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转向经典读后感有感
《叙事的转向》是一本由彭刚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异16图书，本书定价：25.00，页数：2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叙事的转向》精选点评：
●嘿嘿，还得再看一遍...
●迷迷糊糊！
●作为对史学中的“叙事的转向”的考察是不错的，但是很难看到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希望在今年的新版增补的那部分里面有所体现。
●背后的哲学讨论……sigh
●曾经以为威廉乔伊斯的故事是这本书里最有独创性的部分，也是作者先期就在读书上发表了的小文章，但最近发觉通过这个故事来讨论叙事也是照抄了Gorman，而且ankersmit在叙事逻辑一书中已经评论过这个方法了。已经记不清作者是否在书里加上了脚注，让人伤心的事情是整本书貌似因此一点独创观点都没有，完全是评述。
●已经是对于现代史学理论相当精到的处理了 可能还是学了哲学能更好地填补史学理论的巨坑吧
●我把Skinner的那个“历史地-理解思想”弄成了“历史地理-解思想”。
●送来的样书，随手一翻，写得真好啊。。。然后看了一下午，其他什么都没做。。。
●纵横捭阖，出入自如
●其实是论文集，方便反复记忆
《叙事的转向》读后感(一)：历史与叙事 ——彭刚《叙事的转向》读后
原来跟哲学系朋友们交往的时候，经常会聊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同经济系的朋友交流，也会了解到所谓边际革命，自己身在历史系，只好也跟着谈什么历史学的叙事学转向了。这一点，作为何兆武先生的高弟彭刚先生想来也是跟我有同感，只不过他是专业对西方理论进行梳理，而我不过是口耳之食而已。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应该对彭刚先生这部讨论史学叙事学的书谈些想法。
对于西方史学的叙事学转向，彭刚先生对其产生的背景梳理的非常清晰，也就是说由于现代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导致了传统叙事史学的衰败，因而有一批史学家站出来，反驳现代史学的分析化倾向，重新恢复叙述史学的地位。对此，彭先生介绍了西方四位重要的学者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斯金纳和施特劳斯。我们不妨一一对其进行介绍。
海登·怀特是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历史系荣誉教授，当代美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新历史主义最主要的批评家，被誉为“在文化理解和叙事的语境中，把历史编纂和文学批评完美地结合起来”。在《元史学》中，他将19世纪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对于真实历史的信心，转化成为一个术语“风格”。对于文词和科学之间的冲突，在元史学中怀特眼中，完全是前者制造出来的修辞风格，至少在兰克、布克哈特和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笔下，虽然透露出的是对于科学主义的实证观，但是这几位大师都无一例外的是修辞学大师，在讽喻上的功底，远远超过二十世纪这些史学不肖子孙。
安克施密特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国际权威学术刊物《历史与理论》的编委，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历史哲学家。著有《叙述逻辑》、《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关于历史学的思考》、《历史表现》、《政治表现》、《审美政治学：超越事实和价值的政治哲学》，主编《新历史哲学》、《隐喻与知识》等。从上述的书中，我们能够看出安克施密特对于叙述的兴趣，特别在于历史修辞中的隐喻的关注。而彭刚讨论的恰恰就是他对于叙事主体的问题，当然这种讨论离中国史研究还比较遥远。
关于斯金纳和施特劳斯，我一直都觉得他们不能算是叙事转向的人物，虽然彭刚翻译过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但是思想史从观念史研究区别开来，当然有这两者的功劳，但是他们的研究则各有侧重。斯金纳作为剑桥思想史学派的掌门人，有着一套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这一点上很明显是继承了英国科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念，从而延伸出历史与思想史文本的互动关系。而施特劳斯作为古典政治哲学大师，怎么也不能算是历史学派中人，何况他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而不是在历史系或者哲学系，应该与彭刚先生讨论的史学叙事学转向无关。但是，施特劳斯毕竟在古典政治哲学中谈及历史主义的一些问题，所以也不能算是跑题了。但是，与其说他是叙事学，不如说他是反思现代性社会以及社会科学，这一点上彭刚先生似乎并未涉及。
当然，彭刚先生所谈到的历史学的叙事转向，也是我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毕竟中国史学在离开传统叙事后，经历过人类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等多方面的洗礼，已经从叙事性写作走向了分析性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全然失去了传统史学的优美文笔，留下的更多是概念性的讨论。近五十年来的史学研究争论，几乎全部是概念性的讨论——如历史分期、社会性质、农民战争，缺乏历史应该有的叙事风格。这造成了现代史学的阅读群体越来越狭窄，到现在史学的基础越加的薄弱，而史学研究却越加的艰深，这样的矛盾必然造成史学研究的衰落。对此，我并没有看到学界的老先生们对此有过关心。也许，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还遥不可及，他们所关心的还是理论上的问题吧！
