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政体》读后感100字

　　《西周的政体》是一本由李峰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周的政体》精选点评：

　　●此书翻译不太流畅，语句逻辑关系略嫌生硬，令人费解。

　　●在金文与历史的结合研究中打开新缺口，颇受启发。金文中蕴含的历史有待进一步发掘。

　　●应该是力荐了。作者给予了新的视角，论证也很有说服力。感觉有种全球史的思维，非常不错。

　　●暑假再详细写篇书评吧，现在没有时间啊！对于这本书，现在觉得没有之前那本的好！

　　●没有《西周的灭亡》那么精彩～有点观念先行的感觉

　　●还在讲“二重证据法”么？要跟进啊。八十年代再好也都过去了

　　●鬼使神差从书架上抽出来翻翻序言就被吸引啦的好东东~读过序言

　　●全部基于金鼎铭文资料建构西周整体框架。比建之于古典文献更扎实。

　　●方法有待商榷

　　●尝试将西周中期以后的国家描述为官僚国家显然是失败的，不如果说封建宗族为主干的国家在周王畿地区，随着行政事务特别是王族家内事务的复杂化出现了官僚化的倾向。书中的研究看似推翻了世卿世禄的传统看法，但其实是将之简单化了。在后代的继承当然不是一蹴而就，但父祖官职依然保证了其入仕承担某一类型官职的资格，并且影响他在正常情况下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而且不能忘了还有世系的封地。尽管如此，研究商周国家形态的研究，以及理论上的思考仍然是重要的。

　　《西周的政体》读后感(一)：周史札记#14：feudal与封建

　　1）李峰否定“西周封建论”，理由一是西周制度不符合传说中的feudalism，理由二是feudalism在欧洲也只是个传说；

　　2）结果翻译过来变成了他“否认西周实行封建制”，其实他的观点与认为西周实行封建制的中国史学者没有什么重要差别；

　　3）他承认先秦制度与秦之后的帝国制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类型，但拒绝将前者称为封建制，可是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名称，只好还是用“封建制”，只不过加个引号；

　　4）我开始就知道他否定“西周封建论”，所以原本期望他会说出些让我吃惊的新东西，但读过他两本书后，没有发现期待中的任何新奇论点或证据；

　　5）周式封建与日耳曼封建确实有重大区别；

　　6）但我认为用一个更一般的概念涵盖这两种制度（和其他相似制度）是必要且正当的，因为它们有足够多共同点，且鲜明区别于官僚集权帝国，为此我们需要找个词来表示这一概念，而最恰当的仍然只能是“封建”和英文的feudal；

　　7）所以我觉得李峰这么做与其说是在澄清概念，更像是在制造混乱。

　　《西周的政体》读后感(二)：基于铜器铭文的政治史

　　花费两周多一点的时间，食毕。

　　前面的考证部分颇为繁难，读起来比较吃力。

　　对于非历史学和政治学专业的读者而言，只看第七章就够了。

　　以往的周代政治史研究，往往陷于疑云密布的先秦文献而不能自拔，甚至有很多研究者以《周礼》为依据对铜器铭文进行研究，进而完全变成面壁虚构的怪谈。传至今日的周代典籍，其真伪与疑信，想要考证根本不可能。因此作者干脆把这些文献基本全都扔开，利用铜器铭文，特别是周天子的册命金文为主要材料进行研究。在这些材料中，作者找到了大量的官名及其职能、运作方式，同时又通过比较不同材料，模拟出了若干的官员仕履路线，进而对政治运作的制度进行了大量的探讨。这种方法本身就非常发人深思。

　　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本书中脱离铜器铭文而用春秋史来谈东周与西周连续性的一段，是本书逻辑最弱的一段。对诸侯国的讨论，由于缺乏册命金文的支持，说服力也有限。而且作者一直认为册命金文是最可靠的档案文献，这本身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依作者的看法，周代是一个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认为周代也存在东西异制的问题（之前陈苏镇提到的模型是汉代的东西异制），这非常令人兴奋。同时，周王对城市、对贵族财产、对诸侯国的权力比之前想象的要大很多，基于这一观点，也许对传统国家的国家权力模式能有新的认识。至少，中国传统社会中巨大的国家权力，其来源和早期形态由此可以确定。

