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近代中国》读后感精选10篇

　　《重构近代中国》是一本由李怀印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3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构近代中国》读后感(一)：转 ：《东方早报》2014年9月21日 汪荣祖：重新发明与重新建构——回答李怀印先生的回答

　　回答李怀印先生的回答

　　暑期远游归来，偶见网上《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5期刊登了李怀印先生的大作《近代中国无须“重新发明”：答汪荣祖先生》。李先生认为我在2013年9月在台北《汉学研究》以及2013年12月8日《上海书评》发表的一篇书评，几乎一无是处，只是“误导读者”，“毫无价值”。他如此有自信，却一再选用洋人对他的浮泛赞词，而沾沾自喜，似又信心不足。他称我老先生，以为我老而无当，胡言乱语，不值一驳，其实他完全打错了算盘。我四十年来不仅提倡写不偏不倚的书评，以备作者与读者参考，而且自己身体力行，每年至少要写一篇，无不仔细阅读，审慎评论，至今未歇。我并不在意李先生情见乎词有欠考虑的反应，但面对严肃的议题，无论作者与评者都不能规避。

　　李先生指我望文生义，把reinventing一词误译为“重新发明”，并翻“权威的英文字典”给我看；遗憾的是他不同时去翻翻中文字典。按“发明”一词古已有之，乃昌明发挥、启发开拓、推陈出新之意，并不是无中生有，更不是我的杜撰。李先生以“近代中国无须重新发明”为题，显然不知当代学界早已对近现代中国多所“发明”，如台湾的中研院近史所于1996年12月到1997年8月之间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发明过去想象未来”的学术活动。在中国大陆，著名的学术期刊《历史研究》也早于2000年6月发表过孙隆基的论文，题目就是《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该文认为“有关现代国家起源的民族史系谱，往往是近代的发明”。西方著名学者霍布斯鲍姆也有专著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1983），认为“发明传统并无凭空捏造之意，乃指某一历史场合为其自身需要，面对过去的挑选与重新叙述”。李先生若能“静下心来”想想，近现代中国从帝制到民国，从北伐到解放，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岂不正好符合他举出 《韦氏英文词典》（The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所界定的第一义：“to make major changes or improvements to (something)”？事实上不仅仅是“major changes”而已，简直是“amazing changes”。如再去翻牛津字典，“reinventing”可解作“to present something in a new form or with a new image”，更符合“重新发明”之意了。“近代中国无须重新发明”云乎哉！最吊诡的是，他自定“重新建构”为中译本的书名，但他的主要内容，尤其是“革命史学”，请问到底用“重新发明” 还是用“重新建构”较为恰当？再请问“高度政治化的历史叙事”，是“发明”呢？还是“建构”？

　　有语文常识者皆知中英文多有一字多义，你不能说你取的义是正解，别人取的义是误解，要看何者较为恰当。不过，李先生当然可以取他认为的“正确翻译”。然而他心中想的是“重新建构”，且用英文写书，却不知用西方通用的“reconstructing”，暴露了他对当代史学理论十分隔膜。凡熟悉当代史学史者，皆知有三大流派：“建构派”（constructionists）、“重新建构派”（re-constructionists）、“解构派”（deconstructionists）。前两派虽有两位名家之间的争论（E. H. Carr vs. Geoffrey Elton），仍同属现代史学，而“解构派”则认为往事既无法“建构”（construction），也不可能“重新建构”（re-construction），如同后现代史家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的作者）所说，无论“建构派”或“重新建构派”，都太天真了。他认为历史仅仅是“文本的话语”（a textualised discourse）。所以现代史学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绝对是“对立”的、“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畛域”是十分明显的，是我的“无端区分”吗？现代史学讲究“authenticity”，而后现代视“imagination”为当然，而李先生专书的副题将两者一锅煮，所以我才以为他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原来他连两者对立的常识都无，当然更不知道两派自上世纪以来的极其激烈的论争，不知是谁“没有弄明白什么是后现代理论”。平心而论，我们不必一定要用后现代理论来写史学史，但后现代理论涉及历史本质问题，写史学史者岂能一无所知？

　　李先生引了我书评中的一段话：“作者认为‘1930-1940年代中国近代化论者的理念，与1950-196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近代化理论极为相似，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张近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在美国受教育，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然而他为了逃避“时间错乱”（anachronism）之谬，断然说：“在我的英文原著中，根本不存在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即‘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这完全是汪先生自己杜撰、硬加上去的。”最后一句根本不存在吗？请看他的英文原书第43页第3-4行，明明写道：“Therefore, they shared with modernization theorists in the West.”足以令人惊讶的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他居然敢于否认自己白纸黑字所写，这才是他所说的误导读者吧！

　　我在书评中提到，由于二战后殖民地时代终结，亚、非、拉新兴国家蜂起，在此背景下于1950-1960年代在西方兴起了具有丰富内涵的现代化理论，与1930-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认知的现代化，截然异趣。1930-1940认为传统是现代化的阻力，希望排除阻力，走向现代化的共同之路；而1950-1960并不认为传统是阻力，正好相反，传统往往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何来李先生所说的“极为相似”？

　　“极为相似”从哪里来？所以我问“1930-1940年代中国学者如何能够受到战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请问到底是谁犯了时间错乱之谬呢？然而他现在又说：“某种相似性之外，更多的是去辨析两者之间不同的地方。”“某种相似”与“极为相似”之间是有距离的，岂能一跃而过？更何况“某种相似”何指，他完全没有交代。

　　他又说，“汪先生混淆了”“现代化作为一种宏大叙事”与“现代化在制度层面的表征”。叙事的形式与叙事的内容如何能“混淆”得了？只有形式而无内容，成何叙事？他自认：“蒋、陈二人的专著中，对工业、交通等等具体的近代化表征，未予着墨，这并不妨碍他们用近代化的宏大叙事来描绘中国近代史的全过程。”如何能不妨碍呢？没有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如何能说是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更何况蒋氏的《中国近代史》薄薄一本，像小册子，内容又限于外交史，又如何能“描绘中国近代史的全过程”，又如何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的“宏大叙事”？

　　有关史学史中许多西方名词也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如historicism之概念对西方学者而言，当然知其所云，但李先生仅仅标示汉语拼音Lishi zhuyi或“objectivity in historical research”（见李君英文原著第21、108页），西方读者就能知翦伯赞之所云吗？他们想的还是西方的概念。“objectivity in historical research”在西方史学史中也同样有丰富的内涵，他们会知翦伯赞之所云吗？犹忆已故逯耀东教授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的史学与史学家》一文中，有专节介绍翦伯赞的“历史主义”，翦氏的意思是，不要把历史上的现实来附和今天的事实，或是把今天的现实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与原来的西方概念可说是南辕北辙。逯教授的对象是中文读者，尚须将此专有名词说清楚、讲明白，你李先生用英文写，一笔带过，洋人能知翦伯赞所云吗？李先生所用其他的西方名词诸如“自由主义”（liberalism）、“自由传统”（liberal tradition）、 “启蒙”（Enlightenment）等均一笔带过，以为当然，事实上并不当然。你李先生用西方名词有自己的想法，若不详加说明，西方读者只能望词生他们所知之义。我在书评中想要提醒的是，中西在概念上的沟通并不是很简单的事，而李先生全不能接受，且恶言相向。

　　李先生说他“从未用科学主义一词来描述当时的史学论争”，但你李先生是写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能绕过“科学主义”吗？傅斯年要把历史建设得像生物学、地质学一样，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都牵涉到“科学主义”，而且有中国的特殊性，郭颖颐教授在其英文专书中有详尽的论述，可惜李先生未能参照，或根本不知有此书。

　　李先生写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不提港澳台众多学者的研究也就罢了，但他画蛇添足，说什么“它（他）们在叙事建构和阐释框架方面，跟1949年前蒋廷黻、陈恭禄的著述或1950年代以来西方的中国近代史学相比，并无多大突破”。如此想当然耳、自以为是的狂言，岂不令人失笑？失笑之余，他们会问，难道六十年来他们对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关注、书写、评论都不值得你李先生一顾？仅举一例，曾在港台执教的逯耀东教授撰有《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台北：时报，1979）与《史学危机的呼声》（台北：联经，1987）两书，后一书尤着墨于李先生所谓的“史学革命”，与大陆学者有相当不同的看法与见解，连参考的价值都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不能不顾前人相关的研究，同意之处要引用，不同意处要辩驳，岂能提都不提？更令人不解的是，他用英文写中共史学，连一本由一群美国著名学者合写的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edited by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1968]也不知引用，或根本不知其存在。这不是要求“面面俱到”的问题，而是涉及“学”（learned）的问题了。

　　我的书评自问行文平和，且虚心说“谨就管见所及，略作评论，未必有当，谨就教于作者与读者”，李书可取之处亦未尝忽略，只是凡我所见可以商榷之处，不愿放过而已。李先生却把我的“商榷”视为“指责”，勃然动怒，一概抹杀，且不断用“读不懂全书”、“误解”、“曲解”、“歪曲”、“混淆”、“武断”、“错乱”、“抬高自己”等一连串情绪性的“强词”来“夺理”，反而指我“强词夺理”！他如此骄傲，反说我“盛气凌人”，真教人不知从何说起。

　　他一再要读者去看洋人写的书评，大多数的读者没空去找，也不会有兴趣去看，难知真相，但我知道得很清楚，因我在英文期刊上亦曾发表过一二十篇书评。西方学术期刊非常重视书评，然因每期都刊登大量的书评，所以篇幅有限，多半在一千字上下，往往不能畅所欲言，但书评再短，不可能只讲好话而无批评，天下并无白璧无瑕之书。李先生既然如此重视洋人的书评，我就举他提到的沙培德（Peter Zarrow）的书评为例来说明。李先生强调沙先生说他的好话，却不提批评，更不应该把沙先生的“好话”译成中文时就可以说过头，沙氏说“李怀印提供给我们有关中国历史书写有两方面的贡献”，只是总结全书的内容，“开创性贡献”显然是李先生自己加上去的形容词。最后沙先生批评此书后说，无论如何，此书“对毛时代中国以及之后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一个细部的分析”（presents a nuanced analysis of historical writing in China during the Maoist period and since），李氏所谓“透彻”与“微妙”是加油添醋。然而沙先生书评的精华处是他后半部的批评。

　　沙先生理解李书在浩瀚的材料里只能凸出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史家与议题来作深入讨论，才能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书写的世代与意识形态的转变提供了完整的分析。然后话锋一转，指出李书“遗漏”（neglect）了不属于“现代化史学”与“革命史学”的重要史家。他又指出，李书讨论到鸦片战争、自强运动与戊戌变法、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共产革命，却遗漏了辛亥革命。沙氏此一批评甚为关键，因漏网的是条吞舟大鱼。犹忆1981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后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出版品，并于武汉东湖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有来自全世界的学者参与盛会、发表论文，在下亦曾躬逢其盛。李书此一遗漏岂不严重？沙先生进而指出，李书更严重的问题（a more serious problem）是，虽明确批评“秽史”（bad history），而其所谓“良史”（good history）的标准何在却“语焉不详” （ambiguous）。他说李先生认为受制于意识形态与为党国之需的叙事是“伪”（false）史，当历史家超越政治与个人的偏见，才能够有“信”（true）史。沙先生认为“能够有”（can be）此一动词在此意思“混乱”（confusion），因为此句也可意指正好相反的含意，也就是“不能有”（cannot be）。沙先生接着说，李先生指出所有的历史书写都具政治性与目的论，只有程度轻重的不同，李先生在结论里也说，叙事形式原具目的论，因是从事件的最终结局来反推各种原因。但是沙先生质疑李先生所谓的“在时”（within-time)和“开放”(open-ended)的研究取向，可以解决目的论的问题。沙先生说，假如这种说法是一“诙谐的谜语”（conundrum），解谜不可能完全如李先生所说，仅靠史家的专业、训练、水平与动机，或依赖史家追求真相的责任，不去为政治立场背书而已，因为史家永远不可能免于意识形态或无视结局。换言之，史家居今观古，不可能摒弃从事后的角度写历史。在此沙先生质疑了李先生最得意的所谓“在时”与“开放”说；其实，若熟知近年西方史学理论界之辩论，并非沙先生一人持此看法，而李先生竟不知也。沙先生还没完，他最后说，“以李先生看来，无论想象与真实似乎都很少，而有太多的政治化”（In Li's reading,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very little imagination or authenticity, at least until the last few years, but a great deal of politicization）。按沙先生之意，应作“Politic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才比较恰当，明显质疑了李书的副题“想象”与 “真实”。如果沙先生知道李先生心中想的正题是“重新建构”，恐怕会说，李书所写近现代中国史学史很少“建构”而有太多“发明”吧！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介绍沙先生的书评，是要证明它并不如李先生所说那么美好，相比之下，沙先生批评的力度并不比我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我不受篇幅所限，写得比较多、比较详细而已。同样是批评与商榷，李先生认为我的是“指责”，因而反唇相讥，却视洋人的为“不同的看法”，“纯学术的立场”，且当作“捧场”以自壮，真搞不懂这个年轻人是何心态。

