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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多元论读后感摘抄

2020-12-14 02:17:4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自由与多元论读后感摘抄

  《自由与多元论》是一本由[英]乔治·克劳德 (George Crowder)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2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由与多元论》精选点评:

  ●这是我近期读过最有启发性的书,甚至比读伯林的书时还爽

  ●精彩!提纲挈领,概括得一目了然。然而也暴露了作者和伯林共同的缺憾:没有经济学常识。所以只能反对极端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却逃不过福利国家和干预主义的迷惑

  ●中规中矩。伯林理解、阐发能力极佳,但第一人称视角下的思考强度却略显不足,因此是杰出的观念史家,但不算——或者无意成为——第一流的哲学家。老实说我觉得在伯林的框架内正经做政治哲学是很浪费时间的,完全可以更直接、更高效地处理相关问题。伯林有历史敏感性、文学领悟力,一种哲学家特别欠缺的现实感,给人以一般性的教养,但不适合作为研究的直接出发点了。

  ●多元论者的美德:大方或开明(承认所有善和生活都拥有真正的价值)、现实感(感受到道德和真实决策的真实成本)、专注(拒绝简洁抽象的原则、坚持道德方案的特殊性)与灵活,真是精辟准确的概括。 本来想着翻译不给力想打四星的,看了这段描述之后还是觉得打五星吧。

  ●伯林本就是酒杯浇块垒的人,这个书就算是块垒之素描吧

  《自由与多元论》读后感(一):短评放不下罢了

  对以赛亚·伯林的思想研究,乔治·克劳德的双重目标是:一、介绍伯林的思想;二、批判发展。由于伯林本身就擅长梳理观念,在此基础上继续提炼总结,使得全书结构十分清晰。在这一过程中,克劳德很清晰地区分了伯林自身的思想和批评者的思想。必要时,提醒读者哪些地方背离了伯林。第四章中,分析《两种自由概念》的论证并回应几种常见批评。 核心——多元论。置于多元论的背景下,一些矛盾确实得以解决。但也存在含混,尤其是论证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不仅相容,而且前者能很好地支持后者时。像是在打补丁,进行修正。第一,克劳德认为多元论的一个要点是普世价值,正是由于存在共同的人类视域,才能将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区分开。但不论是伯林还是克劳德给出的说明都太模糊(P178)。第二,在回应价值的不可通约性时,认为 “尽管不可通约性可能会给理性决策制造麻烦,但它并没有排除特殊语境下的理性选择。”(P158)即强调具体情境。另一边为了回应“语境主义”,说除了语境,还可以在多元论本身的概念中找到理性选择的原则。表达上有些含混。

  《自由与多元论》读后感(二):自由与多元论

  二十世纪因其上半叶的苦难,成就了下半叶灿若晨星的思想家群体,以赛亚·伯林就是其中之一。这本《自由与多元论:以赛亚·伯林思想研究》是伯林研究的佼佼者乔治·克劳德对伯林思想全景式的介绍与述评。

  伯林以其刺猬与狐狸的二分闻名。一般把主张多元论的伯林归为狐狸,而克劳德则认为,伯林在其思想深处其实是刺猬。克劳德的论证是这样的:作为政治极端主义的目击证人,伯林思想始终围绕着从自由主义立场反思极权主义而展开。

  根据克劳德的论述,伯林认为,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思想家背叛了自由的概念,将自由偷换为服从权威,以及由此生出的历史决定论,基于此,他更推崇消极自由;另一方面,他也在启蒙运动和反启蒙运动中也都找到了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为了解极权主义之毒,伯林找到了文化多元论,并以此征程自由主义。然而,克劳德指出,伯林的证成是有缺陷的。

  在一一澄清并反驳了众多对《两种自由概念》的误解与批评后,克劳德致力于发展伯林的理论。因其证成的缺陷,尽管伯林本人是主张自由主义的,然而他的文化多元论却被一些思想家用来主张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克劳德则在反驳这些曲解的同时,沿着伯林的思想,发展出了强调个人自主的自由主义。

