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年》经典影评集

　　《上海青年》是一部由高子鹏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中国大陆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上海青年》影评(一)：他们执拗，为生存而战，信仰坚定却不合时宜

　　有幸参加了纪录片《上海青年》的观影活动。长达八个半小时的片长无疑是对观影体验的挑战，不过当我耐着性子看完后，觉得值。未曾想到，在知青回城后仍然发生过如此多惊心动魄的故事。由于生活境遇的差异，导致不同人对知青经历的评价截然相反，有人为其怀旧，也有人视为苦难。潘鸣啸教授将这一群体比为“失落的一代”，确实，他们在最宝贵的年华奉献青春，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面临边缘化的境地。抗争、妥协、生存，在波诡云谲的历史发展中，大国小民的命运沉沉浮浮，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小舟。他们执拗，为生存而战，信仰坚定却不合时宜。总有一天知青群体会退出历史舞台，后世的史家又会怎样记录下这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呢？我不得而知，但愿能还原真实。

　　《上海青年》影评(二)：国家让你做什么，记着千万别做

　　八个半小时也是创造了个人单次观影记录，好在一点都不乏味。曾经的上海青年，很多如蝼蚁一般活在这盛世，艰难地争取自己的权利，为退休金涨到一千四百块“老开心了”。一纸诏令，数十万人的一生的命运就此改变，三四十年的时光弹指就变成故纸堆里零散的记载，他们集体呐喊、集体上访、集体扫墓、集体过年，一切有组织有纪律，用报团取暖来抵抗被历史洪流无声吞没的恐惧和深深的无力感。听这些大爷大妈叨叨叨着仿佛平行世界的故事，还有那此般境地下依然近乎固执的信仰，感觉很复杂。“国家号召大家集体做什么，千万不要跟着做，因为一旦结果不好，它是不会对你负责的。”

　　第一次看到主办方在观影后请求大家“不要太多的讨论，让这部作品多活几天”，也是挺魔幻的~

　　《上海青年》影评(三)：与上海青年的8.5小时

　　8.5分。

　　首先它让我真正看到了上海知青（尤其是“新疆人”）回城后的尴尬境地和如今的生活现状，并大致了解了新疆知青回城的历程，是弥足珍贵的历史影像文献；其次让我更深刻明确了一件事，《我不是潘金莲》《以人民的名义》之流都是在粉饰太平，以高明的手段实现语言（或影像）腐败，属于新时代的政治宣传手段。

　　它让我思考集体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一个人究竟怎样才能摆脱集体的束缚而独立思考？也逐渐认识到上访是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的，而它的源头依旧是皇权时代的上书请愿，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某些事物根深蒂固于民族的思维模式，只是换汤不换药，有如体制一般。

　　导演说到8.5小时时长强制性地使影像与观众进行切身的交流体验（观影时长与身体产生的反应），这有点实验影像的味道，试图试探影像的边界。但我依旧无法理解采访过程中的不断出现的黑屏（但采访录音并未消失）意义究竟何在，导演的解释是剪辑点、是蒙太奇，感觉还是没有理论性的顺服我。

　　（深圳“声色场所”主办放映于圈创101）

　　《上海青年》影评(四)：送你一束沙枣花

　　突然想写点什么，于是在手机上敲下了这些字。

　　去年冬天，我考完最后一门考试。一本半新的专业书被放在书包里，书包被我压在身后，我被车厢里浑浊的空气包围，我同身旁的人则都被压缩成一个大罐头，被发往全国各地。长沙到武昌，四个小时，一首歌大概循环八十遍。

　　影片开篇，便是那十万青年在欢呼声中入疆的真实影像资料。在维吾尔风情十足的片头曲中，父辈们时常提及的往事似乎正与眼前的影像逐渐重合。影片的放映过程并不十分顺利，几经波折终于在当天晚十点左右放映完。中途，我因为昨晚没合眼睡着了好几次，观众也陆续走了不少。不过我很庆幸坚持到了最后的交流会，坐在角落里倾听其它人的发言。大家几乎把相关话题谈了个遍，提及最多还是电影里的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心理，他们的人生轨迹。这部纪录片正如导演所说的将史料组织起来，客观地供观众们讨论，挖掘。这是一部适合几个人一起看并探讨的电影。

