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经典读后感10篇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是一本由子蕴著作，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页数：3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读后感(一)：简介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是中国女知青子蕴历经“文革”,却青春热血,乐观进取,散发人性善良,宛如抗战时期“未央歌”式的励志传记.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细述中国1950年代至1980年代北京城小人物的社会生活,颠覆一般民众对“文革”仅有的刻板负面印象,是“文革”传记中另一种正面的题材.
此外,作者子蕴为爱情奋不顾身,远赴东北、内蒙古下乡建设,图文对照下,读者如置身实境.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收录作者珍藏照片百幅,所提及的朋友和作者子蕴本人都是现在在中国深具影响力的“知青”,《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正是认识“知青”最好的开始.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读后感(二)：精彩书摘：下乡第一顿饭
我在北京时，主食只爱吃米饭，从不吃馒头、饺子等面食，逢到吃饺子我宁肯吃剩米饭。我更不爱吃豆腐，肥肉是一口都不吃的，父母带我下饭馆吃涮羊肉时我只吃葱蘸酱，但是这些仅有的一点点毛病，到连队的第一天第一顿饭就解决了。
下乡的第一顿饭我们吃的是中饭。吃饭的地方是连队的大礼堂，说是礼堂其实就是全连开会的地方。地上一排排钉着木头的桩子，桩子上钉着厚厚的横木板，那就是礼堂的坐椅。上面放着几个大笸箩，装满又大又白的馒头。大桶里是白菜熬豆腐。我们这些长途跋涉的学生们，一个人一大碗白菜豆腐、一个大馒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从此，我就开始了顿顿吃馒头或窝头的生活，再也没吃过米饭，连个适应的过程都没有。但是吃肥肉是第二年的春节了，那时我已调到团文艺宣传队，司、政、后，三个部门同在团里公共大食堂吃饭，一年里难得有顿炖肉吃，看着大家都买一份炖肥肉，我不吃太亏了，于是我也打了一份。我把大肥肉夹在馒头里，一咬牙一闭眼就吞下去了。我本来就是个什么都不讲究的人，从此世上就没有我不吃的东西了，天上的不吃飞机，地上的不吃大炮。下乡期间，我吃过橡子面，喝过地沟里的水，加上北大荒的馒头养人，本来身体就不错的我，这下子就更加“茁壮”了。
安团长和一台节目
因为我们连队是全团的老大难，所以团里的干部时常来蹲点。由于安团长两次来蹲点，我被戏剧性地发现，并被调进了团文艺宣传队。
安团长是现役军人，听他在连里讲话，觉得跟电影中演的带兵的军人没什么差别。他讲话实实在在，朴实又幽默。我记得他讲话中间常说：“你们北京青年说了，特好！”或者说：“哈尔滨青年有话了，贼毙！”（因为北京青年爱说“特”字，而哈尔滨青年爱说“贼”字。）有一次他检查知青宿舍，看到我墙上挂了一把吉他，这把吉他是我上学时姐姐用她零花钱给我买的。安团长回团里就告诉团文艺宣传队，某某连有个会弹琵琶的女青年。宣传队长王文华一听，大喜过望，立刻和几个队员步行三十多里地来找我。待到看到墙上挂的不是琵琶，是安团长“露怯”了时，败兴而归。时隔不久，连队张指导员（老农垦的非现役干部）找到我，说快到春节了，听说我有点“文艺细胞”，让我搞一台节目给连队演。我在连里什么也不是，和连队的大小官员也没有接触，也不知哪位伯乐“举荐”的我，但我没什么城府，指导员三说两说，我就不计后果地答应了。当时我的好朋友林伊刚好从她插队的内蒙古来团里看我，我俩就一起编节目，一起给大家排练，兴致勃勃地干起来。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受领导委托干点儿正事，而这事又是我的长项，况且又有朋自远方来帮我，自然不亦乐乎。我在自己熟悉的六九届同学中找了十多个人，又在老职工中找了一个会拉二胡，一个会弹三弦、吹笛子的人，不管水平怎样，反正有积极性就行。我们就这样开始边编边排练。我们排练了合唱、表演唱、对口词、老歌填新词等，给老职工两人排了小合奏、自弹自唱等，七拼八凑，一个小时左右的一台节目就出来了。连里有好事者在下面传，认为我要在台上展示“显摆”自己，要且唱且舞一番。孰料我除集编导一身外，还和林伊一起吹口琴伴奏，根本没上台。这给我在连里赢得了好声誉。我们的演员水平虽不高，但让我鼓动得心很齐，精神面貌不错。演出那一天，我很紧张，生怕连里有人捣乱起哄。果不其然，这边还没开演，外边就放开了爆竹。好在连队的老职工家属们都很支持，早早地搬着凳子来了，还给了我些许安慰，知青们抱着好奇和看热闹的心态也还真来了不少人。我因为又要组织又要当调度又要卖力气吹口琴伴奏，脑袋都大了，真还就忘了害怕。演出一结束我就问弟弟：“节目怎么样？”他说：“还过得去。但在这个连里敢冒这个险的，估计除您以外没第二个人！”弟弟虽没夸我，但弦外之音我也听明白了，他还是颇为他傻大胆的姐姐自豪的。
