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一言止杀”考读后感1000字
《丘处机“一言止杀”考》是一本由杨讷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丘处机“一言止杀”考》精选点评：
●犀利、痛快，抽丝剥茧，看起来很多全真教研究者完全民科的样子啊……
●犹如玩弄小鸡一般，嘲讽、鞭挞《全真七子》某章的作者，真是太有趣了。不同量级的打斗，产生出奇特的喜剧效果。
●小开本，不厚，握持感好极了，行文舒畅，论证明快，所以，再有人问：丘处机一言止杀了吗？答：没有，今天放假。。。
●纯文献考证。说明非但丘处机丘处机不曾向成吉思汗劝谏少杀戮，更说明全真教自王重阳以下，积极依附金元统治者，在民族矛盾尖锐之际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又不必说全真教领袖炫耀方技，后代道教徒篡改文献，粉饰先师。惟有第二篇考证中有些条目，证据略显薄弱，因与主旨关系不大，无妨大雅。至于老校长的失误，不知是技术原因，还是有意为之呢？
●19024.读完去孔网买了一本《元史论集》。
●幻灭。
●杨讷的书读着真是痛快。书当快意读易尽。
●反“信仰主义”。
●主要记在丘楚机根本没有止杀，相反拍大汗马屁说他是主持天罚，并建议成立傀儡政权为蒙古卖命。蒙古实行降者免抗者杀政策一直未变，相反全真教和白云观一样，是依附强权做傀儡为蒙古卖命出力而趁机做大，那么皇汉嘴里的国教道教也就成了他们嘴里的汉奸教而已
●熬夜看完，合书已2点半也。 全程读得很过瘾，很久没有如此酣畅淋漓过了。 杨讷先生指名道姓的吊打这些古今“牛鼻子老道”徒子徒孙给丘处机“贴金”的谎言，然后逐个击破，尤其是吊打赵卫东，打得他狗急跳墙，语无伦次。 但是比当时的耶律楚材写《西游录》怼丘处机要柔和的多了。哈哈哈。
《丘处机“一言止杀”考》读后感(一)：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丘处机辞去了宋、金国主的邀请，而深思熟虑，以74岁的高龄去西域，在大营中面见成吉思汗讨论修道。
三次面见，在文献中的记载，都可以说是他策略的实施成功。他不仅赢得了成吉思汗的信任，而且最终获得了虎符金牌，并且对很多异教徒包括儒家进行了保护。
如果以史学家对史实的苛求来考证这个过程，并且对史实进行精准的评述，我认为都是极为恰当的。但如果要综合考虑这件事情，就如果邱道长说话直率不能够得到成吉思汗的信用，并且最后像真实的历史发生的那样，成吉思汗勒令不许屠城，那么我们就不能得到一个历史人物，包括一代教主，掌教真人的丘处机。
也就不能理解，在当时大兵压境，四处血腥都是屠城，包括上帝之鞭挥到全世界，在那样的危机的情况下，一个宗教人士顶挺身而出，减少杀戮的发生。
164页韩儒林先生说叙述到，1226年蒙古军渡河消灭西夏军，杀死无数，尸体堆积如山。随后成吉思汗到盐州川驻冬，蒙古军在盐州一带肆行杀虐，居民有的打土洞石洞避兵，得免于难者，百无一二。
这就是当时历史的实况。所以丘处机会按照成吉思汗的旨谕，对于汉人进行劝降，对于很多汉人城池首领进行劝服劝降。
《丘处机“一言止杀”考》读后感(二)：五星
