下，“臭老九”们的“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那些癫狂所划下的一道道血流不止的伤口，触目惊心。不忍，沉痛。

　　这本不该是他们应该承受的一切，当无知踩在有知的身上叫嚣，这世道黑白，已经颠倒至无以复加。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想象出，当时的人们何以丧心病狂，理智尽失。历史已经迈步向前，历史已经无法挽回。这一段被轻描淡写刻意忽略的时光，一段至今仍敏感，避免过多”讨论“的事实，给我们留下的本应不止这些纸上刻板的浅薄印象！

　　在我看来，陈寅恪仍然属于幸运的，他有唐筼这样的”贤妻知己“，有黄萱，冼玉清等红颜，有刘节、蒋天枢，继承衣钵，有陶铸等人的倾力相护。让他在喧嚣的尘世间，曾留有净土和安宁。

　　他的伟大，他的才华，他的坚守，将化作不死的精魂，融入每一个中国学人的骨血，世世代代，永生不熄。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读后感(二)：读书笔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为什么推荐这本书？

　　一、认识陈寅恪，了解陈寅恪

　　或许你没有听说过有一位叫“陈寅恪”的学者，但是一定听过一句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话。这句充满光辉的话，出自陈寅恪1929年为两年前自沉的王国维先生题撰写的纪念碑文。在这篇著名的碑文中，陈寅恪高度赞扬了王国维先生独立自由之学术人格而在我们了解 了陈寅恪自己的人生之后，会发现其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他本人的写照。

　　陈寅恪（1890-1969），世家出身，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长兄陈衡恪均是清末民初颇有影响的人物。幼时蒙于传统私塾，四书五经等国学基础自是扎实，后受新式教育，又留学日本欧美诸国，精通多国语言，是民国年间“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吴宓语）的典范。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等高校教授，因其才识过人，被誉为教授之教授。

　　这本书侧重讲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人生最后二十年的学术成就与人生遭遇。作者陆键东汇集大量史料，并以其饱含感情的文字，为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陈寅恪最后的人生。读本书的目录，便可一窥陈寅恪晚年的人生轨迹，这是一条多么沉痛的路啊。陈寅恪大半生颠沛，中年目盲，晚年更添膑足，此外还患有心脏病等多种病症，身体的病痛，加上国家多年各种不间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给这位大师的学术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然而在生活条件艰苦，社会环境恶劣，自身残疾年老体衰的情况下，陈寅恪几乎将其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学术创作上，二十年间硕果累累，成为史学一代宗师。这是让我们后人钦佩仰慕之其一也。

　　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相信每个读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的人，都会无比动容。支撑陈寅恪整个学术人生的精神动力无疑就是其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带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邀请恩师北上到科学院任职，遭到陈寅恪的拒绝。其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提出答应任职的两点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陈寅恪并非反对现政权，也并非不懂马列，他在宣统三年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全文，但他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们知道这在当时的中国，甚至今日的中国，不尊马列主义，不奉党的领导，保持学术研究独立自由的愿望，是极难实现的。

　　在风云变幻政权交替之际，人的选择往往就决定了以后的人生是一片坦途，还是充满艰难险阻。前者如郭沫若，后者如陈寅恪。我们无从臧否像他们这样级别的人物，但是人都是有感情的，我理解前者的选择，但更敬佩后者。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振聋发聩的声音，这句话到如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如同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它提醒我们思考问题之前，需先摈弃主义的成见，不盲目，不随大流，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的。近者如香港“占中”事件，都应以此为准则先做思考的。

　　这本书让我们认识了陈寅恪，也认识了如陈寅恪夫人唐筼、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陈寅恪的学生刘节、助手黄萱、中大教授冼玉清等等在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人生当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但我们只有真正领会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算是真正了解了陈寅恪，才能真正以尊敬之心了解到陈寅恪的一生。而这，也是这本书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意义。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读后感(三)：不辞长作岭南人

　　你从岳南的《南渡北归》里向我走来，留下“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话语，让我思忖良久。