　　走笔至此，已厌文长。李先生的回答反而暴露他更多的缺失，有些言不及义的回答，可置勿论，还有些不回答的，要读者去看他的中译本，说是“不辩自明”。我看要“不辩自明”，尚须同时对照我的书评。我的书评以及这篇回答的回答是否有“正面的价值”，不是当事人说了算，自有公评。

　　http://www.cssn.cn/lsx/sxpy/201409/t20140923_1338085.shtml

　　《重构近代中国》读后感(二)：【转载书评】汪荣祖的批评、李怀印的回应

　　汪荣祖：《现代中国——“重新发明”还是“重新发现”？》

　　引自http://jds.cass.cn/Item/24260.aspx

　　时间：2013年12月09日

　　原网页标明出处：东方早报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Huaiyin Li著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年出版

　　据知这本书已有中译本，书名为《重构近代中国》，但还不曾读到，本书评所据为英文原著（引文也是笔者所译）。英文本书名主题为Reinventing Modern China，直译就是“重新发明现代中国”。唯不知作者李怀印（Huaiyin Li）只是用一个时髦的字“重新发明”（reinventing），还是真要以“后现代”的概念来论述“中国的历史书写”（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如属于后者，那中国的历史书写只有“想象”（imagination），何来“真实”（authenticity）？因“后现代”以“发明”来取代现代史学所重视的“发现”，就是认为真实发生过的历史随风而逝，不可复得，所有的历史都是史家的“发明”，甚至认为历史家写历史无异于文学家写小说。通阅全书，作者不时喜用一些“后现代”的名词，但并没有真用后现代理论来写中国现代史的史学史。有鉴于作者不屑“极端革命史学”之扭曲史实，必然是相信有客观而能够信赖的历史。作者在立论上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难免令读者有不一致的感觉。

　　此书主要的内容是近代中国历史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书写，涵盖的时间主要是二十世纪，各章节分别为1949年以前的“民族主义史学”，1949年以前的“马克思史学”，1950年代马克思“新正统史学”之形成，毛泽东发动的“极端史学”，1980年代挑战革命正统的“新启蒙史学”，以及改革开放时代史学典范的转移。从这些章节可知，所谓“重新发明”近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仅限于中国大陆，几乎完全排除包括港台在内的广大华文世界，读者看到书名后的预期有些落差。即使仅涵盖大陆地区，百年之中史家之众、著作之多、议题之繁，也难免有挂一漏万、考虑未周之处。谨就管见所及，略作评论，未必有当，谨就教于作者与读者。

　　梁启超在上世纪之初，提倡“新史学”，号称史学革命，视传统史学为“帝王家谱”而否定之，欲代之以西方盛行的“国史”（national history）。而民族主义乃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西方列强也有其民族主义，且形之于史学书写，西洋史学史称之为“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史学”，而不称“民族主义史学”。近代中国受到列强侵略，“近代民族主义”自更高涨，然作者并未专注于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历史书写，却花了许多篇幅旁及193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抛弃民主自由而倾向专制独裁国家（p.38，英文本，下同），引用了不少自由派人士的政论文字，主张对内独裁，支持南京政府，对外亲善等言论（pp.60-71）。如果当时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与历史书写没有直接的关系，岂不偏离了“历史书写”的主题，不免令读者有节外生枝之感。

　　作者既不深探1949年前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史学，而视此一时期为“近代化叙事的开端”。所谓近代化的本质就是西化，西方国家最先近代化，成为非西方国家近代化的模式。非西方国家有其自身的文化，虽采用西方模式，其结果未必与西化同，故称之为近代化，实优于西化。然作者认为“从西化转变为近代化反映知识分子愈来愈感觉到视西方文化或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为非西方国家致富强唯一模式的谬误”（p.42）。非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既尚未近代化或充分近代化，除了唯一的西方模式外，似无别的模式可言。更费解的是，作者认为“1930-1940年代中国近代化论者的理念，与1950-196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近代化理论极为相似，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张近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在美国受教育，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pp.42-43）。按1950-1960年代的近代化理论产生于二战后之西方，特别是美国，乃有鉴于殖民地时代终结后，亚、非、拉新兴国家蜂起，学者争相为之设计近代化理论。近代化理论实有丰富的内涵，而1930-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谓近代化多从字面理解，认为传统是近代化的阻力，希望中国排除阻力而能走向近代化的共同之路，迎头赶上西方国家，与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并不相似。近代化理论并不认为传统是阻力；正好相反，传统往往可以成为近代化的助力，两者截然异趣。作者更犯了“时间错乱”的谬误，请问1930-1940年代中国学者如何能够受到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的影响？

　　作者所谓“近代化叙事”的要点是着重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与改革，重视科技、精英领导等议题，而不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与革命运动。其实，就现代中国而言，帝国主义或革命运动无论是近代化过程中的正面或负面因素，都是无法回避而需认真对待的重大史实。作者将“近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分作两种不同的“叙事”，无非要说明对历史事件的选择与解释有异。然而就中国近代史的叙事而言，近代化项目与革命运动都应该是叙事的内容，不宜偏废。作者认为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无论在方法上或概念上创造了研究的新风格（p.45）。然而作者只是引用一人的赞美之词为证，却不进一步以自己的论证，告诉读者何以这本偏重外交史的小册子，有这样重大的学术贡献。

　　作者认为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是众所公认1949年之前最权威的教科书，其主旨是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不在外力，而是由于内部的保守、自大、腐化，所以几乎完全不提帝国主义（p.53，p.55）。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与影响或有争议，但其重要性之巨大却毋庸置疑。如果一部中国近代史几乎完全不提帝国主义，则其权威性至少是相当片面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将蒋廷黻和陈恭禄视为“近代化论述”史家的代表，但在小结中又说，蒋、陈两人“在他们的书里很少或全不讨论中国在工业、交通、公共卫生、高等教育、政府系统、文学与艺术等方面的进步”（pp.72-73）。如果连这些近代化的要项都很少提及，或根本不提，算什么“近代化叙事”啊！再者，作者称这一章为“近代化叙事的开始”，但这一开始并没有于1949年终结，在港台继续发展的丰富内容，可惜开了天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曾有庞大的中国近代化研究计划，也一笔不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马克思史学才占领史学阵地，在之前马克思史学既非主流，影响也小，以专章处理，有失比例原则。作者以范文澜为此一时期马克思革命史学的代表，但范氏的《中国近代史》1949年才出版, 如何能作为1949年之前“马克思革命史学的开始”？中国马克思史学源自李大钊，而此书竟无一言及之。更可怪者，作者认为范氏基本上是一民族主义者，而非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p.104）；又说“范氏在1940年代有关近代中国的著作确实是一民族主义远重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p.108）。然则，何不把范氏放在前一章述之？事实上，这一章颇针对上一章“近代化叙事”的选题与论点，何不合而论之，称之为“1949年之前的两派历史叙事”？不过，为了切题，不能仅限于叙事的内容和观点，尚需关照叙事的方法。

　　作者将1950年代的马克思史学视为“新正统形成时期”（the making of a new orthodoxy），所谓“新正统”即建立根据正统马克思学说的历史解释，以淡化1930-1940年代较具弹性的革命史学。经过思想改造时期后，于1950年代晚期到1960年代中期出现了“史学的革命”（historiographical revolution）。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包括胡绳，依据苏联史学模式，以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准则，观察阶级斗争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发展。孙守任则依据毛泽东的矛盾论，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分期。金冲及则以“生产模式”作为分期的准则，以检视生产法则的发展史。最后胡绳的阶级斗争说胜出，乃“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论述向苏联的马克斯主义靠拢”（p.127），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标准解释，且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史学的“新正统”。然而作者又指出“新正统”有其内部矛盾，中国近代史泰斗范文澜就不认同，毛泽东对历史的兴趣以及对范之信赖也是“新正统”的致命伤，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新正统”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最后演变到剧烈的“史学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有关这一段的论述，令读者起疑的有两端。其一，毛泽东是否真如作者所说，在百家争鸣的政策下，在1950年代的初、中期，全不干预有关历史议题的“自由论辩”（the free debate of historical issues）（p.124）？应该指出，百家争鸣下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要开出一百种不同的花，而是要开出一百种同样的花，不同样就是毒草，尚有自由辩论的空间乎？就“新正统辩论”而言，也不过是在狭隘的马克思框架里的争论，如果阶级斗争论是教条，社会矛盾论又何尝不是教条呢？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作者称之为毛泽东主持下的“史学革命”，强调“厚今薄古”、重“红”轻“专”、“以论带史”，以及历史要为政治服务。作者在书中特别提到毛不仅对历史有兴趣，而且娴熟得很，但他并非要攻击意见不同的历史家或具有争议性的历史议题，而是利用争论来达到共识，以攻击他真正的敌人（p.162），也就是说，把历史作为政治工具。然则，所谓“史学革命”何异于革史学的命，革老一辈史学专家的命？但是在这一章里，作者也以很多的篇幅叙述被革命的“老专”如何维护“历史主义”（historicism）以抗拒史学革命，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北京大学的翦伯赞，作者认为翦老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最有影响力的学者”（p.149）。

　　按“历史主义”是西洋史学史中的一种史观，认为任何放诸四海皆准的理性系统，皆不足以解释不同时期与文化里所产生的历史。理性之外尚有特性，历史有其特性，不能被任何通论所概括。但作者的理解并非如此，翦伯赞等也不是要反对以马克思学说来解释具有特性的中国历史，而以历史主义为不受政治干扰的、客观性的与科学性的历史研究，与西方人的概念并不相同。作者以英文写作此书，一再提到historicism，却不加以辨明，西方读者必然有不知所云之惑。再者，1949年以后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史学三大权威，并不是“资产阶级”或“自由派”的“老专”，他们都是马派史家。所以从“大跃进”到“文革”的所谓史学革命中，毛泽东利用年轻学者斗争老一辈学者，也不过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茶壶里的风波。史学之外，当然有更多更大的风波，以致当“文革”结束时，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大地一片苍白。

　　“文革”之后，大陆学者争相“补课”，想超越马克思传统，自在意中。作者认为此一新启蒙运动不仅仅摆脱了毛时代，同时延续了被“文革”中断的“自由传统”（liberal tradition）（p.171）。作者在书中另有文字讨论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之中具有活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并认为翦伯赞、吴晗等都是共产党内接受自由价值的民主派，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主要导致1980年代借新启蒙运动而重生的自由主义（pp.200-203）。这段话极引人注目。但作者至少要让读者知道，自由主义史学如何能持续幸存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1950年代反右之后，不知自由主义者尚能余几？读者不得不怀疑作者是否领会自由主义的正解，以致有此一说。事实上，他对“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等西方名词也都是望词生义而已。

　　“文革”后的新启蒙挑战马克思史学正统，质疑革命叙事。作者特别提到李时岳，因其否定了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的革命叙事，又回到蒋廷黻以及其他自由派史家的“近代化叙事”（p.176）；但下一页却说李的新叙事不仅与革命叙事背道而驰，与蒋廷黻在1930年代的近代化叙事也相当不同，读到第198页又说“没有太大的不同”。何前言不对后语如此？作者又说，李时岳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正统派攻击，向“革命建构”（revolutionary construct）作了让步，将太平天国作为在中国近代史的四大面向之一，但仍然对义和团几乎一字不提（p.175）。这段话读来，令人有一头雾水之感，既说李时岳坦然挑战正统，又说李怕正统派攻击；以常情而论，怕热就不必进厨房。更难以理解的是，为了怕，才把太平天国视为四大史实之一。太平天国史事在中国近代史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能不写，请问一本中国近代史如果几乎不写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说得过去吗？