老先生真扒皮大师。上次把刘伯温扒了个体无完肤，这次对上全真教。这书概括起来14个字，“满嘴谎言丘处机，欺世盗名全真教”。这书分三个部分，第一篇考证前七个字——全真教一直宣传成吉思汗在丘处机的感召下放下屠刀，其实没有的事。第二篇考证后七个字——全真教为抬高自己编故事生造历史。第三篇是文化人吵架典范，有学者发文反驳老先生前面两篇说的不对，老先生第三篇有理有据的指着鼻子骂，我不跟你商榷，我就要批判你，你们齐鲁大学为了抬高你们山东宗教，不顾历史只靠臆想弄出来骗经费的玩意好意思吗？
别的文化人吵架都是绕着弯子，冷嘲热讽，不戳破脸皮。老先生的文风不这样，他冷嘲热讽阴阳怪气有——全真教喜欢吹嘘自己有神功，他们的祖传功夫是“入梦”，这门神技特别列害，一个人自己就能完成，他就说他梦到了，别人怎么反驳？可是被誉为邱祖的丘处机从不吹嘘自己有这个神力，是他不信方术吗？不是的，因为他有更列害的，他说他自己四十年不睡觉。都不睡觉了，怎么入梦呢？。
老先生直插双目也有——行文中经常出现“屁话，鬼话，什么货色”这类言辞，第三篇与齐鲁大学直接对线时，更是火力全开，毫不留情，痛打落水狗的架势。有理有据的骂人真是太好看了～尖锐的讽刺时常让我爆笑不已～
老先生的两本史学扒皮著作是我的快乐源泉，堪称大笑话集。
书四星，为老先生加一星。
全真教的人和齐鲁的人有不满意别来找我，请去找杨讷老先生直接对线～
《丘处机“一言止杀”考》读后感(三)：是时候杀一杀这帮“全假派”伪道士的威风了
终南山，重阳宫大殿内，光线昏暗，气氛紧张
赵志敬：拜见师尊。大事不妙。咱们全真派大难临头了。
丘处机：你还有脸见我，哼。听说你下山当了教授，混得风生水起，眼里还看得上我这师傅吗？
赵志敬：弟子当年下山凭借全真派威名混入山东武林大学任教，聚拢了五湖四海的同道之士编写了本《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一来是为了颂扬我教神威，二来是赚点朝廷的专项经费，三来助我登上教授宝座，此乃一举三得之好事。前段时间，不知道杨过从哪读到这本书后，公然写文章质疑师尊“一言止杀”的圣举乃子虚乌有。弟子气不过，在《神雕日报》登文辩论，以正视听。本来以为杨过会知难而退，谁知他根本不懂江湖潜规则，还借着弟子的言语疏漏，顺藤摸瓜，将尹志平师弟当年骗奸小龙女的丑事也挖出来了。现在武林舆论纷纷，都是冲着我们全真派来的。
丘处机：都是你这狗东西惹的祸。当年你陷害同门，勾结蒙古人，被逐出师门，下山还打着为师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要不是考虑到此事不能声张，需顾及全真教的声誉，早就一剑把你杀了。
赵志敬：弟子知罪。可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可杨过这次是冲着师傅您和全真教来的。
丘处机：咱们全真教这条破船哪里还经得起折腾。朝廷监察委刚刚才调查完你师祖王重阳将公款修建的终南山密室私自拨给情妇林朝英居住的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赵志敬：这如何是好。
丘处机：无上太乙救苦天尊……
杨讷先生向来是依材料说话的，不光要骂你王八蛋，还要证明你是王八蛋。其逻辑清晰，驳斥角度刁钻，够这帮既做假教授又当伪道士，白天当贞妇，晚上当婊子的两面人喝一壶了。这帮孙子真是又坏又蠢，世道变幻，人心不古。各位看官你们说呢？
《丘处机“一言止杀”考》读后感(四)：丘处机一言止杀了吗?
