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性别读后感锦集
《技术与性别》是一本由白馥兰著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4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技术与性别》精选点评：
●书是好书，翻译嘛...大概没怎么读书..喜欢生育技术这部分，感觉翻译好像也好了一些..
●: D691/2028
●有点“标题党”
●备受推崇的一部关于性别史的著作，今天才读完。 虽然作者在其中一再强调了技术史，但只是在关于纺织领域才有涉及，总的说来更多是一部物质文化史或者说是妇女史。 书早已是一部老书，但对我这样的新读者来说，还是耳目一新的。不得不说，新颖的视角和手段也是很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而让国内读者着迷的原因之一。 让人第一次发觉，传统古代中国，妇女并非简单的就是父权、夫权的被动牺牲品，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社会秩序的积极有力的参与者，但是其中包含了太多的隐忍付出与默默抵抗。
●似乎是这个版本。
●翻译错误、语序不佳、错别字（发现了好几处）大大影响了阅读体验。不少可核对的音译偷懒直接写作“音译”；罗友枝（Rawski）竟然被翻成了绕斯克，翻译太可怕了！这一本读起来没有《危险的愉悦》好。
●提出了很好的问题，非常犀利，非常好用。#功能性翻书系列的第一个五星
●难得
●为了研究的小课题，断断续续总算读完了，个人感觉第二部分比较好。 翻译的确有一些问题，不是阅读流畅度方面的，而是正确性方面，第三部分频繁出现的“一夫多妻制”真是看得难受死了。 理论和视角层面比较受启发。
●无聊。
《技术与性别》读后感(一)：1000-1800年间的中国
《技术与性别》读后感(二)：历史学or人类学？
对于人类学实在缺少了解，而如果此书作为一部历史学著作，未免有几分不知所云。且不说那导言似乎并无关于内容，其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大部分也都过于繁杂。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那里面所论述的恐怕很多是来自于常识，而没有太多学术意义。
“晚期帝国”，这一论断涵盖了将近一千年的中国历史；而中国本身地域辽阔，各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迥异。本书所论述的经济史和社会史现象，似乎都是单一层面的解说，完全没有地域性与时代性的差异。这一千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区别，这绝对不是可以忽略的。当然，做出全面的考察是相当困难的，那么就更应该指出特定的时代尤其是某一地区，而不是这一大而化之完全没有变化与多样性的阐述。
空间隔绝是怎样在技术层面上反映了女性地位的变化，生育的生理控制又与女性的地位有何关系，鄙人实在未能领会。不过第二部分对我还是有相当大的启发的。传统观念虽然时时说着所谓“男耕女织”，但女性在生产上的贡献确实易于被忽略，似乎女性始终都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下，没有独立的声音，也没有独立的地位。可事实上她们的织布绝不仅仅是像后来绣花般的消遣，而是对于社会生产相当大的贡献。想那乌寡妇清，多么叱咤风云！而到后来完全进入家庭后院，那确实是宋代以后的事情了。至于理学的禁锢和这有无关系，就是更深层面的事情了。
这种著作在观念上面确实会给人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只不过不能太较真，不能当做史学著作读吧。
《技术与性别》读后感(三)：空間、紡織、生育
本書反對傳統中國男性壓迫女性的簡單話語，從三方面——空間、工作、生育揭示女性生活的一些深層內容。第一部份介紹了中國房屋的形式和內涵，在儒家禮儀特別是祖先祭祀中的意義，女性在其中的角色，婚禮和婚床、嫁妝箱子的重要性；女性在家內外的活動，女性和孃家的聯繫，女性之間的聯繫等。
第一部份介紹了婦女的生活空間後，第二部份談婦女的工作，布匹作為女性的私人財產，經濟增長與勞動分工的變化：宋代絲織品需求增多，國家開設工廠；元代，黃道婆帶來棉花種植的普及；明代高級絲織由男性從事。商業和家庭內的勞動分工將婦女限制在報酬最小，技術含量最低的工作中。婦女的工作與地位之間沒有直接聯繫，從事高級織造的可以是奴隸。
第三部份談生育科技及其功用，如如何避孕，如何墮胎，如何給女人看病；詳細討論月經不調，懷孕流產的問題；最後談生育與家庭內部的女性等級，妻妾與子女問題等。
全書談了三方面的技術：建築、紡織、生育。它們確實都與女性的生活息息相關，或者限定女性活動的空間，或者直接涉及她們的身體，或者影響她們的家庭和社會地位。其中後兩項技術確實都與女性尤其相關。
然而，全書似乎只是介紹了很多或常見或不為人提及的內容，提醒我麼理解女性生活應該注意的角度。作者所用的材料並不罕見，視角還算新穎吧。然而我們真的能從中瞭解傳統中國女性的power（權利經緯）嗎？此書與Zito’s Of Body and Brush同為人類學家研究中國古代問題，其介入角度固然新穎，但是似乎未能引人入勝或深思。
《技术与性别》读后感(四)：第三部分 母亲身份的意义：生育技术及其功用