《叙事的转向》读后感(二)：大历史真得萎缩了
作为中国史专业出身的我，对于西方历史哲学，一直怀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前辈学人的经验之谈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则不断告诫我，还是要多读读理论方面的著作，尤其是西方的。于是，初入史学理论门径的我，在世界史好友的推荐下，选择了彭刚教授的这本《叙事的转向》。
对于本书，我是抱着学习和了解的态度去对待的，所以书中的主要篇章，自己不仅一丝不苟地读了，还认认真真做了思考，间或有些所得，则会批注于书的两侧，以致此书读完后，才赫然发现书本已被我“批”的面目全非。
就本书所论而言，作者主要是在向读者介绍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史学理论转向（又称叙事的转向），当然其中也参杂有作者本人的观点与评述。作者以理论家个案研究为起点，引入西方史学理论转向一题，在依次分析了参与此次理论转向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和斯金纳三人的史学理论后，又对此次理论转向所涉及到的历史学解释与事实，历史学客观性等核心问题展开分析、讨论。总的来说，本书的介绍性要大于分析性，也就是说，作者主要是在向读者传达西方史学理论转向，而自己对此的分析和见解，则略显不足和单薄（当然不能也不应以此苛求作者）。
此书读罢后，我脑海中形成的一个概念就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真是揭了盖子，又捅了篓子”。说他“揭了盖子”，是因为它本身提出的对于历史学绝对客观性的质疑和摒弃（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理论、观点），对我们增进对历史的认识（主要是哲学层面的）有所裨益；但同时它把历史等同于文学，解构了历史的客观性与作为学科的合法性，酿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史学危机，着实给当下史学的存在与发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对于前者，本书作者给予了充分解释，使读者对于后现代主义史学（作者习惯用此概念的狭义范畴，称之为叙事主义）之相关观点有了较为明晰、准确的理解。而对于后者，虽然作者在本书的每一章节中都有涉及（第四和第五章较为集中），并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个别偏颇主张提出了不同见解，或予以纠正，但整个论述给人的感觉，特别是相较前者而言，难免会失于浅显和苍白。以第五章作者所讨论的历史学客观性为例，作者在辩驳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客观性的抹杀时，极力强调不同史学论著间可定高下，试图以此来确定史学评判是具有一种客观性标准。诚然，评判不同史学论著高下的标准是客观存在的，但后现代主义所要批判的史学客观性乃是谓历史解释与历史实在相较而言（这一验证是不能实现的），并非是不同历史解释之间的高下之分（这一验证是可以实现的）。作者试图以史学评判标准的客观性来论证历史的客观性，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或可谓史学评判标准的客观性是历史客观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如此，历史客观性的问题仍然未能得到有效证明。其后，作者又借鉴了阿兰·梅吉尔关于“客观性的四种含义”，并加以发挥，认为后现代主义虽然解构了历史的绝对客观性（事实上，绝对客观性在相对主义史学出现时，已遭到质疑和批判），但历史“学科的”、“互动的”、“程序的”客观性，依然存在。的确，历史的绝对客观性在后现代主义的猛烈炮轰下，恐怕已是灰飞烟灭了。但历史的客观性却并没有完全丧失，作为一个学科内部定义、承认和使用的历史客观性仍然存在。这里，作者以此反驳后现代主义解构历史客观性的论述应该说是站得住脚，差强人意的。但细想下来，这样的历史客观性（要经过种种限制且使用范围被不断缩小），就只能是存在于历史学内部了，不再像以往所认识的历史，可以超越学科的限制，如此“大历史”真的称得上是“萎缩”了。对此，作者也坦然承认“历史学家的技艺乃是历史学命脉之所系”，这样的表述恐怕是不同于我们以往关于历史学命脉的认识吧！
同时，我还想借此略谈一下当前史学研究日趋细密化的趋势。出现这样的趋势固然是历史研究发展的惯性与必然，但一味执着于细小问题的考察，人人都成为该领域内的“专家”，视个人的研究领域为“禁脔”，学人彼此之间，隔“题”如隔山，议论之时，难以置喙。如此的研究趋势，固然是更易达到忠于历史实在的目标（如同安克斯密特所谓单一的历史陈述），但也确是易于丧失对宏观历史的构图与背景描述。后现代主义出于对“宏大叙述”的怀疑与摒弃，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开始投入到细密而微的研究中，不同论著的前言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关于“概念限定”、“用词界定”、“范围说明”之类的内容（这当然部分是出于史学家法的需要），等到所有的限制说明完毕后，试问剩下的“弹丸之域”，还有个什么研究劲头呢！“碎义逃难”，是班固在《汉书》里曾用来批判汉代那些腐儒们的词汇，没想到时隔千年，这个词还是这么有生命力。
再回到本书，尽管作者未能就后现代主义给历史学提出的挑战给予充分而有力的回答（事实上，当下西方史学界对此也未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但本书在就西方史学理论转向和作者对相关史学人物的把握上，还是很到位的，对于增进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了解还是很有裨益的。另外，作者文辞明白晓畅，叙述生动，都为本书的可读性增添了不小魅力。所以，还是推荐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
