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与政治读后感摘抄
《饥荒与政治》是一本由(法) 布吕内尔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1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饥荒与政治》精选点评：
●一天读完。中心思想简单：当下世界的技术水平已能消灭自然饥荒，但上世纪出现的大量饥荒都出自政治失误或是有意操纵以实现种族清洗、获得国际社会援助、作为谈判砝码。结构有些零散。
●饥荒是政治。
●当前饥荒的出现主要归因于政治原因，可怜不过是一份筹码，彷徨生存的及格线乃不幸的根因。
●上世纪还是多久以来，自然的饥荒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发达的交通和信息系统足以为灾区提供足量的粮食，所以，那些饥荒都是人为的，精确的说，政府所为——否定饥荒（如土共跃进）、制造饥荒（如纳粹灭犹）、外示饥荒（如朝鲜哭穷）、以及这三种的各种组合。对那些毫无人性又缺乏监督的政府来说，饥荒是很有用的，比如：消灭看不顺眼的那部分人口（通常是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派或者出生率高的贫民），使国民疲于奔命以使其无力向统治集团争取更多的权益，获得国际援助然后截流以自用（朝鲜1/4的国家财富用于军队），要求外国免除欠贷，间接操纵选举（制造饥荒，然后发粮食获取好感，作为下一次选举的政治资本），新政权用饥民当人质获得外国的外交承认（苏联），等等。
●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基本上，阿玛蒂亚。森所言“预防饥荒所需的措施非常简单，而真正的谜团在于饥荒一直在肆虐。”，与奥威尔所说的“民主在技术上之可能，并未防止专制的出现”都是在明知故问和卖萌。
●一本关于饥荒问题的社会学与政治学观点集合探讨。饿着肚子看完了。
●翻過，小而精彩。
●“饥荒消失的可能性与食物能够供给的情况之间没有根本关系，因为食物的供应与饥荒的出现并无必然联系。我们会看到，20世纪发生的所有的饥荒中，本来都可以通过调动充足的食物生产力量使人们不至于饥饿而死。” 振聋发聩。真想全书加粗。所以说，人道主义干涉是必须的，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是必须附加政治条件的。“你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又反对大屠杀。”当然这本书更不是主张刘仲敬式的帝国理论，因为爱尔兰大饥荒发生时英国仍在向爱尔兰征收粮食呢
●这么小的篇幅，讲了很多事情，有点厉害
《饥荒与政治》读后感(一)：有没有饥荒不能只看粮食总产量
本书主旨很简单——现代社会粮食生产总量供大于求，因此所有的饥荒都是人为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边缘化的独裁或集权政权为排除异己、骗取援助、扮演救世主赚取政治资本而故意造成的，而一些为利是图的西方利益集团则是为虎作伥。最后的结论则很古典——消灭饥荒，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但我觉得这个论点是很理想化的，粮食的运输流转、国际上的交流沟通，人员物资的动员，都不是无摩擦无成本的。把总供给和总需求作论据，总有一种“全国人民每人给我一分钱，马上就成百万富翁”和“每人省下一颗米，够XX地区的人吃XX天”式的不真实的感觉。假设每人都愿意给一分钱，或一粒米，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也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收集的任务，或者收集的成本远大于收集的成果，更不必说收集之后还要再分发了。消灭饥荒理论上实非不能也，然而为此要付出的代价远大于现代社会现实能做出的努力，所以不能与不为之间，其实也没多大差别。
因此本书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实在有点对不起我几年来的想往。本人听说这本书好几年了，一直没找到，现在终于读到了，也算是了一个念想。
我读书总是喜欢做笔记和摘抄，这本书我为了方便做笔记，索性整出了完整的电子版，DOCX以及EPUB版，甚至还有原始的书页照片版PDF。想到也许有和我一样找不到这本书的人，可以联系我获取，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共同交流学习吧。
《饥荒与政治》读后感(二)：饥荒的政治学
粮食危机自从人类诞生开始就与人类的发展如影随形，本书要讨论的就是粮食危机的极端形式——饥荒，在今日世界的存在背后至关重要的政治因素。
饥荒的经济因素是毋庸置疑的。必须现有粮食，才能谈粮食如何分配，而前者就是经济问题，后者则是政治范畴。在书中，作者对粮食问题的经济因素太过于乐观，认为如果解决分配的不公正，饥荒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当前，人类已开垦的土地的确只占大陆面积的38%左右，但这部分土地绝大部分都是肥沃的农田，已开垦土地之外的，被沙漠、山脉、城市等不适宜耕种的区域覆盖，而剩余的热带雨林和非洲大草原又对全球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粮食生产产能在土地面积的扩张上并不那么乐观。而如果粮食的边际价格足够高，那么的确可以在任何的土地上耕种粮食，但这种价格惊人的粮价会对解决饥荒有什么助益么？
