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的读后感大全

　　《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是一本由（英）弗兰克·菲雷迪著作，读创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读后感(一)：恐惧来自无知

　　以往任何时代都有迷茫，唯独现今最甚。在适应了农业社会几千年后，人们突然间一脚踏进工业社会，一切都是新的。

　　恐惧如今已经渗透到生活细节，内化到每个人下意识中。

　　国内公众号文章没个感叹号、致癌风险，已经没人看了；国外也没好哪去，各种研究证实你家小孩可能死在你前面。

　　安全的恐惧超越隐私，超越理想，超越尊严， 超越一切。我们要么在大城市996，要么在小城镇混吃等死，一切的目标都是明天不会饿死。

　　短短17年后的公众卫生事件，管理人员丝毫不吸取教训隐瞒不作为；经济全靠贷款，平如广告满天飞的大地产商、大饭店，区区两三个月便不知廉耻的向国家要钱。

　　未来和现在相似吗？

　　未来可以理解和预期吗？

　　我们可以影响未来吗？

　　这些问题一点都不重要，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安全感，哪里有空考虑未来。

　　也不是没有办法。

　　恐惧来自无知。

　　当人们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对上帝的旨意开始怀疑时，去全世界大航海，去翻阅古希腊典籍；

　　当人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不知何去何从时，古罗马的民主制度依然可以成为美国建国的根基，人们依然可以去发明汽车，去发明计算机；

　　只有21世纪，全球化的不读书，不科研，靠玩着上个世纪的互联网和集成电路，借着消费主义的东风，靠买卖吃喝玩乐来苟延残喘，在一波又一波的借贷危机中感叹自己的命运。

　　《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读后感(二)：免于恐惧的自由，源于理解

　　免于恐惧的自由，源于理解——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

　　学生时代经历过一场5级左右的地震，正在上课的我们惊慌失措的跑到了楼下，虽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但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感受到楼层哪怕是有人跑步引起的声音和震动，我都会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

　　地震的经历和此前看到过的关于地震后果的描述，让我对这种类似的体验有着深深的恐惧。

　　除了对这种灾难的恐惧，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也要面对很多让我们担心和害怕的事情。早上定好了闹钟是害怕迟到，方案一改再改还担心客户不满意，手头的事情太多害怕不能按时下班而错过晚上的约会，晚饭饭吃多了又害怕长胖......

　　似乎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让我们感到恐惧和担心的事情。作为人类拥有的最古老的情感之一，恐怕没有什么比恐惧更能引发我们的注意力。

　　1.

　　有人会把恐惧当做懦弱的表现，而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恐惧情绪的存在，人类的文明就很难发展到今天的高度。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兰克·菲雷迪在其著作《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弗兰克·菲雷迪教授可谓是研究恐惧的专家，他的其他著作如《恐惧文化》《恐惧政治》等，都曾经引发大家的关注。

　　对恐惧这种情绪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消除恐惧，实际上恐惧也是没有办法彻底消除的，但我们可以根据恐惧产生的缘由，而对其进行管理。

　　其实恐惧情绪的产生，是人类一次重大的认识觉醒。一只猪被捉出圈杀掉之后，其他的猪不会去想那只猪为什么没有回来，也不会意识到自己迟早也要遇到这么一遭。

　　而人类目睹其他人的悲剧之后，会联想到自己身上，从而做出有效的措施进行预防。

　　如果不是因为恐惧，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也就不会有社会的进展。

　　2.