　　更重要的是，李时岳的新叙事的性质与革命叙事未必完全不同。革命叙事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李时岳的“资本主义建构”（capitalist construct），在中国近代史里找资本主义发展的证据，何尝没有政治倾向？作者自认，李时岳利用历史为邓小平的改革与开放政策说话，同时用当前的政策使近代中国的近代化与西式改革合理化。作者也同意李氏的新叙事与他所挑战的“极左”叙事一样的现实。“极左”为毛的政策服务，而李时岳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服务（pp.179-180）。既然如此，一丘之貉，从史学史的观点看，是同样的政治干扰，在学术上何启蒙之有？

　　作者称近代史学者黎澍为“新启蒙思想家”（a new enlightenment thinker）,因其曾大胆提出“西体中用”说，以为中国若不接受欧美资产阶级文化，只有灭亡（pp.193、194）。按“中体西用”说，虽嫌保守，仍然可行；然而“西体中用”无异全盘西化而后为中国所用，根本不可行，因中尚未用西体，中体已经灭亡。诚如黎澍所言全盘西化后中国才能迎头赶上近代西方（p.198），请问迎头赶上之后尚有中国乎？尚有中国文化乎？作者不宜顺黎澍之说而不加分析与评论。

　　作者以真正的“范式转移”（paradigmatic transition）来形容1980和199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就是在选题上从动乱与革命转移到近代化议题（p.205）。这是选题轻重的转移，不是真正的“范式转移”。如果作者是借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理论，所谓“范式转移”乃指在思想上有革命性的转移。无论革命叙述或近代化叙事，无论马克思唯物论或近代化理论都算不上新“范式”，这种转移在史学史上令人有不进反退的感觉。到1980与1990年代再谈近代化理论，也予人有老掉牙的感觉。值得深谈的是，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急速近代化的实际经验是否足以修正，甚至推翻1950年代的近代化理论，可惜作者对此无多兴趣，却花很多篇幅去空谈共产革命是不是必须或正确的近代化道路（p.220-224），即使是不必须或不正确，那是唯一成为事实的历史，任何其他可能的道路，随君设想，岂不等同空想？

　　作者喜见“近代化叙事”最终压倒“革命叙事”，并以胡绳从“革命叙事”撤退，证明“革命叙事”已向“近代化叙事”“投降”（surrender）（p.244）。既已投降，读到后面忽然又出现：“革命叙事”在中国并未衰退（p.246）。无论“革命叙事”或“近代化叙事”都是“大叙事”，随着改革开放，引进许多西方当红的历史叙事，诸如地方史、平民史、日常生活史，重视空间更甚于时间，总称之为社会文化史；此外，后现代史学在中国大陆也有市场。作者特别提到杨念群与赵世瑜的作品，也很明智地提到杨念群的忧虑，即中国史家将长期依赖西方理论，跳不出西方如来佛的掌心（p.254）。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仅是中国大陆，整个华文世界的史学界从梁启超开始，一直是跟着洋人走。如何在史学上迎头赶上，甚至超越西方，至少是应该大胆面对的特大议题。

　　此书大部分的内容是叙述“革命叙事”与“近代化叙事”，但在结论里用后现代的语气说，这两种叙事基本上是历史家集体想象的产品，旨在解释以及合理化他们所想要的发展。终于见到作者对这两大叙事都不满意，所以希望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家能摆脱“目的论”（teleology），去除历史必然论；据此，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即“在时间内”（within time）与“无预设”（open-ended）的历史（p.267）。其意要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个别史实多种可能的发展，当时人对正在发展中的事件的可能结果，未必如后来历史家之所见，故必须从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解释中国近代史。同时近代史没有终结，仍在发展之中。“无预设”也就是要看历史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不能定命于唯一归宿；据此，共产革命的胜利亦非必然的结果。于是作者举了许许多多历史事件的另外可能性，例如没有日军入侵，中间力量不会愈来愈同情共产党，仍然会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共产革命也就不太可能成功（p.270）。类此假设性的问题不过是一种游戏，著名的军事史家罗伯特·考利（Robert Cowley）在其所编的What If 一书中曾举出美国可能会输掉独立战争的十三种情况。然而，不论多少种失败的可能性，都不可能撼动美国独立战争与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既成事实。作者在结论里也讲了不少其他新议题，诸如中国在全球化世界的前景、立国目标，包括“和平崛起”、“伟大复兴”等等，似乎已溢出历史叙事的主题；不过，预测未来倒唯有依赖“想象”与“发明”了。作者能注意到西方中心模式之值得质疑，展望多中心世界的多元文化，以及中国将会有自己的近代化模式，可称有见识。

　　作者既然寻求新的历史叙事，对书写中国近代史也有自己的看法，并寄望于未来，为何不以自己的见解作为全书的主轴，逐步展开，旁及他认为有缺陷的“革命叙事”与“近代化叙事”，以及深入分析评论，而不必花太多的篇幅复述别人的述论与意见。这样不仅主次分明，而且较能建立自己的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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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怀印：近代中国无需“重新发明”——答汪荣祖先生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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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14年05月30日

　　笔者的英文专著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中译本《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2013年版)，自去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蒙汪荣祖先生在台湾《汉学研究》上发表书评，继而又于去年12月8日在上海《东方早报》加以转发（题为《现代中国：“重新发明”还是“重新发现”？》）。但读过之后，深觉汪先生未能静下心来 ，读懂全书，误解、曲解之处甚多，现仅将其中着墨最重者，略答一二。

　　首先，汪先生把这本书的书名给译错了，望文生义地把reinventing一词译为“重新发明”。 其实，老先生只要稍稍查一下任何一部权威的英文字典，便会发现，reinvent或动名词reinventing主要不是或根本没有“重新发明”的意思。 例如《韦氏英文词典》（The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的界定是：“1. to make major changes or improvements to (something); 2. to present (something) in a different or new way.” 在英文学术语境里，reinvent一词在用于话语、表达或叙事构造时，只有《韦氏英文词典》中的第二层意思，即“对某一件事物用不同的方式或新的方式加以表达或呈现”。 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重新建构”或“重新表述”，而不是什么“重新发明。”汪先生曾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理工学校教了几十年的世界史等公共课程，不至于对于英文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学术史的话语如此生疏。犯了这样一个低级错误，实在令人错愕。

　　汪先生从自己所误译的“重新发明”出发，认定笔者是用所谓“后现代”的方式来解读中国近代史学，以“后现代”的所谓“发明”来取代“现代史学所重视的‘发现’”，又责怪笔者“并没有用真正的后现代理论来写中国现代史的史学史”。 这里，我只想指出三点 。第一，汪先生自己在这里并没有弄明白什么是后现代理论，遂无端地区分出所谓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畛域，然后人为地加以对立；第二，对任何历史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具体的历史实际（尤其是社会生活史），还是思想史、学术史，均没有必要把不同的学术路径，硬性地贴上现代或后现代的标签，然后自奉为正统史学的代言人，拒绝近几十年来源自非西方社会地域研究的新概念、新方法。正确的治学方式，应该是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从具体的问题意识出发，有鉴别地、批判性地采用最恰当、最相关的概念理论，而不是像汪先生所抱守的那种非此即彼的态度；第三，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这本书是从后现代史学的视角出发写成的，而仅仅是在个人的学识、能力范围之内，基于具体史实和现有材料，借鉴可取的现有学术成果，在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干扰的前提下，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书写所作的系统分析。

　　汪先生又写道，“作者认为‘1930-1940年代中国近代化论者的理念，与1950-196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近代化理论极为相似，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张近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在美国受教育，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在我的英文原著中，根本不存在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即“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这 完全是汪先生自己杜撰、硬加上去的。这实在令人惊讶。他在做了这样的歪曲之后，宣称：“作者更犯了‘时间错乱’的谬误，请问1930-1940年代中国学者如何能够受到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的影响？”。其实，犯了错乱的，正是他自己。所谓“1930-1940年代中国学者如何能够受到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的影响，”完全是汪先生杜撰了原文中并不存在的那句话之后，自己演绎出来的；我自己的论述里，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意思。事实上，我在本书第二章中，除了指出他们的现代化叙事架构与五六十年代西方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之间的某种相似性之外，更多的是去辨析两者之间不同的地方。奇怪的是，汪先生偏偏漠视了此一更为重要的论点。

　　汪先生质疑笔者对蒋廷黻、陈恭禄史学作品的解读，认为“近代化叙事”的提法不能成立，理由是笔者在书中提到，“蒋、陈两人‘在他们的书里很少或全不讨论中国在工业、交通、公共卫生、高等教育、政府系统、文学与艺术等方面的进步’。”于是他得出结论：“如果连这些近代化的要项都很少提及，或根本不提，算什么‘近代化叙事’啊！”这里，汪先生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即现代化作为一种宏大叙事，与现代化在制度层面的表征本身之间的差别。我在本书第二、三章已经明确解释了这两种叙事之间的根本不同。蒋、陈二人的专著中，对工业、交通等等具体的现代化表征，未予着墨，这并不妨碍他们用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来描绘中国近代史的全过程。

　　汪先生在论及此书有关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研究，尤其是历史主义的论争时，又称：“作者以英文写作此书，一再提到historicism，却不加以辨明，西方读者必然有不知所云之惑。”并武断地说：“他（指笔者）对‘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等西方名词也都是望词生义而已。”事实上，我在讨论到国内史学界的历史主义争论时，从一开始就指出这是中国史学家所使用的一个专门的术语，并且在这一术语后面，专门加上“历史主义”四字的汉语拼音（见原著第21、108页），以区别于西方史学史上的historicism。看来，真正望文生义的恐怕是他本人吧。再则，笔者从未用“科学主义”一词来描述当时的史学论争。这是他自己加上的。至于西方读者是否如他所担心的“不知所云”，我只想请汪先生稍微翻一下最近刚刚出版的几则英文书评就可以了（见Choice 杂志2013年6月号,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3年11月号,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13年10月号, 以及即将出版的Pacific Affairs 和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关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史学，书中突出它与以往的正统革命叙事之间的差异。对此，汪先生提出质疑，认为既然李时岳等人的新说与以前的革命叙事都同样有着政治倾向，“从史学史的观点看，是同样的政治干扰，在学术上何启蒙之有？”这里汪先生再次强词夺理。所谓“新启蒙”，是一个特定的术语，指改革开放初期一股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思潮。所谓新启蒙史学，正是在这股思潮影响下，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解读。我从来没有说有什么学术上的“启蒙”，相反，我始终强调的是这种启蒙史学的政治化色彩。至于具体到对新启蒙史学家著述的讨论，汪先生责怪笔者在将李与蒋廷黻做比较时，先说两人之间的历史叙述“相当不同”，后又说“没有太大的不同”，于是感叹“何前言不达后语如此”。这里，汪先生再次发生了错乱。我在说到不同之处时，是在把李时岳与蒋廷黻进行比较，强调的是李时岳对洋务和维新的正面贡献的积极评价，以及蒋廷黻对近代化及改革屡遭挫折的原因的关心（见原著第177页，中译本第184页）；而在后面讨论到相似之处时，是在把黎澍（而不是李时岳！）跟蒋廷黻、陈恭禄等人进行比较，强调的是双方对自强、维新在总体上的肯定和对农民运动在总体上的低调处理（原著第198页，中译本第204-205页）。这里并无前后矛盾之处。至于汪先生责怪“到1980与1990年代再谈近代化理论，也予人有老掉牙的感觉”，只能说，他并不了解这二十年中国大陆境内的史学动向。我在本书的第6章，已经把源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以及现代化叙事在当时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何以流行一时，解释得足够清楚。

　　汪先生唯一说对的地方，是这本书没有顾及台湾地区学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尤其是他们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不过这本书的写作重点，是放在大陆境内的近代史研究，尤其是历史叙事的建构，无意做到面面俱到，把港澳台史学也罗纳进来，何况它们在叙事建构和阐释框架方面，跟1949年前蒋廷黻、陈恭禄的著述或1950年代以来西方的中国近代史学相比，并无多大突破。至于汪先生在这份书评中对本书其他具体论点的种种指责，相信只要读者翻阅一下新近出版的中文译本，便不辩自明。