　　本书最有价值的是第七章。这一章里作者追述了学界对早期国家之五种模式（城市国家、领土国家、Feudal国家、邑制国家、分立国家）的看法，然后从前六章得到的历史学结论入手，对前面五种模式与西周之间的区别依次予以阐明，最后明确提出“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概念，逻辑性很强，值得一读。

　　《西周的政体》读后感(三)：西周的用人

　　作者向人们展现了一名西周官僚从进入政府伊始，如何谋取差事，如何获得晋升，以及他的家族在其中所发挥的影响力。就这一意义而言，这本书值得一读。

　　西周政治的特点，在于宗法制、世官制和分封制三位一体。李峰已经指出，官僚往往沿着祖先的轨迹而缓慢晋升。当长辈在位，他既是长辈的后代，又是长辈的下属。当长辈去世，职位空缺，他则顺理成章接受这一职位，延续家族的祭祀。然而，如果此时他还年轻，不能胜任。那么，这个职位将由来自另一个家族的官僚担任，而替代者的祖辈，或许就是被替代者祖辈的前任，替代者本人，也可能就是被替代者的前任。

　　这种继任制设计的初衷可能是为了使世官制度适应官员成长升迁的需要，确保每一步都后继有人，又能为官员的下一辈准备相同的晋升阶梯。但是这种制度的关键在于存在广泛的职位空间，可用大量临时职事来容纳越来越多的待位官员。而随着社会和生产的不断发展，职权越分越细，临时职事不断转换成为固定职位，因此官员等待升迁以继承祖先的道路迟滞下来。政治生态已经无法容纳官职的严密化发展，世官制度也就由此走向了溃乱。从“变雅”所描述的时局种种，很容易就能看到当时官职用人随心所欲、党争纷乱变幻无常的末世镜像。

　　《西周的政体》读后感(四)：可亲可爱的西周

　　儒学和历史总是那么貌合神离。孔子的“吾从周”就好像一个魔咒，能让后世的儒者与他一起沉迷于“周公梦”的迷境之中，从而放弃了对西周“历史”的还原性解读。当然，所谓道德仁义在西周应该的确是存在并发挥了作用的，但有没有儒家所渲染的那般绚丽多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西周的历史，不同领域的学者可以做出不同的判断，政治的看见政治，经济的看见经济，法律的看见法律；也幸而有了这些学者不戴着“儒学”眼镜的关照，我们才会发现，儒学视野下的西周是多么迷幻而不近人情。

　　李峰先生的这本《西周的政体》，便是着眼于西周的政治制度，根据可靠的青铜器铭文所记载的内容而进行的细致研究。虽然由于材料的限制，李峰先生尚不能处理很多细节性的问题；但话说回来，关于西周的材料也算够多的了，因此，李先生的大笔一挥，便为我们勾勒出了西周政治的轮廓，从而让我们对西周的政治文明有了直观而真实的了解。

　　有的时候，真羡慕历史学家的客观和冷静，他们面对西周的时候，是站着观察并研究文、武、周公三大圣人及其后代的；不像那些儒者，往往不由自主便卑了躬，屈了膝，点了头，哈了腰，头脑一热，就“吾圣万岁万岁万万岁”了，哪里还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当然，儒者的用心可谓是良苦的，在一个政治淆乱、价值失范的社会里，他们将自己的政治理想附着在伟大的同时也是臆想的西周之上，试图用古史来证明自己学说的合理性，以“逼迫”君主乖乖就范，实施仁政，从而实现“大同社会”。可惜的是，历史哪能是胡编乱造的呢，也难怪君主们弃之如破鞋了。

　　李峰先生在书中主要是描绘了西周中后期的政体和治道，而对于儒者喜闻乐道的“文武周公”三大圣人的早期却付之阙如。究其根源，非李先生不欲也，“文献不足故也”。

　　在李先生的研究中，西周虽然没有发展出如儒家所说的那样粲然大观的政治文明，但其政治构架确实是已然相当完备了。李先生认为，西周之所以能打败殷商，政治组织的合理和先进是其重要因素。实际上，西周正是在有效的政治运作模式下，合理统合武力力量，最终击败已经“众叛亲离”的商。而商之所以落败，并非由于文武多么有“德”，实在是商朝太无德——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现代史上又重演了一次，结果，某党就自己高唱没有自己就没有新中国了。