  在全书的最后,克劳德主张,尽管也有怯懦的一面,伯林必将凭借他的极权主义反思、他的文化多元论,以及他的移情式理解,在自由主义传统中占据一席之地。

  自由与多元论:以赛亚·伯林思想研究 [英]乔治·克劳德 (George Crowder) /应奇、惠春寿、李哲罕/译林出版社/2018-8

  子扉我 2018年秋 季风异次元空间二世

  原载上海季风书园微信2018年11月2日

  《自由与多元论》读后感(三):检验知识是否靠得住,你只需要这三步

  请追寻根源,切勿半途而废。

  先来对前面三天做一个回顾,关于求知的三个步骤。

  求知第一步:要想求知,保持无知。“无知”是可贵的,因为我们需要迭代和更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更需要保持求知的热情和谦逊。一个曾经使亚里士多德感到困惑的问题

  求知第二步:构建框架,来者不拒。一手知识固然可贵,二手三手也未必毫无用处,比纠结知识是否高大上更重要的,是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一手知识?二手知识?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求知第三步:确定目标,全神贯注。如果要具备对“垃圾知识”的去毒能力,你首先要具备强大的系统思维能力,并且最大限度求证最底层的观念层知识。知识真的没用吗?你需要关注个人体验

  因为,正是这些知识构建了你的基本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

  观念层知识中存在着最大量的似是而非,逻辑思维能力必不可少。

  全神贯注、细致观察和亲身体验,会让你拥有驾驭观念层知识的智慧。

  这三步当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第二步,关于“一手二手知识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使用知识的人”这句话,最容易产生误导的是:忽略了前提。

  无论是一手知识还是二手知识,它有可能有毒,但除了毒性之外它往往也有用。

  就像是人类使用至今的各类药物,我们尽量保留药效,却几乎无法完全消除其毒性和可能的副作用。

  作为一个整体,即便是二手知识或者是坏书,也有其可取之处。

  在外界的毒物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们最需要锻炼的,就是自己鉴别真假好坏的能力。

  所谓碎片化的知识也是如此,如果你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那么所有知识都可以化为你自身体系中的血肉和营养。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哪怕是日夜不停息地“学习”,你获得的也不会是真正的知识养分。

  这一点,想一想你在学校里学的很多知识就知道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检验知识是否靠得住的三步法。

  经济学家周其仁说,我们很多“知识”是不那么靠得住的,比如很多人讲的所谓秘闻,这些秘闻往往无法查证,因此难辨真假。

  周其仁表示,“我自己对没有查证的知识兴趣不大,横竖人家怎么说都可以。”

  我们需要努力让无从查证的东西难以轻易进入自己的头脑。

  周其仁给出了一个方法,“养成一个习惯,所有知识,书上来的也罢,教授讲的也罢,只要记忆好,可以尽收眼底,但把哪个当真,要讲究讲究,查证不了的东西别听了读了就当真,尤其别作为下一个知识的支撑点。宁愿知道自己无知。天下好多知识其实靠不住。”

  要理解世界,简单的做法有三步:明确概念、追根溯源、认识灰度。

为万物命名

  概念是一切的基础。

  我们需要用概念来给事物一个清晰的“位置”,并且将事物归纳分类,用一个个类别来组成更大的概念块。

  比如我们把老虎、孔雀、鳄鱼都归类为“动物”,而“动物”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抽象的人类普遍认可的概念,这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

  抽象事物和定义概念的能力是人类文明的基石。

  只有在脑中对事物形成清晰的概念,我们才有可能接近正确地理解世界。

  概念的形成层层迭进,每一个概念都依赖于更底层或者说更普遍的概念。

  我们需要把概念放进一个最相近的类别当中,找到其与该类别的共同点,又要找出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不同特性。

  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的定义非常经典,他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动物是最贴近人的类别,而理性则是人的特性。

因果律

  我们都知道,万物终有其根源,因果律是我们探索世界的重要依据之一。

  原因往往不仅是A到B,而是一系列的,探寻“为什么”是解决问题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也是最本质的方式,它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

  比如有一些疾病,我们近百年才知道这是某些细菌引起的,于是找到了消除疾病最有效的手段。

  当然,人们并不是知道为什么才能解决问题的。

  知道真正的原因前,我们通过不断试验来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点在心理学实验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原因的种类其实有多种,包括动力、目的、质料和形式。