　　交流会结束时已是凌晨，冬天的武昌相比长沙干燥许多，感触与困惑就像湿疹，在皲裂的皮肤下隐约若现。

　　最近目睹了很多事，经历了很多事。曾经以为目标明确不会动摇的我现在也同许多同龄人一样开始迷茫。猜测，质疑，乃至完全否定之前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如果继续走这条既符合家庭意愿，又满足社会需求，自己却已经开始怀疑的路会怎样？还是停下脚步来谨慎思考？但这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不会给我片刻的机会。时间也不会，它只会给我打上烙印。

　　电影背后的信息太庞大，以至于仅看过人教版历史教材的我只能以管窥天。

　　武昌到长沙，大概是八十首<San Francisco>的时间。

　　也许走在清晨五点的长江大桥上时，我就已经认识到：是我自己摘下了那束沙枣花。

　　《上海青年》影评(五)：国家车轮下的一代人——支边青年

　　奔着八个半小时和知青两个字去的。看下来，有辛酸、有佩服也迷惘。再次感受到了个体命运和国家命运的交织。在无数被放大的私人记忆之下，小人物的心酸、悲哀、愤慨皆肉眼可见。也一度陷入他们的处境中的无奈悲凉，痛恨体制的不公和时运的不济。我们对于个体体察入微，情感性的投入往往让我们对大环境义愤填膺。但个体性之外，跳出来站在整个国家机器运作和社会结构至上，国家实施这般政策其实也可能是最优化了。

　　为什么别的地区的知青能顺利反沪，新疆不行？为什么反沪支边青年没办法得到和上海市普通市民一样的劳保待遇？

　　首先第一个问题，新疆不同于云南、黑龙江等地区，少数民族、边远疆域为它打上了特殊的符号烙印。不论是出于民族团结也好，也不论是出于经济建设发展目标也好，上海这一批人来到这无疑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而一旦这批人撤离，是遗留长久的劳动力空缺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也许新疆的建设会因此落后好几十年，有数量更多的一批人陷入更不幸的生活。我不是说支边青年的牺牲是理所应当，但我觉得片子对于他们牺牲的委屈表现太多，而没给到他们在新疆做出的贡献足够的表现空间与肯定。以至于让人觉得让这帮上海人去了新疆过得真不好，真是委屈了他们。那其实总有那么一帮人在建设的热潮中找到了一个不怨天尤人而是努力生活下去的支撑点，而我也相信这帮人最终也过得很好。再者说道委屈这个问题，最初的选择是出于年少的无知和政策的鼓吹，在乡愁的感召和环境的艰难之下，这种需求自然可以理解。他们牺牲了家乡的发展机会，来到了新疆。但如果新疆是一个发达地区，兴许就没闹着回家这回事儿了。所以上海人身份认同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症结。

　　当然我这样说有些旁观者的刻薄冷淡。但事情不是靠感性和同情就能解决的，重要的是要有合理解决方案，才能让这帮人活得更有尊严也更体面。这是王良德的话，但也是这代支边青年晚年之时的集体愿望。我期待它的实现，也希望每个夹缝中生存的人都能少受些委屈和波折，在平平稳稳中度完余生。但现实是每人都得承受这种不容易。不只是支边青年，还有霓虹酒绿背后无数的边缘群体。

　　其实片子的元素很多，丰富且庞杂。抽离出那些真实的私人记忆中的痛苦，我深觉人对于自己命运的无法左右。我并非一个宿命论者，但对于这种宏大的时局和微弱的个体间的张力有种非常真实的感受。从一个个体的角度出发，其实能时常遇到和国家机器统治手段的对抗。中间回旋的余地很少，基本是个人意志的屈从。为什么？因为依照社会契约的规则，人生下来就受到群体约束和群体塑造，接受群体规则。我们受制于共同的契约，而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这意味着有少数人的利益是被牺牲的。比如片子里支边青年的自由、山西矿工的劳动安全保障、拆迁户的房产权利，通通都让位于了大发展、大战略这样的治理方针。我们能说这好吗，不能。但这也绝对不是最坏。

