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饥荒》经典读后感10篇
《贫困与饥荒》是一本由[印度]阿马蒂亚·森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19.00元，页数：32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贫困与饥荒》读后感(一)：对贫困问题的理性思考
冲着阿玛蒂亚森的名气和对当下相对贫困问题的关注看这本书，看后再一次应证了“围绕作者找书看大致不会错”的原则。
这本书最经典的一句话是：“饥荒意味着饥饿，反之则不然；饥饿意味着贫困，反之也不然”。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没有感受过饥饿的，但确实有很多人觉得自己“贫困”，而实际上仅仅是相对贫困罢了。由于收入分配不公或者说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富得太快，大多数人觉得自己穷。但和历史上以及现当代一些地区出现的赤贫和饥荒比起来，绝对贫困的确是一个更应该被关注的问题和难题。因为地球人经过那么多代人的前赴后继仍然无法真正解决区域性的绝对贫困问题，这的确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作为一本经济学的学术专著，自然少不了实证分析，作者用四章的篇幅详细陈述并分析了孟加拉1943年和1974年的两次大饥荒、埃塞俄比亚1972-1974年的饥荒以及同期的撒哈拉地区的干旱与饥荒。一想到冰冷的数据后面实际上是无数的因饥饿饿而死亡的生命时，实在觉得所有经济学家都应该首先致力于对消除绝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找出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致力于最终在全人类消灭贫困。
纵然每一次饥荒都与一定的自然灾害相伴，但如果简单地把饥荒产生的原因归咎于自然灾害显然难以服人——在同样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不是所有国家都会出现饥荒。饥荒的产生一定还有其他原因！作者通过对经济繁荣时期（1943年孟加拉饥荒）产生饥荒的原因剖析，提出：“如果经济繁荣表现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如有利于城市人口、不利于农村劳动力），那么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在争夺市场控制或支配权力的斗争中，一部分人会因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而受损，迟者遭殃”。这一观点是否对中国的“先富带后富”说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是一种警示呢？
本书前五章的方法论性质的分析具有经典意义，尤其是对贫困概念和度量（识别与加总）的分析。而“权利方法”的提出则具有革命性意义。全书以“贫困与权利”开始，以“权利与贫困”结束的安排也充分说明作者的意图。
最后的四个附录分量很重，如果要深入研究贫困问题，这四个附录得专门静下心来研究才行。
《贫困与饥荒》读后感(二)：新时代里的饥荒：谁最先遭受贫困，谁最先死去
在看《贫困与饥荒》的第一、第二章的时候，深深感到之前被遗忘的数学和经济学基础不够用。
阿马蒂亚森先生在这本并不厚的书中，用经济学的方式解构了许多关于贫困的概念（第一、二章）、解释了如何识别贫困、饥饿、饥荒等（第三、四、五章）。之后的内容就是用严谨而又细致的笔触，将孟加拉大饥荒、埃塞尔比亚饥荒、萨赫勒地区饥荒和孟加拉饥荒进行分析。
在严谨地运用了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方式分析过以上饥荒的发生之后，阿马蒂亚森用数据论证了一个结论：死于饥荒的人们，并不是因为死于粮食缺乏，而是因为死于权利的缺失。
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即使是经济繁荣时期（1943年的孟加拉）也会产生饥荒；而即使是在自然灾害，如1972-1974年的撒哈拉地区干旱时期，整个撒哈拉地区的粮食供给足够生活其中的人们消费、食用。这就像一个比喻：在盛世，人们饿死在一个粮仓旁边。
在这里，森提到以权利的方法来考察贫困与饥荒的发生因果。这个方法的现实意义就是：所有人类政府都应正视，不平等的差距的扩大，会导致新时代的饥荒。
在分析中，森注意到1974年的孟加拉国难民中，44.5%的人口属于工人（包括工业、农业工人）。这些工人除了出卖劳力之外，手里没有其他资源可以换来粮食，所以当经济出现波动（如他们忽然失业），他们是最容易陷入贫困的人群。在这里，这些工人缺乏的是交易劳力的权利。
另一方面，在以上所分析的饥荒中，饥荒没有得到很好地遏制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地政府的无能。他们似乎不知道如何将粮仓中的粮食发放到难民手中。
第三，粮食支配体系（市场拉动）可能会对一些阶层非常不利，这会让他们陷入饥饿中。比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购买粮食或可支配粮食的货币数量很难跟得上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就说，当经济萧条来临，城市人口其实要比农村劳动力更抗压。
这一条的现实意义是：在现阶段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下，当经济难以好转，那些完全脱离了土地的90后农村劳动力（农民工）们，他们的抗压能力几乎为零。
最后，作为人类政府的警醒：其实所有饥荒的形成，都与人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有关。
其他：
在众多饥荒中，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非常高；
饥荒实际上是一次经济灾难，而不是粮食危机；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只能解答市场问题，却无法解答当一个群体缺乏市场权利和购买力不足时怎么办的问题；
市场需求反映的不是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欲望，而反映的是人类基于权利的选择，并有能力购买的需要
《贫困与饥荒》读后感(三)：能力不平等才是真的不平等
能力不平等才是真的不平等
李华芳