而本书的重点是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当权力用种种经济的、自然的因素来解释饥荒的时候，更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刻意忽视和遮蔽的政治因素。无论考察苏联的乌克兰大饥荒，还是中国1941-42年河南大饥荒还是1959-62年的三年大饥荒，都会发现权力对于饥荒的产生和发展所拥有的巨大的作用。乌克兰大饥荒期间正是苏联大量出口粮食的时期，一个长期依靠粮食进口的国家，在那几年神奇的粮食大量剩余出口换取五年计划的外汇；河南在41年的饥荒中，外受日本人的掠夺和压迫，内还被汤恩伯拉兵抓夫、照征粮饷，又被蒋介石政府刻意隐瞒真相，致使河南饿殍千里，直接导致了河南国军在44年大会战的崩溃；而59-62年的三年大饥荒，更是有反右、大跃进于前，有大派国际老朋友物资于后，三年饥荒居然战略储备还有增加，如此荒唐的事情居然还怪老天爷自然灾害，如果布吕内尔在场恐怕要把本书狠狠的摔在他的脸上。
无论是被否饥荒、人为饥荒还是外示饥荒，饥民都被成为一种工具，或消灭异己或培植实力。饥民从人堕落为选票、廉价劳动力、甚至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垃圾，饥荒的解决如果跳过政治层面（不尊重公民粮食权的政府和粮食分配），单纯的从科技的、经济的、人道的层面来解决问题永远只是隔靴搔痒，反而给类似朝鲜这样的流氓国家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能量。如阿玛蒂亚.森所言“预防饥荒所需的措施非常简单，而真正的谜团在于饥荒一直在肆虐。”，与奥威尔所说的“民主在技术上之可能，并未防止20世纪专制的出现”都是在明知故问，从这个角度来谈国权和人权的关系，我们都有自己的回答。
《饥荒与政治》读后感(三)：饥饿，也是一种武器
饥荒在20世纪夺去了数亿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数本来能够幸免，饥民唯一的过错就在于他们在倒霉的时间成了倒霉群体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就是，饥饿，也是一种武器（La Faim, une arme)。
饥荒在今天本不该依然存在，因为从全球范围看，不但食物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而且信息手段和预防手段也都相当发达，地球上任何地方的食品匮乏都能轻易地得到补充。只要及时干预，饥荒就能被制止。“能够采取行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代的饥荒总是人的行为引起的，或者因为救助行动没能展开，或者因为救援行动受到人为的阻止。在饥荒的情况下，食物拥有权被拒绝（有时是人为的原因），获取食物的途径被切断：外部救助物资不能到达饥荒民众手中。政治冲突把一部分人置于无力启动任何行动也无法得到任何帮助的境地。总之，在营养不良的情况下，穷人得不到食物；在饥荒的情况下，援助机构无法接近灾民。
作者将饥荒分成如下几类：
“刻意饥荒”：刻意制造的饥荒。其目的是通过切断一切食物获取途径将敌对民众或反叛力量置于死地，或者通过对获取食物途径的控制来征服一个群体或使之投降，占有觊觎已久的土地。此类饥荒即为传统饥荒，由来已久，到现在也没有灭绝。比如1996年11月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基伍省针对胡图族的饥荒。
“被否饥荒”：被否认的饥荒。上述“刻意饥荒”通常会演变为“被否饥荒”，此类饥荒通常发生在集权专制政权或反叛游击队控制的地区，他们不允许媒体和援助机构接近灾民去了解真相并实施援助。这类饥荒实际上就是一件用于控制甚至用于清除的工具，而今天更演变为新型饥荒，即建立在那些为边缘化政治运动利用全球化机制而获利之基础上的“功利型饥荒”，比如以下两类饥荒。
“外示饥荒”：对外展示的饥荒。利用已经存在的困难（贫穷+自然原因或内部动乱）对外展示困境并求得国际援助。比如从1973年起的埃塞尔比亚。
“人为饥荒”：人为制造的饥荒，故意夺取一些民众维持生计的手段，制造援助陷阱，即便是在一些自然条件良好的地区。比如曾经的苏丹南部。
各类团体制造这些饥荒可以达到多重目的：可以向受灾的民众强行指定掌权者；可以在某一片土地上巩固统治者或争取者的势力地位；可以使自己成为直接救济灾民的援助机构别无选择的对话者，进而确保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可以发号施令，镇压反抗。事实上，谁掌控了食物获取途径，谁就拥有了权力。
饥荒制造者所利用的是全球化后果所带来的三大特征，即信息传播迅速化、社会舆论的怜悯、以及当今国际公共援助的人道化转型。而事实上，提供援助的国家把人道工作人员派遣到前线也不是纯粹的慈善之举和人道主义。国际公共援助机构的人道化也迎合了北方国家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他们不想直接卷入低烈度冲突，同时又希望保留一种干预与分析能力。具体地说，人道物资的运送可以发挥如下作用：①尽快平息公共舆论对一场人道灾难的愤怒；②引导媒体注意力，以淡化和转移国内矛盾（比如1992年布什出兵索马里，1999年韩国援助朝鲜）；③平息南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激烈的诉求，通过“受难化”战略，把第三世界国家描绘成受不可抗拒的厄运支配，挣扎于不幸、人口过剩和恶劣自然环境的无底深渊的形象；④抢占具有战略意义或重要商机的地区，比如石油国家或原材料丰富的国家（安哥拉、缅甸…）⑤在边境设立安置收容营以制止灾难和难民的蔓延。
饥荒如此有效，以至在达到饥荒制造者的目的之前，很难被克服；因此，作者认为，只寻求人道方面的解决办法在本质上是对饥荒制造者最大的纵容，而拥有尊重其公民权的政府形式，才是避免饥荒的最佳途径。虽然“禁止把饥荒当做针对平民的战争工具”已经成为国际法，且可以对这一类政权进行制裁的国际刑事法院也已经开始运作，但当今的“国际社会”却正支持着饥荒制造政权，因为它们优先考虑其眼前利益（只要能够销售武器和获得石油，就允许个别地方出现饥荒）而对始作俑者不予追究。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去追问世界能否养活人类，而在于有无此种愿望。