　　片子能看到这个臃肿庞大政权中真实的弊病和漏洞。我们说我们的时代缺少英雄。片中司法部门的不作为的确让人大为光火。但谁都是出于生活的无奈，在这里能够理解良心上的妥协。还是国家大机器的问题和整个权利话语体系的惯性思维的贻害。所以无论是历史决策还是司法体制在片中都看到了很多调侃你党专政的梗。这帮支边老知青看得通透，也有着和体制做斗争的毅力。当中记得司法维权那段中一个老知青说的话，“法制由个案推动，要上下互动，要有普通而持久的坚韧”。当时心中一震。总要有义士去前仆后继，哪管他泰山斗罗，不去做连松动出一个缝隙的机会都没有。而作为一个英明的政权掌握者就应当知道，要给予这样的诉求适当的呼吸空间。在当中做好良性互动。不养刁民，但也不要高压制民。国家机器永远在一个改良的过程中。不论历史牺牲与成就，可能我们都是国家车轮下的人。倾向框架内的渐进改良，不做犬儒也不极端左翼，做个良心公民，在大环境下努力开辟自己能左右的命运就好。

　　《上海青年》影评(六)：《上海青年》观影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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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纪录片《上海青年》所拍摄的对象是曾于1963年到1966年支援新疆的10万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影片试图通过纪录他们当下的晚年生活来拓印出那段曾改变了整整一代人命运的历史，而这历史是段未曾完结的历史，我们正身处其中。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代人和一个国家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同时从这他人的来路中，我们也可想一想自己的去路。

　　以下是影片中出现的若干与特定历史相关的名词解释，即可作为手册以备观影之需，同时亦可单独作为影片历史背景的延拓。

　　1，知青

　　知识青年的简称。原本是指有知识的青年或者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但作为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历史称谓，知青却是指从1950年代起直至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在中央号召及动员下，自愿或者被迫从城市来到农村或边疆成接受“再教育”的城市青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只接受过初中或者高中教育，少数甚至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对于知青的人数，官方统计的数字是1700万，但这一数字所涵盖的知青人数的起始，是从1968年12月22号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是从1969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强制性动员。当时的背景是因为1966年文革开始后高考停止，城市里的许多中学毕业生无法进入大学或安排就业，且两年的动乱使得中央意识到必须将这些动乱中的红卫兵小将们安置下来，以免局面再次失控。

　　但其实在这之前，早在建国后的1950年代，为解决城市就业压力及消除城乡，工农，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1955年毛泽东就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这后来也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口号。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共中央共青团开始组织和鼓励青年到农场去参加垦荒。以此为起始，非官方的统计数字则是约3000万。

　　2，上山下乡

　　“知青运动”的具体称谓。知青们“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多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地方。这其中包括的省份有云南，四川，贵州，江西，湖南 ，安徽，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陕西等。

　　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投入到这场运动当中。还有一类是随大流，甚至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剩下的一类则是因为家庭成份不好（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份子），在升学和就业上遇到巨大阻力，为寻找生活出路而无奈加入的。

　　在“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准军事化生活。

　　3，生产建设兵团

　　文革前，也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3个农垦师，加上1950年代就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从1975年开始，中央陆续撤销了全国各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原生产建设兵团改制为地方的农垦总局，隶属中央农垦部系统及地方行政公署所管辖。1981年中央在王震的建议下专门恢复了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目前现存的唯一一个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是国内最大的特殊的农工商经济联合体。它的前身是1949年进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这支进疆解放军的前身是由王震指挥的359旅。它由1954年就地转业的10.5万名官兵，及部分来自全国的大中专毕业生，支边青年，复员军人所组成。它担负着中央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的历史使命，即是新疆行政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属于国家计划单列的省级行政单位，下设法院，检察院，公安，银行，保险，大学等各级行政，司法，工商机构，同时还辖有14个农业师（垦区），174个农牧团场，517个独立核算的工交建商企业和3215个社会事业单位。总人口二百六十多万（2010年数据）。

　　4， 王震

　　王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的前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上将。早年参加过红军长征。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兼政委，组织延安的南泥湾开垦。在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部解放了陕西，青海，新疆等地。建国后曾长期主政新疆，并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后王震又在东北黑龙江组建军垦农场，主持开垦北大荒。