  比如动力因其实是分为主要原因和工具原因的。

  就像一位画家完成一幅作品,作品的主要原因一定是这位画家,但画家需要通过一定的工具来完成画作,所以他的画笔和其他工具就是作品的工具原因。

  这样描述会非常清晰,不过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加以混淆。

  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我们要知道同样的工具在不同的人手里,必然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同样的一本书在不同的人眼里,必然也会产生不一样的作用,关键在于人而非物品。

  关于根源的探寻,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走得不够远,对原因的探寻也容易半途而废,无法找到真正的根源。

  也许是惰性,也许是缺少一点耐心,我们总是倾向于用一种最快的、一劳永逸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可往往是这样,我们才离真相越来越远。

纯粹的好人

  “灰色地带”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用词,生活中充满了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正确面对它。

  小时候的我们看电视剧总是要先分辨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好人就纯粹地好、坏人就纯粹地坏。

  长大的标志就是渐渐明白,好坏并不存在这么清晰的界限,也不是评价的唯一标准。

  逻辑学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分辨“灰色地带”和“人为灰色地带”。

  事实上,大多数事物还是清晰明确的。

  很多时候出现灰色地带并不是客观的,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清楚,或者说还没有能力看清楚。

  所以对待灰色地带,我的观点是:我们既要承认它的存在,还要明白它的存在有可能是因为事物本身就并不是非黑即白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认知局限,更要明白不要将其放大并认为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貌。

  频繁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往往会让人因为缺乏掌控感而变得沮丧、焦虑和烦躁,在这个时代我们尤其要明白这个道理,并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存。