　　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里，自1949年1月19日受陈序经之邀抵达岭南大学开始，到1969年10月7日撒手人寰，你的每一个足迹更加清晰而深刻地展现在我眼前。二十年间，所有的动荡、纷争、苦难你一一经历，所有的不解、非议、侮辱你默默承受，“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身体和心灵的苦痛，莫过于斯。

　　是的，这是一本很沉重的书，只因那是一段很沉重的岁月。

　　但，掩上书卷后，关于那些、咱不谈也罢！

　　其一，最有资格评说那段岁月的，其实应该是亲历过的人，你已默默不言，我又何必妄加揣测说三道四？其二，因作者陆键东新版前言里一句“个别尚有忌讳的史实，作了迫不得已的避讳”，我实在好奇——既是史实，为何避讳？一查才得知，原来这本书还遭受了《档案法》实施至今“因利用和引用档案而引发的唯一一起司法案件”（冯伯群语）这样的命运，所以，尽管阅读过程中总觉得作者刻意隐忍甚至常常归罪于“历史的轨迹”、“命运”等等，也只能苦笑着原谅他了；其三，老祖宗留下过谆谆教导：只谈风月，莫论国事。

　　那，陈兄，咱就聊聊风月？

　　尽管，在那个才子佳人风月无边的年代里，你纯属异类——认真查过，全书35万字，没有你任何绯闻。

　　但，“风月”，何必非得私情？

　　1.留取他时作谈助，莫将清兴等闲看：那些温暖的瞬间

　　你一向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样子吧？漫长的二十年里，很少看到你有花间流连，很少看到你有樽前沉醉，很少看到——你会笑。

　　但，那些温暖到心灵的瞬间，你一定没忘对吧？

　　1959年3月，广州京剧团那几位明媚如花的女子登上了你的小楼，“一下子让东南区一号二楼充盈着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多的快乐”，那一个下午的欢乐，据说比你“在某些悲惨的岁月里感受到的欢乐总和还要多”。都说戏子无义，原来，这世上有那么多人、连戏子都不如。

　　还有那个在最后三年里陪伴你的护工朱佩贞，她精湛而专业的医疗护理经验，一定为你减轻了很多苦痛，“文化水平不高”的她，居然回答了你一直不停在问却没人能答的问题——什么是“反动”。那一刻，我看到，你笑了。

　　同样是护理人员，容苑梅你也一定还记得吧？这个你连她模样都没看过的姑娘，这个唯一一次见你“撩”过的姑娘——我常常忍不住想象你是用怎样的语气跟她说这些话：你到底长啥模样？我可不想向太太打听，因为我知道她绝不会在丈夫面前称赞其他女性的……这一刻，你仿佛是那个从《西游记》跑进了《悟空传》的唐僧，一本正经地说——女施主，你好漂亮呀！

　　对了，还有高守真，那个陪伴了你们两年左右的学生，那个你教学生涯亲自指导的最后一个学生，那个你亲手赠予两本《元白诗笺证稿》的学生，那个你很想要来当助手的学生。你可曾知道，在某个时间里，她曾想探望你而不得；你可曾知道，她也经历了如你一般苦寒的命运；你可曾知道，直到晚年，她仍称自己是你“不成器的学生”。

　　2.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13年的得力助手黄萱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你为她写的诗——对于写诗信手拈来比吃饭还简单的你，这是不是有些太小气了？害我弄个标题都只好找陆游借。

　　亦或者，作为诗人的你未留一句诗给她，这本身也是一种“特殊待遇”？

　　一开始，你的世界，她只能仰视。尽管，作为海外巨富刻意培养为名媛淑女的女儿，她可是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的。否则，如何能凭你随口一句话，立马就从浩如烟海的书堆中准确找到出处？

　　她似乎在你的生命里创下了好多奇迹：第一，她是在你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女性；第二，你从未对她发过脾气。据说，你的脾气很臭的，你曾毫不留情地将许多“要人”拒之门外，你也曾公开放言“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并将不少人“逐出门墙”，你更曾在最高领导伸出橄榄枝时提出过那么苛刻的两个条件。