　　由于在新疆民族，宗教问题上的左倾，受毛泽东的批评，1956年王震被调离新疆，改任农垦部部长。在文革期间，王震受到冲击，但得到毛泽东的力保。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王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因对文革持不同意见，多次要求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主政后，王震因与其关系密切而成为其政府成员。在经济上王震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是在政治方面属于强硬的保守派，因和邓小平共同反对激进的政治改革从而与邓更为亲密。1993年王震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病逝于广州，享年85岁。死后骨灰撒放在新疆天山。

　　5，359旅

　　359旅是“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身。作为抗战期间八路军第120师的主力旅之一，359旅因旅长兼政委王震在抗日期间领导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而著名。在大生产运动中，王震领导的359旅坚持以农业为主，全面发展，先后开办纺织、皮革、造纸工厂，成立盐业、土产、运输等公司，开办饭店、商店、军人合作社和各种加工小作坊等，形成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多层次的生产经营形式。毛泽东曾题词赞誉359旅是“发展经济的前锋”。而这也为之后解放新疆，王震组建具有屯垦戍边任务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奠定了基础。

　　6，支边

　　暨支援边疆建设，最早是指建国初期沿海内地省市的青年和技术人员，响应国家号召或根据国家政策支援相对落后的边疆地区，如新疆，西藏，内蒙，黑龙江，云南等省份。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政策调整为对新疆和西藏的援助，尤其是鼓励大学生的援疆，援藏。而对于新疆和西藏对口援建省市的援疆，援藏干部，国家则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和优惠措施。

　　7，支内

　　与支边相对应的一种说法。建国后，因上海在建国前所积聚的工业上的技术和人才优势，为消除地区差异及根据国际形势在战略部署上考虑，从1950年代开始中央以各种方式将上海的工厂及大量富余劳动力分散往偏远的中西部地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其中也包括除新疆，云南，黑龙江等边疆地区之外的上山下乡的知青。在上海，人们也习惯把称这些人为“去外地建设的”，这些人也都在退休后根据政策陆续回到了上海。

　　8，成份

　　在毛泽东所主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主要是指人的阶级成份。阶级成份是建国后根据经济状况而对全国人口所进行的划分。

　　最开始是出于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的需要，以确定采取的政策。有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等几种主要划分。其中，被划为剥削阶级的地主属于被打倒的对象。同样是被划为剥削阶级的富农和上中农，虽属于剥削阶级，但并不属于打倒的对象，只是将其多余的土地进行没收。而下中农和贫农则属于被剥削阶级，是推行土地改革的依靠对象。

　　从1954年开始，中共开始在城市中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城市中的私营工商业按工作组的意见定价进行赎买、称为公私合营，每年付给业主一定的定息，然后将领取定息的人的阶级成份定为资本家。

　　由于当时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教条，民族资本家与地主不同，属于人民。

　　而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之后，中共开始将城市人口也定出各种不同的成份。具有阶级成分后，所有这个家庭的成员都具有特定的“家庭出身”。“家庭出身”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家庭的阶级成份。

　　不论劳动人民家庭出身还是剥削家庭出身的革命军人、干部、职工的子女，凡是随父母生活长大的，他们的家庭出身应按其父母的职业来定；凡是由祖辈或亲戚朋友的经济收入抚养长大的，他们家庭出身，则应按祖辈或亲戚的阶级成分来定。根据中共的规定，干部、军人、职工，如参加革命工作前生长在贫农家庭的，其家庭出身是贫农；生长在地主家庭的，其家庭出身是地主；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干部、军人、职工子女，凡是随父母生活长大的，他们的家庭出身应按其父母的革命职业来定，而不应沿袭祖辈的阶级成分来定；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干部、军人、职工子女，凡是随父母生活长大的，他们的家庭出身，也应按其父母的革命职业来定；不论劳动人民家庭出身还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干部、军人、职工子女，凡是由祖辈或亲戚朋友的经济收抚养长大的，他们的家庭出身，由应按祖辈或亲戚朋友的阶级成分来定。

　　直到1980年代，“家庭出身”成为每个人档案中必备的栏目，是升学，求职、提升、入党时必须考虑的重要条件。1980年代中期以后，“阶级成份”或“家庭出身”栏目在调查统计报表中逐渐消失，但是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政治团体时仍要填写家庭出身。