书评作者是我。发于《上海书评》
大多数人对全真教的了解，来自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及《神雕侠侣》。小说中的全真教基本持汉族中心主义思想，或者说以宋廷为正统，政治态度与蒙古高度对立。全真教掌教王重阳为坚持抗金，不惜与恋人林朝英决裂。而王重阳之后的掌教丘处机则对成吉思汗养生劝诫，著名的“一言止杀”故事即包含在内。通过小说的渲染，丘处机的侠义形象深入人心。 真实的丘处机是怎样的呢？杨讷先生的《丘处机“一言止杀”考》给出了不同的认识。他认为，一言止杀之事出自全真教后辈的杜撰，目的在于塑造丘处机高大的宗教家形象，因为在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之后，未有证据显示他收敛杀心、减少杀戮。在政治态度及行为上，丘处机也没有丝毫表现出对宋朝的忠心，甚至持相反立场。他一心要扩大全真教的社会影响、提高全真教的政治地位，不可能向成吉思汗建言止杀。 “一言止杀”故事的形成 杨先生是研究元史的学者，立论自非无据。他的重要理由是，最早记录丘处机向成吉思汗建言的文献——即李志常编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记录的《玄风庆会录》及其所撰《西游录》——之中，并无丘建言止杀的记载。甚至在见完丘处机之后的1226年，成吉思汗因恨肃州军民久抗不降，在攻克肃州后便下令屠城，仅一百零六户免于劫难（《元史》卷一二二）。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逝前嘱咐，中兴府出降之日，须将西夏国主与城中居民全部杀尽（《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页353）。而最初记载一言止杀故事的文献，是全真弟子姬志真的《长春真人成道碑》，立碑时间在窝阔台统治时期，离丘处机进言的时间已过去十几年。不仅如此，杨先生还举出丘处机帮助金廷镇压汉人，为成吉思汗统治汉人出谋划策、招降汉人的史料记载，展现了另外一个形象的全真教主。 杨先生的辨伪文字，最初是针对国内全真教学者赵卫东在《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中讨论丘处机的篇章。《丘处机“一言止杀”考》一书，属于辩论后结集的作品。文章发表后，赵卫东先生写了一篇《丘处机“一言止杀”辨正》（收入《金元全真道教史论》）回应。 赵先生的意见是，之所以《长春真人西游记》没有记录这一故事，是因为成吉思汗曾下旨要求讲道内容“勿泄于外”，而耶律楚材作为全真教的反对者没有如实记录。不过，赵先生始终没有拿出有力证据证实此事，仅从丘处机的宗教思想以及丘处机参与过的一些止杀事件来推断止杀属实。 此后，杨先生继续辨伪，先后发了三篇文章。他选取的角度颇为值得注意，即如何看待宗教家或信仰者的思想与行为。杨先生对宗教家的神迹持怀疑态度，显然持无神论者立场。全真教的文献资料较多，其中对神迹的过分渲染引起了他的关注。他在书中为此专辟一章《早期全真道与方技的关系及其他》，看似与他所论述的题目没有直接关系，实则不然。 全真教的神迹，从《终南山神仙重阳子王真人全真教主碑》宣传王重阳“神通应物”，到《终南山重阳真人仙迹记》告诫徒众“无溺于方技”的重要转变，显示了全真教教门水平的提高。杨先生认为，由于方技接近巫术，为文化水平较高、发展较成熟的教门所不取，但在弃旧更新之后，短时间并无可替代者，因此，一面勾去“出神入梦”，一面又申说“魂交梦警”——《仙迹记》巧妙地将方技归于王重阳的“权智”，并且认为，权智的功效之一，就是以目的之正当来为手段之不正当辩护。后来尹志平提倡“行教须用权”的思想颇受推崇，“一言止杀”这个流传最久的故事，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杨认为这并不是凭空而起，而是具有宗教史的一般特征，先是口耳相传，进而形诸文字。 1233年，元好问在金都汴京经历了崔立之变。大将崔立诛杀守将，投降蒙古，因为蒙古“顺者不诛，降城获免”的政策，汴京得免屠城。一年之后，元好问写了一篇《清真观记》，其中说：“丘往赴龙庭，亿兆之命悬于好生恶死之一言，诚有之，则虽冯灜王（冯道）之对辽主不是过。”