美籍华裔史学家黄仁宇曾著有《大历史不会萎缩》一书，但在我读过彭刚此书后，却不免有种“大历史真得萎缩了”的感受。
门外之汉，布鼓雷门；博君一笑，就教方家。
《叙事的转向》读后感(三)：浅评
本论文集前三章综述了怀特、安可斯密特、斯金纳的史学理论，做出了一些进一步的批评分析；后两章在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视野里，对一些基本问题（事实、史料、解释、相对主义、叙事主义、客观性诸关系）做了梳理思考，第四章偏向史家所用的观念，第五章则偏向史家的观点。非常清晰，读过之后对20世纪的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主题，叙事主义的理论会有很好的了解。第三章主要论斯金纳洛夫乔伊施特劳斯三种思想史方法，与“叙事”关系不大，已为苦茶所作评论指出，不过，也很精彩。
书中各篇各小节有些平面化，不像层层深入的写法那样有挑战性。也不大容易看到作者自己的看法，但看法肯定是存在的，大概就是折衷的态度。不专信某一种理论，只是全面清楚地介绍，对其过度的地方提出批评。彭先生讨论的时候，一般都会举三种观点，比对举模式来得更全面稳当，也可以从中窥知这种折衷的态度。
下面是对三处细节的一些感想。
四章三节末，151页：”在解构论看来，事实没有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实在性，解释主导和支配着事实，但解释和事实之间在没有截然分界线的同时，却又可以相互转换。“此处”相互转换“指安可斯密特的观点，解释性叙事与事实相关，但不指涉，对叙事不可判断其真假；史学处理的是叙事而非事实，再谈论事实是没有意义的；但一个叙事用久了没人质疑，进入到日常话语之中，就成了事物的概念，成为实在之物。这个问题在第二章安可斯密特专章中即有讨论，作者认为这个说法可以看成是安氏对批评者的一种让步，但太模糊，比如怎么算进入日常话语，这里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意思等等。总之，这种转换有些随意。感想是，安氏本来就认为叙事是一种实体，”实在之物“与”实体“又有何区别？这里用”概念“，只代表商谈之后的共识，而非先天存在。一种最终无人质疑的叙事比如工业革命之为”事实“，看起来只是一种方便的用词，不是德雷意义上的，在纷繁的史事之中蕴含的客观事实。因此”转换“一说不是特别精确。不是两种对立项之间的”转换“，只是一条脉络上的确定化过程。而且，我们稍稍跃出本书的范围，”工业革命“这个词，我觉得，本身不能算是叙事，一个词，一个陈述，仍然是分析历史理论的工作范围，安氏的好点，是提出语篇分析取代语句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论”叙事“，见出叙事历史理论的必要性。这个词的蕴含，比如”工业革命发生过“，仍然不是叙事，是可以判断它的真假的，所谓转换也无从谈起。再进一步，只有在”工业革命“名下的各种研究讨论才能叫”叙事“，那么，正如安氏所说，这些讨论林林总总，都符合史学工作规范，但人们不能再判断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却能针对它们进行争辩。这些叙事显然不会有”不遭质疑“的待遇，更不用说是不会进入”日常话语“了。所以，会不会有一个能转换为”事实“，哪怕是方便层面上的”事实“的”叙事“，是很可怀疑的。作者自己举的”唐宋变革说“同理，就其本身，不能算叙事。而具体的怎么变革，如所引张广达的话，还是有很多讨论的，那些讨论才是叙事。至于这个词，这个词的蕴含，是一个单一陈述，仍然是可以判断真假的。
五章三节，172页：”这样两幅高度重叠却又互不相容的历史图景之间，读者又该何去何从呢？“两幅历史图景指的是两位学者以1930s美国尘暴与社会关系为主题所作的不同论著，一则讲述了人类勇敢地战胜自然灾害的喜剧，一则讲述了由于资本发展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协调的悲剧。因为主题相同，材料相近，而且都符合史学规范，所以”高度重叠“；因为考虑怀特的情节化模式并按照一般的常识，一喜一悲，观感迥异，所以”互不相容“。感想是，何以”互不相容“呢？仁智各见，这是太古老的想法了，假设同一位读者读过这两本书，只会觉得它们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了这个故事，模式的不同不足以为”不相容“。更进一步，假如有一位史家用比较新奇的手法，用一悲一喜两种模式，用同样的材料论述同一个主题，而且其中没有彼此冲突的陈述，我们只会觉得它手法高超，读来享受，而不会认为它不融贯，就像一本现代小说一样，而用现代叙述手法写史，正是作者在第二章末加以介绍而隐有赞许之意的。因此，只有陈述，或结论，如所引诺维克所举关于魏玛德国大工业与纳粹兴起关系的那两部论著，相冲突的时候，谈论“不相容”才有意义。
五章四节，174-178页：作者举了一个文本实例，我觉得是全书中最生动的部分。一个讲述纳粹首席对英广播员乔伊斯的叙事，他自称是英国人，且在英国长期居住，后为极端纳粹分子，移居德国，战时担任对英广播员，因此在战后以叛国罪处以死刑。其中每一个陈述都是真陈述，但当把这些陈述抽出重组，就会再得到两个不同的叙事，它们给读者的观感完全不同，一个叫人觉得乔伊斯罪有应得，一个则叫人起罚过其罪之感。这个实例和相应发挥实在精彩。作者提出了“可接受性”概念，不管是叫人同情的叙事还是叫爱国者甘心的叙事，比较整全叙事，都因为缺省了另一面而不可接受。一个叙事如果没有容纳有较大相关性和重要性的史实，就是不可接受的。感想是，首先，文本实例整全叙事A，看上去就像一篇拙劣的新闻稿，把相关事实写到了一起，但看起来确实相当模糊，不仅因为它“没有立场”，还因为诸陈述的组合有些莫名其妙。相比之下，无论是同情的B还是控诉的C，都清晰明确。在日常话语里，倒是B、C更“可接受”。显然，成为一个叙事，不仅意味着诸陈述的组合，还意味着诸陈述的排列。不过，设想把A写成新闻的形式，就势必将B或C叙事打头，另一个居后，这里边就有倾向了，虽然还貌似客观。由此，我们假设A叙事里的陈述已经是整全的了，即容纳了所有相关性重要性史实，还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可能将其改写成一个“好叙事”（一个日常教养语言可理解的叙事，要求有序地排列陈述，当然不能排除将A叙事视为“恶叙事”只不过是理解力不足这种可能）而不带任何倾向性吗？