　　李峰先生本书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英文学术著作的卓越特点往往是论述分明、直奔主题，不像中国人写作，总喜欢东拉西扯，经常刚要进入正题文章就结束了（正如我的这篇“书评”，也是在还没进入正题的时候，字数已经达到了一千字）。究其原因，这是由于中国的写作者一方面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同时也说明，中国的写作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文章置于宏大叙事之中，以图使之具有“文以载道”似的崇高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再次回到正题，李先生的这本书论据是充分的，结论也是稳妥的，而且，其结构也有利于喜欢偷懒的人阅读：对于那些只想对西周政治有宏观了解的人来说，只要读读每章后面的“小结”以及“结语”就行了，至于李先生的论证和分析，就请尽管放心吧！

　　最后一句，我总觉得历史学家视野中的西周，比起儒学视野中的西周，虽然不完美，不神圣，但要可爱，要可亲。

　　《西周的政体》读后感(五)：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随记

　　李峰在《西周的政体》中提出“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度国家”概括西周国家，在他看来，根据委任法则所构造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以“邑”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系统相整合，能够最佳反映西周国家组织和运作的逻辑，并重新定义西周国家以反映它最显著的特征。西周国家首先被设想为邑群的集结体，它们靠国家政治权力组成一个分层的网状结构。其中，边远的属邑通过路径与族邑连接起来，而族邑又进一步借助道路与王室宗族所在的诸侯国都保持联系。在顶层，王都，即渭河平原的“五邑”和东部的成周构成了权力的网络组织，周王正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巡行。根据委任原则和王室宗族的血缘结构，国家权力由王都分派至诸侯国的国都，并且通过诸侯国的政治结构，进一步到达不同的土著宗族。在西部的王畿地区，它由王都直接传至管理着众多偏远属邑的宗族中心。这是西周国家最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构造，它来源于周人的两次东伐并在随后的持续扩张中逐渐得以完成。

　　根据李峰的观点，西周国家政治上的“委任”有两点表现：（1）在位的周王委派地方诸侯进行管理；（2）在位的周王本人是依靠一个在西周的政治哲学中被认为是源于王朝的创立者——尤其是周文王——的权力来进行统治。因此，西周国家的关键性政治关系是依照“委任”原则建构得，而这一原则又深植于周人有关其国家起源的理论中，亦即天命理论。当周王把自己的权力代理出去的时候，他是通过一种血缘的结构进行的，王室宗族的血缘结构成为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从周王到地方代理人的委托出去的主要途径，且作为王室宗族的别支诸侯大多成为地方新立宗亲的宗主。于是，宗族的社会组成被转变成西周国家的政治组织，当他们由于权力代理而成为大幅扩张的政治网络的中心时，也成为国家和居住于邑的国民之间的枢纽，由此构成“邑制国家”，也是以亲族为秩序的国家。西周国家最根本使命是通过宗族的血缘结构对邑进行控制，建立统一的政治秩序，并提供用以维持秩序的手段（强制性权力）。

　　在西周国家的地缘政治中，“邑制国家”有两方面含义：（1）青铜器铭文不加区别地称作“邑”的聚落，既是基本的社会实体，也是“国家”控制力所能到达的基本地理单元。因而，西周国家并非一个由边界线所界定的地理整体，而是由成千它所控制的邑的位置确定的；“国家”存在于这些邑中，是成千片土地的集结体，这些土地借助政治控制力聚集在一起并处于一种分层的结构中。（2）因为西周国家以“邑”的形式而存在，所以在国家设想的“疆域”内存在着真空地带；同时作为西周国家组成元素的诸侯国所属的所谓“领土”之间也会出现重叠现象，这种状况为西周国家政治控制力最终衰退时的一系列重要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出发点，有助于理解后来的领土国家转变以及进一步走向帝国。至于邑的政治控制结构，王畿与委派管理的东部平原不同。东部诸侯国的国都形成“大邑”且未国家权力的集中点，国都以外的地区分布着“部邑”（或者说宗邑），族裔周围是宗族控制的大量较小的“属邑”，从而呈现邑的三级阶梯化结构。王畿地区依然存在这种结构，但王邑地区也存在大量由国家直接控制、独立于宗族结构之外的邑，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员进行管理。【296-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