  用最快的速度随之变化,我们总是能找到一个个细微的确定性的。

  检验知识是否靠得住,我最想说的是:请明确概念、认识灰度,同时,追寻根源,切勿半途而废。

  《自由与多元论》读后感(四):抓住了主线

  读以赛亚伯林札记 伯林说自己的思想有三条线索:英国、犹太与俄国。实际上其中俄国部分给他的最少,基本上停留在记忆和俄语的层面;20世纪犹太血统让他拥有民族主义的热情,并且影响到其多元框架下对民族的思考,虽然大部分时候他是英国式的冷静、幽默。另外,他是英国式学者还有一个证据,他并非一个体系的构筑者或激烈的批判者,而是一个睿智的评论家,富有思想上的敏锐与情趣。从反面也可以指责他的思想有些杂乱无章,人们不得不从一系列文章乃至广播稿中寻求其真意。更深一层的说,他无法建筑起完整的、包罗万象的解释体系,如同他不喜欢的Hegel或卡马那样,这既是英国风格,也是自由派思想家的特性,他们历来在智性上(至少似乎)显得更加肤浅凌乱,无法提供(无论是懒惰者还是注重精神的人)思想归宿。 作为浸淫在英国氛围里的思想家,伯林对法国启蒙的思想传统并没有太大的亲和感。所以他的《启蒙的时代》大部分内容叙述的都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而不是法国的启蒙派(伏尔泰与拉美特利都仅仅占了几页),伯林自己是这个传统的后人,而没有走到艾耶尔一系有些过分的实证派去。这些经验主义哲学,从洛克经过贝克莱到达休谟,实际上日益把理性的专横肢解了。他们从认识论出发,回应了当时的信念,这种信念主要由牛顿引起,也就是把世界装在一个精确的物理框架里。其哲学上的代表则是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的理性主义。 伯林对休谟的思想报以同情与赞扬。不过休谟--作为英国绅士的典范,温和而肥胖,带有同情心的幽默感与讽刺力--却也成为哈曼的武器。哈曼是“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之一。伯林对启蒙的反面加以关注,在《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里论述了三位反启蒙的思想家:哈曼、赫尔德与维柯。维柯区分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后者被认为不能使用前者的方法来研究,而这正表达了伯林对启蒙运动的不满。他被认为是一个被遗忘的先知,在死后很久才被重新发掘。相比之下,哈曼与赫尔德是启蒙时代的人,对于启蒙有体认,其反启蒙思想也更有影响。哈曼是康德的同事,却不认同他的观点,与注重理性的康德不同,哈曼从根本上反对理性的作用,相反,在他看来,唯有信仰上帝、直接感应上帝才是正途。他对启蒙者不屑一顾,运用休谟的思想去颠覆现代思想。现代思想的一个源泉是笛卡尔,他提出通过演绎推理可以从先验的源泉获得关于现实的知识是可能的。然而休谟颠覆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从一个事实无法推导出另外的事实,必然性只是逻辑的象征性的关系而非真实的。所以,一切知识实际上都归于信仰。休谟无疑是投下了重磅的思想炸弹,他本人倾向于不可知论,康德为了回应他的命题构建了哲学大厦 ,而哈曼用它作为打击现代思想的武器。他不认为理性能够和信仰对立,更不可能用理性代替信仰;相反,理性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所以,智慧不是来自于理性和科学,而是来自于信仰与生命。他毁弃了一切哲学乃至神学的理性建构起来的大厦而通过直接经验面对上帝。哈曼认为一切体系都只是所谓理性的辉煌的虚构,试图完成普遍性的一统,然而现实却是多样的,并不能被逻辑锢制。一切理性所假设的普遍性与连续性都不能自己成立,而必须依赖于上帝。在政治上这反映为对自然法观念的反对,因为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信仰之上。自然法不过是后人的虚构,真正重要的则是过去,因为现在依赖于信仰,而信仰来自过往。由此哈曼捍卫古代的制度与惯例来反对普遍的确定的没有变化的“自然体系”,他认为这是对灵魂的保卫。哈曼又相当重视语言,因为语言就是思想;他认为一切思想必然是象征性的,不可能脱离语言。然而,来自于激情的意向优先于词语,所以,思想依旧是来自于激情--实际上就是来自信仰。这种观念加强了他的神学,因为现在可以把一切思想归于神的语言了。 哈曼并不特别为人重视,他虽然相当富于天才与吸引力,却太过异端,不足以引领潮流。在这个方面他无法与赫尔德相比,因为赫尔德开启了民族主义的潮流。赫尔德鼓吹语言的重要性,并且强调每个族群的特异;他认为不同的族群与文化不可能在一杆秤上称量。不过他并非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其后辈费希特似乎就有这样的倾向。以伯林的观点看,赫尔德主张的是多元而不是相对,而且赫尔德承认多种文化特质的事实,并且并不认为应该予以强制的改变。无论哈曼、赫尔德,抑或更早也更富有预见性、拒绝任何永恒普遍法则的维柯,他们之所以被伯林放在一起讨论,盖因他们反对启蒙运动中一元化的思想,这一种思想--对于这个世界有一唯一的解答--被伯林认为深刻的植根于西方思想源流之中,而在启蒙运动过分乐观的理性主义中又得到了发扬,尤其是在于由自然到人文、社会的普及化使得人们的思想走向了一元化与决定论。因此他甚至愿意以某种同情的笔触,写到迈斯特等被视为极其反动的人物,他们被认为是反一元的重要思想家。 当然,启蒙中对自由的张扬,并未受到伯林彻底的否定,毋宁说伯林试图“正本清源”,把一部分思想家从自由的谱系里去除掉。著名的《自由及其背叛》就是一部这样的批判性作品,围绕自由做了思想与思想史双重的辨析。事实上,这起源于他对Stalin的批判;然而随后他认为钢人的反自由却与号称“自由世界”的西方存在部分共同的思想源流,因此他并未停留在简单的道德批判上而是做了梳理工作。