　　当然很多事情都是相辅相成有着其正反两面的。恐惧固然可以推动大家积极行动去预防灾难的到来，也有可能让大家因为害怕而止步不前。

　　过去为了战胜种种恐惧的情绪，人们也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比如说从道德上进行约束，你要害怕那你就是懦夫、胆小鬼。这招在很多情况下的确很有效，之前听评书时，经常会有很多骂阵的场景，而被骂的一方即使明明知道自己打不过人家，出去可能会失败甚至是送死，也会义无反顾的冲出来。

　　只是过了冷兵器时代之后，近现代战争强大的杀伤力和平民的普遍参与，让大家逐渐把眼光转到了战争的残酷性方面，而不再单纯的去宣扬个人英雄主义。

　　应对恐惧也有一些人会从哲学的高度去思考死生的问题，这方面东西方的先贤圣哲们都有着丰硕的成果。例如庄周把人生看做只是一场梦，只是即使大家明白了道理，在真正的面对威胁和恐惧时，还能够洒脱的坦然面对的，也只有那些超乎寻常的人。

　　宗教这块做的稍微好一点，让人们各种恐惧的情绪，都转到对神灵的敬畏上面。比如说自然灾害是天神发怒之类的，需要人们更加的虔诚。很多事情有了解释有了解决方案，倒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们的恐惧情绪。

　　3.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各种恐惧的威胁和过去完全不一样。我们不用再担心草丛中会突然窜出一只猛兽把我们吃掉，也不用担心下一顿饭没有着落饿肚子。

　　不过我们需要担心和恐惧的事情并不是就这么减少了，而是增多了，随着社会多元化的不断发展，每个人担心的事情也不一样，也越来越分散。

　　即使是对同一件事情，每个人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担忧。比如说公司领导在会议上大发雷霆，有的人会担心饭碗不保，有的人会担心收入减少，有的人会担心开始要加班加点。

　　过去一个人遇到的恐怖事情，可能只有附近的人才能知道；而现在随着社交网络的发达，恐惧情绪很容易传播和分享。一次空难会让人们重新评估自己的出行方式；一起爆炸事故会让人们看到油罐车的时候绕着走；一个意外事件的报道会增加保险的销量。

　　因为恐惧情绪更容易分享且能够轻易地激发人们的行动，大家就非常喜欢通过营造恐怖情绪的方式进行各种经济或政治活动上的营销，并且往往会效果良好，这又造就了恐惧情绪的普遍性。

　　4.

　　真实的世界其实正在变得越来越安全，和过去几百年相比，人们的平均寿命大幅度增加，因饥饿、战争等意外死亡人数大幅减少，医疗条件显著增加。

　　但我们在媒体中看到的是，局部冲突从未停止，疾病的类型越来越多，环境又在恶化等等，似乎过去的田园生活才是真正的人间天堂。

　　当然这只是一种错觉，其实真正让人们恐惧的，正是恐惧本身。

　　正如居里夫人所说的：人生中没有什么可惧怕之事，只有应理解之事。

　　弄明白恐惧这种现象和情绪的前世今生，并不仅仅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是让我们能够在面临恐惧时，做出更理性更客观的判断。

　　《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读后感(三)：从对未来感到恐惧，到充满恐惧的未来

　　“我常常感觉到恐惧对人们思考生活方式和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公共修辞持续引用恐惧词语，甚至日常生活的语言也越来越耸人听闻……这说明了什么？当今世界变得比以前更危险了吗？我们的恐惧真的比几十年前更多了吗？我们到底在恐惧什么？”

　　文/【英】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

　　很多世纪以来，对未知和未来的恐惧一直是社会恐惧文化脚本的核心议题。很显然，尽管启蒙思想家以及乐观主义的评论家表达了希望，但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仍未被克服。事实上，当前的舆论引导者、科学家、政客在谈到将来时，经常一致地传达出耸人听闻的恐惧语气。

　　针对未来的恐惧用语最引人入胜的特征之一便是看似随意实则混乱不堪的表达方式——将有关全球性大灾难的预言劈头盖脸地向大众扔去。甚至连备受敬重的科学家在采用职业危言耸听者的伎俩时也轻松自然、毫无顾忌。