　　其实，这本书的主要意图，除了厘清二十世纪早期以来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建构的脉络，钩沉其间学术与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外，更为关心的是高度政治化的历史叙事之症结所在和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为此，本书提出“在时”(within-time)和“开放”(open-ended)的研究取向。所谓在时，即在探究具体的历史事件或现象时，要摒弃过去那种从事后的角度，由事件的最终结局，反推和强调导致此种结局的各种原因，而忽视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存在的其它各种可能性，以及其它各种与事件的结局并无直接关系的史实或趋向；而这些趋向或可能性，对于重建当时的历史真相，其重要性并不低于那些导致事件最终结局的诸种史实和因素。所谓开放，是针对中国近现代史整个过程的宏大叙事之建构而言的，即摒弃过去那种为一时的政治需要或意识形态而臆设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之终点或必然归宿，并且在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时，把对这些事件的评估跟所谓的历史终点一一连结起来；其结果是随着不同时代的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最终归宿做出不同的界定，并相应地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加以不同的定位、阐释和评估。相反，本书强调，始自19世纪的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大转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换言之，中国近现代史尚未结束，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实践和今后的不断探索，说明其最终归宿仍在重新界定之中，在中国国家和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走向变得清晰之前，对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终点”进行推测，皆为时尚早。此外，提出在时开放的史观，也是对过去西方同行所提出的“中国中心”史观（China-centered history）和“分叉”史观（bifurcated history）的纠正。后两者所强调的，或是从以西方的视角转移到中国社会内部看近代历史的变迁，或是从体现启蒙历史取向、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大写历史，转移到跟主流历史无关、却能反映社会底层日常真实状况的小写历史。换言之，这两者史观所主张的都是历史研究视角在空间位置上的替换，而在时开放史观（within-time, open-ended history）强调的则是历史研究视角在时间节点上的变换。

　　最后，我想强调，学术书评，贵在客观持平，对作者和读者负责。上面提到的数则英文书评，都能秉承西方学术界的传统，把全书的主要内容和关键论点，如实地介绍给读者，总体上给此书以中肯的评价，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是从纯学术的立场，交换意见。一向以严谨著称、用词吝惜的哥伦比亚大学谢康伦（Conrad Schirokauer ）教授一口气用了三个形容词，“cogent, learned, and clearly written”（论说有力，涉猎广泛，文笔清晰）评价此书，认为“所有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均应阅读此书 。同时，这本书也为如何思考更广范围的历史问题，提供了借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沙培德（Peter Zarrow）称此书在两个层面上有开创性贡献，即对主导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书写的重大思潮进行了总结，并对“所有可能出错的叙事历史”作了“透彻”(thorough)、“微妙”(nuanced) 的评析。相比之下，那种盛气凌人，一味强词夺理写出的“书评”，除了误导读者和试图抬高自己之外，不具任何正面价值。

　　《重构近代中国》读后感(三)：历史写作无须后现代装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2日。

　　汪荣祖与李怀印关于历史写作问题的争论，是史学界值得关注的事件。2013年12月，我国台湾学者汪荣祖以《现代中国：“重新发明”还是“重新发现”》为题，质疑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以下简称《重构近代中国》）一书，认为“作者在立论上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难免令读者有不一致的感觉”。此后，两人又先后发文进行争论。

　　20世纪的中国是政治更替、社会转型、文化变革的时代。不同政治立场、社会语境和文化经历下的近代史写作，呈现出差异性。《重构近代中国》在总结固有历史叙事弊端基础上，从域外视角提出历史书写新的研究方法，为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

　　首先，摆脱系谱式的史学史研究，注重主叙事建构与范型转移。葛兆光在重新反思思想史时写到，“思想的历史也就自然成了思想家的博物馆”。反观史学史研究，史学的历史也成为史学家的博物馆。全书避免以史学家的思想作为关注视角，将聚焦点置于“史学家的叙事建构如何形塑历史表述，叙事又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些叙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或史家的主观想象”。其主要内容是探究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话语重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忽视对重要史家的关注，因为“他们在建构和解构叙事方面，贡献最著”。譬如，书中专门讨论“黎澍与新启蒙史学”等。

　　其次，摆脱立场式的史学史研究，注重政治、思想权势与历史写作的互动。该书认为，历史作品是政治的产物。作者指出，应将蒋廷黻与范文澜的分歧，“置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摩擦的背景下去理解”。在理解“史学革命”时，作者把资深史家与年轻史家产生矛盾的原因，归结为“挑战或捍卫各自的知识背景，各自的社会资本，以及各自在历史研究领域权力关系中的地位”。

　　最后，摆脱封闭式的史学史研究，注重时段和空间的开放性。结语部分，作者提出“在时和开放”的史观。所谓“在时”的历史，就是强调在研究某个特定历史事件时，从事件正在发生的彼时彼刻观察问题。所谓“开放”的历史，就是并不把近代史作为一个终结的历史时段，其结局并未完成。

　　建构“在时和开放”的历史，作者主要意图是“告别目的论的和结果驱动的史学”。但是，这仅是“在时和开放”历史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在于“重建一个叙事，使之不仅更能接近中国过去的客观实际，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产生意义”。要言之，李怀印主张的“在时和开放”史观，就是替代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尝试。

　　在继承历史文献学范式和史学思想史范式基础上，当下史学史研究该往何处去？罗炳良、胡逢祥、李振宏等学者曾撰文献言。李怀印从政治议程视域审视历史写作，是重建历史书写和深化史学史研究的实践。然而，该书一些具体分析，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作者根据海登·怀特“情节构造模式”，将中国不同时段历史叙事，分别贯以“悲观主义”、“浪漫主义”、“乐观主义”、“怀疑主义”之名。认为，历史学家“所作的是通过不同的情节构造将不同的事实拼凑在一起”。注重政治因素与历史写作之间的互动无可厚非，但是以此为基点，认为历史写作是史学家集体想象的产物，把情节构造模式贴在不同史学家身上，并赋予文学色彩的审美性词汇，难免给人“夹心面包”式的后现代装潢感觉。

　　其二，史学家书写历史时，是否有“情节构造”的预设也是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史学界在批评“重史轻论”的同时，也批判“重论轻史”，主张史料与观点相结合。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学术反思，认为“真正打得倒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研究的历史著作（论文或书籍）”。不同历史叙事在表述时的确呈现差异，但历史叙事并不是历史学家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由不同历史学家的知识背景、理论依赖、政治语境等差异造成的。

　　其三，作者声称，“历史作品与其说是披露过去的事实，还不如说是政治认同的体现”。毋庸置疑，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个恒久性话题。但是，在批判和反思政治或意识形态对学术的消极影响时，是否可以考虑积极性效果？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反思政治偏见与学术关系时指出，“对于党派学者的科学或学术的科目而言，党派偏见具有正面价值。这是无可避免的，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

　　努力还原历史是史家的责任。而史料与观点如何结合，则是历史书写中的复杂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怀印的《重构近代中国》，为读者在方法论上打开了另一扇思维之窗。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重构近代中国》读后感(四)：未定妆的历史

　　张耐冬/文

　　胡适在某个地方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忘记补充一句：无论怎样打扮，那面容看上去总是不够真实。

　　对历史的妆扮，并非虚构与编造，而是将业已发生的事情按照某种线索性因素编排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并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强化线索性因素的正确性。靠着线索的作用，历史被建构成这样或那样历史主题下的运动轨迹，所有历史叙述都围绕着主题而展开，这就是所谓“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本身和化妆术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以实际存在为依据，通过某种手法突出其要突出的部分，淡化与妆扮目标不一致的存在，以求创造出一个整体协调的全貌。显然，妆扮过后的面貌，与最初的真实存在并非同一事物，二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善”、“美”与“真”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宏大叙事是对历史的刻意扭曲，它只是试图从纷繁多变的历史事实中寻找一以贯之的主题，把某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同时，在一定的篇幅内对一段历史做概述，也必须要做内容的剪裁，这种剪裁也只能以叙述主题相关的内容为重点，使其在历史上的特殊意义越发突出。

　　在宏大叙事展开时，近代史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页。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中国近代史的叙事结构、时代主题与历史走向，都曾备受关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史学危机”以来，宏大叙事日趋式微，而代之以个案研究。在今日，这一问题不但在专业领域处于失语状态，在公共史学领域也被各类趣闻轶事所遮蔽。

　　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如果只强调旧有叙事方式的缺陷，只不过是重弹“史学危机”的老调，若没有对先前各种叙事结构的理性分析，恐怕很难从泥沼中抽身。

　　从方法论上，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者有着高度的自觉。无论是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还是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从研究取向、学理与学术实践以及叙事结构与叙事手法上，部分回答了中国史历史叙事的困境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反思确实不及这些美国学者那样深入并全面。不过，美国华人学者李怀印——他曾有中国大陆的学术背景——新近出版的《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对近代史的叙事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他的著作专门讨论了中国近代史写作中宏大叙事的形成与形成动因，以及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叙事目的的转变，和主叙事（与“宏大叙事”同义）衰颓时代如何重建叙事结构。

　　李怀印认为，“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作为中国近代史叙事的两种主要取向，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前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历程，二十年代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民族国家的举动能够推动现代化的实现；后者则认为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在外有列强欺凌、内有王朝压迫的环境下，革命成为时代主题，一次次的革命不断涤荡着旧时代的基础，而这一阶段的历史更应以共产革命的胜利作为终结。

　　因为对近代历史的最终方向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叙述历史过程时，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各自选取最能体现其叙事主题的事件作为历史的关键点。比如，现代化叙事会选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三民主义”作为重点描述对象，除了义和团运动作为反面例证外，其他几个被描述对象都是被充分肯定的。与之相对应，革命叙事则会选择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作为正面描述对象，强调这些运动的抗争色彩与革命性，而对洋务运动持否定态度。

　　正如《重构近代中国》指出的，在1949年之后的“十七年史学”中，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革命叙事经过历史学专业内的修正，已经成为中国大陆近代史叙事的大宗；之后的十年左右时间里，因受到政治的左右，并非出自学术表述的、非理性的对革命的强调，扰乱了已经成型的近代史表述。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近代史叙事既要清除非学术性的历史叙述，也要对“现代化”的时代主题有所反馈。学者们受到欧美学术界研究取向与研究方法的影响，通过对个例的分析，对既有的叙事模式进行颠覆，使近代史从整体变成碎片，这就是近代史叙事的现状。

　　作为后现代史学批判的对象，“宏大叙事”被认为是一种主观建构，且被视为“合谋”的一部分。正如我用化妆术所做的类比，历史叙事本身并不是对全部事实的再现，而是在某种观念下对历史线索的梳理，和依据线索对历史本身的重新编排，其本意不在于制造历史或篡改历史，而是突出某种观念的力量。展现全部历史事实，无益于我们了解过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未曾记述单纯的文化与经济活动，正是此理。呈现混乱的历史现场，除了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活力之外，恐怕我们能够体会的，只有喧嚣与骚动。我们需要宏大叙事，特别是作为与现实联系密切的近代，需要被反思。被解释，被叙述。

　　近代并不单纯是当代的昨天，也是古代的明天，任何近代史书写者都不可能只谈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历史，他们审视近代的参照系不可能只有当下，还应包括古代。当下作为思考某段历史的出发点存在，但古代作为思考近代的前提存在，过多地强调现实对近代史叙事的影响，而忽视建构近代史过程中对古代史的思考，可以说是《重构近代中国》的遗憾所在。

　　另有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是，无论是现代化叙事还是革命叙事，都被视为“线性历史”，受到后现代史家的质疑。所谓线性历史，就是从一点到另一点，有明确轨迹的发展过程。在结果已经被知晓的情况下，很容易将此前的历史按照这一结果编排起来，造成一个线性的发展序列。

　　线性的历史描述会剔除很多偶然性因素，也会对很多对历史结果不造成影响的事件采取忽略的态度，比如近代史叙事中，可能徐悲鸿个人绘画风格的转变就不会作为重要的环节被考察，蒋介石在某一天的日记里表现的个人情绪也不会被看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当代的很多史家非常强调这些历史细节的意义，并以书信、日记、档案等材料为依托，展开他们的研究，对原有的线性历史叙述进行冲击。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生动鲜活的细节考察，很多时候是在线性叙述的框架下展开的，如果线性结构的历史主叙事是坐标系的话，他们的研究就是在确定某一个坐标点的位置，或者其位移过程。一个又一个坐标点的发现和确认，有时会对坐标系的绘制提出修正，但不能取代坐标系，更无法取消坐标系。