　　她来做你的助教，可不是稀罕工资的，且不说她那土豪爸爸留下的巨额遗产，即便是她那个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丈夫也足以养活她了。但对她，你可显得有些“无赖”了——原先两家楼上楼下来往极为方便，后来人家搬到十多里外的地方，向你提出辞职，你居然以“你去了，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拒绝，这样的口吻不就是赖定人家了吗？

　　当然，你最后给她的“工作鉴定意见”比任何诗句都更发自肺腑——“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诚然，《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这些皇皇巨著里有她的血汗。

　　3.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25年的素颜知己冼玉清

　　碧琅玕馆主，这是个传奇女子。

　　你的父亲，那位“晚清四公子”之一的散原老人就对她青眼有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亲自为她的书斋题匾。没想到的是，当你踏足岭南之后，你们居然相逢并成为了同事。在那个动荡漂泊的岁月里，这样的相逢，与其说是他乡遇故知，不如说是亲人重逢。

　　这个为了事业终身未婚的女子，这个要“以事业为丈夫，为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的女子，很显然把你的家当做了自己的家，各种“家事”都有她参与的影子，即便是你女儿的婚恋也不例外。

　　但你也还真是固执得可以。1941年的时候，日本人攻陷香港，你一家困在那儿，衣食都很困难了，人家刚好也在，托人给你送去四十港元的军票，你居然拒绝了。虽然，我很理解你的高傲，虽然，她不幸撒手人寰的时候你写下了“香江烽火犹忆新，患难朋友廿五春”的诗句并点明了此事，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你伤到人家了。

　　这个奇女子，临走的时候，还留下了最后的传奇：极为节俭甚至近于“吝啬”的她，将自己绝大部分巨额财产捐献给了国家。

　　她于1965年匆匆离去——幸好，你后来几年的经历，她没亲见。

　　4.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一辈子的唐筼

　　其实标题本打算用她的诗的，你看——“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比你豁达多了！她哪来的愁啊！她有的只是庆幸，庆幸与你的相遇，庆幸与你的每一天，庆幸与你的一辈子。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总有个人，是专为了等你而来的。你们的故事，让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她也对你们的遇见如此感慨——“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一切都似乎刚刚好，一切都似乎是命中注定。

　　相遇的时候，你大概38她大概30了吧？即便在今天，你俩都已经算是“剩男剩女”了，何况是在那个年代！难怪你的父亲已着急得下了最后通牒——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

　　她是个看上去很普通偶尔却又让人很意外的中国好妻子。

　　她的出身很不简单。祖父唐景崧曾在满清将台湾割让日本的时候被推为“民主国”大总统，建元“永清”——这样算来，她怎么着也算是出生“皇室”啊。

　　其实你是知道的，若非心甘情愿将自己淹没在你的光环里，她未尝不会成为中国文化的另一座高峰，她笔下的诗文、黄萱没来之前临时充当助手，一点也不差吧？

　　但她志不在此，她满心满眼里，都只有你。她和你，将“相濡以沫”四个字演绎得淋漓尽致，大女儿出生时，她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你壮年目盲晚年膑足，她除了和你一起承受之外，还得面对、还得担负。

　　她一直默默无言，代笔你晚年所有来往书函的时候，均署你的名字，但有一次却例外了：1966年8月6日，她以自己的名义向“广东省委文化革命驻中山大学工作队”写了一封书面声明，这篇文字条理清楚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将泼在你身上的脏水毫不隐忍地泼了回去，显示出非凡的气度与胆识，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你离开以后，她从容地安排好后事，四十五天后，她也静静地离开了，所谓“生死相随”，不过如此吧？