作为亲历者，元好问当然知道“顺者不诛，降城获免”的事实，但是未必知道政策的由来，当时社会应已有丘处机一言止杀的传闻，也才会有元好问“诚有之”的假设。 这一故事到了《成道碑》方见文字记载，而比《成道碑》晚几年的《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1241年）已完全不顾《庆会录》与《西游记》的记录，言之凿凿地说，成吉思汗“每日召见”丘处机，丘“即劝之少杀戮”，并借他人之口夸赞丘处机：“幸我长春丘仙翁应诏而起，一见而龙颜稍霁，再奏而天意渐回。诏顺命者不诛，许降城而免死。四百州半获安生，数万里率皆受赐。所谓展臂拒摧峰之岳，横身遮溃岸之河。救生灵于鼎镬之中，夺性命于刀锯之下。”后来较为重要的全真文献《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又有了新的变化，增补了两个故事，都不见出处。 客观性的缺失 事实上，关于丘处机这位全真宗师，前人早有研究。前有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后有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姚从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1949年之后的学者论文专著更多，而前三位学者的研究，几乎成为全真教历史研究不能忽视的讨论前提。从杨先生对他们的研究的批评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杨先生的立场与方法意识。而不同学者眼中不同的全真宗师形象，也得以清晰呈现。在杨先生看来，先入为主的意识对事实判断的影响，对宗教信仰者而言尤为明显。 就宗教“事实”来说，多数学者都不会采信全真教祖师碑所载王重阳“甘河遇仙”的故事，同样，对王重阳所声称的全真丹法与吕洞宾的内丹丹法的传承关系也不会轻信，而是着重于从思想史角度展开辨析。不过对信仰者而言，这些“非客观的事实”却是毋庸置疑的真实存在，个中理由，程乐松先生在其《身体、不死与神秘主义——道教信仰的观念史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页92）中说得很明确： 道教信仰有独特的神圣历史观念和叙述模式，这一叙述模式的根本动因是以谱系建构的方式确认道义、修炼技术或经典文献的神圣性及真实性，换言之，通过神圣历史的叙述完成信仰的确认。 同时，程先生也指出，在道教史的研究中直接采纳道教经典文献的叙述，会造成客观性的缺失。而杨讷先生的著作，正是对宗教史研究中客观性缺失的批评。 陈铭珪所著《全真道教源流》首当其冲。陈铭珪（1824-1881），字京瑜，广东东莞人，晚清岭南著名全真教龙门派道士，入道后得派名教友，所著《全真道教源流》详尽考察了全真教龙门派五百年的历史源流，其中明确地记录了“神异之迹”：“若夫诸师神异之迹，皆当时士大夫所称述，兹亦录之。” 然而，早已有人怀疑全真教的神异之事，王昶就在《金石萃编》（成书于嘉庆十年，即1805年）中指出，《教主碑》中的神异故事实不可信：“叙重阳子示现神异之迹，大都皆本其法孙所陈事实，多羽流夸诞之词，不足深论。” 对此，陈铭珪举出了王重阳与弟子之一——七真王处一的故事来反驳。故事说，王重阳与弟子某日在龙泉，王的伞突然飞起，在空中盘旋，并多次指示他们该去的地方，后来这把伞坠落在王处一的住宅之前，于是王重阳将伞上所书的“全阳子”作为道号封给王处一。这则故事见载于丘处机所著《磻溪集》，而编《教主碑》的人都是丘处机的弟子，既有文献记录，又经师徒口耳相传，因此陈明珪认为“不尽诬也”。这无疑是说，此事既经丘处机记录，则必然为真。 陈铭珪为王处一所做的辩护，则更能体现他的态度。对王处一“七岁死而复生，由是若知死生说”（《王玉阳道行碑》）的传说，陈引了《列子·周穆王》中老成子学幻于尹文的寓言，认为既然老成子能够“存亡自在，憣校四时”，王处一的“死而复生”也就真有其事，而对王处一“俯大壑，一足跂立”的传说，则引了《庄子·田子方》中伯昏无人“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作为于古有征的例证。 