　　在标题引人注目的《时终》（Our Final Hour）一书中，宇航员马丁·J.里斯(Martin J. Rees)告诉读者，人类能够幸存到2100年的概率只有“50%”。认为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灭绝这个令人胆寒的断言暗指，如果把赌注押在人类的幸存上纯粹是有勇无谋。从历史上看，人类毁灭的预言是以沉重的、严峻的、阴沉的口吻提出的。然而，像21世纪的许多恐惧推手一样，里斯用一种讲述事实的态度传达了他的世界末日论。

　　在《时终》里，里斯说，他押 1000美元，打赌“到2020年，一起诸如生物失误或生物恐怖之类的事件将夺去百万人的性命”。

　　里斯并非是唯一用轻松的方式预言厄运之人。在2005年流感肆虐之时，职业“媒体医生”科波菲尔医生在《泰晤士报》上写道：

现在媒体上大量数据纷纷指出，禽流感病毒‘不可避免’地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并且病毒活动突破了物种界限，开始感染人类。是的，伙伴们。忘掉市值蒸发的养老金，在即将爆发的流感中，反正人们都要死的。如果从好的方面看，禽流感的爆发延迟了20年，我们已经幸运地多活了这么多年。

　　科波菲尔德对待大规模死亡的方式朴素而且诙谐，反映出当今用随意且轻松的态度看待灾难的趋势。甚至并不具备任何科学地位的名人也觉得自己被赋予了用轻松的态度散布危言耸听式言论的权利。因此，前流行歌手鲍勃·吉尔道夫（Bob Geldof）在2013年预测，距一起“大规模灭绝性事件”仅有17年多的时间了。

恐惧表演

　　关于人类灭绝、地球毁灭、大规模种族灭绝预言的扩散，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被阐释为恐惧文化的威力战胜人类想象力的最重要症状。毋庸置疑，经常性的末日言论传播对人们现在及将来的人生观都有影响。然而更重要的是，不要将恐惧话语与人们对耸人听闻者的真实信念和回应相混淆。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里斯、科波菲尔或吉尔道夫的言论都应看作是表演性的——恐惧表演。如“我害怕”这类表达恐惧的表述并非单单意味着某人真的害怕；这种表述经常用来引起人们对某个问题的关注。这同样表明，某人心生畏惧、有责任心——与他人不同——认真看待某个具体威胁，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指出，“说某人害怕”“本身就是个人能动性的表演行为”。

　　恐惧表演的一个常见例子便是恐怖电视节目结尾的旁白。这些旁白通常是公众服务信息，为那些观看节目后感到害怕、沮丧或精神受到创伤的人们提供救助热线。然而，它传达的要点是你理应在观看节目后感到害怕。

　　在某些圈子里，表达恐惧是一种装模作样，是为了表现出对人们面临的许多隐蔽的危险的敏感性。承认恐惧是为了展现自己敏锐的领悟力。这种自发自觉的装模作样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比以前更恐惧，它只是表示人们理应如此。

　　竞选者非常珍视表现焦虑及恐惧的表演机会，他们认为其事业的严肃性要求他们用夸张的表演来吸引人们对其信息的关注。从这个角度看，吓唬公众就等同于履行公民责任。比如美国政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宣称，焦虑帮助个人成为更加知情的公民。他说，“大多数美国人对政治不太了解，或是对候选人在各色事务上的态度了解甚少”——然而“心中充满焦虑的公民往往更知情，因为情感激励促使他们在充满不确定的时刻抓住问题的重点”。

战略性的恐惧诉求

　　大多数的恐惧表演不大可能是由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末日预言激发起来的。恐惧诉求经常被用作一种战略——为的是引起人们对某个问题的关注的，以及敦促人们赶紧付诸行动。这些如今已作为影响人们行为的合法工具得到了宣传家、选举操盘手、政客及恐惧推手的广泛认可。