　　没记错的话，你曾有过“五等爱情论”吧？在你的等级划分里，你和她，只能算“第四等”——若真如此，人世间真的还有前三等吗？

　　时代的伤痛，总有人在为你抚平。

　　动荡又怎样？苦难又如何？不过是、和命运的又一场厮杀而已，但你的战场，从不会孤独，因为，有人始终陪你。

　　得朋友如此，得助手如此，得知己如此，得妻如此，或许，你该是“不辞长作岭南人”了吧？何况，你还有三个女儿。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读后感(四)：渺渺香魂安所止，拚将玉骨委黄沙

　　笔者掌握材料有限，行文也颇为仓促，在这里简单谈一谈自己对于文人自杀以殉“文化”的一点浅薄的看法。

　　“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成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之死所做的判断。

　　陈寅恪先生的意思很明显，不必追究其自杀究竟是因为“殉清”抑或是“被逼”，其敢于用死来表明其生命之意义，就是为了信仰，就是“殉道”而“成仁”。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陈寅恪先生更是写下了这样的话，“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最后，上升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当下社会，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话常常被人误解或是利用，将“独立”、“自由”简单曲解为官方言论相左的观点。在笔者看来，这种想法有些肤浅甚至是歪曲，《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不难看出这种“独立”“自由”是由文化打并入自己的生命而成的“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

　　在面对“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李鸿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时，王国维先生的抉择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地再辱”。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经如此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弱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这番言论显然是对某党建政之后，一些文人过于谄媚的不满，以至于后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批判文章。

　　红朝初起，豹隐岭南。陈先生自去清华国学院之后，再无踏足京畿之地，其《对科学院的答复》直接表明了他的看法，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一一展开。“著书唯剩颂红妆”，晚年陈寅恪，盲目膑足，凭着记忆，口述完六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以至于最后在《论再生缘》中发出“文人薄命，才女亦然”这样的感慨。

　　早年所写“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竟然一语成谶。1969年春节刚过，造反派们将陈寅恪赶出东南区一号楼。在不断折磨下，陈寅恪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时，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如果说王国维是为一文化而殉葬，那么陈寅恪，吴宓则是以己生的遭遇来折射文化所遇之磨难。

　　“陈寅恪以学术作为文化托命的根茎，一心向学，从不旁鹜，因此没有二马分途所带来的矛盾，但在蒙受精神与肉体双重苦痛这点上，与吴宓又是一致的，借用吴宓的话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刘梦溪《吴宓眼里的王国维之死》）。吴宓在暗悼王国维的《落花诗》中写下“渺渺香魂安所止，拼将玉骨委黄沙”两句，自注“宗教信仰已失，无复精神生活，全世皆然”，香艳中透出深深的悲凉……

　　一九七四年，吴宓在自身莫保的境况下起而谴责批孔伐儒的谬举，以致膑足。其女吴学昭改名“萧光”，嫁与当时教育部长蒋南翔，成了部长夫人，却跟其父吴宓划清界限，对吴宓晚年多有折磨，至死亦未见其一面。

　　王静安，陈寅恪，吴雨僧，三人的遭遇中，仿佛让人看到三个字——殉道者。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读后感(五)：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成怀恩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金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所写的碑文，而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同样是陈寅恪先生一生的写照。他们的身上是有象征意义的，象征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

　　作为一个文科生，对于清华园的向往，大多是由于曾经的四大国学导师。他们的学问之高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他们又是如此的性情，纯真得不问世事，倔强得像个孩子。他们是旧时代的“遗老遗少”，虽然身体弱不禁风，骨头却硬得出奇。“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秀美的清华园因为他们而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和人文情怀。

　　身处这个园子里，心中似乎总有一种渴望，能与近百年前的那些文人产生一种心灵的感应。于是便翻开了陆键东先生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九年，二十年的时间跨度，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渺小的不值一提，可是在陈寅恪先生的生命中，却那样的沉重。这二十年，不仅仅是属于陈寅恪先生一人的生命历程，更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记忆。