　　在专业领域，作为历史坐标系的宏大叙事不可缺席，在公共史学领域，它也同样重要。趣味性的历史阅读是消费行为，而非完整的认知行为。坐标系的重新确立，对于“述往事，思来者”的意义不言而喻。重建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坐标系，总容易让人忧虑，学者和公众都认为重建近代史叙事会与曾经烜赫一时的革命叙事相冲突，事实未必如此。在李怀印的分析中，现代化叙事在二十世纪末遮蔽或者说代替了革命叙事，而从线性的近代史叙事来看，革命叙事未必是不正确的。只要不将其作为近代史的终结点，就有可能重构完整而立体的近代图景。

　　如果说，过去的近代史叙事有一种“淡扫蛾眉朝至尊”的霸气，未来的近代史叙事，因其对历史和学术的敬畏，应该有点“画眉深浅入时无”的羞怯吧。

　　《重构近代中国》读后感(五)：中国左右两派的起源

　　“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学家重铸过去实际上是借以表达其对现实的政治的不同理解，或是阐明他们所表达的历史与所支持的政治方案之间的所谓因果关系。”

　　读完了《大辩论》之后读这本，一个是讲述英美政治中左右两派的起源，而本书则可视为是中国政治中左右两派起源的历史。

　　这种谱系梳理的书打开了历史阅读的方便之门。李怀印的历史叙事方法分类，是观察近代以来中国人新路历程的很好指南，尤其是革命叙事模式和现代化叙事模式的分庭抗礼。

　　“总的来说，有两个宏大叙事在相互竞争，并轮流塑造这中国近代史的表达，即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表述均起源于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

　　革命叙事将西方外因视为是打断中国社会自然发展的罪魁祸首，坚持斯大林对社会进化模式的判断，认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正确地发展路径。

　　而现代化叙事则认为内因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引入西方的知识、制度和文化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建国后的60多年，前30年是革命叙事观的延续，而后三十年则是现代化叙事的复兴。这基本塑造了中国当代左右两派的根本观念。

　　左派延续了革命叙事逻辑，强调对抗西方，试图通过返本开新的方式寻回民族自信，并认为中国可以开创全新的模式以挑战现代性。而右派则认为，和世界接轨，在实现经济现代性之后，实现政治和文化现代性是中国地根本出路，中国当下的现代性构建工作紧紧完成了部分，还远不具有制度自信的资本。

　　左派强调大政府、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延续了很强的革命斗争精神，他们的历史和政治观念都是非黑即白的“浪漫主义”式的。而右派是经济学上的保守主义，奇妙地混合了精英主义和民主理念，他们中的极端派则同样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在当下的政治生态下，中国的左右两派非但未能融合，反而日趋极化。而中国的民智的极化现象也同样严重，难怪乎有人说，中国网民只有两种情绪：感动和愤怒。

　　此外，李怀印的悲观主义、浪漫主义、乐观主义的叙事标签也颇具有启发性。引发我读Hayden White的兴趣。

　　《重构近代中国》读后感(六)：【转载】叶毅均书评

　　本文原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8期 ，205-222

　　李懷印目前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歷史系，先前的兩部英文專著皆以近代中國農村史為研究範圍，《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像與真實》一書則轉向同時代之中國史學史，作者自認有其個人學思歷程轉變的內在因素。1（pp.vii-xii）然而，從書名之擬定、分析的語彙到寫作的手法，卻頗能反映今日英語學界中國研究的時勢流風。正如一位評者所稱道，本書乃是研治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所必讀。2同時，對於本書內容不及含括的部份，乃至於未曾言明之處，或許也同樣值得吾人予以指出並加以深思。3

　　* 本文承蒙學友溫楨文博士惠賜相關書籍與寶貴意見，謹此特致謝忱。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員

　　1 更清楚的表白可參考作者之〈重新認識鄉村中國—兼談我的治學經歷〉一文最後的「後記」部份，收入王希、姚平主編，《在美國發現歷史—留美歷史學人反思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479-485。

　　2 Paul G. Pickowicz’s review,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4:1 (June2014), p.169.

　　3 目前在中國史學界裡，針對本書最具份量與價值的評論，可見：趙慶雲，〈近代中國主敘事的源起、流變與重構—評李懷印《重構近代中國》〉，《近代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頁 115-129。

　　一、立場、方法與理論

　　本書關注的是從二十世紀開始直至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如何透過歷史書寫，建構出各種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敘事（master narrative），而這些不同的主敘事又各自折射出哪些特定的政治環境和社會變革。作者採取「挑戰與回應」的觀點，開宗明義地宣稱：「有關『近（現）代中國』（modern China）之歷史寫作的演變，主要是出於個人所面臨的現存挑戰和關懷的一種回應；他們書寫近（現）代中國，主要是為了追尋此一國家當前問題的歷史根源，以求正當化其解決辦法（solutions），而非一種追求真理的過程，或是為了重建真正發生的過去」。（p.1）由於十九世紀以降的中國近代史與二十世紀史家生活的年代相距不遠，史家撰述誠然不能免除個人動機（其實向來如此），但這是否即代表他們不認為自己同時也是在「追求真相」、「如實重現過去」？或者史家的主觀意願並不重要，由於他們言行不一，因此不值得加以重視？作者稍嫌武斷之聲言，似乎過於簡化了史學史的問題與深度。

　　對於史家與時代複雜的辯證關係，余英時早在四十餘年前即已提出精闢的觀察。4近年王汎森又續有所論，以實例說明「時代與史家的經歷提供了一雙獨特的眼睛，幫助人們看到過去視而不見的現象，或是開顯了過去不識其曲折意義的歷史面相」。在某些情況下，「史家主觀的思想與意志，與客觀的歷史建構趨於一致，不必為了傳達自己想對時代發出的訊息而扭曲手中的歷史」。譬如陳垣的《通鑑胡注表微》，「既表達時代的處境、史家的關懷，同時也發掘了歷史的事象，三者『套疊』在一起」。5王氏的說法，不啻為深受後現代史學影響下的某些極端說法，施諸強而有力的針砭。反過來說，若史家意欲針 對當時國家、社會所帶來的「挑戰」做出某種「回應」，也不必然歸趨於撰寫近現代史，借古諷今或甚至古為今用的例子所在多有，如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之作，乃至於其古史研究皆然。6由於中國本身的歷史與史學傳統源遠流長，可供挖掘和採擷之處甚多，不僅僅在1949年以前，新興的「中國近現代史」相對於古代史研究而言不是主流，即使到了中共建國之後、文革以前依然如此。7那麼所謂「古事今情」的史家心曲，恐怕也是以古代史領域為其表現之大宗，近現代史難以望其項背。這是筆者在推崇本書之餘，不得不提醒讀者的一點。

　　作者繼而又言，本書主要關注的是「檢視史家致力於忠實地重建中國過去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與他們自身所服膺、服務於某一政治議程之想像的歷史軌跡相妥協」。（p.2）不過，既然如作者所言，由於中國近代史仍在進行之中，尚未結束，充滿了不確定性， 致使「中國史家」受限於特有的空間性（spatiality）與時間性（temporality）。前者意指史家與塑造這段歷史的社會和政治力量之關係，後者則指史家本身所處的時間點，永遠是僅具有暫時的性質而非蓋棺論定。（p.2）那麼不禁令人納悶的是，作者本人又是以何種身分自外於所謂的「中國史家」，得以成為阿基米德支點（Archimedean point），既可擺脫空間性所帶來的政治意識型態之干擾，又能無視於時間性的永恆束縛，執持非目的論的全景視點，對前行者加以評估？作者主張，由於全球化的時代帶來了嶄新的歷史條件，「西方」的霸權不再，透過重新界定並擴展延伸這段歷史的空間性與時間性，便可重寫「中國近現代史」。姑且不論類似的論題早已有人提出，8若謂遠離故土、但心繫祖國的離散華裔（Chinese Diaspora）學者之時空性便足以帶來上述保證，則未免既小覷了柯偉林（William C. Kirby）所論之清末以降近代中國的「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現象（亦即中外關係無可逃脫），又重蹈了黃仁宇自命「站在『歷史後端』，『綜覽』了『全部經過』」的史學觀點。9

　　4余英時在1973年的演講以〈史學、史家與時代〉為題，刊於其《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頁247-270。

　　5王汎森，〈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古今論衡》，期 23（2011年12月），頁3-18；另收入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4），頁187-206。

　　6 參見潘光哲，〈郭沫若與〈甲申三百年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0（1998年12月），頁285-334；潘光哲，〈郭沫若治古史的現實意涵〉，《二十一世紀》，期29（1995年6月），頁84-90。顧頡剛是另一個好例子。韓子奇就曾指出，顧氏的古史研究相當於他對現在的批評，及對未來的處方。Tze-ki Hon, “Ethnic and Cultural Pluralism: Gu Jiegang’s Vision of a New China in His Studies of Ancient History,” Modern China, 22:3 (July1996), pp.315-339。

　　7 許倬雲指出，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在大陸時代尚未發展為獨立專業」。許倬雲，〈百年歷史學發展〉，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主編，《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上冊，頁98。羅志田則說明文革「『十七年』對1949年以前史學的最顯著的延續，就是古代史不論從研究者的數量、論著數量和引起關注的問題看，都遠遠超過中國近現代史」。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年」裡才開始改觀。羅志田，〈轉變與延續：六十年來的中國史學—偏重中國近代史研究〉，《經典淡出之後：20世紀中國史學的轉變與延續》（北京：三聯書店，2013），頁85。

　　8 如錢新祖之〈近代人談近代化的時空性〉，《思與言》，卷21期1（1983年5月），頁13-20；另收入鐘月岑等合編，《錢新祖集第二卷：思想與文化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3-15。

　　9 William C. Kirb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 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79-204； William C. Kirby,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 ”China Quarterly, 188 (December 2006), pp.870-890；劉季倫，〈歷史與自由—評黃仁宇的歷史理念〉，《新史學》，卷13期3（2002年9月），頁196。劉文另收入氏著，《現代中國的思想與人物》（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頁311-361。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本書將眼光侷限於中國大陸的史學發展，因此不及於討論黃仁宇所提出之「中國的長期革命」，亦即中國從傳統社會轉化為現代社會的必要過渡此一觀點。正如陳正國所言，現代化概念是黃氏「思考中國近百年來歷史的主軸與指導原則」。陳正國，〈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新史學》，卷12期4（2001年12月），頁157。以黃仁宇諸多論著在海外的廣大影響，不談此一「主敘事」當然難免有所缺憾。

　　全書最精彩之處，乃是應用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所提出的「情節編織」（emplotment）概念，具體梳理（或如作者所謂之「解構」）各自偏向不同政治勢力之闡釋「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敘事。由於懷特認為，「每一種歷史，即使是最具『共時性』（synchronic）或『結構』（structural）的歷史，都是以某種方式加以情節化了的」。10汲取自弗萊（Northrop Frye）的文學批評理論，懷特區分出四種不同的原型情節結構：傳奇（ romance）、喜劇（comedy）、悲劇（tragedy）、諷刺（satire）。當史家試圖「解釋」什麼「真正發生」時，這些原型情節結構所提供的認知作用，正在於提出一個關於歷史之真實型態的意象（image），以獲取其「解釋效果」（explanatory affect）。然而，不同於懷特將此一理論用於定位十九世紀而且是個別的史家，本書作者則將之擴大為描述特定時代的集體敘事模式。

　　10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7-11, esp.p.8.