这台节目演过没多久，团文艺宣传队又来人了，说：“听安团长说，某某连那个弹‘琵琶’的女青年一个人搞了一台节目，还不去看看！”宣传队来人说：“宣传股决定借调你一个月，到团文艺宣传队为‘五一’劳动节搞一台节目，你的关系暂不动。赶紧收拾收拾，明天就来团里报到吧！”就这样，我因为墙上挂了一把吉他进入了安团长的视线，又因为搞了一台节目被借调到团文艺宣传队，而我的命运也因此而转变（不用扛大锄、抡大镐干农活儿了）。当然这一切我都得感激命运之神对我的眷顾，感谢安团长这个我生命中的贵人，但我更应该感谢的是姐姐给我买的这把吉他给我带来好运，尽管我到现在也没学会弹吉他。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读后感(四)：很好的内容哦！
“知青”,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群人.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是中国女知青子蕴历经“文革”,却青春热血,乐观进取,散发人性善良,宛如抗战时期“未央歌”式的励志传记.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细述中国1950年代至1980年代北京城小人物的社会生活,颠覆一般民众对“文革”仅有的刻板负面印象,是“文革”传记中另一种正面的题材.
此外,作者子蕴为爱情奋不顾身,远赴东北、内蒙古下乡建设,图文对照下,读者如置身实境.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收录作者珍藏照片百幅,所提及的朋友和作者子蕴本人都是现在在中国深具影响力的“知青”,《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正是认识“知青”最好的开始.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读后感(五)：精彩书摘：抢煤
抢煤
冬天的北大荒冷得嘎嘣嘎嘣的，那真是冰冻三尺确为一日之寒，眼泪流一半就冻脸蛋儿上了，“㞎㞎”拉一半就冻屁股墩儿上了。每天早上我们到水房去打热水，打回来一分，每人也就一点点。看水房的是一佳木斯青年，年龄比我们大不少，整天阴沉
探望在石头山上打石头的弟弟时所拍摄着脸。我很怕他，谁稍微多打一点水他开口就骂，为了不惹气，我经常不洗脸就去干活儿。北大荒的厕所是露天的，四面用砖墙围起来，地上挖的大坑上架上木板就是厕所。因为没人管，屎尿越来越多，高出地面，冻成了大粪山。所以每天上厕所是一大难关，无处立足，恶心巴拉不说，还冻屁股，那才叫冻掉屁股、砸坏脚后跟儿哪。所以但凡能忍，宁肯干活时到旷野荒郊上厕所，虽然更冷但至少不恶心。我们宿舍的炉子是砌的砖炉子，每天有老职工给添煤，夜里添煤的男职工随便进出女宿舍，且宿舍根本不插门，也插不上。但煤得自己抢，因为连队的煤是从团煤矿拉来的，是有数的，烧多少没人管，但你得有。各宿舍的煤在各宿舍的门口堆着，自己烧自己的，煤没了，你这屋就断火，受冻活该，谁让你没本事！为了冬天不受冻，抢煤就成为生活的必需。每隔一段时间，连队就派大卡车去拉煤，不知为什么，也许是路太远了，煤总是夜晚才到连里。一听说今夜来煤，晚上大家就全副武装手拿大铁锹等着，煤车一来，一拥而上，拿锹的先挤占一块地方，好给拿筐的装煤。全宿舍同仇敌忾，空前团结，为的是多抢点煤免得受冻。可女生怎么能抢过男生呢？特别是膀大腰圆的佳木斯、哈尔滨男青年……直到现在，每当想起在北大荒抢煤、抢饭我就痛心不已，苦和累我都不怕，我最怕的是人与人之间这种冰冷的关系，令你冷到心里，冷得你想起来都打哆嗦……说出来你们恐怕不相信，这个连队男女生之间不讲话，而我在这个连队待了七个月，除了自己的弟弟，没同任何男生说过一句话。本来我就在女校生活了七年，没同男生接触过，在这个连队又见识了如此冷血的男青年们，真令我不寒而栗……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读后感(六)：《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自序
我的回忆继2011年在台湾出版、2013年在台湾再版，到今天又能在内地出版，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怀着感恩之心写下这些文字。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被称为是跟着祖国奔跑的一代人。我亲历了建国以来六十年曲折的发展历程。我们这一代从一降生起，就跟着新中国一起，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各种自然灾害，各种天灾人祸，我们和祖国同悲同喜、同呼吸共命运。我知识青年的特殊生活经历，又使我生命中有着解不开的知青情结，正因如此，在生活中我经常会给儿子讲我的经历、我的故事。儿子鼓励我写下来，讲给大家听，并给我开了博客。就这样，我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博客中讲开了自己的故事，不曾想仅仅开博半年，就得到了热烈的反响，我明白这是因为我的故事代表了整整一代人的心声，引起广大知识青年的共鸣。