　　一项研究显示，恐惧诉求“被实证研究者认为是一种独特的论证方式，用可怕的结果(最典型的便是死亡的可能性）来恐吓目标读者，以此来让读者采取所推荐的反应”。正如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noble lie)”，无论是否与事实相符，恐惧诉求都具有合理性，因为它们揭示出更高的真理。鼓吹恐惧之所以大受追捧是因为“恐惧不仅有助于鼓励人们用更安全的方式行动，而且可以敦促人们采取‘更加文明’的行为。比如，反酒驾及戒烟运动经常使用死亡恐惧来阻止人们的反社会或自残行为”。

　　一些致力于提高人们对全球变暖问题意识的活动家采取了类似的态度。气候学家斯蒂芬·施奈德（Stephen Schneider）用下面的言辞为其在事业中的证据失真开脱：“因为我们不仅仅是科学家，我们也是人……我们需要……激发大众的想象力。”他补充说明：“我们必须提供可怕的情境，使用简单化的戏剧性表述，并且甚少表露出我们的怀疑。”同样地，他的同事大卫·瓦伊纳（David Viner）指出电影《后天》“有很多细节方面的错误”，但是，电影“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意识，这便是好事”。一部讲述超级风暴之母引发一系列灾难性事故的典型的好莱坞魔幻电影也能够服务于“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意识”的工程！

网上世界末日场景

　　恐惧诉求是否真的奏效是个饱受争议的话题。还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辩论是，可怕的“网上世界末日场景”是否在教育或激发人们严肃看待网络安全问题。

　　批评者认为，“虚拟的网上世界末日场景”有“破坏旨在对付真正的网络安全挑战的富有成效的辩论的可能性”。也有人批评环保活动家，指责他们夸大了气候变化的破坏性结果。批评者认为，无休无止的关于地球未来的毁灭厄运预言，不但没能激励人们采用明智的方式来抵消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反而使人们失去了兴趣。与此相反，一项公共卫生领域的恐惧诉求研究则认为，“强大”的——也就是危言耸听的——恐惧诉求“比起低阶的或虚弱的诉求更具说服力”。

　　恐惧诉求及持续不断的世界末日言论日积月累，对个人行为的直接影响比不上对大众文化态度及认识的间接影响。有关未来的负面言论不断传播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的心态及对未来前景的预期。正如本书第四章观察到的那样，这会破坏人们对应对所遭遇风险能力的信心。当个人都被描述为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时，爆炸与未来景象的联系很显然已经被下意识地内在化及规范化了。毁灭的目的论以不言而喻且内敛含蓄的方式深深印刻在公众对未来的审视中。

个人色彩浓郁的“未来恐惧”

　　在社会有关不确定性的文化脚本中，目的论最重要的角色被概括为赋予“未来恐惧（fear of future）”这个词语典型的21世纪色彩。在提到未来恐惧时，18世纪和19世纪倾向于着重宗教主题，如未来的惩罚或未来的地狱。20世纪几十年过后，未来恐惧被重新定位，更多地指向世俗之事，并且显然获得了更具个人色彩的形式。比如，让我们看看人寿保险从业者是如何描述未来恐惧的。美国保险业刊物《保险业周刊》（The Weekly Underwriter）在1949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脚踏实地的、世俗的、极具个性化的未来恐惧版本：

事实上，首先让我们想想为什么大多数人购买人寿保险。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对自己及家人的未来感到恐惧。害怕伤残，害怕急需用钱时却没钱，害怕死亡，也害怕寿命太长，害怕未及时完成教育计划……

　　此刊把未来恐惧看作商业机会，因此，它委婉地提出了如下问题：“你是否会用‘恐惧’来达成交易？”

　　《保险业周刊》呈现的未来恐惧的世俗版本聚焦在意料之外的个人问题和危机以及未能实现或被扰乱的个人规划上。但是，这些并非对未知的恐惧，而是社会成员都面临的可以立即识别出来的危机。这种未来恐惧的世俗版本持续至今，只不过其中对未来威胁的描述远不如《保险业周刊》里的那么具体。最终这些未来恐惧超越了未来恐惧的传统观念，指向了未知的威胁。在当今时代，不仅是一些意料之外的威胁，就连未来本身都被描绘为恐惧之源。