让.雅克.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篇雄文的序言中写道：“我觉得，人类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这些关于“人的知识”的匮乏，导致了不平等的起源，其思想也成了催生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源头之一。由于在社会革命与不平等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奉行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探究人的知识，探究不平等的本原，将有助于“化不平之戾气、呈和平之祥瑞”，意义不言而喻。
以经济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在其自传《穷人的银行家》里，用格莱氓银行的例子表明了消除不平等对于和平的重要意义，这一经济学思想的应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关于不平等的相关论述，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已经出现，例如斯密不仅论述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也对个人之间是否处于社会合宜的地位并“拥有体面的生活”进行了阐释，但在经济学上真正系统性地研究这一问题的，还是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
森于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邦桑蒂尼克坦。1943年，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这件事情触动了尤努斯，使之在后来想出了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模式；也促成了森转向经济学研究。森最早接触的经济学著作包括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以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这些纯正的经济学思想和分析对森有很强的吸引力。
森是从对饥荒和贫穷的研究转到不平等的问题上来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转向。饥荒和贫穷是森亲眼目睹的现象，他把这些现象背后的难解问题带到了剑桥大学进行博士课程的学习。在三一学院，在斯拉法、罗宾逊夫人等的指导下，森讨论了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选择问题，主要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即资本匮乏的国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这是对贫穷问题的直接反应，也就是关注技术在消除贫困中的作用，1960年该博士论文以《技术选择》为题出版。这也容易理解，实际上森在后来的《贫困与饥荒》一书中分析了要消除贫困的第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免于饥饿”。通过对1943年和1974年孟加拉的饥荒的研究，森指出要免于饥饿必须有三重保障：1，政治上明确可执行的产权保护体系；2，经济上，微观层面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秩序，宏观上能维持稳定的经济环境；3，社会传统体系的保护与缓冲作用。比如家庭内部的分工、传统观念中对交换权利和互惠权利的规定，都会改善最弱群体在面对饥饿时的境遇。
但森发现即便人们可以免于饥饿，也就是说在消除绝对贫困的条件下，相对贫困依然存在。例如当一个社会中的人都脱贫之后，可能会发现贫富差距却急剧拉大了，相对贫困就意味着存在某种不平等。在各种不平等中，森将经济上的不平等置于首要的讨论位置。这并不是说森不重视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可能是因为其曾经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有所涉猎的缘故，故而将经济置于基础地位。
但不平等的研究在经济学上也相当匮乏，即便是福利经济学也仅仅关注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若想增进社会中某一些人的福利，就不得不减少另外一些人的福利，换言之，在帕累托最优状态下，在不损害一个人的原有利益下社会福利无法改进。而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福利经济学却避而不谈。难怪森在《论经济不平等》中感叹：“就衡量经济不平等问题而言，福利经济学的康庄大道，通向的却是荒山野岭。”因为1人富裕而其余100人贫穷的状态也可以是“帕累托最优”的，但这明显在收入分配上是不公平的。森接着讨论了理想的收入分配应该是基于“需要”(need)还是“应得”(desert)，或者说是要“按需分配”还是“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人们不合作，大家吃大锅饭搭便车，结果陷入了谁都不干的“囚徒困境”；另一种情况是人们相互合作最终共同富裕。在《论经济不平等》初版之时，马克思主义干扰了森的判断，森认为文化大革命能帮助人们之间实现合作，因为他们在思想上会趋于合作。在1997年，《论经济不平等》一书又出了增订版，这个版本中收录了詹姆斯•福斯特(James Foster)和森合写的一篇很长的附录《<论经济不平等>发表之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回顾》，这篇附录对二十多年来由森所引发的有关经济不平等、贫穷问题、福利经济学问题，做了详尽的评论，只是他们已不再提“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了。
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值得重新审视不平等的问题，第一，悬殊的收入不平等会导致效率的缺失。第二，收入不平等会造成公平的缺失。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庇古等关心的主要是前者，哲学家如罗尔斯关心的则主要是后者。森指出要全面分析经济不平等问题，应将这两个方面都考虑进去，并且证明了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对于社会福利而言是更可取的。森先讨论经济方面的平等自有他的道理，通常争论平等话题都集中在“为什么平等”上，并在某一基础上为“平等”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进行辩护。