所以，在这里我第一个感谢的，应当是我的儿子段若阳，是他鼓励我拿起笔，在叙述自己人生故事的同时，也反思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知青，这一特定历史下产生的特定人群，特定称呼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渐行渐远，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而作为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我的记忆却越来越清晰，直到我写下来，直到搁笔，我的心才终于平静，才终于释怀。因为我知道，作为知识青年这个特殊群体，这一段特殊经历正在被历史的长河淹没，虽然我只是这场运动中的一滴水、一片树叶，但我应该把我的知青生活写下来，那是我的、我们的历史使命，因为知青的生活是无法复制的。
本该读高中的年龄，史无前历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大地，最后一堂化学课成为我中学生活的最后记忆。本该上大学的年龄，盛载着我们梦想的高考却废止了，毛主席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离开城市、离开父母上山下乡，而农村那一片广阔天地就成了我的人生大学堂，这一学就是十年。本该三十而立，我们却从农村重返城市，从零开始，重新打拼自己的生活……我们这一代，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的青春和着汗水永远留在那一片黑土地上，而我们却两手空空重回故里。无怨无悔是知青回忆中最常用的词汇，但我知道，无奈才是最准确的描述，因为我们无权选择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宿命，我们只有认同并勇敢地走下去……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颗颗年青的心，在那样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年龄，在那样一个贫穷的、没有金钱物欲的特殊年代，演绎着自己别样的青春年华、别样的浪漫爱情，演绎着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我的青春记忆写到这儿就该搁笔了。尽管岁月蹉跎，经历坎坷，但那一段鲜活的青春经历，那一种纯真的情怀却始终萦绕于心，挥之不去。
……
我要感谢与我同在北大荒下乡，同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二团政治处宣传股报导员，我的战友，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室主任，著名民主爱国斗士闻一多之孙闻黎明教授。是他支持我出书，并在此过程中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亲自动笔修改，编纂目录。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就没有这本书的面世。
感谢我的兵团战友，同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二团后勤处上海知青，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民周刊》高级记者陆幸生先生为本书再版作序。
感谢台湾秀威出版公司总经理宋政坤先生对此书的重视，在出版中给予的友谊和支持，感谢主编蔡登山先生给予的无私帮助，并将此书介绍到北京出版。感谢北京爱智达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正山先生在北京出版的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感谢我的北京女子十二中学（贝满女中）同学，好友乔林方女士、曲渝邦女士给予我的友谊和关爱。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广大的知青朋友，北大荒战友们，你们才是这本书的灵魂和主人公！
我想用一首歌结束我的回忆，表达我此时的心情：
冰雪无痕，岁月有情，你可听到春天的脚步声声？四季不会轮回它的颜色，看林木悄悄更新它的枯荣。严冬己消失在雾散的群峰，让我们守护好彼此的心灵，为山河再搭下一片葱茏。
2014年5月20日于北京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读后感(七)：《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序 陆幸生
陆序：站在同一块基石上的感念
一
2011年5月21日早晨，我在台湾高雄，一大早五点半就起床了。来到高雄港的入口处，一棵高大的由废金属片组合起来的大树，姿态别致地竖立在海港道口，热带初升的阳光，斜斜的，橙黄色的温暖涂抹在树上，有了点妖娆的味道。深蓝色的海平面，一望无际。昨晚经过此地，这里原是日本当年雅马哈企业的厂区，再是“光复”后的仓库，又被“转型”废弃，现在是“艺术创意园区”。游览计划中没有安排这个参观项目，我独自而来。