最明显的敌人是迈斯特这样公开的“反动分子”,号召黑暗的血与刽子手意向,实际上,他却是十分超前的,他对理性脆弱性的批判与因此对传统、秩序以及相应的国与王的呼唤构成了法西斯的不受发现的先知书。而第二类则是启蒙派里的自由赞美者,然而爱尔维修通过把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上升为唯一的法则,而把自由用幸福扼杀了;伯林在这里看到的是技术-福利统治的先知。比他更有魅力的是圣西门,他鼓吹技术、发明与进步;这些事物与能创造它们的新精英将带来计划好的效率与人道的社会。自由同样被窒息了,并且比爱尔维修世界显得更加美好。伯林最为着重指出的乃是“敌自由”,他们直接宣扬自由,却“逆转主题”而把它陷于反面,激进的卢梭被视为一个代表人物,虽然自由被视为不可让渡的绝对价值,但是定义却变成了社会合作与正当行动,以至于出现了“强迫自由”,因为自由被视为根据道德和真我引导自己的能力--并且因此在政治上体现为对公意(主权者共同意志)的服从,从而被伯林视为一种奴役(伯林对卢梭似乎存在一定的误读)。费希特则把这个比当下的我们更高的真实自我从Kant的普世道德换成了德意志民族。黑格尔进一步把民族的命运或者共同的意志上升为世界精神与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从而使自由变成了对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强权的顺从。虽然即使伯林的支持者也认为这样的解读是有简化的嫌疑的,不够精深微妙,但却也是富有洞见和说服力的。无疑,这里引出伯林在理论上的著名成就,即对自由的两种概念的区分--积极与消极自由。《两种自由概念》时常被简化的利用或攻击。不过,确实可以概括的说,消极自由乃在于“一个人能够不受他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而积极自由来自“个体成为自己主人的欲望”。虽然这两个概念并非穷尽了所有自由概念,不过确实是较为重要的用法。伯林并未宣称积极自由是坏的,相反,他支持接近其个人主义的积极自由;然而积极自由蕴含的观点,即自由来自于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情况却使得它能够迅速的滑向对自我的抛弃与对所谓的真正自我,或者历史、理性等等“myth”的服从,这样,自由就被逆转为奴役了。相反,作为以不受阻碍为定义的消极自由,则不易发生这样的逆转。虽然这样对于个人自主式的积极自由过于严苛,但伯林的主张“自由就是自由,不是知识,也不是对历史的服从”依然值得我们铭记,换言之,自由是一种独立的价值,而不是一种附属物;因此他不能接受自由被代换或者决定的情况。 伯林相当坚决的反对决定论,与其说出自历史家的事实视角,不若说是来自其价值判断。他认为决定论是反道德的,因为决定中道德这一仰赖于自由选择的范畴就被取消了。他不相信科学主义里人类能够被还原为简单的法则组来决定,也不相信人类是浪漫主义一般出自一种“本己自我”。他捍卫人的自由与人本身,宣称:“自由的本质一直在于根据你的意愿去选择的能力”,关键在于选择“不受强制,不受胁迫,没有被一个庞大的制度所吞噬”而是“一切只因为它们是你的信念”。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它,就没有任何种类的自由,甚至是自由的幻像”。 伯林的多元论是指价值而言的,虽然他主张存在一些普世性的善,然而,价值中至少有许多种的基本价值,不能被还原为任何其他价值,而且基本价值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并且,伯林宣布,这些基本价值是不可通约的,或者是同等终极的,这使得相互冲突不能用一个高低排序表加以解决。伯林的目的乃在于导向对一元论--他坚决认为是专制源泉的想法--的反对,然而这也使得自由主义--虽然确实较为温和宽容--难以被确立起来。伯林似乎并未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而相对主义足可导致一种敌对,某种意义上讲,民族主义就是这种相对主义的产物。伯林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事实上,它成为了令马祖师的决定论失败的一种力量,并且促成了犹太人的复苏。然而它也与灾难联系在一起。伯林的难题是如何在不违反其多元论理论的前提下把它归到一个轨道中,但这似乎难以做到。 一个思想现象是,对许多自由主义者而言,伯林被视为20世纪主要的两个自由派思想家之一,与哈耶克同列。事实上,两人都强调对基本的且较为谦卑简单的自由概念的捍卫,并且都反对启蒙运动中的一元论(或者以哈式叫法,唯理主义),然而两人并不相同。伯林对哈耶克并不特别有好感,并且反对右翼的放任主义,他对把积极与消极自由理论简单的套用到主要是社科层面的哈耶克理论,作为其哲学的依据的做法并不满意。而哈耶克也并不感受到伯林对他的任何影响与启发。伯林试图批判的是一种一元论的传统,而哈耶克攻击的乃是理性的僭妄;虽然由于历史巧合,启蒙以来的部分传统恰好同时暴露在他们的火力下,但这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伯林在意的是价值、思想、意识形态,而哈耶克试图捍卫作为“自发秩序”的市场。伯林把哈耶克归于极端的右翼放任自由主义者之列,这令其波兰对话者有点失望,她试图把两人的思想合流。无疑,对于英国人来说,伯林的思想更加温和(也收到了许多反对),而哈耶克太偏激了;但是对东欧人来说,伯林显得是一位杰出但隔膜的自由思想家,哈耶克却如同先知。

  可惜没有分析其思想史的细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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