而森在《不平等的再考察》中指出上述考虑欠周全，因为平等不仅要考虑为什么平等，还要考虑哪方面的平等。收入平等主义要求物质收入或财富的平等，福利主义要求福利水平的平等，功利主义要求平等地衡量个人效用，法学家们要求法律程序上的平等。罗尔斯的《正义论》则要求“基本善”持有上的平等，甚至连罗尔斯的对手诺齐克提出的“个人权利至上”也隐含了自由权利上的平等。在坚持平等方向时，必须要考虑是在哪一个方面，这种脚踏实地的“平等”观正是基于人跟人之间有差异的事实。虽然罗尔斯把“基本善”界定为“每个有理性的人都需要的东西”，包括“权利，自由，机会，收入，财富和自尊的社会基础”，更关切人的自由，但依旧忽略了人际差异。
所以森认为必须提出一个与人际差异相适应的理论来解释平等问题。在《不平等的再考察》中，森提出了用功能和能力来看待个人利益和衡量平等。一个人的生活由一系列功能构成，功能就是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和能够怎样生活，包括营养良好、身体健康、避免疾病等最基本的功能，还包括像自尊、受人尊重、可以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等复杂功能。而所谓能力就是使功能得到发挥的力量，凭借这种能力个人能实现有价值的功能。简而言之，能力体现了个人过某种生活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由，个人有实质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生活。正如森在其所编《生活质量》的序言中说的：我们应该知道的不仅是人们有多少钱，还应该包括，他们怎样生活、他们的寿命、受到的教育、得到的医疗服务、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等。
由此，再来反观贫困问题，就会发现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进一步指出：作为自由体现的能力，还表明政治自由和社会机会都是平等的内涵，民主制度是防御饥荒的重要手段。是以要消除贫困，促进平等，就必须从拓展能力的角度来推进自由。在“平等”这一伦理学议题上，森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谨的实证研究恢复了亚里士多德、色诺芬时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互相交融的伟大传统”，而广泛关注并介入贫困、不平等、能力剥夺等议题的研究，也使他无愧于“经济学的良心”这一称号。
在强调发展的当今世界，森还扩展了我们的发展观。发展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化的进步、GNP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和能买更多的商品，它还应关注人们的生活状况：是否他们能避免可防御的疾病和早亡，能避免挨饿，能获得足够的营养，能投票参加选举，能得到普通教育等。总之，发展应该意味着人们能做更多的事，它要求消除一切剥夺人们正常能力发挥的根源，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展个人的选择和机会，为个人提供更多的积极自由，增强使他们认为有价值生活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信息基础确立为能力的做法就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转变。
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个世纪以前都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且还在日益增长的时代，可同时，贫困、贫穷、饥荒、饥饿、各种歧视、各种不平等等现象依旧充斥于世界的每个角落。让我们牢记，森——这位“经济学良心”的辩护者的告诫：关心社会上的不利群体，把提高每一个人的能力和自由作为我们社会的必要承诺。
【参考文献】
[1] Amartya Sen,On Economic Inequality,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2] 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95
[3] 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e,1999
[4] Amartya Sen,The Quality Of Life,ed by Martha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5]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阿马蒂亚•森：《伦理学和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7] 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陈海燕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贫困与饥荒》读后感(四)：权利与剥夺
维我华夏，旧社会及以前，饥荒是件经常发生的事儿，翻开史书，饿殍满纸。对这种状况，新社会是很不满意的，所以它不惧一穷二白，发誓要把人民养得白白胖胖，可惜的是，壮志一直未酬，唯一的成就是消灭了关于饥荒的消息。
统治者的行事，一般来说，精神相通，在对付饥荒和有关饥荒的消息这件事儿上，大概也是古今一贯，中外一致。对饥荒发生的原因，他们给出的原因一般是：粮食不够吃。至于为什么粮食不够吃，责任就在老天爷。有的还会反问一句，粮食不够吃，怎么不吃肉糜？其实这个问题，灾民最明白，可惜他们大多不明不白地饿死了。认真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是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
饥荒意味着饥饿，反之则不然。从广义上说，饥饿是指人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而饥荒则指由饥饿所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恶性现象。饥饿，是饥荒中的核心问题。