手机响起，我收到了当年黑龙江兵团“荒友”刘国强的短信，告知：其一，他的人生级别提升，有外孙子做外公了；其二，同为“荒友”的子蕴出书，代我要了一本，书不是白给的，约写书评。内地书稿出版在台湾，内地人行走在台湾，途中，被约写“内地人台湾版著作”的读后感，这是属于海峡两岸今天的巧合。昨天，前天，都不可能。
子蕴快人快语，博客结集出书，是题中之意，油墨香来得快了些，“是我始料不及的”（作者语）。国强当外公，是必然的，短信中的欣喜，有着一份“快”意。“陆客”来到台湾，是必定的，可我没有想过，自己这么快也就来了。不相关联的三件事，都含有必然、必定的意思，又似都“没想到这么快”，如是共同感受的缘由有三个：背景的天幕已经更迭；这份更迭，需要时间，然白驹过隙，瞬间，我们就老了；我们老了，但并不麻木。
二
回沪，得到子蕴的《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仔细读来。
子蕴文本的缘起，是因为“不少同时代朋友的自传或者回忆文章，看那都代表不了我的感觉”，“在儿子鼓励之下”的“实话实说”。子蕴从“我出生”写起，以自家经历为一以贯之的主干，其他人事的描摹，则是枝叶烘托。作为母亲，子蕴本意，是“给儿子讲过去经历的故事”。“讲故事”这句话的“学术层面”很高：I am a storyteller。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我是一个故事讲述者。这是毛姆说的，他的名作即是《人性枷锁》。
“性格使然”的子蕴将文本上了博客。
同为“荒友”，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闻黎明先生说：“我从事现代史研究多年，习惯用史学眼光衡量事物。在我看来，与新中国同龄的子蕴，是用她的个人经历，再现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城市平民的家庭演变，而这个家庭和千千万万家庭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若从这个角度看，子蕴家庭的变迁、父母的境遇、个人的欢乐痛苦迷惘，等等，作为个体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作为整体，难道不是由于那个时代所造成的必然痕迹吗？正是由于子蕴的回忆包含着大量与现实资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子蕴的经历窥视现代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于是我怂恿她把这部回忆勇敢地奉献出来。”
记得，我见过一次子蕴——刘湘。
1970年冬天，我奉调至场部后勤处工作。起因简单，我是九连司务长，经常跟着马车或轮式拖拉机来往于场部办事，被有关人士“相中”。连领导知晓，欣然同意，这就等于是在场部主管吃喝拉撒和发放机械零配件的部门里，安插了一个自己人，以后办事方便。不过，不见兔子不撒鹰，连领导有个条件，放人，没二话，可物资股得先给批条子“调拨”两口大锅，一口给食堂炒菜，一口给猪舍烀猪食。
锅拉到连队，我去了场部。以物易人，我命运的改变，缘于一次中国基层农村物权与人权的交易。说起来也算是动用了金属等价物的买卖，不过不是金，不是银，不是铸钱用的铜，也不属于意识形态里面的“钢”，生铁而已，与钢相隔着再经历一场火的距离。
忘记了年月，也忘记了季节，也忘记了为什么事情，就是“有一天”，跟着逐渐熟起来的政治处某位上海男生（不好意思，这个男士是谁，也忘记了），来到“后边”政治处的草房子里。当天停电，走道漆黑，脚下高低。政治处人士推开一扇门，屋里的一切陈设细节，淹没在幽暗中，一个女生坐在桌前，在烛光下似乎正在书写什么。她仰起脸，若有若无地向进门的两位男生点了点头，没有一句话，继续伏案。掩门而出的上海男生告诉我：“这是刘湘，北京知青，高中生，报道组的。”
在我当时“政治概念”里，农场报道组与“市委写作组”级别相同。那是翰林院，那是御书房，那是殿前挎刀行走，那是两报一刊社论。说到当年感觉，也就是屋子黑，里面坐着的人，容貌模糊，眼睛也并不“炯炯”，与辉煌的名头颇不相符。想来，在食堂吃饭、在机关开大会时候，彼此还是见过的。只是“茫茫人海”，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的座次排列，“后”的人们从来就很有自知之明地站立在被规定的角落里，我是个新来的，更从不到“前边”去。
似乎不很久，听说刘湘调到大杨树去了。东北冬季漫长，心头的冰雪更是常年不化。许是单纯，更是麻木，走了，也就是走了。不是总是听到有人在“走”的吗？今日读子蕴此书，看到副场长王树德等相知的姓名，子蕴当年调动的途径，便一目了然了。至于调动缘由，即同场的弟弟已经离去，和D（子蕴的此时男友，此后一辈子的夫君）在异地的呼唤。容貌模糊的故事，在子蕴的叙述里，原因和过程，线条清晰起来。
在并不感到陌生的故事里，有一个“子蕴特色”。当年，各地知识青年，还有老职工，甚至有些已经担任若干年农场副职的非黄棉袄干部，有路子能走的都走了，远远近近的，都是向南走，唯独子蕴往北去。这样的行走方向，迄今回忆，恕我孤陋寡闻：北兴似没有第二个。