　　而支边新疆的十万上海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因为“成份”和“家庭出身”的原因而无法升学和求职，在上海无法生存的情况下才远赴边疆的。

　　9，右派

　　这是一个政治名词，与其对应的则是左派。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指向。在中国，传统认为共产党是一个左派政党，在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定义下，右派属于反革命，是指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错划的约55万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极为少数的党员干部）。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对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绝大部分予以平反。

　　10，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是中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的说法，之后因官方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性，承认了当时“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从而改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三年是指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所带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浮夸风以及大炼钢铁，牺牲农业发展工业所导致的国家大部分生产资料遭受到毁灭性破坏，造成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这三年期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专家的估计从2000万至8000万不等，被许多人称为史上最大的饥荒。

　　在王震动员十万上海青年支援边疆的1963年，这一浩劫刚刚过去不久，在上海，“困难”还依然存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上海青年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从而加入了被列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1，文革

　　《五一六通知》是为防止党内走资派篡权，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毛泽东认为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毛所说的走资派其实指的是与其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发生分歧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由此也有人认为，文革的发动其实质是一场夺权斗争。

　　在文革十年期间因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得整个国家社会生产及生活秩序遭到极大破坏。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法律完全受到漠视，从政治高层到普通百姓，从城市到乡村，约有数百万人因受到迫害而非正常死亡。大量的文物古迹在“破四旧”中被砸毁。因此有人把这场人道主义的灾难也称之为“十年动乱”和“十年浩劫”。而把所谓的城市知识青年打发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这十年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一件。其主体正是在文革中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造反派红卫兵。

　　12，四人帮

　　“四人帮”是文革期间对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和王洪文四人政治小团体的代称，被视为毛泽东贯彻其文革政治思想的主要推手。在1980年公审的时候，“四人帮”的正式名称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其中除核心人物江青为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其他三人均是由毛泽东从上海提拔到中央委以重任。因此毛泽东戏称其为“上海帮”。

　　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后的10月，四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拘留，继而隔离审查。1980年11月20日其进行了公审，1981年1月25日宣判。其中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在四人判罚中有一项罪名正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四人帮和林彪事后成了整个文革动乱的替罪羊。

　　13，工农兵大学

　　因为文革，全国所有的学校基本上处于停课状态，大学也取消了入学考试。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关于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报告，在其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此后为贯彻“七二一指示”，从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开始通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法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上大学。其中也包括一些家庭出身好，下放到农村当知青的高干子女。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于其政治立场和后台，往往可以随意批判学术权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编写政治思想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学使用。

　　工农兵学员招收持续到1976年，虽然也有个别人日后做出成绩，但总体上这是中国各大院校历史上学生地位最高而学生素质最低的一个阶段。

　　14，高考

　　其全称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考生参加的选拨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生成绩，按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的高考制度设立于1955年。随着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被中断。文革期间曾于1973年尝试恢复高考，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针对推荐选拔工农兵上大学增加了文化考试项目。但高考过程中，出现张铁生白卷事件，“四人帮”将其宣传为“白卷英雄”，并将此次高考批判为“资产阶级利用文化考查，乘机塞进旧高考的那一套，妄图破坏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使各高校只敢录取低分考生。高考随即再次中止。高考的废除破坏了中国已进行了11年的教育发展，耽误了一代人的前程，对中国的文明、经济、生产力与国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并恢复了全国高考。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1977年12月10日，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77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78级学生当年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 正是通过高考许多青年的命运由此改变。

　　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部分地区，每年举行一次高考：2003年以前在7月举行，2003年开始改为每年6月举行。部分省市每年举行两次高考，多增加的一次在1月举行，称为春季高考（春招）。

　　15，回城风

　　也称为“知青大返城”，它即是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也是知青维权运动的开始。

　　从1971年开始，知青在农村中的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

　　随着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和文革的结束，在文革中被批斗的许多高干的平反，其下放为知青的子女们开始陆续返城。再加上1977年高考的恢复，边疆和农村的知青们待不住了。于是首先在云南，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强烈要求返回城市。