《饥荒与政治》读后感(四)：大饥荒：自然灾害成了人祸的替罪羊
导语:1900年以后，人类社会出现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几次饥荒。但与通常认为的不同，在现代社会自然灾害已不再具备造成大范围饥荒的能力，自然灾害一直被当做了引发饥荒的“替罪羊”。
张春续
网易探索编辑
从乌克兰饥荒到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再到不久前发生在“非洲之角”的饥荒。“天灾”被想当然的当成了导致大多数饥荒的原因，但事实上，在1900年后，致死人数最多的几场大饥荒前后都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一些饥荒发生时的气候状况甚至可以用“风调雨顺”来形容。
现代社会饿死人数最多的“大饥荒”，都不是由严重的自然灾害引起的在古代，自然灾害与大规模的饥荒的确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在现代，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引入和货物运输变得更加便捷，已经从技术上根除了自然灾害引发大饥荒的可能性。发生现代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与有效地获得粮食。1990年以后发生的几次大饥荒，很好的佐证了阿玛蒂亚的观点。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1933年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这场饥荒至少造成了250万人因饥饿死亡。而根据《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 1900-1990》对近100年苏联气候的统计，发现在当时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虽然有旱灾发生，但并不是大范围和异常的，而且粮食的减产数也无法和饥荒致死的人数相对应。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目前对这三年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还有争议，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致死人数在1600万-4000万之间，CBC NEWs也在2010年10月的报道里将这场浩劫评为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灾难。撇开致死人数的争议不谈，从一些文献记录的细节里，仍可看出当时灾难的严重程度。《李治国：大饥荒年代的投枪行为》中这样形容那几年的状况：“人们每时每刻都处在饥饿中，见面时的主要话题就是‘吃’，俗称‘精神会餐’。”，邮局柜台上放的帖信封的糨糊都会被饥民偷吃舔光。更严重的，根据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的《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报道，在甘肃通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官方的数据也透露出了当时人道主义灾难的严重，根据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情报告》，在1961年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全国有3039万人严重营养不良，卖儿送女的案例发生了666000起。世界灾难数据库和史料证明：中国3年大饥荒并非自然灾害所致但造成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的凶手并不是自然灾害。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1990年撰文《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大面积的持续灾害在统计学上可能性很低。查阅国际灾难数据库（The OFDA/CRED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也证明了他的观点，在这三年中，除了1958和1959年分别发生在河南、华东地区两次洪水和局部地区的干旱外，没有找到1959-1961年有异于往年的全国大范围的灾害。即便根据官方的数据，1981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也同样表明“自然灾害说”站不住脚，《年鉴》显示1957年全国成灾耕地面积是1498万公顷，而“三年困难”时期开端的1959年的耕地成灾面积只有1373万公顷，还低于1957年；1960年和1961年虽然成灾面积超过了2000万公顷，“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1963年的耕地成灾面积同样也超过了2000万公顷，但1963年却没有发生过大范围的饥荒。对《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和《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中120个水文观测点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学者金辉甚至认为这三年的天气甚至较常年还要好。特别是四川省的统计数据：1958 年四川粮食产出增加了5万吨, 当年的死亡率却由1.21%上升到2.52% 。