　　政治与学术自由的争斗，便是这二十年的主题。陈寅恪先生孤独地坚持着，以一己之身捍卫着学术的自由，求一方净土却不可得，个人学问与大众世俗之间，被简单粗暴换算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与社会主义的伟大政治之间的敌我矛盾，不免令人心痛。可是在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感到悲伤之余，我更想知道究竟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政治统治与学术自由之间会产生如此这般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历史背景：建国后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及影响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可是却充满着无限的希望，对一个崭新的国家的希望，对更美好的生活的期望。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共同建设新的国家。而知识分子又是对新中国建设能起到重要作用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思想总能引领社会思潮，影响群众，随之带动社会进步。于是便产生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我将分别叙述从建国到文革几个时期的重要政策，来了解这个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

　　1.1949年~1956年

　　建国初，知识分子的构成大概是:一是投身革命、经过战争考验成长起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核心，但其绝大多数在党、政、军等各部门；二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各类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等，他们是知识分子队伍的主体；三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广大的青年学生。所谓的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针对后两部分人而言的，他们大多没有直接参加革命，对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陌生感。 而在建国初级，知识分子作为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的群体，有利于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但另一方面，中共认为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而且有的知识分子曾经是为国民党服务的，他们的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旧习俗、风气、思想，仍存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与中共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偏差和隔膜，因此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而这一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

　　这样看来，似乎建国以后党的政策为知识分子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保障，但其实这也是政治入侵学术的开始。新政权刚刚成立的时候，最担心反动势力的残余，因此，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中共政权也会造成严重威胁。把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改造为无产阶级，就是将意识形态渗入学术，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学术领域占有统治地位。

　　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便有这样的描写:

　　陈寅恪提出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样的回复，在1953年的中国真是惊世骇俗。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还是在尽力地维护学术的独立性，追求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不希望政治成为学术的桎梏。甚至有人说，他希望以此保持气节，以一己之力转移一代世风。 不论怎么样，陈寅恪先生在顽强地抗争着。他在此期间撰述的《论再生缘》一文则有深远的意义。陈寅恪先生自己评论说：“《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这一句便是先生担心政治入侵学术使其丧失自由后，带来的文化的毁灭，足以见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

　　2.1957年~1965年

　　其实很容易理解很多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明哲保身”的行为，可是这时再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先生伟大的坚守了。

　　3.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场浩劫。此时，只有政治，没有学术，更不要谈学术的自由发展了。陆键东先生描述道：“1966年到1976年，七亿中国人只剩下一个声音最具权威了。”

　　而从陈寅恪先生身上，就完全可以看到文革在知识分子的生命中刻下了多么重的烙印。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先生因为心力衰竭而去世。一代大师为追求学术自由奉献一生，瘦弱的躯体承担了多少人世间的不堪与折磨，最终无法忍受政治的摧残离开人间。

　　但是，仅仅想这些还是不够的，应该进一步探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如果我们现在看来当时的政策是如此荒谬，那在当时制定这些政策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二、原因探求：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演变的原因

　　1.历史溯源

　　在中国封建社会，有三个传统：道统、正统、学统。而这三个传统在封建社会中是统一的。道统要通过学统来体现，而正统以道统为工具。当儒学被给予独尊的地位时，也就丧失了学术的活力，学术便也成为一种统治工具。“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让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通过做官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学术只是做官的途径和手段。可见，传统社会中，学术就已经被政治所绑架。

　　按照唐德刚先生在《新中国三十年》一文中的说法，建国后这段时期的人民政府有四个特点：

　　（一）它是“转型期”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

　　（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

　　（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

　　（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可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过渡阶段，必然不能完全拜托封建社会思想、制度的残留。因此用政治来入侵学术也只是传统手段的继承罢了。历史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站在当代看过去，而应该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理解历史现象。

　　2.社会意识形态“一体化”

　　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体化”是不容许有个人空间存在的。学人向下与老百姓靠拢的结果，是把原本的不可比变成互为攀比，把多层次、多重标准，简化为一个层次、一种标准。在讲“立等可取”的实效标准的衡量下，一个人文学者的价值，当然不如一位农民或者工人。因为后二者生产的产品都是关乎国计民生，而人文学者虽也有自己的产品，却难有现实的直接效用。一种标准是为了满足一种需要，在“革命”的需要之下，个人自然微不足道，社会也被压缩成一个平面，每个人都在一个平面上舞蹈、求生，磕磕碰碰势所必然。