因此之故，陈铭珪基于信仰立场而笃信“止杀”实有，也就不难理解了。他认为《西游记》之所以不载止杀，是因为丘处机“不言温树”（即不言宫禁中事，出自《汉书·孔光传》），并且试图用后起元代人的文集和《元史》来证明止杀属实。杨讷先生的意见是：如果陈铭珪提出此记出于长春（丘处机）随行弟子之手，成书早而言最详，却不见长春建言止杀，《元史》及它书所载究有何据，答案自会不同。 出于同样的理由，陈铭珪笃信王重阳年轻时曾应宋朝的科举，宋亡以后因激愤而“害风”、“佯狂”、“日酐于酒”，称其为“有宋之忠义”。事实上，王重阳曾明确提及“道门好入时时重，王法须遵可可奢”（《重阳全真集·吃酒赌钱》），“遵隆国法行思义，谨守军门护甲戈”（《重阳全真集·赠侄》），这里的“王法”、“国法”，显然都属于金朝。创教后的王重阳认同金廷统治的事实，直接遭到了无视。 立场和情绪对研究的阻碍 杨讷先生对陈垣与姚从吾的批评，则着眼于政治立场和民族情绪对全真教研究的阻碍。 陈垣先生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时正值抗战，他对丘处机大加称赏：“丘处机之止杀，岂非泽及天下乎”，“处机诚有功于民矣”，以古事而抒今情的目的十分明显。他部分接受了陈铭珪的观点，将王重阳归为“汴宋遗民”，认为王“义不仕金，系之以宋，从其志也”。事实上，现代学者（如郭旃《全真道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郑素春《全真教与大蒙古国帝室》）对王重阳政治态度的辨析颇多，无论“乘时或割据”说还是“与金兵抗”说，都是难以成立的。 至于“遗民”说，杨先生的批评主要在两个方面。对“全真不尚符篆烧炼，而以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此遗民态度也”，杨先生以为，遗民态度与“不尚符箓烧炼”没有内在关联，后者只能说明宗教行为，不能表现政治立场。按照陈垣先生的观点，如果“不尚符篆烧炼”就算遗民的话，那么，崇尚符箓烧炼的大道教、太一教何以与全真教一样，都被视为持遗民态度呢？对陈垣先生把全真整个教门视为遗民的观点，杨先生的批评则尤为激烈。事实上，大定、承安年间，王处一、丘处机、刘处玄先后接受金世宗、章宗的召见，世宗死后，丘处机还以方外身份“重念皇恩”，“谨缀《挽词》一首”（《磻溪集》卷三）。这也成为杨先生批评某些道教史学者“罗织证据”、“无视反面证据”的诱因。 陈先生因观念先入为主而论断多有矛盾，杨先生举证较多，这里不再罗列。结合抗战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何接受止杀之说。 姚从吾先生在多数观点上都追随陈铭珪，但是不承认王重阳的神异故事，“至于他（即王重阳）的仙迹和全真教的道统，在我们看起来，都是后人的追赠与附会”。杨先生指出，就“道统”而言，王重阳早已提及自己同钟立权、吕洞宾、刘海蟾的关系：“汉正阳兮为的祖，唐纯阳兮做师父，燕国海蟾是叔主，终南重阳兮弟子聚，为弟子，便归依，侍奉三师合圣机。”（《王重阳集·了了歌》）至于仙迹之事，也有大量记载，“神通应物”本来就是传道的工具。他之所以如此剪裁史料，目的在于将全真教抬升为民族救星。在《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中，姚先生说“金朝是异族侵入中国……创立全真教的王喆（即王重阳）、丘处机，不但不是贤者避世，而且有反抗异族，保全汉族文化的积极行为”，丘处机被直接捧到了“万民的生佛，民族的救星”的高度。 然而，姚先生苦心孤诣为丘处机打造的这一“人设”，在史实面前却难以立足，因为丘处机既帮助金廷平息过山东的红祅军起义，也曾为成吉思汗招降过汉地民众。从汉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丘处机不仅与外族合作，而且是“双料汉奸”。杨先生的点评是，出现这样的问题，虽非姚先生的本意，却由姚先生所肇端。 至于“一言止杀”，姚先生不仅充分肯定，甚至不惜夸大其词，说“成吉思汗父子的凶悍，更甚于耶律阿保机与耶律德光”，听罢丘处机止杀之言，“久征惯战的蒙古可汗，至此已经是六十以上的老翁，喜闻养生之道，乐听信好生止杀之劝，优势罢兵，班师东归，应当也是近情理的”。