注3: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30年中，建立起了系统的农村医疗保健服务网，成功开展了以说服而非强迫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以现代节育技术教育家庭，鼓励生育以使得儿童得到更好的条件。对大多数中国妇女而言，生育的体验改变了。孕妇和婴儿的死亡率显著下降，出生率也明显降低（Banister 1987）。同时，妇女融入公共的劳动大军中，获得了可与男性相比较的报酬。在新的政权里，妇女仍不具有和男人同等的权力，因为政治结构在每一层面上实际还保持着父权制的机制，但是妇女个体生活的转变和中国妇女新旧形象的显著差别有助于掩盖仍旧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K. Johnson 1983; Stacey 1983）。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的解体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个体家庭再次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为在市场中生存而抗争。于是，很多农村家庭想要更多的儿子以有助于其经营土地。［国家从没干预过婚后居住在男方家的婚姻形式，因此农村人还是觉得生儿子比女儿更好，虽然现在城市中有时出现相反的情形（M. Wolf 1985）。］与此同时，国家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试图限定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其结果是，年轻的村妇收到来自其姻亲和国家双方面剧烈而矛盾的压力（Croll 1987）。经常出现悲剧性的结局：一方面是强制性堕胎，另一方面是对生女孩的妇女残忍的毒打甚或杀害，更不用说因此而造成的离婚和啥女婴现象的复燃。对这种两难局面的一个反应就是对生育巫术和魔法的迷信重新回潮（Anagnost 1989）。国家可以很便利地为自己辩解说，农村地区对待妇女和生育的“传统”从未彻底根除掉，现在再次显露出来，而不会承认这在很大成都上是由于其政策的矛盾和疏忽造成的完全是当代性的危机。
注10: 在最近几十年中，构成“真正”母亲身份的问题反复出现在美国，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自然的”亲生关系在不同层面上的相对诉求，以及自然与社会的血缘关系的对立。因为我们的社会倾向于将母亲的身份视作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不鼓励其他任何不同类型和成都的分享。只有收养与这种倾向相抗衡，通过收养的方式，占主要地位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级中的妇女经常可以从地位较低的其他人的生育中受益。新生育技术又造成了进一步的道德困境，中产阶级、中年夫妇正在利用其经济、种族或世代的差别榨取利益。构成“真正”血缘关系的矛盾显然在代孕母亲和捐献卵子的对照中得以证实。在前一种情况中，代孕着对“真正”父母身份的诉求是基于遗传基因、提供卵子的重要性的争论。而在后一种情况中的争论刚好与此相反，即认为真正的孩子不是由卵子里基因遗传的蓝图制造出来的，而是由暗含在妊娠女卖掉卵子的社会委托所产生的。以嘲讽的眼光看，似乎将生物性征抛开，让金钱而不是遗传物质或妊娠来决定血缘关系，那么这些矛盾就很容易解决了：“真正的”父母是付钱的人。
《技术与性别》读后感(五)：第二部分 妇女的工作：织出社会结构中的新图案
第四章 权力的结构——妇女工作的规范意义
第五章 经济增长与劳动分工的变化
第六章 妇女的工作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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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耕女织”的规范至少在劳动层面上表达出夫妻之间的分工是互补性的，而非从属性的关系。然而，宋代至清代，纺织业所发生的复杂变化使妇女大体上沦为织工。她们的技术被剥夺，对纺织生产的贡献被低估、被边缘化，或者完全被纳入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生产中。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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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纺织生产上有三个值得考虑的方面，它们包括：专家的知识与技能的有效性，妇女工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的中国式建构，织物在超越性别隔离的空间界限、链接中国社会内部和外部世界上的作用。
191
在儒教经典中，对社会秩序的威胁部分地来源于基本生产落入工匠和商人手中，特别是由于无法明晰男女两性之间正当工作地界限。男织女耕是令人极度不安的事情，因为这是世界完全颠倒过来的标志。