　　作者認為，二十世紀出現的「中國近現代史」形成了兩大典範，一為現代化敘事，一為革命敘事。前者以蔣廷黻和陳恭祿為代表，後者則以范文瀾為首要。雙方對近代中國的史事鋪陳重點不同，由此反映出來的意識型態取向也有重大差異，但同樣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史學，同樣是為了處理當下、應對未來而生。作者將1949年以前、非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敘事稱為「悲觀主義」（pessimism）式的敘述或再現模式，以其歷史敘事充滿了挫折感故也；以「浪漫主義」（romanticism）命名同時代之中國共產黨人針鋒相對的革命敘事，其激進化的傾向直至文革時達到高峰。相反地，在後毛澤東時代，當改革開放的年代來臨，歷史解釋中的現代化敘事再次興起，但基調不再悲觀，反而變成「樂 觀主義」（optimism）的模式。最後，進入二十一世紀，受到後現代主義拒斥宏大敘事的影響，「懷疑主義」（skepticism）便成為中國近現代史寫作的新趨勢。有了以上架構，除了兩兩相互比較之外，作者更能將此一四部曲譜出大氣磅礡的樂章，構成一部首尾連貫之「中國近現代史」的史學史。同時在參差互校、凸顯異同之餘，避免重現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所批評之「線性歷史」（linear history），蓋此四種模式之間並非進化式（evolutionary）的關係。在欣賞作者持論的巧思之餘，筆者不免有疑，懷特運用的四種原型情節結構其來有自，並未脫離其研究對象的時代脈絡：由於他筆下所論之十九世紀史家，深受其時之古典與基督教文學薰陶，提煉自文學作品的類型或主題自然而然可成為他們信手拈來的思想資源，從而在無形中形塑其歷史書寫（說故事）。但本書作者對於此種敘事模式的擴大解釋，儘管言之鑿鑿，卻又是基於何種物質性或非物質性的基礎來立論？難道某種引導眾多史家的意識型態即內在蘊含了特定的敘事模式？（但懷特並不這麼認為）這些根本的理論問題在本書中從未獲得澄清。11

　　11 彼得‧柏克（Peter Burke）曾經引用懷特之說以論證道，西方史學的文學形式與其內容一樣具有獨特性，尤其是懷特所謂情節編織的例證皆來自於傳統的西洋文類（literary genre）。柏克因而接著追問，對於非西方的史學傳統而言，「本土的文類是否在史家的、布克哈特（Burckhardt）和托克維爾（Tocqueville） 等人的案例中所見呢？」Peter Burke,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 Theses,” in JörnRüsen, 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New York & Oxford : Berghahn Books , 2002) , pp. 26-27。因此，本書不加辨別地應用懷特的分類，恐怕會令人陷入更深的困惑。至少如沙培德（Peter Zarrow）針對本書的書評即認為，現代化敘事和革命敘事有許多共通點，似乎皆可納入懷特分類下的浪漫式情節編織。Peter Zarrow’s review,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2:4 (November2013), p.979。

　　二、敘事缺漏

　　另一方面，本書雖然建構了前後延續、以中國大陸史學發展為「中心」的敘事，代價卻是犧牲了可供絕佳對比的另一「邊陲」。在將1949年以前的現代化敘事定義為一種民族主義史學之時，作者的追溯分析以蔣廷黻之著述為主，輔以陳恭祿的專著，隨即戛然而止，不知所終。由蔣氏所開創的現代化敘事彷彿隨著1949年的政權轉移而中途腰斬，直到1980年代才獲得轉世重生，重霸史壇。然而，「學而優則仕」之蔣廷黻未竟的學術志業，實有郭廷以賡續為之，至少在1950年仍高聲倡論「中國近代化的延誤」。12其後更在臺灣創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原有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外另立旗幟，發展專責「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學術社群，而有「南港學派」之譽。13相較於范文瀾在1950年的中國科學院轄下率先創設近代史研究所，中研院近史所籌備處 的成立醞釀多時，但也僅僅晚了五年，也同樣受到當時專治古代史的史家多所批評。兩者的處境雖殊途而同歸，在史學史的發展上極富象徵意義。14更有甚者，中研院近史所在1970-1980年代成為中國現代化研究的大本營，以集體的區域研究計畫，倡言「中國的近代史便是現代化之史」。15日後部份相關成果在兩岸頻繁的學術交流之下，還以簡體字在中國大陸重新出版。現代化敘事在中國大陸史學界捲土重來，除了如本書所述，直接引進美國社會科學界的理論成果之外，此一「現代化理論的『臺灣經驗』」對此是否有所影響，或者是最起碼的推波助瀾，也早已為學者所好奇。16作者忽視這段史實，更不深入追究在冷戰年代裡，兩岸學術建制複雜的交互作用與競爭關係，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皆難以令人完全信服。何況這也與作者拓寬空間（widenspace）的訴求相違背。

　　12 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悞—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大陸雜誌》，卷1期2、3（1950 年7月、8月），頁7-10、16-20；另收入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頁3-25。郭氏門人呂實強指出，此文「當為在我國以近代化為主題作學術討論最早的一篇文章」。呂實強，〈辛勤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卷8期4（1975年4月），頁12；此文另收入氏著，《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頁326。高明士則指出，在1960-1970年代的臺灣史學界，「近代化」問題已成為熱門話題。高明士，〈戰後臺灣的中國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收入林建甫編，《海峽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1949-200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上冊，頁27。

　　13李金強，〈南港學派的創始者—郭廷以的生平志業及其弟子〉，收入李金強主編，《世變中的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172-194。亦可參考王爾敏，〈郭廷以先生與中國近代史之學術建樹〉、〈郭廷以先生與近代史學風〉，兩文皆收入其《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12-34。

　　14 關於中科院近史所的成立，詳見趙慶雲，〈論一九五○年代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術研究〉，《思與言》，卷48期2（2010年6月），頁1-48。至於中研院近史所的設立過程，則可參考由陳永發執筆的記述：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主編，《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2008），《卷一：任重道遠（全院篇）》，頁70-73；以及黃麗安，《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臺北：國史館，2010），頁307-312。根據中研院近史所退休研究員李恩涵所言，該所之設立，正是由於對岸的中科院近史所開始出版史料，因此「為了與中共全面對抗並搶奪下對於中國近代史的史實鑑定權與史實解釋權」，當時的中研院院長朱家驊才決定聘請郭廷以籌備設所。李氏同時亦認為，郭廷以當時在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術著作，在分量上「遠遠超過了」其對手。李恩涵，《八十憶往：家國與近代外交史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1），頁80-82。

　　15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架構與發現〉，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下冊，頁851。同屬中研院近史所退休研究員的王爾敏則回顧道，早自創所之時，「我們一開始的研治方向，因郭廷以先生教導啟示，實一致用心於中國近代化史實之發掘探究」，早於美國學界流行之現代化理論。王爾敏，〈當代學者追求史學理論之蕪濫〉，《新史學圈外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93。

　　16 以筆者有限的聞見，此一提問最早見於呂芳上的評論意見。陳惠芬，〈範式之轉換：現代化理論與大陸史家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研究〉，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冊2，頁1598。

　　細究其實，郭廷以治近現代史的學術淵源，直接來自柳詒徵與羅家倫的教學啟迪，其中又以後者的影響最大。17而羅家倫和蔣廷黻的學術交往，更肇始於兩人早歲留學美國之時。18日後歸國，蔣氏從天津南開大學轉任北平清華大學兼歷史系系主任，亦是出於時任清華校長的羅氏之請，從而因個人志趣與地利之便相結合（在北平較易蒐購舊籍），使蔣氏自謂其清華五年有如「發現一個新大陸—中國近代史」。19研治「中國近現代史」的臺灣學者對自身學術系譜了然於胸，對這段歷史早已有所考察，並評判蔣、羅兩人的主要貢獻，是「為近代中國史尋繹一條適切的研究途徑，並從中提出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和看法」。而他們兩位學術的繼承者郭廷以，則「將這個理念加以落實，開創中國近代史一處全新的研究領域」。20但本書只見蔣廷黻唱獨角戲，全然沒有羅、郭等人的蹤影，實在有欠全面。事實上，早在1947年，顧頡剛在其名著《當代中國史學》中就已將蔣廷黻之《中國近代史》（1938，其後在臺重版易名為《中國近代史大綱》）與郭廷以之兩冊《中國近世史》（應為《近代中國史》，1940-1941）比論，認為兩者看法相同，前者「言簡事賅」，後者則「搜輯完備，考證精詳」。21顯示蔣、郭兩人之著作並列，已是一部份時人的認知。22

　　17 張朋園等訪問，陳三井、陳存恭記錄，《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129、149。

　　18 劉維開編，《羅家倫先生年譜》（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6），頁40。亦見王聿均，〈蔣廷黻先生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倡導〉，《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1（1986年3月），頁17。

　　19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 129。蔣廷黻在1932年致羅家倫的一封信函中，亦曾提及：「前年來清華時，純因兄適主校政，弟思在兄熱心指導及合作之下，或能有所見〔建〕樹。蓋一般人視史學為學界之奢侈品，不願多費，而史學非經費充足不可。主校政而深明史學之重要如兄者，實未見也」。羅久芳、羅久蓉編輯校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頁409。由此可見羅氏大力支持蔣廷黻蒐集近代史料一事，對後者開展其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20 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思與言》，卷42期4（2004年12月），頁60。

　　21 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收入《顧頡剛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12，頁393。

　　22 王爾敏先已引證顧氏此書指出這一點。王爾敏，〈郭廷以之史學〉，《國史研究通訊》，期 1（2011年12月），頁132。然而，必須納入考慮的是，正如王學典注意到的，顧氏這部屬於「史料考訂派」的經典學術史著作有其偏頗之處。因為其中「唯物史觀派」的史家除了郭沫若之外，基本上都受到忽略，就連范文瀾也不例外。王學典，〈「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是如何被敘述的—對學術史書寫客觀性的一種探討〉，《良史的命運》（北京：三聯書店，2013），頁154-155。事實上，鄧嗣禹在顧氏此書出版不久，便曾含蓄地指出其偏見。S. Y. Te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Far Eastern Quarterly, 8:2 (February 1949), p.144, n.14。

　　更令人不解的是，作者稱道蔣廷黻在其書中所使用的概念和解釋，「塑造了往後數十年主流的中國近（現）代史寫作」（p.45），並引用劉鳳翰之〈蔣廷黻博士對中國近代史上幾個問題的見解〉一文，說明蔣氏被譽為是近代中國研究上「一個開山的人」，其新方法與新觀念開創了新風氣，將中國近代史研究帶入一個「新的境界」。23但實際覆按劉氏原文，此語全出自郭廷以為蔣廷 黻在1964年4月18日蒞臨中研院近史所所舉辦之談話會上所做的開場白，劉文即為此一談話會之紀錄。換句話說，本書對於蔣氏塑造「主流」歷史寫作的定評，實源於郭廷以本人的判斷與追認，卻不知何故隱去郭氏其名，致使出處不明。24而本書既排除了對於戰後臺灣史學發展的討論，則所謂「主流」云云，又無從索解。至少在1950年代以後、1980年代以前的中國大陸史學界，蔣廷黻之史學又何曾有過容身之地呢？25相反地，至少就正規的歷史教育而言，根據中研院近史所現任所長黃克武的回憶，他在1970年代後期的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就讀時，受業於郭廷以「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李國祁，課堂上所用的教材仍是前述之蔣氏《中國近代史大綱》與郭氏《近代中國史》，加上李劍農之《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942），基本上乃是一套「以李劍農、蔣廷黻與郭廷以著作為中心的國族主義史觀」，以致成為黃氏個人「接觸近代史的開端」，甚而奠定其研究基礎。26兩岸分流的學術傳承在此對比明顯。除了上述因遺漏而導致的自相矛盾之外，關於羅、郭兩人的師承關係，同樣旅美的華裔學者王晴佳更早便注意及此，並在其英文專著中特闢一節，探討五四青年羅家倫對於近現代史的求索及其先驅地位，以之與傅斯年在古代史研究上的創發相提並論。猶有甚者，王氏認為羅家倫在1929年所提出的歷史分期，如鴉片戰爭和五四運動等分界點對後世影響深遠，不但廣為臺海兩岸學界所接受，也在諸如范文瀾之《中國近代史》（1947）中得到迴響，成為中國大陸史學界對於「近代史」（1840-1919）和「現代史」（1919-1949）分期的基準。27若謂羅氏並未提出足以媲美蔣廷黻的主敘事，因而略過不談，那麼郭廷以備受稱譽之兩冊《近代中國史綱》又何以閉而不納？28況且此書根據郭氏自述，原預定1929、1930年間在清華大學由蔣、羅合撰（郭任助手），後因兩人「任重公忙，無暇及此」，數十年後才在蔣廷黻本人的殷殷勗勉之下由郭氏完成，其中學術傳承的意味不言可喻。29現代化敘事在此結穴，但本書完全不曾給予應有的重視，不得不謂一大敗筆，也錯失了複雜化其敘事的機會。30

　　23 劉鳳翰，〈蔣廷黻博士對中國近代史上幾個問題的見解〉，《傳記文學》，卷7期6（1965年12月），頁27。

　　24 反倒是今日有心的中國大陸史學史專家在編纂史學工具書時，於蔣廷黻之《中國近代史》一書出版年份的條目下，明白無誤地引用郭廷以上述評價。該著作雖因體例所限而未標註出處，至少引文出自何人所言，毫無模稜兩可的空間。王學典主編，陳峰、姜萌編撰，《20 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00-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下冊，頁767。

　　25 此中正如張海鵬所說，「蔣廷黻在1938年提出現代化範式以來，經過了半個世紀，並無應者」。張海鵬，〈20世紀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問題的探索〉，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組織編選，《張海鵬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80。若不包括臺灣在內的海外中國史研究學界，其說自可成立。相反地，蔣廷黻的史學透過郭廷以和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兩人的繼承，分別在臺灣與美國有重大影響。尤其是透過《三朝籌辦夷務始末》的整理工作，即可見一斑。詳見張志雲、侯彥伯、范毅軍，〈瞭解中西交往的關鍵史料—《籌辦夷務始末》的編纂與流佈〉，《古今論衡》，期24（2013年6月），頁83-114。

　　26 林志宏訪問，周維朋記錄，〈黃克武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上冊，頁75-76。

　　27 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p.130-148, esp. pp.132,141.