对此，杨先生发问说：既然成吉思汗乐听好生止杀之劝，为何丘处机当年不劝成吉思汗撤出汉地北归呢？这种叙事，显然说不通。 那么，赵卫东先生的立场在哪里呢？杨讷先生直指赵先生因宗教信仰而失去客观研究态度，虽然在赵先生的辨正文章中，尚未看到明显痕迹，但他却相信《金莲正宗记》卷五《玉阳王真人》的神异描述：“适大定戊申岁……使以为先生非真仙也，鸩酒可以验之，上以为然，乃赐之三杯……终莫能害，上乃惊谢赐之……”（见《金世宗两次召见王处一》，收入《金元全真道教史论》）所持信仰者立场已显露无疑。 信仰在研究中的意义 当然，我们也可以向杨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信仰”在道教史分析中是否有独立的意义？道教信仰固然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加以解释，但是诸如宗教观念（或体验）对信徒外在行为的影响，是否可以完全得以说明，恐怕并不容易。难以权衡的变量正是宗教史研究的困难所在，学者不容易辨析道教徒的行为是出于政治利益/个人利益，还是受到宗教观念/体验的影响。由于缺乏明确的依据，两者的界限也难厘定清楚。 比如，杨先生曾引了一段《玄风庆会录》所载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劝道言论： 昔宋上皇（宋徽宗）本天人也，有神仙林灵素者，携之神游上天，入所居宫，题其额曰神霄。不饥不渴，不寒不暑，逍遥无事，快乐自在。欲久居之，无复往人间意。林灵素劝之曰：陛下天命入世，有天子功限未毕，岂得居此，遂下人间。自后女真国兴，太祖皇帝将厌世。天虏上皇北归，久而老死于上京，由是知上天之乐，何啻万倍人间。又知因缘未终，岂能遽然而归也。 杨先生认为，这是丘处机蓄意欺骗成吉思汗，因为宋徽宗与林灵素“一个是佞道昏君，一个是道门骗子，祸国殃民，为世人痛恶。金元有识之士多有抨击，丘处机不会不知”。可是，既然杨先生认为，陈铭珪是出于宗教信仰而笃信王处一的种种神迹，那么，丘处机为什么不可以出于宗教信仰而对宋徽宗这段神异之事信以为真呢？更进一步地说，如果宋徽宗因道教误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丘处机以此向成吉思汗劝道，不仅难以奏效，反而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他又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 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应该是，关于北宋灭亡的原因，当时存在着多种解释，丘处机并不认为北宋灭亡源于徽宗佞道，因此才会以神异之事向成吉思汗劝言，而不必担心当场“穿帮”。在没有绝对实证的情况下，多样化的解读是很难一一驳倒的。 丘处机的多种形象 其实，丘处机的形象不止文章中所提到的“大宗师”、“遗民”与“民族救星”。唐代剑先生在《王喆·丘处机评传》中提到，明以后的太监甚至将丘处机作为行业神加以崇拜。这可能与尹志平的记载有关，《清和尹真人语录》中说：丘处机在磻溪、龙门修炼期间，为除去阴魔、炼心去欲，曾自行阉割，差点死去。 唐先生在书中举了不少例子，如元人刘志玄《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描述的丘处机像白皙无须，明人王世贞也说白云观中的“长春真人像白皙，然肤理羧皱，无须，若阉宦然”（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也许这就是后人加工故事的原型。 而陆文量对“阉九会”更有详细叙述：“元太祖以宫嫱赐丘长春，逼使污之，长春乃自刃其势，以誓不得诬。……曰阉九会。都穆记载：元太祖尊礼丘长春，欲妻以公主，遂自腐以告绝，其日乃十月九日，京师谓之阉九为会其盛。”（《菽园杂记》）相关资料很是丰富，完全可以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题目。各种立场的研究碰撞，或可增进我们对丘处机乃至对道教史的理解。