不回家，不回城，独一人，向荒原。迷蒙的路上，苍穹呼号，一个女孩子的背影，踉踉跄跄，又无比坚定地奔向了由首都校园和京城宅院的经纬编织而成的幻影。今天子蕴记录了自己曾经的“哇哇大哭”，当年，有谁从这份号啕中听到了她决绝的勇敢？
三
书者都是非常自我的。文本的自由行，缘于人性的自由行。
在书中，对于在北京与D的会面，子蕴这般写道：“冬天的阳光暖烘烘地照在什刹海的冰面上，亮光光的湖面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栏杆边一对青年男女，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再写到了大杨树这个“新地方”，自己的入党要求依然被拒：子蕴“满腔愤怒无处发泄，顺手抓起一个墨水瓶朝D砍了过去，D一偏头，一瓶墨水摔到办公室的白墙上，瓶子粉碎，一面墙溅得乌七八糟”。
这已是多么遥远的故事，这又是多么刻骨铭心的故事，挥之不去，招之即来。
从“社会层面”而言，返城迄今，关于知青话题的“反刍”，纷乱不绝。一百个故事，由一百个人来讲，会出现一百个版本。子蕴版本，仅是这诸多版本里的一部。子蕴，这位“‘文革’时期新闻工作者”的再度执笔，写字出发点是私人化的，行文没有一点宏大叙事的痕迹，也没有多少追根寻源的鞭笞。点点滴滴，琐琐碎碎，坦荡由之，笑哭率性。这是一种时代的反拨：在政治处报道组写稿，“语言、思路都有个定式，假大空是文章的通病，材料有了，要集体讨论定调子，即定文章的主题，基调。定完调子要吹路子，即把大纲和每节的标题都定下来，要写得层层深入，要无限拔高，写出境界来”。由此，调到大杨树，子蕴只有一个条件：“不搞宣传，我实在搞腻了，太累了。”子蕴今日文本“自由行”的源头，应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对于“文革定式”的抵抗。
子蕴提到，自己喜欢读章诒和。章氏新作《刘氏女》，是她继非虚构作品后的第一本小说。章氏接受记者采访，她说道：看到“进了监狱的美丽女子”，感觉“怎么那么漂亮的都在牢里啊！她对感情太单纯了，她的身体有需要，她也克制不住”；“在那样的环境下，太需要感情了，四周都是最残酷的，最孤独的，被所有人抛弃，一个人对你好，那种感觉太需要了”。在《刘氏女》里，章诒和“不去说制度怎么样，不说这些人的命运和制度的关系……我更多写的是情感、复杂的人性所导致的悲剧”；“我不会写太多时代的大背景，这是与我之前写作差别最大的地方。我不寻求制度如何不合理，而扭曲了人性，因为很多事情就是那么发生了”。
读到章诒和的如是表述，子蕴大抵会有心有灵犀的感觉。
相对子蕴的不能遗忘，缘于各种缘由的遗忘，在一千次的忘却之后，似乎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虚无。在上海某个“知青纪念馆”，众多的照片图板上，其中一幅贴出了六位女性青年和一位男青年的照片。这图板上的故事，讲的是“当年”黑龙江尾山农场震惊全省的山林大火，当时的“英雄报道”，出自尾山农场宣传科的一位女性，后来经过恢复高考后的考试，她进入高等学府；作为知青，又是大学同学，她曾对我说起过那场灾难。她当年写就的“救火”稿件里，出现有“一位男性”。寥寥数字，戛然而止，并无下文。在“滞后”了约四十年的介绍中，我被告知，这图板左侧六张照片的女生，都是烈士；而右上角的男生，事迹报到“上边”，因其母亲曾“倒卖票证”，被搁置不理。展览设计者说：现在这一家人已经“都不在世上了”。
20世纪60年代，内地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老百姓购买各种基础的生活用品，均需各式票证。贫穷人家照例获有一份，只是买不起，将这些票证卖给能够买得起的人，成为了当时“自由市场”一种“非法生意”。贫穷母亲的挣扎，是当年所谓的“罪行”，于是，其儿子在异乡的奋勇扑火牺牲，便被搁置一旁，无有只字褒奖，更无正式结论，任其淹没在茫茫知青的亡故名单之中。
这样的细节，当年，有人知道，可是，没写，是出于不让写。从这里，我体会的，是当年铁幕一般的封杀和封锁。太久太久的封杀，就是被掩埋；太久太久的封锁，就是被消灭。
这一天大的人性悲情，使我想着：关于“知青运动”，我们还“被”忘却了什么？
子蕴版本的价值，在于“准确地从记忆中取材”。真可谓北疆冰封，迄今不化。美国老鹰乐队的成名曲《加州旅馆》，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你随时可以结账，但你永远无法离开。想来，这天下凄惶，境内境外同是一样的滋味。乃至“民国最后的才女”，合肥四姐妹中的张允和早有诗句应对：“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岁月相异，感念如一。子蕴亦当如是吧。
四
2008年9月，《曾经的黑土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二团知青回忆录》在沪印刷出版。这是当年下乡到北大荒同一农场知青回忆文本的简易“汇编”，我写了序。序的结尾，我表达了自己的“心结”：对于那场知青“运动”，我将牢记，但绝不歌颂。我当年“长年下榻”在办公室“一隅”，隔壁邻居是同样住在装备股办公室的陈财武，在同一食堂里喝了多年大头菜汤的老朋友，回来后一向疏于“知青活动”，他突然给我来电：那本书我看了，我要为你写的这句话，专门打个电话来，“我坚决同意，我就是这个看法”。