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所以，饥饿不是一个粮食的问题，而是粮食与人的关系问题，可以说，饥饿现象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对食物的所有权是最基本的权利（entitlement）之一，阿马蒂亚·森研究饥饿和饥荒所用的“权利方法”，关注的便是人民通过社会现有的合法手段支配食物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生产机会、交易机会、国家赋予的权利以及其他获得食物的方法。一个人遭受饥饿，往往是其权利失败的结果。当一个人因为可供自己消费的粮食产量的减少而使其食物量权利下降，可称为“直接权利失败”（direct entitlement failure），当一个人因为可以通过贸易获得的粮食减少了而是其食物量权利下降，可称为“贸易权利失败”（trade entitlement failure）。如果一个人，如埃塞俄比亚草原的放牧人，他既要直接消费的产品如牲畜，又要用牲畜来交换他习惯消费的食物，遇上不好的年头，他便有可能同时遭受“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在1972—1974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中，牧人的遭遇正是如此。对直接生产粮食的农民来说，因歉收而造成的“直接权利失败”也足以致命，因为农业歉收同时意味着他们市场支配力的根本下降，他们无法通过市场购买来弥补粮食的不足。
阿马蒂亚·森的研究，是对食物供给下降（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缩写为FAD）这种最一般的饥荒解释方法的反驳。FAD方法是一个把粮食供给能力运用于整个国家总人口的总量方法，缺乏有意义的分类。实际上，与个人（家庭）的饥饿直接相联系的，是其“粮食权利”，而不是关于人均粮食供给量等一些遥远的总量统计数据。以埃塞俄比亚1972—1974年饥荒为例，其粮食产量并没有明显减少，即使在1973年饥荒的最高峰期，其人均粮食消费量也基本处于正常水平。但1973年沃格省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减少，由于其购买能力低下，也没有能力吸引其他地区的粮食流入。这样，人民就在粮食价格基本与灾前相同的情况下饿死了。这只能用沃格各阶层人民的“权利失败”来解释。
经验还证明，一些与粮食生产毫无关系的因素倒可能成为饥荒的原因，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能引发严重搞的饥荒。如在所谓“扩张性饥荒”中，如果经济繁荣表现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如有利于城市人口，不利于农村劳动力），那么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良好的总量指标背后总是深深地隐藏着重大的灾难。这方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国1959年至1961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这个情况，阿马蒂亚·森可能了解，但是他没提。
1959年前，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为开端，农民的“食物权利”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吃公社大食堂，是吃掉了自己的一部分食物权利，浮夸风虚报的高产量导致国家征收标准的提高，一部分食物权利又被强征掉了，相比这些，天灾对其“食物权利”的剥夺倒显得十分有限。结果，几千万人死于没有食物，其中有些人还成了别人的食物。
阿马蒂亚·森的权利方法，强调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这种权利方法，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检验大部分饥荒是否与权利失败有关，而在于说明了权利失败发生的本质和原因。而区别不同类型的权利失败，对于理解饥荒的真正原因，以及制定饥荒政策（预测、救济和预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开放多年，可怕的三年也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饥荒似乎已不是中国的问题，可食物的饥荒虽然引退，另一场饥荒却一直没有尽头，这就是政治权利的饥荒。如果移用阿马蒂亚·森的权利方法来衡量我们的政治权利状况，考察人们以合法手段支配政治的权利，那么可以认定，大部分人均处于死亡状态。当然，这只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个论断的英明，即，劳动是人的本质，同时证明了亚里士多德这个论断的糊涂，即，人是政治的动物。作为政治僵尸，中国人民除了生产劳动维持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尚有两件事可做，一件是向自认是马克思孝子贤孙的公仆们（马克思不会认他们的）山呼万岁唱红歌，一件是帮助警察叔叔把亚里士多德抓来，因为他散布谣言，所以先拘留个五天。
（【印度】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贫困与饥荒》读后感(五)：粮食权力
首先从这本书的价值来讲，森从理论到案例，都有效证明了他的观点：饥荒与粮食权利的密切关系，反驳了时下流行的FAD导致饥荒。后面的几个案例详述了饥荒的过程，分析了造成不同地区饥荒的原因。
在粮食总量不变或轻微减少的情况下，却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可以看到，在一个地区，这种经济影响的扩大化和放大性。森更揭示了饥荒的本质：特殊人群的粮食权利的匮乏。由于直接权利的减少或贸易权利的下降，导致对粮食的购买力下降。也直接抨击了政府等政策制定者对于“富有”阶层管控能力，抑或说，没有管控的想法，因为这部分人跟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
略遗憾的是，虽然这本书有力地揭示了饥荒的本质是粮食权利问题，但书中并没有具体说明，这种权利差异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转变，有待后续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