似乎有很多新闻稿为了客观性而故意采取“恶叙事”的形式。其次，A由12个陈述组成，除去最后“以叛国者罪名被处死”这个陈述，剩下的11个陈述中，只有四个陈述可被用于指责乔伊斯与纳粹同流，其中有一个陈述说他生于爱尔兰。另外8个陈述，说他虽然长期在英国居住，但从未申请英国国籍，他父亲是美国公民，而他出生于纽约，并且很多归于他名下的广播其实不是他做的。最有意思的是第7个陈述，说乔伊斯在申请护照时是说了谎，如果他没说这个谎，叛国的罪名就没有根据了，而平时这种说谎的惩罚只是一笔罚金。这样的话叫人感觉，即便是一个句子，也不见得就是陈述，这里的每一个子句才能叫陈述，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用特定的句法，特定的关联词，再引入一个不直接相关的“要在平时”，就已经自为一叙事了。这个小叙事明显要唤起同情。进一步地，因为我们假定了每一个陈述都是真的，所以乔伊斯申请护照时说自己是爱尔兰人是一个谎话，于是乔伊斯根本没有英国国籍，那么，即便在整全叙事A中，我们的观感也是同情，罪不至死。因此，非整全叙事B是可接受的，只有C才是不可接受的。因为C中可以判断他罪有应得的国籍陈述，只是特定时地下的真陈述，不指涉他国籍的真相，作为根据用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再看“以叛国罪处死”的“相关性重要性”史实，首要的便是能确定乔伊斯是否有英国国籍的史实。而B叙事包含了全部相关真陈述。进一步，B才是唯一可接受的叙事，因为A叙事看似整全，却包含了不指涉相关事实的陈述，反而是不可接受的。这段冗长笨拙的讨论，只是要指出，只包含能够导向终止情节或曰结论的陈述的叙事才是可接受的（比作者更强的约束），而非“整全”叙事。这个道理也不过是老调重弹罢了。但依然有几个问题，难道只有结论才是叙事的主题吗？在这个文本游戏里看问题很容易，在一般的历史叙事中，如何确定主题，如何划定它的范围呢？那么，对于“可接受性”，有一个标准吗，会不会和真假一样，这个概念也不足以判断一个叙事呢？个人以为，它仍不足以成为标准，倒是安氏原来提出的“陌生化”“在不可动摇的论述基础上做出最违反常识的叙事”用来判断它的好坏，还容易一些。附及，原书中作者在重组同情叙事时，没有包含第七个陈述，所以后文说该叙事是不可接受的。
《叙事的转向》读后感(四)：【摘记】
彭刚著，《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80页。
第二章 安克斯密特：从“叙事实体”到“历史经验”
43 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可斯密特则以1983年出版的《叙事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语义学的分析》，加入了叙事的转向。怀特不太乐意于将自己置于后现代主义的阵营中，却被众多后现代主义取向的史学理论家视之为开启了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思考方向，设置了其研究议程。安克斯密特则明确地以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标榜。
44 覆盖率模型：历史解释之得以完成，就在于解释过程中必然或明或暗地援引了某种普遍的规律，可能是常识、人性的通常预设或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规律。如果过多采用这个模型，说明历史学就在充当社会科学所揭示的规律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柯林武德一系的解释学传统或逻辑关联论证的模式，则将历史现象理解为禀有意图的人类行动，而对于各色行动者各种意图的把握，并将它们的行动合理地关联起来，则是历史解释的不二法门。
45 安克斯密特认为，这两种分析的历史哲学都是认识论的，都对实际的史学实践相当不敏感，都关注的是历史研究的细节而非整体性，都呈现出历史感的缺失。他认为历史学家的要义在于，要在诸多的历史事实中辨识出一种有意义的模式。
46 安克斯密特研究的起点，是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区分为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两个层次。覆盖率模型和解释学传统都是将关注点放在历史研究（陈述）相关的问题，而安克斯密特和怀特一样，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了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上（关于历史写作的历史哲学）。
47-48 其核心范畴“叙事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这一概念来自沃尔什的“总括性概念”。之所以在名字上改动，是因为他和怀特都认为过去的历史实在乃是没有定性的混沌一片，本身并没有叙事性结构潜藏在内而等待历史学家将其揭示出来。恰恰是叙事才赋予了过去以结构和意义，这是叙事实体的功用所在。此外，受到贡布里希和丹图考察现代艺术将艺术品视作是实在中某物的替代品，安克斯密特之指出，过去本身已不存在，对历史写作和史学理论而言，它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叙事实体就是过去实在的某一部分的替代品，所以被命名为“实体”。
48 单个的陈述我们可以确定其为真或者假，因为它指涉了过去实在的某个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它与它所指涉的对象是否吻合而对其真假做出判断；对于叙事实体而论，我们却无法作如是观。
49历史叙事具有“提议”的特性，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过去某个方面的视角，我们无法把适用于单个陈述的“真”“假”的判断，简单地运用于叙事整体之上，认定其中的某一个叙事比别的叙事更真或者更假。
50 安克斯密特这个推论令大多人难以接受：作为整体的历史叙事或叙事实体，并不真正指涉过去的某个部分，因而，对于历史叙事或叙事实体的理论考察，就与认识论脱离了干系。我们不能说，过去曾经有过与“工业革命”、“文艺复兴”这些概念相对应的实在；我们所能说的只能是，这样一些概念有助于我们从特定的视角来了解和把握过去实在中的某些方面。（一段选自《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答扎格林教授”，非常关键）