也有不同的意见。当月13日，在上海松江大学城工程技术大学举行“荒友聚会”，一位中学同学以真诚的语态对我说：兵团考验了我们，更锻炼了我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很有必要，有人讲那是“灾难”，我要跟他们“辩论”（大意）。在当天发给与会者的《曾经的黑土地》里，也写有如是字句：“回忆起那战天斗地的时光，我的心依然激情荡漾。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栽万年松。青春年华，千锤百炼，对于我来说是一笔财富，是一首绿色的生命之歌。”
真诚是不能责备的。真诚在证实我们是前三十年“教育”最成功的批量产品。对于那个遥远的始终不能消失的十多年，你激动得流泪，那是你的权利；我心痛得淌血，那是我的自由。我已经知道，这世界从来没有过一个谁，通过“辩论”，通过“批判的武器”，能把另外一个谁“教育过来”。经过千沟万壑的跋涉，步出漫天风雪，我终于明白和懂得：世界由嘈杂构成，且这份嘈杂是永恒常态，自己就决定坚守这份自由：即使孤寂，也是自我，即使冷落，也是安宁。你当然是从前的你，我必须是今天的我。
我的对“知青运动”的零碎“感念”，在前些年和当下，写下过这样的文字：
对于中国知青和中国“知青运动”的解说，几乎无穷无尽，几乎无法求同。只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文革”劫乱已被彻底否定，而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怎么可能还是唯一单个的完整的蛋。在理应上学的年龄，丢弃书本（请允许简略表述）去劳动；到本该工作的时段，却作为超龄“大”学生去读书。这不能被认可是正常社会的秩序。投身社会，要以背井离乡为前提；表达忠诚，要以抛弃父母兄妹为尺规，这更不能被判定为道德人生的准则。人类历史上有因战乱和灾荒的人口大迁徙，但没有一次人数达一千七百万之多，时间长达十年，以纯粹的年轻人为主体的生命大迁徙。
对于北大荒这段知青下乡时期的经济状况，有人说：是知青用尚未完全成熟的身躯，支撑了共和国大厦。其言“壮硕”，实际却恰恰相反，几十万年轻人的到来，制造了黑土地的入不敷出。这在农场大事记中有记载。但是，这后果不是知青的责任，而是国家政治动荡的高额成本。（写于2008年）
在四十多年“知青运动”的宽银幕上，有如是我们的形而下的小人物，更有汹涌着的形而上的政经背景。这理当包括20世纪60年代后期“知青运动”的决策，即“最高指示”的形成过程，据今天汗牛充栋的资料看，这涉及当年无比幽深、复杂的“文革”动因。大批知青回城的发端，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云南知青赴京，与农业部最高层领导京城会晤，一拍两散；继而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副部长亲赴当地，面对下跪的青年群体，做了令人涕泪俱下的讲话。最后，以邓小平的知青、家长、农民“三个不满意”为结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大返城”式的崩溃宣告终结。
其海啸般的崩溃，被冠以“病退、困退、顶替”的政策名称。顶替，是父或母退出原单位职工额度，让子或女就业。一个经济制度，“计划”到这个家庭只配给一个饭碗，父母“不吃了”，孩子才“有得吃”。至于病退、困退，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知青们，都是戴着这顶帽子回城的，而所有人回城后，又都以实际健康或比较健康的身体，去就业，去拼搏，去从头开始。
病退、困退，尤其是病退，是一场被程序允许、被公开昭示的谎言操作。“知青运动”以谎言始，再以谎言终。把崩溃之路，标名为因“病”之路，因“困”之路，是“切题”的。（写于2012年）
对于“知青”的历史遭遇，上辈父母和知青自身，饱含唏嘘。只是当年，“勉从虎穴暂栖身”，在那样的时代，不屈、沉默，是一种行进方式；迎合、阿谀，也是一种自保的步履；至于混沌、“游戏”，更是排遣无望岁月的无奈演绎。
如果硬要那般表述，“知青运动”有何“正收益”，那就是让年轻人了解了中国农村基层艰难的现实困境。今日坊间，有论强调今日些许高阶官员的知青“出身”一说；其实，“他们”下乡之后，时间长度远远超越乡村岁月，或学生或官宦的几十年仕途，在关节点上各式各样的“攀登情节”，究竟怎样，对于绝大多数的草根知青而言，哪里是能够知晓的；“知青出身论”也实在是把中国官场看得太卡通了。（写于2012年）
古诗有：“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正是因为：受难让人思考，思考让人受难，故而子蕴曾在自己的博客里，刊出这样一首诗，里边有一句：她“唯独不能……歌颂”的，是“知青运动”。这个省略号，是对“温暖”的一份姿态“优雅”的拒绝。
子蕴的“不歌颂”，与我的“绝不歌颂”，是站在了同一块岁月的基石上。这是我写下这篇读后感的动因和主旨。
是为子蕴《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的序。