　　（文章节选自《 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内容有删节）

联合读创 | 2019年12月出品

　　《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读后感(四)：在瘟疫面前，当代人为何更加恐惧？

　　从空无一人的武汉长江大桥，到人群稀疏的北京地铁，这个冬天，整个中国都因瘟疫笼罩在一种巨大的恐惧之下。

　　瘟疫，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不是稀客，可即便人类曾经历过数次规模巨大的瘟疫，在2020年，科技与医疗都得到极大发展的今天，人类对瘟疫的恐惧心理依然不减。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对恐惧作如下定义：

　　“当恐惧是扩散的、分散的、不清晰的、不附着或不固定在某个东西上的、自由浮动的、没有明确的地址或起因的时候……当我们应该害怕的威胁随处可见又无处可见时，它是最可怕的。‘恐惧’是我们给自己的不确定感以及自己对威胁和应该做什么茫然无知起的名字。”

　　这像极了我们大多数人当下面临的境况：我们既害怕身边存在着大量尚未发病的潜伏者，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沮丧。

　　在这些负面情绪交织的状态中，我们不妨对人类的恐惧心理及其衍生出的恐惧文化做一些简单的了解，以期早日赢得这场疫战。

《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

　　[英]弗兰克·菲雷迪

　　“恐惧文化”是个比较新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用以表达一种先前就有并普遍存在的焦虑和不确定感。即使是那些并不接受《恐惧文化》中提出的论证的批评家也明白，恐惧和文化已经密切纠缠在一起，这种发展趋势对公众的生活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当时，面对众多令人担忧的事件，如艾滋病蔓延、未成年人失踪、宗教仪式性侵害、污染和犯罪等，人们要么危言耸听，要么无所适从，这表明，社会已经热衷为恐惧气氛推波助澜，人为地制造恐慌情绪。其后，更多让人担心的事情接踵而至。

　　接下来的一些年，社会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诸如全球恐怖主义、全球变暖、流感大流行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令人瞩目的灾难性威胁之上。与此同时，与对大肆渲染的威胁感到担忧相应的是，人们对更加庸常和普通的日常生活风险的焦虑不断增加。对饮食、生活方式、生儿育女以及日常生活的其他众多方面，现在人们都重新审视以发现可能给人类带来的风险。

　　恐惧本身已经被政治化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人们辩论的内容很少是我们是否应该感到恐惧，而是应该对谁或者对什么感到恐惧。

　　在日常生活用语中，“恐惧文化”一词有多重含义，包括多种感受：从对令人讨厌的话语或压力感到的不自在、不舒服到强烈的不安全感、无力感，再到受到胁迫的感觉。“恐惧文化”更多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其含义非常模糊，通常用来描述人们对各种现象的情绪反应和恐惧。

　　研究表明，修辞习语如果能唤起可被纳入公众想象的众多形象，就能被广泛使用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大量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的形象或超市布告牌上频繁出现的失踪孩子的照片，常常成为人们借以发挥想象力进而表达恐惧的视觉风景。

媒体与文化

　　最近，我在世界各地做了大约 80 场有关恐惧文化的报告。不管是在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荷兰，还是在英国，听众不可避免地提到的问题是“媒体在让我们感到恐惧方面发挥的作用多么重要？”。

　　这种担心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大多数关于恐惧文化的报道认为，媒体在传播危言耸听的信息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目前的恐惧气候是媒体造成的——这种说法经常得到呼应，以至于它已经不言自明。

　　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几乎应该对恐惧文化负有全部责任——这一假设也常常成为学界评论家研究这一课题时的指南。

　　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家玛吉·科尔认为，媒体和“我们获得新闻的直接性”是“我们现在为何比两百年前更加恐惧”的原因。科尔指出，不断浏览新闻 “会让人感觉更有激情”，他说：“一旦灾难发生，我们就开始在手机上接到通知，所以我们有一种在 150 年前没有的虚假参与感。”