51 可是一旦因为没有我们可以直接面对的过去，就认为叙事性解释不能指涉或对应于过去，而只能运用于过去，从而无法以真假这样的标准来对其进行衡量；那么在此意义上，单个的陈述也无法指涉和对应过去，而只能对应于或指涉我们根据史料重建的过去的某个侧面，我们也只能在此意义上来认定其为真或为假。
51 历史叙事因其意义超出了它所包含的单个陈述意义的总和，因而它对过去实在的指涉关系就比之陈述而言要复杂得多，它不会对应于全部陈述指涉对象的总和。
52 如果说一些概念给我们提供了看点过去某些部分的视角，这当然没有问题，然而，如果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些叙事实体并没有任何历史实在的对应物，而不过是历史学家用来观看过去的概念工具，未免让人觉得走得过了头。
53 认识论问题虽然未必能够穷尽历史叙事层面所出现的问题，却也不是轻易就可以驱逐出去的。（两点原因）历史叙事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它通过对于诸个单个陈述的选择、编排、够成为一幅有关过去某个方面的历史图景，其中所蕴涵的融贯性和统一性，是各个单个陈述的总和所无法具有的，它让我们将过去的相关方面有意义地关联起来并加以领会。
53历史学家在展开有意思的论争时，往往不是在单个历史事实能否确立的层面上展开的，而往往是在讨论他们的叙事建构。
54-55 怀特所强调的，更多是叙事通过特定文化传统内既有的隐喻手段和情节化模式，驯化过去，将陌生之物变得熟悉而可以理解。安克斯密特则强调，真正有价值的叙事的功用，往往在于将似乎已经熟悉了的过去陌生化。（值得高度重视）文学的功用，常常是向我们展示出我们误以为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中其实极其陌生的层面，从而让我们看到世界和人生的不同面相。历史学的进步，就在于对同一个历史课题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叙事性解释，让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视角来考察过往的相关部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对不同史学家对同一历史课题提出的相互竞争的历史叙事的优劣高下作出评判呢？安克斯密特思维和文风颇为遭人诟病之处，就是他爱下极端性的断语，而不顾及其立场的一贯性和史学实践的某些常识。
55 20世纪90年代以后，安克斯密特越来越多地以“历史表现”一词取代了他原来所用的“叙事实体”、“历史叙事”和“叙事性解释”。因为叙事一词有太多的“讲故事”的蕴含，这源于怀特对19世纪文本的分析。而安克斯密特认为，史学家大多并没有具备讲故事的特性，叙事主义所可能导致的与讲故事有关的一切联想因而都应该避免掉。
56-57那为何用“历史表现”一词？从词义上，表现是对于一度在场或出现、而如今已然缺席或不在的东西的再现。历史学文本所要做的就是将已经不存在的过去的某个部分重新呈现（不过不是如实呈现，而是掺入了解释）。历史表现所指陈的，就是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而不仅限于以讲故事为特征的历史文本（2001年《历史表现》一书）此外，安克斯密特用这个词还有美学和政治学的考虑。
58 历史表现取代了叙事实体，而描述则取代了陈述，词意并没有变化。历史表现与过去实在之间的关联是一种相关性，而有别于描述对于过去的指涉。
60 在历史表现层面，真实性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历史表现以真实为起点，却不能以其作为终点。完全可能出现的情形是，某个历史学文本确立了不少此前人们未曾注意到或者未能有定论的真实描述，却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包含了深入解释的历史图景，其作者无法进入史学史谱系重要史家的行列。但有的历史文本尽管没有确立新的历史事实，甚至在史学技艺上有所欠缺，却依然被人们认为提供了恢弘大气的历史图景。为何一个历史表现比之别的历史表现更好，就成了一个超出真实层面的问题（明明是都是主观的东西，怎么会有一个隐而不显的标准让人们公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呢？）。
61 在《历史表现》一书中，安可斯密特就优秀的历史表现提出了两条标准：涵盖范围的最大化和原创性。（受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影响）前者：历史表现所建构的历史图景和解释框架，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现有的关于某一历史课题的诸多描述，尽管在实际的历史写作中只可能选择使用其中很小一部分。后者：在不违背史学家法的前提下，将过去陌生化。
62-63 历史学论争中，除了真实性标准外，还存在着合理性的标准。关于某个历史课题，我们所可能具有的指涉性的陈述或者描述，就仿佛一张白纸上无数的点。历史表现就是要将其中若干的点勾连起来，形成一幅具有融贯性和统一性的历史图景。安克斯密特所说的合理性，应该包括：一，从某个视角出发，各个被勾连起来的点之间应该具有相关性，以保证最终体现出历史表现的融贯性和统一性；二，各个点之间应该参照最终图景的蕴涵，而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重要性的等级制），至于历史学家作为一个共同体之间能够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机制和原因，则是有待深入研究的。
63 安克斯密特的理论不无极端之处，然而在其贯彻过程中也有可取之处。要在复杂多样的历史事实中辨识出统一性，它们乃是对于知识的组织和编排；历史表现或历史叙事就其蕴涵而论，远非作为其构成成分的单个描述意义的综合所能比拟，它们提供了我们看待过往实在的某种视角；真实性并不是历史叙事或历史表现唯一的、甚至不再是主要的衡量标准；历史争论往往发生在历史叙事或历史解释层面；对于同一历史课题的不同历史表现之间，我们完全可以有着合理的依据来判定其优劣高下（原创性和涵盖范围的最大化）。