陆幸生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读后感(八)：精彩书摘：掰苞米棒子
掰苞米棒子
还没有入冬，早早地下了一场雪，这场大雪把正在收割还没有收完的老玉米都盖上冻住了，东北人管玉米叫苞米棒子，因此我们从修水利的地方抽回来的工作任务就是掰苞米棒子。北大荒的土地广袤无垠，庄稼地一眼望不到边。每天早晨我们一人背一个筐钻进玉米地就像钻进了大树林子，大家各把着一两行玉米边往前边摘边往筐里装，背不动了就去找离自己最近的玉米堆，集中倒。你就是一天只把着一垄玉米掰，从早到天黑也走不到头儿。这个活儿虽艰苦但自由度相当大，钻进玉米林子一会儿，因为干活进度有快有慢，就谁也找不见谁了。
我们连队的知青分几部分，最早的一批是佳木斯的社会青年，大约是1963年、1964年来的，他们年龄很大，文化程度很低，有些男的看起来很野，让人生畏，其中许多人已经结婚。第二批、三批是哈尔滨、上海和北京知识青年，这两批人都是1967年、1968年来北大荒的，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1969年来的全部是北京的应届毕业生，除了我为了投奔弟弟是高中生外，一水儿的十六七岁的六九届初中毕业生。我之所以在连队里感到非常孤单寂寞，主要是和以前来的人难以融合，和一起来的小孩子们又没共同语言，没有同龄人可以交流。试想如果我去了罗北，和同学们在一起，估计日子要好过得多。连队乱主要因为领导班子不和，也许是老农场干部跟团里现役军人领导不对盘吧，总之，我印象中的我们就像—盘散沙，根本没人管。因为没人管，这个连队反倒没有“极左”的政治空气，现在想想，真该谢天谢地！我们的女农工排长是个上海六六届学生，长得膀大腰圆，不像我想象中的上海人，倒像山东大婶，她很泼辣也很蛮横，除了几次我因例假肚痛得受不了，找她请了几次假，而她几次都以“大家都一样来例假，凭什么你特殊”为由不准假外，我几乎没跟她说过话。
每月来例假应该说是我下乡期间的一个个受难日，肚痛、腰痛不说，腹部冰冷得像装了冰块。因为劳累和寒冷，来例假就像血崩一样，用卫生纸根本不行，只好让母亲用大包裹从北京寄医用脱脂棉，2角2分钱一袋，一次用好几袋。每次例假时间还特别长，大约七到十天，所以那时的我人瘦得像麻秆儿，脸色蜡黄蜡黄的，用东北话说：“盖张纸哭得过儿了（形容像死人）”。
再说知青在东北，按家乡分派系，上海帮、哈尔滨帮、北京帮，分得清清楚楚，没矛盾便罢，有了矛盾就按帮派打群架，互不相让，十分可怕。好在我是自己来的，和谁都不搭界，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乐得孤家寡人，孤魂野鬼般，倒也自在。特别是再摊上掰棒子这样的活儿，心里就更高兴了。
掰棒子活儿并不轻松，冻上霜雪的棒子冷得扎手，虽然戴着手套一会儿就湿透了，背上的筐也越来越重。苦点、累点我都不怕，我只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活儿。钻进玉米林子，我就一边掰棒子一边唱歌，唱那些当时时兴的歌，《地道战》里的“太阳一出照四方……”，《红旗渠》里的“劈开太行山……”，还有什么歌唱大寨的“一道清河水，一座吕梁山，大寨那个就在山那边……”。我的艰苦下乡生活也就这样在苦中取乐中一天天地过呀过，而那时带给我生活巨大乐趣的就是读信和写信……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读后感(九)：精彩内容
抢煤
冬天的北大荒冷得嘎嘣嘎嘣的,那真是冰冻三尺确为一日之寒,眼泪流一半就冻脸蛋儿上了,“”拉一半就冻屁股墩儿上了.每天早上我们到水房去打热水,打回来一分,每人也就一点点.看水房的是一佳木斯青年,年龄比我们大不少,整天阴沉
探望在石头山上打石头的弟弟时所拍摄着脸.我很怕他,谁稍微多打一点水他开口就骂,为了不惹气,我经常不洗脸就去干活儿.北大荒的厕所是露天的,四面用砖墙围起来,地上挖的大坑上架上木板就是厕所.因为没人管,屎尿越来越多,高出地面,冻成了大粪山.所以每天上厕所是一大难关,无处立足,恶心巴拉不说,还冻屁股,那才叫冻掉屁股、砸坏脚后跟儿哪.所以但凡能忍,宁肯干活时到旷野荒郊上厕所,虽然更冷但至少不恶心.我们宿舍的炉子是砌的砖炉子,每天有老职工给添煤,夜里添煤的男职工随便进出女宿舍,且宿舍根本不插门,也插不上.但煤得自己抢,因为连队的煤是从团煤矿拉来的,是有数的,烧多少没人管,但你得有.各宿舍的煤在各宿舍的门口堆着,自己烧自己的,煤没了,你这屋就断火,
《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读后感(十)：精彩内容试读
修水利
很快我们就被派修水利去了,我不记得那是哪里,也不记得怎么修,只记得离连队很远很远,大约得好几十里地,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垫子,我们就在草垫子上扎上帐篷住下来了.十月的北大荒已经很冷很冷,因为我是大姐,我只好又住在帐篷的门帘边.且不说门帘根本关不严,光是夜晚出来进去上厕所那个忽闪劲儿,就够人受的,我没被冻成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班长一样的冰人就算运气,就是冻成冰人,也没人向天上鸣枪表达悲痛.