193
清代官吏们鼓励家庭纺织业和桑蚕业是处于两个原因：其一，允许妇女为其家庭生存的需要做出贡献；其二，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家庭还有纳税能力。
201
希尔·盖茨将纺织生产的变化视作“中国妇女商品化”（commoditization of chinese women）的一个因素，其间父系、家长制的中国血缘体系允许男人盗用妇女在经济和生育上的劳动成果。她认为，宋代前无古人的经济增长事实上为妇女成为生产者和转千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遇；她由此推测道，这使人觉察出对男性控制权的威胁，而其权力是以当时新儒家的性别等级思想中掀起女性的严格规范为基础的，其合法化的地位又加强了以男人为中心的血统谱系对女性财产要求的控制力。同时，她注意到在由市场去定的“小型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操控家庭经济的合理行为，对于家族和父系来说是力争增加其收入的途径，对于贫穷之家来说就是为生存而抗争。盖茨说，这些私人经济单元的利益经常和“纳贡式生产模式”下的国家利益（阶级统治从大部分的平民身上抽取赋税）发生冲突。她认为，尽管小型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整个帝国后期获得了长期的发展，再加之其具有机动性和混合型，但由于国家总是试图采取遏制它的行动，使其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
203
虽然找不到与精英话语的女工价值相当的系统而通俗的表达，但我怀疑劳动家庭在日益增长的市场驱动的经济条件下，有一个因素相对于其男性亲属更强有力地影响了妇女的地位，那就是她们对家庭财政贡献的感知能力。
204
许多家庭中妇女工作的价值不是以低于男性的形式被感知，就是完全被忽视，被她们的男性亲属所盗用（正如盖茨所说）。
妇女的工作和父权制
回顾近世中国女性作用的分析，其生育方面的作用隐约呈现出比其他生产作用愈大的效能。……女儿本质上只是代表未来的新娘，妻子的身份主要被直接解释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然而，正如我在第三部分所要讨论的，虽然在一个层面上妻子作用的这一特性式中国人意识的正确反映，但我们不禁会注意到聚焦于子宫的中国妻子的形象多么切近地反映出我们自己的文化偏见——将女性的身份理解为生物学上的生殖和影响。高彦颐和其他学者都已指出，“传统”妇女的建构植根于19世纪中国和西方列强的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对妇女形象的曲解和总体化。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西方作家和批判崩溃中的清帝国的中国评论家都详细阐述了一个“传统”中国妇女的东方形象——被监禁于内闱的、剥夺了所有自由和真正尊严的、父系之间相互交换的无能为力的对象、裹脚造成身体畸形和父权制专治下道德畸形的生孩子的机器、被如此损害失去生产劳动能力的人，这一形象仍主导着今天许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文辞表达和学术观点。我们头脑中所带有的这种女性形象并不是中国妇女状况的真实写照，它只是当时中华民族面对历史危机时刻的一种表达。
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外改革家，一个束缚妇女双脚并剥夺她们受教育权力的国家也在削弱其自身和其一半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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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空间隔离本身并不意味着妇女的劣等性和依赖性，隔离是转换成尊严，还是转换成压抑，部分地取决于控制中地人们如何看待人性，他们赞成哪种形式地新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取决于如何看待被隔离的妇女对外部世界的参与。
妇女工作的物质价值的被遮蔽和妇女作为家庭纳税的积极贡献者地位的丧失，为普遍接受男性主导和女性从属的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例如“三从”在晚明和清代广泛流传，使妇女的生育作用比生产作用更突出。同时，这一时期某些精英表达出一种与以往差异的观点，虽然他们仍坚持新儒家性别关系的程式——妇女和男人同样固有的尊严和夫妻之间活跃的伴侣关系的需求，但我们看到一种日渐增长对妻子的生育而非生产作用的关注。
注10:黄宗智（Philip Huang）对长江下游农家劳动性别分工的论述事一个有可能性的例外（1990）。其中描写了近年来在去集体化之后的生产劳动上的变化，特别地有意思：价值最小的任务通常是“传统的”妇女工作，但是，当像编织席子这样的工作突然变得有利可图的时候，男人突然奇迹般地发现这些毕竟是“男人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