65 安克斯密特提示我们，语言作为一种理智化的工具，它在帮助我们把握实在的同时，也有着将实在化约的倾向，让我们忽略了其中无法被语言所捕捉的层面。历史叙事作为一种语言综合体，它就必定将过去实在本身转化为适合于我们的目标和意图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于那一过去的破坏。
66-69 史学家的语言本身构成了对于本真的历史经验的威胁，有太多的历史经验是无法被“语言的囚笼”所捕捉的。安克斯密特在沿着叙事转向的路数继续其理论探索的同时，却又很早就提出了史学理论应该转向“历史经验”范畴的主张。促使其转向“历史经验”为核心范畴的原因，一是史学实践带来的疑问（他将微观史视作与融贯性和统一性无法相容的存在）；二是当代西方主流哲学领域的变化，由语言哲学转向“一种关注于我们如何经验世界并且因而对其产生意识的意识哲学”。而恰恰是历史写作最能表明，从语言到经验转换过程中，什么东西最为关键（史学有机会以“历史经验”作为核心范畴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引领哲学发展，进入学术舞台中心而非试验场）。此外，安克斯密特本人或许怀有超越怀特、开辟历史哲学新路数的野心。
69 但在安克斯密特的论述中，“历史经验”的范畴相当含糊，带有神秘的色彩。
71 在微观史学家的论述中，经验与语言之间没有严重的隔阂，语言让我们贴近经验；而在安克斯密特那里，没有语言的帮助，我们无法接近过去，但在逼近过去的最后一课，语言却成了一个最后时刻我们必须抛弃在一边、否则无法贴近过去本身的累赘。他越来越强调语言和经验之间的巨大鸿沟，而他认为“崇高”“创伤”等距离日常生活非常远的经验，仿佛才配得上历史经验。
71-72“崇高”被认为是过去实在中那些为历史学家的语言和范畴所无法加以“驯化”的部分。经验本身先于语言，经验中那些“崇高”的成分是语言所不能驯化的，史学家又无法离开语言而对他们所见识到的“崇高”有所言说。吊诡的是，安克斯密特却写了厚厚一大本《崇高的历史经验》专门讨论这一不可言说的东西。
72 历史表现在对待人们所遇到的创伤（大屠杀）时，就会碰上史学家语言有限性的问题。
73 安克斯密特“历史经验”概念的三个问题。
75 彭刚认为，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终归还是要以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概念工具来进行交流和传达的一个学术领域。一种多少带有神秘意味而充满个人化、私密性色彩的历史经验，将会给人们对此种范畴的交流、传达和推理带来难以克服的障碍。让理论反思触及自身的有限性，让语言运用意识到自身的界限，这当然都是理论思维中极其可贵的品质，然而，对于在这样的有限性和界限之外，人们还有可能触及的东西，总还是需要尽可能地以概念思维的方式来表现和揭示，这正是安克斯密特不足的地方。
77 诗的语言和现代文学的叙事结构和写作方式，完全可以超越以19世纪小说为样板的叙事方式，成为历史写作力图把握历史经验的一个工具。
77-78 安克斯密特没有像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否认历史学学术规范，而是保留了对于历史学家法的认可和尊重；在其理论视野下，由于人们可以按照自己所选择的方式来编排组织，过去变得不确定了。然而人们并没有完全的自由来任意地支配过去，而是要受到各种限制；在其理论观照下，为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提供了多种视角和丰富的理论资源。
79 叙事的历史哲学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暂时还无法下结论。
《叙事的转向》读后感(五)：【摘记】
彭刚著，《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
第一章 海登·怀特：叙事、虚构与历史
1 沃尔什认为，20世纪初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发生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反思，对客观历史过程的目标、意义、规律、动力等）到分析的历史哲学（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以及人们是怎么认识和解释客观历史过程的反思）的转型。
2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分析的历史哲学再次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型，经过叙事的/修辞的/语言学的转向，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成为主流。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及其一系列论著的思路和观点，主宰了近几十年来英美历史哲学的理论取向和思考重心。
2-5 叙事（narrative）指的是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常常被等同为“讲故事”。为何发生叙事的转向？（1）历史学没有像自然科学一样的专门技术性术语，而是用人们熟悉的有教养的语言表达成果。当二战后社科定量的研究方法（以问题为导向、长时段、非人为）纳入史学研究者的视野后，叙事作为前社会科学和前分析的传统史学最显著的痕迹而遭到质疑和排斥。不过，仍有不少史学家坚守叙事的技艺，呼唤“叙事的复兴”。（2）理论逻辑上，叙事与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所强调的分析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重审。分析的历史哲学核心议题是历史解释的各种模式。亨佩尔的覆盖率（covering law）模式认为一切特殊的历史事件都是被纳入普遍规律而得到解释的；德雷的合理行动（rational action）模式秉承柯林武德的思路，认为了解和重演历史行动者的思想才是理解历史事件的关键。历史叙事的解释功能开始被关注。（3）从历史哲学学术发展脉络来看，分析的历史哲学领域已明显呈现回报递减的情形下，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转移了关注点，即到了作为历史研究成果体现的文本上，从而丰富了历史学的反思视角和洞见。