　　28 郭氏及門弟子陸寶千認為，《近代中國史綱》一書是「相對於中共解釋中國近代史而產生的唯一高水準的學術著作」。陸寶千，〈我和郭師量宇的鐸瑟因緣—前緣後分皆如水〉，收入陳儀深等訪問，王景玲等記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556。此外，李弘祺則指出，此書「最能全面處理中國近代史」，為「近數十年以來，用中文著述有關近代通史的上乘作品」。李弘祺，〈近、現代史（二）〉，收入高明士主編，《中國史研究指南》（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冊5，頁109-110。林正珍亦在眾多類似通論之中獨獨挑出此書，稱其「至今仍倡〔暢〕行台港」，「為大學院校重要參考著作」。林正珍、劉瑞寬編著，《中國近現代史》，收入高明士主編，《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冊6，頁12。

　　29 郭廷以，〈小記〉，《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上冊，無頁碼。

　　30 汪榮祖的書評已提出此點，見《漢學研究》，卷31期3（2013年9月），頁371。本書作者對此也有所回應：「這本書沒有顧及臺灣地區學者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尤其是他們的中國現代化史研究。不過這本書的寫作重點，是放在大陸境內的近代史研究，尤其是歷史敘事的建構，無意做到面面俱到」。李懷印，〈近代中國無須「重新發明」—答汪榮祖先生〉，《中國圖書評論》，2014 年第5期，頁55。其後汪、李兩人仍續有辯難，茲不贅引。

　　三、港臺攻玉

　　其他美中不足的是，儘管作者極力蒐羅中國大陸學界的二手研究，但臺港學界豐富的研究成果，在本書中竟大多不見提及。筆者僅見作者引用劉鳳翰前述一文而不及其餘〔但又不肯放過中國大陸學者楊奎松最初在臺出版之《西安事變新探》一書（pp.256-257）〕，多少有些匪夷所思。31其實港、臺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社群雖然不如中國大陸史學界的學術隊伍來得龐大，但多年來也累積了不少深入的研究成果，可供本書作者參考。譬如，本書論及1930年代的現代化論述（modernizationdiscourse）時，傾向於歸納出其一致性，但若能參考潘光哲對於「現代化」一詞的概念史分析，便可知曉時人對於「現代化」的認知，實包含了四種不同的語用意義，從而「形構為指導他們理解世界的『後設語言』之一」。32潘文更點出蔣廷黻籲求中國「及早現代化」的基本論旨，往後也在殷海光與金耀基等港、臺知識分子的論著中不斷重現。不過，這當然也不在本書作者的視野之內。

　　又如，本書討論范文瀾史學的部份已相當細緻，尤其是著墨於其革命敘事的歷史分期，率先採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之說，與毛氏和張聞天在共產黨內從事意識型態鬥爭的關係密切，乃至於范氏在1950年代中期的中國近代史分期討論裡，獨排眾議，基於毛澤東的〈矛盾論〉而推演成己說等等。但就范、毛關係而言，仍不如香港之許冠三直言范氏「其職責有類封建朝廷之史官」，其史學思想乃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歷史唯物論，它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關係，亦如毛澤東思想之於馬克思主義」等語來得籠罩全局，令人警醒。33而范氏以箋注「毛澤東思想」而摶成的中國近代史主敘事，至少從1940年代初期開始，對毛澤東本人的切身利害而言，更遠遠比不上他念茲在茲清算王明、建構以毛為中心的中共黨史體系來得重要。34這也是本書未嘗措意，因而論述多少有失平衡之處。

　　31 順帶一提，劉鳳翰在本書中被誤植為“Liu Fengxiang”（pp.45,315），應為“Liu Fenghan”。其他手民之誤尚有：范文瀾之生卒年應為1893-1969年，而非1891-1969年（p.74）；第一章註2提及之張海鵬被誤植為“Zhang Haiping”（p.279），應為“Zhang Haipeng”；第三章註17引用陳其泰之《范文瀾學術思想評傳》的一段記述，以說明毛澤東如何公開表示對范文瀾的支持，但誤引為程中原之《張聞天傳》（p.285）；第五章註6將翦伯贊夫婦自殺的年份誤為1966年（p.286），應為1968年；參考書目中之“Luo Shuwei”中文誤植為「羅澎偉」（p.317），應為「羅澍偉」；沈志華和沈登苗皆誤「沈」為「瀋」（p.320）；王學典之名文〈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 新時期黎澍側記〉，則誤「黎澍」為「李澍」。（p.323）其他更加明顯的排版錯誤，則不予贅述。

　　32 根據潘文的分梳：「一、『現代化』可以被理解為蘊涵著『進步』的普遍意義；二、『現代化』可以是對於某種現實狀態的評估標準；三、『現代化』可以是一種目標的期待；四、『現代化』可以是開啟知識份子對中國國族（各個領域）的前景想像空間的無限大範疇」。潘光哲，〈想像「現代化」—一九三○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個解剖〉，《新史學》，卷16期1（2005年3月），頁100-106。另外，亦有運用電子資料庫以查考「現代」一詞的語義演變者。參見陳碩文，〈「現代」：翻譯與想像〉，《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2（2012年6月），頁339-352。

　　33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臺北：唐山出版社，1996），下冊，頁145-146。

　　34 亦即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所通過的〈歷史決議〉，毛澤東利用此次黨史修纂進行政治鬥爭。中國大陸史家高華認為，此一文件的作用在於為毛澤東在 1949 年後的每一場權力鬥爭服務，直到1966年劉少奇垮台。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626-636。關於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與延安整風運動，乃至於重寫中共黨史的關係，亦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二版），上冊，頁377-400。

　　同樣地，本書論及以翦伯贊為首的資深史家，在大躍進結束之後，以「歷史主義」為名反擊史學革命中的「以論帶史」作風，作者對翦氏言論的剪裁極為精當。但若能參考許冠三之考證，便能知曉「歷史主義」一詞原出自毛澤東，以及此詞在翦伯贊的思想脈絡中如何開展，何時開始成熟發揮，而不會令人有倏然出現、不知所以之感。況且，這不僅僅是翦氏批駁一時之學術風氣的興到之見而已，因其提出於1952年，尚遠早於「史學革命」（亦即史學領域的大躍進）起始的1958年，在學術史上自有其地位。35本書對此則在引證之餘，缺乏相應的評價。

　　再如，本書所重現之「中國近現代史」主敘事有個「遺失的環節」（missinglink），即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歷史敘事。逯耀東曾論及由四人幫所提出的「儒法鬥爭」解釋體系，由上古一直貫穿到近現代，至少在1974年北京「梁效」的輿論陣地《北京大學學報》上曾連載〈儒法鬥爭史概況〉一文，具體將中國史上的儒法鬥爭劃分為三個時期，最後一個時期便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儒法鬥爭」，其中又細分為四個階段。36此一敘事在當時的言說中地位如何？與此前此後的主敘事又有何差異或繼承關係？套用逯氏對文革「批孔」之「影射史學」的反省：「不論今日中國大陸對這種解釋如何批判與清除，都無法否認這是他們史學發展的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同時也實踐了毛澤東思想的『更進一步從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結合的認真研究中，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創造』的指示」。37因此，在回顧歷史時，對於這個極端年代裡的主敘事似不宜一概無視，置於不聞不問之列。38

　　35 許冠三認為，翦伯贊以歷史主義為主的史學綱領，「確是馬列史學五十年來罕見的『創造性發展之一』」。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下冊，頁 115-144，所引在頁134-139、143。

　　36 逯耀東，〈「儒法鬥爭」解釋體系的形成與批判〉，《史學危機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頁25-68，所引在頁32-36。

　　37 逯耀東，〈批孔，革命史學的樣版戲〉，《史學危機的呼聲》，頁23。毛澤東之語出自其〈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演講），但文字與逯文所引稍有出入。《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二版），卷3，頁820。

　　38 相較之下，儘管張海鵬、龔雲兩人認為文革時期「沒有學術研究，只有政治鬥爭」，因此這一時期的學術史「是不必要詳加論述的」。但最終仍以一章的篇幅概述其時的中國近代史「論著」，兼及具代表性的個案分析，反而是較為負責任的做法。張海鵬、龔雲，《中國近代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頁335-354，所引在頁338。此外，德里克（ArifDirlik）也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區分為三個時期，文革正是其中的第三個時期。如同第一個時期（1927-1937）， 此一時期再次將革命問題直接帶入歷史寫作之中，最後以將馬克思主義變成「教條主義」的化約論告終。翦伯贊之死便象徵性地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霸權地位宣告結束。Arif Dirlik, “Marxism and Social History,” in Brian Moloughney and Peter Zarrow, ed.,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375-401。

　　最後，本書討論1980年代的「新啟蒙」史學，以當時的《歷史研究》主編黎澍為主角，確然十分切題而得當，但對於同樣在這場「新啟蒙運動」產生重大影響的李澤厚和金觀濤、劉青峰等人卻一字不提，似乎有欠公允，儘管他們當時並非專業史家。特別是李澤厚與本書論旨相關的兩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1979）、《中國現代思想史論》（1987），在中國大陸風行一時，在臺灣亦長銷不斷。39李氏「救亡壓倒啟蒙」的觀點，乃至於爾後倡言的「告別革命」之說，皆與黎澍反對暴力革命的主張近似，甚至也與後者同樣一字不差地提出「西體中用」，以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難道不值得析論其異同？時序進入1990年代，金、劉兩人合著之《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1993）處理1840年到1956年的中國歷史，可否稱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主敘事」之一？而黃克武則對兩者皆有頗具思想深度的評估。40就此而論，相對於注目社會史甚至是「新社會史」的興起，作者對於「思想史」的態度卻十分曖昧，因自李澤厚以下的思想史家在本書裡並未佔有一席之地，好似在「中國近現代史」的「建構」過程之中，沒有「中國近現代思想史」這回事，這與部份中國大陸史家的看法有相當的出入。41就臺灣史學界而言，這也與戰後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實況有所扞格。42恐怕更多反映的只能是美國之中國研究現況—對思想史興致索然。

　　39 如汪暉所坦言，「思想史研究是八○年代中國知識份子介入當代進程的重要方式之一」，而李澤厚的三部《思想史論》（加上《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是影響最為廣泛的著作。何吉賢訪問，〈闡釋「現代中國」：挑戰與難題—專訪汪暉教授〉，收入鄭文惠、顏建富主編，《革命‧啟蒙‧抒情—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思錄》（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1），頁322。

　　40 黃克武，〈論李澤厚思想的新動向：兼談近年來對李澤厚思想的討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5（1996年6月），頁425-460；黃克武，〈解除歷史魔咒的迷思：從《開放中的變遷》看金觀濤、劉青峰的中國近代史觀與政治思想〉，《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19（1995年3月），頁130-155。