我们干的活儿就是用铁锹在草垫子上挖泥,草与泥和在一起挖成一块一块的,然后用筐挑到几十米远的一个地方垒起来.湿泥巴连着草和水又沉又脏,溅得满身满脸都是泥,加上脚下踩着草垫子渗出的冰冷冰冷的水,就是再卖力气、跑得再快也出不了汗,一停下来小风嗖一吹冷得前心贴后心.好容易熬到吃中午饭了,送饭的车一到,男青年们就一拥而上,最多的两只手能插上十个包子,几筐包子一抢而光,后面的女生顶多拿上一两个,再后面的,比如像我这样拉不下面子假斯文的,那就干脆吃不到饭.饿一顿两顿倒是死不了,令我难过的是,为什么好好的男生一下乡变成这样,既没有公共道德又没有同情心,更别提什么互相关心爱护帮助了,简直就成了一群狼.
因为修水利劳动强度大,条件又艰苦,伙食又差,男青年实在熬不住就去附近偷老乡的狗杀了吃.半夜三更他们就在水利工地上的大棚里用做饭的跟井口一样大的铁锅边煮边吃,第二天炊事员再用那只铁锅做大子粥时,其腥无比,恶心得无法下咽,我只好饿着肚子干活儿.这时我想到了弟弟,若弟弟在,至少可以给我分一杯羹,可惜他又被留连队里没抽到修水利.怎么办？为了吃到午饭,我很快也加入了狼群.送饭的车没到就提前望着,远远看到车先扔下手里的工具,车一到一哄而上,能抢几个抢几个,反正不再装淑女假斯文了.为了填饱肚皮,淑女斯文卖几分钱一斤？人啊人！为了活命,你就这么快放弃了十七年的教育成果,没有了自尊和自爱,你就这么快融入了这个“集体”！
我这个人是个生性乐观的人,不管干活多累多苦,我很少愁眉苦脸,每天回到帐篷还是很高兴.晚上没事,我就给大伙讲故事,讲笑话,很快就成了“孩子王”（所谓的孩子就是六九届的学生）.我的故事大都是以前看过的短篇小说和电影,有时还给她们讲鬼故事,吓得她们吱哇乱叫,忘记了的地方就瞎编胡诌,孩子们都很爱听,大家相处很融洽.很快我就有了几个跟屁虫,无论我走到哪儿,去干什么都跟着我,对我言听计从.
有一个星期天,我想去附近连队或团部去买点吃的或日用品,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离我们最近的是连队还是团部,我决定去试试撞撞大运,立刻有三四个女孩儿要同我一道去,我们就这样盲目地出发了.那一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我们几个人走在已经泛黄的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里,很有些“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意境.可惜的是,没有牛羊,只有我们几个单薄弱小的身影.我们就这样在草甸子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啊走,最后迷失了方向.那时已过正午,肚子越来越饿,心也越来越慌,帐篷早就没了踪影,于是我说：“往回走吧,别天黑了连我们驻地都找不到.”因为我不认识东南西北,只好听几个孩子的指点,可她们意见总也不统一,就这样吵吵闹闹地往回找.天黑了,再也没人吵了,大家又冷又饿又怕,穿的棉裤已湿到半截,腿沉得迈不开步.我警告大家,谁也不许哭,团结一心,咬紧牙关,向有光亮的地方走.幸亏我们中间有个女孩儿,我已记不得叫什么名字,她很沉着,有着和自己年龄不相称的镇定,且方向感极强,我让大家都听她的,跟着她走.黑洞洞的大草甸子和天连成一片,好像一口大锅罩着我们,天上星光点点密密麻麻,增加了恐怖和神秘的气氛.这中间我们曾经遇到几次拖拉机拖着犁,我们兴奋地又喊又叫,可气的是,这些人不仅不停车,还在我们身边加足马力,溅得我们满身满脸的泥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知识青年最贱,就像地上的一只小蚂蚁,被碾死了也不会有人管,且那时候人也已经没了人性.更可气的是,连里丢了几个女青年,连队领导管都不管……总之,半夜三更,我们终于回到了连队,钻回了帐篷我们的窝.我们脱下了湿透了的棉衣裤：有的钻进被窝大哭,有的破口大骂,有的不声不响地刷洗自己的鞋和裤子,只有我向睡眼惺忪的全帐篷的女孩绘声绘色讲述一天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