　　毫无疑问，媒体传播信息往往通过引发人的焦虑和恐惧而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进行的。媒体种种耸人听闻的伎俩有据可查。媒体和近来的社交媒体对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的影响显而易见。然而，人们的思考、行为和感到恐惧的方式并非消费媒体信息的直接结果。

　　人们能够与邻居和朋友谈论媒体传播的最新恐怖故事，并对这些内容进行反思和分析，但未必受到它们的严重影响或因此改变他们的行为。例如，对媒体报道气候变化终将导致世界末日的研究表明，这类恐惧诉求往往是无效的。评论家认为，对气候变化夸大其词、连篇累牍的报道很可能会让人不胜其烦。

　　那么，媒体和恐惧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当今，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一个独特且强大的公共机构。大卫·阿什德坦言，大众传媒是“我们最重要的社会机构”，这不无道理。它对公众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是人们了解生活中日益增多的各种问题和威胁的主要媒介。

　　当代社会强调的恐惧完全不像过去那样基于直接的经验；对于人们没有直接经验的事情，媒体是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的主要成就是为公众提供一个不断演变的脚本，告诉人们该如何体验全球威胁并做出反应。

　　作为一种机构，媒体在恐惧风景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正如斯蒂芬妮·格鲁普所言：“一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转变——恐怖的生活转变为拥有恐怖媒体的生活。”然而，与其说媒体制造了恐惧，倒不如说它提供了让人们间接体验到恐惧的媒介。

　　目前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媒体的传播“造成当今大部分的恐惧”。亲身体验、个人环境、社会背景和情感倾向都对个体的恐惧体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某项研究表明，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和教育背景在人们如何应对诸如犯罪或气候变化等威胁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恐惧和文化

　　到底什么值得恐惧？

　　错误的选择可能会带来悲剧性后果。自古以来的大量故事和传说中有很多例子证明风险评估不当可能导致悲剧性后果。

　　修昔底德写于公元前40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生动地描述了雅典人在肆虐城邦的瘟疫中“害怕错误的东西”所造成的致命后果。恐惧和恐慌导致许多市民逃离家园，转移到拥挤不堪的城市小屋里。过度拥挤加快了疾病的传播，正如修昔底德所写：“他们中的死亡率太吓人了。”

　　无论如何，即便采用最精确的风险评估技术，也无法将恐惧情绪及其鼓励的行为方式转化为一种理性工具。人们的恐惧程度与其面临风险的严重性和可能性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疑病症”患者（本没有患病且不需要接受医治却坚信依自己的病情需要接受治疗的人）越来越多这一事实则说明了这一点。人们对犯罪的恐惧或对健康的焦虑普遍存在。与此相关的研究表明：在西方社会，最富有、最节俭和人际关系最为稳固的人往往最担心自身的安全。

　　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安全，另一方面却是恐惧氛围无处不在。数不清的评论员努力要为二者的共存提出合理的解释。

　　正如挪威哲学家拉尔斯·斯文森所言：“人们都说，现在我们的安全相对于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保障，而恐惧文化却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出现。恐惧文化的悖论性特征莫过于此。”曾有人将“安全社会的悖论”解释为繁荣安定促使人们患得患失并竭尽所能地规避风险与损失。

　　毫无疑问，认为繁荣与规避风险和损失相关的观点不无道理。然而，繁荣与人们的恐惧倾向之间不见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历史上的鼎盛社会——古代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9 世纪的英国—都是最倾向于实验和热衷冒险的。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提出的论点是，导致人们规避风险以及对不确定性感到恐惧的并非繁荣，而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规范。

　　纵观历史，哲学家、神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一直在努力弄明白恐惧的原理。正如弗洛伊德所写：“可以肯定的是，恐惧问题是许多重要问题的交汇点，它是一个谜，谜底的彻底揭晓将为精神生活带来一片光明。”

　　本文节选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内容有删改。图片来源于网络。

联合读创 | 2019年12月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