7-8 怀特的理论框架颇具形式主义色彩，吸纳了当代语言哲学、文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等学术成果，将叙事性话语结构分析为（1）编年（2）故事（3）情节化模式（4）论证模式（5）意识形态蕴含模式。编年（chronicle）就是将历史事实纯然按照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记录下来，它需要被编排进入一个有意义和内在关联的话语结构才能成其为故事。编年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但是故事有着一个可辨认的开端、中段和结局，各种事件由此就在故事里进入到了一种意义等级中，共同成为一个可为人们所理解的过程。各种在故事编排过程中生发的问题决定了史学家在建构故事时所必须采纳的叙事策略。
9 鲜明的问题意识是所有历史叙事话语赖以形成和展开的基础。编排故事初级阶段史学家关心的，是个别事件之间所可能具有的在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上的关联。但一旦要对整个历史构图进行把握，要将特定的历史事件与某个更大的整体关联起来而赋予其意义，体验同一历史事件所可能对应的不同历史构图之间的多元关系，史学所面临的就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了。柯林武德强调的是一套问答逻辑（勘定史实、重演历史行动者的思想、通过想象和逻辑推论重建各种事件之间的内在和外在关联）。
10 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柯林武德侧重前者，而怀特侧重后者，这种认识就使得历史写作摆脱了传统意义上附属于历史研究的次要地位。
11-12 情节化是一种将构成故事的事件序列展现为某一种特定类型的故事的方式，人们可以通过辨识出被讲述的故事的类别来确定该故事的意义。分为浪漫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的。史学家除了对故事进行情节化的层面外，还要致力于解释和说明故事“全部的意义”和“总和起来是什么样”，这就是情节化之外论证的层面。论证模式直接关系到我们看待历史世界的方式。分为形式论的（辨识出某一历史对象的独特性，赫尔德、蒙森）、机械论的（历史领域内的对象都存在于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形态中，表明了支配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因果规律和具体运作，泰纳、巴克尔）、有机论的（整体大于部分，在性质上也与之差异，黑格尔、兰克）、情境论的（将事件置于它所发生的情境中，通过揭示它们与同一情境之下发生的其他事件的关系，就可以解释该事件何以如此发生，布克哈特）
12 意识形态蕴含是情节化和论证之外历史叙事概念化的第三个层面，反映的是史学家对历史知识的性质是什么，以及研究过去对于理解现在而言具有何种意义这样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史学家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蕴含进行历史著述。
13 怀特认为，三个层面各自具有的四种模式之间并非可以任意随意组合，而是具有选择的亲和性。大师的作品一般将看似并没有亲和关系的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含模式结合在一起，而将一致性和融贯性赋予不协调的模式，这恰恰构成了史学大师经典之作的魅力。而这种融贯性和一致性的基础何在，就成了由历史著作出发进行理论探讨的历史哲学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这涉及到怀特的比喻理论（最含混也最难把握）。
14 历史意识有一种深层的结构，必须先将作为他研究对象的历史领域构为一个精神感知的对象。这种预构行为（康德式的思维方式）乃是诗性的，决定了史学家表现和解释特定历史领域的言辞模型。也就是史学家既创造了他的分析对象，又预先决定了他将用来解释对象的概念化策略的模式。四种比喻（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历史意识具有深层结构的原因是史学家使用的是日常有教养的语言，来充当模糊、非透明的中介，它有着诗性语言所共有的“言在此意在彼”的特征，除了传达功能外，还带有常为人所忽视的表情达意的功能，这就使得表述事实时，不可避免地带有超出事实之外的蕴涵。
16-17 史学家运用语言要做到的，在很大程度上和文学家一样，是要将原本无法理解的变为可理解的，将原本陌生的变为熟悉的。比喻就是达到这一目的必不可少又无可回避的手段。（1）隐喻：建立的是两个对象之间的类比关系（2）转喻：从部分到整体，将个别行为视作某种普遍现象的代表（3）提喻：从整体到部分，使得个别行为都由此得到理解并获得其意义（4）对于某种关于历史的判断采取怀疑主义或犬儒主义的否定态度。
18 在怀特之前，对事实的忠实陈述和解释必须符合某一模型，这双重的信条使得人们很少能够从历史著作作为一个文学制品的整体这一明显特征出发，来对历史叙事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19 一方面，同样一些事件或事件序列，完全可以被纳入不同的叙事模式，从而获得不同的意义和解释；另一方面，叙事可以通过对某些因素的选择性强调和赋予其特殊地位，通过将某种类型的情节和论证模式施加于事件序列之上，而将事件序列转化成为某种意义模式，就体现在言辞结构中，而这是对于事件原原本本的表现都无从产生出来的。
20-21许多人认为，历史研究要紧的是单个事实的真实性和解释的合理性，认为为了写作所引入修辞的语言形式和文学手段，并没有实质上的重要性。怀特认为这两者并不能够决定历史叙事所构成的整体历史构图的恰当性。历史叙事话语本身乃是一种言辞的虚构（fiction，多创造性、建构性成分，非凭空臆测）。怀特并不否认历史事实的实在性，不过他认为实在的历史世界虽然是各种“坚硬”的事实所构成，然而这些事实并不自动地就构成为故事，历史的实在乃是本身不具有形式的一片混沌。故事的类型决定了组成故事要素的各个时间的意义和相互之间的关联。（但它不能摆脱史实的限制，不能违背事件之间关联的基本的解释逻辑）