　　在此形势下，1978年10月，国务院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而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1977年夏天，基本是1966届的初高中毕业生。

　　事实上在此之前，从1973年开始，一些在农村表现好或者父辈有门路的知青就以召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名义返回了城市 。

　　而整个全国的知青大返城则始于1979年初。这是由于1978年底在以丁惠民为首的云南西双版纳知青的北上请愿，先是倒逼中央出台了国务院74号文件《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之后又经过座谈，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接见，于1979年初，中央原则上同意了知青返城。由此知青返城从云南开始，迅速波及全国。

　　16，阿克苏事件

　　1980年末，在全国知青回城风的波及下，为搭上知青回城的最后一班车 新疆阿克苏垦区的数万上海知青在阿克苏集会，以绝食的方式要求“誓死回上海”。在压力之下，最后新疆单方面发放户口，上海知青于是迅即开始回沪。但不久中央宣布户口作废，将知青代表欧阳琏，王良德等抓捕，并对阿克苏地区实行军事管制 。

　　17，对越自卫反击战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指中国和越南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爆发在两国边境上的战争。在短时间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一个月之内便宣布胜利，撤出了越南。越方在中方撤出之后也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令中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到最低点。进入1980年代后两国继续对抗，在罗家坪大山、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又相继爆发了边界冲突，时间持续达十年。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陆地边界也最终划定。

　　18， 91号文件

　　具体所指为1981年的由国务院发布的91号文件暨“国发（81）91号文件”。91号文件是国务院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报告所作出的批复，同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报告》和所附《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

　　在1980年末的“阿克苏事件”之后，1981年3月12日至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在北京召开如何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会议。3月25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会上作了讲话。会议根据赵紫阳讲话精神，研究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措施、方法、步骤，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共同商定了《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共10条。其基本精神是，坚决贯彻把大部分“上海支边知识青年”稳定在新疆的方针，分期分批地把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商调或迁回上海。　

　　在国务院5月28日发出的国发（1981）91号文件中，要求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坚决把上海支青的大多数稳定在新疆，并要求新疆做好返疆上海支青的安置工作。但是，考虑到当前新疆农场和上海支青本人或家庭的实际困难，也要在现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分期分批地把一部分符合规定的上海支青商调回沪或迁回上海落户，或安置到上海市所属的外地农场。

　　19，供给制

　　供给制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形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由政府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分配制度。在解放前中共曾在部分解放区，以及建国初期对政府部分工作人员实行过。其供给范围包括个人的衣、食、住、行、学习等必需用品和一些零用津贴，还包括在革命队伍中结婚所生育的子女的生活费、保育费等。在1955年之后，中央取消了供给制，全部施行工资制。

　　但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的1963年到文革前的1966年，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为名义赴疆的十万上海青年，享受的依然是供给制。即第一年每月三块，第二年每月五块，第三年每月八块，所以上海青年也把这种待遇称为”三五八“。

　　20，下延级

　　赴疆支边的上海青年在拿了三年供给制之后开始正式评定工资。当时农工一级的工资是32元，加上全国工资之间的地区差价，新疆的11%，暨32元工资加地区差价为35.52元。但据后来披露，当时兵团给所有上海知青却定为“下延级”，也就是在农工一级往下延一级，所以有了28元工资级别，加地区差价为31.08元。由此上海青年自嘲为“3108部队”。有些人的工资到1966年由28元（31.08元）加到33元（36.63元），最后一次是1982年加到37元（41.07元）。而也正因如此才造成许多知青退休后的低工资。

　　21，三证

　　在统管一切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所制定的户籍迁移制度要求迁移对象在迁移户口时所需具备的三种证件。暨迁移对象所在单位的工资转移介绍信，粮油关系和户口迁移证 。其中工资转移介绍信表示的是人对单位的一种依附关系，而粮油关系则因为关系到每个人的吃饭问题，是构成当时人们生活的基本关系之一，所以更具体到每一个个人对国家的人身依附。粮油关系具体是指在国家的粮油统销政策之下，城镇居民须与当地指定的粮店建立起固定的供应和消费关系，由后者按已核准的粮油定量，定期向前者供应粮油，也称为“粮食关系”。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制度的不断调整，及社会发展的强烈需求，国家在2001年5月正式取消了粮油关系这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手续，从而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口流动的束缚，释放了经济发展的部分活力。而在这三证之中，户口迁移证所代表的户籍管理制度则依然存在至今。