四川虽然在1959 与1961两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较大, 但是比1966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还要少30%左右。可在1966年四川并没有人口并没有负增长, 而1959到1961年在四川却连续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当然，这样的案例也不局限在中国和苏联。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严重饥荒，有435万人沦为饥民。人们普遍将饥荒的原因归结于洪水造成的农作物大面积减产，但奇怪的是，根据S.R.SEN对1974年饥荒的调查发现，当饥荒爆发时正是孟加拉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1974 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长13%，连人均粮食产量也增长了5.3%。2010年发生在尼日尔的饥荒也是如此，当年，该国发生了干旱和蝗虫入侵，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只比5年来的平均水平减产了11%，并非不可收拾，却使得全国1/4的的人口，即360万人无粮可吃。
饥荒现象其实是地缘政治产物，每次大饥荒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博士曾说过：“营养不良是贫穷落后的结果，而饥荒现象则是地缘政治的产物。”现代的饥荒正是如此，每一次大饥荒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还以“乌克兰”大饥荒为例，在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时。因为消息被严密地封锁, 宣传机构和官方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对饥荒均矢口否认，使得外界根本不相信饥荒的存在。在灾区外，人们依旧过着像以往一样的生活，在欧洲的人们甚至还吃着从苏联进口的粮食。饥荒发生时访问苏联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说: “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 我可以证实, 俄国的粮食供应在我旅行期间比任何时候都好。”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于也在1933年, 就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 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而在灾区内，有至少250万人死于饥饿。“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情况也类似，当时粮食分配极度不均衡。城市和农村之间，因饥荒而死的人数差异巨大。跟据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的调查, 在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的城市人口死亡率由9.22‰上升至13.77‰, 三年时间仅上升4.55‰，增幅为49.35%；而同期农村人口的死亡率则由12.50‰ 上升至28.58‰,上升近16.08 个千分点, 增幅高达128.64%。以灾情较严重的安徽省来看, 1960年官方的死亡率数据为68.6‰，而1957年的死亡率仅为9.1‰ , 这意味着安徽省仅仅1960年每100人中就有6个人是由于食物不足而死亡，而上海1960年的死亡率仅为6.9‰, 与正常年份相差无几。自然灾害没有异于往年，地理因素也无法解释受灾程度和行政区划直接相关的现象。
可见，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祸：一方面是1955年3月确定的统购制度，当时政府对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该政策,规定凡完成派购任务且还有余粮的农户为余粮户，国家要对该余粮户的余粮进行统购。另一方面，根据彭尼·凯恩1993年出版的《中国的大饥荒》中的记载，当时因为浮夸，很多地方小麦的亩产吹到7000斤，水稻的亩产更是被吹到10万斤以上，1958 年广西环江县在放了一个水稻亩产13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虚报的产量和“统收统征”的粮食征购制度结合，使得各地只能通过强征粮食来完成浮夸出的“政绩”，把农民的口粮、救命粮甚至种子全部征收一空。在1959 及1960 年的粮食征购率达高达39.7% 和35.%,远远高于其他年份。
比起饥荒中的城市和农村口粮不均，更离谱的是多征集上来的口粮，还有很大一部分用作了出口。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59年在全国性饥荒已经形成的情形下, 中国总共出口了22.61亿美元的物资, 其中粮食出口了415.75万吨, 比1958年整整高出127.41万吨, 这个粮食出口量直到1985年才被超过。总结以上的案例和数据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缺粮”，所谓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进而造成大饥荒就是一个谎言，自然灾害一直被当做了引发饥荒的“替罪羊”。
来源:网易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