　　社会价值评价体系越趋单一化，留给学术的自由空间越狭小，知识分子越被“边缘化”。政治至上，经济至上，都是对学术的漠视与摧残。而在建国初期，经历了艰苦的抗争，十分担心资产阶级势力的复辟，对统治权过分的保护便会带来一种极端的不理性。一切都充满意识形态色彩，评价体系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这种“非黑即白”的判断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学术领域也不能幸存。然而，学术是与政治不同的，它是居于政治、经济等各个社会领域之上的一种高等智慧。可是单一化的思维不会考虑到这一点，丧失理性而对政治狂热的时代，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的摧残。

　　3.统治者个人因素

　　三、史观：作者对待历史的态度与书史方法

　　1995年12月，全国知名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广东青年作家陆键东撰写的这本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看好这本书，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出于对大师人格、品性的景仰和对其学识、文章的崇拜，因此急于了解在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不断的二十年里，特别是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位性格耿介的老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再一个原因是想知道“文革”前在全国学界暗地流传的关于陈寅恪“逆流而动”的一些传说的真相；第三个原因是作者陆键东在本书的写作中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查阅了大量的书报资料，特别是作者还到档案馆利用了大量的档案，这在其他人物传记的写作中是较少见的，因此也大大增强了本书在读者心目中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但是，1997年3月，龙潜的两个女儿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将此书的出版者——三联书店和作者陆键东告上了法庭。一场涉及到档案利用的官司整整打了两年，最后以原告胜诉而结案。

　　可见，有必要看看作者对待历史的态度与书写历史的方法。

　　作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并将其整合。在材料翔实的基础上，构建了真实又有血有肉的主人公形象，不回避不虚饰。同时，又由陈寅恪先生带出了一批人物，有学者有官员有政客有亲人，也有陈寅恪先生身边很平凡很普通的人。而这些人为读者再现了一个完整的时代。

　　对待历史，客观的态度是必要的，但又可以发现，在这本书中，作者将自己的感情也融入了进去。有学者评论：“对那特定的荒唐岁月的荒唐之举，作者的笔锋却又往往带着感情，或旁敲侧击，或指点评说，以扬正气，以鸣不平，无不引起今日中大人的共鸣，亦无不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这就是‘直笔’之外的‘笔锋带感情’！可以的，应该的。”

　　四、对今日的启示

　　佩尔斯说过:“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做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坚持原则的孤独者。他能够提出人类文明面临的基本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比政治家更有说服力的辩论。他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长于批评的智力和合乎道德理想的同时，又不忘记履行其社会责任。”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成为知识分子一生的追求。但并不意味着摆脱了政治束缚的知识分子就可以不问世事，具有良知、理性、历史感、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为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人。

　　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人民不理解对于陈寅恪先生的种种优待，认为他不参与生产，就没有资格分享人民的劳动成果。其实这就反映了一定的问题，把社会分工不同的人混迹一团，其实是无视社会的分工。它充其量造成了表面的平均，但永远不能实现内在的真正平等。

　　时至今日，民众对与知识分子的认知都是充满矛盾的。“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观点仍然存在，在以经济利益衡量生活水平这种“单一化”的评价体系下，知识分子永远不是社会的主流。可是，又将知识分子视为道德的楷模和知识的承载者，对其是尊重的。可见知识分子阶层当今社会是地位并不稳固的一个群体。加上知识分子也难以抵制物质文明的进步，丧失了其自身的独立性，依附于权利或财富，难免民众会形成对该群体不利的看法。

　　独立知识阶层的形成需要以良好的外部条件为依据，更需要知识分子自身的醒悟和坚守。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陈寅恪先生晚年吟诵的诗句，其中的孤独感、悲凉感令人叹惋。可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境，为学术争自由，本就是一条孤独的路。陈寅恪先生在前方为我们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