22 怀特则进一步表明，历史著作所表现出来的修辞风格和所借助的情节化模式，是历史学家赖以组织历史材料、赋予历史事实以意义并借此传达历史理解的基本手段。历史著作的形式和内容就纠缠在一起，形式本身就蕴含了内容。
24 对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考察，就会揭示出这两者所共有的“元史学”层面，两者之间的区别比原来人们所设想的要微小得多，那不过就是：历史学往往容许对同一历史领域的多种构思方式，而历史哲学则认定唯有一种构思方式才是正当的。
24 无法找到坚实的基础来对不同的历史构图进行评判并从中作出选择，也无从比较其“实在性”。比喻→历史领域的选择→叙事策略→特定视角。在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无法判定历史学家不同的叙事策略之间，哪一种更加“真实”地再现了过去。
25 认识论的、理性的、逻辑的因素在怀特历史哲学中就被排挤到了一个非常边缘的位置，这也是怀特理论中最为脆弱的环节和遭人诟病之处。
26 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从理论上确立了历史研究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使命，即了解历史行为者的思想，不过这还被局限于确定史实和建构个别史实之间的关联。而怀特将想象、建构这样一些诗性的因素提升到历史哲学中一种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自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以来西方传统中对诗和史严格区分的传统，至此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27-28 怀特在1973年《元史学》问世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有种将比喻视之为内在于语言和人类意识的基础的倾向，并试图将比喻理论从发生论和本体论的角度进行发挥，但这种努力似乎并不很成功。但他的理论贡献却使得史学家无法不正视当代语言哲学和话语理论对于历史学所可能具有的蕴含，即语言并非透明的表达中介，历史著作作为言辞结构具有无可回避的诗性特质。
28怀特认为文本之外尚有实在，我们却注定了无法抛开各种文本而直接接触到历史实在，而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够触及。
29 固然，怀特还承认史实本身对于历史研究的限制作用，可是，就史实连对情节化模式的选取也无法施加影响而论，这样的限制也实在来得过于微弱。
30 问题在于，怀特始终未能在理论上将历史与文学的认知功能区分开来。如果说，实证主义思潮是以将历史学同化于科学而取消了历史学的学科自律性的话，怀特则是以将历史学同化于文学和诗而同样威胁到了历史学的学科自律性。
31卡罗尔批评称，怀特对历史叙事虚构性质的强调，实际上反映了他案中根深蒂固的那种经验论的符合论的真理观，仿佛只有分毫不差的再现才是真正地重建了历史。史实、历史实在对历史构图和历史叙事所具有的约束力量，超过了怀特的理论立场所能够许可的范围，而且往往迫使他自己也不能不正视这一点，从而造成了他在理论表达上的一些前后矛盾之处。第三帝国、奥斯维辛。
32 怀特理论立场的摇摆表明，面对不同的历史事件的序列，人们选取不同的解释策略和不同的情节化模式时所拥有的自由程度和范围并不是一样的。
33 历史领域的不同片段或不同层面不是同质的或者匀质的，而是异质的，它们给人们在建构历史叙事时施展的创造性工作所留下的余地是不一样的（值得探讨）。在分析的历史哲学领域，一方面，对不同对象的历史研究，人们所能达到的共识（史学家作为知识共同体的共识）的可能性和此种共识的性质不一样；另一方面，史学家对具体历史事件或过程进行解释时所援引的普遍规律也有性质上的不同（常识性的、自然科学的）。就思辨的历史哲学所要进行理论反思的客观历史过程而论，人们也往往觉察到不同历史时刻留给人们做出自由选择的行动余地和可能性是不一样的。
35 怀特对认识论的淡化和排斥，是与他完全排斥史学科学性的一面相关联的。利科是以论证叙事的对象即历史实在具有时间性结构，卡尔是以现象学的方法论证历史实在本身就有叙事性结构，来拯救历史叙事的客观性。但是实在毕竟还是要以广义上的文本才能够为史学家所接触，文本文字已是对实在的一种“表现”，论证了历史实在本身具有时间性、叙事性或故事的结构，也不代表论证了历史叙事本身具有客观性，因为历史叙事是对“表现”的“再现”。建立历史叙事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关联，以重建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的客观性，在怀特理论的冲击后显得更加难了。
37 一种真正有价值的历史学，不能把过去、历史的实在表现为对于人们而言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沉重负担，而是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拥有选择的自由。怀特并非语言决定论者，他认为在某一文化中流通的符码给人们施加了限制，这与人们能够在这些符码中作为选择的自由并不矛盾。
38 19世纪上半叶是怀特心目中欧洲历史学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史学家为何为历史学的重担提供了最好的回答。怀特历史哲学的抱负，就在于要融合史、思、诗。他较好地论述了史与诗的融合，但科学性、哲学性的“思”的成分，则很大程度被边缘化。
39-40 历史叙事的探讨是否就能穷尽与历史写作作为对象的历史哲学的范围，成为问题。叙事和情节化的意义，不仅限于人物史、事件史，而且一定意义上也适用社会史和经济史。
41 怀特的工作对于历史哲学的意义，正可以方之于罗尔斯的工作对于政治哲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