　　41 至少在晚近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基本理論問題文獻匯編》中，也收入若干討論思想史（金冲及、程歗）、甚至哲學史（張琢、石峻等）的文章。梁景和主編，《中國近代史基本理論問題文獻匯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上冊，頁154-168、291-299；下冊，頁1624-1648。 另如葛兆光則力主思想史研究對於今日中國大陸的重要性，強調在1990年代中葉以後有所謂的「思想史熱」，持續至今，駸駸然有以「思想史」來解決一切問題的態勢。葛兆光，〈思想史為何在當代中國如此重要—葛兆光教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講演〉，《文匯報》，2010 年5月22日，6版。旅澳華裔學者馮兆基亦曾專門討論民國時期如何奠定「中國現代性的思想基礎」。Edmund S. K. Fu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2 學者經由量化統計八種學術期刊論文的結果顯示，在1945年到2000年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思想文化史才是歷史學工作者的最愛」，在總數約略過千篇的論文中佔有三成比例，於各種專史之中排名第一。彭明輝、唐志宏，〈臺灣地區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以學術期刊與博碩士論文為分析對象（1945-200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20（2003年5月），頁397。潘光哲針對臺灣唯一不以特定學術機構為依託、且出版至今已逾四分之一世紀的專業綜合性刊物《新史學》所建構之「近代中國」圖像的質性分析，亦頗聚焦於觀念詞彙與歷史人物的思想軌跡，明確顯示思想文化史在臺灣史學社群裡的影響力。潘光哲，〈「深描細寫」與關於近代中國的歷史知識的生產—以《新史學》為中心的討論〉，收入張仲民、章可編，《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與文化政治—以教科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頁244-264。

　　四、結語：代評估

　　整體而言，作者對1949年以後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之內部爭論， 條分縷析，論述頗具見地。儘管本書在理論基礎上極度仰賴懷特所著之《後設史學》（Metahistory）的創發，但在實質架構上毋寧更接近作者早年所心儀的柯文（PaulA.Cohen）之《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HistoryinChina:AmericanHistoricalWritingontheRecentChinesePast）對美國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批判。本書既權衡過往的研究理路之得失，又企圖提出未來可行方向的一己之見，實可謂《在中國發現歷史》之中國版。43然而，兩者有所不同的是，柯文所提出的「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approach），乃是基於他對1970年以來的研究成果之評估，進而以一整章的篇幅，加以有意識地詮解與提倡。而本書所強調的「在時而開放」（within-timeandopen-ended）的中國近現代史觀，除了以不足3頁的舉例說明之外（pp.268-271），卻無更為具體的成果加以落實，終歸是破多於立。44即便是作者同樣欲超越的杜贊奇之「分岔歷史」（bifurcatedhistory），其書第二部份也是以數件堅實的個案研究所組成。45因此，與其孤立地引用胡繩晚年反對歷史必然性的意見（亦即中國共產革命不必然成功），在尚未自出（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等加以品評，以具體例示其心目中理想的研究取徑。46

　　43 此外，本書亦不時可見柯文另著《歷史三調》（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的影子，如末章〈結論〉所提出的歷史再現（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與歷史實在（historical realities）相關聯之三種型態。（pp.261-264）可直接參考柯文本人對其觀點的摘述：Paul A. Cohen, “Three Ways of Knowing the Past,” i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200-220。

　　44 有評者對於本書所指鵠的逕以「新的全球化典範」稱之，但實不知所指為何。Ori Sela’s review,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9:1 (March2014), p.156。倒是杜贊奇曾提出一個全球化典範的假說，注意到全球資本主義、民族國家體系與霸權式的現代性世界觀，以取代或涵括舊有的現代化典範。Prasenjit Duara, “Introduction, ”i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Form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5-12。

　　45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chs.3-6.

　　46 事實上，相較於胡繩的看法，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早就指出革命的目的論長久以來便主導並扭曲了中國近現代史。Joseph W. Esherick, “Ten The ses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1:1 (January 1995), pp.45-76, esp.pp.69-70；另收入Jeffrey N. Wasserstrom, ed.,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37-64, esp.pp. 58-59。而筆者認為裴宜理對於安源工人運動的重訪（revisit），頗符合本書所要求、不受結果驅使（results-driven）影響的史觀。葉毅均，〈新書評介：Elizabeth J.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漢學研究通訊》，卷32期4（總期128，2013年11月），頁33-34。

　　除此之外，在從事研究的目標方面，本書作者呼籲「重建一個新的主敘事」，使之「不僅僅能更加貼近中國過去的客觀實際，同時也對理解今日中國及其未來的發展途徑具有意義」。（pp. 265-266）在此，作者似乎一方面訴諸敘事的認知功能，另一方面又回到傳統史學「鑒往知來」的觀點。不過，柯文的書評對此則明確表示不予贊同。他認為中國史學若能棄絕建構另一個主敘事之誘惑的話，將會發展得更好。47其實若考慮到魏格林（SusanneWeigelin-Schwiedrzik）對於文革在中國大陸的論述現狀之探討，一個能使人們面對進而反省過往創傷的主敘事（如同戰後德國之於「第三帝國」所公認的主敘事），仍然是有必要的。48只是作者既然對於所謂「中國史學的『內捲化』（involution）」深有憾焉，不滿「中國史家」總是自囿於借用來自西方的概念從事經驗研究，而非自主性地建構理論創新。（pp. 259-260）那麼令人感到疑惑的是，（globalmodernity） 之說以為將來的研究指路，藉此尋找另類的（alternative）主敘事，這與其批評對象又有何本質性的歧異？差別似乎僅僅在於作者拒絕當代中國大陸史學界流行的「懷疑主義」，仍思有以重振主敘事，以及運用理論解釋時的精粗之別而已。然而，主敘事的重構實際上並非無人嘗試，如由中國社科院近史所前所長張海鵬領銜主編、集合眾人之力而成的十卷本《中國近代通史》便是一例。49若能具體針對這類具有指標性的作品，加以適切評價，並觀察此一著作在史學界的反響如何，或許較能避免空談，設法解決主敘事究竟需要與否的難題。可惜作者並未述及這套多達550萬言的鴻篇巨製，或是其他類似的作品，因此缺乏討論對話的基礎。

　　總而言之，當「清史」和「民國史」在今日的中國大陸史學界逐漸確立其研究領域，在某種程度上回歸既有的朝代體系之時，處於夾縫之中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未來能否繼續如上個世紀那般蓬勃發展，似乎尚在未定之天。50 除非中國的「近現代史」一方面能與日本、韓國和臺灣的「近現代史」，乃至於世界其他地域的「近現代史」共同構成一部同中有異、異中求同的歷史，從而形成有意義的指謂與比較基礎。51另一方面對中國的「近現代史」在整體國史分期上的界定重新加以省思，定義為更具自我批判性的概念，才可能有發展的空間。52但無論如何，作者自述本書的終極關懷在於，「是否有可能在不扭曲歷史實在的情況之下，再現中國的過去並使之具有意義」。（p.3）此一提問實別具感觸。而本書作者意圖清理史學論述中的結構，乃至於重新尋覓意義的雄心壯志，更令筆者肅然起敬。本文既著眼於拾遺補闕，意不在行求全之毀，而是對本書之宏願及其成就表示最大的禮讚。

　　47 Paul A. Cohen’s revie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8:4 (October 2013),p.1147。當然也有評者讚許本書此項提議，但缺乏進一步的申說。Nancy J. Hodes’s review, Pacific Affairs, 87:2(June 2014), p.326。

　　48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In Search of a Master Narrative for 20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China Quarterly, Vol.188 (December 2006), pp.1070-1091。更有甚者，魏格林在另文中強調，冷戰結束之後，海峽兩岸的史家同樣在尋求一個新的主敘事，但卻是為了不同的國家。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9,” in Axel Schneider and Daniel Woolf,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5: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615-636。即使如此，至少在臺灣仍有專業史家省思，「我們當代的國族歷史，當然也可能是更為多元、更為寬容的敘事模式的產物」。沈松僑，〈召喚沈默的亡者：跨越國族歷史的界線〉，收入《思想》編委會編，《思想2：歷史與現實》（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頁90。

　　49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通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對於這套書初步的討論可見〈《中國近代通史》筆談〉，《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頁1-25。

　　50在「盛世修史」的觀念影響之下，中國大陸在新世紀之初已啟動「國家清史纂修工程」。Zhao Ma, “Wring History in a Prosperous Age: The New Qing History Project,” Late Imperial China, 29:1 (June 2008), pp.120-145。而秉持「後代修前代史」傳統的中國大陸學者，也開始呼籲應由政府主導修纂《中華民國史》。參見陳紅民，〈「民國史觀」與中華民國史新學科體系的構建〉，《民國檔案》，2011年第1期，頁55-61。當然編修《清史》本該是民國政府的義務，但前有命運多舛的《清史稿》，在「正史」觀念消逝的今日已成陳跡。詳見陳熙遠的精闢分析：Hsi-yuan Chen, “Last Chapter Unfinished: The Making of the Official Qing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East&West, 2:2(September 2004),pp.173-204。至於在臺灣的民國史研究，由於臺灣學者多不認為「民國」止於1949年，遂有「中國近現代史」、「遷臺後民國史」與「戰後臺灣史」三者之間的複雜糾葛。詳見林正慧，〈遷台後民國史之定位及思考〉，收入吳淑鳳等編，《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13），下冊，頁1067-1128。由此可見「民國史」在臺灣有其特殊的問題性。

　　51就此而言，在現代化典範下產生的眾多經驗研究，或許仍有再生的機會。Michael Gasster, “The Modernization Debat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現代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1-29。當然美國學界本身由於現實局勢的刺激（官方接連出兵阿富汗與伊拉克），因而對於現代化典範的批判，依然無時或已。在此僅舉兩例：Harry Harootunian, The Empire’s New Clothes: Paradigm Lost, and Regained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2004); Michael E. Latham, The Right Kind of Revolu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U. S.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Present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1)。

　　52 在這方面，日本學者如溝口雄三、岸本美緒等人皆曾撰文討論，值得借鑑其思路。參見溝口雄三著，王瑞根譯，〈中國近代的源流〉，《中國的衝擊》（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89-102； 岸本美緒著，黃東蘭譯，〈中國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收入黃東蘭主編，《新史學（第四卷）：再生產的近代知識》（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81-98。

　　《重构近代中国》读后感(七)：无意中发现的好书

　　这本书是我在万圣书店闲逛时，偶然发现的，因为近来阅读兴趣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近代史，就顺手买了下来，今天终于读完了。看豆瓣上还没有书评，就写一篇，抛砖引玉吧

　　在一个历史爱好者的眼中，面目最不清晰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了，难以想象在接受了从初中到大学的历史教育后，初读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带给人的震撼和冲击，自然就会询问，近代史还有多少被遮蔽？进而会有一种逆反心理，觉得民国前的近代史才是信史，本人就买了两部民国前后成书的近代史著作，购买心理多半是这些书没有意识形态束缚。

　　李怀印先生的这部学术综述性著作，考察了自蒋廷黻、范文澜到2000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写作中的思想演变过程，在不同的政治目的和思想范式下，历史事实是如何构建以及一些历史观点的有趣对比和变化。也许，在专业领域，有些已经成为常识，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绝对有种高屋建瓴豁然开朗的感觉。书中的信息量很大，只说几点比较深的体会。

　　1、即使是民国时期，历史学者在历史叙述过程中，仍然有用何种思想组织历史事实的问题，并且受到时局的现实冲击，这些历史学者本身就是历史的参与者，蒋廷黻在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可能好于范文澜，但在历史建构上，都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需求和动机。如备受好评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着重点是中国如何近代化，但忽视了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近代政治格局冲击的重大影响，对鸦片战争中的琦善的评价很高，但琦善主持和谈的出发点和决策动机，缺少史料支持，就会沦为作者的主观判断，过于拔高。

　　2、在2000年以后，中国历史学者摆脱了革命叙事，即去毛化，在以现代化理论重新叙述历史，现代化理论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套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并不能完全回答中国的问题。现在历史学者热心于历史实证，但同时缺乏一种有效的范式，重新组织中国近代史的叙说，而中国历史学者，似乎也缺乏重新构造一种全新叙事的兴趣和能力。

　　3、中国近现代史仍然是一种进行时

　　4、历史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所谓浪漫主义史学。

　　5、在上世纪30年代，申报组织征文，中国如何现代化，征文中选择资本主义的只有一篇，大部分选择社会主义或有限制的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当时学者受到德国、苏联成功的影响，同时，一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危机，同时，中国也受到二战前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这是不是也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得到那么多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拥护？

　　这本书是对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发展比较全面的综述和评论，在写作中，作者十分理性甚至克制，笔触如手术刀般冷静，把有意遮蔽真相的某团体做了非人格化处理，这种处理在学术上无可指责，似乎也有利于在国内出版发行，但削弱了批判力度，最后作者抱怨国内学界缺少方法论的自觉就有些本末倒置了。若不能求真，任何方法论都是建筑上沙滩上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