　　22，袋袋户口

　　即从迁离一方拿了迁移户口所需的手续，而因为政策变化等问题，在迁到的一方又报不上户口，于是只能自己拿着装在口袋里，等着什么时候政策再变了再去报。

　　23，双顶

　　先说“顶替”，“顶替”是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这一政策曾是建国后，尤其是1970，1980年代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知青大返城时为解决知青回城就业的一种主要方式。据统计，从1978-1983年，5年内全国办理子女顶替的约有900万人，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各地回城的知青，所以有人也把知青大返城称为“知青大顶替”。

　　而“双顶”则专指在新疆的上海知青，依据1978年的74号文件《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未婚的知青有顶替名额，或已婚的同为上海知青的夫妇两人同时具备顶替条件，暨各自顶替退休的父母而返回上海。

　　24，单顶

　　依据上条，“单顶”则指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已婚的同为上海知青的夫妇，两人只有一人具备顶替条件，这部分知青则依据国务院1981年的91号文件被安排到了上海市农垦局所属的外地农场之一，位于江苏大丰的海丰农场。

　　25， 三六九

　　在“阿克苏事件”之后，有大批上海青年赶在中央宣布户口作废，地区施行军管之前，拿了三证返回了上海。而之后随着1981年91号文件的出台，这些滞留在沪的上海青年，大部分都被遣返回了新疆。但仍有少部分顶住压力，强行留在了上海。这一少部分人再加上被遣返回新疆，几年后又抛下在新疆的一切工作关系自动离岗回沪的，约有六千多人。“三六九”指的正是这些与单位组织脱离了经济依附关系，选择在上海自谋生路的这六千多上海青年。所以“三六九”按官方的说法，也叫“逃回来的”。而之所以叫“三六九”是因为这些人在通过他们持续不断多年的上访之后，终于在1993年通过手里宣布作废的三证而报上了户口，之后开始按比例享受上海市的最低工资待遇，直到有一年政府每月发给他们的补助是369块，于是“三六九”从此便成了这部分人一种自嘲的称谓，即含有三六九等的意思。之后通过和政府的不断争取，及政府政策的调整，这部分人开始慢慢享受上海退休职工的待遇，但仍存有工龄计算缺失的问题。

　　26，退休回来的

　　按上海青年的说法，这部分人是在新疆“站完最后一班岗”，根据国家的退休政策，在工作满30年，或工作到退休年龄，退休后返回上海的。这部分人因为新疆上海两地生活水平及退休待遇的差异，虽已落户上海，在上海生活，但其医保和工资待遇却是新疆兵团的。于是为争取能和在上海退休的退休职工享受同等待遇，从2003年开始，以张维敏为代表的这些从新疆退休回来的知青，走上了上访维权之路。

　　27，假退休

　　留在兵团的，在工龄和年龄都不到退休年限的时候，为提前返回上海，在和所在团场工作人员商量之后，利用国家退休政策的漏洞，分别以病退以及假退休的方式而回到上海。

　　28，零收入

　　是指在“阿克苏事件”之后，因中央宣布户口作废，而在上海又面临着无法生存和被遣返回新疆的厄运，于是不得已选择到上海附近的外地谋生。而当1990年代当他们得知宣布作废的三证又可以报户口时，等回到上海政策已经改变，于是这类人就变成了没有任何退休收入的“零收入”。

　　29，定点医院

　　专门针对从新疆退休回沪的上海青年，上海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协调，在上海市的医疗系统中划定区属一级的某个医院，纳入这些人看病住院进行医保报销的定点医院。而这些定点医院大都并非医疗条件相对优良的三级医院和专科医院。

　　30，属地化管理

　　针对新疆退休回沪知青生活和退休待遇异地差异的问题，以张维敏为代表的新疆退休回沪知青向政府提出“同工同酬，属地化管理”的诉求。即要求既然退休后已落户上海，就应该纳入到上海市退休职工的工资及社保系统中，享受和同样工种的上海市退休职工同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